莆田市图书馆

“五·一六通知”，即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知的主要内容是批判“二月提纲”，成立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布置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的起点，也是中国十年内乱的导火索。
  “五·一六通知”下发之后，素有“文献名邦”之称的莆田县对此反应强烈。1966年5月23日，莆田县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五·一六”通知和省委会议精神。同月28日，莆田县委又召开了17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随后，为了大张旗鼓地开展“反修防修”、“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莆田县委又于同月29日召开了有各公社（镇）党委书记参加的干部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五·一六通知”，学习上海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解放军报社论等有关文件，以统一干部的思想认识，布置“文化大革命”工作。同时，为了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莆田县委还抽调县委领导、机关科局长等60多人组成的工作队，进驻文教系统，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6月初，莆田县委确定了9个中学、2个剧团为试点，每个单位派工作组3至5人，以点带面，指导各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从而揭开了莆田县“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序幕。
  然而“文革”初期，人们对整个运动的发展趋势还比较迷茫。因此，莆田县委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宣传贯彻“五·一六通知”精神。1966年6月3日，莆田县委又召开了县委常委、县人委委员、各公社、镇党委书记会议。莆田县委书记根据常委会的决议，进一步布置了“文化大革命”的步骤和方法，要求各公社、镇要深入领会“五·一六通知”精神，在文化界迅速掀起一个“文化大革命”高潮。6月5日至7日，各公社党委根据县委决定，普遍召开党委委员会议，研究本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会后，各公社又马上召开各大队主干、工作组、机关单位、学校负责人会议，组织学习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布置本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与此同时，莆田县委还组织了，21支“文革”工作队，计147人（其中机关干部105人、部队42人），于6月5日分别进驻各中学、医院、剧团和宣传、卫生、文化团体等单位。6月10日，县委书记代表莆田县委到莆田一中和五中宣布：学校党支部无权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文革”的一切领导权归工作队，从而使“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行为“合法化”。6月中旬，莆田第一张大字报——《莆田五中“三家村”》出现在五中的学习栏中，将学校领导打成“资产阶级权威代表”。这张大字报起了莆田大字报之头，几天之内，各学校和文艺团体的大院内大字报铺天盖地，比比皆是。同时，各校学生还勒令学校领导出来看大字报，接受学生批判并表态，但大多数学校领导并不接受学生的批评。于是，开始出现给学校领导戴高帽、抹黑脸、开批判会，甚至殴打等现象。从此，学校正常的教育秩序被破坏，开始出现混乱局面。
  “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在各级领导屡屡加压之下进行的。6月中旬，福建省委又召开“文革”工作会议，莆田县委根据省委工作会议精神，决定在农村广泛深入地开展大宣传、大发动、大暴露、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以破当头、立在其中、彻底破除封建迷信、摧毁封建残余势力。所以，从6月下旬开始，在莆田县委的统一布置下，在“文革”工作组的领导发动下，全县纷纷出现“破旧立新”的大字报，仅一个月时间，全县共贴出大字报20多万张。同时，为了开展“破旧立新”运动，莆田一中学生首先发起成立了“东海前线红卫兵”组织，并提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从此，兴化大地卷起一股势不可挡的“大破大立”浪潮，大量的文物被破坏，许多名胜古迹毁于一旦。如湄洲妈祖庙、新县的夹漈草堂、黄石江东的梅妃宫、城关十字街明朝建造的“大宗伯”、“大司马”等六座石坊、在东南亚和日本等有影响的东岩山林龙江祠堂、城关纪念唐末郑露“开蒲来学”的木坊、城关文峰宫后侧的石塔、莆田广化寺的佛经、万寿庵元朝塑造的石佛像，宋朝建造的城郊延寿桥、木兰溪畔的石狮、延寿南宋大诗人刘克庄的坟墓、古代历朝县衙门等均不同程度被毁坏。据1966年7月3日工作简报统计，在“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中，全县城乡共贴出大字报27万多张，砸毁菩萨15900多尊，打掉“土地庙”290多座，烧毁“黄色”书籍156200多本，古书23400多本，“反动书籍”365本，迷信品4470项。“破四旧、立四新”运动是莆田有史以来对文物、名胜古迹、书籍破坏性最大的一次，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尽管“文革”的浪潮一开始就来势迅猛，席卷城乡，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莆田县委又于7月14日成立了“中共莆田县委社会主义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县委领导、机关部门负责人共43人组成，以统一领导全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文革”小组一成立，马上宣布各完全中学、专业学校学生不能放假，全部留校，继续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时，为了使“文革”运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莆田县委又于7月30日开始分期分批举办训练班，参加的人员有工作队队长、队员（材料员）等。第一期培训80人，通过培训，统一思想，统一步骤，以指导各公社的“文革”运动。然而，随着各单位红卫兵组织的建立，工作队的作用日益削弱，中央文革小组也认为工作队执行的是资产阶级路线，终于1966年8月底将工作队全部撤回，由各单位的红卫兵组织自行开展活动，进行“文化革命”。
  工作队撤离之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进入无政府状态。9月5日，城区的红卫兵开始冲击县人委会，掀斗“走资派”。面对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莆田县委被迫表态，发出《关于“炮打”县委“司令部”的再次通知》，表示为了彻底解决县委“司令部”的问题，要求各级领导组织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对县委“司令部”进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揭露、大批判、大辩论。县委的这一文件，使人们的思想更加混乱，也使众多的红卫兵更加胆大妄为。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学生进行免费大串联，到处煽风点火；工厂开始停工；农民弃农进城闹革命；掀斗“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公、检、法被冲击，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随着形势的发展，莆田的局势更加错综复杂，各红卫兵组织在斗争对象、范围、方式上产生了分歧，从而逐步形成两大不同观点。1966年12月16日，以莆五中“红卫军缚苍龙”组织为主体，联合各中学新派学生造反组织，成立了“红卫军总部”，成为一大阵营。与此同时，莆一中、莆二中等中学也联合各校的学生造反派组织成立了“红卫兵总部”，独树一帜。此后，各造反派组织几经分化，几经组合，逐渐形成“新派”和“红派”两大派别。
  1967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给“文化大革命”涂上新的政治色彩，莆田县各造反派立即掀起一个揪斗“黑五类”（地、富、反、坏、右）高潮，县级干部大部分被当作“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批斗，机关被迫停止办公。1月9日，莆田县直机关干部为了保护自己，也成立了造反派组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以后并入“县直机关造反总部”。1月中旬，各工厂、（单位）新派工人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工人造反总部”。随后，各公社的新派农民也纷纷效法，联合成立了“新农民造反总部”。与此同时，莆田的各“红派”组织也进行大联合，与“新派”针锋相对。总之，从红卫兵组织发展到造反派组织，从学生波及机关干部、工人和农民，从城市蔓延到农村，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不断扩展，以其巨大的破坏力量冲击着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
  1967年1月23日，上海发生了造反派组织冲击党政机关和夺印、夺权事件，史称“一月风暴”，全国迅速兴起一场夺权浪潮。紧跟形势的莆田“工农红卫军总部”立即于1月25日，率先冲击了莆田县委、县人委机关，夺走县委、县人委的印章。此后，莆田的两派对上海“一·二三”和莆田“一·二五”夺权事件发生严重分歧，引起激烈的大辩论，谁是谁非，谁都说不清楚，从而使两大对立派组织的矛盾日益激化，社会秩序更加混乱。因此，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布置，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至此，党政机关全部瘫痪，莆田县全面实行军事管制。尽管如此，莆田两大对立造反派仍从1967年夏起，从文斗发展到武斗，从当面辩论发展到各自建立“根据地”，双方到处抢夺枪支刀具，设置据点，以武力打击对方，形成长时间、大面积的派性斗争，造成众多的人员伤亡和严重的经济损失，从而使“文化大革命”运动更加错综复杂，扑朔迷离。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断演进，莆田县又先后开展了三忠于、清理阶级队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批林批孔、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以及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运动，使“文化大革命”的大运动中套有小运动，持续不断，形成长时间、大规模的十年内乱。直到1976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之后，才使莆田的各行各业逐步得到拨乱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