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内容
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作为这个转折点上的重要一环——“匈牙利事件”，曾经轰动一时。而深受毛泽东主席和福建地方各级党委所重视的仙游“小匈牙利事件”，却鲜为人知。在此，就这一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主要经过及其不良影响等作初步的探讨，以加深对当时我国反右斗争的再认识。
一、“小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
1956年，苏共的“二十大”对斯大林的缺点错误进行了公开批判，此举在世界上引起轩然大波，苏联的做法遭到中国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决反对，从而引起了苏波关系的恶化。而正当苏波两国剑拔弩张之际，匈牙利共产党为了摆脱国外各种势力的束缚和国内的经济困境，试图对生产关系进行改革，但由于没有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导致了国内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性骚乱，从1956年10月下旬开始，首先在首都布达佩斯发生了群众上街示威游行。接着，部分城市纷纷响应，相继发生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群众示威等事件。一时间，匈牙利国内局势混乱，军警同示威群众不断发生冲突。政府的反对派乘机挑拨，国际上的反共产主义势力也大肆鼓噪，企图策动匈牙利军队举行反政府叛乱。后来，匈牙利国内的骚动虽然在苏联的帮助下得以平息，但这一事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史称“匈牙利事件”。
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毛泽东忧心忡忡，认为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会发生骚乱，出现“反革命复辟”，关键的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没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分清敌我是非。如果中国不搞好阶级斗争，不训练无产阶级，迟早也会出现“反革命复辟”。所以，“匈牙利事件”之后，毛泽东多次提醒全党要警惕“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从1956年底开始，毛泽东逐步改变了“八大”所提出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的主张，不断强化全党的阶级斗争意识，并开始在中国探索一条避免发生“匈牙利事件”的道路。
二、“小匈牙利事件”发生的主要经过
整风运动是仙游“小匈牙利事件”的导火线。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开展一次以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为主题的整风运动。5月初，中共福建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要求全省各地、县立即进行整风。当时隶属中共晋江地委的仙游县委也于5月5日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整风。在整风的初始阶段，仙游县委根据省委的安排，组织党员干部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中共中央以及省委、地委的整风文件，遵循中共中央关于采取“和风细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所以整风学习进展的较为顺利。5月下旬，学习阶段转入小组讨论。在小组讨论期间，有些人不能正确理解和领会党中央的整风精神，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反对“和风细雨”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整风原则。有的认为“共产党很狡猾，每次运动整别人，是用狂风暴雨，这次是整自己，却用‘和风细雨’。”①希望也用严厉的办法打击党内的不正之风。5月底，根据中共福建省委的指示，仙游县委允许党外人士和党员干部畅所欲言、大鸣大放，并表示诚恳接受群众的批评。但仙游县委又担心群众曲解中共中央的整风精神，规定群众的大鸣大放只能在机关内部进行，必须在小组会上鸣放，所提的批评意见，不能公诸于众，以免损害党的形象和县委领导人的威信。因此，有些人对仙游县委的规定很不满意，认为县委对整风没有决心，缺乏诚意。有些人指责“县委对整风领导不力，要立刻纠正”。个别对县委领导怀有成见的人趁机四处传播消息，张贴漫画，指责仙游县委压制群众意见，并公开提出：“我们不必再学习了，一切都准备好了，问题是县委叫不叫我们放。”②6月初，群众要求公开鸣放的愿望更加强烈，但仙游县委仍然态度暖昧，没有明确表态，从而激起众议。6月3日，一些党员干部和党外人士强烈要求仙游县委必须按照中央的精神召开机关鸣放大会。一时间，形势非常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仙游出现群众性不满情绪，使县委领导甚为忧虑，立即将这一情况向晋江地委作了汇报。地委批评了仙游县委的某些不妥做法，并立即召开地委扩大会议，重申中共中央的整风原则和方法步骤。会后，仙游县委根据晋江地委的扩大会议精神，于6月4日晚召开了县直机关干部鸣放动员大会，主动提出贯彻中共中央的“大鸣大放”方针，欢迎机关干部和党外人士向县委领导及机关各部门负责人提出批评意见。6月6日，仙游县委又在全县各中等学校召开动员大会，表示诚意接受全体师生员工的批评。仙游县委的这一态度转变，在全县引起强烈反响，长期受“左”倾思想紧箍的仙游群众，尤如放开闸门的洪水，直泻而下。从6月5日起，全县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中、小学校迅速掀起一股“大鸣大放”的群众性热潮。
在“大鸣大放”的群众性热潮中，率先提出的是解决地下党的历史遗留问题。仙游是革命老区，1927年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由于历史和组织上的原因，仙游解放后许多地下党员的党籍问题得不到承认。特别是南下干部到达仙游之后，形成了两套县委领导班子，由于南下干部是华东局统一组织的，便否认了原中共闽中地委任命的仙游县委领导班子，原有的县委领导人有的被排挤出机关大门，有的只安排作一般的科室负责人。更令人费解的是具有20多年革命斗争历史的老区县，组织上仅承认4名正式党员。有些老游击队员不但党籍得不到承认，还被打成叛徒特务，有的甚至被迫自杀。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不仅造成许多老区人民心里不服，而且加剧了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的矛盾。所以，整风运动开始后，一些地下党员马上向仙游县委提出解决老区的历史遗留问题。有的要求恢复党籍，有的要求平反错案，有的要求解决职务、待遇和生活出路等问题。在此期间，全县出现了大量的来信来访，有的人还上访到省委和中央，并向仙游县委提出5点要求：一是先恢复地下党党籍后审查；二是收回参加地下革命的所有干部；三是恢复地下党员的原职原级；四是平反历史冤案；五是让地下党员参加各级党委集体领导。同时，还要求承认被迫害致死的地下党员为烈士，并以个别南下于部的生活作风问题为突破口，进行人身攻击，掀起一场反南下干部的风波，使“大鸣大放”一开始就势不可挡。
继老区问题之后，其他的批评意见也纷纷提出，特别是建国后仙游县委的一些过“左”行为和工作中的一些失误遭到接二连三的批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执行方面存有意见。如有些人认为“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农民是强迫入社的”，“农村政策过‘左’”，“几年增产是假的，农民生活没有提高”，“农村50％农民没有饭吃”，“粮食统购统销不好，引起物资供应紧张”等等；有的人认为“肃反面过宽，有片面性，盲目追求指标，造成不少冤案，明知错了，也不纠正认错”、“肃反是强奸民意，选举反革命”；有的人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是国有优越性，家没有优越性，企业有优越性，个人没有优越性”，国家对私改造是“一时痛快，长期苦闷”等等。这些意见后来在反右斗争中被仙游县委定为是“企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言论。二是在党的领导方面也提出一些尖锐的批评意见。如有些人对党组织派到学校去的工农干部有看法，认为“派校干部没有业务知识，不懂教学，就不能领导好学校”，“把阿猫阿狗都派到学校来”，不但影响学校教学，而且还成为“便衣队”；有的人还婉转地提出“要办好医院，只能依靠医师和护士，因医院是治病的，不是搞政治的”；有的工商业者还直截了当地说“工农干部没有商业知识应下放到农村去，由资本家子弟来代替，这是子承父业，自古皆然”，而“工农干部一无文凭，二无能力，怎么能领导”工商业；还有的人对南下干部抱有成见，认为“南下干部土改时有用，因为他们有阶级斗争知识，现在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行了，应回北方去”；还有一部分人对党的人事制度提出批评建议，如“党是用人唯亲，不是唯贤”，“现在是有党便有官”，“要当长先入党”，他们认为“党的人事工作缺乏群众监督”，提出“人事工作党不能包办，今后提拔干部要先由群众讨论通过”等等。同时，在党政关系问题上，也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如“以党代政”问题、“党委干扰司法活动问题、党委权力过大”问题等等。另外，还对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提出许多批评意见，如“党对知识分子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即利用他们的业务知识，限制他们的进步，改造他们成为吹牛拍马的人”；有的还说：“党把知识分子当作花瓶，要用时就拿来，不用时就丢开。”这些意见后来被定为“企图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反党言论。三是在民主集中制方面，有的人提出“选举是假的民主”、“人代会是形式主义”等，这些意见后来被打成是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极右言论。四是少数人对中苏关系中的一些做法有意见。如“中国为什么要运大米、花生、猪油到苏联，这是苏联对中国人民的一种剥削”，“自己饿肚皮，把东西送给‘老大哥’吃，打肿脸皮充胖子”等，这些意见后被定为“挑拨中苏友好关系”。①在整个大鸣大放过程中，大部分群众意见是实事求是的，是诚心诚意的，但也有少数人趁机发泄私愤，进行人身攻击和反对党的领导。总之，在“大鸣大放”中，各种批评意见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汇成一股群众性的意见大潮，向仙游县委涌来。但是，在整风初期，中共中央对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有明确的规定：“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右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目的，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②鉴于这种情况，晋江地委对仙游出现的“大呜大放”局面也不敢轻易表态，只指示仙游县委要全面收集群众言论，整理后每两天向地委作一次书面汇报。
仙游县委的克制态度，被少数人所曲解，他们认为县委被群众意见所吓倒。于是，个别人积极鼓噪，趁机兴风作浪，制造矛盾，秘密串联，攻击县委及其领导。“利用一点所谓‘事实’，就尽量加以渲染扩大，进行挑拨煽动，进行人身攻击。有的要发动群众退组退社，要搞垮合作社，公开叫嚣如果问题不解决，要发动罢市和游行。”①在短短的几天时间，仙游县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中、小学校都出现混乱局面，共发生了工人、学生、群众闹事和请愿事件16起。特别是6月10日，城关地区与榜头地区的自行车工人因路权问题发生纠纷，双方准备械斗，经交通局调解无效后，城关地区120多名自行车工人集体上县委请愿，围住县委机关整整一天，从而加剧了“大鸣大放”的紧张气氛。6月中旬，榜头南溪乡的农民因分工问题引起纠纷，50多名群众集体到区公所请愿，又加剧了鸣放的紧张局面。同时，因历史遗留问题得不到解决，榜头部分群众认为县委对老区问题没有明确的态度，也在暗中组织，准备举行大规模的请愿示威，以便给县委施加压力，后虽然经做工作没有举行示威游行，但也使“大鸣大放”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另外，“在此期间刚好初、高中毕业生在进行学期考试，思想很紧张，又看见脚踏车工人包围县委会，也纷纷欲动，有的写信给报社，声援脚踏车工人闹事，有的说等考试完如不能得到录取和安排也要闹”。总之，“在这期间，仙游县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的右派分子，残余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地主、富农互相呼应，形成一股反革命浪潮……”②
面对来势凶猛的群众性骚动，仙游县委深感不安，认为这是“匈牙利事件”的前兆，立即向晋江地委汇报，引起地委的高度重视。6月中旬，晋江地委就仙游出现的异常情况向福建省委作了专题汇报，并把仙游发生的群众性骚乱定性为“小匈牙利事件”。省委认为这是阶级敌人在利用操纵群众的不满情绪，进行“反革命复辟”。于是，省委书记叶飞一方面向中共中央报告；一方面亲临晋江地区，指导仙游县委平息事态。6月16日，晋江地委召开地委扩大会议，宣布县以下机关暂停大鸣大放，集中精力，抓好农业生产，以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将整风运动转入反右斗争。
三、“小匈牙利事件”对当地以致全国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首先，“小匈牙利事件”，引起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高度重视，加速了全国反右斗争的进程，也直接导致仙游地区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小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后，引起地、省以致中央领导的重视，各级领导都指示仙游县委要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事态的恶化。6月17日，仙游县委根据省委、地委的有关指示率先在县直机关宣布暂时停止“大鸣大放”，要求全体机关干部深入农村，帮助农民搞好夏收夏种，“以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复辟”。同时，省委、地委还派出工作组进驻仙游，帮助开展反右斗争。6月下旬，仙游县委率先在各中等学校进行反右斗争，县委下达指标，经各校的师生评议，初步确定了18名教师为极右分子，并组织师生员工对其进行大张旗鼓的大辩论、大批判。接着，仙游县委又在县直机关各部门和企事业各单位，进行大规模的反右斗争。县委根据各单位的人数，层层下达右派指标，各单位根据“大鸣大放”中的具体情况，将提意见较多的人员划为“右派”，并组织干部对“右派”分子进行批判，通过舆论和行政手段强迫“右派”分子低头认罪，造成众多冤假错案。由于“小匈牙利事件”的发生，仙游县委错误认为本地区隐藏着一大批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于是，加大反右力度，凡是在“大鸣大放”中出头露面、意见尖锐的人，一律定为“右派”分子。县直机关第一批就确定右派分子134人，占机关总人数的10.54％。农村、学校和各工厂企业，也是“右派”帽子满天飞，“反党”分子比比皆是，搞得人心惶惶。据当事人回忆，在划定右派的那天晚上，他按照各单位上报名单，一个接一个地“打钩定右”，手都累酸了，可见当时对“右派”的划定是多么草率。不可否认，在“大鸣大放”中是有个别敌对分子趁机兴风作浪，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也跟着起哄，但判定“右派”分子如此之多，分布如此之广，未免太扩大化了。因此，由于仙游县委在反右斗争中存在严重的扩大化，受到省委的批评。上报的“右派分子”名单被多次退回，后几经压减，全县仍有182人被定为“右派分子”，按极右分子处理的有131人；因“小匈牙利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复辟”故有33人被定为“反革命分
子”；另有17人按不纯分子处理；有，1人在运动中自杀身亡。所以，因受“小匈牙利事件”的影响，仙游成为“反右”的重灾区，“右派分子”的人数和比例均居全省之首。其，“小匈牙利事件”对仙游地区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造成一批新的冤假错案。一是“小匈牙利事件”使一批党内人士蒙受不白之冤。在所谓“右派分子”中，有一部分是对党忠诚老实的好党员，他们出于党性原则而向县委及其领导人提出批评和建议，结果被打成反党分子。还有一部分党外人士，他们长期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荣辱与共，并诚心帮助共产党改变作风，增强团结，却被划为“极右分子”。特别是那些热心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知识分子，他们从民族利益出发，为振兴中华而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右派”因此遭受长期打击和压制，不但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还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一定的损失。据有关资料统计，仙游这些“右派分子”大部分被下放改造，有30名党、团员被作为“反党分子”处理，15人被分配到边远山区，9人被开除公职，1人被逮捕法办。二是因“小匈牙利事件”造成以后的反地方主义错案。由于老区问题在“大鸣大放”中首当其冲，大多是对当时在职的县委领导干部有意见，而这些人大多数是南下干部。所以，县委认为这是严重的地方主义，是“反革命集团”，是少数叛徒、特务借老区问题有计划、有组织地掀起反对南下于部的阴谋，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所以，从1957年底起，仙游县委在开展反地方主义的斗争中，采取严厉的手段，又使一些地下党员和老游击队员遭受不白之冤，饱受牢狱之苦。三是因受“小匈牙利事件”的影响，党内的民主作风遭受严重破坏。经过反右斗争之后，许多党员干部和党外人士不敢讲真话、讲实话，不敢发表不同意见和看法，使党内的“左”倾思想不断滋生，官僚主义作风日趋严重。如在“大跃进”运动中，仙游县委继续采取反右斗争的做法，对持不同意见的党员干部搞大字报、大辩论、打棍子、扣帽子，这些过“左”的行为，不但成为“小匈牙利事件”的继续，而且给党的组织建设和当地的经济建设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再次，“小匈牙利事件”对全国的反右斗争也造成难以估量的不良影响。整风运动的本意是为了解决党内的矛盾，并不是搞阶级斗争。然而，整风运动开始半个月之后，北京、天津等地出现了过激的言论和不安定因素，这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他认为思想领域里的斗争已经扩展到政治领域，“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向共产党的领导权提出挑战，甚至公然叫嚷，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①特别是仙游的“小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后，毛泽东完全相信中国有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并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反革命复辟”。所以，“在毛泽东的意识中，匈牙利事件仿佛就会降临中国，甚至其来势和规模比匈牙利事件还要大。”②毛泽东的看法，导致党中央改变了整风运动的初衷，立即转入反右斗争。在此期间，中央高层领导频频开会研究，商讨在中国防止匈牙利事件重演的措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经严肃地指出了福建和浙江发生的“小匈牙利事件”是中国爆发“匈牙利事件”的前兆，告诫与会同志不可掉以轻心。在多种因素作用下，毛泽东提议整风运动主题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由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转向疾风暴雨的反击右派。1957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要求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实行内外夹击，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使他们以后再难以进行大规模的反共和反社会主义，难以进行“反革命复辟”。由此可见，“小匈牙利事件”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局势的判断以及反右斗争的决策中，有直接的影响，而毛泽东对局势的过敏反应，以及由此引起的整风运动性质的改变，最终导致全国反右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和重新确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
“小匈牙利事件”已经过去40多年了，当时被牵连的人与事虽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都得以平反昭雪，但全国各地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在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今天，认真研究和分析“小匈牙利事件”产生的前因后果，不但有利于弄清这一历史事件的是非曲直，而且还可以以史为鉴，防止重蹈历史旧辙。
一、“小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
1956年，苏共的“二十大”对斯大林的缺点错误进行了公开批判，此举在世界上引起轩然大波，苏联的做法遭到中国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决反对，从而引起了苏波关系的恶化。而正当苏波两国剑拔弩张之际，匈牙利共产党为了摆脱国外各种势力的束缚和国内的经济困境，试图对生产关系进行改革，但由于没有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导致了国内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性骚乱，从1956年10月下旬开始，首先在首都布达佩斯发生了群众上街示威游行。接着，部分城市纷纷响应，相继发生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群众示威等事件。一时间，匈牙利国内局势混乱，军警同示威群众不断发生冲突。政府的反对派乘机挑拨，国际上的反共产主义势力也大肆鼓噪，企图策动匈牙利军队举行反政府叛乱。后来，匈牙利国内的骚动虽然在苏联的帮助下得以平息，但这一事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史称“匈牙利事件”。
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毛泽东忧心忡忡，认为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会发生骚乱，出现“反革命复辟”，关键的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没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分清敌我是非。如果中国不搞好阶级斗争，不训练无产阶级，迟早也会出现“反革命复辟”。所以，“匈牙利事件”之后，毛泽东多次提醒全党要警惕“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从1956年底开始，毛泽东逐步改变了“八大”所提出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的主张，不断强化全党的阶级斗争意识，并开始在中国探索一条避免发生“匈牙利事件”的道路。
二、“小匈牙利事件”发生的主要经过
整风运动是仙游“小匈牙利事件”的导火线。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开展一次以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为主题的整风运动。5月初，中共福建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要求全省各地、县立即进行整风。当时隶属中共晋江地委的仙游县委也于5月5日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整风。在整风的初始阶段，仙游县委根据省委的安排，组织党员干部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中共中央以及省委、地委的整风文件，遵循中共中央关于采取“和风细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所以整风学习进展的较为顺利。5月下旬，学习阶段转入小组讨论。在小组讨论期间，有些人不能正确理解和领会党中央的整风精神，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反对“和风细雨”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整风原则。有的认为“共产党很狡猾，每次运动整别人，是用狂风暴雨，这次是整自己，却用‘和风细雨’。”①希望也用严厉的办法打击党内的不正之风。5月底，根据中共福建省委的指示，仙游县委允许党外人士和党员干部畅所欲言、大鸣大放，并表示诚恳接受群众的批评。但仙游县委又担心群众曲解中共中央的整风精神，规定群众的大鸣大放只能在机关内部进行，必须在小组会上鸣放，所提的批评意见，不能公诸于众，以免损害党的形象和县委领导人的威信。因此，有些人对仙游县委的规定很不满意，认为县委对整风没有决心，缺乏诚意。有些人指责“县委对整风领导不力，要立刻纠正”。个别对县委领导怀有成见的人趁机四处传播消息，张贴漫画，指责仙游县委压制群众意见，并公开提出：“我们不必再学习了，一切都准备好了，问题是县委叫不叫我们放。”②6月初，群众要求公开鸣放的愿望更加强烈，但仙游县委仍然态度暖昧，没有明确表态，从而激起众议。6月3日，一些党员干部和党外人士强烈要求仙游县委必须按照中央的精神召开机关鸣放大会。一时间，形势非常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仙游出现群众性不满情绪，使县委领导甚为忧虑，立即将这一情况向晋江地委作了汇报。地委批评了仙游县委的某些不妥做法，并立即召开地委扩大会议，重申中共中央的整风原则和方法步骤。会后，仙游县委根据晋江地委的扩大会议精神，于6月4日晚召开了县直机关干部鸣放动员大会，主动提出贯彻中共中央的“大鸣大放”方针，欢迎机关干部和党外人士向县委领导及机关各部门负责人提出批评意见。6月6日，仙游县委又在全县各中等学校召开动员大会，表示诚意接受全体师生员工的批评。仙游县委的这一态度转变，在全县引起强烈反响，长期受“左”倾思想紧箍的仙游群众，尤如放开闸门的洪水，直泻而下。从6月5日起，全县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中、小学校迅速掀起一股“大鸣大放”的群众性热潮。
在“大鸣大放”的群众性热潮中，率先提出的是解决地下党的历史遗留问题。仙游是革命老区，1927年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由于历史和组织上的原因，仙游解放后许多地下党员的党籍问题得不到承认。特别是南下干部到达仙游之后，形成了两套县委领导班子，由于南下干部是华东局统一组织的，便否认了原中共闽中地委任命的仙游县委领导班子，原有的县委领导人有的被排挤出机关大门，有的只安排作一般的科室负责人。更令人费解的是具有20多年革命斗争历史的老区县，组织上仅承认4名正式党员。有些老游击队员不但党籍得不到承认，还被打成叛徒特务，有的甚至被迫自杀。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不仅造成许多老区人民心里不服，而且加剧了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的矛盾。所以，整风运动开始后，一些地下党员马上向仙游县委提出解决老区的历史遗留问题。有的要求恢复党籍，有的要求平反错案，有的要求解决职务、待遇和生活出路等问题。在此期间，全县出现了大量的来信来访，有的人还上访到省委和中央，并向仙游县委提出5点要求：一是先恢复地下党党籍后审查；二是收回参加地下革命的所有干部；三是恢复地下党员的原职原级；四是平反历史冤案；五是让地下党员参加各级党委集体领导。同时，还要求承认被迫害致死的地下党员为烈士，并以个别南下于部的生活作风问题为突破口，进行人身攻击，掀起一场反南下干部的风波，使“大鸣大放”一开始就势不可挡。
继老区问题之后，其他的批评意见也纷纷提出，特别是建国后仙游县委的一些过“左”行为和工作中的一些失误遭到接二连三的批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执行方面存有意见。如有些人认为“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农民是强迫入社的”，“农村政策过‘左’”，“几年增产是假的，农民生活没有提高”，“农村50％农民没有饭吃”，“粮食统购统销不好，引起物资供应紧张”等等；有的人认为“肃反面过宽，有片面性，盲目追求指标，造成不少冤案，明知错了，也不纠正认错”、“肃反是强奸民意，选举反革命”；有的人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是国有优越性，家没有优越性，企业有优越性，个人没有优越性”，国家对私改造是“一时痛快，长期苦闷”等等。这些意见后来在反右斗争中被仙游县委定为是“企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言论。二是在党的领导方面也提出一些尖锐的批评意见。如有些人对党组织派到学校去的工农干部有看法，认为“派校干部没有业务知识，不懂教学，就不能领导好学校”，“把阿猫阿狗都派到学校来”，不但影响学校教学，而且还成为“便衣队”；有的人还婉转地提出“要办好医院，只能依靠医师和护士，因医院是治病的，不是搞政治的”；有的工商业者还直截了当地说“工农干部没有商业知识应下放到农村去，由资本家子弟来代替，这是子承父业，自古皆然”，而“工农干部一无文凭，二无能力，怎么能领导”工商业；还有的人对南下干部抱有成见，认为“南下干部土改时有用，因为他们有阶级斗争知识，现在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行了，应回北方去”；还有一部分人对党的人事制度提出批评建议，如“党是用人唯亲，不是唯贤”，“现在是有党便有官”，“要当长先入党”，他们认为“党的人事工作缺乏群众监督”，提出“人事工作党不能包办，今后提拔干部要先由群众讨论通过”等等。同时，在党政关系问题上，也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如“以党代政”问题、“党委干扰司法活动问题、党委权力过大”问题等等。另外，还对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提出许多批评意见，如“党对知识分子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即利用他们的业务知识，限制他们的进步，改造他们成为吹牛拍马的人”；有的还说：“党把知识分子当作花瓶，要用时就拿来，不用时就丢开。”这些意见后来被定为“企图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反党言论。三是在民主集中制方面，有的人提出“选举是假的民主”、“人代会是形式主义”等，这些意见后来被打成是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极右言论。四是少数人对中苏关系中的一些做法有意见。如“中国为什么要运大米、花生、猪油到苏联，这是苏联对中国人民的一种剥削”，“自己饿肚皮，把东西送给‘老大哥’吃，打肿脸皮充胖子”等，这些意见后被定为“挑拨中苏友好关系”。①在整个大鸣大放过程中，大部分群众意见是实事求是的，是诚心诚意的，但也有少数人趁机发泄私愤，进行人身攻击和反对党的领导。总之，在“大鸣大放”中，各种批评意见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汇成一股群众性的意见大潮，向仙游县委涌来。但是，在整风初期，中共中央对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有明确的规定：“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右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目的，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②鉴于这种情况，晋江地委对仙游出现的“大呜大放”局面也不敢轻易表态，只指示仙游县委要全面收集群众言论，整理后每两天向地委作一次书面汇报。
仙游县委的克制态度，被少数人所曲解，他们认为县委被群众意见所吓倒。于是，个别人积极鼓噪，趁机兴风作浪，制造矛盾，秘密串联，攻击县委及其领导。“利用一点所谓‘事实’，就尽量加以渲染扩大，进行挑拨煽动，进行人身攻击。有的要发动群众退组退社，要搞垮合作社，公开叫嚣如果问题不解决，要发动罢市和游行。”①在短短的几天时间，仙游县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中、小学校都出现混乱局面，共发生了工人、学生、群众闹事和请愿事件16起。特别是6月10日，城关地区与榜头地区的自行车工人因路权问题发生纠纷，双方准备械斗，经交通局调解无效后，城关地区120多名自行车工人集体上县委请愿，围住县委机关整整一天，从而加剧了“大鸣大放”的紧张气氛。6月中旬，榜头南溪乡的农民因分工问题引起纠纷，50多名群众集体到区公所请愿，又加剧了鸣放的紧张局面。同时，因历史遗留问题得不到解决，榜头部分群众认为县委对老区问题没有明确的态度，也在暗中组织，准备举行大规模的请愿示威，以便给县委施加压力，后虽然经做工作没有举行示威游行，但也使“大鸣大放”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另外，“在此期间刚好初、高中毕业生在进行学期考试，思想很紧张，又看见脚踏车工人包围县委会，也纷纷欲动，有的写信给报社，声援脚踏车工人闹事，有的说等考试完如不能得到录取和安排也要闹”。总之，“在这期间，仙游县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的右派分子，残余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地主、富农互相呼应，形成一股反革命浪潮……”②
面对来势凶猛的群众性骚动，仙游县委深感不安，认为这是“匈牙利事件”的前兆，立即向晋江地委汇报，引起地委的高度重视。6月中旬，晋江地委就仙游出现的异常情况向福建省委作了专题汇报，并把仙游发生的群众性骚乱定性为“小匈牙利事件”。省委认为这是阶级敌人在利用操纵群众的不满情绪，进行“反革命复辟”。于是，省委书记叶飞一方面向中共中央报告；一方面亲临晋江地区，指导仙游县委平息事态。6月16日，晋江地委召开地委扩大会议，宣布县以下机关暂停大鸣大放，集中精力，抓好农业生产，以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将整风运动转入反右斗争。
三、“小匈牙利事件”对当地以致全国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首先，“小匈牙利事件”，引起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高度重视，加速了全国反右斗争的进程，也直接导致仙游地区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小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后，引起地、省以致中央领导的重视，各级领导都指示仙游县委要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事态的恶化。6月17日，仙游县委根据省委、地委的有关指示率先在县直机关宣布暂时停止“大鸣大放”，要求全体机关干部深入农村，帮助农民搞好夏收夏种，“以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复辟”。同时，省委、地委还派出工作组进驻仙游，帮助开展反右斗争。6月下旬，仙游县委率先在各中等学校进行反右斗争，县委下达指标，经各校的师生评议，初步确定了18名教师为极右分子，并组织师生员工对其进行大张旗鼓的大辩论、大批判。接着，仙游县委又在县直机关各部门和企事业各单位，进行大规模的反右斗争。县委根据各单位的人数，层层下达右派指标，各单位根据“大鸣大放”中的具体情况，将提意见较多的人员划为“右派”，并组织干部对“右派”分子进行批判，通过舆论和行政手段强迫“右派”分子低头认罪，造成众多冤假错案。由于“小匈牙利事件”的发生，仙游县委错误认为本地区隐藏着一大批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于是，加大反右力度，凡是在“大鸣大放”中出头露面、意见尖锐的人，一律定为“右派”分子。县直机关第一批就确定右派分子134人，占机关总人数的10.54％。农村、学校和各工厂企业，也是“右派”帽子满天飞，“反党”分子比比皆是，搞得人心惶惶。据当事人回忆，在划定右派的那天晚上，他按照各单位上报名单，一个接一个地“打钩定右”，手都累酸了，可见当时对“右派”的划定是多么草率。不可否认，在“大鸣大放”中是有个别敌对分子趁机兴风作浪，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也跟着起哄，但判定“右派”分子如此之多，分布如此之广，未免太扩大化了。因此，由于仙游县委在反右斗争中存在严重的扩大化，受到省委的批评。上报的“右派分子”名单被多次退回，后几经压减，全县仍有182人被定为“右派分子”，按极右分子处理的有131人；因“小匈牙利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复辟”故有33人被定为“反革命分
子”；另有17人按不纯分子处理；有，1人在运动中自杀身亡。所以，因受“小匈牙利事件”的影响，仙游成为“反右”的重灾区，“右派分子”的人数和比例均居全省之首。其，“小匈牙利事件”对仙游地区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造成一批新的冤假错案。一是“小匈牙利事件”使一批党内人士蒙受不白之冤。在所谓“右派分子”中，有一部分是对党忠诚老实的好党员，他们出于党性原则而向县委及其领导人提出批评和建议，结果被打成反党分子。还有一部分党外人士，他们长期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荣辱与共，并诚心帮助共产党改变作风，增强团结，却被划为“极右分子”。特别是那些热心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知识分子，他们从民族利益出发，为振兴中华而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右派”因此遭受长期打击和压制，不但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还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一定的损失。据有关资料统计，仙游这些“右派分子”大部分被下放改造，有30名党、团员被作为“反党分子”处理，15人被分配到边远山区，9人被开除公职，1人被逮捕法办。二是因“小匈牙利事件”造成以后的反地方主义错案。由于老区问题在“大鸣大放”中首当其冲，大多是对当时在职的县委领导干部有意见，而这些人大多数是南下干部。所以，县委认为这是严重的地方主义，是“反革命集团”，是少数叛徒、特务借老区问题有计划、有组织地掀起反对南下于部的阴谋，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所以，从1957年底起，仙游县委在开展反地方主义的斗争中，采取严厉的手段，又使一些地下党员和老游击队员遭受不白之冤，饱受牢狱之苦。三是因受“小匈牙利事件”的影响，党内的民主作风遭受严重破坏。经过反右斗争之后，许多党员干部和党外人士不敢讲真话、讲实话，不敢发表不同意见和看法，使党内的“左”倾思想不断滋生，官僚主义作风日趋严重。如在“大跃进”运动中，仙游县委继续采取反右斗争的做法，对持不同意见的党员干部搞大字报、大辩论、打棍子、扣帽子，这些过“左”的行为，不但成为“小匈牙利事件”的继续，而且给党的组织建设和当地的经济建设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再次，“小匈牙利事件”对全国的反右斗争也造成难以估量的不良影响。整风运动的本意是为了解决党内的矛盾，并不是搞阶级斗争。然而，整风运动开始半个月之后，北京、天津等地出现了过激的言论和不安定因素，这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他认为思想领域里的斗争已经扩展到政治领域，“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向共产党的领导权提出挑战，甚至公然叫嚷，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①特别是仙游的“小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后，毛泽东完全相信中国有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并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反革命复辟”。所以，“在毛泽东的意识中，匈牙利事件仿佛就会降临中国，甚至其来势和规模比匈牙利事件还要大。”②毛泽东的看法，导致党中央改变了整风运动的初衷，立即转入反右斗争。在此期间，中央高层领导频频开会研究，商讨在中国防止匈牙利事件重演的措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经严肃地指出了福建和浙江发生的“小匈牙利事件”是中国爆发“匈牙利事件”的前兆，告诫与会同志不可掉以轻心。在多种因素作用下，毛泽东提议整风运动主题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由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转向疾风暴雨的反击右派。1957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要求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实行内外夹击，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使他们以后再难以进行大规模的反共和反社会主义，难以进行“反革命复辟”。由此可见，“小匈牙利事件”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局势的判断以及反右斗争的决策中，有直接的影响，而毛泽东对局势的过敏反应，以及由此引起的整风运动性质的改变，最终导致全国反右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和重新确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
“小匈牙利事件”已经过去40多年了，当时被牵连的人与事虽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都得以平反昭雪，但全国各地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在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今天，认真研究和分析“小匈牙利事件”产生的前因后果，不但有利于弄清这一历史事件的是非曲直，而且还可以以史为鉴，防止重蹈历史旧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