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为阻止美、英通过海上运输支援中国，决定占领东南沿海的各重要港口。1941年4月19日，日军在飞机、军舰的掩护下，从长乐和连江两县沿海登陆，先后攻占了长乐、福清、连江等县城和福州市。时任长乐县民团副团长的刘润世是中共福建省委直接领导下的地下共产党员，他在日军进攻长乐，县长临阵脱逃的情况下，主动担起领导长乐地区的抗日重担，组织民众抵抗日军的入侵。同时，为了加强对沿海地区抗日武装的领导，中共福建省委即派军事特派员、中共闽南特委书记黄国璋同刘润世取得联系，并将福清、长乐、莆田等县的游击武装汇集到长乐，组成由中共闽南特委领导下的长乐抗日游击大队，并以长乐为中心，领导闽中各县的抗日斗争。
  长乐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后，连战连捷，大挫日军的嚣张气焰，特别是琅尾港伏击战，一举击毙日军42人，名声大振。1941年9月，长乐光复后，刘润世因抗战有功被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委任为长乐县长。中共福建省委马上指示黄国璋等利用刘润世的合法身份，在长乐建立隐蔽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于是，闽南特委机关即从莆（田）永（泰）交界的山区迁往长乐的罗都乡。同时，为了保护特委机关的安全，也为了统一领导闽中的抗日武装，特委决定将莆田县委领导的游击武装调到长乐，以加强长乐的抗日武装力量。莆田县委书记张伯庭根据特委指示，先后从莆田抽调80多名游击队员到长乐，其中由翁鸿镗率30多人补充到县大队，作为刘润世的警卫队，其余50多人编为长乐罗都乡警卫队，由老红军郭永星任队长。因这支队伍全讲兴化话，故被当地群众称为“兴化兵”。由于罗都乡兵员剧增，一个乡难以负担给养，特委决定将机关迁往南阳村，再由刘润世出面把罗都乡警卫队升编为第二区（即江田区）署警卫队，由区署负责给养。因该区区长蒋心让是郭永星同乡永泰人，为防暴露身份，特委改调张凤（莆田人）为区警队队长，同时任命张伯庭为政治指导员。由于区警队人多嘴杂，加上部分同志不能很好地执行隐蔽政策，又不服从区长领导，从而引起蒋心让的怀疑与不满。区警队的粮食原按120人编制供给，而实际只有80多人，区长想独吞余额，而区警队又要求按编制领取，以便将节余的粮食供给特委机关，双方因此发生矛盾。于是，区警队队长张凤便带一个班到区长办公室威胁，当众揭发蒋的贪污行为。好汉不吃眼前亏，狡猾的蒋心让只好当面答应补发粮食，背地里又向县保安大队密报区警卫队受共产党控制，欲绑架区长等。长乐县保安队即派出两个中队，由警察局配合，于1942年4月20日突然包围了区警队驻地，企图对其强行缴械，制造了轰动一时的“江田事件”。
  面对突发事件，张伯庭等人一方面与保安队周旋，声明区警队是县政府直接管辖的武装，没有县长手令不得缴械；另一方面派本地人林得利混出区警队驻地，将情况报告长乐地下党负责人陈亨光以及住南阳的特委领导。陈亨光闻讯后立即动员群众，以宗亲名义发动1000多名当地农民对保安队进行反包围和反缴械，并将区长蒋心让及保安队的负责人扣押到南阳山上作为人质。而中共闽南特委也一方面派人向刘润世报告情况；一方面通过当地的地下党从中斡旋，以防止事态恶化。
  江田事件发生后，刘润世根据特委指示立即赶到江田，以县长的身份对其究办。一方面命各乡、保、甲长负责疏散本村群众，并立即释放区长等人，交出被缴械的县保安队枪支；一方面又将蒋心让撤职，同时又宣布解散江田区警队，从而平息了江田事件。
  江田事件平息后，中共闽南特委在南阳召开紧急会议，作出5条决定：一是将已被解散的区警队调回南阳休整；二是派张伯庭带领一支小分队回莆田沿海岛屿恢复和开辟工作，建立新的隐蔽据点；三是将一部分适合做地方工作的福（清）长（乐）平（潭）等地的干部派回本地工作；四是加强统战工作，争取地方上层人士的支持；五是特委机关立即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江田事件虽然很快地平息了，仍引起国民党福建省政府的注意，省保安处立即召集福、长、平三县县长和各县保安团团长会议，部署“清剿”中共闽南特委领导的游击武装。参加会议的刘润世获知情况后，立即派警卫员将消息告知特委领导。特委当即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郭永星、李铁、苏华等带30多位地方干部随电台向莆永边山区撤退；另一路由黄国璋、翁鸿镗、陈亨源等率武装队伍从长乐下海，经平潭转移到福清、莆田交界的沿海一带隐蔽。
  中共闽南特委刚撤离南阳，福、长、平“清剿指挥部”即派叶飞凤率一个保安中队赶到南阳大举“清乡”。由于中共闽南特委及其武装队伍均己离开长乐，保安队扑空后便对南阳群众进行猖狂报复，而县长刘润世也因清乡不力被免职，调离长乐。
  “江田事件”的发生，使中共闽南特委领导的游击武装基本暴露，国民党地方当局马上组织兵力对莆、永、福边区进行大规模的“会剿”，实行“十乡联保切结政策”。各县的自卫队、保安队、警察局频频出动，到处乱抓滥杀，民不聊生，鸡犬不宁，社会秩序大乱。据统计仅莆田庄边10个自然村就有数十人被捕，10多人献出宝贵生命。特委机关也被迫频繁迁徙，先后经永泰后溪、荒田里（今庄边宁里）和莆田常太，最后到达仙游石湖底才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