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莆田、仙游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早在“九·一八”前后便已发起，并一直持续发展。“九·一八”事变后，莆田各界在中共莆田地方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各界反日救国会”，印发《反日救国运动工作大纲》，各中学的学生纷纷要求参加义勇军，开赴前线抗日。中共莆田县委还组织学生宣传队，深入农村开展抗日宣传，各地掀起抵制“仇货”（日货）运动，学生们组成检查队到各商店搜查日货，并将搜到的日货堆放在县城的十字街当众烧毁。1932年间，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日，掀起抗日救国新高潮，莆田、仙游两县均成立了抗日救国委员会，各学校发起捐款支援义勇军，农民、商人、学生甚至连囚犯都为国慷慨解囊。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莆田、仙游两县地处厦门与福州两地的交通咽喉，在福建抗战中所占的地位非常重要，日军不断派飞机侵扰，战争硝烟四起，形势非常严峻，抗日救亡工作十分紧迫。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民族爱国热情的莆田人民，在共产党员的积极倡导下，相继成立了“莆田各界后援会”和“仙游各界反帝筹备委员会”以指导莆田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仙游县的各界反帝筹委会于193，8年1月27日，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宣言》，提出“武装起来，我们真正爱国家，不愿做亡国奴的话，都要趁一时热血未冷，来拼个死活，大家一致起来，参加组织巩固的反帝战线，用自己武装力量，把日本及各国帝国主义一切海、陆、空军队，由中国境内驱逐出去，才能求得中华民族真正彻底解放啊！”宣言的发表更加激起民众的爱国热情，使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高潮。而莆田的抗敌后援会也发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举办抗敌宣传周和纪念“七·七”、“一二·八”、“三·九”、“九·一八”等活动，建立乡镇壁报站和民众讲堂，发动各学校师生组成演剧队、歌咏队和演讲队，深入农村、街头演出、宣传，并教群众唱抗日歌曲，还举办了抗日书法、绘画、木刻作品展览和义卖等。莆仙民众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抗日宣传，使抗日救亡活动的形式更加生动活泼。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莆仙两县各抗日团体纷纷成立，如农民协会、学生会、互助会和民族先锋队等。其中声势最大的是莆田农会和仙游抗敌后援会。1938年夏，国民党福建省党部曾布置各县党部出面在农村成立抗日农会。莆田县负责这一工作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左派人士陈震等人。县党部为了推动全县农会工作的发展，通知各乡推选农民代表参加农会干部训练班，训练结业后回本乡组建农会。中共莆田中心县委利用这一机会，发动基本地区的农民推选自己的代表参加培训，防止保甲长操纵选举，篡夺农会的权力。这样，莆田县基层农会的权力基本上掌握在共产党员的手里。这些农会一面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面以农会名义同地主、富农谈判，执行“二五减租”政策。有的基层农会还组织农民开展反买青苗、反高利贷剥削的斗争。由于农民参加农会后得到了实际利益，农会在农民中的威望相对提高，从而促进了莆田抗日形势的高涨。在仙游地区由于农会被国民党基层组织所操纵，农会组织徒有虚名，而抗敌后援分会组织因得民心，适应形势需要而迅速发展。全县各区都成立了支会，下设宣工团、抗日剧社等组织，还创办了《半月刊》。该会除了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和鼓动外，主要还开展征募钱物支援前线、救济难民等活动。后援会经常发动人员深入广大农村进行宣传，“讲述暴日对我侵略的经过，及最近战况，各地群众听到国家如此危难，敌人如此无理，无不义愤填膺多自输捐，虽为数无几，可见乡农对于爱国热情之一斑”①“就连仙游县拘留所全体狱囚，以暴日犯境，全面抗战开始……前日特全体节食一天，以所得四元八三膳食，全部呈交后援会，请为汇往前方慰劳”①。仅1938年，仙游县就征募难民救济准备金达9万多元。莆田县也在“七·七”事变后开设国难防务捐，向全县富户摊派捐款5万元，购买铁丝、水泥、杉木等建筑材料，用于构筑防御工事。1938年春，又以抗战非常时期，提倡供献棉衣、军鞋、药品及银币等慰劳前线抗日军人。以后又开展“一元捐机运动”，提出国民每人捐款一元购买飞机抗日的口号，全县共募捐飞机款约20万元。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闽海战起，在这时候，多少有钱人，尤其是公子哥儿们都在成群的向着安全的后方跑”②而正是在这民族危难之时，一批有志的兴化儿女自动组织起来，成立了“闽纵战地服务团”。该团成立不到一个月“各地有志青年，便纷纷的请求报效，有的别了父母，抛了兄弟，有的辍了学业，丢了工作，一起抱着满腔热忱跑到本部，要求派到各战地上服役”③。不久，闽纵战地服务团便发展成为一个以战地慰劳、救护、宣传和供应战地文化食粮为主要任务，具有广泛影响的抗日团体。闽纵战地服务团大部分时间是以仙游为大本营，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该团以戏剧为主要宣传手段，把戏剧当成“宣传工作最得力的一个朋友”。④在仙游期间，该团先后排演了《民族英雄》、《晚香玉》、《未婚夫妻》、《古城烽火》、《猪少爷》、《民族万岁》等几十场次戏。与仙游的抗日剧社、仙游抗日模范乐剧一道在闽中地区掀起了以戏剧宣传鼓动为形式的抗日高潮。闽纵战地服务团在仙游期间，不少的仙游有志青年加入了该团，并随团赴全省各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从而大大增强了仙游抗日救亡运动与全省各地的联系。1941年9月，福州、福清、长乐、连江第一次光复，“为慰问刚自由了的地土上的同胞”，⑤闽纵战地服务团从仙游出发，北上南下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先后到莆田、涵江、江口、渔溪、福清、福州、塘前、永泰、梧桐尾、永春、溪尾、诗山、码头、洪赖、惠安、泉州、长泰、漳州、同安等地，同福州的抗日剧社、闽南的高甲剧社和漳州的芗城剧社一道，通过演出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戏剧，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闽纵服务团奔赴全省慰问演出历时4个月，于11月底返回仙游。在仙游进行休整期间，该团又采取公演抗日戏剧、街头戏、街头歌咏、通俗演讲、深入到群众家中进行家访等形式，将在前线所见所闻的动人事迹，传播给仙游民众，大大激发了仙游人民的抗日救亡热情。12月7日，闽纵战地服务团还在仙游召开了闽省阵亡将士追悼大会，邀请各县的代表参加。12月8日，在仙游文庙公演了《春天回来》、《人贩子》等戏，将莆仙地区的抗日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以戏剧为武器进行抗日宣传是莆仙地区的地方特色。抗战爆发后不久，莆田县几十个民间剧团普遍上演抗日改良剧（现代剧）。仙游县也于1937年11月，成立了仙游抗日剧社。该剧社是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宗旨的业余团体，是在“没有外来的协助基金”，“只用自己的汗滴拼换来一点简陋的幕布和道具”的条件下，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吁的。抗日剧社面向广大的群众，除在莆仙城关演出外，还利用星期天和晚上的时间，跋山涉水活跃于广大的乡村。先后排演了《夜光杯》、《前夜》、《通州城外》、《保卫芦沟桥》、《罗店血战》、《中国万岁》、《塞上风云》、《回春之曲》、《民族万岁》、《草木皆兵》、《流亡三部曲》、《最后胜利》、《大家打鬼子》、《我们的国旗》、《游击队的母亲》、《铁蹄下》、《流亡者之歌》、《民族公敌》、《当兵法》、《中华女儿》等剧目。剧情切合现实，生动感人，催人泪下，激发民众奋发抗日的热情。由于这些剧目主题明确，富有时代气息，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如夏衍、宋之的、于伶编写的《草木皆兵》，就是表现“中国大地上，即使是一草一木，也都在同汉奸、日本人敌对。日寇和汉奸，已感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①的鲜明时代主题。所以，莆仙戏越来越受城乡群众的喜爱和欢迎。到农村演出时，农民群众不但事先搭好戏台，还帮助借道具和演出用品，帮助装置布景，维持剧场秩序，主动供应开水，有时还送稀饭给演员们做夜餐。1941年4月，日军相继攻陷连江、长乐、福州等地，闽中的局势更加紧张，抗日救亡的任务更为紧迫，在这种情况下，为使戏剧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兴化戏曲界的进步人士和艺术家，奋起组织了“戏剧改良委员会”，把兴化戏艺人组织起来，使之更加大众化，更具有时代感。不仅在形式上进行改革，而且对戏曲的内容和宗旨也进行了更新。首先，要求每一个演员都应是为人民所欢迎的抗日宣传员，除了练功外，还要进行军事训练和学习抗日宣传，而战时就是游击队员，拿起武器，抗击日寇。其次，在剧目的内容上也进行更新换代，使之更富有现实性。使“戏剧宣传给观众以抗战武器”，使观众随着戏剧的喜悦而喜悦，欢乐而欢乐，慷慨而慷慨，涕泣而涕泣，并从中体会到破家之恨，亡国之痛。为了抨击汉奸卖国贼的可耻行为，告诫他们悬崖勒马，剧队编导了《张雄南之死》。该剧描写了1942年省保安第四旅旅长张雄南，与厦门敌伪头子勾结，投敌卖国，活动于仙游、永泰、德化等一带，与人民为敌，结果导致众叛亲离、身败名裂，困陷“狼狗坑”，一命呜呼的经过。由于该戏所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涉及曾横行于闽南的巨匪张雄南，他的下场不仅使观众大为振奋，也警告了已经下野而还在蠢蠢欲动的军阀林寿国。该剧从1943年一直到抗战胜利，屡演不衰，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在长达八年的抗战中，兴化戏剧与抗日救亡运动相始终，起到了振聋发聩、鼓舞民众、动员群众的启蒙作用，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同时，兴化戏也在抗日救亡的活动中不断改进，得到了新的发展，成为一种战斗力很强的文化武器。
  抗战期间，莆仙社会各界踊跃抗日的事迹感人至深。抗战爆发后，仙游著名画家李耕目睹灾难深重的祖国，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义愤填膺。他奋笔画下了《刺背图》、《木兰从军》、《郑成功》等，以古人感人的爱国精神，来激励国人努力报效国家。他还将自己所画的每幅画上，都印上“国难当头、卖画助饷”的字样，将卖画所得之款，全部捐献出来，用以支援前线抗日。1937年冬，由于日寇的大举入侵，致使黄河流域的难民蜂拥入闽，惨不忍睹。李耕见此情景，一方面慷慨解囊，捐献难民救济金；另一方面，他一再呼吁，这些难民本为同胞，和全国人民一样是抗日的基本力量，当地的民众切不可将他们当成流氓看待。李耕在自己画的《难民图》图中题诗：“偶写秋山枫叶丹，中原风景不摧残，渡头多少椎秦客，莫作流氓一例看。”①寄托了对难民的无限同情和对日本侵略者的血泪控诉。
  “姑娘姐妹们，国家多难，重洋的烽火已经延烧到了我们跟前，我们再不可落后在时代的后面，让敌人来践踏，听历史来淘汰”。这是素以吃苦耐劳的兴化妇女在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发出的呼声。②抗战爆发后，妇女们纷纷组织起来，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1940年的“三八”妇女节，妇女们利用自己的节日，义卖胜利花，所得捐款400多元，如额汇往重庆，以作为救济全国难童的费用。在1941年“七·七”纪念日里，妇女们又发动了义卖汗巾草扇等活动。所得捐款600多元，400元用于响应妇女飞机捐，剩下的用于慰劳前方将士。同时，她们还利用各种节日，征募物品，以慰问本县的抗日军人家属，“并向偏僻野郊，作救亡宣传及演剧等”。她们还联系医院，为全县各地组织妇女训练班，对妇女进行“救护、防空常识、军事技术等训练，及生产技能之养成，以造就能适应新环境的妇女，”③从而大大增强后方的抗日救亡力量。
  莆田地区的华侨大多是因帝国主义者贩运华工而出境的，或者是由教会引渡集体移民到国外去开发经营的。长期以来，兴化侨民深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当局的残酷剥削和欺凌。他们的命运与祖国的兴衰息息相关，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使在外的华侨失去祖国的依托，而倍受欺辱。所以，抗战爆发后，在外的兴化华侨更不遗余力地支援祖国抗战，各种华侨抗日团体纷纷成立，以领导侨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战期间，在“南洋总会”的号召下，南洋华侨的捐款筹赈，出现了“风起云涌，山呼海啸，热烈情形，得未曾有”的动人场面。①侨胞通过特别捐、常月捐、年捐、货物捐、节日捐、娱乐捐和义卖、义演、购机、购公债等多种形式捐款筹款，支援祖国人民抗日救国。莆仙两县的“侨胞各商店于每年之中，例必宴会数次，以慰劳店员。抗战以后，即将宴席费用改为赈款”，侨胞以往每逢婚礼、丧礼、诞辰、及有弄瓦之喜，都要铺张一番，“现一律节省，移赈国难”。②仅1940年期间，仙谿华侨总会就募款95000元，寄往仙游县华侨协会，以作为救济难民的费用。同时，兴化籍华侨还积极参加新马华侨发起的援助八路军、新四军，援助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的捐献。如华侨张元豹在马来西亚期间，自身收入微薄，“对他老家的父亲和他的二妹一弟的贫困生活，完全不能汇款救济，而对于募捐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的工作却非常积极”。③与此同时，在家的侨属们也纷纷行动起来，致信海外，鼓励亲人努力支援抗战。为了更广泛地向华侨宣传对日抗战和介绍家乡的情况，仙游各界还推举知名人士刘钟年赴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进行宣传和筹集资金。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强烈的民族责任感驱使下，莆仙各界人士以各种不同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支援前线抗战，谱写了一曲曲激动人心的时代乐章，体现了兴化儿女团结一致、共同御侮的民族精神。

①《莆田报》1937年9月17日。 ①《莆田报》1937年9月11日。 ②《仙游商报》1938年11月8日。 ③《莆田报》1937年9月4日。 ④《本团一年来总结报告》，1942年8月。 ⑤《本团一年来演出报告》，1942年3月。 ①抗日剧社节目广告：《这些人和这个戏的本事》。 ①《动力》第一卷第三期，1942年3月。 ②《仙游文史资料》：怀念我的父亲——国画家李耕。 ③《动力》第一卷第三期，1942年3月。 ①《动力》第一卷第三期，1942年3月。 ②《新华日报》1936年3月。 ③《仙游文史资料》第4辑，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