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七·七”事变后，日军加强对我国东南沿海的侵犯，作为闽中战略要地的莆田地区更是首当其冲。
  进行空袭是日军侵犯莆田地区的主要手段。从1937年8月开始，日军飞机相继入侵莆田上空，给莆田的居民造成严重后果。8月21日、9月27日、10月7日，日机3次入侵莆田城区上空进行侦察，虽未进行空袭，却造成极大的混乱，家家户户携老带幼，逃离城区，到乡下和山区避难。为了避免日机的轰炸和骚扰，国民党莆田县政府命令各机关单位、中小学校均迁往山区和农村，县政府机关也于1938年8月迁往莆田一区的青龙保，后又迁往新县、延寿村等地办公。城区各中学先内迁山区，后因交通不便，生活不习惯，又迁到城郊附近农村上课。从1939年2月开始，日军连续几个月派出战斗机对莆仙两县进行乱轰滥炸，造成极大的损失。2月2日，日军3架飞机冲进莆田沿海防区，轰炸三江口码头，亡1人，毁民房2间，起了日军用飞机轰炸莆田之始。5月25日，3架日机从壶公山方向冒雨入侵，连投8弹，并用机枪扫射。哲元小学（今梅峰小学）被炸毁教室2间和膳厅等。5月31日，9架日机横冲直撞入侵荔城上空，投弹13枚，炸毁书仓、民房及城东小学宿舍等28间，经济损失达7万多元。6月3日，7架日机再度入侵莆城，连投13枚炸弹，轰炸莆田私立东山职业学校，使该校化为瓦砾，炸死、炸伤学生各2人。7月13日，日机出动3架次轰炸涵江市区，私立涵中初级中学被炸，计毁民房、校舍20多间。从1939年起，日军经常在莆田上空肆意投弹，不但轰炸学校、机关、民房，甚至连医院、教堂都成为袭击的目标。日军在轰炸莆城的同时，也轰炸了仙游县城。1939年9月18日，两架日机在仙游城西门外连投4枚炸弹，炸死妇女2人，伤3人。随后，日军又连续2天对仙游县城进行乱轰滥炸。民众伤亡多人，学校被迫停课。总之，日军的大肆轰炸，给莆仙两县带来严重的恶果。据《闽政月刊》1940年底统计，仅莆田县的城关、涵江、三江口、桥兜、江口、秀屿、霞屿等地，先后遭日军飞机轰炸21批次，计111架次，投弹200余枚，炸死34人，炸伤70多人，经济损失达150多万元。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日军进行垂死挣扎，又对莆田城区、涵江、秀屿港、枫亭港等地进行轰炸，造成众多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留下了一笔笔累累血债。
  放毒贩毒是日军侵犯莆田地区的又一罪证。1938年，日军占领厦门之后，由于兵力不足，军事进攻一度停顿，马上变换手段，收买汉奸潜入内地，放毒害人。据1937年9月9日《泉州时报》报道，日军雇用汉奸，在莆田的瑶台、东渡村等地放毒于民众饮水井之中，后被群众发现，并从放毒者身上“搜出毒药二十余包”。1940年，驻厦门日军雇用百余人汉奸，“乔装华侨，潜入涵江”放毒，居民饮水后“病类霍乱”，“患者初觉头昏欲吐，继以腹痛，均四小时即告不治，当此症初来时一日便死十余人，后乃变本加厉，数十数百，时有所闻。截目前止，已死二千余人。”①对日军“利用汉奸在福建莆田各区散布霍乱病菌”，“食其病菌者不下万人”的这一暴行，国民党福建省府曾电请各地“饬属注意严防”。在杀人、毒人的同时，日军还积极施行毒化政策，进行精神侵略。他们运来大批鸦片、吗啡、白粉等毒品。一方面收买当地流氓开设烟馆，设赌场，引诱意志薄弱者上瘾，使其终日醉生梦死，不思反抗；另一方面以毒品作为伪军的军饷，每月以3000至5000两的鸦片膏供给伪军作“军援”。驻莆田沿海岛屿的“和平救国军”得到毒品后，即运到莆田内陆出售，致使已禁绝多年的毒患死灰复燃。一些民众因吸毒而导致倾家荡产，跳楼投海，悬梁自尽者时有所闻。为达其永久占领中国之目的，日军还在金门开设大型的吗啡制造厂，“勒令沦陷区的大小岛屿居民每户种罂粟一亩”又把金门五里海开辟为“示范罂粟园”，并在厦门组织华南株式会社，制造鸦片烟膏，将毒品向内地输送。因此，抗战期间，莆田地区毒患泛滥，民众深受其害。
  直接占领和扶植伪军占领莆田沿海岛屿是日军侵犯莆田的又一重要手段。1938年，日军占领金门、厦门后，频频对闽中沿海地区进行狂轰滥炸，登陆骚扰，用武力占领了莆田的乌丘岛。但由于日军兵力不足，难以继续扩大战线，便推行以华制华政策。1939年，日军驻厦“兴亚院厦门联络部”，四处网罗海匪，拼凑汉奸武装。而国民党莆田当局为了缩短防线，将南北竿塘、白犬、乌丘等孤悬海外的岛屿弃置不管，使这些岛屿沦为海匪巢穴。各路海匪为了寻找政治和军事靠山，纷纷同厦门“兴亚院”联络挂钩。原德化股匪张雄南的部属张逸舟、黄玉树（均为仙游人）亦被收编为“福建和平救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和副司令，并占领了莆田的大乌丘、南日、湄洲诸岛，在莆田沿海一带从事走私、贩毒、强征船税和抢劫富商等勾当，横行福建沿海，成为日军的帮凶，欺诈民众，危害甚广。
  总之，八年抗战，莆田虽然不是正面战场，但也深受其害。日军采用各种手段侵犯莆田地区，犯下了滔天罪行，历史将铭记这一切。

①《福建民报》1940年8月29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