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内容
历史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后人在记述或反映历史的过程中则往往会因一些主、客观原因而产生各种各样的遗漏或差错，这也是难免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对历史资料的不断挖掘，这些遗漏或差错将不断得到充实和更正。
由于历史原因，中共闽中特委领导的三年游击战争及所创建的游击区，被遗漏了50多年，直到198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在组织编纂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发现中共闽中特委及其领导的游击队在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凭着对党的赤胆忠心，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武装斗争，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多次“清剿”，巩固了革命根据地，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是一块较为完整的游击区。编委会认为闽中游击区既有始终健全的党组织，又能坚持不懈地开展武装斗争，且有较为稳定的革命根据地，基本具备一个独立游击区的条件。于是，负责编写《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军队党史专家阎景堂同志在1986年《党史研究》第二期上发表了《关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几个问题》，从游击区必须具备党的领导、武装力量、游击根据地、国共和谈和编入新四军等基本条件入手，论证了闽中与南方其他十四块游击区并驾齐驱，提出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应是“八省十五个地区”的新说，纠正了“十四块游击区”的传统说法。此事引起中央军委领导及编审委员会的重视，决定由福建省军区牵头，组织莆田、福州等市、县的党史专家，联合组成编写组，对闽中三年游击战争进行专题研究。经过三年的努力，编写组基本弄清了闽中游击区的来龙去脉，并将有关资料上报军委编委办。1989年9月，编委会全体成员召开论证会议，一致认为应将闽中作为一块独立的游击区编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册。1989年11月28日，编审委员会向中央军委递交了《关于确认闽中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一块独立游击区的请示》。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杨尚昆同志接到请示后，认为建国后始终都是坚持南方十四块游击区的提法，况且《毛泽东选集》对这个问题也是如此注释的。因此，为了慎重起见，杨尚昆同志将编委会的请示转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以征求意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经讨论研究之后，向杨尚昆同志复了函，全文如下：
尚昆同志：
转来的军史资料丛书编委会关于确认闽中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一个独立游击区的请求报告收到，我们进行了研究，同意编委会意见。过去我室曾派人参加这一问题的讨论，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至于毛选对这个问题的注释，将来可以根据事实进行校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89年12月24日
12月27日，杨尚昆同志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复函上作了批示：“同意这个意见”。至此，一块被历史遗漏了50多年的游击区终被确认，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有了十五块游击区。
闽中作为一块独立的游击区，这一历史事实是无可置疑的，整个历史过程也是清楚的，但在建国初出版的各种党史、军史和教科书中均没有记载，甚至连《毛泽东选集》的注释也没有反映闽中游击区的情况，这就导致闽中游击队始终得不到承认。闽中游击区之所以迟迟未能得到确认，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特殊的斗争环境是造成闽中游击区被遗漏的一个重要原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各游击区是指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实行战略转变，在本区坚持三年左右游击战争、国共和谈后编入新四军的这一部分人员及所在的地区。而闽中地区在红军长征之前因革命根据地被国民党当局多次“清剿”而尚未稳定，在组织隶属上也有些特殊，因为自1931年7月中共福建省委被破坏后，闽中便划归福建白区党组织领导，隶属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管辖。1934年4月，福州中心市委被国民党宪兵四团破获之后，闽中党组织就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而孤军奋战。所以，在国共和谈时，原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同志在同国民党谈判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时，还不知道闽中有一支红军游击队和一块游击区，直到1937年12月张云逸同志来福建和1938年1月闽粤赣省委向东南局电告黄国璋到省汇报闽中游击队改编情况时，中共中央和项英同志才知道闽中有一支游击队和一个游击区。因此，建国后的许多历史史书都以项英与国民党谈判时所列出的南方十四块游击区为依据，这是闽中游击区被遗漏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闽中国共和谈步伐进展过快，未能同全国步调一致，这也是造成闽中游击区被遗漏的重要原因。闽中红军游击队的改编过程比较曲折，一是由于交通员金贯一被捕而采取应急措施，向国民党当局致函，要求停止对抗，进行谈判。因此，无论是在时机上，还是准备工作方面都显得匆促；二是在未征得上级同意的情况下进行谈判，难以正确把握斗争策略。当时为了拯救金贯一，没来得及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只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进行国共和谈，这难免会出现一些考虑不周的地方；三是闽中红军游击队由于同上级党组织不能保持正常的联系，对全国的形势和中央的指示精神不能及时了解，也不知道当时中央关于南方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应“独立自主靠山扎”的指示。思想上也较麻痹，和谈一结束就把游击队带下山，就编于国民党驻军第八十师。而国共两党于1937年10月2日才达成合作抗日协议，据协议规定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但此时闽中游击队已经改编结束，生米做成了熟饭，直到1938年1月中旬，闽粤赣省委才正式向项英和中共东南分局报告了闽中游击队的改编情况。“泉州事件”后，国民党福建当局才被迫将闽中游击队的人员及枪械移交给新四军，这时已经是1938年5月，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早已统一改编完毕。由于闽中游击队改编入新四军的时间较晚，在新四军原有的档案记录和最初的新四军序列中当然找不到闽中红军游击队，也不可能有闽中游击区。如果没有“泉州事件”，闽中红军游击队也许从此成为国民党军队，闽中游击区可能将永远成为历史谜案。
再次，闽中党组织领导人的牺牲和历史文献少也是闽中游击区被遗漏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了解历史，往往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靠历史文献；二是靠当事人的回忆史料。由于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加上流动不定的游击战争，使能够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献甚少。尤其是闽中游击区，几遭“清剿”，一些重要文件为防止落入敌手，当时就已焚烧一尽，这为闽中游击区的确认，增加了许多困难。同时，由于闽中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如王于洁、黄孝敏、潘涛、余长钺、刘突军等相继在斗争中壮烈牺牲，他们当时没有也不可能留下什么回忆史料，这对了解闽中游击区的概况，增添了不少的难度。同时，游击队主要领导人的牺牲，又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整个游击区的影响，这就必然会使史学界对闽中游击区的印象淡薄，从而造成闽中游击区的遗漏。
除此之外，闽中游击区在南方各省游击区中影响不大，史学家们对闽中红军游击队研究较少，以及原闽中的老同志反映情况不及时等，这也是造成闽中游击区被遗漏的历史原因。幸好历史是客观公正的，在中央、省、市、县各级领导和党史工作者的努力下，在军队和地方同志的共同协作下，闽中这块被历史遗漏的游击区终于被确认。
由于历史原因，中共闽中特委领导的三年游击战争及所创建的游击区，被遗漏了50多年，直到198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在组织编纂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发现中共闽中特委及其领导的游击队在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凭着对党的赤胆忠心，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武装斗争，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多次“清剿”，巩固了革命根据地，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是一块较为完整的游击区。编委会认为闽中游击区既有始终健全的党组织，又能坚持不懈地开展武装斗争，且有较为稳定的革命根据地，基本具备一个独立游击区的条件。于是，负责编写《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军队党史专家阎景堂同志在1986年《党史研究》第二期上发表了《关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几个问题》，从游击区必须具备党的领导、武装力量、游击根据地、国共和谈和编入新四军等基本条件入手，论证了闽中与南方其他十四块游击区并驾齐驱，提出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应是“八省十五个地区”的新说，纠正了“十四块游击区”的传统说法。此事引起中央军委领导及编审委员会的重视，决定由福建省军区牵头，组织莆田、福州等市、县的党史专家，联合组成编写组，对闽中三年游击战争进行专题研究。经过三年的努力，编写组基本弄清了闽中游击区的来龙去脉，并将有关资料上报军委编委办。1989年9月，编委会全体成员召开论证会议，一致认为应将闽中作为一块独立的游击区编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册。1989年11月28日，编审委员会向中央军委递交了《关于确认闽中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一块独立游击区的请示》。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杨尚昆同志接到请示后，认为建国后始终都是坚持南方十四块游击区的提法，况且《毛泽东选集》对这个问题也是如此注释的。因此，为了慎重起见，杨尚昆同志将编委会的请示转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以征求意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经讨论研究之后，向杨尚昆同志复了函，全文如下：
尚昆同志：
转来的军史资料丛书编委会关于确认闽中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一个独立游击区的请求报告收到，我们进行了研究，同意编委会意见。过去我室曾派人参加这一问题的讨论，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至于毛选对这个问题的注释，将来可以根据事实进行校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89年12月24日
12月27日，杨尚昆同志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复函上作了批示：“同意这个意见”。至此，一块被历史遗漏了50多年的游击区终被确认，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有了十五块游击区。
闽中作为一块独立的游击区，这一历史事实是无可置疑的，整个历史过程也是清楚的，但在建国初出版的各种党史、军史和教科书中均没有记载，甚至连《毛泽东选集》的注释也没有反映闽中游击区的情况，这就导致闽中游击队始终得不到承认。闽中游击区之所以迟迟未能得到确认，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特殊的斗争环境是造成闽中游击区被遗漏的一个重要原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各游击区是指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实行战略转变，在本区坚持三年左右游击战争、国共和谈后编入新四军的这一部分人员及所在的地区。而闽中地区在红军长征之前因革命根据地被国民党当局多次“清剿”而尚未稳定，在组织隶属上也有些特殊，因为自1931年7月中共福建省委被破坏后，闽中便划归福建白区党组织领导，隶属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管辖。1934年4月，福州中心市委被国民党宪兵四团破获之后，闽中党组织就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而孤军奋战。所以，在国共和谈时，原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同志在同国民党谈判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时，还不知道闽中有一支红军游击队和一块游击区，直到1937年12月张云逸同志来福建和1938年1月闽粤赣省委向东南局电告黄国璋到省汇报闽中游击队改编情况时，中共中央和项英同志才知道闽中有一支游击队和一个游击区。因此，建国后的许多历史史书都以项英与国民党谈判时所列出的南方十四块游击区为依据，这是闽中游击区被遗漏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闽中国共和谈步伐进展过快，未能同全国步调一致，这也是造成闽中游击区被遗漏的重要原因。闽中红军游击队的改编过程比较曲折，一是由于交通员金贯一被捕而采取应急措施，向国民党当局致函，要求停止对抗，进行谈判。因此，无论是在时机上，还是准备工作方面都显得匆促；二是在未征得上级同意的情况下进行谈判，难以正确把握斗争策略。当时为了拯救金贯一，没来得及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只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进行国共和谈，这难免会出现一些考虑不周的地方；三是闽中红军游击队由于同上级党组织不能保持正常的联系，对全国的形势和中央的指示精神不能及时了解，也不知道当时中央关于南方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应“独立自主靠山扎”的指示。思想上也较麻痹，和谈一结束就把游击队带下山，就编于国民党驻军第八十师。而国共两党于1937年10月2日才达成合作抗日协议，据协议规定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但此时闽中游击队已经改编结束，生米做成了熟饭，直到1938年1月中旬，闽粤赣省委才正式向项英和中共东南分局报告了闽中游击队的改编情况。“泉州事件”后，国民党福建当局才被迫将闽中游击队的人员及枪械移交给新四军，这时已经是1938年5月，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早已统一改编完毕。由于闽中游击队改编入新四军的时间较晚，在新四军原有的档案记录和最初的新四军序列中当然找不到闽中红军游击队，也不可能有闽中游击区。如果没有“泉州事件”，闽中红军游击队也许从此成为国民党军队，闽中游击区可能将永远成为历史谜案。
再次，闽中党组织领导人的牺牲和历史文献少也是闽中游击区被遗漏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了解历史，往往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靠历史文献；二是靠当事人的回忆史料。由于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加上流动不定的游击战争，使能够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献甚少。尤其是闽中游击区，几遭“清剿”，一些重要文件为防止落入敌手，当时就已焚烧一尽，这为闽中游击区的确认，增加了许多困难。同时，由于闽中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如王于洁、黄孝敏、潘涛、余长钺、刘突军等相继在斗争中壮烈牺牲，他们当时没有也不可能留下什么回忆史料，这对了解闽中游击区的概况，增添了不少的难度。同时，游击队主要领导人的牺牲，又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整个游击区的影响，这就必然会使史学界对闽中游击区的印象淡薄，从而造成闽中游击区的遗漏。
除此之外，闽中游击区在南方各省游击区中影响不大，史学家们对闽中红军游击队研究较少，以及原闽中的老同志反映情况不及时等，这也是造成闽中游击区被遗漏的历史原因。幸好历史是客观公正的，在中央、省、市、县各级领导和党史工作者的努力下，在军队和地方同志的共同协作下，闽中这块被历史遗漏的游击区终于被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