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莆田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出现较早。早在1912年，中国同盟会同其他一些政治团体在上海合作组建中国国民党时，莆田的前清翰林、原北京政府的立宪议员张琴闻讯后即赶往上海，申请加入了国民党组织，并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中华民国临时参议会。1913年，张从北京回莆田后便在自家门口挂出“国民党莆田支部”的牌子，从而成为国民党莆田地方组织之始。而以知识分子为团体的“砺青派”，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开始酝酿成立政治团体。辛亥革命时，他们立即投靠同盟会。中国国民党成立后，他们又积极筹备成立国民党莆田地方组织。但由于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加上知识分子的优柔寡断，故始终未敢公开亮出牌子。当“砺青派”看到张琴捷足先登时，心中极为不服，又不肯投靠张琴的国民党，便另行成立了自由党莆田支部，并表示决不与张琴的国民党莆田支部合作。因此，尽管当时莆田的两个党派都与中国国民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都崇拜孙中山先生，却因缺乏互相尊重而造成格格不入的局面。从而形成了国民党莆田地方组织的第一次对峙。
  1914年初，袁世凯为了全面篡权，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准备召开立法会议，重新修定约法。莆田的国民党组织为攀大树，投靠袁世凯，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们从对立走向联合，相互妥协，共同割分议员席位。经双方协商，推张琴为全国国会议员，将福建省议会的4个莆田席位让给“砺青派”。这样，双方都有既得利益，矛盾也得到了化解。张琴赴京上任后，其国民党莆田支部也就不复存在，“砺青派”自然而然成为莆田国民党的地方代表。1915年，袁世凯彻底背叛国民革命，国民党与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双方成为敌对。所以，在北洋军阀统治区的国民党被视为非法组织，因而“砺青派”的国民党组织被北洋军阀莆田当局勒令解散。
  莆田的国民党组织第二次对峙始于北伐战争前夕。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之后，南方各地国民党组织的活动日趋活跃，而在北洋军阀统治区仍然被视为非法组织，不能公开活动。所以，莆田的“砺青派”自被勒令解散后始终没有开展活动，甚至孙中山先生组织的两次国民党改组都没有参加，只是静观其变。1926年，北伐军入闽后，福建的局势发生新的变化，各地的国民党组织再度活跃起来，莆田的“砺青派”见时机已到，再次开始筹备成立国民党地方组织，却又动作姗姗，没有公开亮出牌子。
  1926年7月，中共莆田支部书记陈国柱从广州参加北伐回莆田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实行国共合作的指示，主动同莆田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和农民骨干曾天毅、郑炳炎、陈震、郑春荣、林海川、郑秀毓等合作，秘密成立了中国国民党莆田县党部筹备处，参加的对象主要是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农民骨干，筹备处机关设在莆田城东小学，从而成为莆田国民党左派组织之始。同年11月，北伐军推翻了北洋军阀在莆田的统治，莆田县国民党党部筹备处便公开亮出牌子，在莆田城内的古谯楼正式办公，并根据北伐军的指示，积极发展国民党基层组织，领导工农运动。中共莆田特别区委成立后，与莆田国民党党部筹备处团结合作，为支援北伐战争积极开展活动。1926年下半年，随着莆田各地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国民党基层组织也有较快的发展，先后在城郊（北路）、涵江、江口、广业、常太等区成立了国民党区党部筹备处，党员队伍也有较大的发展。至1926年12月，莆田的国民党党员发展到三、四百人，并进行公开登记，统一照像、核发党员证书。由于得到中共莆田地方组织的帮助，这一时期莆田的国民党组织得以迅速发展，同共产党的合作也很融洽，从而形成了良好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局面。
  在中共莆田地方组织的帮助下，国民党莆田县党部筹备处风风火火地开展工农运动，使“砺青派”的老牌国民党又迟了一步。所以，“砺青派”对国民党莆田县党部筹备处产生了嫉妒心理。但由于“砺青派”缺乏群众基础，得不到社会各界的拥护，因此，在北伐之前国共合作比较顺利的情况下，他们无机可乘，也形不成气候。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右派自上而下逐步形成体系，并开始在各地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争夺革命领导权。因此，莆田老牌的国民党自然而然地投靠国民党右派。当时莆田的”砺青派”代表人物有陈乃元、何显祖等人，陈乃元原系同盟会会员，“护法运动”时由闽南护法军总司令杨持平介绍认识了福建靖国军总司令方声涛，任靖国军司令部军法处处长。1926年12月，北伐军东路军攻克福州后，东路军总司令何应钦离榕赴浙时，将福建临时政治会议主席一职留给方声涛。方为了培植亲信又委任陈乃元为闽省财务委员。而何显祖也是在”护法运动”中投靠莆田民军而结识方声涛和张贞，北伐军入闽后初为莆田盐务总监，方声涛主闽时将他一举提拔为福建盐运使。当时盐运使是福建省第一肥缺，省政府机关的经费开支80％出于盐税。因此，不但何显祖发了横财，而且方声涛也肥得流油。陈、何二人还积极插手莆田地方事务，在家乡培植地方势力。北伐胜利后，莆田的民军因眷恋故土而不愿接受改编为正规军，陈、何二人就趁机将部分莆田民军改编为莆田前下盐场缉私队，编制为一个团，由梁齐川任团长。这样，“砺青派”在政治上有方声涛作后盾；在军事上有民军武装作保障，在莆田地方上又有土豪劣绅的支持，逐渐成为莆田地方颇有势力的派系。
  随着“砺青派”势力的不断增强，他们不但认为自己是理所当然的莆田国民党地方代表，也绝不服气陈国柱等人和国民党莆田县党部筹备处的所作所为。于是，陈、何二人积极筹划，由陈乃元的外甥郑宗龙等纠集了一批人，在莆田县立第一小学挂出“中国国民党莆田县党部整理处”的牌子，并扬言莆田县党部筹备处是非法组织，只有他们才是奉福建省临时党部之命令来莆整理党务的，从而再次形成两个公开对峙的国民党莆田地方组织。
  莆田出现了两个互相对峙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引起福建省临时党部的重视，为了调解双方的矛盾，省临时党部采取和稀泥的措施，委任曾天毅、陈兆俊、彭秉廉、陈韶为莆田县党务整理委员，并在莆田城内龙门下设立办事处。这样，莆田就有三套国民党的组织人马和三块牌子，成为全国之最。但由于县党部筹委处得到中共莆田地方组织的支持和广大农民及城镇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拥护，仍然风风火火地开展工农运动，发展基层党组织；而以”砺青派”为代表的莆田县党部整理处虽有土豪劣绅的支持，也有武装力量作后盾，但因缺乏群众基础而无法顺利开展工作；而新成立的莆田县党支部务整理委员办事处，一方面因其人员分属两个不同的组织，各自参与本组织的活动；另一方面也因缺乏群众基础而难以起到调和作用，实际上徒有虚名。因此，三个国民党莆田地方组织只有莆田县党部筹备处才真正在领导莆田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
  1926年12月下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示撤销设在厦门的福建临时党部，并决定在福州设立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省党部筹备处成立之后即任命陈国柱、林清汉为莆田农民运动特派员，负责筹建莆田农民协会。根据中共福州市委的指示，陈国柱以省党部筹备处的名义，积极筹建莆田农民协会。12月29日，经各区推荐，陈国柱召集莆田各区的农协代表，在古谯楼举行莆田县第一届农协代表大会。面对莆田县党部筹备处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以国民党右派为首的莆田县党部整理处极为眼红。陈乃元、何显祖便指使莆田县党部整理处的陈韶、郑宗龙等人趁莆田农协大会召开之际，从华亭雇来了30多名打手，又纠集了城内的一批流氓恶棍，冲击县农协代表大会，并大打出手，开枪恐吓。农协大会被突然袭击，顿时大乱，一些代表为了逃命，竟从古谯楼二楼跳下，造成多人受伤（史称“跳古谯楼事件”），从而使两个国民党莆田地方组织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事件发生后，双方都向省党部筹备处告状。为了调和莆田县两个县党部的矛盾，省党部重新任命莆田县党部筹备会的领导成员，任命卢振柳为莆田县党部筹备会主任，曾天毅、郑宗龙、马秉衡、陈震为筹备员，将原莆田县党部筹备处、整理处和整理委员办事处揉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三结合”的新班子。同时，又安排陈国柱、林清汉、林海川等为农、工、青、妇及宣传专职特派员，可以出席县党部筹备会议。这种和稀泥的办法，不但不能消除莆田国民党两派之间的对立，而且使其矛盾继续恶化。
  1927年1月，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在共产党和左派人士的支持下，在福州创办了党政干部训练所，从全省各地招收进步青年进行为期半年的培训。陈国柱根据中共福州市委的指示，即派共产党员陈天章、陈兆芳、陈磊、陈德来、王纪修、李培兰、林景亮等10人参加学习，从而不但为以后莆田国民党左派组织的健康发展积蓄了力量，而且也使这些共产党员在反革命政变中免受其害。
  1927年4月8日，莆田的国民党右派根据省党部右派组织的旨意，对莆田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进行清党。由于陈国柱事先得知消息，通知在城里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转移，使莆田的革命力量没受多大损失。同年7月，原参加党政训练所的学员，毕业后由省党部分配回莆田担任县党部筹备员。所以，莆田国民党右派虽发动了政变，却不能掌握县党部的实权，在莆田县党部的领导成员中左派力量仍占绝大多数。
  1927年9月，福建省党部要求各县党部重新进行选举，鉴于莆田县党部内部的复杂情况，省党部专门派员到莆田监督选举。由于莆田县党部的左派力量占优势，又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所以，黄谟、蓝少华、李培兰、刘筠声、宋耀华等人被选为县党部执行委员；王纪修、吴梦泽、陈磊等被选为监察委员，选举的结果县党部组成人员绝大多数还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莆田的国民党右派又被排挤出县党部的领导层。因此，大革命失败后莆田工农运动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仍然蓬勃发展。
  1927年12月，中共莆田县委成立之后，尽管当时全国的国共合作已经破裂，但莆田国民党党部组织仍由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所控制，故莆田的国共两党仍然秘密合作，中共莆田地方组织的一系列活动仍以县党部的名义出现，使各项工作开展得较为顺利。1928年3月，中共莆田县委又以县党部的名义发动农民进行抗捐斗争。事后，莆田县政府向省党部呈控，指责县党部聚众闹事。于是，省党部命令莆田县党部马上停止活动，由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省党部难以界定，故不予追究。同年11月，省党部为了恢复莆田县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又委任陈元瓒、陈国亮、郑宣、林维俊、林景明为莆田县党务指导委员，并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党员重新登记。但由于没有共产党的协助，加上莆田的国民党右派缺乏群众基础，参加登记的国民党党员仅11人。
  莆田国民党地方组织对峙的局面断断续续坚持了16年，在对峙中国民党左派得到中共莆田地方组织的支持和人民群众的拥护，始终掌握了莆田革命的领导权，而国民党左派组织的主导地位又为中共莆田地方组织的存在与发展，以及莆田各项革命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两个国民党县党部的对立，使国民党左派对中共莆田地方组织产生了很大的依赖性，从而不但使莆田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而且还使莆田的国共合作独树一帜，合作关系之融洽，合作时间之长，此乃为全国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