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各国侵略者蜂拥而至。为了配合各国的军事侵略，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借传教为名刺探军事、政治情报，进行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从而引起了波澜壮阔的“反洋教”斗争。
  莆田、仙游地处福建沿海，具有战略要塞之意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19世纪中叶起，西方各国争先恐后地派遣传教士入侵兴化大地。1856年（咸丰六年）法国传教士率先在涵江设立天主教堂，开了外国传教士入莆之先例。随后，各国纷纷效法，相继派传教士来到莆田、仙游，任意占地设立教堂。1862年（同治七年），美国传教士威廉·普鲁士踏进兴化这块美丽的土地，先后在莆田城区和仙游庆山巷设立“美以美”教会，并迅速扩张势力。1879年（光绪五年），英帝国主义不甘示弱，后来者居上，在莆田、仙游城区设立教堂后，立即向广大农村滋蔓，教堂和教民很快超过法、美等国。随后，真耶稣会、安息会、伦敦公会、基督徒聚会所等教派相继派人到兴化大地设堂传教。为了扩充势力，吸引教徒，各教会不择手段，扩张地盘。经过一番较量，教会对兴化的地盘形成不成文的分割协议，即美教会以莆田县为大本营，英教会以仙游县为基地，法（国）等其他各国的教会虽不占主导地位，却两县兼而有之。但美、英两国教会在莆仙两县仍互有渗透，只不过在势力上两县各有所侧重而已。由于教会之间的激烈竞争，使莆仙两县民众受压迫的程度不断加深。
  各国传教士入侵莆田之后，打着传教、办学、办医院、办工厂的幌子，大肆进行政治渗透、文化侵略和经济掠夺。在政治上，教会依仗各国强大的军事后盾欺压百姓，甚至凌驾于地方当局之上，干涉地方内政。如“美以美”教会专门设立诉讼评议部，凡教徒涉及诉讼事宜须先田评议部核实，司法机关方可受理，严重侵犯了百姓的诉讼权利和中国政府的司法程序，难怪民间曾经流传“打官司有蓝眼睛的出面，便可转败为胜”的说法。正所谓：“百姓乃怕官厅，官厅又怕洋势，教会遍布乡曲，美会尤为嚣张”。同时，教会还参与镇压农民运动，如1902年，黄濂领导的沿海“三十六乡”民众抗捐，教会乘机造谣说黄濂煽动农民造反，自称“十六皇帝”，威逼官府缉捕黄濂。另外，传教士还充当间谍角色，如美教会曾经派人测绘莆仙山势、海港等地形图，寄回美国总布道会，供给美国政府参考。在经济上，传教士帮助帝国主义列强打通内地的通商渠道，倾销本国商品，冲击莆田的民族经济。如1899年美传教士假借“慈善”、“救济”为名，在莆创办“美兴纺纱织布局”，推销洋布，使原靠纺纱织布为主要收入的莆田手工业遭受严重冲击。随后，各国传教士纷纷效法，先后开办了兴善汽船公司、亚西亚火油公司、面粉厂、制糖厂、肥皂厂等20多家企业，3家买卖洋行，还购置田产1600多亩出租给教徒耕种。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传教士以办学校、医院和传习为名传播神教理论，灌输迷信思想，麻醉兴化民众的斗志，愚昧民众心理，以达到长期统治之目的。如“美教会”于1898年在兴化创办《奋兴报》，掌握兴化地区的舆论工具。据统计，当时各教会在莆田文教卫生方面进行全面控制，各种学校，讲习所、培训班多达128处。所以，20世纪初，教会在经济侵略的同时，不断进行文化侵略和民族意识的奴化。虽然说教会创办的企业客观上促进了莆田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传统的经济和封建思想枷锁，其实这并不是教会的本意。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具有反帝反封建革命传统的兴化人民始终没有停止过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和反抗。早在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倭寇攻陷兴化城，“将兴化宝物女子，尽载而归”时，就遭到兴化军民的顽强抵抗。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初七），贪婪成性的倭寇再度入侵兴化，2万多倭寇乘船从莆仙交界处的东沙登陆，并建立东西南北四巢，对仙游成围攻之势。此时，戚家军在浙江受阻，未能如期前来解围，在此危急关头，莆仙军民团结一致，英勇抗击，浴血奋战，坚守城池，直到援军到来，里应外合击退侵略者，消灭倭寇千余人，救出被俘男女3000多人，取得抗倭斗争的重大胜利。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民众的反侵略斗争，使中国的反帝斗争进入低潮，各地的教会因此更加嚣张。然而，近代以来兴化地区虽然发生过多起反教会斗争，但均被官府所镇压。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英天主教为了在莆仙扩大势力范围，又在仙游盖尾等处占地建教堂。由于教会目空一切，横行霸道，未经当地民众同意，强占民田，遭到村民的坚决反对。村民们拆除新盖教堂的房基，阻止教会任意占地盖教堂。于是，英领事馆向福建当局交涉，并通过清朝廷不断向福建当局施加压力。软弱的省督即派兵到盖尾镇压农民，焚烧民房几十座，使上百户农民无家可归。官府的软弱和暴行激起众怒，郊尾东湖村的青年农民张约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组织民众捣毁了杉尾、盖尾等地的“天主堂”，并打伤牧师8人。教会和官兵的暴行也激起仙游民众的强烈不满，一时间，全县舆论哗然，议论纷纷。仙游简易师范学校的学生们率先发起声援，举行罢课，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学生的游行队伍团团围住仙游南门的“圣公会”，并砸毁教堂，驱逐总司徒陈宗信。学生的反“洋教”斗争还获得仙游民众的支持，市民们暗中串联准备举行罢市。面对愤怒的群众和学生，官府和教会一时束手无策，欲继续镇压下去，又恐官逼民反。于是，仙游城内的绅士出面圆场，教会也担心事态扩大对自身不利。在社会舆论和仙游民众及学生的压力下，教会被迫向盖尾村民赔偿被烧民房的损失费4000两白银，以安置那些无家可归的农民。
  兴化民众反“洋教”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少见的。自鸦片战争以来，无论是国家交锋，还是局部争执，中国均以划地赔款以息事。而仙游民众的反“洋教”斗争却创了历史纪录，英帝国主义破天荒地向中国农民赔款，这对广大民众来说鼓舞是巨大的。但在早期的民众反侵略斗争中，由于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和缺乏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未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而莆仙人民在斗争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不屈不挠的民族斗争精神，却为后人所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