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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的韩愈、欧阳修、曾巩都有过“醒心”诗文。……显而易见，他们所谓的“醒心”，只是一般意义之所指，而与林龙江的《醒心诗》，内涵深浅差异大矣！
嘉靖三十八年已未（1559），43岁的龙江先生著《醒心诗八十一首》，全为七言绝句；嘉靖三十九年庚申（1560）五月，龙江先生进而摘注《醒心诗》三十六首，又著《三教要旨》。认为“‘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余谨以拙诗三十六章而疏释之，以明三教要旨，以俟夫后之尽心知性者。”也就是说，他认定做人之德，与传授之道，密不可分；其精选的《醒心诗》三十六首之用意，是用来阐明三教要旨，教诲那些尽心知性者。正如其嫡传门人黄阳所云：“三教合一之旨，三教先生既从而讲论之，而又为之诗歌；诗歌之不足，而又摘取三十六章，为之注解，反覆印证，若合符节，是诚斯世之渊微，三教之要领，无非古先所不传之秘，而前圣所未发之书也。阳每咨决疑义而神领之下；似若心之所已知而口之所能言者，岂非至正明达之道而先得同然之机与？……阳尝诵先生之诗教，已得三教之大都；继受先生之言传，颇悉三教之奥妙，猗与休哉！始知尽性至命之学，明德亲民之训。”也就是说，龙江先生的诗咏，也是诗教，主要是为了体现和宣传三教合一的——凭借形象思维的文学手段，更为生动、形象。
一、唤醒本心以“明心性”
首先，龙江先生为何要把诗歌取名为《醒心诗》？先请读读以下三首诗吧——……
明代后期，我国思想界基本上趋于共识：儒、道、释三教都是统一在宇宙的本源，都是“心”的派生物，所谓“认得三教理，悟就一心人。”……“明心性”既是入手之法，又是终极目的。
二、自由自在“性命之学”
宋代王安石《答王深甫书》认为，所谓道德就是性命之学。“性命之学”是人生的最高学问，也是最有价值者。龙江先生用诗歌回答了性命之学”的若干关键问题。
一是性命贵在“自然”，“天然无粉饰”。应当任其生发，才能生机勃勃，无穷“无尽”。其诗曰：“下有鱼兮上有鸢，道散两间只自然。生生化化元无尽，一物由来有一天。”追求宇宙万物自由自在、各自自然生发，尽其天年；反对人为束缚，限制摧残。这在明末那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尤显难能可贵。
诗曰“曾随白鹿卧空林，惟有清风知我心。春回不尽天机巧，草木自花鸟自吟。”儒家重点在“生之成全”，注重生生之成全。就这一点来讲，儒家最合乎人的常道。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心之全德曰仁。学者之事，最紧要的就是识仁求仁，如此乃是“为天地立心”。“曾随白鹿卧空林”者，与物两忘也。“惟有清风知我心”者，与天为一也。至于充实、美、大、光辉、生色（《孟子·尽心》）。如草木自花，鸟之自吟，天机一动，妙不可言。春风醒心，花鸟萌动。这是生的礼赞，物的欢歌。
二是揭示出“一气天然”的宇宙观。天地虽大，而万物各适其性，都包罗在一气当中，由气之先来主持掌管。
“气”、“一气”都是三一教的重要理念。林子曰：“天地也者，有形有气，惟其有形有气，故其有方有体”《林子三教正宗统论二十四》。“天地万物，皆吾二气。故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参天地赞化育者，一气之充塞无间也。”……也就是说，天地之气和我的气是相互开合、彼此联属的。这就是因为天和人相关联的微妙，一气的感通才使之然。中国是一个“气”的感通传统，是一个天人合德、物我一气、人我一体。回到天地人我万物通而为一的整体，注重生命之气。天理本心通而为一。当代物理学、中医学的“气场说”与之有类似之处。而西方的哲学往往是把人与万物分离出来，再反回去控制、驾驭整个客观世界。
佛道都认为“无”才是世间万物的本体，而这“无”又是无形无声却充满宇宙的东西。林龙江在其论著中对此多有阐述，如曰“天然一气无分别，万古襟怀宇宙间”；“气聚而生，气散而死，是生死之道，一昼夜之代谢耳！”“人生聚而成形，散则成气，聚而复散，散而复聚”。所以，林子《寇退收尸歌》《收尸歌》一而再、再而三咏叹：“与汝形骸一气分”云云。
龙江先生力主人类是融通在世界之中的，只是万物中的一员；人跟物是“一气之感通”，人跟天是“天人合德”，人跟人更是“一体之仁”，故其《醒心诗》咏道：“一气天然相始终，屈伸阖辟自无穷。徘徊回云影天光外，自在清风明月中。”
正因为如此，天人才会彼此融合，相互欣赏，以至于忘乎所以，“相看两不厌”。《庄子·外物》曰：“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陶渊明赞叹大自然“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皆为身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达到心醉神迷、“物我两忘”的地步。龙江先生同样如此：“山北山南水满渠，动中自有静工夫。不妨逸兴千篇在，每到忘言一字无。”
三是“民胞物与”，天人合一
正由于对宇宙万物相互一气感通，以及对自由自在生命安顿的关注，龙江先生对于儒家倡导的“民胞物与”特别热心践行，一再“直寄衷情草木知”。他在《醒心诗》中写道：“十载烟霞寄此山，民胞物与每相关。天然一气无分别，万古襟怀宇宙间。”“由来物物有真机，无限风光无限诗。自是天然无粉饰，些儿着意便支离。”
《礼记》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儒家提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仁、义、礼、智、信”五常；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宋代程颢讲“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还喜欢讲“观万物皆有春意”；张载哲学思想最受推崇的是“民胞物与”的博大情怀，主张“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王守仁《王文成公书·答聂文蔚》也认为：“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认为乾天坤地，正是宇宙间阴阳之最大者，它们具有“生生”之大德，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佛家主张“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都强调仁慈大爱。
龙江先生在此基础上，将“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的仁爱之光照彻寰宇。……
过了几年，有几只凤凰聚集在东岩山。有人要用弓箭射杀，有人要用鸟网捕捉。林子规劝道：“此乃吉祥之鸟，不可捕杀，亦不能妄为，宜让其自由来往！”正如《三一教楹联》所言“鸢飞鱼跃总天机，木石有情，江山无恙；兔走鸟飞参道妙，烟霞不老，风物常新。”待物尚且如此，何况对当时处于内忧外患、水深火热之中的莆田百姓？……
三、“浩然正气”爱国情怀
不错，龙江先生精通儒道释，贵尊“三一教主”，但其思想品格之主流，应当首推为高尚的爱国者。面对强敌和邪恶，他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永远激励着后人奋斗不息。通俗来说，爱国主义就是历史地形成的忠诚和热爱自己祖国的思想和感情；集中表现为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为保卫祖国献身的奋斗精神。爱国，即爱文化，也就是守护中华传统文化。其基本要求，即爱祖国的大好河山、骨肉同胞、灿烂文化；能够挺身而出，同仇敌忾，抗御外侮，历来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应该说，龙江先生也是屈原式的爱国主义“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无论在国内国外，……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
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加以审视，更会明白时势造英雄，“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龙江先生在国难当头、家破人亡之际，不避艰险困苦，体现出“威武不能屈”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气概。面对莆田大地乃至整个东南沿海半壁江山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背景，他挺身而出，保家卫国，驱逐倭寇，力挽狂澜。
正如《三一教楹联》所赞：“讲学时，论是非，不论利害；应事时，顾利害，不论是非。”“贤此心，圣此心，天地亦此心，主敬最要；家吾事，国吾事，宇宙皆吾事，集义为先。”“贤等莫欺余，生死第一关，果尔能看得破；我今试问你，义利两个字，岂其无愧于心。”为此，林子自己咏道：“浩然正气与天同。呼吸便能赞化工。何处不来天上月？野花啼鸟自春风。”凡生生化化如野花啼鸟并育于天地间者，亦皆有自在于我呼吸春风之中矣。“作人须作万古人，万古之人只此身。浑沦天地吾非我，颠倒阴阳主是宾。”……
儒家主张“挑起”和担当，主“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力求兼济天下，“经世致用”。儒家《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乡贤领导地方民众主持和起草的乡民公约法则，被后世尊为中国乡约之祖。
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而对不断骚扰的倭贼，林子著《防倭管见》，反对消极防卫，主张：“不宜清野，不宜闭城，不宜遏籴，不宜惜费。滨海以至城邑，乡人各自团练，首尾救应，则无地非城池，无人非官兵矣。不然，聚处孤城，适以自困耳。”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奋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龙江先生抗倭爱国之举，大都是在40岁前后血气方刚、人生最辉煌之际，因此更显得光芒特出，令人难忘。隆庆三年已巳（1569）八月，林子游壶山凌云殿，题一联云：“举首去星辰不远，挺身在日月之间。”可谓以身自许，心向往之。
据不完全统计，仅1543年至1563年的倭患期间，死在倭寇屠刀下的数以万计。嘉靖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倭寇侵犯福建境内达151次，林兆恩的家乡兴化，又是受倭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仅1558年至1563年，倭寇侵犯莆田有九次，并攻破了兴化府城。这是明代唯一被倭寇攻陷的府城，受害也最为严重。据《林子三教正宗统论》第30册《续稿》载：“屠戮之众，而遗骸如积。虐焰之炽，而村落为墟。加上无用之兵，重为民生之苦，触目惊心，惨不忍言。”再加上疫病流行，致使“一坊数十家，而丧者五六；一家数十人，而丧者七八，甚至尽绝者。哭声连门，死尸塞路。孤城之外，千里为墟，田野长草叶，市镇生荆棘”。在这兴化人民受苦受难的紧急关头，龙江先生目睹家乡的惨状，坚强不屈，自觉挺身而出，毁家纾难，赈民救灾。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二月，倭寇进逼福建莆田城，防守甚急。时值严冬，又多夜雨，守城的将士苦不堪言。林兆恩经常叫家人捐赠酒、粥、钱、米等慰劳守城的将士。嘉靖三十五年，莆田疫病流行，不少人被传染，病死了。许多贫穷者，没钱买棺材埋葬。林兆恩变卖田产数十亩，购买棺材，施舍给他们。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倭寇4000多人，骚扰莆田沿海。九月，戚继光在莆田林墩大败倭寇，许厝大捷后，民众倡议建祠堂纪念他。林子首先捐田30亩，又帖告示募捐建造戚光祠。后又捐田20亩，供戚光祠春秋二祭。
如今，位于莆田市荔城区黄石镇桥兜村林墩自然村南塘湖畔的戚继光纪念馆依然威武耸立，解放军上将题写的“闽海雄风”熠熠生辉。
1997年被批准为莆田县文物保护单位、莆田市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现定为福建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以上一切费用，都是取自林子家产，故巨万家产变卖殆尽。作为一个布衣，他毁家纾难，赈民救灾，这在封建社会尤为难能可贵，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爱国者内在的道德修养底色，在于护国庇民、建功立业，兼济天下苍生，在于知行一致，学以致用，不带假面，挺立天地中人的精神；而不是坐而论道的规规小儒。《三一教楹联》说得好：“毁誉，荣辱，利害，死生，这四关须立定脚跟，方打得透；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德毋徒腾口说，要见诸行。”“手泽活梓桑，莆口皆碑，功德曾覃百里地；心传著薪火，麟山导脉，馨香今遍五洲侨。”……
嘉靖四十年（1561），自夏至冬，倭寇三次围攻兴化府城。这一年冬天，倭寇兵临城下，加上疫病流行，死者相枕。林子命其弟兆居、弟子黄仕钦70多人，值日雇工，在府城内外收尸。林子作《收尸歌》三首，以安亡灵。其歌曰：
“与汝形骸一气分，数声木铎不堪闻。风幡挥泪缘何事？与汝形骸一气分！
与汝形骸一气分，数声镣钹不堪闻。风幡挥泪缘何事？与汝形骸一气分。
与汝形骸一气分，数声石磬不堪闻。风幡挥泪缘何事？与汝形骸一气分！”
嘉靖四十一年（1562）正月，林子为使死者不暴尸，幸存者能安宁，也不病于疫，他聘请北京僧无闻、漳州僧静圜、平海僧净圆等在10余人，在莆田城内外收尸，集中火葬，并作《魂歌》三章，祭奠亡灵。积薪火化尸体，有5000余具。……
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十三日，劫后余生的莆田城内外积尸成丘，惨不忍睹。龙江先生鬻田与门人收尸火化葬之。林子还特地作《寇退收尸歌》以安亡灵：“与形骸一气分，满城鬼哭不堪闻。藁舁风化缘何事？与汝形骸一气分！”
而对千难万苦，龙江先生大义凛然，勇于担当；甚至面对酷刑死亡，他依然从容自在，义无反顾。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四月，倭寇数千围攻莆田城，形势危急。为了全城人民的利益，42岁的林兆恩挺身而出，……林子释放回家后，全身肿痛，卧床不起，却咏歌如常。督学胡庭兰躬访林子，听到他的歌声，如出金石，铿锵动听，更加赞叹不已。胡庭兰感动地说：“此真道人也。非堪破生死关头者能如是耶？”这件事影响很大，城里人把保住全城之功归于林子。他们共设彩帐，横额书着“一券全城”四个大金字，以表彰林子为民驱倭的义举。按院樊献科也赠送题为“尚义”的金匾，以表扬布衣林子主持公道、甘于为民承担风险的正义行为。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1564）秋天，48岁的龙江先生赴榕城，以气功“九序心法”，为抗倭驱虏的主将戚继光疗伤治病。总戎不久就康复痊愈了。林子还“每称戚南塘有古名将风”，予以夸奖。
除了著书和倡教外，龙江先生始终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如募建、修葺宫庙寺观与桥梁、塔刹等；也时常赈济灾民，为百姓排忧解难。……
在艺术表现上，龙江先生的诗歌亦特色鲜明。他秉承“诗言志”的儒家传统，以诗传情抒怀，托物言志；而这些心志，又不是赤裸裸地不加包装，无所依托地和盘托出。
“愤怒出诗人”固然没错，但毕竟诗歌必须倚仗形象思维。英国诗歌史上的旷世奇才、浪漫主义诗歌奠基人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1772—1834）说过：“把（自然界）这些与人类心灵有限性相适应的意象汇集到一起，从而根据这些意象来提取那些与他们相近的道德省察形式，再施加在这些意象之上，是外在事物内化，内在事物外化，是自然变思想，思想变成自然”。柯尔律治在《论诗或艺术》中明确的提到：“我们必须要模仿自然！……具体地说，是样子美好地东西与有生命的东西的统一。”应当描绘“有生气的自然”。（转引自谭永申《柯尔律治诗歌中的“超自然主义》
如同《离骚》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达到一种外物与内心的融合，使他自己高尚不屈的品格得以通过美好的事物（香草）彰显出来，从而大大拓展了作品反映作者心灵世界的能力；大量《醒心诗》在托物言志方面，也直接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以花柳风月，寄情志于景物。而正是这些生命活水的注入，诗人“把自然中与人类心灵的有限性相适应的意象汇集到一起，从而根据这些意象来提取那些与它们接近的道德省察形式，再施加在这些意象之上，使外在的内化，内在的外化，使自然变成思想，思想变成自然。”（柯尔律治）例如，“道在青松月在花，清风万里泛归搓。此心不是元无物，何处月明何处花？”“睡起凭栏看月华，疏松影里尽烟霞。春风自有真消息，不向西园问落花。”这些景物，都浸润着诗人的情思，自然与思想融为一体。
《醒心诗》的另一艺术特色，是比兴手法的广泛运用。它“依诗取兴，引类比喻”，且多数具有象征的性质，使得全诗更加生动形象，丰富多采。例如，“醉舞春风海上楼，白云不尽在溪头。一声铁笛斜阳外，世事都将付野鸥。”“莫言黄菊已离披，万物归根自有时。能解天然开谢意，犹堪载酒向东篱。”诗中，丰富多彩的自然物象，都成为了诗人表情达意的意象。其中，“白云”“黄菊”“斜阳”“野鸥”等诸多景象，也都赋予了象征性的寓意，内涵大大超越字面意义。
再则，几十首《醒心诗》全部采用七言绝句的形式，显得短小精悍，节奏明快；又常以口语入诗，比较贴近民间的创作特点，更加便于理解、传诵。
《寇退收尸歌》十分注意语言、句式的整体联系，讲究语句的粘连复现、回环反复，切合道场氛围和习惯仪轨、言语，突出悼念亡灵的特殊艺术效果。作人须作万古人，万古之人只此身。“尽心知性便知天，自是篇章难尽传。”口语化，通俗易懂，琅琅上口，易诵易记。
龙江先生学富五车，而借鉴前人却不露痕迹。例如：“徘徊云影天光外，自在清风明月中。”“心性精微六籍外，乾坤浩荡一丸中。”“山北山南水满渠”、“无限风光无限诗”等等，语句似曾相见，却又贴切自然。
总而言之，龙江先生的诗歌，既是诗教的读本，更表现出自我“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的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体现了诗性批判精神与清醒执著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择择。他从未屈服邪恶，明哲保身，而是奋不顾身，与各种邪恶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在善恶之争、美丑之辨、光明与黑暗的激烈碰撞中，闪烁其思想与人格之光。
五百年风云变幻，五百载风生水起。一代诗魂陨落了，其形骸早已化作尘土，融入莆阳大地，但其用生命演绎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壶山同在，惠及万代。龙江先生的崇高德行，早已成了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珍品，永远激励着子孙万代爱我中华并为之奋斗不息！
为纪念龙江先生诞辰500周年作，2017.6.8于荔城
收入《众源夏午》，四川美术出版社，2018.8
嘉靖三十八年已未（1559），43岁的龙江先生著《醒心诗八十一首》，全为七言绝句；嘉靖三十九年庚申（1560）五月，龙江先生进而摘注《醒心诗》三十六首，又著《三教要旨》。认为“‘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余谨以拙诗三十六章而疏释之，以明三教要旨，以俟夫后之尽心知性者。”也就是说，他认定做人之德，与传授之道，密不可分；其精选的《醒心诗》三十六首之用意，是用来阐明三教要旨，教诲那些尽心知性者。正如其嫡传门人黄阳所云：“三教合一之旨，三教先生既从而讲论之，而又为之诗歌；诗歌之不足，而又摘取三十六章，为之注解，反覆印证，若合符节，是诚斯世之渊微，三教之要领，无非古先所不传之秘，而前圣所未发之书也。阳每咨决疑义而神领之下；似若心之所已知而口之所能言者，岂非至正明达之道而先得同然之机与？……阳尝诵先生之诗教，已得三教之大都；继受先生之言传，颇悉三教之奥妙，猗与休哉！始知尽性至命之学，明德亲民之训。”也就是说，龙江先生的诗咏，也是诗教，主要是为了体现和宣传三教合一的——凭借形象思维的文学手段，更为生动、形象。
一、唤醒本心以“明心性”
首先，龙江先生为何要把诗歌取名为《醒心诗》？先请读读以下三首诗吧——……
明代后期，我国思想界基本上趋于共识：儒、道、释三教都是统一在宇宙的本源，都是“心”的派生物，所谓“认得三教理，悟就一心人。”……“明心性”既是入手之法，又是终极目的。
二、自由自在“性命之学”
宋代王安石《答王深甫书》认为，所谓道德就是性命之学。“性命之学”是人生的最高学问，也是最有价值者。龙江先生用诗歌回答了性命之学”的若干关键问题。
一是性命贵在“自然”，“天然无粉饰”。应当任其生发，才能生机勃勃，无穷“无尽”。其诗曰：“下有鱼兮上有鸢，道散两间只自然。生生化化元无尽，一物由来有一天。”追求宇宙万物自由自在、各自自然生发，尽其天年；反对人为束缚，限制摧残。这在明末那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尤显难能可贵。
诗曰“曾随白鹿卧空林，惟有清风知我心。春回不尽天机巧，草木自花鸟自吟。”儒家重点在“生之成全”，注重生生之成全。就这一点来讲，儒家最合乎人的常道。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心之全德曰仁。学者之事，最紧要的就是识仁求仁，如此乃是“为天地立心”。“曾随白鹿卧空林”者，与物两忘也。“惟有清风知我心”者，与天为一也。至于充实、美、大、光辉、生色（《孟子·尽心》）。如草木自花，鸟之自吟，天机一动，妙不可言。春风醒心，花鸟萌动。这是生的礼赞，物的欢歌。
二是揭示出“一气天然”的宇宙观。天地虽大，而万物各适其性，都包罗在一气当中，由气之先来主持掌管。
“气”、“一气”都是三一教的重要理念。林子曰：“天地也者，有形有气，惟其有形有气，故其有方有体”《林子三教正宗统论二十四》。“天地万物，皆吾二气。故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参天地赞化育者，一气之充塞无间也。”……也就是说，天地之气和我的气是相互开合、彼此联属的。这就是因为天和人相关联的微妙，一气的感通才使之然。中国是一个“气”的感通传统，是一个天人合德、物我一气、人我一体。回到天地人我万物通而为一的整体，注重生命之气。天理本心通而为一。当代物理学、中医学的“气场说”与之有类似之处。而西方的哲学往往是把人与万物分离出来，再反回去控制、驾驭整个客观世界。
佛道都认为“无”才是世间万物的本体，而这“无”又是无形无声却充满宇宙的东西。林龙江在其论著中对此多有阐述，如曰“天然一气无分别，万古襟怀宇宙间”；“气聚而生，气散而死，是生死之道，一昼夜之代谢耳！”“人生聚而成形，散则成气，聚而复散，散而复聚”。所以，林子《寇退收尸歌》《收尸歌》一而再、再而三咏叹：“与汝形骸一气分”云云。
龙江先生力主人类是融通在世界之中的，只是万物中的一员；人跟物是“一气之感通”，人跟天是“天人合德”，人跟人更是“一体之仁”，故其《醒心诗》咏道：“一气天然相始终，屈伸阖辟自无穷。徘徊回云影天光外，自在清风明月中。”
正因为如此，天人才会彼此融合，相互欣赏，以至于忘乎所以，“相看两不厌”。《庄子·外物》曰：“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陶渊明赞叹大自然“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皆为身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达到心醉神迷、“物我两忘”的地步。龙江先生同样如此：“山北山南水满渠，动中自有静工夫。不妨逸兴千篇在，每到忘言一字无。”
三是“民胞物与”，天人合一
正由于对宇宙万物相互一气感通，以及对自由自在生命安顿的关注，龙江先生对于儒家倡导的“民胞物与”特别热心践行，一再“直寄衷情草木知”。他在《醒心诗》中写道：“十载烟霞寄此山，民胞物与每相关。天然一气无分别，万古襟怀宇宙间。”“由来物物有真机，无限风光无限诗。自是天然无粉饰，些儿着意便支离。”
《礼记》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儒家提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仁、义、礼、智、信”五常；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宋代程颢讲“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还喜欢讲“观万物皆有春意”；张载哲学思想最受推崇的是“民胞物与”的博大情怀，主张“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王守仁《王文成公书·答聂文蔚》也认为：“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认为乾天坤地，正是宇宙间阴阳之最大者，它们具有“生生”之大德，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佛家主张“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都强调仁慈大爱。
龙江先生在此基础上，将“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的仁爱之光照彻寰宇。……
过了几年，有几只凤凰聚集在东岩山。有人要用弓箭射杀，有人要用鸟网捕捉。林子规劝道：“此乃吉祥之鸟，不可捕杀，亦不能妄为，宜让其自由来往！”正如《三一教楹联》所言“鸢飞鱼跃总天机，木石有情，江山无恙；兔走鸟飞参道妙，烟霞不老，风物常新。”待物尚且如此，何况对当时处于内忧外患、水深火热之中的莆田百姓？……
三、“浩然正气”爱国情怀
不错，龙江先生精通儒道释，贵尊“三一教主”，但其思想品格之主流，应当首推为高尚的爱国者。面对强敌和邪恶，他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永远激励着后人奋斗不息。通俗来说，爱国主义就是历史地形成的忠诚和热爱自己祖国的思想和感情；集中表现为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为保卫祖国献身的奋斗精神。爱国，即爱文化，也就是守护中华传统文化。其基本要求，即爱祖国的大好河山、骨肉同胞、灿烂文化；能够挺身而出，同仇敌忾，抗御外侮，历来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应该说，龙江先生也是屈原式的爱国主义“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无论在国内国外，……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
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加以审视，更会明白时势造英雄，“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龙江先生在国难当头、家破人亡之际，不避艰险困苦，体现出“威武不能屈”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气概。面对莆田大地乃至整个东南沿海半壁江山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背景，他挺身而出，保家卫国，驱逐倭寇，力挽狂澜。
正如《三一教楹联》所赞：“讲学时，论是非，不论利害；应事时，顾利害，不论是非。”“贤此心，圣此心，天地亦此心，主敬最要；家吾事，国吾事，宇宙皆吾事，集义为先。”“贤等莫欺余，生死第一关，果尔能看得破；我今试问你，义利两个字，岂其无愧于心。”为此，林子自己咏道：“浩然正气与天同。呼吸便能赞化工。何处不来天上月？野花啼鸟自春风。”凡生生化化如野花啼鸟并育于天地间者，亦皆有自在于我呼吸春风之中矣。“作人须作万古人，万古之人只此身。浑沦天地吾非我，颠倒阴阳主是宾。”……
儒家主张“挑起”和担当，主“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力求兼济天下，“经世致用”。儒家《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乡贤领导地方民众主持和起草的乡民公约法则，被后世尊为中国乡约之祖。
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而对不断骚扰的倭贼，林子著《防倭管见》，反对消极防卫，主张：“不宜清野，不宜闭城，不宜遏籴，不宜惜费。滨海以至城邑，乡人各自团练，首尾救应，则无地非城池，无人非官兵矣。不然，聚处孤城，适以自困耳。”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奋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龙江先生抗倭爱国之举，大都是在40岁前后血气方刚、人生最辉煌之际，因此更显得光芒特出，令人难忘。隆庆三年已巳（1569）八月，林子游壶山凌云殿，题一联云：“举首去星辰不远，挺身在日月之间。”可谓以身自许，心向往之。
据不完全统计，仅1543年至1563年的倭患期间，死在倭寇屠刀下的数以万计。嘉靖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倭寇侵犯福建境内达151次，林兆恩的家乡兴化，又是受倭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仅1558年至1563年，倭寇侵犯莆田有九次，并攻破了兴化府城。这是明代唯一被倭寇攻陷的府城，受害也最为严重。据《林子三教正宗统论》第30册《续稿》载：“屠戮之众，而遗骸如积。虐焰之炽，而村落为墟。加上无用之兵，重为民生之苦，触目惊心，惨不忍言。”再加上疫病流行，致使“一坊数十家，而丧者五六；一家数十人，而丧者七八，甚至尽绝者。哭声连门，死尸塞路。孤城之外，千里为墟，田野长草叶，市镇生荆棘”。在这兴化人民受苦受难的紧急关头，龙江先生目睹家乡的惨状，坚强不屈，自觉挺身而出，毁家纾难，赈民救灾。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二月，倭寇进逼福建莆田城，防守甚急。时值严冬，又多夜雨，守城的将士苦不堪言。林兆恩经常叫家人捐赠酒、粥、钱、米等慰劳守城的将士。嘉靖三十五年，莆田疫病流行，不少人被传染，病死了。许多贫穷者，没钱买棺材埋葬。林兆恩变卖田产数十亩，购买棺材，施舍给他们。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倭寇4000多人，骚扰莆田沿海。九月，戚继光在莆田林墩大败倭寇，许厝大捷后，民众倡议建祠堂纪念他。林子首先捐田30亩，又帖告示募捐建造戚光祠。后又捐田20亩，供戚光祠春秋二祭。
如今，位于莆田市荔城区黄石镇桥兜村林墩自然村南塘湖畔的戚继光纪念馆依然威武耸立，解放军上将题写的“闽海雄风”熠熠生辉。
1997年被批准为莆田县文物保护单位、莆田市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现定为福建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以上一切费用，都是取自林子家产，故巨万家产变卖殆尽。作为一个布衣，他毁家纾难，赈民救灾，这在封建社会尤为难能可贵，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爱国者内在的道德修养底色，在于护国庇民、建功立业，兼济天下苍生，在于知行一致，学以致用，不带假面，挺立天地中人的精神；而不是坐而论道的规规小儒。《三一教楹联》说得好：“毁誉，荣辱，利害，死生，这四关须立定脚跟，方打得透；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德毋徒腾口说，要见诸行。”“手泽活梓桑，莆口皆碑，功德曾覃百里地；心传著薪火，麟山导脉，馨香今遍五洲侨。”……
嘉靖四十年（1561），自夏至冬，倭寇三次围攻兴化府城。这一年冬天，倭寇兵临城下，加上疫病流行，死者相枕。林子命其弟兆居、弟子黄仕钦70多人，值日雇工，在府城内外收尸。林子作《收尸歌》三首，以安亡灵。其歌曰：
“与汝形骸一气分，数声木铎不堪闻。风幡挥泪缘何事？与汝形骸一气分！
与汝形骸一气分，数声镣钹不堪闻。风幡挥泪缘何事？与汝形骸一气分。
与汝形骸一气分，数声石磬不堪闻。风幡挥泪缘何事？与汝形骸一气分！”
嘉靖四十一年（1562）正月，林子为使死者不暴尸，幸存者能安宁，也不病于疫，他聘请北京僧无闻、漳州僧静圜、平海僧净圆等在10余人，在莆田城内外收尸，集中火葬，并作《魂歌》三章，祭奠亡灵。积薪火化尸体，有5000余具。……
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十三日，劫后余生的莆田城内外积尸成丘，惨不忍睹。龙江先生鬻田与门人收尸火化葬之。林子还特地作《寇退收尸歌》以安亡灵：“与形骸一气分，满城鬼哭不堪闻。藁舁风化缘何事？与汝形骸一气分！”
而对千难万苦，龙江先生大义凛然，勇于担当；甚至面对酷刑死亡，他依然从容自在，义无反顾。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四月，倭寇数千围攻莆田城，形势危急。为了全城人民的利益，42岁的林兆恩挺身而出，……林子释放回家后，全身肿痛，卧床不起，却咏歌如常。督学胡庭兰躬访林子，听到他的歌声，如出金石，铿锵动听，更加赞叹不已。胡庭兰感动地说：“此真道人也。非堪破生死关头者能如是耶？”这件事影响很大，城里人把保住全城之功归于林子。他们共设彩帐，横额书着“一券全城”四个大金字，以表彰林子为民驱倭的义举。按院樊献科也赠送题为“尚义”的金匾，以表扬布衣林子主持公道、甘于为民承担风险的正义行为。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1564）秋天，48岁的龙江先生赴榕城，以气功“九序心法”，为抗倭驱虏的主将戚继光疗伤治病。总戎不久就康复痊愈了。林子还“每称戚南塘有古名将风”，予以夸奖。
除了著书和倡教外，龙江先生始终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如募建、修葺宫庙寺观与桥梁、塔刹等；也时常赈济灾民，为百姓排忧解难。……
在艺术表现上，龙江先生的诗歌亦特色鲜明。他秉承“诗言志”的儒家传统，以诗传情抒怀，托物言志；而这些心志，又不是赤裸裸地不加包装，无所依托地和盘托出。
“愤怒出诗人”固然没错，但毕竟诗歌必须倚仗形象思维。英国诗歌史上的旷世奇才、浪漫主义诗歌奠基人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1772—1834）说过：“把（自然界）这些与人类心灵有限性相适应的意象汇集到一起，从而根据这些意象来提取那些与他们相近的道德省察形式，再施加在这些意象之上，是外在事物内化，内在事物外化，是自然变思想，思想变成自然”。柯尔律治在《论诗或艺术》中明确的提到：“我们必须要模仿自然！……具体地说，是样子美好地东西与有生命的东西的统一。”应当描绘“有生气的自然”。（转引自谭永申《柯尔律治诗歌中的“超自然主义》
如同《离骚》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达到一种外物与内心的融合，使他自己高尚不屈的品格得以通过美好的事物（香草）彰显出来，从而大大拓展了作品反映作者心灵世界的能力；大量《醒心诗》在托物言志方面，也直接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以花柳风月，寄情志于景物。而正是这些生命活水的注入，诗人“把自然中与人类心灵的有限性相适应的意象汇集到一起，从而根据这些意象来提取那些与它们接近的道德省察形式，再施加在这些意象之上，使外在的内化，内在的外化，使自然变成思想，思想变成自然。”（柯尔律治）例如，“道在青松月在花，清风万里泛归搓。此心不是元无物，何处月明何处花？”“睡起凭栏看月华，疏松影里尽烟霞。春风自有真消息，不向西园问落花。”这些景物，都浸润着诗人的情思，自然与思想融为一体。
《醒心诗》的另一艺术特色，是比兴手法的广泛运用。它“依诗取兴，引类比喻”，且多数具有象征的性质，使得全诗更加生动形象，丰富多采。例如，“醉舞春风海上楼，白云不尽在溪头。一声铁笛斜阳外，世事都将付野鸥。”“莫言黄菊已离披，万物归根自有时。能解天然开谢意，犹堪载酒向东篱。”诗中，丰富多彩的自然物象，都成为了诗人表情达意的意象。其中，“白云”“黄菊”“斜阳”“野鸥”等诸多景象，也都赋予了象征性的寓意，内涵大大超越字面意义。
再则，几十首《醒心诗》全部采用七言绝句的形式，显得短小精悍，节奏明快；又常以口语入诗，比较贴近民间的创作特点，更加便于理解、传诵。
《寇退收尸歌》十分注意语言、句式的整体联系，讲究语句的粘连复现、回环反复，切合道场氛围和习惯仪轨、言语，突出悼念亡灵的特殊艺术效果。作人须作万古人，万古之人只此身。“尽心知性便知天，自是篇章难尽传。”口语化，通俗易懂，琅琅上口，易诵易记。
龙江先生学富五车，而借鉴前人却不露痕迹。例如：“徘徊云影天光外，自在清风明月中。”“心性精微六籍外，乾坤浩荡一丸中。”“山北山南水满渠”、“无限风光无限诗”等等，语句似曾相见，却又贴切自然。
总而言之，龙江先生的诗歌，既是诗教的读本，更表现出自我“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的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体现了诗性批判精神与清醒执著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择择。他从未屈服邪恶，明哲保身，而是奋不顾身，与各种邪恶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在善恶之争、美丑之辨、光明与黑暗的激烈碰撞中，闪烁其思想与人格之光。
五百年风云变幻，五百载风生水起。一代诗魂陨落了，其形骸早已化作尘土，融入莆阳大地，但其用生命演绎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壶山同在，惠及万代。龙江先生的崇高德行，早已成了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珍品，永远激励着子孙万代爱我中华并为之奋斗不息！
为纪念龙江先生诞辰500周年作，2017.6.8于荔城
收入《众源夏午》，四川美术出版社，201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