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内容
现存关于妈祖最早的文献，是南宋廖鹏飞于绍兴廿年（1150）所写的《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其中曰：“世传通天神女也。姓林氏，湄洲屿人。初以巫祝为事，能预知人祸福……”；宋元明清的史料也一致认定，早年的妈祖是位沟通人神、医术高明的“里中巫”。
然而，有些人却质疑：林默既然出生于名门望族的“九牧林”，怎么还会为巫呢？
当代四川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方燕的《巫文化视域下的宋代女性》一书，也许能够成为打开这一心结的鈅匙。书中，方博士对宋代女巫的来源，做了全面细致且相当精辟的分析。她指出，宋代社会的巫“与民生相依而不可离”；女巫大多散布民间，足迹广泛，参掌婚丧祭祀，从事祈雨、赛神、逐疫、治病、占卜预知、调解家庭纠纷等活动，与民众生活关系十分密切。北宋仁宗朝官员李觏对此曾发出“今也巫医、卜相之类，肩相摩、毂相击也。”《宋史·丁谓传》载，宋真宗所信用的女道士刘德妙原本就是女巫，她出入于宰辅丁谓之家：“女道士刘德妙者，尝以巫师出入谓家。”“谓家设神像，夜醮于园中，允恭数至请祷。”《续资治通鉴》载：“蔡京尝具饭招仙姑，……帝（宋徽宗）尝问仙姑致太平之期”。宋宁宗开禧（1205-1207）中，杨皇后还召女道士王妙坚入宫并予以重用。《宋史·后妃传》所载后妃之争共6次，其中两次涉及巫术，都发生在北宋时期。道士常“出入公卿门”，“贵人争延之”。
宋·周辉曰：“徽宗召天下道术之士，海陵徐神翁亦至。”连宠臣蔡京也曾向其卜问富贵。当时，帝王将相、名臣雅士对巫术都趋之若鹜，如蔡京、秦桧、贾似道、钱若水，苏东坡……王安石《汴说》、欧阳修《归田录》、蔡脩《铁围山丛谈》、沈括《梦溪笔谈》、陆游《老学庵笔记》、洪迈《夷坚志》、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这些著作中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总之，正如当代学者李小红所论，纵观两宋三百多年间，尚巫之风盛行。在巫风炽盛的宋代，女巫的活动尤为引人注目，上至宫廷，下至民间，都有女巫的行迹，时有“闾阎多信女巫”之说，其能量，其信众，都不是可以忽视的。所以“里中巫”与“巡检女”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更非彼此水火不容，势不两立。
还有人提出，林默既然是官家之女，怎么还会自己劳作甚至“为巫”呢？
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学教授伊沛霞，1993年出版的《内闺：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被国内外学者誉为“海外中国妇女史开山之作”。
她列举大量实例指出，有些士人阶层家庭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例如，何逮（1153—1203）说他的妈妈杜氏在家里富起来很久以后，始终如一地辛勤纺织，直到变老。著名文人张孝祥劝说一个朋友撮合自己妹妹和对方兄弟成亲时，特意说明自己的妹妹有文化，能背诵佛经。父亲和丈夫都当官的丁氏，“自幼颖惠，无所不能，其善相人，盖出天性。”她瞥一眼与丈夫谈话的官员以后，就可准确地预测他的命运。她甚至可以凭手书算命。朱熹文集中总共保存了14篇为上层官宦家族的女性而写墓志铭，其记载：虞夫人“性喜观书，读《易》、《论语》，得其大意。下至练养医药卜筮数术，无不通晓”等等。从以上史料记载中，不是可以窥见林默行为的一些影子吗？
以上史料记载，还提醒我们：切莫以今日“巫婆、神棍”属“下九流”的扭曲眼光，看待千年前的人与事。炎帝神农本身就是一位大巫师。《周易》八卦、《黄帝内经》、《周公解梦》，多少也与巫有瓜葛。《山海经》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契”即以契文占卜施行巫术；此处“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在极为看重出身门第的封建社会，尤其是身处宋代那样一个一方面巫风盛行、一方面严格禁巫的社会（如天圣元年，即公元1023年，朝廷诏令“宜颁严禁，以革袄风”），妈祖不但没被封杀，而且能够后来居上，在宋代一连获得13次褒封，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出身于名门望族“九牧林”，而且是政府官吏“都巡检”之女！北宋仁宗御览林氏族谱，御书“忠孝”二字于谱额，又就是明证。我们直到上个世纪“文革”期间，办事选人不是还十分讲究“根正苗红”吗？
由于妈祖从小就受得到良好的教育——“8岁从塾师学，过目成诵，悉解文义；10岁随母诵经礼佛；13岁能识玄微秘法诸般要典”，因此处理种种巫医事务得心应手，深受赞誉。人们以“神女”“龙女”“灵女”“玉女”“通贤灵女”“通天神女”“通灵神女”称呼之。
还有人质疑：身为“都巡检”之女的林默，怎么还会像渔家女那样驾船、挽缆、拾螺、纺织呢？
巡检，在中国封建时代九品官序列中，属于最低一个等级，归属“七品芝麻官”县令管辖，正职为九品；实际上跟胥吏之类的办事员相差无几。若按照今天正县级为正处级推算，大概只相当于正科级吧——也就跟平民百姓差别无几啦。这说明，林默虽然身为“都巡检”之女，但并非什么高官厚禄之家、四肢不勤的娇小姐。
详见《妈祖家世身世考辩》
《妈祖研覃考辩》西安出版社2014.1
然而，有些人却质疑：林默既然出生于名门望族的“九牧林”，怎么还会为巫呢？
当代四川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方燕的《巫文化视域下的宋代女性》一书，也许能够成为打开这一心结的鈅匙。书中，方博士对宋代女巫的来源，做了全面细致且相当精辟的分析。她指出，宋代社会的巫“与民生相依而不可离”；女巫大多散布民间，足迹广泛，参掌婚丧祭祀，从事祈雨、赛神、逐疫、治病、占卜预知、调解家庭纠纷等活动，与民众生活关系十分密切。北宋仁宗朝官员李觏对此曾发出“今也巫医、卜相之类，肩相摩、毂相击也。”《宋史·丁谓传》载，宋真宗所信用的女道士刘德妙原本就是女巫，她出入于宰辅丁谓之家：“女道士刘德妙者，尝以巫师出入谓家。”“谓家设神像，夜醮于园中，允恭数至请祷。”《续资治通鉴》载：“蔡京尝具饭招仙姑，……帝（宋徽宗）尝问仙姑致太平之期”。宋宁宗开禧（1205-1207）中，杨皇后还召女道士王妙坚入宫并予以重用。《宋史·后妃传》所载后妃之争共6次，其中两次涉及巫术，都发生在北宋时期。道士常“出入公卿门”，“贵人争延之”。
宋·周辉曰：“徽宗召天下道术之士，海陵徐神翁亦至。”连宠臣蔡京也曾向其卜问富贵。当时，帝王将相、名臣雅士对巫术都趋之若鹜，如蔡京、秦桧、贾似道、钱若水，苏东坡……王安石《汴说》、欧阳修《归田录》、蔡脩《铁围山丛谈》、沈括《梦溪笔谈》、陆游《老学庵笔记》、洪迈《夷坚志》、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这些著作中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总之，正如当代学者李小红所论，纵观两宋三百多年间，尚巫之风盛行。在巫风炽盛的宋代，女巫的活动尤为引人注目，上至宫廷，下至民间，都有女巫的行迹，时有“闾阎多信女巫”之说，其能量，其信众，都不是可以忽视的。所以“里中巫”与“巡检女”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更非彼此水火不容，势不两立。
还有人提出，林默既然是官家之女，怎么还会自己劳作甚至“为巫”呢？
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学教授伊沛霞，1993年出版的《内闺：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被国内外学者誉为“海外中国妇女史开山之作”。
她列举大量实例指出，有些士人阶层家庭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例如，何逮（1153—1203）说他的妈妈杜氏在家里富起来很久以后，始终如一地辛勤纺织，直到变老。著名文人张孝祥劝说一个朋友撮合自己妹妹和对方兄弟成亲时，特意说明自己的妹妹有文化，能背诵佛经。父亲和丈夫都当官的丁氏，“自幼颖惠，无所不能，其善相人，盖出天性。”她瞥一眼与丈夫谈话的官员以后，就可准确地预测他的命运。她甚至可以凭手书算命。朱熹文集中总共保存了14篇为上层官宦家族的女性而写墓志铭，其记载：虞夫人“性喜观书，读《易》、《论语》，得其大意。下至练养医药卜筮数术，无不通晓”等等。从以上史料记载中，不是可以窥见林默行为的一些影子吗？
以上史料记载，还提醒我们：切莫以今日“巫婆、神棍”属“下九流”的扭曲眼光，看待千年前的人与事。炎帝神农本身就是一位大巫师。《周易》八卦、《黄帝内经》、《周公解梦》，多少也与巫有瓜葛。《山海经》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契”即以契文占卜施行巫术；此处“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在极为看重出身门第的封建社会，尤其是身处宋代那样一个一方面巫风盛行、一方面严格禁巫的社会（如天圣元年，即公元1023年，朝廷诏令“宜颁严禁，以革袄风”），妈祖不但没被封杀，而且能够后来居上，在宋代一连获得13次褒封，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出身于名门望族“九牧林”，而且是政府官吏“都巡检”之女！北宋仁宗御览林氏族谱，御书“忠孝”二字于谱额，又就是明证。我们直到上个世纪“文革”期间，办事选人不是还十分讲究“根正苗红”吗？
由于妈祖从小就受得到良好的教育——“8岁从塾师学，过目成诵，悉解文义；10岁随母诵经礼佛；13岁能识玄微秘法诸般要典”，因此处理种种巫医事务得心应手，深受赞誉。人们以“神女”“龙女”“灵女”“玉女”“通贤灵女”“通天神女”“通灵神女”称呼之。
还有人质疑：身为“都巡检”之女的林默，怎么还会像渔家女那样驾船、挽缆、拾螺、纺织呢？
巡检，在中国封建时代九品官序列中，属于最低一个等级，归属“七品芝麻官”县令管辖，正职为九品；实际上跟胥吏之类的办事员相差无几。若按照今天正县级为正处级推算，大概只相当于正科级吧——也就跟平民百姓差别无几啦。这说明，林默虽然身为“都巡检”之女，但并非什么高官厚禄之家、四肢不勤的娇小姐。
详见《妈祖家世身世考辩》
《妈祖研覃考辩》西安出版社20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