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宋代妈祖文化的应运而生
  时势造英雄。从历史的宏观视野审视，宋代开始的妈祖文化在福建莆田诞生和传播，具有很大的时代必然性。它正是恰逢其时，应运而生的时代产物。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期，正如宋史专家邓广铭所说：“宋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的。”当时福建的经济、文化，已经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由于实施了积极进取的海洋政策，更使得海内外交通空前繁荣。福建乃至莆田，无论经济还是文化，都后来居上，成为锦绣一方的佼佼者。尤其是妈祖诞生地莆田，自古誉称“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经济文化发达而甲于八闽。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由县升格为兴化军，标志着莆田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从此，莆田与福州、泉州等郡平起平坐，成为八闽之一。
  福建的海岸线长度在全国数一数二，海岸线曲折率更居首位，且多天然良港。兴化军位于沿海中部，拥有湄洲湾、兴化湾、平海湾三大海湾。三湾之间有埭头半岛、忠门半岛、秀屿半岛，还有大小岛屿150多个。对岸就是台湾以及更广阔的太平洋水域，海产资源丰富。
  它自古就是海盐主产区，“莆利，盐为大”，“天下盐皆烹煎，独莆盐用晒法”。滩涂和浅海适宜于鱼、虾、贝、藻等的生长。部分海产品还驰名远近，子鱼、紫菜、牡蛎和荔枝被誉为“闽中四美”。荔枝成为大宗大量外销和出口的热门商品，产品“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流求、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故商人贩益广，而乡人种益多。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乙”！此外，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也非常发达，如纺织、制糖、陶瓷、雕刻等。兴化军的陂坝1531座，名列八闽前茅。其中，木兰陂是最著名的一处。它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大型水利工程之一，与都江堰媲美并称。可以说，没有木兰陂就没有南北洋平原的繁荣与富庶。
  兴化军是福建四大造船中心之一。到南宋末，兴化军拥有的船只数量更是庞大得惊人。商贸发达必然港口兴旺，城镇众多。宋代兴化的宁海、吉了、港里、枫亭、白湖、太平（枫亭）港、自湖（镇海）港、通应（江口）港、端明（涵江三江口）港、浮曦（秀屿山亭）等港之海运已具相当规模。这些港口无一不是南北商舟会集，千艘桂楫。
  完全有条件成为妈祖信仰传播的海路起点：“盛之万饔，千艘桂楫，顺风扬帆，不数日而达江、浙、淮、湖都会之衢。”山东、江浙、广东等地之所以很早就建起了天后宫，显然是兴化的港口与这些地方往来密切的结果。
  宋代频繁的海洋活动，不论是民间商贸，还是国家外事，都为妈祖作为海洋女神的外向型神格特征的形成奠立了坚实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基础。随着海运的发达和海禁的开放，沿海大批民众“走番”出国，移居东南亚，随之带去保护神妈祖。这些都是妈祖信俗不胫而走的时代背景和基本条件。
  妈祖信仰传播发端于莆田，还有两大特殊原因作为主要推手：
  一是莆阳文人、官宦特多。由于文化教育繁荣，应试科举鼎盛，硕果累累。北宋名臣蔡襄在《化军仙游县登第记序》中赞道：“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举天下郡县，无有绝过吾郡县者。甚乎，其盛也哉！”北宋宰相王安石赞叹：“兴化多进士。”莆阳进士多，因此地方官多，京官也多，并且位高权重。他们宣传妈祖，甚至直接、间接上奏皇帝。
  探究宋代妈祖信仰的传播，不能不涉及一个长期以来被学者忽视的问题：妈祖与宋代帝王的“机缘巧合”“君神际会”；皇帝所谓“金口玉言”，他的谕旨便是法律，代表国家的意志。妈祖神格的道家色彩比较明显，从出生时“地变紫色，满室异香”，暗示了这位女神属于道家范畴，因为道家崇尚紫色。这与传说中宋太祖赵匡胤出生时的状况十分相似：“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赵匡胤乳名即为“香孩儿”。传说林默诞生直到满月，从未啼哭过，因而取名“默”；其实此中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易经》载：“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年青时的林默为“里中巫”“平生不厌混巫媪”，更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十道九医”嘛。宋徽宗更加崇信并偏执于道教。他干脆册封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要求“佛寺改为宫，僧寺为观”。道家信仰上的“合拍”，虽属历史的巧合，却是十分重要的际遇和前提——妈祖可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与最高层一拍即合。这一点，精明敏锐的刘克庄在《亭新建妃庙》中揭示得十分清楚：“妃以一女子，与建隆真人同时奋兴；去而为神，香火布天下，与国家祚运相为无穷。”早期的妈祖信仰，正是借助国家加诸其身的光芒，才从众多的民间神祗中脱颖而出，后来居上。妈祖从民间地方性小神，嬗变为朝廷认可的正规性、合法化的神祗，进而确立妈祖的统帅海神地位，这是妈祖信仰传播过程中关键性的一步，获得质的飞跃；其传播也出现了跳跃式的扩展形式。宋代的妈祖一连获得13次褒封。
  另一方面，宋代自然灾害频繁，社会并不安宁。据不完全统计，北宋、南宋合计天灾1928次。此外，还有人祸等等。面对频繁的天灾人祸，百姓更加企望安宁和顺，祈望有个能够护佑他们的神祗。
  上述的正反方方面面因素，都为妈祖传说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总之，妈祖诞生和生活于宋朝建国伊始的湄洲湾，明显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诸多优势。
  《莆田侨乡时报》2020.7.1
  “龙女”妈祖小议
  《天妃显圣录》《后显圣录》《敕封天后志》等妈祖文化最重要、最权威之古籍，都一直确认妈祖是“九牧林”的后裔。《莆田九牧林氏族谱》则记载妈祖是晋安郡王林禄的第二十二世孙女。2014年12月，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林国良先生主编、海风出版社出版的《妈祖文化简明读本》。这本大部头《绪论》就提出：“约定俗成的说法是妈祖为莆田‘九牧林’林蕴之后裔，父亲林愿任都巡检”。2008年9月25日，由湄洲岛管委会和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联合申报的《妈祖信俗》申报书和宣传片，认定“林默是福建莆田望族九牧林氏后裔。”
  闽林始祖林禄，在晋永嘉元年（307）以黄门侍郎瑯琊王司马睿渡江镇建业（今南京市）。十年之后，司马睿于建业即帝位，是为东晋元帝，林禄以招远将散骑常侍领合浦太守。太宁三年（325），林禄奉敕守晋安（今福建省之闽中、闽西和闽南沿海地区，治所在福州），卒赠晋安郡王。林禄的十世孙林茂，于隋代迁居莆田北螺村（今西天尾紫霄山一带）。迨至十六世孙林披，又迁澄渚（今西天尾镇澄渚村）。妈祖的七世祖林蕴，在“九牧”兄弟中排行第六，唐贞元四年（788）明经出身，辟为西川节度推官。高祖林圉，五代时仕闽。曾祖保吉，仕后周，显德元年（954）任统军兵马使，鉴于天也纷乱，弃官归隐。祖父名孚，官福建总管。父亲名惟愿（一说名惟悫），宋初官都巡检近人叶德辉据明刻绘图本编辑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载：“妃林姓，……五岁能诵观音经。……以衣冠族，不欲得此声于里闬间。”明万历二十五年费元禄撰写《天妃庙记》进一步云：“天妃林氏，本闽著姓也……以衣冠族”。费元禄，字学卿，江西上饶铅山人。明万历间著名学者，到过莆田。其二卷本《鼌采馆清课》收入《四库全书》。
  “著姓”，即“有声望的族姓”。那些世代门第显贵的姓族家门，因显赫著名并世代传承，被称为“高门”或“著姓”。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莆田人周婴在著名的《湄洲天妃宫碑》中也写道：“妃遂锺美冠族，纂庆祎宗。”所谓“冠族”，乃“显贵的豪门世族”。因此，小小妈祖林默得以从小就受得到良好的教育——“八岁从塾师学，过目成诵，悉解文义；十岁随母诵经礼佛；十三岁能识玄微秘法诸般要典”。别说千年之前的宋代，就是建国前的“渔家女”，能有这等福分吗？！
  宋光宗紹熙元年加封妈祖“灵惠妃”的诏书中，就称赞“林氏灵明丕著”云云，也就是说，当时妈祖就跟声名赫赫的“九牧林”挂上钩啦。元代咸淳四年（1268），潜说友的《临安志》载：“（妈祖）神为五代时闽王统军兵马使林愿第六女，能乘席渡海，人称龙女。”宋末元初莆田名士黄仲元（1231-1312）1303年在著名的《圣墩顺济祖庙新建蕃釐殿记》中称赞妈祖“赫赫公家，有齐季女”的官家女显赫身份。
  真正符合史实的过程是：公元987年三月二十三，林默诞降于贤良港“九牧林”都巡检林惟惹家中，成为其第六个女儿。林默早慧，并很早就受到良好教育，凭借优越的家庭背景和聪慧的智力条件，“都巡检女”“林氏女”当上了“里中巫”这一沟通人神、治病救人的高尚行业；因其十分称职，人们以“神女”、“龙女”、“灵女”、“玉女”、“通贤灵女”“通天神女”、“通灵神女”称呼她。因其做了许多护国庇民、济顺利航、御灾捍患的善事，逝世后宋元明朝廷予以林默诸多褒封：从“崇福夫人”、“灵惠妃”“天妃”，神格步步高升。
  要认识妈祖与“九牧林”官家的血脉渊源，首先得先从“龙”这一林氏特殊的家族“徽号”说起。
  战国时赵国著名宰相林皋，系林氏始祖林坚之三十四代孙，权倾一时，德高望重。他有九子：林仁、林年、林升、林昶、林文、林曜、林岳、林佐、林卫，各自德才兼备，时人称为“九龙”，林皋则被称为“九龙之父”，其林氏家族也被称为“九龙门”。汉末“晋安林氏出自徐下邳，……（林）懋下邳太守，六子：鉴之、宜之、庆之、侃之、旭之、敬之，时号六龙。”（明嘉靖《校正林氏世谱序》）其后，唐代，林默远祖、“九牧林”之一的林蕴，为其父林披所作的《睦州刺史府君神道碑》（墓碑铭）引述曰：“故相国常公衮廉问福建，……语于宾悴曰：观林公出处，其犹龙乎？”说明身为唐相国的常衮，就曾盛赞林披“犹龙乎”。常衮（729-785），字夷甫，唐代著名状元宰相，京兆（今西安）人。曾任福建观察使。
  因此，宋代丁伯桂的《顺济圣妃庙记》载：“神，莆阳湄洲林氏女，少能言人祸福。殁，庙祀之，号通贤神女；或曰龙女也。”可见，妈祖的“九牧林”“龙种”血脉十分清晰。而且，其“龙女”之称，是跟她的最早称号“通贤神女”并称于宋的。而并非明代之后才“对她身世身份的提升，……逐渐将其并入莆田‘九牧林’家族谱系。”“渐失真矣！”
  太学博士李丑父（1194-1267，字艮翁，莆田人），他于南宋开庆元年（1259）所撰的《灵惠妃庙记》明言：“或曰：妃龙种也，龙之出入窈冥，无所不寓，神灵亦无所不至。”其中称“妃龙种也”，即用上述典故。他在文末的诗赞中还称妈祖“嘉仕女兮敬恭，消疵疠兮淳和。”不管“龙女”也好，“仕女”也罢，都透露出天妃林默的高贵身世咸淳四年（1268），潜说友《临安志》载：“神为五代时闽王统军兵马使林愿第六女，能乘席渡海，人称龙女。宋太宗雍熙四年升化湄洲。常朱衣飞翻海上，土人祀之。”潜说友（1216—1288），字君高，号赤璧子，浙江缙云人。南宋淳祐元年（1241）进士，官至代理户部尚书，封缙云县开国男。其编纂的《咸淳临安志》100卷，详备而有条理，为志中上乘。
  从战国的林皋、汉代的林懋、唐代的林披，直至宋代的“龙女”林默，“龙”一直成为林氏家族的特殊“徽号”。也许，由于比干的忠烈，历代帝王对此也网开一面，予以宽容。因此，古今中外遍布世界的林氏宗祠堂号、通用联还往往带有“龙”的标记，诸如：九龙堂、九龙世泽。“九龙衍派；双桂遗风”、“九龙衍派；双鹤入云”、“十德堂中深树德；九龙门内再腾龙”、“派衍九龙绵世泽”、“系出九龙，仰先世破浪龙门”、“派会梓溪，到龙门腾浪万里”、“龙宇焕新光祖德”……位于莆田西天尾澄渚乌石（现属龙山村）的“九牧林”祖祠，作为其发祥地，从唐代以来也一直美称“丹凤之穴，应龙之潭”。西天尾北螺村（今林峰村）的“九龙壁”对联曰：“龙腾四海传世泽；裔衍五洲溯名宗。”莆田白湖顺济庙，也建有壮观之“九龙壁”。贤良港天后圣殿世界最大、6米多高的金丝楠木妈祖像，也是安座在九龙椅上。湄洲祖庙镇殿之宝——妈祖铜质金印，所饰也是飞龙戏珠；还珍藏有漆金透雕九龙匾等等，都离不开一个“龙”字。关于妈祖“人呼为神女，又曰龙女”的记载比比皆是，恕不一一引述。
  近年，央视拍摄播放、湄洲祖庙协助的38集电视剧《妈祖》，虽然“戏说”的色彩十分浓重，但也不敢贸然更改其“九牧林”贵胄家世的出身，将其戏说为“渔家女”之类。
  2008年9月25日，由湄洲岛管委会和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联合申报的《妈祖信俗》申报书和宣传片，其申报书和宣传片对妈祖信俗包含的内容进行了阐述，其中对妈祖出身引述的史料有：
  （明）张燮《东西洋考》“天妃世居莆之湄洲屿，五代闽王林愿之第六女，母王氏。妃生于宋元祐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始生而变紫，有祥光，异香。幼时通悟秘法，预谈休咎无不奇中。雍熙四年二十九日升化。
  （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按天妃，莆田林氏都巡之季女。幼契玄机，预知祸福。宋元祐间遂有显应，立祠于州里”。
  实际上，有关史料还有不少，例如：明万历年间的1614年，应当年湄洲游把总车应山之请，莆田名人周婴所撰《湄洲天妃宫碑》明确记载：“夫妃者，……姓林氏。曾祖保吉，后周统军兵马使。祖孚，福建道总管。父愿，都巡检。……妃遂钟美冠族，纂庆祎宗。地变紫金，表于始生之旦”。
  清初康熙年间的1682年，官员陈载叶（原郑成功部下）所撰《建天妃宫碑记》（立于河南长葛营坊村，至今基本完好）载曰：“予考古蒲郡志，我天妃生自宋，出于莆林蕴公七世孙之闺女也。生之地在莆禧所城，西有贤良澳焉。初生异香满室……”
  以上史实和权威现状，都充分表明妈祖确是莆田望族九牧林氏的后裔，是名副其实的“官家女”，而并非什么“渔家女”、“民女”！
  然而，十分遗憾，至今还有些公开出版的大学教科书，却照旧重复几十年前个别人的不实推测，一而再、再而三地造谣说什么妈祖是“渔家女”。其《绪论》称：妈祖“原出生渔家”；其后，在《妈祖生平》等章节，又一再说什么把妈祖这一“民女”、“普通的海边女子”“说成名门望族之后”，是扭曲、拔高云云。刘XX在2020年12月出版的《莆仙文化概论·诸论》中，还坚称妈祖“本是一介渔家女子”。
  曾任高校教务处副处长的笔者说句良心话，再版还照样舛误累累的《妈祖学概论》，作为大学教科书、校本教材，实在是过于粗疏，有失考虑。例如，尽管一版再版，该书还是依然弄错了许多妈祖重要典籍引文：从廖鹏飞的第一篇妈祖文《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乃至刘克庄、洪迈、洪希文、郑和、明成祖朱棣、郑元祐、周伯琦、丁伯桂、林清标……；尤其难以置信的是，居然将明代著名的戏剧家、文学家、杰出诗人，誉称“东方莎士比亚”的汤显祖万历十四年（1586）创作的《天妃宫玉皇阁夕眺》，搞得不堪卒读——短短28句的诗篇，误讹字词竟达15处之多！编写者一味迷信，将明显误讹的所谓“史料汇编”，不加查核校勘，统统照抄照搬（有的甚至笔误错录），难怪一错再错。
  感兴趣者，可详见笔者的《妈祖典籍选编》一书p202-207码，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如此差错多多的东西，作为大学教材，不是真要以讹传讹，误人子弟吗？
  《妈祖学刊》2013.2《莆田侨乡时报》2020-10-21摘要发表
  妈祖首个封号考正
  妈祖的首个封号是什么？这是妈祖文化研究中不可回避、相当重要的问题；由于它还涉及宋元明清妈祖的褒封次数，因而非弄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可。然而，查阅从古到今的资料，无论纸质的还是网络的，关于妈祖的第一个封号均有两说：一是认为：妈祖的首个封号是“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封为‘崇福夫人””；二是以为，妈祖的第一个封号是“二十六年（1156），封为‘灵惠夫人””。双方旗鼓相当，而且后者还略占上风。
  不过，历史的真相只能一个：“二者必居其一”，不可能二者并存。
  那么，究竟哪一说才合符历史真实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证明“崇福夫人”这第一个封号确实存在，否则它便是子虚乌有的主观臆断。
  通过长期的史料、文物考证与探究，笔者确认：妈祖的首个封号，应是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的“崇福夫人”。无论史料、文物，还是宋代褒封程序，均可明确证实。
  第一，有关史料。
  先请看宋朝大学者、当过副相的洪迈，其晚年所编纂的《夷坚志》中的一则著名故事吧：
  浮曦妃祠
  绍熙三年，福州人郑立之，自番禺泛海还乡。舟次莆田境浮曦湾，未及出港，或人来告：“有贼船六只在近洋，盍谋脱计？”于是舟师诣崇福夫人庙求救护，得三吉珓。虽喜其必无虞，然迟回不决，聚而议曰：“我众力单寡，不宜以白昼显行迎祸。且安知告者非贼候逻之党乎？勿堕其计中。不若侵晓打发，出其不意，庶或可免。况神妃许我耶！”皆曰：“善！”迨至港，果有六只翔集洪波间，其二已逼近。舟人窘迫，但遥瞻神祠致祷，相与被甲发矢射之。矢几尽，贼轴轳已接，一寇持长叉将跳入。忽烟雾勃起，风雨欻至，惊涛驾山，对面不相覩识，全如深夜。既而开霁帖然。贼船悉皆东南去，望之絶小。立之所乘者，亦漂往数十里外，了无它恐。盖神之赐也，其灵异如此，夫人今进为妃云。立之说。（《夷坚支）》卷第一）
  故事发生地为“莆田境浮曦湾”（今莆田忠门古称“浮曦洲”），时间是“绍熙三年”（1192），即妈祖晋升为“神妃”的那年（“夫人今进为妃”）。这说明，在那之前，妈祖故乡莆田湄洲湾浮曦，就已经有一座妈祖庙宇，名字叫作“崇福夫人庙”。
  《夷坚志》支丙卷九中，还有一篇《林夫人庙》，记载的也是“兴化军境内地名海口，旧有林夫人庙，莫知何年所立，室宇不甚广大而灵异素著。”此座妈祖庙宇，显然也是宋早期兴建的。其取名“林夫人庙”，说明是妈祖封为“夫人”之日、封“妃”之前，也即1155-1191年的36年之间；其时间几乎跟浮曦“崇福夫人庙”同时。
  洪迈（1123-1202年），南宋饶州（今江西鄱阳）人，字景庐，号容斋。南宋著名文学家。其长兄洪适官至宰相，二哥洪遵官至宰执（副相）赠右丞相。
  他从小就博览群书，过目不忘，即使是小说野史，也广为涉猎，“博极载籍，虽稗官虞初，释老傍行，靡不涉猎。”绍兴十五年（1145），洪迈考中进士。历任起居舍人、秘书省校书郎，兼国史馆编修官、吏部员外郎、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兼侍讲，进入史馆后预修《四朝帝纪》，又迁敷文阁直学士、直学士院、翰林院学士；光宗绍熙元年任焕章阁学士，知绍兴府。官至翰林院学士、资政大夫，宰执（副相），封魏郡开国公。嘉泰二年（1202），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卒年八十，赠光禄大夫，溢“文敏”。文天祥称赞曰：“三洪氏以其宗工大手掌朝廷文字，以为之缫籍粉泽，功光当时，垂休无穷，岂曰小补之哉？”
  由于学识渊博，且读书之际，每有心得，便随手记下，洪迈著书极多，主要有笔记《容斋随笔》、志怪笔记小说《夷坚志》。其《容斋随笔》，被历代名人誉为“垂范后世”的佳作，是关于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的笔记；以考证、议论、记事为中心内容。既有宋代的典章制度，更有三代以来的一些历史事实、政治风云和文坛趣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推为南宋笔记小说之冠。毛泽东对此书爱不释手，临终时还摆在他案头。
  史料古籍里，明文记载妈祖1155年首获“崇福夫人”封号的，还有明代礼部尚书致仕的林尧俞编撰的《天妃显圣录·歷朝显圣褒封共二十四命》、清教谕林清标著述的《敕封天后志·历朝褒封》均一致明确记载：“高宗绍兴二十五年，封“崇福夫人”。”
  林清标字弼侯，号韦亭，唐九牧六房邵州刺史林蕴的后裔，和妈祖同支。林蕴后裔，生于今莆田荔城城郊拱辰长丰村。他是会试副榜、明通进士。壬戌（1742），授惠安县儒学教谕；乾隆三十五年（1770），其长子林霈中举，授台湾凤山县教谕。乾隆中期的1778年，林清标受儿子之托，在修补《天妃显圣录》的基础上，编撰刊行集大成的《敕封天后志》（乾隆四十三年，即1778年首次刊行），时年71岁，署名“天后裔侄孙清标盥手拜撰”。
  此外，清代的一些县志，也记载妈祖“绍兴二十五年（1155）封崇福夫人”。例如，道光年间的《晋江县志卷16·祠庙志·天后庙》：“宋宣和四年（1122），赐额顺济。绍兴二十五年封崇福夫人……”。
  第二，妈祖文物同样可以佐证。
  众所周知，天南地北，所有神庙的命名必须有所依据，切合“名堂”。妈祖的庙宇当然也是如此。洪迈名篇中白纸黑字、一字不多、一字不少记载了宋代莆禧的那座“崇福夫人庙”，至今完整健在，而且香火鼎盛，名声远播。
  此座妈祖庙宇位于莆田秀屿忠门半岛南部？、山亭乡莆僖村。初名“崇福夫人庙”，后称“浮曦妃祠”；初建于宋淳熙年间，即1166年左右，历经近千年的风雨沧桑。
  莆禧崇福夫人庙之所以在此地诞生，有其久远的历史渊源。唐末，妈祖远祖林圉，从莆田县西天尾的北螺村迁居浮曦埔（今忠门镇王厝），聚族而居。林蕴（755-826），林披第六子。元和十二年（817）任邵州刺史，事迹壮烈感人；咸通十年（869），林蕴冤案平反昭雪，赐溢“忠烈”。莆田县令于王厝建立“一门忠烈”旌坊，以彰扬林蕴及其家族。宋代，忠门坊改为“中门亭”。民国二年（1913），依中门谐音，取名“忠门”，其名沿用至今。954年，妈祖高祖、83岁的统军兵马使林保吉辞官归隐浮曦（今莆禧）西侧15里的黄螺港（今山亭乡港里村），并仿照王厝建立中门旌坊之举，将黄螺港更名为“贤良港”。宋代莆禧设巡检司，妈祖之父林惟惹担任过都巡检。
  崇福夫人庙为悬山顶，土木结构。二进廊枋式建筑布局，坐东南朝西北，通面阔14.42米，通进深22.98米，建筑面积416.15平方米。中轴线上有前大埕、前殿、前天井、中殿、后天井、正殿。前殿面阔五间，进深三柱；中殿面阔五间，进深三柱；正殿面阔五间，进深五柱，抬梁、穿斗木构架；供奉着一尊宋代南派木雕神像，端庄秀丽，慈祥可亲。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罗熠教授及古文物专家一行来此考察，盛赞此神像造型乃罕见珍品。殿堂中还祀奉千里目、顺风耳。天井中有一棵苍翠茂盛、枝干硕大的千年贞桧。门口有三级青石台阶下接宫埕，宫埕面积约三百多平方米，前方筑一戏台。埕右侧有一口宋井，庙旁还建有一座“崇福亭”。
  莆禧崇福夫人庙毗邻莆禧古城墙，古城墙1335米、明代古城门2座。它是全国不多、中国抗倭史上唯一没被倭寇攻陷的所城。明朝廷嘉异其功，曾三次褒封。1996年，莆禧古城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妈祖庙也列为附属保护单位。2011年底，它又列入福建省涉台文物名录。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自宋代传承至今，忠门一带的百姓对妈祖崇敬、祭祀如初。莆禧天妃宫崇福夫人巡安习俗，至今还严格遵循着传承千年、口传身授的巡安仪轨办事。主要科仪礼序有：（正月）初四卜杯、净街竖旗、乞草暖轿、十七起马、球炉轮执、请香焚银、上轿起驾、绕境出巡、驻跸祈福、游灯祈安、回銮酬戏、进殿安座、送球炉、食送宵等，总时十八天，其中准备十二天，巡安四天，收官两天。每年正月初四下午三点，莆禧古城的6个角落的男女老少，沐浴更衣来到天妃宫，敬备香花茶等，由8个年龄最长者、乡老和董事长恭请出妈祖，道土诵经卜筊，确定本年度天妃宫福首和崇福夫人（妈祖）巡安线路。妈祖出殿前，天妃宫董事长和头三个福首还要率全村人到莆禧城隍庙请香。请香队伍中有香炉、彩亭、仪仗、车鼓、十音八乐等。妈祖出游祈请文曰：“兹有兴化府莆田县崇福乡新安里鲤江境北隅社天妃宫出马，请城隍大神参加会宴，共保全境平安”云云。绕境巡安持续四天四夜。1994年、2004年先后两次赴台湾展览的天妃宫妈祖文物。2017年，莆田市委书记、市长都曾前往考察过这保存完好的宋代重要妈祖文物。
  无独有偶，几乎同时，远在莆田山区新县也有一座宋绍兴年间（1131-1162）兴建的妈祖宫“巩溪宫”。巩溪宫建筑面积477平方米，至今香火旺盛。1997年被列为莆田县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列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据历史记载和专家考证，它创建于南宋绍兴年间（翻修时发现，巩溪妈祖宫原本大殿脊头上均保留着“宋绍兴”年号字样），是由宣和六年（1124）进士、升任平江县令黄彻（字常明，今新县镇广宫村人，《巩溪诗话》十卷的作者）创建的。绍兴十五年（1145），黄彻“直忤权势，投印南归”。他于水路返乡，所幸妈祖庇佑脱险后所建的。据史料记载，黄彻回到广业里山区隐居后，为了还愿，便于次年在自己府第附近建妈祖宫。绍兴年间，黄彻另择福地，于洛阳山麓起盖更为壮观的妈祖宫，供奉妈祖，因宫在巩溪，故名“巩溪宫”——据推测，此次迁移当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妈祖始封“崇福夫人”之后。
  而南粤的广州，也有一座宋代名叫“崇福夫人庙”的妈祖庙宇。
  据当地王丽英女士（历史学博士、广州大学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考证：这座庙的位置，据嘉靖《广东通志》的记载：“在归德门外，五羊驿之东。”有学者肯定说，“宋乾道二年（1166）已有崇福夫人庙”。
  【参见《府文化系列：道教与岭南俗信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而据福建省社会科学院著名文史学者张大任研究员负责并执笔的《妈祖宫集成·从广东省妈祖宫资料看历史上闽粤关系》更是明确写道：到“宋乾道二年（1166）已有崇福无极夫人庙”，“距绍兴二十五年（1155）始封‘崇福夫人’称号，只有十一年时间。”
  请特别关注上述这个时间点：“宋乾道二年（1166年）已有崇福无极夫人庙”，也就是说，“崇福无极夫人庙”的兴建时间最迟为1166年，也即在乾道三年（1167）妈祖被封为“灵惠昭应崇福夫人”之前。同时，它还明白无误地说明：此处广州的“崇福夫人庙”，并非“灵惠昭应崇福夫人”封号的切割，而是原原本本就有的——“崇福夫人”！
  据方志查证，广东省共有妈祖宫庙191座，占全国第三位；其中南宋七座，以广州“崇福无极夫人庙”为最早——恰与莆田的莆禧崇福夫人庙，一南一北，遥相呼应！
  这座妈祖早期庙宇，还有其它的文史资料记载。如《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二《福夫人神兵》：“广州城南五里，有崇福无极夫人庙，碧瓦朱甍，庙貌雄壮，南船往来，无不乞灵于此。庙之后宫绘画夫人梳装之像，如鸾镜、凤钗、龙巾、象栉、床帐、衣服、金银器皿、珠玉异宝，堆积满前，皆海商所献，各有库藏收掌。凡贩海之人，能就庙祈筊，许以钱本借贷者，纵遇风涛而不害，获利亦不赀。庙有出纳二库掌之。船有遇风险者，遥呼告神，若有火轮到船旋绕，纵险亦不必忧。凡过庙祷祈者，无不各生敬心。”据段素丽考证，“最终确定作者为宋末元初的吴元复”。（详见《湖南师范大学》2016年《〈湖海新闻夷坚续志〉研究》）。“宋末元初”之时间点，也大大增加了“崇福无极夫人庙”记载的可信度。
  史料中，也有元佚名《崇福夫人神兵》一文，其中写道：“宋朝大姨（屿）山有强盗扰壤。久而未获。捕将入祷，事急不暇祷告，乃书“压境妖氛无计扫，全凭帷喔授鸣筹’二句……明日，其将引兵亟攻，兵刃既接，忽见云雾四起，隐隐有旗出于中，上有‘无极夫人报国’六字，贼见之，惊惧奔溃，悉为掩捕。”这也说明宋代广东存在“崇福无极夫人庙”，是完全可信的。
  第三，宋代严格的褒封程序也表明，“崇福夫人”封号用在妈祖身上，完全是名至实归、恰到好处！“崇福”，其意为“积善求福”；语出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景明寺》：“时世好崇福……”。获得此封号之前，即早在1155年之前，妈祖林默姑娘已经屡做好事，神迹多多，造福一方，莆曦四周有口皆碑。诸如“机上救亲”、“化草渡商”、“菜甲天成”、“降伏二神”、“奉旨镇龙”、“祷神起碇”等等（神迹故事请见《天妃显圣录》《敕封天后志》等）；而且，这些神迹故事，均发生在其家乡崇福乡一带。例如，“化草渡商”就发生在距贤良港咫尺之地的门夹：“有商舟渡此遭风，舟衝礁浸水，舟人哀号求救。……见风涛震盪，不敢向前。妃乃掷草数根，化成大杉，排驾至前。舟因大木相附，得不沉。”“圣泉救疫”曰：“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春，郡大疫。神降於白湖旁……忽清泉沸出，人竞取饮之，其冷若醴。汲者络绎於路，至相争攘。朝饮夕瘥，人皆腾跃拜谢曰：‘清泉活人，何啻甘露，真有回生之功！’乃甃為井，号曰‘圣泉’。郡使者奏於朝，詔封‘崇福夫人’。”“恳请却病”记叙妈祖救助县尹一家之事：“尹喜再生之赐，举家造门拜谢。自此神姑名彻寰宇矣！”
  所以说，“崇福夫人”此封号用在妈祖身上，真可谓名正言顺，当之无愧！
  整个宋代的封神之风盛行，褒封繁多而流程严格。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当时兴化军（今莆田市），就有包括祥应庙、显惠侯等15座以上庙宇获得褒封。宋代诸帝迷信道教，统治者既把封神看成神祗“祈祷灵应”的回报，又将之视为获取更多感应的一种激励性手段。王权高于神权，封神要履行一套复杂而繁琐的审批手续，包括自下而上的逐级申报和核实。“自今诸神祠无爵号者赐庙额，已赐额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从其本；妇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号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则锡命，礼有序。”地方官府负责核实和申报，转运司再奏闻朝廷，而审批权完全掌控在朝廷手中。宋王朝企图通过这一象征性手段使“百神受职”，以换取更多的回报感应。从神迹内容看，多为祈雨祈晴、灭蝗平潮、驱瘟除疫、护佑舟楫、御敌平寇等。显然，这些灵应都有助于农业社会的稳定和巩固封建统治，因而得到宋王朝的大力支持。
  由于地方官吏、乡里耆老及地方权势人物首当其冲，因此，褒封之名称往往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这一点，与当今流行的“祭祀圈”概念颇为相似（日本学者冈田谦提出，厦大郑振满教授、台湾学者林美容均有论述，限于篇幅，这里从略）。
  宋代的莆田建中门亭，亭东置新安里（今下忠门），亭西置崇福里（今上忠门）；新安里（含今湄洲镇）、崇福里（含今秀屿镇）均隶属于崇福乡。年轻时妈祖为“里中巫”，其“里”之地域范围，依此也有了具体着落和明确所指。
  一个很相似的事例：唐末宋初“妇幼保护神”陈靖姑，原籍莆田县醴泉里竹林村（秀屿区东庄镇象山村）人，其地域也属于崇福乡。她24岁时为民除害而殒身于古田临水。南宋淳祐元年（1241），理宗加封其为“崇福昭惠慈济夫人”；淳六年（1246），福州知事徐清叟奏请，加封“天仙圣母青灵普化碧霞元君”。其最初封号，不也有其故乡地属的“崇福”二字吗？陈靖姑先后受褒封20多次，名号有“临水夫人”、“注生娘娘”、“顺天圣母”、“太后”等等。
  第四，澄清几点疑惑和质疑。
  1、须以史料来逐一验证妈祖封号。
  有人提出：妈祖封号之类，应当要拿正史的“可靠史料，予以查证”、“须用宋代其他文献加以稽核印证”，才能坐实——包括妈祖获得“顺济”庙额的时间、缘由等等，非拿40卷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加以“核实纠错”不可。
  应该说，妈祖固然是由人而神的，但关于她生平事迹的主要著述，如《天妃显圣录》、《敕封天后志》，毕竟只是神迹传说的搜集汇编与记录整理（这一点，只要看书名“天妃”“天后”便可明白），属于所谓“虚实参半的志书”。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倘若一味硬要拿史料来逐一对照，“稽核印证”，对号入座，岂不“方枘而圆凿”？因为这些神迹传说，毕竟只是一些“半睡半醒的梦”，史料验证之类牵强附会的行为，倒会使人倍感“勉为其难”和怪异荒诞呢！
  再说，北宋至今，年深日久，又因南北宋的大动乱，远迁都，史册损毁遗失不计其数，妈祖的“褒封时间和缘由方面，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出入歧说”，宋代妈祖只“有七次褒封查之有据，但对于褒封时间等方面也都存在一定分歧”云云，其实都并不奇怪——就是经过众多学者专家多年努力刊印的古今《四库全书》《宋会要辑稿》，不也出现了数千处误讹吗？“《会要辑稿》在辑录、转抄的进程中，年月日的错乱极为严重，……全书共改正年月日的毛病2800余条（处）”，难怪众多读者会对它“又爱又恨”！
  孟子当年曾调侃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宋代的陆九渊同样慨叹：“鸣呼，尽信书不如无书！”鲁迅也作文感慨“人生识字糊涂始”，他在《文学和出汗》中甚至疾呼：“这真是所谓‘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对于神迹传说，如果都要“兹据可靠史料，亦予查证。”那么目前包括湄洲祖庙在内，大多媒体认定的宋代有过14次褒封；而如果只有七次褒封“查之有据”，那还有一半咋办？那已经认定的“36次褒封”，岂不都得全部推倒重来、一一查考验证吗？
  退一步说，倘若认真查考史料，不同作者对于同一件事的记载也常会互有出入，也就是说，古籍史料也会出现误讹。例如，妈祖第一次“易爵以妃”，应该事关重大吧。但丁伯桂的《顺济圣妃庙记》曰：“庚戌（1190）夏旱，赵侯彦励祷之。随祷随应，累其状闻于两朝，易爵以妃，号‘惠灵’。”（见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三），而程端学的《積斋集》却载：“绍兴二十六年（1156），封‘灵惠夫人’。”当代同样存在着自相矛盾的现象——有的同一本书中，前后就说法不一。如林国良主编、刘福铸副主编的《妈祖文化简明读本》第28码与35码就互相冲突。古今编辑出版的妈祖史料中收录的《历代褒封妈祖表》，也多有出入。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
  如今不少人认定的所谓“妈祖第一次受朝廷赐封之尊号为‘灵惠夫人””，其实也只是根据个别文人的叙述，而并非宫廷档案的正规记载。例如1229年丁伯桂的《顺济圣妃庙记》、1333年前后程端学的宋《灵济庙事迹记》，认真研读一番，其实他们在文章中，也都只是举隅性的提及罢了，并非罗列所有，故实在不足为据。
  2、越古越可靠。有人一直坚称史料记载是“年代越久的越可信”，然而使人纠结不解、倍感困惑的是：他们对位居副相的著名大儒的传世力作视而不见，却对个别文人名不见经传的著述奉若神明、津津乐道，致使妈祖的第一个封号时间问题长期错位、误讹。具体而言，即对1166年兴建的“崇福夫人庙”文物视而不见，对1192年洪迈的文章置若罔闻，却偏偏对1229年丁伯桂的庙记、1333年前后程端学的庙记深信不疑，四处宣扬。这不很有些“双重标准”的意味吗？
  3、有人坚称：封号是连续递加的，而且没有重复；还反诘道：“事隔18年，朝廷怎么会重复加封相同之号？”
  其实，这是少见多怪的主观臆断。就以“灵惠”二字之封号来说吧，1156年褒封“灵惠夫人”，而37年之后光宗的1192年【一说绍熙元年（1190）】再褒封“灵惠妃”，其“灵惠”二字不是完全一样吗？何况这还是把“夫人”之封号，原原本本、一字不变地套用到了“妃”身上；再说其间隔时间，又何止是18年呢！闽南的另一著名神祗——“保生大帝”吴夲（979-1036），明永乐十七年敕封为“吴天医灵妙惠真君万寿无极保生大帝”；其庙号“慈济宫”与明洪熙元年褒封的“慈济医灵妙道真君”，不也重复了“慈济”二字吗？
  如果进一步认真思忖一下，历代褒封妈祖的诸如“顺济”“广济”“普济”“孚济”“显济”“利运”；“昭应”“嘉应”“感应”“灵感”“诚感”；“灵惠”“宣惠”“福惠”；“显佑”“笃佑”等等，不是都有点大同小异？其实封号的异曲同工，甚至不同神祗之间一模一样（如陈靖姑、妈祖都曾获得“崇福”封号），大可不必大惊小怪，今人为古人担忧——不是常言道“重复就是力量”吗？
  妈祖封号岂能排除“天后”？！
  2014年，莆田学院教授刘福铸向“海洋视野下的妈祖文化与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递交论文。他依照蒋维锬先生的固有观点，提出：妈祖封号不包含“天后”二字，“妈祖全部64字正确封号”云云（参见《海洋视野下的妈祖文化与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或《台港文学选刊》2014年增刊）。为此，笔者2015年针锋相对地撰文《妈祖封号应当是66字》（发表于福建省政协《炎黄纵横》2015、7期，2016年收入本人《海丝雕龙》一书开卷篇，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然而，刘教授不明白我文章之意，他固执成见，发表《谈妈祖的封号与爵号》，再次提出：“对于妈祖的64字封号，历来没有任何争议，可是近年有人竟多次著文惊呼妈祖封号数错了，不是64字，而是66字，因为还有‘天后’或‘天后之神’没有算到封号中。对于这种标新立异之说，虽无任何学术价值，但容易误导一般民众。”——连表述都一字不变（详见《莆田侨乡报》2020-01-03）。
  按刘教授的理解，“天后”只是妈祖的“爵号”（其实是“神号”），因此不能等同、混杂于“封号”；妈祖的封号只有64字，即“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祜（佑）安澜利运泽覃海宇恬波宣惠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溥卫漕保泰振武绥疆嘉祐敷仁”——这才是正确说法，否则便是“无任何学术价值”的“误导”和“异说”。
  妈祖作为我市民间信俗的第一品牌，妈祖封号又是其中的首要元素。为此，这个问题实在有必要搞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分歧与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物（包括由人而神的神祗）的封号与爵号，究竟是两个并列的概念，还是封号之中可以包容爵号？更具体说，即“天后”此爵号（其实应称神号），究竟能不能算入妈祖的封号？
  要彻底弄明白“封号”之中已经包容“爵号”，还得追根朔源，从“封”字的本义说起，深入探究一下此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看看古今工具书的解说吧——
  《康熙字典》引述曰：《説文》封，爵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周礼·地官》：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树数。《大戴礼》五十里而封。《前汉·法志》：封疆之官曰封人。《周礼·地官》：封人掌设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注曰：封，起土界也。土在沟上谓之封，封上树木以为固也。又聚土曰封。
  “封”的若于异体字，如〓、〓、〓、〓，都与字音“丰”以及字义“土”有关。《说文解字》释义曰：爵，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徐锴注曰：各之其土也。
  当代《汉典》解释道——“封号：古时帝王封授的爵号或称号。封赐的爵号（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以更醒目）。”《百度百科》释义：封号是帝王、君主加封、赐予的称号。……“封号”与“分封”一样，很大一部分体现在“爵位”的赐封。《汉语词语》同样明确释义：“古时帝王封授的爵号或称号。”《在线汉语字典》也解释道“封号：古时帝王封授的爵号或称号。”上述古今工具书一致表明，“封”的基本义项即“帝王把土地或爵位（物质的、精神两方面）给予亲属或臣僚”。所以《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等现代主要工具书，干脆没有设立“封号”这一词条，而只在“封”的义项中阐明：“古时帝王把爵位（有时连土地）或称号赐给臣子或亲属。”可见，从古到今，由远古到当代，封和封号源本就已经包含了土地、爵位、爵号的意思。封号之中包容爵号，乃是名正言顺、天经地义的应有之意，怎能硬把“爵号”随意从“封号”中切除、害裂出去呢！？可以认为，“封号”是一个比较灵活的大概念，而“爵位”“爵号”则是小一点的从属概念。依照逻辑学的基本原则，大概念可以包容所属的小概念。所以，“封号”中出现“爵位”并不奇怪，而是事理常态、习惯用法。
  正因如此，宋元明清，朝廷关于妈祖的褒封封号、祭文诏书等，也一直使用“封、敕封、褒封、加封、特封、始封、累封、追封、晋封”等等字眼。限于篇幅，仅以妈祖晋封为“夫人、妃、天妃、天后”这四个主要节点举例说明之——宋光宗绍熙元年诏书，加封妈祖：“灵慈福利夫人”林氏，……兹特进封为“灵惠妃”。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册尔为“护国明著天妃”。
  明·洪武敕纂敕封妈祖“昭孝纯正孚济感应圣妃”。永乐帝朱棣《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载：“归日以闻，朕嘉乃绩，特加封号曰‘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诏曰：兹特加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康熙敕纂谕祭文：“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以将军侯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奏，钦差礼部郎中雅虎等赍御书、香帛到湄诣庙致祭，特封天后。”那位请求加封妈祖的靖海将军侯、福建提督施琅《为神灵显助破逆请乞皇恩崇加敕封事》奏章曰：“俾臣克底成功，非特赐显号，无以扬幽赞之美，彰有赫之灵。臣拟于班师叙功之日，一起题请加封，……汪楫以《为圣德与神庥交映谨陈海道往返情形仰祈慈鉴事》具题请封，因先以其灵异详陈，伏乞皇上睿鉴敕封，并议加封。”礼部《谨题为奏闻事》载：“二十三年，平定台湾，天妃显灵效顺，已蒙皇上特封为天后，致祭。”雍正四年正月十七日蓝廷珍奏章：“二十二年佑相前靖海将军臣施琅奏捷澎、台，种种灵应，护国庇民，俱蒙圣祖仁皇帝览奏敕封，钦差致祭，特隆祀典。”
  无论古今史书，也不管纸质的还是网络的，提及妈祖最高封号时均有“天后”二字。例如当代所谓“代表着国内妈祖资料搜集和整理的最高成就”的《湄洲妈祖志·历代褒封》之第213码，就明明白白写道：“可以认定是康熙二十三年加封天妃为天后”、该书第216码总述道：妈祖“神牌全称作：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祜（佑）、安澜利运、泽覃海宇、恬波宣惠、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溥、卫漕保泰、振武绥疆、嘉祐敷仁天后之神。”该书第217码《历代朝廷褒封一览表》中，再次重申了“康熙二十三年（1684）晋封天后”，“乾隆二年（1737）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天后”，紧接着，第220码《妈祖历代褒封封号》所载同上，又一次予以确认。编纂者历数康熙、乾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各朝的封号情况时，30多次郑重其事地提及了爵号“天后”。2014年12月，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编辑出版的《妈祖文化简明读本》，15次提及妈祖的“天后”封号，并明确指出“‘天后’为最高封号”（见第34码）。
  2019年6月出版的、刘福铸任副主编的再版大学教科书《妈祖学概论》（姑且称“校本教材”吧），其“前言”、“绪论”及有关妈祖封号的阐述文字，统统包括“天后”二字——而并没有因其是所谓“爵号”而排除在外。请看：“妈相为什么能从海边渔家女尊奉为神女、夫人、天妃，直至女神中最高封号的天后？”“这次妈祖所得褒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仁慈天后”。妈祖封号从此由妃升格为后，这是人间女性名分品位的最高点，从此，‘天后’号广为流传”，“自北宋至清朝的近千年间，历代20个皇帝至少有36次褒封妈祖，颁封的皇帝最多，创中国神仙封号最多的纪录。且封号不断升格，由“夫人”“妃”发展到“天妃”，直至“天后”，到清代光绪皇帝对妈祖的封号是最后一个，长达64字，创历代对其尊称之最。”“皇帝每次嘉封，都要在原封号的基础上加上新的词，以致至成丰七年（1857），妈祖的封号已达64个字，即“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成孚显神赞顺垂慈笃祐安澜利运泽覃海宇恬波宣惠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普卫漕保泰振武绥疆天后之神”。”书中说明妈祖封号，不是口口声声都包含“天后”了吗？不过此处还得提醒一下：妈祖的最多、最高封号，不是64个字，而是66个字——不信，请认真点点看！
  朝廷诏封妈祖为“广祐明著天妃”。成宗大德三年（1299），封泉州海神妈祖为“护国庇民明著天妃”；仁宗延祐元年（1314）加封为“护国庇民广济明著天妃”；文宗天历二年（1329）加封为“护国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顺帝至正十四年（1354）加封为“辅国护圣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
  加封妈祖为“昭孝纯正孚济感应圣妃妈祖为“圣妃”。
  一般认为，这次妈祖所得褒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仁慈天后”。
  妈祖封号从此由妃升格为后，这是人间女性名分品位的最高点，从此，“天后”称号广为流传，各地妈祖庙多以“天后宫”命名。乾隆三年（1738）加封妈祖为“天后圣母”。嘉庆七年（1802）敕封妈祖为“天上圣母无极元君”，妈祖的神格被清王朝捧至无以复加的地步。皇帝每次嘉封，都要在原封号的基础上加上新的颂词，以致至咸丰七年（1857），妈祖的封号已达64个字，即“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祜安澜利运泽覃海宇恬波宣惠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普卫漕保泰振武绥疆天后之神”。
  试问，倘若“天后”不是妈祖封号，为什么提及妈祖最高封号时，总少不了“天后”二字？倘若“天后”不是妈祖封号，那中国内外、世界各地的诸多“天后宫”，不都得统统改名了吗？！
  硬是把爵位从封号中心词地位剥离、去除的做法，说得严重些，岂不是“买椟还珠”，“本末倒置”！
  令人困惑的是，刘教授一面承认“爵位称号中心词，往往就是神格地位的标志”，却又矢口否认“天后”这一妈祖最高、最神圣的爵位词，非要从封号中去之而后快——他跟蒋维锬坚持的的64字妈祖封号，与本人力主的66字妈祖封号，其差别不就在于“天后”二字吗？
  纵观诸多中华神祗，他们的封号中，都包括爵位或爵号词这个主心骨。看看由“候”加封至“圣”、褒封23次之多、“封号长达26字”、被华夏民族膜拜最多的集忠义勇于一身的关羽吧。他的最终封号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封号长达26字”。（参见赵波、侯学金、裴根长的《关公文化大透视一书，丁永林著述《关羽历代封号》）
  在宋代，关羽得到了三个王位的封号（徽宗时加封为武安王，高宗时加封为壮缪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封为英济王）；明万历二十二年，关羽晋爵为帝，后又被敕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关羽由人而神的过程，明代大儒姚宗仪是这么评价的：“荆州牧前将军，其本号也。汉寿亭侯，其加封也。壮缪侯，唐封号也。宋真宗封义勇武安王，则王之矣。徽宗加封崇宁至道真君，则神之矣。今上尊为协天大帝，又敕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兼赐冕旒玉带，至尊无上也。”清·雍正皇帝也说：“社稷山川而外，唯先师孔子及关圣大帝为然”！瞧，谁也没有把关羽的种种惊人“爵号”，从他的“封号”中去除吧？
  再看孔子的封号吧。孔子的第一个封号，是汉平帝元始元年的“褒成宣尼公”。其中，“褒成”是国名，“宣尼”是谥号，“公”是爵位。东汉和帝永元四年封“褒成侯”，其中“侯”是爵位。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封“文圣尼父”。“文圣”是尊号，“尼父”是敬称——孔子字仲尼，故称。唐太宗贞观二年封“先圣”。“先师”“先圣”都是尊称。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加封“宣父”。“宣”为谥号，“父”是美称。清世祖顺治二年封号加“大成至圣文宣先帅”。据《孟子·万章下》中载文，“玄圣”、“至圣”、“大成”均是对孔子的赞辞。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封号“大成至圣先师。他的“爵号”，也是与“封号”融为一体的。
  再说，历来称诸葛亮封号为武乡侯、忠武侯、武兴王等等（简称“武侯”）；陈靖姑封号为顺懿夫人、慈济夫人、通天圣母、天仙圣母、临水陈太后等；吴媛封号为妙应灵济夫人、吴圣天妃；吴夲为大道真人、保生大帝……如果将他们的“爵号”主心骨和灵魂，统统排除在完整的“封号”之外，那还成“体统”吗？
  正因为“封号”与“爵号”是相得益彰、水乳交融的，所以当今学界许多知名、一般的人士都认为妈祖的封号是66字。且看看台湾著名妈祖学者许叶金1998年出版的《妈祖全书·妈祖的褒封》，就已明确提出：“清德宗光绪元年（1875），诏再加封敷仁，封号全名达六十六字，为中国历史上褒封最多封号之唯一女神，即加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佑安澜利运泽覃海宇恬波宣惠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溥卫漕保泰振武绥疆嘉佑敷仁天后’。”为了加深读者印象，他在该书第六章《妈祖的荣典》中，再次认定：妈祖“封号全名达六十六字，为中国历史上褒封最多封号之唯一女神”。这部1200多码的鸿篇巨著，据作者《序文》所言，是“妈祖古今中外重要文献的总集大成，亦为妈祖之分门别类、精彩资料的百科全书。”其《后记》又云：“本书系参考古今中外有关妈祖之各种文献资料而编著”
  笔者昨天网上所见2020-08-19《福建莆田一名渔家女子，如何变成3亿人信仰的妈祖？载：宋朝、元朝、明朝、清朝4个朝代一共对妈祖褒封了36次。妈祖的封号从“夫人”“妃”“天妃”，加封到了“圣母”“天后”。妈祖封号的字数持续增加，到1875年时，“已经加到了68个字，即“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祜安澜利运泽覃海宇恬波宣惠道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溥卫漕保泰振武绥疆嘉佑敷仁天后之神”。显然，他是连“天后”后面的“之神”都计算进去啦。还得说明“渔家女”一说，乃刘某等人一贯主张的误讹，此先不论；这也显示：即使观点一致者，对“天后”不是妈祖封号，也持有不同意见呢！
  2015年5月，即妈祖诞辰1055周年之际，以“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名义组织策划编写、海风出版社出版的《妈祖文化简明读本》（林国良主编，刘福铸等副主编）。这本30万字、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权威性读物的读物，三番五次地认定“天后”为妈祖最高封号。例如，该书“概述”以及第34码等处均指出：“清代对妈祖的褒封……规格最高，指加封妈祖为‘天后’，‘天后’为最高封号。”康熙皇帝加封妈祖为“天后”，“妈祖的神格上升到了巅峰，此后世界各地的妈祖宫就多以‘天后宫’命名。”特别是第31-34码，记载“清朝对妈祖褒封16次”，其中15次都有“天后”二字。同时，也准确定位在了康熙二十三年（1684）。该书《概述》称，“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皇帝……加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后””；第36码《历代朝廷褒封一览表》载明：该年“晋封天后”。第31码《清代的褒封》称“清朝对妈祖褒封16次，其封号列述如下：……清圣祖康熙二十三年（1684），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后”。请看，其“天后”二字，不都在封号的文字括号之内吗？
  再说，2019年6月再版的《妈祖学概论》（也是刘福铸等任副主编），同样再三将“天后”所谓爵号，包含在封号之中加以称呼。文字情况类同，恕不一一引述了。
  打开网络，查阅纸质媒体解释、注释，包括湄洲岛祖庙说明，提及妈祖的封号，都包括“天后”二字！例如《封号由“女神”、“夫人”发展到“妃”》《海上女神——妈祖的历朝封号》……质言之，“神号”也好，“爵号”也罢，都是帝王褒封所赐。统称之为“封号”，岂不简单明了？实际上，无论媒体上，还是世俗民间，都已经这么做了。即封号，包含神号、爵位。
  请看同样任职于莆田学院的某网名“十年品茶”的地方资深文史学者《清代朝廷褒封妈祖64字封号解读》（2018-01-31）曰：“从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高宗皇帝封妈祖为“灵惠夫人”起，经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历代帝王前后对妈祖进行了36次褒封，封号由“夫人”、“妃”、“天妃”，直到“天后”。”可见他也分不清封号与神号（刘氏称“爵号”），以致同一篇文章就标准不一：时而称“天后”为“封号”，时而又把“天后”排除在外，只计“64字封号”。
  可见，刘教授自认为“对于妈祖的64字封号，历来没有任何争议”云云，实在是罔顾事实，信口乱语啊！
  还必须指出的是，从论证的角度看，《谈妈祖的封号与爵号》一文，把引述清·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考证元代黄向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须把天妃的封号与封爵区分对待，作为重要论据，实为不妥——充其量只是一个孤证、一家之说吧！刘某津津乐道地称誉钱大昕是“18世纪中国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其实，人非神仙，大师也常犯错嘛。例如，中国算盘起源于何年？钱先生的考证就大出差错。他以为：“算盘出现在元朝中叶。”1921年，我国河北巨鹿县曾经出土了一颗出于宋人故宅的“木制算盘珠”。随后，历史博物馆派人前往巨鹿县故城三明寺故址发掘，他们不仅仅获得石砚、围棋子等二百多件文物，还找到一枚“算珠”。算是彻底落实了宋代已有算盘的推测。
  更何况，元代的封号本身就存在不少疑惑。诸如5次封号文字不一，存在歧见等等。查《元史·祭祀志·名山大川忠臣义士之祠》载：“凡名山大川、忠臣义士在祀典者，所在有司主之。惟南海女神灵惠夫人，至元中，以护海运有奇应，加封天妃神号，积至十字，庙曰灵慈。直沽、平江、周泾、泉、福、兴化等处，皆有庙。”
  刘福铸任顾问的《湄洲妈祖志》第217码“元代封号”为：“至元十八年（1281）护国明著天妃、大德三年（1299）护国庇民明著天妃、延祐元年（1314）护国庇民广济明著天妃、天历二年（1329）护国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至正十四年（1354）护国辅圣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其解说道——元天历二年加封为护国、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可封护国、辅圣、庇民、显佑、广济、灵感、助顺、福惠、徽烈明著天妃。”按：以上制文多出的“辅圣”“显佑”、“灵感”、“助顺”“徽烈”十个字、既与元人之记载不符，也不合累叠加封的惯例。另据《元史·祭祀志》包括至正十四年再加“辅圣”二字，“神号积至十字”。
  元至正十四年加封为护国、辅圣、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元史·祭祀志》：“（至正十四年十月）诏加海神为辅国、护圣、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按：“辅国护圣”应为“护国辅圣”谐音之误。明？王圻《续文献通考》：“（至正）四年，诏加号海神为护国、辅圣、庇民、广济、福惠天妃。”此次所加“辅圣”二字按惯例本应置于其前，算是特例。至此，“神号积至十字”，是元朝最后累封结果。《天妃显圣录》与《天后显圣录》对这次加封均未记载。
  令人困惑的是，对于这两次封号，编者统统说是“神号积至十字”，究竟以哪次为准呢？请看各个网站以及《湄洲妈祖志》所示，时间和封号都各有差异：至元十五年（1278），元世祖忽必烈封妈祖为“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又把妈祖由“妃”升格为“天妃”；延祐元年（1314），元仁宗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广济明著天妃”；天历二年（1329），元文宗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至正十四年（1354），元顺帝封妈祖为“辅国护圣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
  元朝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护国明著天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护国显佑明著天妃”、成祖宗大德三年（1299）“护国辅圣庇民显佑明著天妃、仁宗延祜元年（1314）护国辅圣庇民显佑广济明著天妃”、文宗天历二年（1329）“护国辅圣庇民显佑广济灵感助顺福惠徽烈明著天妃”。
  认真逐字清点一下，共同点在于：没有一次“加封天妃神号，积至十字”呀！
  这也说明，确实人非神仙，即便是“18世纪中国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也难保样样无误哪！拿这样“自身难保”的东西作为重要论据，未免过于草率了吧！这又怎能保证其论述的可信度呢？
  同样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刘文中还存在自相矛盾的“双重标准”问题。例如，作者认为与“封号”性质十分相似的“溢号”，可以包括“尊号”“皇后”二字。所谓“溢号”，即人物去世之后，依据其生前所作所为，从而给出一个具有高度概括和评价意义的称号，用以表彰人物的功迹之类。《谈妈祖的封号与爵号》一开始就说，清代“那拉氏最后成为皇太后，死后溢号总字数共达25字，即‘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这是一般的说法。”他进而“条分缕析”地说明——其中“‘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16字，是她活的时候就已经加上的‘徽号’，其他7字为她死后增加的谥号，再加上尊号‘皇后’二字，就成了25字。但一般人都知道‘皇后’二字，不是‘谥号’，而是‘尊号’。”看，刘氏将那拉氏的谥号“总字数确定共达25字”，即包括在世时的“徽号”16字﹢死后增加的“谥号”7字﹢尊号“皇后”2字＝25字。
  这里，尊号“皇后”不是跟妈祖的“神号”“天妃”、“天后”非常相似、可以“同日而语”吧？既然慈禧的溢号中，可以包括尊号“皇后”，为什么妈祖的封号中不能包括“神号”“天妃”或“天后”呢？弄得人家一头雾水、莫名其妙！难免油然想起鲁迅先生名篇《文学和出汗》中的名言：“这真是所谓‘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说实在话，除了极个别的专业人员，一般人都是统称“谥号”的，谁个能区分得那么细致入微呢？刘氏很可能也是查阅了一堆史料之后，从弄得清什么生前的“徽号”、死后的“谥号”吧？几乎可以肯定，随便拿一个历史人物的溢号考考专家，其中哪些字是“徽号”种种云云，恐怕会考晕考倒许多人，使之变成“砖家”吧？一般人恐怕只会笼而统之地知道：慈禧皇后的溢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简称“孝钦显皇后”）吧？这也可说明，学界人士和一般百姓为什么要与时俱进，随风随俗吧！为什么非得切分的一清二楚，不能“一锅煮”统称呢？何必卖弄学识，搞复杂化，细细切分不可呢？
  实际上，远的不说，就以明清代两位最著名的皇帝、皇后来说吧。
  康熙帝之谥号为“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乾隆帝谥号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如清努尔哈赤谥号为“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清圣祖玄烨的溢号为“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乾隆皇帝弘历溢号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孝贤纯皇后为“孝贤诚正敦穆仁惠徽恭康顺辅天昌圣纯皇后”、孝仪纯皇后为“孝仪恭顺康裕慈仁端恪敏哲翼天毓圣纯皇后”；明太祖朱元璋谥号为“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其皇后马氏为“孝慈贞化哲顺仁徽成天育圣至德高皇后”；明成祖朱棣溢号为“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其皇后徐氏称“仁孝慈懿诚明庄献配天齐圣文皇后”。……它们不是明明白白地包括了“皇帝”“皇后”尊号吗？
  可见，硬要把封号中的天后尊号剔除在外，实在是故弄玄虚，大谬不然！
  关于妈祖的天后封号，再说几句并非题外话吧。2019年6月再版的《妈祖学概论》，依然坚持这一最高封号是乾隆二年所封：“实际上到乾隆二年，朝廷才正式赐封妈祖为国家神祗中至高无上的‘天后’。”“曾有误传是康熙皇帝所封，其实不然。”这是罔顾史实，无缘无故把妈祖的“天后”封号拖后半个世纪的疏妄之举（对此谰言，笔者过去曾有长文详加以批驳，故不再赘言）。
  综上所述，“妈祖最终封号仍是64字而不是66字或68字”，“封号（封字）和封爵（爵号）的不同”云云，绝非符合历史和实际情况的铁律、定论；将其定于一统的做法，并不符合学术民主，百家争鸣。我愿意重申《妈祖封号应当是66字》一文结尾的呼吁：“总而言之，妈祖的“天后”这最高神号，是不容任何人动摇、否认的；作为妈祖故乡的人们，更有责任和担当，切实传承、维护好妈祖的全部66字神圣封号。”
  妈祖“天后”褒封时间考证
  妈祖的封号，集中、浓缩地彰显出历代封建社会对其功绩的肯定与褒奖，是妈祖文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同时，也应该是整个妈祖信仰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如今，天下大多数妈祖宫庙都取名“天后宫”。所以应该说，对于康熙年间对妈祖的最高封号，学界基本上业已形成共识，实际上已有定论。
  然而，2007年，徐晓望在海风出版社出版了《妈祖信仰史研究》，并且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重新发表了其中的《赐封妈祖天后问题新探》一文，其“摘要”明确提出：“清朝廷在康熙二十三年前后未曾授封妈祖为天后，清代文献中记载康熙二十三年赐封天后的记载，是后人篡改原始文献的结果。……乾隆皇帝不愿彰显其父的错误，将错就错，正式封赐天妃为天后。其后，在官方政书中，将封赐天后远溯康熙二十三年，编造了施琅请封天后、康熙帝批准的神话。”
  其实，这并非什么妈祖研究新成果，而只是拾人牙慧、重弹2004年蒋维锬先生所谓的“康熙二十三年进封天后一事属子虚乌有”，“天妃改封天后，确系至乾隆二年方才落实”的老调罢了。（《天后”、“天上圣母”称号溯源、《天后”称号溯源》），详见蒋先生《妈祖研究文集》第243-245码，海风出版社）
  现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祖基早在2010年06期《台湾研究集刊》上，就已经发文予以驳斥。其《乾隆二年妈祖加封天后辨误》“摘要”指出：“妈祖何时由‘天妃’加封为‘天后’，是妈祖信仰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历史文献对此记载互有歧异，主要有康熙二十三年说及乾隆二年说两种。本文根据相关史料，对此问题作了深入、详细的考证，指出乾隆二年并无加封‘天妃’为‘天后’一事，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中所谓“乾隆二年，加封‘天妃’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天后’的记载是错误的，而据此认为乾隆二年正式加封妈祖为‘天后’的观点当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李祖基教授是莆田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台湾研究集刊》常务副主编，他的考证应该是认真负责的。李祖基教授在文章中进一步指出：“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八十四所载‘乾隆二年加封天妃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天后’是一个很明显的错误。至于此一错误究竟是礼部清吏司在编纂中出错，还是付梓时手民之误，现在已经难以查考。不过，《清会典》虽是奉敕修纂，为研究清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但毕竟只是一种间接史料，原始档案或资料经过编纂或转抄之后，出现一些讹误差错并不奇怪。”他在详细论证后认为：“加封天妃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天后”与“加封天后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天后”，虽然仅一字之差，但谬之千里，贻误后世，实非鲜浅。其实嘉庆朝重修《大清会典事例》时，编纂人员已经发现了这一错误，将其更正为：“乾隆二年，加封天后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天后”。光绪朝最后一次编纂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再次对此一更正予以确认。然而，部分学者或因不察，或者出于其他原因，仍然沿袭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中的谬误，称乾隆二年正式封赐妈祖为“天后”，以讹传讹，误导读者，故特撰此文，辨明正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详见《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6期，或《中华妈祖》2011、4《乾隆二年妈祖加封“天后”辨误》）
  可是，徐先生偏偏执迷不悟，无视李祖基教授上述的明确论述，笔者实在难以理解，为什么有一些所谓专家学者硬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清代就已经发现并且纠正了的差错，继续搬了出来，而且当做科研成果的什么“论据”，挥水摸鱼，蒙骗不知真相的年轻读者和莘莘学子——甚至一再搬进大学教科书？
  2016年，笔者在《海丝雕龙》文集中，就有一篇文章《史料误讹观点陈旧——徐晓望博导《妈祖信仰史研究》评述》，予以全面、系统的批驳。现专门就妈祖“天后”封号褒封时间问题，再作一些补充论述。
  关于妈祖的天后封号时间，这个问题实际上已有定论（见《湄洲妈祖志》、《妈祖文化简明读本》等书籍），但徐书却偏偏特设“清廷赐予天后封后的争论”、“康熙朝涉及天后史料的质疑”等多个章节，予以连篇累牍的“讨论”与“质疑”。在徐先生笔下，清朝闽台官员一点不懂得查询内府存档，而只会马大哈似的误记误传，并且胆敢把将“后人篡改”不实的东西“上奏皇帝”；而皇帝则干脆“将错就错”——甚至戏剧性地演绎起“父债子还”之类的一幕。总之，將相对严格的清宫大内管理，把封神祭祀之类军国大政视同儿戏；对于妈祖封号，封建帝王甚至可以顺乎民意，搞“民办君助”，予以玉成。我以为，诸如此类近乎荒唐可笑的认知，那才是不折不扣的“编造神话”呢！
  2011年1月，徐先生还在《福建民间信仰论集》（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书，再次将清初赐封妈祖天后问题新探收入其中，可见对其偏爱有加，一再宣扬。
  那么，蒋、徐二人前后共同认定的“乾隆二年方才落实”，称天后才名正言顺，有哪些史料佐证？先来看看徐先生断定康熙二十三年妈祖不可能褒封天后的理由。
  他主要是引证了《康熙起居录》所载——
  最后只是在《康熙起居注》中找到一段简要记载：“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八月二十二日乙卯早，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请封天妃之神，礼部议不准行，但令致祭。上曰：‘此神显有默佑之处，著遣官致祭。此本著还该部另议。’……可见，就清宫原始档案来看，康熙二十三年清廷确实没有封天妃为天后，只是派出使者祭祀天妃一次。
  难道仅凭“另议”二字，就能认定“康熙二十三年清廷确实没有封天妃为天后”吗？
  《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48码也载曰：“加封天后，以壮神威……伏查康熙十九年福建提督万正色在崇武地方征战，叩祈天妃，风转显应，具题到部，臣部议准照依前明永乐七年封号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嗣又奉旨加封天后，并颁敕文，以记功德。”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另议”和“嗣”的解读。
  “另议”并非否定。对于施琅请求加封妈祖之事，康熙皇帝并非断然拒绝，而只是请礼部“另议”一下——难道不存在礼部很快就再议、并且立即照准的可能性吗？
  目前学界基本公认的康熙二十三年，也即4年之后，在时间上言之成理。蒋维锬先生亦认为“另议”的过程迅速且顺利：“八月二十二日康熙帝將礼部题本批还另议后，礼部当即再议出由翰林院撰祭文，……此事遂于八月二十四日奉旨依议。”（见《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418码）可谓环环紧扣，一气呵成；并没有什么延缓拖拉，迟滞怠慢。
  再说“嗣”。《尔雅》：“嗣，继也。”《尚书》：“禹乃嗣兴。”传注：“继也。”因此，“嗣”就是通常所谓“接着、随后、继而”之意。时间固然会有些弹性，但“嗣后”总不至于会延长到许多年之后，甚至53年后吧？所以，笔者认为“嗣又奉旨加封天后”之具体时间，应该距离前面所言之时间点不远。
  查阅清宫档案，雍正、乾隆朝大臣禅济布、赖都、郝玉麟、三泰等人的奏折，都称“嗣又”、“随又”——
  雍正三年（1725）九月初九日，巡视台湾监察御史禅济布等人在《为请赐天后祠匾额事奏折》云：“圣祖仁皇帝敕建天妃神祠于其原籍兴化府莆田县湄洲，勒有敕文，以记功德，随又加封天后。”
  雍正四年二月初六日，礼部尚书赖都等人《为天后效灵请御书匾额事题本》的奏折，肯定了“圣祖仁皇帝敕建天妃神祠于其原籍莆田县湄洲，勒有敕文，以记功德，随又加封天后。”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福建总督郝玉麟、福建巡抚赵国麟奏本，又提到康熙帝“敕建神祠于原籍莆田县湄洲地方，并颁敕文以记功德，随又加封天后。”
  雍正十一年八月十二日，礼部尚书三泰等在《为闽省南台天后祠颁匾致祭事题本》中亦称：“圣祖仁皇帝……敕建神祠于原籍莆田县湄洲地方，并颁敕文，以记功德，随又加封天后。”
  这奏折中一再出现的“随又加封天后”，便是对“嗣”的具体解读吧。这也凸显出康熙朝大内档案之真实性与权威性——大臣们的奏折异口同声地引用之。从内阁抄录的档案中“伏查”二字可知，乾隆当时康熙褒封天后的原始上谕应该还“健在”，查阅得到。这也就解释了众大臣的奏折用语怎么会“不约而同、不谋而合”，高度一致，并且几乎一字不差。大臣们的奏章一般是不会互相“参考借鉴”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他们都是依据并引证于当时所能见到的褒封文件（当然是抄件之类），然后行文上奏。
  由于战乱等原因，中国的改朝换代往往造成前朝宫廷档案的大量散失。不过，还是有一些有力的旁证、佐证遗存的。
  其中，最有戏剧性的，是雍正三年五月二十二日（1730.7.6），浙江总督李卫上奏，要將杭州“天主堂改为天后宫”。对此此举，正中下怀的雍正十分高兴，当即批复“甚好”——如果此前康熙朝不曾褒封“天后”，李卫敢如此胆大妄为？
  以上大臣们众口一词的引述还表明，“随又加封天后”是“圣祖仁皇帝”康熙所为，而不是乾隆之举。
  总之，从雍正、乾隆年间大臣奏章屡称妈祖为天后，可见此封号绝非“民众对妈祖的私谥”；同时，也否定了妈祖褒封天后是延至“乾隆二年之后”的事。
  除了朝廷重臣们的一致复述，康熙年间（1730年前后） 郁永河《海上纪田静亦云： “表上其异，奉诏加封天后”。乾隆时《福建续志》也明确记载： “康熙二十三年加号天后。”乾隆年间瞿均廉《海塘录》曰： “二十二年克澎湖……敕建神祠于湄洲，勒文以记功德，随又加封天后。”康熙四十四年，刘有成《天后庙序》： “神又扬灵助（施琅）战，归于朝，敕封天后。”孙元衡《赤嵌集》卷四《子·澎湖》诗下双行小字注云： “大帅施公亲见马（妈） 祖助战，表上其事，敕封天后。” （文本为康熙刻本） 康熙四十四年（1705） 刻本《化府莆田县志》卷三《天后庙》云： “神林姓……国朝勅封护国庇民昭灵显应仁慈天后，遣官致祭。” （修撰者系贵州提学使林麟焻、山东道监察御史朱元春。该书光绪十一年重刊）
  光绪十四年（1888），福建著名文史家杨浚在《湄洲屿志略·封号》（清光绪十四年木刻版，福建师大图书馆藏书） 中的明确记载： “康熙二十三年，钦差礼部赍御书香帛祭告，特封‘护国庇民昭灵显应仁慈天后’。”杨浚还特地注明“封天后自此始”。众所周知，清代的文字狱特别严酷，稍有不慎，不仅自己脑袋不保，而且丢了全家性命。据史学家统计，整个清朝文字狱大案一百六十多起，几乎一年半一次！ 杨浚不仅白纸黑字地注明“封天后自此始”，而且刊印成书籍，全社会发行。如果当时妈祖尚未褒封天后，杨浚吃了豹子胆不成？
  为什么要特别提起杨浚呢？ 至少有这么两条理由。
  1、杨浚是清咸丰至光绪年间福建省第一流的硕儒、考据家、藏书家、出版家。他乃清咸丰二年（1852） 举人，毕生肆力于学，才气超迈，博闻广识。凡诗文史籍无不涉猎，且勤于笔墨，留下了等身著述。
  更先后掌教漳州丹霞、霞文及厦门紫阳、金门浯江各书院，育人无数。
  杨浚尤精于考据，作风严谨，“惟纪事非隶典则不文”；特别是对闽人、闽神之考据、整理，清代无出其右。其钱塘好友张景祁称： “杨雪沧先生天才卓砾，博极群书，著述等身，雄视海内，主东南坛坫者垂四十年。鸿笔钜儒、辍学门徒奔走门下，仰之若岱宗斗极。” “又为一切考据之学，凡朝章国故、士习民风无不探摭綦详，舄然成帙，藉以启迪后学”。同治间，他在省城塔巷办正谊书局，主持重刻其家藏的《正谊堂全书》；书成，奏保补用道员。又设“群玉斋”书肆，广搜善本，聚出7万卷，建“冠悔堂”藏之。
  2、同治四年（1865），杨浚援例为内阁中书，充国史、方略两馆校对官。这期间，他饱览清宫档案，查究史册，应该易如反掌。
  其实，我们以上引经据典说了半天，还不如乾隆帝自己一句话。
  《钦定平定台湾记略》是清朝十分重要的一本史册，其中开卷伊始便有乾隆帝的几十首御诗。乾隆五十三年（1782）所写的《命晋增天后徽称，诗以昭灵志谢》，开头第一句就是“尊封天后自先朝”。其后，乾隆帝亲笔详加长长的自注，明确说是“天后灵应垂庥，佑民福国。康熙十九年，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后”” （应为收到请封奏本） 云云。《妈祖信仰史研究》第225-226码，也引述了上述诗歌和乾隆自注。乾隆帝的此诗及其自注，应该足以证明所谓“乾隆皇帝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另议”和“嗣”的解读。
  “另议”并非否定。对于施琅请求加封妈祖之事，康熙皇帝并非断然拒绝，而只是请礼部“另议”一下——难道不存在礼部很快就再议、并且立即照准的可能性吗？
  目前学界基本公认的康熙二十三年，也即4年之后，在时间上言之成理。蒋维锬先生亦认为“另议”的过程迅速且顺利：“八月二十二日康熙帝將礼部题本批还另议后，礼部当即再议出由翰林院撰祭文，……此事遂于八月二十四日奉旨依议。”（见《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418码）可谓环环紧扣，一气呵成；并没有什么延缓拖拉，迟滞怠慢。
  再说“嗣”。《尔雅》：“嗣，继也。”《尚书》：“禹乃嗣兴。”传注：“继也。”因此，“嗣”就是通常所谓“接着、随后、继而”之意。
  时间固然会有些弹性，但“嗣后”总不至于会延长到许多年之后，甚至53年后吧？所以，笔者认为“嗣又奉旨加封天后”之具体时间，应该距离前面所言之时间点不远。
  查阅清宫档案，雍正、乾隆朝大臣禅济布、赖都、郝玉麟、三泰等人的奏折，都称“嗣又”、“随又”——雍正三年（1725）九月初九日，巡视台湾监察御史禅济布等人在《为请赐天后祠匾额事奏折》云：“圣祖仁皇帝敕建天妃神祠于其原籍兴化府莆田县湄洲，勒有敕文，以记功德，随又加封天后。”雍正四年二月初六日，礼部尚书赖都等人《为天后效灵请御书匾额事题本》的奏折，肯定了“圣祖仁皇帝敕建天妃神祠于其原籍莆田县湄洲，勒有敕文，以记功德，随又加封天后。”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福建总督郝玉麟、福建巡抚赵国麟奏本，又提到康熙帝“敕建神祠于原籍莆田县湄洲地方，并颁敕文以记功德，随又加封天后。”雍正十一年八月十二日，礼部尚书三泰等在《为闽省南台天后祠颁匾致祭事题本》中亦称：“圣祖仁皇帝……敕建神祠于原籍莆田县湄洲地方，并颁敕文，以记功德，随又加封天后。”这奏折中一再出现的“随又加封天后”，便是对“嗣”的具体解读瀛壖赤子，获登衽席，用纾南顾之忧，惟尔丕绩。即解是日所御之衣驰赐，载褒以诗。”诗中写道，“岛屿全军入，沧溟一战收。……上将能宣力，奇功本伐谋。伏波名共羡，南纪尽安流。”据史料载：康熙第一次接到施琅《飞报大捷疏》，获知澎湖决战胜利，非常高兴，说“实为可嘉”，其“功甚大”。当接到施琅《报入台湾疏》时，康熙连说，“筹画周详，剿抚兼用，克奏肤功”；并《御制褒章》，赋诗嘉奖。康熙又颁布《封侯制诰》，授施琅为“靖海将军，靖海侯，世袭罔替”；还立即脱下是日御衣龙袍，派人快马加鞭送到前线，赏赐给战将施琅，赞扬他“其功甚大”、“深为町嘉”，“矢心报国，大展壮献，筹画周详，布置允当”；委任他兼管台澎陆海事务。
  康熙极力称赞施琅爱将的有：“将军施琅，谙熟海岛，凡事必与之共议！”“如施琅者，立如此奇勋，必令永秉节钺，荣华以终其身！”等等。因此，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廷准施琅奏章，褒封妈祖“护国庇民妙灵昭应仁慈天后”，也是顺理成章之事。随后，改台南宁靖王府为大天后宫，派满族大臣礼部侍郎（三品）雅虎致祭，并御制祭文，褒奖“神之所凭，礼宜昭报”云云。
  有人言必称清宫档案云云，却只死死抓住前头误讹的记载不放，而对后面的订正视而不见，这科学合理吗？再则，清宫档案经过两次历史性劫难，早已谈不上齐全：一是清末战乱，“八千麻袋的档案随意丢弃在一旁，任由它日晒雨淋，久而久之，很多档案也就被损毁了；直到八年以后，中央研究院辗转购回这些档案时，已经损失了几十万件。”二是蒋介石退居台湾时，带走了许多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包括了史书、诏书、表章等等。
  文物是另一种文献。“大台南天后宫”为台湾第一座官方妈祖庙，开台首尊妈祖金身（现供于台南大天后宫）就是来自于莆田平海天后宫（平海澳为施琅平台舟师驻军、演兵场）。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康熙准靖海侯施琅奏，加封妈祖为“天后”，庙宇随即称为“大天后宫”。
  正殿天后塑像左侧宫娥手中所捧宝玺，其上刻着“镇驻台郡大天后宫护国庇民天后之玺”——据说就是当年的原物。
  无独有偶。经查阅《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碑记卷》，就有13篇康熙时期题额为《天后宫重建记》《天后庙序》等等的碑文，时间集中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地域包括福建、江西、江苏、海南多地；撰文者有知府、国子祭酒、刑部侍郎等等。这起始的时间节点康熙二十九年就很值得我们琢磨——它距离妈祖敕封天后仅迟7年。以历史的尺度衡量，只有瞬间而已。
  另外，查阅《妈祖文献史料汇编·方志卷》，记载妈祖康熙二十三年褒封天后的，也比比皆是。
  众所周知，在大一统的封建社会，敕封封号是皇帝独享的权力，岂容旁落？清朝文网密织，又以康熙、雍正、乾隆为甚，笔杆紧紧连着撰文者自己及其九族的脑袋。对待封号这等极其慎重之大事，朝廷没有政令，哪个敢于自行其是？徐先生如今轻轻松松一句“天后是民众对妈祖的私溢”——换做清代，你胆敢取代“皇上天子”进行什么“私谥”，你斗胆试试看！
  所幸，妈祖得封“天后”的正确时间，如今得到包括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的认可。请看，2011年，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编印、方志出版社出版的《湄洲妈祖志》载明：妈祖是康熙二十三年褒封天后的（见第217码、219码）。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林国良先生主编、出版的《妈祖文化简明读本》（海风出版社，2014年），同样这样予以认定（见第该书第31码、36码）。
  从新近出版的学术著述看，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施琅与妈祖》（鹭江出版社，2016、4），学界的专家学者也一直认定康熙是妈祖“天后”封号的褒封者，时间为康熙二十三年。
  总而言之，妈祖文化的主流看法均是：妈祖褒封天后的时间为康熙二十三年，而不是其后半个多世纪的乾隆二年。
  附录说明
  徐晓望先生，作为现任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澳门中华妈祖基金会妈祖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福建方志学会副会长等，发表专著（含合著）15部、论文200多篇，论著共计520多万字；但其《妈祖信仰史研究》一书，实在不敢恭维。从该书《前言》《后记》看来，作者对该书有很高的期许，为此提出了一个美好且宏大的愿景：“我最终下决心写一部科学性的妈祖信仰史”、“一部妈祖信仰史的专论，简明扼要地描述妈祖信仰发展的历程，并且回答有关妈祖历史研究的基本争议。有这样一本书作为基础，后来者就可以避免初进妈祖研究领域的迷惑，早日掌握妈祖研究的基本情况，并向较深的领域进军。”“一部可信的妈祖信仰发展史，以使妈祖信仰者及外界对妈祖文化有兴趣的学人，通过这本持论公允的书较快掌握妈祖信仰的基本内容。”“本书希望通过新史料的发掘、新方法的使用，以新的视角观察以往纠缠不清的问题，或能得出比较妥贴的结论。”
  可惜，如同徐先生评价李献璋的《妈祖信仰研究》那样，由于“这本书犯了一些基本性的错误”，存在“许多记载似是而非”；不少推论简单草率，而且没有“回答有关妈祖历史研究的基本争议”。读者不但无法从中看到所谓的“新史料的发掘、新方法的使用”，更无从“以新的视角观察以往纠缠不清的问题”，进而“得出比较妥贴的结论”；不但美好的初衷落空了，相反，却犹如鲁迅《文学和出汗》一文所云：“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纵观徐先生全书及附录的《主要参考文献》看，总共引述了450多种数以千计的古今著述，占据了全书过半的篇幅。如此接二连三、接连不断的的引述，对于史书研究类著述，虽然未尝不可，但引述过多、过繁，势必影响和削弱论述部分。更加糟糕的是，由于作者的引述粗疏，以致舛误甚多。特别是其中关键的、可谓妈祖文化典籍核心史料（因其重要，徐先生往往整篇照抄照引），多有缺衍歧讹。试问，如果起点和依据就已经误讹的“研究”，还指望能够得出什么正确、新颖的结论吗？
  笔者曾经怀疑过自己所读的是徐书为盗版书，但几经核对，确是正版的。所以在此特地提醒读者：多多留心，细细查勘，不要迷信！
  原载《炎黄纵横》2015.7
  开拓·勇毅·包容
  “宋代坤灵播，湄洲圣迹彰。至今沧海上，无处不馨香。”（清·庄俊元）为什么妈祖神迹能千年兴盛，四海传扬，具有如此神奇的感召力？
  妈祖文化是我国海洋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审视妈祖得以成为海丝保护神的内在原因，发现其文化品格的特殊魅力，诸如开拓进取、勇毅奋发、大爱包容等。
  这些与海丝的基本理念“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异曲同工的妈祖品格，也是她做为千年海神而历久弥新、与时俱进的真谛所在。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议褒奖其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航海保护神”，妈祖与孔子一样，是我国经过“国际认证”的世界级名人。这说明，妈祖神迹故事的解读与宣扬，往往新意迭出，给人诸多启迪。
  2015年11月8日，国家海洋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宏一行来莆，就妈祖海洋文化进行调研。他实地考察后指出，妈祖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峡两岸精神的桥梁和纽带；妈祖海洋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3月7日李克强总理在参加福建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妈祖文化就包含着海洋精神”。17日，新华社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到要“发挥妈祖文化等民间文化的积极作用”，标志着妈祖文化正式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
  2017年6月中旬，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海洋局联合发布《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中提出：弘扬妈祖海洋文化，推进世界妈祖海洋文化中心建设，促进海洋文化遗产保护、水下考古与发掘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与沿线国互办海洋文化年、海洋艺术节，传承和弘扬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
  2018年4月23日，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莆田北岸调研中指出：妈祖文化是两岸民间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精神纽带；应该弘扬妈祖文化魅力，使其在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凝聚中华民族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更大作用。
  为什么当今妈祖文化还能与时俱进，与时代潮流同步共进；为何还能历久弥新，跟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合拍共鸣？这是本文写作的初衷和主旨。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这就表明，我们观察、分析事物，首先就要注意到矛盾的特殊性。这是正确认识事物的基础；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无从辨别事物。
  一些人不经过充分考究与论证，简单、贸然地把妈祖的文化品格归纳定调为“立德、行善、大爱”。应该说，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信条，是古今中外所以合法神祗共同遵循之共性。仅以福建的知名神祗言之：“三一教主”林龙江难道不是吗？“临水夫人”陈靖姑难道不具备吗？“保生大帝”吴夲没有吗？很显然，这些神祗的共性，上帝、圣母、佛祖、观音、妈祖、菩萨、真主等等，莫不如此。
  可以说，中外受人崇敬的神祗，他们之所以受人崇敬爱戴，起码得具备“行善、大爱”的精神品格，才能“慈悲为怀，庇佑众生，降福于民”，否则亿万信众怎能无端地对其爱戴有加、顶礼膜拜呢？
  那么，妈祖“特殊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凭借《天妃显圣录》、《敕封天后志》等关于她生平神迹的主要记叙，大致可以归总为“开拓进取、勇毅奋发、大爱包容”三大方面。
  下且逐一分而叙之。
  一、开拓进取
  现代海洋精神具有外向性、开放性和探索性。由宋至清，妈祖作为海洋女神的外向型神格，凸显在其作为护佑海商贸易方面。她传承并弘扬了中华民族开放外向、开拓创新之精神，尤其体现出敢于冒险和拼搏的海洋精神。
  传世的首篇妈祖文、宋代廖鹏飞的《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曰：“海寇盘亘则祷之，其应如响。故商舶尤借以指南，得吉卜而济，虽怒涛汹涌，舟亦无恙。”吴自牧《济圣妃庙》曰：“妃之灵著多于海洋之中，佑护船舶，其功甚大。”洪迈《夷坚志·林夫人庙》：“凡贾客入海，必致祷祠下，求杯珓，祈阴护，乃敢行。”真德秀《圣妃祝文》：“惟圣妃神灵烜赫，凡航海之人，赖以为司命。”元世祖下诏书曰：“惟尔有神，保护海道，舟师漕运，恃神为命，威灵赫濯，应验昭彰。”至元十八年（1281），因妈祖“镇四海而保无虞，祥光映风浪之区，护岁漕而克有济”，进封为“护国明著天妃”。何乔远《闽书》载：“航海贾客，人人奉香火不绝也。”妈祖助施琅平台，“康熙二十三年，加封天妃为天后。”……
  当然，羽化登仙的林默，能够取代四海龙王而成为海上最高保护神，有其诸多外在因素：如地理方面，莆田地处福建黄金海岸的中间节点上，是南来北往航船的必经之路；经济方面，莆田的造船业、航运业宋代已享誉八闽、名扬神州等等。
  海洋文明，首在开拓，交流互利。妈祖做为人类海洋文明的代表，当然也体现出开放、进取的一面。海洋文化的前提是无所畏惧，闯荡四海。而这种精神也是激励几千万华人不畏艰险，漂洋过海，扎根异国他乡建立功业的动因之一。妈祖的早先故事，就有一则《化草救商》：“屿之西，有乡曰门夹，当港口出入之冲。石多礁错杂，有商舟渡此遭风。”“众见风涛震荡，不敢向前。”妈祖化草为杉，独自前往施救；还一则《祷神起碇》，说的是“商三宝者，满装异货，要通外国”；虽“风涛危急，拈香仰祝，咸昭然护庇。越三载，回航全安”，“大获赀利”，满载而归。妈祖庙宇的扩大与壮观，就与航海商人的通商活动紧密关联，妈祖俨然是他们的勉励者、庇护者。
  妈祖做为人类海洋文明的代表，当然也体现出开放、进取的一面。
  海洋文化的重商逐利性，前提是无所畏惧，敢于开拓，闯荡四海。而这种精神也是激励几千万华人不畏艰险，漂洋过海，扎根异国他乡建立功业的动因之一。
  二、勇毅奋发
  江海之路，步步惊险。妈祖往往身先士卒，勇毅地以身作则。在诸多传说故事、诗词咏诵中，妈祖都是和患难者并肩奋斗，休戚与共的一员，其刚健自强，通过现身说法的带动，与大伙共克时艰。
  妈祖神迹中最令人难忘和赞叹的，莫过于她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
  “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孙子兵法》《诸葛亮兵法·将材篇》强调道：“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其中的“勇”就是要求领导者在运筹帷幄上要敢于决策及负责，在实际行动上则应勇于身先士卒。
  以身作则，这样部下就会以舍生忘死的决心投入战斗，履险克难。作为青春焕发、果敢仁爱的女子，她不惜屡屡“驾风樯浪舶”救助海难，此类记载比比皆是。上述羽化登仙之前的“化草救商”，林默姑娘独自挺身而出，前往救助门夹遇险的商舟；澎湖破敌，在硝烟弥漫的海战中，“将士咸谓恍见天妃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且“衣袍半湿，脸汗未干”、“满面汗珠流下”，于是“皆贾勇前进”。在救助海难时，人们“恍见神人率先介士，星冠仿佛，吹玉佩以先驱”（吴农祥《重修杭州孩儿港天妃宫疏》），或是“隐约之间，如有人坐小舟中，以火刀击石，碎火四出”，在暗礁中导航（张均《显应记二则》）；施琅舰队航行遇风受阻，“举船皆惶惧。正在危急间，……见船头有灯笼火光，似人挽缆至此”。（《封天后志·引舟入澳》）等等。其所作所为，充分体现出仁义与勇敢，正如《荀子》云：“坚刚而不屈，义也；……折而不挠，勇也”；“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
  更令人赞叹的是，妈祖“仁者爱人”的救助，并非独自包揽一切，施加“恩赐”，让人不费吹灰之力坐享其成，不劳而获；也不是提供什么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是提供某种信息或某些帮助，激发起遇难者而总是让其在绝望中激起自我奋发的勇气信心和巨大潜能，毅然奋起抗争，让其在一时非理性的绝望中重新发觉自己作为“人”的现实存在，避免毫无作为，坐以待毙，毅然奋起抗争，采取相应的行动。妈祖的救助，往往不是个人的独唱、独奏，而是领唱或担当“第一提琴手”，演奏一曲同心协力、威武雄壮的交响乐。从而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例如，妈祖的“钱塘助堤”，只是使短时之内“水势倒流不前”，“众于是秉势筑堤”；其圣泉救疫等，也只是指示人们“可凿泉得饮”，或淘浚废井解渴，或采购菖蒲治疗等等。人们在妈祖神迹的鼓舞激励之下，往往是“且惊且喜”，“正仓皇间，仰见桅际，灯光如火，群喜曰：“此是神灯，可毋惧知。”（杨浚《湄洲屿志略》）
  心理学、生理学告诉我们：人在激奋的状态下，大脑会分泌出大量的荷尔蒙和电磁波，从而使体能倍增，创造奇迹。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人们从关爱自己（包括安全感、幸福感等生存状态），内心和谐（包括思想和谐、心理和谐、人格和谐等），保持个人积极健康的心态，向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融合迈进，由一般人向“大写人”的过渡与跃升。这个恐惧——激励——奋起——愉悦的心理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心理平衡。这就是教化对人性觉悟的重大作用。妈祖以其可亲可敬的海上保护神的绝对权威，对激发人们自救的信心、勇气、意志、力量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个人价值不能离开整体价值，个人价值只有在整体价值中才能得以实现。勿庸置疑，由于人类的社会活动往往是群体性的，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和谐、凝聚合力是不可或缺的。由于妈祖的引领带头，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风雨同舟，携手奋起，共赴时艰。妈祖神迹对士气凝聚的教化功能和牵引作用。自我奋起的勇气信心和巨大潜能，让其在一时非理性的绝望中重新发觉自己作为“人”的现实存在，采取相应的行动，与灾难进行力所能及的抗争。
  纵观所有的妈祖神迹，几乎都贯穿着妈祖给人的自尊、自强、自救的强大信念。妈祖以其海上保护神的绝对权威，用灵智的天启之光，驱走了人们惊慌恐惧、束手待毙的昏暗，使人的心灵有所归属和安顿，冷静地观照自我的生命价值，从软弱无能的屈服中奋起，担当起应有的社会使命，从而体现出人的本质的力量。《易经·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妈祖神迹所激发出来的，正是一种人对自然力的奋发有为的愿望、智慧和力量，它唤起了人们以自身奋斗来改变和掌握自身命运的积极情绪，团结协作，从而摆脱困境，化险为夷。因此，这就有了在狂风巨浪中，“千人同舟一心力”，“众遂跃然起舵。……平时百人举之而不足，是时数十人举之而有余”之奇迹。这种生命活力，生存活力，往往成为唤起了人们以自身奋斗来掌握和改变自身命运的积极情绪。
  妈祖信仰所具有持久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能够最大化地激发所有成员充满生命活力，这其中最神奇的故事要数《筶杯山》了。相传番禺附近海面上有一个小礁岛名筶杯山，二块巨石分立。此石原是完整的一块，有一年妈祖圣诞，番禺县一批百姓乘船往赤湾庙朝拜上香。途中忽遇大雾，风力又猛，船行如飞却无法控制。突然在电闪中发现前方有块巨礁，全船人大惊失措。忽见空中一团红光，传来妈祖谕旨：“冲过去，新船不怕旧石！”于是大家顿安，船工把稳舵直冲过去，只听一声巨响，船头把礁石劈成南北对峙的两块，船却安然无恙。
  引导“发愤图强、自力更生”这一点，是妈祖区别于其它神仙、菩萨的很重要的特质。敦煌壁画中，有一幅很著名的图，描绘的是犯人念观音名号，“枷锁自落”、“牢门自启”的情景。犯人，罪孽深重，自以为永世不得超生，在临刑前忏悔反思，念《观世音经》，会子手一刀砍下，屠刀顿时断为三截。《滴水观音与观音瓶》载：宝瓶里的滴水化作倾盆大雨，于是旱情解除了。
  毋庸讳言，古往今来，激发并充满活力，在人类求取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都是极其宝贵的。妈祖神迹对于人的热情、激情、意志力的鼓舞和激励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它必然也能激发人们守望相助，携手推动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图大业！
  三、大爱包容
  2014年五四青年节，习主席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提到：“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也贯穿于妈祖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之中，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观。其大爱包容、和平和谐，就体现了促成人的内心世界的和谐平和状态，致使人的内心之和。心理学所谓“心理平衡”，就是指人们用升华、外化、合理化等手段来调节对某一事物得失的认识，以达到心平气和，和谐共处。中国人之所以用“心理平衡”来形容这一心理调节过程，可以追溯到《易经》中东方思维中的阴阳对立统一、福祸彼此转化的“文化基因”上——包含以“和为贵”、“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等要素。
  和谐，包含人与人、人与大自然两大方面。
  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妈祖神迹中始终展示出和谐包容。首先展现人与人之间的亲和融洽。由人而神的林默，始终展现出人的面貌、身姿，也即以百姓“同类”而不是“异形异类”的形态出现，因此使人倍感自然、亲切。“朱衣来往水中央”（清·陈云章）；无论是“拯溺手援波涛间”，还是“攘臂登樯叱魔祟”（清·孙元衡），妈祖曾一再解脱神祗的厚底靴迈向人间，甚至以挽缆、拾螺行为复现出宛如渔家女的“真身”和村姑“本色”来。作为青春焕发、果敢仁爱的女子，她不惜屡屡“驾风樯浪舶”（宋·刘克庄）而“长护海霞红”（元·贡师泰），“一夫危樯赤脚撑”（清·朱彝尊）。
  妈祖做为莆田“九牧林”的“龙种仕女”，名门望族，从小知书达理，“婉娈季女，俨然窈窕仪容。”（《天妃誕降本傳》）。其成仙之后的形象更是“高髻而金环者，甚美丽”，显示出她与我国早期神话中诸女神的巨大不同。例如，在《山海经》等记载中，女娲为“人面蛇身”者，而王母娘娘“其状如人，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令人惧怕三分。而妈祖形象给人总以强烈的美感，她庄严秀美，英姿飒爽：“双旌吸虹霓车驰，恍惚灵变腾光辉”；“陟见长虹动地来，雄风怒浪翻朱旗”！这种人神一致的和谐形象，“面和心亦和”，无疑更增添了妈祖与人们的亲和力。
  再则，妈祖这位原本“能预知人祸福”的“里中巫”，一开始就跻身于救护生命的巫医之中，因而特别具有博大的普世情怀和睿智爱心。
  妈祖对人的生命的感悟和体认特别自觉，特别关爱、保护与拯救生命，始终充满情深意切的人文关怀和悲天悯人的精神鼓舞，从而集中地彰显出对人类价值的张扬。孔子认为，能够“博施济众”，即能最大限度地解决百姓关切的问题，满足百姓的需求，就是圣人，也就是最有社会价值的人，可以成为人人信仰崇敬之行善立德者。《传》曰：“于事无不通谓之圣。”妈祖宋代即称“圣妃”。我国道教提倡济世度人，“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太上感应篇》）人性的颠峰便是神性的起点：人性最高修养与神性彰显普世实现了辉煌的重叠交会，于是，仁者——圣人——神仙，完成了升华嬗变的完美轨迹，成为真正“大写的人”，人类价值得以最大张扬和终极显现。
  妈祖诸多的灵应传说中，有这么一些“平民化”的细节，特别富有人情味和人类的伦理道德，具有感人至深的亲和力。妈祖嫁而未婚，而至今还隆重举行的三月二十三“妈祖走娘家”的传统风俗，省亲礼仪凸显出亲切的人伦风范，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人类普遍永恒的思乡恋亲情结。在妈祖故乡莆田一带，人们更是亲切地称其为娘妈；林氏民众称之姑妈、祖姑。例如清乾隆四十六年，莆田进士林炳舜撰写的一副对联“溪我后波平沧海；酌我姑酒满金罍。”莆田农村还流传一种极具风土人情味的习俗：林氏妇人若忙于农活无暇照看小儿，则可托付安置于妈祖庙中，曰：‘姑好看儿’。“去终日，儿不啼不饥不出阈，暮归各携去。神盖笃厚其宗人也。”妈祖俨然成为乡亲们最可信赖的小儿守望者和呵护者。
  在诸多传说故事中，妈祖都不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贵妇人”，也不是涂脂抹粉、四肢不勤的娇小姐。放下“神仙”的身段，以普通百姓的面貌显现。清代著名学者赵翼记载：“倘遇风浪危急，呼‘妈祖’，则神披发而来，其效立应；若呼‘天妃’，则神必冠帔而至，恐稽时刻。”就是说，在遇到海难向神明呼救时，若称“天妃”，则妈祖梳妆打扮，冠冕堂皇而来，可能会迟到；直呼其名称“妈祖”，妈祖就会毫不滞留，立刻不施脂粉地前来救助。此景此情，即使对于当今那些讲究缛礼烦仪、注重论资排辈者，也不啻一剂极好的清凉剂啊。妈祖亲民爱民，是民众中活生生的一员。
  即使对待敌人，降妖除怪，妈祖也不是一概格杀勿论，清剿消灭统统打倒，而是贯注着宽容理念；这一点与一般的神祗也大相径庭，极具特色。妈祖的惩恶安良行为，尤其凸显出“和而不同”的和谐理念。她对兴风作浪的妖怪、盗贼，除了极少数罪大恶极的首恶之外，一般都不是格杀勿论；无不采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之心悦诚服而改邪归正的归顺方式。这般“崇德利用”的感化力和包容心，实际上也折射出寻求协调、“和而不同”的和谐理念。而是以法戒之，以德服之，说服感化，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改邪归正。
  妈祖的降妖除怪极具特色，充满宽容与和谐。她对兴风作浪的妖怪、盗贼，除了极少数罪大恶极的首恶之外，一般都不是格杀勿论；而是以法戒之，以德服之，说服感化，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改邪归正。
  诸如“降伏金水之神顺风耳、千里眼”，“收服东海怪晏公”，“收伏嘉应、嘉佑两怪”等等。晏公后来还成为妈祖手下水阙仙班十八员的总管，顺风耳、千里眼成为妈祖的开路先锋和得力助手。这般“崇德利用”的感化力和包容心，折射出寻求协调、和谐包容，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的理念，以及大爱和合，化敌为友的博大胸怀。
  诸如“降伏金水之神顺风耳、千里眼”，“收服东海怪晏公”，“收伏嘉应、嘉佑两怪”等等。晏公后来还成为妈祖手下水阙仙班十八员的总管，顺风耳、千里眼成为妈祖的开路先锋和得力助手。这般“崇德利用”的感化力和包容心，折射出寻求协调、和谐包容，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的理念，以及大爱和合，化敌为友的博大胸怀。当今世界，我们在处理不同制度、不同文化背景的复杂关系时，坚持“和而不同”的和谐理念，也是大有启发啊！《国语》说得好：“以他平他谓之和”，即相异的事物相互协调，并由对立到统一就是“和”。这是从哲理的角度看包容。当代广西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张荣洁也认为，宽容是建设现代和谐社会的基石。“兼容并蓄”、“宽容海涵”，既是和谐文化的表现形式，又是和谐文化的根本特征。所以说，这种区别对待和宽容之心，恰好反映出妈祖精神“和而不同”的和谐包容理念。
  妈祖之大德，是致利除害爱人无私的崇高道德，属于至高无上的道德，故称为灵德、圣德，她被尊称为“灵妃”“圣妃”，即人格最高尚、富有智慧和无私而受人崇敬的人。元代邑人黄四如在《圣墩顺济祖庙新建蕃釐殿记》中对妈祖与其他诸神进行过比较，他认为：“他所谓神者，以死生祸福惊动人；唯妃生人、福人，未尝以死与祸恐人，故人人事妃，爱敬如母。”
  在处理与大自然的关系上，妈祖更是秉承与弘扬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理念，贯穿着大自然与人类共生共荣的和谐精神。“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是妈祖信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强调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表明人最终要顺应自然规律。《易》提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的原则，主张遵循天地之规律，辅助天地之所宜，适当调整自然，使自然更利于万民从事生产，安排生活。这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相辅相成的关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显然，这是以“和为贵”（《论语》）理念的拓展与延伸，也体现出妈祖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善假于物”的过人智慧。
  “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左传》）《敕封天后志》点赞妈祖“当临危履险之际，有转祸为福之方。”仔细领略妈祖神迹不难发现，妈祖虽然神通广大，但她并不采取大动干戈与大自然“对着干”的野蛮方式，不搞“改天换地”式的大折腾，而是凭借“四两拨千斤”，采用低碳绿色的手段赈灾救难。例如在“舟冲礁浸水”遇险之际，她采取的是“大木附舟”的方式予以解救。”（《化草救商》）她或“引舟入澳”，或示意换舵；甚至指示遇险船舶“可向东南孤岛暂泊”（《神助漕运》），或者使之“牢搁礁上，得不沉溺”，以待救援。（周煌《天妃圣迹》）特别危急之时，妈祖甚至主张“救人不救船”。龙卷风肆虐时，妈祖告“戒乡人晦暝风雨毋犯之。”《断桥观风》）郑成功攻台，妈祖顺势而为，叫潮水“加涨丈余”以利舰船靠岸。妈祖神迹在诸多状况下，都彰显出这种可贵“绿色理念”——尽管还只是原始的、朴素的。
  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敕封天后志》曰：“林氏聪明通达，道心善利。”《甲天成》典型展现出其民胞物与、良性循环的大智慧。妈祖将其母送来的菜子油倾之地上，巧施法术，让菜籽死而复生，“灿然青黄，布满山堘。不烦播种，四时不绝，自生自熟于荒烟断沁之间。”这个湄洲岛附近的小屿，因此得名菜子屿。“乡人采之为仙葩神卉。至今犹野香郁郁”；如今，还有台胞慕名特地前来采取入药呢。
  妈祖秉承与弘扬“天人合一”理念，贯穿着大自然与人类共生共荣的和谐精神，彰显出民胞物与、良性循环的大智慧和“绿色理念”。
  其在海上救助时，往往出现蜻蜓、黄雀、蛱蝶、蝶鹊、海鸥等等先兆或曰祥兆。此类传说记载甚多，如“俄有蝶戏舟及黄雀止樯”、“忽有蝴蝶双飞”、“日则双鱼引道，夜则万鸟回旋”……，皆是一派天人和谐、协调欢乐的太平气象。这是否真的具有气象学、物候学方面的原因？我以为更多的或是一种象征意义吧。
  广义而言，和谐是一种大爱。“和”的价值推而广之，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礼记》教导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大自然并非可任人宰割、索取的“身外之物”，而是人类的栖身之所，亲密朋友。和谐，作为一种美好的社会状态，从古至今都是人们无限神往和奋力追求的。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时，妈祖总是站在代表文明、正义、善良的一方，反对邪恶、残暴。而妈祖的惩恶安良行为，尤其凸显出“和而不同”的和谐理念。《论语》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西汉大儒董仲舒也曾提出“德莫大于和”。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的《尚书》就提出了“协和万邦”的主张：“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孔子孙子思的《中庸》云：“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西汉大儒董仲舒也提出“德莫大于和”。和谐，作为一种美好的社会状态，从古至今都是人们无限神往和奋力追求的。其实，提倡和谐精神，构建和谐社会，一直也是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明确提出“提倡社会和谐”是“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亲历两次世界大战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面临种种不确定性的人类要避免危机，“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田广青《和谐论》）。当今世界，我们在处理不同制度、不同文化背景的复杂关系时，坚持“和而不同”的和谐理念，也是大有启发啊！
  显示妈祖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重要标志，其精神内涵和平安、和谐的文化特征，与“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和增之语”的中国海洋现互相契合。沧海万里，沿途几十个国家社会制度、民俗信仰差异巨大。而当代，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是时代主旋律；“一带一路”成为我国战略国策。它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一个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互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被广泛弘扬，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可以大大增进沿线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而这一切，又跟妈祖文化的本质相通，为其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
  如今，妈祖文化及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经过几十年的挖掘弘扬，不仅成为福建重要的文化品牌，同时也成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的历史记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着眼世界大局、面向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它为妈祖文化研究开拓了全新的视野，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赋予了古海上丝绸之路新的时代内涵，对于增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共识、互利共赢，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营造我国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推动全球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当今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方兴未艾。妈祖精神品格“至今沧海上，无处不馨香”，必将继续灵验而“长护海霞红”！
  原载《中华妈祖》2008.5
  刍议妈祖为“里中巫”
  现存关于妈祖最早的文献，是南宋廖鹏飞于绍兴廿年（1150）所写的《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其中曰：“世传通天神女也。姓林氏，湄洲屿人。初以巫祝为事，能预知人祸福……”；宋元明清的史料也一致认定，早年的妈祖是位沟通人神、医术高明的“里中巫”。
  然而，有些人却质疑：林默既然出生于名门望族的“九牧林”，怎么还会为巫呢？
  当代四川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方燕的《巫文化视域下的宋代女性》一书，也许能够成为打开这一心结的鈅匙。书中，方博士对宋代女巫的来源，做了全面细致且相当精辟的分析。她指出，宋代社会的巫“与民生相依而不可离”；女巫大多散布民间，足迹广泛，参掌婚丧祭祀，从事祈雨、赛神、逐疫、治病、占卜预知、调解家庭纠纷等活动，与民众生活关系十分密切。北宋仁宗朝官员李觏对此曾发出“今也巫医、卜相之类，肩相摩、毂相击也。”《宋史·丁谓传》载，宋真宗所信用的女道士刘德妙原本就是女巫，她出入于宰辅丁谓之家：“女道士刘德妙者，尝以巫师出入谓家。”“谓家设神像，夜醮于园中，允恭数至请祷。”《续资治通鉴》载：“蔡京尝具饭招仙姑，……帝（宋徽宗）尝问仙姑致太平之期”。宋宁宗开禧（1205-1207）中，杨皇后还召女道士王妙坚入宫并予以重用。《宋史·后妃传》所载后妃之争共6次，其中两次涉及巫术，都发生在北宋时期。道士常“出入公卿门”，“贵人争延之”。
  宋·周辉曰：“徽宗召天下道术之士，海陵徐神翁亦至。”连宠臣蔡京也曾向其卜问富贵。当时，帝王将相、名臣雅士对巫术都趋之若鹜，如蔡京、秦桧、贾似道、钱若水，苏东坡……王安石《汴说》、欧阳修《归田录》、蔡脩《铁围山丛谈》、沈括《梦溪笔谈》、陆游《老学庵笔记》、洪迈《夷坚志》、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这些著作中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总之，正如当代学者李小红所论，纵观两宋三百多年间，尚巫之风盛行。在巫风炽盛的宋代，女巫的活动尤为引人注目，上至宫廷，下至民间，都有女巫的行迹，时有“闾阎多信女巫”之说，其能量，其信众，都不是可以忽视的。所以“里中巫”与“巡检女”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更非彼此水火不容，势不两立。
  还有人提出，林默既然是官家之女，怎么还会自己劳作甚至“为巫”呢？
  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学教授伊沛霞，1993年出版的《内闺：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被国内外学者誉为“海外中国妇女史开山之作”。
  她列举大量实例指出，有些士人阶层家庭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例如，何逮（1153—1203）说他的妈妈杜氏在家里富起来很久以后，始终如一地辛勤纺织，直到变老。著名文人张孝祥劝说一个朋友撮合自己妹妹和对方兄弟成亲时，特意说明自己的妹妹有文化，能背诵佛经。父亲和丈夫都当官的丁氏，“自幼颖惠，无所不能，其善相人，盖出天性。”她瞥一眼与丈夫谈话的官员以后，就可准确地预测他的命运。她甚至可以凭手书算命。朱熹文集中总共保存了14篇为上层官宦家族的女性而写墓志铭，其记载：虞夫人“性喜观书，读《易》、《论语》，得其大意。下至练养医药卜筮数术，无不通晓”等等。从以上史料记载中，不是可以窥见林默行为的一些影子吗？
  以上史料记载，还提醒我们：切莫以今日“巫婆、神棍”属“下九流”的扭曲眼光，看待千年前的人与事。炎帝神农本身就是一位大巫师。《周易》八卦、《黄帝内经》、《周公解梦》，多少也与巫有瓜葛。《山海经》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契”即以契文占卜施行巫术；此处“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在极为看重出身门第的封建社会，尤其是身处宋代那样一个一方面巫风盛行、一方面严格禁巫的社会（如天圣元年，即公元1023年，朝廷诏令“宜颁严禁，以革袄风”），妈祖不但没被封杀，而且能够后来居上，在宋代一连获得13次褒封，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出身于名门望族“九牧林”，而且是政府官吏“都巡检”之女！北宋仁宗御览林氏族谱，御书“忠孝”二字于谱额，又就是明证。我们直到上个世纪“文革”期间，办事选人不是还十分讲究“根正苗红”吗？
  由于妈祖从小就受得到良好的教育——“8岁从塾师学，过目成诵，悉解文义；10岁随母诵经礼佛；13岁能识玄微秘法诸般要典”，因此处理种种巫医事务得心应手，深受赞誉。人们以“神女”“龙女”“灵女”“玉女”“通贤灵女”“通天神女”“通灵神女”称呼之。
  还有人质疑：身为“都巡检”之女的林默，怎么还会像渔家女那样驾船、挽缆、拾螺、纺织呢？
  巡检，在中国封建时代九品官序列中，属于最低一个等级，归属“七品芝麻官”县令管辖，正职为九品；实际上跟胥吏之类的办事员相差无几。若按照今天正县级为正处级推算，大概只相当于正科级吧——也就跟平民百姓差别无几啦。这说明，林默虽然身为“都巡检”之女，但并非什么高官厚禄之家、四肢不勤的娇小姐。
  详见《妈祖家世身世考辩》
  《妈祖研覃考辩》西安出版社2014.1
  “里中巫”的治病救人风采
  妈祖诸多封号中，最早的几次都与治病救人有关。这与她的“里中巫”职业身份密切相关。据北宋丁伯桂《顺济圣妃庙记》曰：“时（1155）疫，神降，且曰：‘去潮丈许，脉有甘泉，我为郡民续命于天，饮斯泉者立痊。’掘泥坎，甘泉涌出，请者络绎，朝饮夕愈；甃为井，号‘圣泉’。郡以闻，加封‘崇福’。”这“崇福”二字，便与宋代妈祖所在“里”名相同（崇福乡含崇福、新安二里），并且符合古代褒封习惯。宋代妈祖有史可稽的早期9个赐号或封号，都与其治病救人相关。如“圣泉救疫”之后，绍兴三十年（1160）十二月，高宗又加封林默为“灵惠夫人”、宋孝宗孝宗乾道三年（1167）正月，诏封其为“灵惠昭应崇福夫人”。一次显圣，多番褒奖，这确实十分稀罕。
  宋代邑人状元黄公度的第一首妈祖诗《题顺济庙》就赞曰：“平生不厌混巫媪”；元代邑人洪希文也十分通情达理，他在《题圣墩妃宫》诗中称颂：“银楼玉阁足官府，忠孝许入巫咸班。”据莆邑史学家周瑛（1430-1518）称，他年少时，读宋“绍熙初（1190或1191）本（指《莆阳志》），亦称妃为里中巫”。旅日李献璋教授按：“绍熙初的莆田郡志是重新再版，里中巫之说可能还要追溯更远的年代。”
  巫，在古代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是沟通人神的桥梁与纽带，是治病救人的能手。鲁迅先生所言：“宋代虽云崇儒，并容释道，而信仰本根，夙在巫鬼。”汉代郑玄的《诗谱》中说：“巫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也。”巫的另一个重要职责是行医。宋代民间信巫不信医之风盛行，福建等南方地区尤甚。福建路仁宗朝名臣且为兴化军人的蔡襄曰：“闽俗左医右巫，疾家依巫索祟，而过医之门十才二三”。因此，在宋代民间，活跃着一支人数众多的巫医队伍。
  宋代社会的巫“与民生相依而不可离”；女巫大多散布民间，足迹广泛，参掌婚丧祭祀，从事祈雨、赛神、逐疫、治病、占卜预知、调解家庭纠纷等活动，与民众生活关系十分密切。道士常“出入公卿门”，“贵人争延之”。连皇帝徽宗也“召天下道术之士，……多验”。炎帝神农本身就是一位大巫师。《周易》八卦、《黄帝内经》、周公解梦》，多少也与巫有瓜葛。《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此处“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其后，与妈祖显圣治病救人有关的故事还有“菜屿长青” “恳请却病” “药救吕德”等。
  “菜屿长青”载： “名曰菜子屿。乡人采之，为仙葩神卉。至今犹野香郁郁，斥卤之外，洵为胜概。”
  关于到菜屿采药治好病的故事，当代还有神奇的续篇。90年代广东汕头一位退休老师（笔名“默儿”），医生珍断他患胃癌后乞求妈祖，妈祖示梦他到港里妈祖祖祠找人带到“菜屿”寻取草药治病。夫妇两人来港里祖祠后，由住在灵慈东宫古码头的船工徐文树，用小船划去菜屿采药。大约隔了二三年，病况痊愈康复的老师夫妇，凑退休金特地编撰了《妈祖传》一书，寄赠给贤良港天后祖祠的林自东先生500本作为报答，对妈祖示梦取菜屿草药救苦救难感恩载德。
  妈祖的治病救人，作为立德行善的重要组成，有个前提：所救者必须是为好人善者。她救助一家是如此，救助兴化卫官吕德也是这样。请读读《恳请却病》和《药救吕德》吧： “岁祲疫，莆田县尹闔家病篤，吏告以请救，尹乃斋戒诣求。后……念其素称仁慈，代为忏悔，取菖蒲九节，并书符咒，令贴病者门首，煎蒲饮之，病者立瘥。尹喜再生之赐，举家造门拜谢。自此神姑名彻寰宇矣。” “明洪武十八年，兴化卫官吕德出海边守镇（主要防倭寇），病甚危笃，求祷于神。梦寐间，见一神女俨然降临，命侍儿持丸药，辉莹若晶珀，示之曰： “服此当去二竖”。正接而吞之，遽寤，香气犹蔼蔼未散。口渴甚，取汤饮，呕出二块物，顿觉神气爽豁，宿疴皆除，遂平复如常。”这显然大有佛家“善有善报”的报应色彩。
  纵观这些治病救人圣迹，妈祖的行医治病救人，凸显一个特色：《主要立足于用药物治疗施救，而并非不可捉摸、神乎其神的各种“法术”。这也跟林默“由人而神”的“里中巫”职业十分贴切。彰显出其“真善美”中“真人真事”的一面，其人生轨迹更为绚丽，更加显得可亲、可信、可行。
  让我们从《灵符回生》故事，一睹这位神巫的治病救人风采吧：无论“煎蒲饮之”，还是“持丸药”救吕德，药物都是起主导作用的因素。
  妈祖的最高封号，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敕封的“护国庇民妙灵昭应仁慈天后”，也与“天后”妈祖“妙灵昭应”有求必应地治病救人，彰显大爱“仁慈”的“庇民”行动有关啊！
  《中华妈祖》2019.2
  林清标编撰《敕封天后志》功莫大焉
  蒋维锬先生生前说林清标失察，因“误会和差错”而“肆意篡改”妈祖出生地。实在是过于武断和失之公允。笔者认为，这其中存在“四不符”：与身份不符，与时代不符，与初衷不符，与人品不符。
  林清标何许人也？
  林清标，字弼侯，号韦亭，唐九牧六房邵州刺史林蕴的后裔，和妈祖同支，莆田县人。清高宗乾隆六年举人。其父林源，清世宗雍正年间官太仆寺卿。其长子林霈，清高宗乾隆三十五年（1770） 中举人，官台湾府凤山县教谕。林清标编纂《敕封天后志》时为“泉州府惠安县儒学教谕”。
  可见，此公并非浅薄冒失之莽汉，而是书香门第、饱学之士、为人师表者。更加难以解释的是，林清标与妈祖还有着宗亲血缘关系，他口口声声自称“裔侄孙”，尊称妈祖“吾宗祖姑天后”，“天后乃标本支”。他有什么必要针对天后诞生地这样关键所在进行“篡改造假”，如此缺德不是公然犯上“大不敬”和冒天下之大不韪吗？ 而且也违背了起码的良心道义。
  从时代背景看，作为县学“教谕”，不但是“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官，更肩负着主管文庙祭祀之重任。在封建神权社会中，按照他的职责，若论神不忠，于祭不符，可是弥天大罪。
  更何况，《敕封天后志》成书刊行于1778年，即清代“文字狱”最严重、最残酷之巅峰时期。据史学家统计，整个清朝文字狱大案一百六十多起，几乎一年半一次；乾隆（1735—1795） 时先后发生文字狱100多起，到处都充斥着以文肇祸的恐怖气氛；当时笔杆子悬乎着头颅；一不小心就会被处死，不能有任何疏忽与闪失。
  且举三个典型例子。
  河南有一个人叫刘峨，他刊刻了一本书提醒考生应试千万要注意避讳，以及如何避讳。其中例子说到弘历和玄烨，结果被灭了九族。
  江西新昌有个叫王锡侯的举人，为了给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提供方便，把《康熙字典》加以精减，编了一本《字贯》。在遇到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圣讳时，都作了缺笔处理，只是没有采用更为严格的改字法或空字法，被人告发到乾隆皇帝那里，结果以“深堪发指”、“大逆不法”的罪名，不仅本人被杀头，还牵连到妻妾儿孙，多人致死和发配为奴。
  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显而易见，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之下，林清标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没有铁的事实，是绝对不敢无中生有，对“敕封”人物“肆意篡改”的，如此大不敬和“欺君妄上”，不是公然拿自己和家族老少的脑袋开玩笑吗？笔者还以为，尽管230余年过去了，当代的学者还应当存点文人良心和历史责任感：你的信口开河，当年可是要致使人头落地，甚至诛灭九族的呀！
  再来看看林清标编纂《敕封天后志》的初衷与缘由。正如他在《敕封天后志·自序》中所言，其长子林霈任台湾风山县教职期间，台胞得知其乃妈祖本支族裔，便向他求阅妈祖世系史迹，但因当时刊行的《天妃显圣录》流传不广，于是就写信请其父在莆田重刊。
  试问，对于台湾同胞的拳拳之心，对于儿子殷殷求办的善举，精神正常的林清标会突发奇想，篡改史实，哗众取宠以求“轰动效应”吗？
  再从林清标修改编撰的原则看。
  《天妃显圣录》在17世纪20年代已具稿本，经过陆续采集，至17世纪80年代才刊行；其后又经过95年，林清标才据以纂辑成《天后志》。他有鉴于在此期间，“板多散失，后有辑时事以增补重刊而未尝广传”。林清标细阅过去的刻本，觉得“前人叙文纪传，未经细考，故多差讹”，并且“次序错杂，间多有附会事。”这才决心重新编纂，“兹就家乘而详其实，目之曰《志》。《志》者，志其实也。”“核实付梓，使人有所考而无疑”，“无从核实者不录”，以免后世以讹传讹。”那么，他怎会一边订正，一边造假呢？这其中蕴藏什么样的动机呢？
  应该说，林清标刊印的《敕封天后志》是经过认真考证的，他亲自到贤良港和湄洲屿作了实地调查考证。该书是去伪存真、据实记叙的产物。正因为“妈祖出生贤良港”是经过深入考证、深思熟虑的结果，所以林清标行文也格外慎密周全：不但见诸天妃“本传”，而且连与之相关之处都一一作了补充修正。例如，《窥井得符》中，将“妃少时”这一较为含糊的概念，具体化为“后十六岁时”。《化草救商》中，“屿之西，有山曰门夹”，改正为“屿之西，有乡曰门夹”——至今，当地尚有门夹乡名。《菜甲天成》故事名字，改为《菜屿长青》，因为“菜甲”所指不如“菜屿”明确，而且菜子小屿之上所长的菜子花，并非“天成”的，而是妈祖神力所赐，且年年岁岁开花结籽，长青不竭。《灵符回生》故事，更名为《恳请却病》，因为主人公县伊阖家只是病重，并非病危；再则，治病的主要是中药菖蒲，而不是灵符。
  《湄洲飞升》改为《湄屿飞升》，因为北宋之时，还只称“湄屿”“湄山”。《助战破蛮》改“全收破蛮之功”为“全收破倭之功”，对象更加明确。《涌泉给师》修改“爱额之曰‘师泉井’”为“爰勒石额之曰‘师泉’”，更加具体准确。《灯光引护舟人》《澎湖神助得捷》故事，分别更名为《引舟入澳》《澎湖助战》，更为简洁明确。《怒涛济溺》更正“共祭一十五所”为“共祭一十八所”。《托梦建庙》更改“二十七年”为“二十七年秋”，时间更为明确。《圣泉救疫》中，更正“乾道二年”为“绍兴二十五年”。《本朝助顺加封》添补上主角“将军万统”（即“提督万正色”），并且改题目为《助风退寇》，更加简洁明确。将“道成，白日飞升”改为“道成，别家人到湄洲屿白日飞升”；“径上湄峰最高处”补充为“渡海径上湄峰最高处”等等，前后文关照呼应之细密，令人叹服。可见，林清标所作的修改订正，是经过通盘考虑的慎密之举，而绝非一时兴起的作秀。蒋维锬先生仅仅凭一句“明显是为了强调贤良港的地位”，恐怕不能令人信服吧？
  再说，林清标编纂时的态度是相当严谨细致的，例如，关于妈祖先代封典孰是孰非，因其未能见到《大清会典》，便直书备考“待查”或“无从查考，未敢妄载”；对于湄洲妈祖庙群后来的一些附属建筑，他自白“未经细考，未便载入”。对此，林祖韩先生曾称道“史之阙疑，难能可贵。”蒋维锬先生也肯定“林清标以其特殊身份和特殊使命，对改编工作格外慎重而认真。”怎会既是慎重认真之人，又是轻率武断之徒，截然相反，判若两人，这不是有悖常理吗？
  林清标编纂态度的严谨细致，笔者再举一个十分重要、然而常常被人疏忽的例子，即他对几篇序言的订正处理。众所周知，《敕封天后志》的几篇序言，原先见诸《天妃显圣录》。由于二书前后相距百余年，林清标录用时，对于一些误讹的文字，进行了认真的订正，以免以讹传讹。
  两相比较，二者文字之正误优劣不言而喻，恕不赘述。而令人十分困惑不解的是：一向喜好以“校记”的形式对汇编文字及其版本等等，进行高下评议的蒋先生，却一反常态，对《敕封天后志》辑录的林尧俞、林兰友、黄起有、林嵋、林麟焻等5篇序言只字不谈，似乎它们理所当然地会与《天妃显圣录》《天后显圣录》中的一模一样，分毫不差似的。这是有意回避，抑或其它什么原因，现在已不得而知了。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笔者坚信，妈祖裔侄孙林清标编纂、刊印《敕封天后志》，不但无“肆意篡改”之嫌，而且是功莫大焉。其主要功绩有三：
  一是独具慧眼，排除了历代的种种纷纭异说，确定了妈祖的生辰、卒年。
  历来史籍所载妈祖之生卒年差异甚大，众说纷纭，前后相距竟达350多年。其生年有五说，时间跨度从唐天宝元年（742）到宋元祐八年（1093）；其卒年有七说，时间先后从宋雍熙四年（987）到宋绍兴十五年（1145）。林清标力排众议，终于使得尘埃落地，形成共识。
  二是进一步明确了妈祖是“湄屿飞升”的；同时，细化明确了妈祖出生地——贤良港“乃天后生、长之乡”，从而确立了湄洲岛祖庙和贤良港祖祠两者的神圣崇高地位。这绝非无中生有的“篡改”，也不是移花接木的“硬塞”，而是体现了一位学者、教谕实事求是、严谨缜密的态度，以及认真的负责精神。
  三是将妈祖神迹传说故事进行精心修改补充，梳理分类，辅之图说，使之更易传播。
  正如克瑞斯和勒文把包括语言在内的各种符号，看作是各自独立而又相互作用的符号资源，在分析语言特征的同时，强调图像、颜色、声音和动作等视觉、听觉和行为方面的符号模态在话语中的作用。语言和视觉相辅相成，互相配合，语篇得以实现准确、全面和高效的意义表达。
  毫无疑问，这三点坚实地奠定了妈祖信俗文化申报世遗的文献典籍基础，实在是绩不可没，功垂于世。因此，《敕封天后志》当之无愧，是迄今为止集大成、最权威的妈祖历史典籍。
  大破倭寇 大快人心
  历代王朝褒封妈祖之封号，集中、浓缩地彰显出社会上下对其功绩的肯定与褒奖；妈祖神迹故事则是具体诠释和展现。它们荟萃于《天妃显圣录》、《敕封天后志》等妈祖文化主要典籍里。
  妈祖封号以“护国庇民”打头，洋溢着浓重的儒家色彩。此四字作为总纲，赞颂了妈祖保护国家、庇佑黎民的功绩，集中反映了千百年来百姓祈求妈祖庇佑中华大地“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景。“护国”的主要含义，应该就是保家卫国，驱逐敌寇。
  《天妃显圣录》和《敕封天后志》，都收录一则妈祖显灵帮助《破倭寇》的故事：“明永乐十八年（1420）正月，倭寇哨兵渡海，钦差都指挥张翥统领浙江定海卫水军防御，距海相持。日本惯水战，分舟师据海口。我师樵汲道绝，兵士困甚。仝祷神，拜请水仙。忽波心撼激，贼舟荡漾浪中，撑东涌西。我舟与贼船首尾相击，半晷间，贼蓬繂绳断，我舟中一兵披发跳跃大呼曰：“速越舟破贼！”翥发令曰：‘此神所命。先登者重赏！’遂奋勇冲杀，擒获甚多，其投水死者不计其数。全收破倭之功。事闻于上，奉旨遣御史刘麟、内官孔用、唐贞诣庙致祭。送长生鹿二对。”
  从《天妃显圣录》母本编纂的时代背景来看，明代正是倭患日渐炽盛时期。
  明代倭患自洪武二年开始。当时日本处于南北朝分裂时期，在战争中失败了的一些南朝封建主，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历史上称之为“倭寇”。前后数十年间，倭寇不断对中国沿海进行侵扰，从辽东、山东到闽浙、广东，漫长的海岸线岛寇倭夷，到处剽掠，沿海居民深受其害。江浙、福建一带，特别是妈祖故乡莆田，首当其冲，受害尤烈。
  因此，消弭倭患，保家卫国，正是民心所向，国家所急。妈祖助战，大破倭寇的故事，彰显出妈祖威风凛凛之护国神威。《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曰：“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说的是神聪明正直，能够依照人民的意愿行事。孔颖达疏：“襄七年传曰：‘正直为正，正曲为直。’言正者能自正，直者能正人曲，而壹者言其一心不二也。”《破倭寇》故事，彰显出妈祖之智勇双全：对于“日本惯水战”，她先略施小计，乱其阵脚，挫其锐气——“忽波心撼激，贼舟荡漾浪中，撑东涌西。我舟与贼船首尾相击，半晷间，贼蓬繂绳断”。寇船失去风帆动力，又蓬繂绳断，难以操纵，士气大损。我军则迅速把握战机，登上敌船“奋勇冲杀，擒获甚多”，致使倭寇“投水死者不计其数。全收破倭之功”。此战因妈祖显灵相助，我军变被动为主动，并抓住战机，气势磅礴，奋勇杀敌，终于大获全胜，真是大快人心，读罢令人扬眉吐气！
  比较一下妈祖对待入侵的倭寇与本地的草寇的区别处理，对我们不无启示。
  《天妃显圣录·妆楼谢过》（《敕封天后志·萑苻改革》内容相同）写道：明天启乙丑、戊辰间（1625-1628），萑苻草寇李魁奇出没南溟，结伙入吉了抄掠，复迤逦到贤良港。妈祖予以严正警告，草寇“仍啸聚弗去。俄而狂飚跃浪，荡散其舟。魁奇悔罪乞宥，乃得风靖。遂移舟出港，备牲醴香花，到湄俯伏，甘心改过。”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并非罪大恶极、不可救药的敌人，要警告惩处；另一方面，还要网开一面，宽大为怀，促使他们改革从善。
  《破倭寇》故事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中华民族尽管崇尚“和为贵”、“武”为“止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不等于一味宽仁，对打将上门的贼寇也视而不见；相反，应当共同奋起，群策群力，予以彻底歼灭。
  《中华妈祖》2015.5
  “妈祖应是逝世于家中”吗？
  博导徐晓望先生《妈祖信仰史研究》一书，引述林登明《莆舆记胜》所载：“天妃年三十余而升化，其身端坐不坏，里人建庙奉之。”于是武断推理道：“妈祖应是逝世于家中”，“妈祖是逝世于家中。她出生于斯，死于斯”。堂堂教授的如此“异说”，实在不该！
  按《天妃显圣录》《敕封天后志》《湄洲妈祖志》《妈祖文化简明读物》等古今志书载，妈祖是因救助海难而在湄洲岛步彩云羽化升天的。不知徐先生为什么要公然与之唱反调？真不知如此别出心裁的“研究”，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对于肯定和弘扬妈祖精神有什么“正能量”可言呢？
  再说，仅凭“其身端坐不坏”，岂能牵强附会地推断出“妈祖应是逝世于家中”呢？况且妈祖是神仙级的异人（“龙女”“通天神女”），当然能够姿态万千，变化无穷。难道她救难献身，就一定要蓬头垢面，甚至衣衫不整才算数？
  还有人可能搬出元代程端学《灵慈庙记》所言：林默“室居未三十而卒”。来证明她是“逝世于家中”的。实际上，这是对“室居”的误解、曲解。各种词典均载：室居一是指“房舍”，二是“谓女子居家未嫁”，如唐代元稹《故河阴留后河南元君墓志铭》曰：“长女适刘中孚，……次婴疾，室居。”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决定将妈祖信俗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决议书》两次提及：妈祖“致力于帮助她的同胞乡亲，并且因为试图营救海难中的幸存者而献身。”“公元987年农历九月初九，在她28岁时因在海上救人而献出年轻的生命。岛上渔民为了纪念这位美丽、善良和乐于助人的好姑娘，特地在岛上建庙并奉为海神，希望世世代代学习妈祖精神多做好事，也希冀妈祖继续保佑百姓航海平安。”
  由此可见，绝不能随意胡说八道“妈祖应是逝世于家中”，“妈祖是逝世于家中。她出生于斯，死于斯”云云。这是对天后海神的大不敬，大不恭，也是公然违背历史史实的主观臆测。
  “默”“莫”混淆 大为不该
  惠济祠系全国四大妈祖庙之一，始建于明正德三年（1508）。江苏淮安是漕运中枢，又是黄河、淮河两渎入海口，历史上曾是黄、淮、运、湖交汇之地，为黄淮襟要、漕运锁钥、治水重地。乾隆皇帝六次南巡，每次必驻跸淮安。乾隆十六年（1751）六月，乾隆帝第一次南巡，亲自撰写了《御制重修惠济祠》碑文镌刻树立。惠济祠遗址，位于淮阴码头镇二闸村。惠济祠，又名天妃庙、奶奶庙。明清两朝，多位帝王、太后亲临惠济祠祈祷漕运畅通。文革中惠济祠被毁，现仅存乾隆御碑一通。碑高4.8米，底宽1.63米，座宽1.38米。2006年5月被公布为第六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乾隆帝即清高宗纯皇帝（1711—1799），讳弘历，为清代入关后的第四任皇帝。在中国历史上，80岁以上高龄的皇帝仅有五人，乾隆名列其中。他把康乾盛世推向顶峰，完善治理了西藏、新疆；他下令纂修的《四库全书》约8亿字，可谓集我国古籍之大成。乾隆帝文治武功都有较大成就，自己也热衷于书画诗文。
  1757年二月，乾隆又南巡淮安，御笔行书七律《谒惠济》并镌刻于石碑：“瑞气扶舆凤阁峨，金堤千载镇洪河。黄流清汇安澜庆，楚舫吴艘利涉歌。百越乡宁拘地远，六宗功著济人多。彩舟稳渡慈颜豫，神贶欣叨默护呵。”御诗首先咏诵了惠济庙的妈祖“凤阁”巍峨壮观，以及河岸“镇洪河”的“千载金堤”。然后聚焦式的赞美了海神的护佑舟楫“稳渡”，“功著济人多”。最后两句，乾隆以双关的艺术手法，借妈祖林默的大名“默”，赞颂了她默默奉献的高尚品格，千年来一直“护呵”百姓，造福天下。“豫”：欢喜，快乐；也假借为“娱”。
  《易·豫卦》曰“豫，悦豫也。”注释为“豫，喜豫说乐之貌也。”《尔雅曰“豫，乐也。”《珠丛》也说“心中和悦谓之豫。”
  可惜，2007年10月，著名的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集）《诗词卷》第126码，却将“神贶欣叨默护呵”，误刊为“神贶欣叨莫护呵”——意思正好相反！然而，十多年过去了，至今仍不见订正，以致以讹传讹，贻害读者，贻误学界。
  先说这个“默”字吧。妈祖取名为“默”，民间传说是因其诞降时不哭不啼；这当然有其对的一面，而其间还蕴含着更深层的原因呢。《易·系辞上》载：“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韩康伯注释：“德行，贤人之德行也。顺足于内，故默而成之也；体与理会，故不言而信也。”意思即“默默奉献而得以成功，不用说话就受到崇信，这完全是由于其人的品德。”《广韵》解释：“默，静也。”无声的、无语的、无形地、悄悄地意思。《庄子外篇·田子方》载：“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常有说“大道不言，润物无声”，《史记·李将军列传》云：“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这也是成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出处——比喻为人品德高尚、诚实、正直，用不着自我宣传，就自然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敬仰。
  还值得一提的是，林愿（林默高祖）、林孚（林默祖父）、林惟慤（林默父亲）这一家几代人之间的名字含义，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内在关联：愿，谨慎老实忠厚之意；孚，信用之意（《易经》卦象为做人要诚信立身、小心谨慎）；慤，诚实谨慎之意。如此意义紧密相联之姓名谱系（行辈），不是颇为令人回味的吗？它油然使人想起妈祖家族精神的一脉相承。
  时至今日，现实社会，依然需要大批林默那样默默奉献、负重前行的人才和品格。正如最近一篇记叙中国北斗“造星人”的文章所说的那样：“苍穹之下，那群造星星的人，参与人数超30万，目前队伍以80后，90后为主，平均年龄31岁。他们沉默少言，穿越了三个时代，世事百幻，心志如一。北斗发射完成后，媒体采访团队工程师，他冷静陈述，但说着说着，无声流泪：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做，就是沉默地做”！
  《莆田晚报》2021.2.16
  垂慈笃佑＝垂慈笃祐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清宫档案严重失落，残缺不齐，致使清嘉庆五年（1800）加封妈祖的封号，究竟是“垂慈笃佑”，还是“垂慈笃祜”？古来一直莫衷一是，成为一桩尘封的历史谜案。有关人士见仁见智，各持一端。
  当代学界对此也争议不断，但主流之见还是“垂慈笃佑”。
  请看当代三个大陆出版社的有关书籍吧——
  其一，1990年，蒋维锬编校、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妈祖文献资料》，其第268码为“垂慈笃佑”；
  其二，200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历代妈祖诗咏辑注》（莆田学院妈祖文化研究所、莆田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合编，刘福铸、王连弟主编，蒋维锬副主编）选注该诗，其第294码也为“垂慈笃佑”。
  但不知为何，2007年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妈祖文献史料汇编·诗词卷》第257码（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莆田学院妈祖文化研究所等编，蒋维锬、刘福铸辑纂），同样的注释，却修改为“垂慈笃祜”云云。
  其三，1988年冬，林祖良（时任莆田市博物馆副馆长、妈祖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委员）编撰的《妈祖》画册（福建教育出版社、香港联合出版社出版），登载了福州汀洲州会馆天后宫清代的一副屏风拓片，其中镌刻的“嘉庆五年封号”，也是“垂慈笃祐”（全部正楷大字）。
  该屏风由林鸿年撰书，如今应该为海内孤本啦。林鸿年（1804-1886），字勿村，侯官（今福州）人，清嘉庆九年（1804），道光十六年状元及第，是福建省清朝时期的第一个状元，也是莆田第一位入二十四史的著名人物，莆田著名孝子林攒后裔。道光十八年（1838），林鸿年奉旨为册封琉球国王正使，赐一品服。在琉球160天中，廉洁自守，屏绝馈遗。归国后，著《使琉球录》，记述此行的经过和见闻。回乡后，任正谊书院（现福州第一中学前身）山长，培养出包括陈宝琛、林纾、陈衍、吴曾祺等栋梁之才百余人。因此，林鸿年应福州汀洲会馆天后宫撰书妈祖封号、传说之屏风，也在情理之中。
  这“垂慈笃祐”四个正楷大字，与杨浚《湄洲屿志略》所载妈祖封号，可以互为佐证。清代硕儒、史学家杨浚1888年在《湄洲屿志略》（清光绪十四年木刻版，福建师大图书馆藏书）之“封号”、“祀典”、“奏疏”等篇章中，5次载明嘉庆五年妈祖封号为“垂慈笃祜”（分别见诸第39码、75码、76码、124码、130码）。无论作者还是刻印工，总不会连错5次吧？换言之，杨浚《湄洲屿志略》中所记的嘉庆五年妈祖封号“垂慈笃祐”，与咸丰七年的清宫档案正楷书写的重臣奏章完全一致，一字不差！蒋维锬先生1990年在《妈祖文献资料》第360码，谈及嘉庆五年妈祖封号，还照录杨浚《湄洲屿志略·封号》所载，曰“垂慈笃祜”云云。再看看另一本清代重要史料——赵新的《琉球国志略》。它是同治四年（1865），赵新作为清代最后一位正使册封琉球，归国后撰写的（收入其全集《还砚斋全集》）。《续琉球国志略》中，《直光十八年谕祭天后文（二道）》和《同治五年谕祭天后文（二道）》，4次复述了妈祖嘉庆年封号皆为“垂慈笃佑”；而且，现存光绪八年即1882年福州黄楼木刻版文字笔画清晰，历历在目。该码的所有文字均笔画清晰、历历在目。当代有人却随意猜测，说什么“‘佑’字，撇画很短，与‘祜’极相似，可解释为杨浚误书或手民之误刻”云云。
  从劫后幸存的清宫档案中，也可佐证这一点。其档案中，还是有几次关于嘉庆年间的妈祖封号的记载。而其中唯一一次正楷书写的奏章，见诸咸丰七年（1857）七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书写为“垂慈笃佑”云云。此份奏章乃两位朝廷封疆重臣——闽浙总督王懿德、福建巡抚庆端，联名跪奏之“原奏折”（该文本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4家合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305码）。两位封疆大臣，应该不会在联名奏章之中，一致公然篡改圣旨吧？
  不过，“垂慈笃佑”之所以有时会写成“垂慈笃祜”，还是事出有因的。
  笔者查考了古代工具书，所载如下；它同样表明“垂慈笃佑”与“垂慈笃祜”完全同一意思。
  古代最有名的《说文》曰：“福，祐也。按：本作祜也。”意为“赐福，保佑”。还举例《诗·鲁颂》：“亦其福女”；《左传》：“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其解释“祜hù”，则为“福：受天之祜。形声。从示，古声。”本义为“大福”。举例曰——“《易·系辞上》自天祐之。”“传：‘祐者助之。’”
  请注意，关键在于其释文：“祐，本作佑。”“指天、神等的佑助。”由此可见，“祜hù”与“祐、佑yòu，本意同为“福”。用数学语言即因为A＝C，B＝C，所以A＝B。它们之间，只是同义互换罢了。“垂慈笃佑”或“垂慈笃祜”之意，都是赞颂妈祖“广布慈悲，切实地赐福人间”。
  至此，字义明了，百年争议应该可以皆大欢喜，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啦！
  贤良港天后祖祠重建时间考
  清乾隆年间，经林清标教谕倡议，贤良港天后祖祠移址重建，其格局规模，大致就是如今的祖祠模样；乾隆五十一年（1786），“浩大工程”竣工后，林清标亲自撰写了《重建天后祠记》碑文。这通高七十六厘米，宽五十厘米，厚六点四厘米的石碑（额横为六个篆字，正文楷书，少数字磨灭残损，全文尚可辨读），一直耸立在祖祠里，成为珍贵的“镇宫之宝”。
  尤其重要的是，它“是现存最早记载台湾信众捐助内地妈祖祠宇的史实”（蒋维锬先生语），对研究妈祖在闽台关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重建天后祖祠的原委如下。
  “戊戌（指乾隆四十三年）春”，即1778年春，林清标到贤良港参拜致祭妈祖，并进行田野考察期间，见到祖祠“墙倾瓦漏，白蚁遍生”，于是与“族人共商募建”之事。他的倡议得到一致赞同。妈祖祖祠康熙二十四年（1685），林麟焻受命出使琉球荣归，他以一品钦差和“族孙”的双重身份，虔诚地到贤良港瞻拜妈祖祖祠（与林氏族祠是合二为一的），同时还“遣工置木石整造之”。整整九十多年过去了，即使现代钢筋混泥土的“百年老屋”，也该翻建整修了吧？
  但随即遇到资金短缺问题。据林清标所记，祖祠重建“物料全无，工程浩大，未易轻举。”林清标当即致信当时担任台湾府凤山县教谕的长子林霈，请求支援。从乾隆四十三年（1778）戊戌仲春，林清标的《敕封天后志序》可知，当时“铎台之凤山”的“长儿霈”，曾“邮书请标宗其事”，就是恳请父亲介绍妈祖神迹之事，“冀得广传”。于是，林清标便顺理成章地提出重建贤良港妈祖祖祠之事，父子一拍即合，同心同德，“霈即与安平镇副总戎陈讳宗溥君（莆田沿海吉了寨人士），“两处各尽心力，官长士民，乐输者聚”。
  重建工程于第二年，即“己亥年（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季夏兴工”。
  先说这“工程浩大”吧。当时并非简单的重复修旧，而是迁址扩建：购买“祠后山地辟为祖祠”，“可建四座：除后座属祖祠外，建中座一（专奉天后）、拜亭一、山门一。园□照樯，东边尚可盖两间为祀香火者居。”林霈接到父亲家书之后，也立即行动，，最终募得白银“二千四百五十两有奇”，解决了“物料工资并里人徐宏光买地”款项急需。
  据史料载，林霈，清高宗乾隆三十五年（1770）中举人，先任福建平和训导，再到台湾府凤山县教谕。其后调任广西容任知县。（详见《平和县志》卷四，《乾隆莆田县志》《民国莆田县志》《民国福建通志》总卷之三十三等史册）。
  有了建设资金和贤良港百姓的鼎力支持，工程持续数年，按部就班进行；并且终于“至本年九月告竣”。
  这文中的“本年”，究竟是指其上的“己亥年”，还是林清标碑文落款的“乾隆五十一年”？
  不妨先看看词典工具书的词义阐释吧：“本年，该年，这一年。”也即指现时所在的年份。“本年”不同于“当年”（“事情发生的同一年”）。
  不妨再看几个典型的史料佐证吧。
  以下三个事例，与林清标撰写《重修天后祠记》碑文的时间相近、内容相似，其共同点在于，碑文或奏章中之“本年”，均指代执笔者落款（立碑）之年份。
  一
  《重修朝元阁碑记》（参见新浪博客《重修骊山朝元阁碑记》，2017-03-11；岳东《华清宫之清代建筑老君殿初探》，2017-08-17）……户捋募，输粮数石，估用不敷。经营数年，而费用有出延。堪舆一者卜地于堡西南，画基方阔一分，岂但地言，亦补巽也。建庙一楹，塑像三尊。金碧辉煌，堂阶琳琅。工起于癸酉【1753】年告竣，与本年【1755】九月兹后，祈祷有神，享献有地。神芳有灵，佑我一方。人沾康宁之福，家沐藩息之泽。不惟先志，克承众愿。悉协足垂，永久弗替。是为记。经首督工输贰姓氏俱勒副石。堡后学唐来选敬撰并书。时乾隆二十年【1755】岁次，乙亥菊月吉日立。
  二
  1949年的《开化县志》记载：“康熙六十【1721】年，因学宫屡修屡圮，久议复迁城内起凤门旧址。贡生詹锡武请捐资重建庙学，教谕查谨、训导陈昕烈具祥各宪。雍正元【1723】年葵卯四月二十八日，择吉架梁。中为孔庙大成殿，前为月台，台左、右为东、西两庑，又前为戟门。左为名宦祠，右为乡贤祠。又前为泮池，池前为棂星门，殿之左为启圣祠，祠前为朝堂，左为明伦堂，后为尊经阁。迤东为龙门，上为文昌阁，阁左为东斋署，署左为土地祠，殿右为文昌祠，祠后为忠孝祠。本年九月告竣，总制觉罗·满保有记并立石碑刻之。（见《书香温婉永流传一由清雍正〈重建开化县学碑记〉看开化历代教育》，《衢州日报》，2014-02-17）
  三
  雍正八年（1730）八月九日兴工营建，至乾隆元年（1736）九月十六日全工告竣，历时六载。据《清代宫中档奏摺及军机处档摺件》（1982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载：“二十四日戊子，定雍正帝陵墓名“泰陵”，泰陵工程于本年九月告竣。”
  可见，林清标教谕的遣词是十分严谨精确的。
  为什么竣工时间是7年之后的“乾隆五十一年”菊月，而不是百日之后的“己亥年”九月呢？这要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观察、分析。
  以当时台海的交通状况看，书信往返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次总得十天半个月吧。如果重建工程匆匆于百日之内就结束了，信息交流能够顺利进行吗？再说，一次数千两银子的大规模募捐筹款活动，还需一个艰苦细致运作的过程，这也需要一定的操作流程与时间吧？
  要知道，这白银“二千四百五十两有奇”，在当时绝非一个小数。据有关专家考证：乾隆时期，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37.40克。按3月12日人民币白银价格每克6.98元计算，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人民币261元。当时上海地价不过“每亩土地价格为307元。”并且“清代每亩土地面积是607平米，现在是666平米。就是说现在每亩土地面积比清代搞出9.7％。”据清代作家、书法家钱泳的笔记著作《履园丛话》记载：“乾隆初年，田价渐涨，然余五六岁时，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同时，叶梦珠的《阅世编》介绍：乾隆时，亩价十至二十两。另据当今的《成都日报》《清朝的土地价格》所载：康熙52年（1713），四川人口增加，田地价格也随之上涨，每亩田价涨至数两银子。地处莆田海边的贤良港妈祖“祠后山地”，应该更便宜吧？
  因而，一笔白银“二千四百五十两有奇”的巨款（如今折合人民币约639450元），是百日之内就全部花光，还是七年期间细水长流？答案显然也是后者更为合理。可惜目前还缺乏有关史料记载。
  我估计，这么一大笔募捐的善款，到手也大为不易，应该不可能一次性就能一步到位的。据《清代官员俸禄》等网文介绍，从二品副总兵的岁俸为53两另加支324两；另一说为：副将（从二品）俸银53.457两，薪银144两，蔬菜烛炭银72两，灯红纸张银108两，合计377.457两）。而且，每年仅在春秋两季发给；春季以正月二十为限，秋季以七月二十为限。当时教谕年薪大概是银子三四十两吧。
  花费七年光阴才竣工完成，这还可从林清标在《重建天后祠记》中还特地记载的：7年光阴漫长，人事有所变迁，需要新人“晋接（交接、接手）”——“创建晋接者宗敬、治仲、祐伯也”。如果重建工程百日就可告竣，转眼之间的事情，还需换人接力，彼此“晋接”吗？何况，当时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再说，协商、购买那一片妈祖“祠后山地”，恐怕也得一番周折和时间吧？
  最后，从《重建天后祠记》作者林清标落款的“乾隆五十一年（1786）岁次丙午菊月吉旦立”看，新落成的天后祖祠，应该就是竣工之日“乾隆五十一年”的金秋“九月”——“菊月”（古人称农历九月菊花盛开时节为“菊月”）。文中，作者前面称“本年九月告竣”，后面以“菊月”与之前后呼应。这也从写作技巧上说明了，“本年九月”，也就是文末落款之“乾隆五十一年”“菊月”。这里所说的“本年”，也明明确确为“乾隆五十一年（1786）”。
  再则，按一般常理观之，往往是在大功告成的竣工之日，请名流作记立碑，以叙述事情的本末经过。这也更加合情合理，顺理成章吧；哪有“己亥年”秋季就已经竣工，然后拖延到七年之后，再去请林清标作记立碑的道理呢！
  为什么贤良港人要请林清标来撰写祖祠重建碑文呢？
  至少有三大理由：他是重建贤良港天后祖祠的首倡者，并且是台海两岸赞助资金的牵线人。并且，他本人还于康熙四十三年，应大儿子、台湾凤山教谕林霈之请，撰写了《敕封天后志》，着力宣传贤良港和妈祖文化。林清标可谓是物质、精神两方面的妈祖“功臣”啊！因此，贤良港人请他执笔撰写碑文，也是理所当然，合情合理的。
  综上所述，乾隆年间贤良港妈祖祖祠的重建工程，并非百日之内就“大功告成”的，而是经过了七年（1779-1786）之劳，群策群力，台海协同的结果。
  《莆田通讯》2020.3
  《妈祖学概论》一版订正一览表
  第45、54、62、349、385码，“蔡相辉”应为“蔡相煇”。虽然“煇”同“辉”，但作者署名等均为“煇”，不管什么理由，应当予以尊重，不宜随便更改。
  第69码 桅樯/危樯
  第36码 “萧一平”应为“肖一平”。虽然“萧”俗作“肖”，但作者署名等均为“肖”，应予尊重。
  第70码 积戾侯/积庆侯
  第74码 盘亘/盘互
  第84码 恩周德普/恩周德溥【虽然“溥”通“普”，但作为封号，不宜随便更改用字】
  第126码 飘飘云际/飘飖云际
  第188码 （福建莆田人）（福建莆田人）【遗漏前括号】
  第192码 醫医（一篇文章之中，应统一使用简体字）
  第194码 冷然 泠然
  第195码 冷风 泠风
  第203码 一发不可收拾/一发不可收（二者褒贬意思大为不同）
  第222码 相传为莆田林氏处女，今闽人谓之天后者也。佛山为商客所归相传为莆田林氏处女，今闽人谓之天后者也。……佛山为商客所归【其中省略103字，故需用省略号】商客/商容 衡陌/衢陌
  第256码 宝祜/宝祐（佑）
  第274码 番厘殿/番釐殿 虽然“釐”同“厘”，但应尊重其原名。
  第284码 嘴山小姐/咀山小姐观大海洋/观夫海洋
  第301码 天妃之神，威灵布于巨海，功德著于太常，尚矣！
  敕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之神，威灵布于巨海，功德著于太常，尚矣！
  是以勒文于石，昭示永久焉/是用勒文于石，并记诸番国往回之岁月，昭示永久焉
  第302码 护国辅圣/辅国护圣
  第307码 化黡镇/花黡镇
  第313码 坐船/座船花鹰镇/花黡镇
  第314码 不止/不至上奉/上奏宝祜/宝祐（佑）
  第315码 查阅《宋史·淳佑祭海神》，不见其引文。只有《迎神·延安·角一曲》，文字为：“四溟广矣，八纮是纪。”《南海位酌献·贵安》：“南溟浮天，旁通百蛮。风樯迅疾，琛舶来还。”《亚、终献·飨安》：“神其醉饱，式燕以序。百灵秘怪，蜿蜒飞舞。”《送神·成安》：“告灵飨矣，锡我嘉祚。乾端坤倪，开豁呈露。”文字亦与之有9字差异，而且显然有误（诸如：风墙、干端……），不知其出处何在？
  第316码 宝祜/宝祐（佑）
  第317码 蹲姐豆蓬/樽俎豆笾 同不具备/罔不具备
  第385码 元世祖敕撰之诏书名字都搞错了：《封护国民著天妃诏》/《封护国明著天妃诏》
  对照《天妃显圣录·历朝褒封致祭诏诰》等，发现诏书本身错讹8
  字；标点符号差错8处：“朕慕承天体，奄有四海，粤若稽古，感秩无文。惟尔有神，保护海道，舟师漕运，侍神为命，威灵赫谬，应验昭彰。自混一以来，未遑封爵，有司奏请，礼亦宜之。今遣正奉大夫，宣慰使，左副都元帅并福建道市舶提举蒲师文册尔为护国明著天妃。于戏！捍患御兵，功载祀典。辅相之功甚大，追崇之礼宜优，尔其服兹钦命，以孚佑我黎民，阴相我国家，则神之享祀有荣，永世无极矣”/“朕恭承天庥，奄有四海，粤若稽古，咸秩无文。惟尔有神，保护海
  道，舟师漕运，恃神为命，威灵赫濯，应验昭彰。自混一以来，未遑封爵，有司奏请，礼亦宜之。今遣正奉大夫、宣慰使、左副都元帅兼福建道市舶提举蒲师文册尔为‘护国明著天妃’。于戏！捍患御灾，功载祀典；辅相之功甚大，追崇之礼宜优。尔其服兹新命，以孚佑我黎民，阴相我国家，则神之享祀有荣，永世无极矣！”
  第387码 林清标辑《湄i洲志》/林清标辑《敕封天后志》
  起柱/起椗
  第392码 竖天/翌天
  第402码 故日/故曰
  第409码 云旗举/云斩举
  第410码 410-414码 ，引述诸多楹联。根据约定俗成，上联的标点应当用分号，而不是句号。恕不一一订正。万年/万牛第411码空传/空际六尸/六尺
  第415码 “莆田地区的地位”其后之后引号，应提前放在“千里危樯一信风”后面。
  全文引述汤显祖《天妃宫玉皇阁夕眺》，但误讹竟达14字之多（括号内为正字）。经查，作者下载自2012-09-19“中华妈祖网”（至今尚在，可以自行查证），又不加勘校。
  宝盖珠幢青珮裙，拂云来谒斗中君。因攀帝阁临元气，却遇（过）雷门动紫氛。诸天苍茫（莽）开南牖，下视尘衢思矫首。绣领（岭）平分草树前，清淮半出人家后。还缘梯路府（俯）东轩，睥睨飞翻仪凤门。表里都城如玉切，高低道院似云屯。参差向北随形势，雉堵狮峰雨（两）迢（递）处。可怜平圃不抽花，未话（许）招山徒植桂。廻风（飚）拂袖倚西极（欞），树影潮音入暮听。山中气接江流白，江上山连浦口青。青山四面回云浮（灵泽），二百年来深栝柏。能妻（栖）宝露足风朝，会徙队（阴）烟宜月夕。夕晖山色霭松门，仙家日气也黄昏。若待省年婚宫（宦）华，径须猿鹤怨王孙。
  第416码 乡祀/飨祀（即祭祀或享受祭祀。飨，通“享”。）
  第417码 莆中酌白湖灵惠妃（按“中华妈祖网”2013年6月26日所贴下载，失误，其题目即为《莆中酌白湖灵惠妃》/《莆中酌献白湖灵惠妃》疠疫则祷之，海寇盘亘则祷之/疠疫崇降则祷之，海寇盘互则祷之
  第419码 曹风/遭风夏子扬的《敬神跋》萧崇业《使琉球录·敬神》群噪呼天妃，风定塞袽 蝶质甚微，在樊圃中飞不越百步；安能远涉沧溟？中见麻雀一双，宛宛来泊舱篷 朱制/朱淛
  第420码 几合闽、粤为一家焉。至天妃诞日……/几合闽、粤为一家焉。庙以嘉义北港为最赫，每岁二月，南北两路人络绎如织，齐诣北港进香。至天妃诞日……
  第421码 曹风/遭风 既众意之仓皇/即众意之仓皇 是 盖神妃默赞/是盍神妃默赞 云旗举/云斩举 少顷，风舟定/少顷，风稍定 摆裂，则舵亦无济得易/摆裂，则舵亦无济矣
  时既错黑/时既昏黑
  雨中有火人，贼艇撞击皆破坏。李镇船在海门，为风水所举，乃无恙。两镇兵
  船亦多损坏。胡镇师在黄华关，风不之及，完好如故。贼船百争乘之，亦沉没。/雨中有火 人，贼艇撞击皆破碎。李镇船在海门，为风水所举，絓于岸木，乃无恙。两镇兵船亦多损坏。胡镇师在黄华关，风不之及，完好如故。是时，贼奔窜海山，我陆路兵乃由松门涉石塘巢贼。贼乘破舟，犹以炮拒，皆就获。有一艇未坏者，贼数百争乘之，亦沉没。其登岸攘食者，皆为我兵所擒。
  第422码 李登明/林登明闽中去/闽中云
  第423码 夏子阳陈侃《使琉球录》/夏子阳《使琉球录》萧崇业《使琉球录·敬神》舟刺刺发漏；已而红光烛舟/舟刺刺发漏；……已而红光烛舟中见麻雀一只宛宛来泊舱篷/中见麻雀一双，宛宛来泊舱篷
  宛若只雀，何从而来/宛弱双雀，何从而来
  众口同声仰段英烈天妃名号/众口同声仰颂英烈天妃名号
  第424码 墙上/樯上 其起处水乃转涌，旋腾滚滚；……又如殷雷軯鼓。/其起处水乃转地。旋腾滚滚；……又如殷雷軯鼓，轰轰彻地。
  垂滋而告/垂涕而告 夏子扬的《使琉球录》/夏子阳的《使事记》
  正使是夏子扬/正使是夏子阳
  第425码 拜倒/拜祷 南风迅发，随波荡漾南风迅发，一望汪洋，渺渺连天；海波起伏，前激后拥，澎湃有声。封舟初在内港，安然若山；至此随波荡漾
  皆仰藉进行/皆仰藉朝廷假设易舵时风起/设使易舵时风起
  袋子恃以司命/仰恃以司命 鲸波晏请/鲸波晏清
  第465码 莆阳大地/湄洲岛
  第482码 冷风/泠风釐祝/釐祀穆幽谮兮/穆幽潜兮
  第541码 舢山/舳舻
  第542码 神降曰：去庙丈许有泉可愈病。民掘斥卤，甘泉涌出，饮者立愈。/神降曰：“去庙丈许，有泉可愈疾。”民掘斥卤，甘泉涌出，饮者立愈。
  岁祲疫，莆田县尹合家病笃。吏告以请救。尹乃斋戒诣求。后曰：此天灾，何敢妄干；念其仁慈素着，代为忏悔。取菖蒲九节，书符贴，并煎饮之，立瘥。/岁祲疫气盛行，莆县尹合家病笃。吏告以湄屿神姑法力广大，能起死回生，救灾恤难。尹斋戒亲诣请救。妃曰：“此系天数。何敢妄干！”尹哀恳曰：“千里宦游，全家客寓，生死悬于神姑，幸悯而救之！”妃念其素称仁慈，代为忏悔。取菖蒲九节，并书符咒，令贴病者门首，煎蒲饮之，病者立瘥。
  说明：此份《订正一览表，笔者曾经慎重其事地打印出来，亲手递交给了《妈祖学概论》主编黄教授，并当面说明了有关情况；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该书再版时，照样差错了几十处之多——几乎没有更正，依然故我！为了不“以讹传讹”，贻误学子和广大读者，特地再重发一次。
  感兴趣者，可参阅笔者《妈祖典籍选编》一书（海峡文艺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原著书影复印件，以便比较印证，孰是孰非？
  详见《海丝雕龙·（妈祖概论）略评》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8
  北京妈祖宫庙的分布及其主要特征
  北京城内大通桥天妃宫在明嘉靖间（1522——1566）张爵所著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亦有记载：“出朝阳门关沿河往南，有天妃宫。〔赵洛：《北京的妈祖庙》，《北京晚报》，1999年1月12日〕”清代于敏中等编撰的《日下旧闻考》，引用这条资料时加按语曰：“臣等谨案：天妃宫今存。其地名大桥北西河沿，邱濬碑文亦存。〔赵洛：《北京的妈祖庙》，《北京晚报》，1999年1月12日〕”
  有人提出（详见刘福铸：《北京历史上的妈祖信仰综考》，《中国道教》2009年02期），北京历史上曾经建造过的天妃宫庙，大都座落于外城或郊县，“唯有福康安建造的天后宫位于内城”〔汪桂平：《北京天后宫考述》，《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其实，这是以偏概全的重大粗疏遗漏——京城之内，也不乏载之史册、像模像样的重要天后宫——其中最引人注目、最有在地化特色的，当属若干皇家天后宫。
  北京的西顶广仁宫就是典型的例子。由于妈祖神格的道家色彩浓重，以致一些地方将她混同于“碧霞元君”。供奉道教的女神——碧霞元君的庙宇称为“顶”，又称“娘娘庙”。著名的西顶娘娘庙，是北京“五顶”之一，全称叫“西顶碧霞元君庙”，俗称“西顶”。它坐落在北京市区西北部海淀区西顶路，紧挨世纪金源购物中心北门，北邻颐和园，东临昆玉河（旧称“长河”），西面是巍峨的西山群峰，是一块风水宝地。
  西顶娘娘庙始建于明朝万历三十六年（1608），明神宗的生母孝定皇后和明神宗捐钱修建，明神宗赐名为“洪慈宫”。据《敕赐护国洪慈宫碑记》记载：“万历戊申（1608）岁，……孝定皇后在慈宁宫闻之，为出金钱佐之费；圣神宗显皇帝亦有给赐，且命内宫监太监马辉督其工。于是，前殿、后寝以至廊庑、门墙次第肇举矣”。
  明天启二年（1622）整修，历时两年，于明朝天启四年（1624）完工。经过这次修建，西顶娘娘庙初具规模。新增山门、钟楼、鼓楼、藏经阁、法坛、精舍等。“在其四周壁缭以周垣：为正门者一、钟鼓楼者二、道经阁东西各十楹、法坛十级，碧落千寻，金榜璇题‘千云耀日’；门之左右表以卓楔，又为精舍数十连。于其西偏，今为北院，以待钦遣中贵十人者之所居，别买民田若干亩，为值二千有奇，以供诸道士六时焚修焉。〔《西顶娘娘庙游记》，http：//blog.sina.com.cn/s/blog-6cbe1ed70100r98v.html，2011-03-15〕”
  康熙四十九年（1710），康熙皇帝到庙中进香祭拜，目睹庙宇残败，于是下旨重修。钦赐监生内官学教习徐珽撰，康熙的老师、《康熙字典》的总裁官、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审定的碑文，记载了这次修缮的经过，以及重修之后的富丽堂皇：“西顶向为洞府仙区，建有琳宫；久作颓垣废寺，众意方思改葺。宸衷早念重修，特布纶音，守成规而不失，因捐内帑，期即事而增辉。乃命周官董其役，乃求能匠施其能，榱桷摧残，忽而梅梁，虹亘簷阿，欹侧俄焉，桂柱龙盘，紫理霄微，槛楯下生，云雾碧基，深窅觚稜。上出烟霄，断玳瑁以为椽；何庸翡翠，剖琉璃而作瓦。不贵鸳鸯，烂朱绿之璘？，沸椒兰之郁烈，神所凭依，将在是矣！巍峨庙貌，廓雄构于皇州；赫濯声灵，迓纯禧于帝室。琼楼珠阁。长开贝树，三花玉陛瑶阶；分映金芝，五色条风披拂。神女临窗，淑气回旋，仙人在牖。鸣銮驻跸，望翠辇以来临；膺篡受府，仰金真之降鉴。擬夫人之居，依南岳斗运璇柜；犹王母之宅，在西池天开寿域。……”
  两年之后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帝再次驾临西顶进香时，御赐西顶娘娘庙为“广仁宫”；还御赐珠冠、袍幡、御书天仙玉女经卷等物。广仁宫有大殿五进，正殿高悬康熙御笔“金阙宜慈”匾额，殿前有康熙御制碑文及左右牌坊各一座。他撰写的《御制西顶广仁宫碑记》载：“……京城西直门外有西顶，旧建碧霞元君宫。地近西山之麓，直今西苑之西南所谓万泉庄者，固郊畿一胜境也。元君初号‘天妃’，宋宣和间始著灵异，厥后禦炎捍患，奇迹屡彰。下迄元明，代加封号。成、弘而后，祠观尤盛，郛郭之间，五顶环列，西顶其一也。
  岁时既久，陈迹都荒，碑碣犹存，榱桷弗整，其谓妥神何？岁在戊子，发内帑，命有司鸠工重葺之。阅一载而落成，栋宇穹然，垣庑翼然，殿寝秩然，丹艧灿然。瞻拜其下者，肃有加焉。朕于万几之暇，亦往展礼，仰祝圣母之釐，俯介生民之祉。以祈纯嘏，以巩皇图，颜其额曰‘广仁宫’。群臣请立石以纪之，……”〔文中所谓“成弘而后”，是指明代年号成化与弘治之并称，例如黄宗羲曰：“成弘之后，散而之於缙绅各操其权，而馆阁始为空名矣”。从御制文中“宋宣和间始著灵异”可见，它也是北京的一处重要妈祖宫。蒋维锬先生《妈祖文献资料汇编·碑记卷》，以及《妈祖文献资料汇编·方志卷》，都收录了此文，并且说明清代乃至民国时期，“天妃混同于碧霞元君”，二者几乎合而为一。〕
  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皇帝也来广仁宫进香，并留有御制《广仁宫瞻礼诗》：“碧霞自昔号天仙，圣母当年每致虔，闻典忽教两岁阅。摅诚未可此时捐，娑罗树古玉阶护，阆苑鹤归金简传，靡不宗神祈厚泽，颙带萝雨渥乾田。
  明清时期的西顶庙规模宏大，殿宇众多。它坐北朝南，呈四合布局；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是戏楼、牌楼、山门、山门殿、正殿、后殿、垂花门和藏经楼。殿宇多为硬山调大脊式，绿琉璃瓦顶、黄琉璃瓦剪边，富丽堂皇，壮丽恢宏。正殿平面呈“工”字，前为正殿，后为寝宫，中以长廊相连接。这种建筑形式在北京的诸多寺庙宫观中较为罕见。正殿内供奉有9位圣母娘娘，已知8位是：正中为天仙娘娘、子孙娘娘、眼光娘娘，左龛为催生娘娘、送生娘娘、乳母娘娘，右龛则是癍疹娘娘、痘疹娘娘。还有一尊娘娘像，法身较小，面向内，据当时的文字记载，“锈蚀斑剥，其苍翠欲滴较其他各神为尤甚”，但已无从考证其名姓。这些塑像均为青铜所铸，可以想见当时西顶娘娘庙的富庶。
  清朝光绪初年，西顶庙毁于火灾，只剩下菜圃，菜圃有两水车。光绪二十年（1894）光绪皇帝重修行宫，并菜圃而圈入矣。
  碧霞元君全称为“东岳泰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道经称为“天仙玉女碧霞护世弘济真人”、“天仙玉女保生真人宏德碧霞元君”。汉族民间有“北元君、南妈祖”的说法，指的二者同样都普度众生，舍己为人，都是闻名于世的保护女神。正如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王锡爵《东岳碧霞宫碑》云：“元君能为众生造福如其愿，贫者愿富，疾者愿安，耕者愿岁，贾者愿息，祈生者愿年，未子者愿嗣，子为亲愿，弟为兄愿，亲戚交厚，靡不相交愿，而神亦靡诚弗应。〔《泰山奶奶传说》，https：//baike.so.com/doc/5928270-6141194.htl，2013-06-15〕”在民众的心理层面上，简直有求必应，无所不能。其次，碧霞元君作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乐善好施的女神，更是让劳苦大众倍觉亲切，从而愈加信赖她，使之一跃成为民众心目中的慈母、圣母。而妈祖也是一味保佑人的神祗，“唯妃生人、福人，未尝以死与祸恐人，故人人事妃，爱敬如生母。〔（元）黄渊：《圣墩顺济祖庙新建蕃釐殿记》。〕”康熙皇帝《重修西顶广仁宫碑文》，也正是着眼于此的：“盖坤者，母道也。母道主慈，其于生物为尤近焉。……今独于兹庙曰‘广仁’者，盖以元君之为神有母道焉。母道莫大于坤，今之庙宫适位坤，维元君其佐坤之厚德以广其仁，使首善之区同臻，寿域寰寓之内，永托慈庥，斯神贶与日星共著，而禋祀与金石常新矣。〔《海淀碑文录·西顶》，blog.sina.com.cn/s/blog_515ce8370101，2013-08-08〕”这不啻也是其顺乎民意、招揽民心的举动之一。再则，女神形象“年可二十四五”〔（《盈盈传》，明·王山所撰，《云斋广录》卷九。〕也与林默相近。此青春女性的形象，具有生育的功能，以适应社会群体“母神”崇拜的信仰诉求。因此，一些地方（如浙江一带）就已经出现了与碧霞元君混同的现象。在浙江妈祖信仰中出现的妈祖与碧霞元君相混，实质上是妈祖神职向“陆神”扩展，从而与作为“陆神”的碧霞元君的神职产生了趋同性。明代，称其为“拥国安民，大圣大慈，至仁至孝天仙玉女广灵慈惠恭顺普济保生真人护国庇民宏德碧霞元君”。崇尚道家的宋真宗封泰山玉女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成化十九年（1483），明宪宗赐额为“碧霞灵应宫”，无疑首肯了道徒对女神的形象改造与碧霞封号的确认性。
  由于康熙皇帝《重修西顶广仁宫碑文》是在京都发布的御制文，自然而然也就算是正式“理顺”和确认了天妃妈祖与碧霞元君合一的最重要依据。此后，这一认可延续到有清一代，乃至民国时期。
  民国二十五年（1936），北京第一次寺庙总登记时，对广仁宫的庙名、坐落地点、建立年代、公建或私建、庙产状况、管理、使用状况及庙内法物予以登记，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广仁宫，坐落西郊蓝靛厂十七号，建于明天启年，属公建。不动产土地本庙十二亩，房屋一百三十六间；附属土地十八亩，房屋十三间。管理及使用状况为供佛。庙内法物有铜、泥像一千二百九十位，礼器七十三件，法器五件，经一部。另有石碑三十八座，松树六十四棵，槐树十二棵，樗栎树两棵，水井一眼。可见当时西顶庙的实力还是比较雄厚的。〔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
  西顶至民国时仍基本保存完整，但已甚为衰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庙址曾被疗养院和福利工厂占用。60多年过去后，这里除戏台和牌楼已毁外，尚保存完整。随着北京城的不断发展扩大，原本偏远的蓝靛厂也逐渐成为房地产开发商关注的焦点。世纪金源购物中心落户蓝靛厂以后，这里的土地价格蒸蒸日上。2003年，海淀区人大代表王越去蓝靛厂听取选民意见时，发现西顶庙在布局上沿用了宋代格局。出于对古文物的关心，王越向有关部门呼吁加强对西顶古庙的保护，避免因周边地区的拆迁受到损坏。2004年，他将古庙的有关资料带进了海淀区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团，建议保护“西顶”。他的建议得到了人大代表的赞同，西顶得以保存下来。
  北京城内引人注目的皇家天后宫，还有的皇家祭祀妈祖的庙宇——惠济祠和故宫大内御花园内天后水府神庙。《顺天府志·祠祀》》载：“惠济祠在绮春园内，，祀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天后之神”〔《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206-207码，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清代皇家御园里建供奉天后的惠济祠，是从嘉庆帝开始的。《清代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一书所收嘉庆十七年六月初八（1812年7月16日）上谕曰：“朕敬礼神祇1，为民祈福，大内及御园多有供奉诸神祠宇，每遇祈报，就近瞻礼，以伸诚敬。惟水府诸神，如天后、河神，向无祠位，凡遇发香申敬之时，皆系望空展礼，遥抒虔悃。因念神祗灵爽，随方普照，有感皆通。目下大河为东南利赖，民命攸关。朕宵旰勤思，克求贶佑，以冀安澜顺轨，永庇民生。今拟于御园内添建祠宇，著百龄亲赴清江浦，于崇祀各神如天后、惠济龙神、素昭灵应，载在祀典者。”〔《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206-207码，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嘉庆倡建的惠济祠、河神庙，最终奠基于圆明三园之一的绮春园最西南。它们创建于嘉庆十八年（1813），竣工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建成后的惠济祠、河神庙为一组小型道观。两个小院并排而建——东为惠济祠、西为河神庙。惠济祠正殿三间，檐下悬挂嘉庆御书“宅神天沼”、“德施功溥”二块殿额。殿内神龛供天后神牌，并刻有“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天后”之神位。当年七月十一日，嘉庆帝谕旨特地说明了营建缘由，以及管理事宜：“朕前因廑念河防，不能亲诣神祠吁祝，特于御园内仿照江南规制，建立惠济祠、河神庙二所，岁时升香展礼。自兹以后，连岁普庆安澜，仰庇灵庥，实深虔感。因思清漪园、静明园两处龙神庙，均有春秋致祭典礼，御园惠济祠、河神庙，显应尤昭，允宜特奉明禋，以光祀典。著于每岁春秋二季，一体致祭。届期奏派管理圆明园大臣一员，肃恭将事，即自本年秋季为始。钦此！”〔《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216-217码，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
  御园惠济祠自嘉庆帝建成并把每年春秋二祭列为祀典后，后代皇帝均遵行祭祀。清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时，由于惠济祠、河神庙的地理位置偏远，幸免遭此浩劫。此后40年中，二庙每年春秋，均供奉干果等祭祀。遗憾的是，至1900年，二庙最终还是随绮春园一同毁于八国联军的入侵战乱。
  清代北京唯一一座不是因漕运需要的官建妈祖庙，创建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三月。它是位于东四牌楼马大人胡同的天后宫。这座祭祀海神妈祖的家庙式天后宫，是朝廷重臣福康安报答妈祖神恩而建。对于这个满族王公家庭建庙祭祀妈祖的开创之举，李鼎元《使琉球记》载：“嘉庆五年……旋诣东四牌楼马大人胡同天后宫进香”〔刘福铸：《京历史上的妈祖信仰综考》，《中国道教》2009年02期〕。乾隆五十二年（1787），命福康安为将军，率兵渡台平定林爽文之乱；次年俘获林爽文，台乱平息。
  福康安（？～1796），字瑶林，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傅恒之子，初因世职授官，后来参与、领导了多次重大的战役，因战功卓著而不断升迁。历任云贵、四川、陕甘、浙闽、两广总督，工、兵、户、吏四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成为乾隆朝炙手可热的重臣。乾隆五十一年（1786），台湾林爽文起义，福建提督柴大纪、福州将军常青用兵两载，日久无功。乾隆五十二年，命福康安为将军，率兵渡台，次年俘林爽文，台湾平，以功晋封一等嘉勇公，命台湾郡城及嘉义县建生祠塑像，又绘像于紫光阁。
  福康安在这次征台过程中，无论是战斗中“神风飞渡迅助成功，异鸟灵灯威光显应”〔汪桂平：《北京天后宫考述》，《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还是归航时途中“忽触礁，舟人惊惶，分无生理。忽见红灯自远飞来，……瞥眼间已入厦门口。祠之建，以报恩也。
  〔刘福铸：《北京历史上的妈祖信仰综考》，《中国道教》2009年02期〕”福康安认为“是皆圣主之诚谋格天，天后之法慈济世，用能扫除蟊特，福被苍黎”〔福康安《天后宫碑记》，中国国图书馆，中文刻拓片数据，2008-01-21。〕胜利应该归功于天后助顺，所以回京后极力宣扬天后的灵验。清代刊行的《天后圣迹全集》，对此均有绘声绘色的描述。〔福康安《天后宫碑记》，中国国图书馆，中文刻拓片数据，2008-01-21。〕
  此后，他又率兵人藏，击败廓尔喀的入侵，以功加“嘉勇忠锐公”封号，晋大学士。乾隆六十年，福康安奉命率兵镇压湘黔苗民大起义，初战告捷，并被乾隆帝破格封为贝子。嘉庆元年（1796）五月，福康安在征战途中染疾，死于军中。追封为“嘉勇郡王”，配享太庙，并建立专祠以致祭，赐谥“文襄”。福康安是乾隆时期一位叱诧风云的大将，他一生转战南北，战功显赫，深受清高宗乾隆皇帝的殊宠，生前封贝子，死后晋郡王，这在清代是非常罕见的殊荣。他在抗击外族入侵、平定动乱、为清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固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福康安的推动和影响之下，在乾隆皇帝不断的谕旨封祭之下，天后的灵应事迹更加广为流传，朝野上下弥漫着崇拜天后的热情，彰显出清代朝廷对妈祖信仰的进一步认同。
  据《东华图志——北京东城史迹录》记载：包括马大人胡同十号和十一号两处院落（现育群胡同17号和19号），并且以马大人胡同十号为天后宫的主体建筑，十一号为附属部分。该院坐北朝南，南北约长60米，东西宽30米。全院房屋均为大式硬山，筒瓦过垄脊。大门三间，位于全院中轴线南端，进深五檩；大门两侧接倒座房各二间，门内正对过厅三间，两侧接转角房；过厅后为主院，正房三间，进深七檩，前后廊；东西厢房各三间，五檩前出廊，北山墙接小平房三间，正房东西耳房各三间，前出廊，与厢房北耳房相连，东耳房次间为过道通向后院。后院正房三间，进深七檩，前出廊，东西耳房各三间，五檩前出廊。檐下使用金线大点金旋子彩画，枋心中除锦纹、草龙、花卉外，还出现了西洋技法风景，廊心还绘有仕女壁画；此房与主院正房当心间之间有三间连廊，共同组成一个“工字殿”。
  从乾隆53年（1788）建庙，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天后宫一直作为福王府家庙，在北京内城存在了一百多年，香火鼎盛，发挥着特有的功能。由于它座落于内城繁华地段，往来方便，所以成为贵族大臣、内城旗人的祭拜之所，一直香火旺盛，成为内城的著名去处。据老会首隋少甫先生回忆，“天后宫每年农历正月、三月、五月开庙同时举办庙会，八月和九月还有宗教活动。”而且，清代还有娘娘出巡活动，届时各路香会、香客前来进香，更是人潮车流，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北京尚存的二十多处福建省籍会馆，原馆中多设立妈祖神位，都有过祭祀妈祖的活动。如位于宣武区南柳巷的闽商建宁（今建瓯）会馆，其后院也曾建有天后殿。
  除了京城之内建有多座妈祖宫庙，北京郊区历史上也曾有之。据乾隆《直隶通州志·建置·坛庙》记载，京东通州就建有两座天妃宫：“一在州城北门内，……明崇祯十三年修建，一在州北门。〔刘福铸：《北京历史上的妈祖信仰综考》，《中国道教》2009年02期〕”它们都建于明代。
  北京东北郊的燕山山脉脚下，有一处人间福地、佛教胜境一怀柔。这里山巍峨、树滴翠、水缠绵、寺沧桑。怀柔区出自《诗经·周颂·时迈》中的“怀柔百神”，意思是招来安抚。唐太宗贞观年间开始设立怀柔县。在古代汉语中，“怀”是来的意思，“柔”是安抚的意思。“怀柔”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就是以德施政，民族团结，交融发展。
  清顺治初年，怀柔县为顺天府所辖22县之一。民国2年，北京地区设京兆地方，怀柔为京兆地区20县之一。
  怀柔是古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考古人员在怀柔区多处发现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遗迹。春秋战国时代，怀柔是燕秦活动的战略要地，属于燕国范围，距燕国都城“蓟”最近的渔阳郡的首府即位于怀柔区北房镇的梨元庄村。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后仍设渔阳郡，秦始皇对渔阳一带边远地区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视，筑长城、修驰道，都路经渔阳。西汉时，渔阳在经济、军事、民族交流方面都占有重要位置。西汉中期汉王朝在渔阳设铁官，冶铸农器、兵刃和制造五铢钱，还不断在渔阳一带与少数民族交战，并曾派重兵屯戍。渔阳地区长期处于少数民族和汉族交锋的前线，对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民族融合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隋、唐至元朝末年，怀柔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建制，唐朝建立的怀柔县为现今的顺义区。明朝元年（1368）12月，改顺州为顺义县，改檀州为密云、怀柔二县，这是在现在的怀柔区城建立区一级建制的开始。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开通了由通州到密云城西的漕运，从此漕粮可经怀柔罗山一带运达京城。此地建有天妃宫，也在情理之中。中国国家图书馆“中文石刻拓片资源库”，收录一通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人刘密正所撰《天妃宫重造碑》。该碑风化严重，已难通读。但仍透露一些重要信息：“盖闻神威赫奕，千秋肃毖祀之。瞻庙貌巍峨，万世□□，□德之重，是以圣朝鼎建，山川群后效灵，海晏河清，岳读诸神受职。吾郡娘娘宫，创自前朝，旧□□无□降太乙之坛，金阙瑶台翠伏……大清乾隆二十二年岁次丁丑□夏月。〔刘福铸：《北北京历史上的妈祖信仰综考》，《中国道教》2009年02期〕”该碑额刻楷书“万古流芳”，碑石原存北京怀柔天妃宫遗址。从残存文字可知，碑文作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此外碑文证明明代南方民间称天妃为“娘妈”（依照莆田方言译音），北方则称娘娘。碑文署款为住持僧人，还有处士等“布施”者姓名近40人。可见该重建的天妃宫由僧人住持，且属民间自发修建，是一座由官建转变为民间庙祀的妈祖宫。从《天妃宫重造碑》称：“吾郡娘娘宫，创自前朝”也不难判断，此处妈祖庙建于明代。
  修成于康熙六十年（1721）的《怀柔县新志》，还记载了怀柔的另两处娘娘庙，姑且摘录如下：“（丫髻）山下有娘娘行宫，为道士下院。驸马庄娘娘庙：在县东二十里。庙临官道，久倾颓。康熙五十二年夏，和硕诚亲王出口途遇大雨雹，入庙暂憩，默祷于神，倏晴霁，因发愿捐资修建，庄严像设，庙貌聿新焉。〔《京东岳庙与北京泰山信仰碑刻辑录·髻山进香碑记》，中国书店出版社，2004。《北京寺庙历史资料》，北京市档案馆编写，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
  五、妈祖信仰在北京的影响
  北京长期作为京都，天子脚下之地，其一举一动，足为天下典范。
  因此，皇帝、群臣对妈祖的无限尊崇和顶礼膜拜，无不起到引领、示范作用。上述康熙帝对碧霞元君与天妃妈祖合一的认可，就是典型事例。嘉庆皇帝在皇家园林中另辟天后庙宇，对天下群臣、百姓也是一个明显、有力的示范。
  北京长期作为京都，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一种文化，一种信仰，往往随着人群扩散，不胫而走。因此，妈祖信仰的教化作用，不仅在北京当地潜移默化，大有影响力，对全国也有扩散力。尤其在封建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权的力量更是至高无上、不容挑战的。再则，中华文化中的诸多优良传统和积极思想因素如“仁者爱人”、“大爱包容”、“护国庇民”、“博施于民而济众”、“救人于危难”等等，都可以在妈祖的生平事迹和传说故事中影射体现出来。妈祖集真、善、美于一身，体现出来的高尚精神，如慈悲博爱，无私无畏，救人急难，公平诚信等等，都是令人景仰、值得仿效的道德典范，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对妈祖的敬仰崇拜，自然使得妈祖精神所具有的劝善、求真、倡美的社会道德教化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和广泛宣扬。
  妈祖是不以生死祸福威慑人的大爱包容之神祗，也正是妈祖精神中这种特有的内涵，使得妈祖这尊女性之神，具有了更多的母爱色彩，具有了更多的亲和之力。在发挥妈祖的道德教化功能的过程中，妈祖的这种神格特征，有利于调节人际关系，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不言而喻，作为京都，其整合社会群体力量的中介功能，也是强大而鲜明的。由于京都会馆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传播途径，妈祖信仰不但具有神缘文化的特质，同时也整合了地缘、业缘、物缘、情缘的诸多因素。北京众多的地方与行业会馆，无不起到了“答神庥、睦乡谊”，或者“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的作用。它具有三方面功能：社会整合、地方事务的参与、慈善公益。这也有利于交流理解，践行仁爱思想。重塑诚信道德。
  对神祗的崇拜之情与敬畏之心，既有精神上的约束惩戒作用，又可获得心理缓释和解脱。在妈祖的巨大神威面前，帝王、群臣乃至一般信众，担心自己会因为不善不德之举而受到妈祖的惩罚，从而产生一种心理压力，这是一种来自于神的威慑与他律，警戒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大慈大悲、普渡众生”。
  同时，在妈祖像前虔诚地上香，默默地祈求和诉说，尤其是在现实社会难以排遣、难以解决的烦恼和痛苦的时候，这种诉说和祈求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精神解脱。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获得了心理压力的缓释和精神上的解脱，回归正常的生活轨道。
  进入新时代之后，北京的妈祖宫也出现了一些崭新面貌。
  据调查，目前北京市共有五处供奉妈祖的殿堂，分别为北京东岳庙海神殿、延邵会馆馆内正殿、汀州会馆馆内天后殿、莆阳会馆馆内天后殿、故宫大内御花园天后水府神庙。为传播、提升妈祖文化，北京妈祖文化交流协会将开展妈祖文化普查，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妈祖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规划。协会还将筹办北京“妈祖文化艺术节”，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文艺创作等学术交流活动。北京妈祖文化交流协会是在市民政局注册、由市文联主管的社会组织，也是市文联主管的第35个社会组织。
  于崇文区长巷下二条的福建汀州会馆北馆，2002年在区政府大力支持下，投资近千万元，将占用汀州会馆北馆的居民迁出，由京市文物局出资修缮了全部文物建筑。今奉祀妈祖的宫庙，还有北京朝阳区东岳庙海神殿，通州区二泗村天妃宫（佑民观）。
  妈祖故乡莆田的在京商会在新形势下，也与时俱进，发扬光大，传承并发挥出崇敬、宣扬妈祖文化的重要作用。2003年5月19日下午，在京莆商投资北京妈祖庙重建工程奠基仪式，于北京朝阳区管庄乡滨河公园广场内北侧举行。其设计为砖木结构，仿宋建筑岭南风格，占地900多平方米，由北京朝音信德集团有限公司会同北京市朝阳区福湄市场行业商会、北京福建莆田湄洲岛商会会员单位共同投资建设。在精神层面，人们对历久弥新的妈祖精神，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理解，特别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所赋予和增加的新的认识。主要是，其一，当代弘扬妈祖精神，更具有民族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妈祖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和谐文化，妈祖形象的亲和力，使海内外华人对妈祖文化有更多、更大的认同感。她是海峡两岸和平的助推器。在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崛起大业中，可以担当起更大作用。对于海峡两岸而言，妈祖的“和平使者”的作用尤为明显。
  其二，高举互利、包容大旗的妈祖文化，在宣传与落实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国策方面，也具有很大优势。宋元明清开辟的海丝之路，不仅是丰厚的历史遗产，更是现实的追求。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其声音、其作用，都是无可替代的。
  颠覆旧知 开创新识
  ——俞宗建《朱熹（观书有感二首〉创作时间地点考索及艺术价值述评
  朱熹在文学领域也大有贡献。《观书有感二首》《春日》就是其最脍炙人口的诗歌佳作，数百年来深受好评和传诵；至今还入选多种小学课本，成为中华民族根基性的文化篇章。“为有源头活水来”、“此日中流自在行”、“万紫千红总是春”等名言，均有蓬勃的生命与活力，成为活在世界华人口头的千古警句。
  3月20日，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激动人心的讲话，特地引述朱熹的《春日》诗之名言，传递了新时代的春天催人奋进的讯息，加大了结尾的激励和号召力：“‘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近70年奋斗，我们的人民共和国茁壮成长，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我们要乘着新时代的浩荡东风，加满油，把稳舵，鼓足劲，让承载着13亿多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中华巨轮继续劈波斩浪、扬帆远航，胜利驶向充满希望的明天！”
  朱熹（1130—1200）是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文化巨匠，举世闻名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和大教育家。宋理宗时，颁诏追赠为太师、信国公，指定列入孔庙从礼，并把他的《四书集注》列入法定教科书。著名的爱国诗人辛弃疾推崇朱熹说：“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二三人。”（《酬朱晦翁》）其挽言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清康熙大帝更称颂朱夫子：“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朱子全书·序》
  然而，朱熹的《春日》等几首最著名的为学哲理诗的创作地点，却历来莫衷一是，成为学界争议之谜。
  我市青年学者俞宗建经过一年多的研读史料和实地考察，终于一锤定音地加以确认：朱熹的《观书有感二首》等5首为学诗篇，所咏对象就在莆田。他旗帜鲜明地提出：“笔者综合史书史实考证：朱熹1160年11月至1161年3月来莆跟随林光朝学习期间，……游国清塘濯缨池而作《春日》《春日偶作》《观书有感二首》。”其3万多字的长篇论述，发表于今年元月莆田市政协机关报《侨乡时报》。该报破格以7个版面的专版连载，可见其重视程度。因为此文对于学界，无疑犹如一颗威力巨大的震撼弹。凭借朱子的知名度，这势必大大提高莆田作为“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的影响力；所作《曾点》一诗，对于宣扬莆田名刹广化寺，也有很大感召力。（宋人《朱子语类所载，朱熹与林光朝“在兴化南寺（广化寺）”关于“曾点言志”的对话，就跟朱熹当时的愉悦心境十分吻合）。
  俞先生的论述，大量引证当代著名专家的最新材料，包括台海两岸顶尖级朱熹学者的论述。例如，刘述先（1934-2016）教授所述：朱熹《曾点》《观书有感二首》《春日偶作》《春日》这5首诗创作时间为“辛巳春”（绍兴三十一年，即1161年春）。此外，还以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宋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束景南的著述加以佐证。束教授曾发表专著《朱熹年谱长编》（上下卷）、《朱子大传——多维文化视野中的朱熹》等。
  刘述先教授是世界学界公认的“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台湾、美国几所名大学教授、曾兼职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他2015年的《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获台湾金鼎奖）中认定：朱子《曾点》一诗，是辛巳（1161）春求学时作于莆田广化寺的。可惜，这首诗长期以来，一直为选家所忽略。
  此外，俞先生还着力引证更加有力的论据，即朱子本人之所述——此当然乃“铁证如山”了。例如，考证《观书有感二首》，则抬出朱熹当年在莆田黄石手书的“天光云影”石碑实物来；还搬出朱子在世时亲自编辑的诗文集，证明《春口》《春日偶作》《观书有感二首》乃同时所作，等等。
  把握和聚焦论述重点，是论说文要务。为了使论述有理有据，为人接受，关键点有二：一是证明朱熹某年确实到过莆田；二是证明“半亩方塘”（古代书院、试院均有泮池、象征性的小“方塘”，但绝无“半亩”之大）等等就在莆田，而非他处。为此，俞先生论证时敏锐地抓住“创作时间、地点”这两大关键因素进行深入、全面考索。文章中不仅引经据典，援引了福建通志、兴化府志、莆田县志等，还深入实地，了解、搜集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石刻、照片等文献实物或影像资料。
  俞先生还从事情的前因后果，事件合理性链条入手，证明其真实可靠，合情合理。例如，为什么1160年前后，异地他乡的朱熹会更换门庭，主动从北部山区到南面的“文献名邦”“海滨邹鲁”呢？这就触及朱熹的思想演化历程。原来，那个阶段正是年轻的朱子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转折时期。从留意佛老之学，到潜心儒学经典，是当时朱熹思想的重要特征。当时已接受近十年的佛学熏陶了，其《读道书作六首其一》曰：“岩居秉贞操，所慕在玄虚。清夜眠斋宇，终朝观道书。”《朱子语类载：“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自注“禅学”）”。
  绍兴十八年（1148），19岁的朱熹高中进士；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春，22岁的朱熹再次入都铨试，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绍兴二十三年（1156）仲夏五月，24岁的朱熹辞故里武夷山动身赴任；途中，他顺路始见拜访了父亲生前好友、南剑州延平县（今南平市）的名儒李侗。
  那时的朱熹正处于困学之迷茫中。他作《困学恐闻》一文，并作《困学二首》云：“旧喜安心苦觅心，捐书绝学费追寻。困衡此日安无地，始觉从前枉寸阴。”“困学工夫岂易成，斯名独恐是虚称。旁人莫笑标题误，庸行庸言实未能。”为此，李侗指点他南下，到“海滨邹鲁”访师求学。
  由于这一重要时期朱子在莆阳的所作所为，刘、束、陈来诸教授在著述中语焉不详，故笔者参照朱子全集和方志文献，予以适当补充，以供各地学人参阅。
  绍兴二十三年（1156），朱熹因携身孕八个月的妻子赴任，时间紧迫（七月赶抵同安）。但他沿途探访书院、名儒的兴致未减。
  路过莆田涵江时，他得知此地“孔里”有孔子直系后裔，十分惊喜。于是，他拜访并查看了孔家珍藏的唐诰、世谱和家谍等，十分惊异而且叹惋；随即赶往郡城，为孔氏裔孙向郡守、县令诉求，“正其版籍，改立涵江孔宜户为文宣王四十九世孙”，免除其后裔的徭役和税赋。途经仙游枫亭，他登塔斗山，在会心书院设坛讲学，并题写了“敬义堂”的匾额；到度尾与大济接壤的东山栖云窝东山书院，还到过鲤城金石书院。
  此后不久，即绍兴三十年（1160）十一月，朱熹应邀在莆田壶山书院作《群仙书社记》，并书写于壶山藏修精舍（壶山书院）。这有朱熹传世作品和亲笔题款时间为证。他跟随林光朝到广化寺，题写了《湖书堂》七绝一首，礼赞郑露三兄弟“开莆来学”“三贤文献俨然在”、“倡学功高泽且宏”；表达了对“文献名邦”振兴儒学的赞赏、崇拜之情。那年冬末初春，朱熹前往莆田郊外二十多华里的黄石红泉义斋听林光朝讲学。
  陈俊卿听说朱熹欲到莆田讲学，极为欣喜，特意提供方便。于是，他特地在自己旧府第东侧建了一座学馆，作为朱熹的栖身之处与讲学之所。他的儿孙们称学馆为“仰止堂”，以示对朱熹的崇敬与纪念。《闽通志》载：“仰止堂在白湖陈俊卿旧第之东偏，朱文公尝馆焉。堂之前有山曰壶公，峻拔端重，若正人端士翔拱而耸立。俊卿之子宓实从文公讲学于此”。淳熙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陈俊卿逝世。朱熹即刻从数百里外的武夷山，风尘仆仆地赶到莆田阔口陈俊卿家中吊唁，并亲自为其撰写传略。
  朱熹第二次来莆期间，依然四处访师拜友，尤其是拜访了林光朝、方翥。朱熹称赞光朝“乐其道而忘人之势，不远千里而勤”（黄干《陈师复仰止堂记》）。《朱子语类载：“某少年（朱子自称年轻时）过莆田，见林谦之（林光朝），方次云说一种道理，说得精神，极好听，为之踊跃鼓动！退而思之，忘寝与食者数时。好之，念念而不忘。”
  他到过木兰陂畔的木兰书堂（郑耕老创办）、黄石红泉书院（林回年创办）、城山松隐精舍（林回年创办）、国清塘林回年宅濯缨亭。在西天尾汀渚题写了“耕云”、“钓月”二匾。朱子还特地到仙游锦岭，观瞻史学家、文学家欧阳修为蔡襄墓碑书写的墓志铭，特地撰写了《忠惠像赞》：“嗟公之忠兮，三谏有诗。诵公之功兮，万安有碑。楷法草书，独步当世。文章青史，见重外夷。丹荔经其品藻，诸果让其奇。郑重于欧阳，清纯而粹美。……前无贬词，后无异议，芳名不朽，万古受知。英雄不偶，呜呼几希。”并到兴化城外南郊的蔡宅忠惠祠祭拜。朱熹还拜访于夹漈草堂，撰联对史学大儒郑樵热情表示谢意：“云礽会悟竹，山斗盛文章”。
  总之，这两次朱熹在莆阳日，足迹踏遍于涵江、西天尾、黄石、枫亭、鲤城、度尾及白沙、新县等，一路探访了锦江书院、广业书院、擢英书院、正音书院、闽阳书院、琼林书院等，有的还题留墨宝。
  尤其是第二次来莆，收获颇丰的朱熹喜逐颜开，他心情愉悦，乐而忘返，一呆长达半年。他在给恩师李侗的书信中称“学履甚适”，“见儒者路脉”，“渐能融释”，云云。1161年阳春三月，朱熹在《曾点》《春日偶作》《春日》5诗用形象化语言称赞：“春服初成丽景迟，步随流水玩晴漪。微吟缓节归来晚，一任轻风拂面吹。”“闻道西园春色深，急穿芒履去登临。千葩万蕊争红紫，谁识乾坤造化心。”“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1161年五月二十六日李侗复函，为之宽慰、赞许，“甚善、甚善”。从史学角度审视完全可说，正是莆田求学之行，使得朱熹如坐春风，困途知返，“逃禅归儒”，归依正道。
  由于《春日》《观书有感二首》等几首为学诗歌，均是在此大背景下创作的，故其表情达意也大致相同。朱熹由释入儒后，学术思想也别开生面，豁然开朗，渐入佳境，步入新境界，故心胸日亦开阔通彻。诗作中也屡屡比喻生动，语言优美，寓理于景，深刻动人。
  那么，对于关键的“半亩方塘”真实地点，俞先生又是如何考证的呢？
  首先，他从地理和人文推认：“半亩方塘”指福建莆田黄石国清塘之“濯缨池”。国清，唐时所建，宋林氏，乃林国钧（1081～1175年），字回年，慈善家，系南宋著名理学家林光朝族叔，宅濯缨池。是水与木兰陂相灌注，澄碧百顷。壶公、谷城倒影其中。（详见明代何乔远《闽书》卷二十三）
  其二，俞先生还引述了本邑先贤的类似诗文佐证之。例如南宋诗人李丑父《城山国清塘》：“平田一水自滢洄，汇入方塘亦壮哉。”南宋诗人陈宓游《城山松隐岩》：“谷城岩穴似飞来，十里水光镜面开。”李丑父此“汇入方塘”与朱熹“半亩方塘”之方塘为同一地点——国清塘之濯缨亭；“十里水光镜面开”也确实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有异曲同工之妙。闽中莆阳两位诗人以上诗句乃步朱熹《观书有感二首》诗韵，来概括描绘其所见情景，创作时间仅比朱熹晚几十年，但两者皆在描绘莆田黄石谷城山下国清塘之同一个地点“濯缨池——半亩方塘”。
  第三，其撒手锏“秘密武器”，包括田野考察发现的当年朱熹亲笔题写的“天光云影”石碑；还有朱熹亲自为“濯缨池”上“濯缨亭”命名、书写的书匾。有关史料记载此事：“‘新安朱熹为承奉郎回年林先生书’。盖林谦之光朝为文公所敬仰之人，少尝造红泉听其讲学，因而稔知回年公之为人，自亦非常敬佩。况文公夙谙堪舆术，其为之造墓也理固有然。”
  再从实际关联地形看，国清塘要比濯缨池大得多，而国清塘又跟木兰陂相衔接，吞吐并贮存清清之木兰溪水。旧址在今福建省莆田市东南。其水与木兰陂相灌注。《新唐书·地理志》载：莆田“东南二十里有国清塘，溉田总千二百顷，并贞观中置。”北宋熙宁中，木兰陂成，附近诸塘遂废为民田，惟国清塘仍留以备大旱。木兰陂是全国五大古陂之一，列入首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木兰春涨”是莆田廿四景之一。明代状元柯潜《木兰陂赋》曰：“八面水光射斗牛。华岳临流，仰睹龙腾虎跃；壶峰倒影，俯视水动山摇。……”木兰陂灌溉工程至今仍灌溉着9个乡镇、178个村一万多公顷的农田，养育着50多万人。
  由此可见，多地那些因种种目地附庸风雅者，尽管可以因诗造景，弄出一些亭台楼阁、方塘细水来，却“捉襟见肘”，怎么也不可能展示跟都江堰齐名、撼人心魄的木兰陂这货真价实的“源头活水”来，更无论什么“江边春水生”“中流自在行”等等景观。是啊，假的岂能轻易就“弄假成真”呢？古诗文中试院、书院的“方塘”不胜枚举。仅几乎同时朱熹同安所作的《试院杂诗五首》和《晓步》中，就有“长廊一游步，爱此方塘净。”“初日丽高阁，广步爱修廊。垂门掩秋气，高柳荫方塘”云云，但它们岂有“木兰春涨”那般流量和气派？
  难怪2017年秋，俞先生陪同著名艺术评论家、中国人大教授陈传席前往木兰陂实地参观时，见多识广的陈教授触景生情，当即感慨道：“朱文公《观书有感二首》之二：‘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诗句，系其游览时而触景生情赋之。今日来此深信不移！”真是行家一锤定音，一言九鼎！
  从深处讲，朱熹在诗中突出成功的主因“源头活水”一一需要储备，厚积薄发，从量变到质变，水到渠成，自由驰骋，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宋儒进一步发挥儒家生生不已的精神，其本质在于强调万物的蓬勃活力和可贵张力；人的思想观念和各种知识等，也要不断地接受和充实新鲜的东西和内容，才能保持其思想观念的突破与飞跃，与时俱进。朱熹论为学的原则和方法，特别强调循序渐进——包括知识的积累和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他在注解《论语》“譬如为山”时特地指出：“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小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
  《福建通志·朱熹传》评价朱子曰：“自号紫阳，箪瓢屡空，然天机活泼，常寄情于山水文字，诗中并没有直接说这些道理，而是运用形象思维和比兴手法，通过对日常现象的简易描画传达出这种深层次的领悟，真正做到融情、景、理于一炉，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这种诗依托自然景物写哲理诗，“寓说理而不腐”，“惟有理趣而无理障”。这尤其符合理学家“格物致知”的理念。在他们看来，花开鱼跃，目击道存。所以朱熹大声疾呼：“川原红绿一时新，暮雨朝晴更可人。书册埋头无了日，不如抛却去寻春！”（《出山道中口占》）
  切莫忘记，朱文公的《观书有感二首》等多首春日组诗，从表面看，似乎句句写山水花草，实则字字入理。“此日中流自在行”表明思想已提升至大彻大悟、豁然贯通的境界。为学的学理与自然景色描述巧妙地融为一体，难分彼此。总之，这一时期朱熹写得最好的说理诗，化理学思想入诗，诗致与理趣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因此数百年来为学界所珍爱、推崇。
  朱熹来莆游学与为学哲理诗创作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别称紫阳，祖籍江西婺源，生于尤溪，常住崇安。著名的爱国诗人辛弃疾推崇朱熹说：“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二三人。”（《朱晦翁》）其挽言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清康熙帝《朱子全书·序》称赞其：“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
  朱熹是与孔子并称的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蔡尚思教授在《闽学研究丛书》总序中说：“在中国文化史、传统思想史、教育史和礼教史上，影响最大的，前推孔子，后推朱熹。”其在1988年题词：“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史学四大家”的一代宗师钱穆在《朱子新学案》中也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又说：“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
  朱子理学是“性理之学”，它把儒家的“天人合一”用“天人一理”表达出来，并发挥“格物致知”思想，主张“即物穷理”、“知行相须”，注重行在认识中的重要性。朱子一生创作的1400多题诗词，但作为大理学家、教育家的朱子，与一般诗人不同。他的诗中并非一味写景抒情，而是蕴理于情，劝学于诗。其中《观书有感二首》《春日》，大家都耳熟能详，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和传诵。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春，在全国人代会闭幕会上，引用《春日》中“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2014年春，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重要演讲，以及同年10月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都曾引用朱熹此首诗句。《人民日报》2018年4月2日社论，也引用《观书有感二首》中的“为有源头活水来”……
  然而，这首著名的为学哲理诗，却被不少人按一般的景物诗作了解读（包括部编小学课本），因而往往方枘圆凿，南辕北辙。本文旨在拨乱反正，还其真相。
  朱熹从30岁起师从李侗同，先后10年。朱熹说：“从游十年，诱掖谆至”。“久依教育，义重恩深”。庚辰（1160）冬，同安任满回乡的朱熹到延平（南平），正式拜名儒李侗为师。朱熹《再题西林寺并序》：“绍兴庚辰（1160）冬（十月），予来谒陇西（李侗）先生，退而寓于西林院惟可师之舍（现南平市图书馆所在地），以朝夕往来受教焉。阅数月而后去（实际上十一月上旬就离开南下了）”。李侗教给朱子的，首要是从生活实际中观察领悟、融会贯通。志书称：熹强志博见，凌高厉空，初见侗，即与论禅，侗正其误，曰：“悬空理会面前事，却理会不得道，亦无玄妙，只在日用间，著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也”。
  1160年11月至翌年3月，经李侗先生指点，31岁的朱熹专程来“文献名邦”莆游学、考察。这是朱熹十余次到莆，其中最重要的一次。
  李侗为什么要指点朱熹南下莆田呢？主要为了让他实际感受一下“海滨珠泗”的浓厚氛围，融入万紫千红、光景一新的大花园，熏陶其中，多结识志同道合的师友，扩充人脉，为将来的更大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在莆田收获颇丰的朱熹也笑逐颜开，乐而忘返，一呆半年。他在给恩师李侗的书信中屡称“学履甚适”、“见儒者路脉”、“渐能融释”云云。
  从朱熹年谱分析，1160年前后，他已经完成了思想嬗变、翩然化蝶的转化过程。其明显标志，就是能够融释儒释道，并“躬行践履”，认为“读书穷理，博观古今圣贤所处之方，始为实用。”朱熹的《答艾轩公书》中：“夫圣门之学，所以从容积累，涵养成就，随其深浅，无非实学者。”1160年11月，朱熹慕名到莆田黄石“红泉书院”聆听了林光朝讲学后极力点赞曰：“吾少年过莆田，见林谦之、方次云（翥）说一种道理，说得道理极精细精神，极好听，为之踊跃鼓动！退而思之，忘寝与食者数时。好之，念念而不忘。”“他人数言不能道者，先生直数言雍容有余”。誉称“南夫子”的林光朝比朱熹大16岁，通览百家，学识渊博。他从26岁起，先后在“红泉东井”“松隐精舍”“蒲弄书堂”（均在如今的莆田市）等地讲学；一时间，四面八方求知的学士纷至沓来。朱熹欣然投书拜师并表达出仰慕之情：“闻命不早，虽欲奉教而不可得矣。抑熹久欲有请于门下，而未敢以进。……执事诚有意焉，则熹虽不敏，且将勉策驽顿以佐下风之万一，不识执事亦许之否乎？谨此布闻，因谢先辱。余惟为道自重，以慰后学之望。”同时，朱熹还结识了另一位莆田名儒方翥，同样“吾事之犹吾兄”。明代刑部尚书、邑人林俊《艾轩先生文集·序》曰：“先生长晦翁一十六岁，晦翁（朱熹字）商略理道，独先生意合。嘉其精细，退若有得。
  ……先生尝同晦翁讲道，以齿则兄、以道则友。晦翁固道学渊源，先生亦道学名派，起一方而名天下，称‘南夫子’无异词……”。
  在莆阳游学、考察的半年多时间，朱熹观摩了诸多书院，不是浅尝辄止的走马观花，简单观赏。他的足迹遍布了群仙书社、涵江书院、锦江书院、广业书院、擢英书院、鲤城金石书院、度尾东山书院等，并留下众多墨宝。例如福建第一批官学澄渚村“梯云斋”，朱熹题写的石碣“耕云”、“钓月”，以及“溪山第一”亭匾，至今尚在。西天尾霞梧院，朱子题写的《过霞梧院有感》诗云：“寻贤访陈俞（今名澄渚），就路入市壶，人间有净土，莆阳好霞梧。”清康熙十九年（680），游击参将郑开撰《霞梧院谱叙》，中有“故当年朱子至此，有厥地之赞焉”语句。朱熹还跟随林光朝到莆田广化寺瞻仰了郑露、郑淑、郑庄三兄弟“开莆来学”的“南湖书堂”，并题写了七绝《南湖书堂》。
  此外，朱熹还游览了木兰陂、国清塘濯缨池，写下《曾点》《春日》《春日偶作》《观书有感二首》等几首为学哲理诗。钱穆教授《朱子新学案》第35—36页、695页载：“《春日》《观书有感二首》作于辛巳（1161）春，时间都相同，……与《朱熹集》所载这几首诗为同一时期。”2017年春，莆田文史家俞宗建先生在莆田黄石（古称谷城），见到了一块故老相传为朱熹题写的石额“天光云影”。清康熙年间，黄海《续莆阳比事》则明确记载：“宋濯缨池故址，朱子手书‘天光云影’墨迹犹存。”黄海居莆田延寿溪畔，系东里黄滔后裔。当代居住于谷城山下下（霞）庄村退休医生陈祖雄的印象里：“国清塘上建有濯缨池、濯缨亭，朱熹来莆田时还书题‘濯缨亭’和‘天光云影’二块匾额石刻。”（详见2018年4月12日《福建日报·莆田观察文化》，以及记者林爱玲《探朱熹在莆遗迹，寻理学莆阳之脉》）笔者亲眼见过“天光云影”石额，颜体模样，字迹清晰。
  据近年的田野调查和史料查证，朱熹《观书有感二首》《春日》等数诗，均作于1161年春的莆田；其咏颂对象，也都在木兰溪流淌的莆田。当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的刘述先（1934-2016年）大师，2015年在其《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由诗文中看朱子思想转变的痕迹》（获台湾金鼎奖）中，也明确认定：这几首诗创作时间均为绍兴三十一年（1161）春，而且见诸朱熹亲手编辑的集子。
  钱穆教授《朱子新学案》第35—36页、695页载：“《春日》《观书有感二首》作于辛巳（1161）春，时间都相同，属朱熹早期诗作，与《朱熹集》所载这几首诗为同一时期。（该诗文集严格依照时间顺序编排）”
  朱子专家杨青先生据朱熹生前自己选编《朱熹集》，也推断《观书有感二首》作于辛巳（1161）春。
  朱清先生担任高级顾问并作序、方彦寿先生等人主编、福建海风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的《朱子文化大典》第695页载：“（《春日》《观书有感二首》）这两首诗为绍兴三十一年（1161）春所作。”
  莆田民国学者宋湖民先生云：“前年为霞庄游，过林回年国钧公墓下，摄一影片携归。其墓地所在……相传此穴为朱文公熹所定，此说殊可信。文公曾为霞庄之‘濯缨亭’书匾，其题款云：‘新安朱熹为承奉郎回年林先生书’。”（见《南禅室集》第164页）
  可见，不管是各代先贤史册、诗篇，还是当代所见遗存文物实体，都佐证朱熹确实到了与木兰溪水贯通的国清塘濯缨池观瞻，并且为“濯缨亭”命名书匾，还题写了“天光云影”石额。这也足证《观书有感二首》写的景物，就是国清塘濯缨池所见。
  这井喷式的一组诗歌的创作热情，正表明朱熹思想融释之后，见识也别开生面，渐入佳境，故心胸亦开阔通彻。浙大束景南教授亦认为，“源头活水诗即咏其此一思想飞跃”。从人物思想发展史角度审视完全可说，正是莆田的求学之行，使得朱熹如坐春风，心情舒畅。朱子来莆前曾困学数年，至此乃豁然开朗、自由自得。
  1161年暮春三月，朱熹在莆田黄石谷城山下的国清塘横塘别墅“观书亭”上观书有感而作《观书有感二首》：“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通“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半亩方塘”的具体地点，位于与国清塘相伴联通之“濯缨池”；《春日》诗句中的“胜日寻芳泗水滨”之“泗水滨”，乃指誉称“海滨邹鲁”、“文献名邦”的福建莆田。这两个词语，分别是宋度宗、宋真宗皇帝敕誉莆田之美称。明代探花、邑人林文《淡轩稿·红泉讲道序》就引述道：“吾莆自陈、隋间郑露讲学于南湖；在唐则吾祖蕴、藻、欧阳詹读书于泉山；至宋艾轩讲道于红泉，由是文风大振，遂有‘海滨洙泗四’之称，其甚矣哉！”
  “胜日寻芳泗水滨”，抒写找到自己仰慕的老师和理学思想这一理想境界，故有诗句“无边光景一时新”。因获得“南夫子”林光朝、方次云、陈俊卿的教诲和指点，朱熹如沐春风，称赞“等闲识得东风面”——“东风面”其实也蕴有时节与人物的双关之意。
  这几首诗有一个共同的鲜明特点——同为“咏春诗”。无论“春服初成丽景迟”、“万紫千红总是春”、“昨夜江边春水生”，还是题目就已经赫然点明的《春日》《春日偶作》，无不如此。它们一致表明，1161年春季，朱子身在莆田。
  朱熹认为“敬”是为道之根，为学之本，成德之要，是涵养心性最重要的条件。认识理，必须“即物穷理”、“格物致知”——通过格物，而豁然贯通，用事物去印证出心中具有的天理。朱熹认为，居敬之法，是贯穿整个修养过程的。朱熹提出“活”敬之说。认为为学必须学用双修相济，循环无端，才为活。因此，诗中歌咏的“源头活水”，其实也含敬畏之意。著名朱子学者、陈来教授对朱熹思想的“敬”做了很高的评价：“用敬贯动静，敬贯始终，敬贯知行概括朱子为学之方，比较全面而合乎朱熹的整个思想”，也为他在理学上大成奠定了基础。（《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朱子学会会长。
  因而，诗中的“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多像朱子所云的“知敬双进”则“人能存得敬，则吾心湛然，天理粲然”啊！（详见《朱子语类》卷十二第210页）吗？朱子还说过：“而敬则心之贞也。此澈上澈下之道，圣学之体统。明乎此，则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尽矣。”（《朱熹集》卷三十二《答张敬夫》）“盖欲应事先须穷理，而欲穷理，又须养得心地本原虚静明彻。“（《集卷三·答彭子寿》）此景此情，与之何等相似！不是吗，半亩方塘，一鉴粲然；天光云影，活水奔流。此景此情，不就是朱子所称道的“人能存得敬，则吾心湛然，天理粲然”吗？
  机遇只钟情于有准备、有底气的头脑。此景此情此理，皆一拍而生，“融会贯通”、归合为一。“大抵仁字正是天理流动之机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谓之”，“恬澹静退无物欲之累”。（《朱熹集·延平先生李公行状》4986码）束教授《朱熹年谱长编》也称“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循序少进，而别穷一事。如此既久，积累之多，胸中自当有洒然处，非文字言语之所及也。”
  他说：“所谓实体，非就事物上见不得。且如作舟以行水，作车以行陆。今试以众人之力共推一舟于陆，必不能行，方见得舟果不能以行陆也，此之谓实体。”（《朱子语类》卷一，第288页）
  陈来先生的《〈观书有感二首〉小考》认为：朱熹此诗历来为人称颂。“这首诗实际上是朱熹哲学思想的一次演变的产物。”两诗同为一意，表达出诗人长期苦思不解，一旦豁然贯通，极其畅快的心情。
  “向来枉费推移力”，说明这个豁然贯通的，是一个长期思考的问题。“为有源头活水来”，更比喻人的思想观念和知识储备应当与时俱进，不断吐故纳新，才能适应急剧变化的时代与社会需要。
  由于木兰溪直接与“半亩方塘”之“濯缨池”一国清塘相联互通，时时更新；因此这“源头活水”，指的就是奔腾不息的木兰溪水。宋代龚茂良《题木兰陂》明确称：“木兰春涨与江通，日日江头送晚风。”国清塘——濯缨池“是水与木兰陂相灌注，澄碧百顷。壶公、谷城倒影其中。”（引述见著名文志学家何乔远、林登名之史料记载）而“江边春水生”，同样指莆田二十四景之一的“木兰春涨”。木兰溪水奔腾入海，古代常常“江”“海”并称同谓。当春季暴雨来临时，木兰溪上游的366条溪涧之水奔腾而下，直泻汇入木兰溪。翻滚不息的溪水翻过木兰陂石坝，冲入大海，称之“木兰春涨”。
  “蒙冲巨舰一毛轻”，因为“昨夜”下了大雨，“江边春水”滚滚滔滔，翻过木兰陂冲向下游，本来搁浅在泥沙之中难以动弹、窒礙不前，费尽气力“推移”也无济于事的“蒙冲巨舰”，“此日”却如同羽毛般地飘浮了起来，而且可以在“中流”自由自在、轻轻松松地“自在行”，何等潇洒自如！诗人借“蒙冲巨舰”“自在行”之景象，让读者体会与学习有关的深刻道理：知识的获得需要不断的储备，从量变到质变，厚积而薄发，犹如水到渠成，自由驰骋。
  以江河之舟喻为学之境，朱子在书信中也有类似的比拟。例如乾道二年（1166），朱熹《答张钦夫》三十五云：“从前做多少安排没顿著处，今觉得如水到船浮、解维正桅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适矣，岂不易哉！”《延平集》收录的当年李侗、朱熹两位师生的书信录，其中有“辛巳（1161）五月二十六日书云：“承谕近日学履甚适，向所耽恋不洒落处，今已渐融释。此便是道理进之效。甚善，甚善！
  思索有窒礙，及于日用动静之间有拂戾处，便于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久之自循理尔。”再说，一般的小溪流不可能有“蒙冲巨舰“多指海船；即使有，也不能“中流自在行”。因此朱子的这两首诗，只有在木兰溪下游，才能得到完全的验证。
  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著名评论家陈传席先生前往木兰陂实地考察。他身临其境，有感而发：“朱文公《观书有感二首》之二：‘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诗句，系其游览时而触景生情赋之，今日来此深信不疑！”（见2018-02-26《莆田侨乡报》俞宗建文）
  2018年9月11日，陈博导在《朱熹“半亩方塘”考·序》中，更加明确地指出：“这时再咏朱子诗：……昨夜‘木兰春涨’时，江水猛涨，原来搁浅在泥滩中的巨舰，轻如一毛地漂浮在水面上。江水未涨时，巨舰在泥滩上，推移也枉然费力；江水涨时，巨舰在溪流中自在浮行。我豁然开朗，不用再解释了，朱子此诗写的就是此地此景。”再从大处着眼，《观书有感二首》等几首为学哲理诗，也与宋诗多带说理的总格调吻合合拍。钱钟书《宋诗选注》中说：“大抵唐诗主情致，宋诗重理性”；“与宋诗议论化相关的还有另一个特点：理趣。所谓理趣，指寄寓在诗歌形象中的人生哲理。”也就是说，宋诗的一大特色是以诗明理、哲学诗化。“夫诗者，儒中之禅也，一言契道，万古咸知”、“诗为儒者禅”。王安石、苏轼都借诗说禅，，他们的不少诗作都“与佛门禅悦相表里”，即景物与哲理难分彼此。朱熹认为“为学不靠实”，“便如释老谈空”，因此要“格物穷理”。所以《观书有感二首》等几首为学哲理诗都以及物喻理，运用形象思维和比兴手法，情感与哲理交融，“理语成诗”；说明为学不能“自限于默坐澄心”，而必须时时有“源头活水”，不断注入。
  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朱熹的一副对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也是眼前景物与深刻哲理的巧妙融合。
  总之，《观书有感二首》等诗，表达了朱子拜师访友、游学有成后，豁然开朗和愉悦欢快的心情。他于1160年前后，已经基本完成了思想嬗变、翩然化蝶的转化过程，故眼界大开，融合儒释道三界，并且“躬行践履”，步入新境。
  说明：朱子与莆田的密切关系，近来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界人士所接受。省闽学研究会明年年会将在莆田召开，届时全国一些重量级的专家教授都会与会支持；市委市府市政协主要领导也亲临“濯缨池”这“半亩方塘”进行了考察、认定。莆田市学者的考证文章，当地媒体和《人民日报》客户端也转发了。
  莆田：朱熹理学的融释之地
  宋代辉煌一时的“文献名邦”莆田，还有一张撼人心魄名片：它是中国名儒第二、理学集大成宗师朱熹的拜师融释、思想飞跃之地。
  “宋明理学，只是在朱熹手里，才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规模与体系，奠定了确然不拔的基础，影响了而后学术思想的发展达六七百年之久，其余波至今未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南宋集理学之大成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我国文化教育的代表性巨人，他常与儒学圣人孔子相提并论，誉称“朱子”。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宋元学案·晦翁学案》）据《四库全书》的著录统计，朱子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这些评价并非溢美之辞，而是真实地反映了朱熹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其影响。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自元朝始，朱熹关于经学注释著作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
  而莆田，正是朱熹理学思想融通，乃至豁然开朗之关键时期。
  绍兴三十年（1160）十月之后，年轻的朱熹依照南平老师李侗的指点，南下“文献名邦”求学，直至翌年三月；八月中秋才回到武夷山家中。他以年长十六岁的林光朝为师，并“兄事之”。在“海滨邹鲁”莆田的半年多时间里，兴致勃勃的朱熹在兴化不断游学考察，足迹踏遍城乡多地，以及诸多书院，并留下众多题款墨宝。
  为什么李侗要指点高足朱熹南下到莆阳拜师求学呢？
  这先要从时代的角度宏观审视之。两宋时期兴化的经济、文教、科举均欣欣向荣，后来居上，宰辅百官层出，其在全国的地位处于历史上“登峰造极”。教育为本，当时兴化重教兴学之风非常浓烈，不但官学“雄冠一时”，而且书院兴盛繁荣。40余个书院名震全省，乃至全国，而且学派迭出，涌现出一大批名宦鸿儒。宋孝宗时期莆田名相、诗人陈俊卿在《艾轩祠堂记》中赞扬道：“莆虽小垒，儒风特盛，自绍兴以来四五十年，士知洛学，而以行义修饬闻于乡里者，艾轩先生实作成之也。”刘克庄在《兴化军城山三先生祠堂记》中说：“初艾轩来水南，学者空郡从之，而红泉东井之学闻天下。”明代状元、邑人柯潜在《蒲弄草堂诗中赞叹曰：“艾轩先生鸣大宋，绝世文才岂天纵？横经讲道倡莆中，别构茅堂向蒲弄。”
  誉称“南夫子”的林光朝及其红泉书院不愧其中的典型代表。红泉书院在林光朝的主持下，先后培养出200多名优秀学生，“四方来学者岁数百人”。这一时期，林光朝还创建了松隐精舍、蒲弄草堂，聚徒讲学。宋代莆仙人创造了不少科举奇迹：高中状元、榜眼、探花以及中赋魁、别试第一名的人数，皆位居福建之首！历史上唯一一次同年文武两状元均在一地的，就在莆阳：北宋熙宁九年（1076），福建路兴化军徐铎和薛奕分别高中文武状元，宋神宗特作诗以赐：“一方文武魁天下，四海英雄入彀中。”科举史上唯一一次“四异”同科也在莆田：绍兴八年（1138），黄公度为状元，陈俊卿为榜眼；林邓七十三岁，称榜尊、龚茂良十八岁，叫榜幼。时称“四异”同科。黄公度与陈俊卿，又被称为“魁亚占双标”。
  因此，朱熹有《答林谦之光朝》书信，表达出仰慕与求师的心情急切：“虽欲奉教而不可得矣。抑熹久欲有请于门下，而未敢以进。……窃独以为非如执事之贤，素为后学所观仰者，不能有以正而救之，故敢以为请。执事诚有意焉，则熹虽不敏，且将勉策驽顿以佐下风之万一，不识执事亦许之否乎？”“执事”是对执掌事务者的敬称，林光朝当时主办红泉书院等。
  其次，从朱熹自己的思想历程看。当时二十几岁的他还处于思索领悟阶段，颇为困学迷茫，其《困学恐闻》和《困学二首》诗云：“旧喜安心苦觅心，捐书绝学费追寻。困衡此日安无地，始觉从前枉寸阴。”“困学工夫岂易成，斯名独恐是虚称；旁人莫笑标题误，庸行庸言实未能。”
  从1153年6月南下同安任职，至绍兴戊寅（1158），朱熹六次过莆。他第七次到莆田是专程从武夷山来访师求学的。11月，朱熹慕名拜访了黄石红泉义斋，欣悉黄石井埔族人朱德所营造的“群仙书社”（与红泉义斋相距约三华里）培育出大量俊彦，特前往访谒，并在栖宿地莆田壶山书院作赋《群仙书社记》：“莆阳山水冠四方，气毓水南龟屿庄。……莆人说此小瀛洲，群仙跨鹤来倘佯。壶山巍峨兰水沧，先生之风同其长。”亲笔落款为“绍兴三十年十一月熹书壶山藏修精舍”。12月11日，朱熹为仙游赖店乌墩村朱元飞（朱元飞，字彦实，又字希实，仙山游赖店乌墩村人。朱熹同安时的同僚、好友）家作《归乐堂记》，末尾赞曰：“筑堂寄闲暇，笑谈指林丘。蕉黄问荔丹，蠓山荐新篘。”充满喜悦与祝贺之情。其中，有诗句借用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于粲荔丹学蕉黄”，饱含荔乡风味；落款为“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乙卯”。
  广化寺不仅是“文献名邦”莆田的儒学发祥地，还与朱子理学紧密关联。
  朱熹在林光朝引领下，参观了广化寺“开莆来学”郑露三兄弟的“南湖书堂”，并题写《南湖书堂》七绝：“倡学功高泽且宏，庄流奕叶盛云礽。三贤文献俨然在，云案薪传夜夜灯。”莆田最后一位进士、翰林院的张琴所录略有不同，但二者皆证明朱熹确实来过莆田广化寺，并题诗留念。
  朱熹聆听林光朝讲学时，乐不可支，终生不忘；他自云顿悟之后豁然开朗的心情：“某（朱熹）少年过莆田，见林谦之（林光朝），方次云说一种道理，说得精神，极好听，为之踊跃鼓动！退而思之，忘寝与食者数时。好之，念念而不忘。”他在给李侗的信里自称“学履甚适”，“见儒者路脉”，“渐能融释”云云。
  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如此重要的心路经历，无论查阅钱穆、刘述先，还是束景南、陈来等前辈论著，都语焉不详，或者干脆放空。如果不是借助方志史料，真难以查考了。
  不过，按他们提供的时间线索，结合莆田史料和实地考察，完全可以认定：朱熹最著名的几首为学诗均作于莆田。他亲自编辑的诗集中，就是以《曾点》打头，其后为《春日》《春日偶作》《观书有感二首》。刘述先教授明确判断它们都是“作于辛巳（1161）春”，也就是朱熹在莆期间。新近出版的《朱子文化大典》，当代诸多学者也都确认《春日》、《观书有感二首》乃“绍兴三十一年（1161）所作”。
  不仅如此，朱熹在莆求学丰收的喜悦、融释心境，也明显表现在他井喷式的五首为学诗中。先看打头的《曾点》诗吧：“春服初成丽景迟，步随流水玩晴漪；微吟缓节归来晚，一任轻风拂面吹。”《朱子语类·论林艾轩作文解经》特地注曰：“在兴化南寺（即广化寺），见《艾轩林光朝言‘曾点’言志》一段”。曾点字哲，故又称曾皙。儒家一代传人“宗圣”曾参之父，是孔子所收的首批弟子。曾点自言其志趣是：“莫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即暮春时节，与几个朋友换上轻松的春衣，去沂河里洗洗澡，在舞雩台吹吹风，一路上唱着歌儿。瞧，天人共乐，“气象安详”，何等地怡然自在，惬意自得，舒适潇洒啊！难怪孔子听后大加赞赏，喟然叹曰：你和我的想法一样啊！
  当然，学术思想的转变绝非一时一地之事。清代思想家颜元称青年时期朱熹“逃禅归儒”。其实，这一变化叫做“融禅入儒”也许更确切些。事实上，朱熹在24岁赴同安上任之前，在父亲及长者教导下，既潜心儒经，又浸淫佛老，“驰心空妙之域二十余年”，涵盖了朱熹出入释老与消化融合佛老的时期。他正式拜李侗为师后，又系统精读了儒家经典，完成了《论语集解》《孟子集解》等，既受孔孟学说和二程理学的熏陶，又有一个浸透佛老的灵魂。
  在莆田半年的拜师游学，是其佛道儒融会贯通，如沐春风的三教融合于心，豁然开朗神悟之时。“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恰好道出了学习积累的广积薄发，水到渠成。朱子自谓只有“心不固滞”，因势利导，最终才会“洒然融释”，“持敬之心，理与心为，庶几洒落尔”。
  至于“万紫千红总是春”、“为有源头活水来”等耳熟能详的诗句，就不再赘言了。正如福建省原副省长潘心城《谈朱熹诚信思想与和谐理念》一文指出的：“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虽是朱熹观书有感，但可看做是朱熹所追求万物相亲相融，天人相应，心息相通，一派祥和气象的真实写照。这不也正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期求的人和社会，社会和大自然和谐的愿境吗？
  至于《观书有感二首》的地点、对象为莆田黄石的国清塘濯缨池，“唯有源头活水来”指木兰陂等等，俞宗建先生《朱熹〈观书有感二〉创作时间地点考索及艺术价值》已经做了全面考证，恕不重复。
  《莆田通讯》2018.4
  朱熹与莆阳的不解情缘
  【小序】2016年5月，福建省颁发了“十三五文化改革发展专项规划”。其中4次提及“重点挖掘、整理、研究”包括朱子文化在内的福建特色文化资源；要有效推进“朱子文化、妈祖文化品牌，林则徐、严复等名人文化品牌及福建书院文化品牌建设”，“加强朱子文化建设。积极推进朱子文化的研究、保护和合理利用，开展‘走朱子之路’等活动，打造朱子文化品牌。……争取设立国家级朱子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确实，挖掘、整理、研究朱子文化，不仅得大声疾呼，还得有行政保证。例如，朱熹1160初冬至1161暮春的半年多莆田游学之行，并基本完成了他的理学思想建构。这一重要的朱子文化关节点，再也不能继续被淡漠化，甚至空白化。
  1161年冬，朱熹遵照恩师李侗指点，南下“文献名邦”莆田游学。要学习，首先得拜师。朱熹谦诚地以年长自己十六岁的“南夫子”林光朝（1114-1178）为师，并“兄事之”。他在书信中写道：“闻命不早，虽欲奉教而不可得矣。抑熹久欲有请于门下，而未敢以进。
  ……执事诚有意焉，则熹虽不敏，且将勉策驽顿以佐下风之万一，不识执事亦许之否乎？”这些求师的客气话，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朱熹对林光朝的仰慕与敬意。“执事”是对执掌事务者的敬称，林光朝当时主办红泉书院等，担任山长。
  林光朝的教学内容及其方法，给朱熹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吾少年过莆田，见林谦之、方次云（翥）说一种道理，说得精神，极好听，为之踊跃鼓动！退而思之，忘寝与食者数时。好之，念念而不忘。”“他人数百言不能道者，先生直数语，雍容有余。”
  此外，朱熹还结识了另一位莆田名儒方翥，同样“吾事之犹吾兄”。曾任除秘书省麟台正字的方翥弃官后，回到白杜村，历时十六年读完“万卷楼”所藏之书。他与林光朝、郑樵友善往来，切磋学问。
  朱熹与莆田的不解之缘。至少可列举这几项。
  其一，其早年老师刘子翚30岁时担任过兴化军通判。朱子早年的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先生中，刘子翚对朱熹影响为最大。
  其二，朱熹的同安前任，为莆田籍人士方士端，两人“一见倾倒，如旧相识”。
  其三，朱熹有幸成为林光朝的“关门弟子”，实在也是一个历史的巧合。林光朝大器晚成。隆兴元年（1163），50岁才进士及第，从此就不再收徒教学了。他此后任任秘书省正字兼实录院检讨，翌年修成《四朝会要》一书，迁著作佐郎，进国子监司业；又任国子监祭酒兼太子左谕德。高才廉洁的林光朝1178年卒，终年64岁，谥文节。宋名相、邑人陈俊卿在《哭林艾轩》诗中云：“百担有书行李重，千金无产橐中贫。”
  其四，值得一提的是，朱熹的得意门人和得力助手林用中（择之）。他是古田人，原先也是莆田林光朝的学生。1166年，朱熹称赞他：“其志之高，力之久，所闻之深，而所至之不可量也。”后来，朱熹一些事情，都由其出面代办。连去江西赴鹅湖论辩，都伴随左右。朱熹落难时，也是他收留在古田暂居。
  其五，笔者纵横时空，尤其是查阅了许多莆阳地方文史资料，确认朱熹出入莆田，绝对不止许多学者误测的三五次而已，而是有十次以上。如游江口囊山慈寿寺并题诗题字。登临仙游塔斗山，“招诸生讲学”，并倡建“会元书院”。乾道五年（1169）朱子再度枫亭，再次广招员生聚于塔斗山，亲书“敬义堂”木匾。
  其六，朱熹为莆田《朱氏族谱》作序称：“蒲阳有佳士，慕风亦熙熙。……钟壶兰以征祥兮，乃居然而生子。挺天姿之忠孝兮，探濂洛之奥旨。吐胸中之虹霓兮，扫云霞于满纸。掇巍科而步玉兮，著勋猷于青史。宏先哲之旧烈兮，动斯文之仰止。”字里行间，洋溢着感人的对莆田“佳士”和“著勋猷于青史”的文化的由衷赞美之情。
  其七，绍兴二十五年（1155）七八月间，朱熹自泉州同安奉檄福州而路过莆田，听到莆田有孔子直系后裔，十分惊喜，于是，到涵江造访孔氏后裔，查看了孔家珍藏的唐诰、世谱和家谍，全为真品。他随即赶往郡城，为孔氏裔孙向郡守、县令诉求”正其版籍，改立涵江孔宜户为文宣王四十九世孙”，并免除孔子后裔的徭役和税赋。
  其八，1158年，朱熹离开同安归返故里。过莆田时，为仙游榜头紫阳书院题“澜斋”，落款为“绍兴戊寅”（1158）。
  朱子的莆阳缘，最重要的当数1160年冬至1161年春。
  1160年11月，朱熹慕名来莆访黄石红泉义斋。他欣悉附近的黄石井埔族人朱德所营造的“群仙书社”，培育出42位俊彦，特前往访谒，并在栖宿地莆田壶山书院（与红泉书院相隔约九华里），为其赋《群仙书社记》长诗：“莆阳山水冠四方，气毓水南龟屿庄。储才挺秀不易得，今昔往往皆流芳。射策金门明主惜，谈经玉寨觅侯村。通籍曾为金马客，裁诗多伴玉堂郎。纷纷冠盖续前代，翩翩彩笔鸣于唐。
  风流儒雅建书社，紫芝奕叶分诸房。玉轴牙签悬满架，图书金壁贮盈囊。圣宋御极罗俊入，朱门造士更贤良。题名虎榜韩柳并，载笔鸾掖班马当。孔孟读书号此博，董卓诸史犹精详。诸翁歙气冲牛斗，伯氏文彩摩穹苍。桥梓祠源倒万斛，埙篪笔阵扫三扬。诗成解使鬼神泣，赋就感发侪辈惶。朝趋青琐收封事，日草黄麻宿未央。枫陛奏名依日月，柏台持节凛秋霜。世掌丝纶垂宇宙，家传诗礼著莆阳。由来积善多余庆，谁谓天道空渺茫？莆人说此小瀛洲，群仙跨鹤来倘佯。壶山巍峨兰水沧，先生之风同其长。绍兴三十年十一月，熹书于壶山藏修精舍（莆田壶山书院）”。（见于《井埔村志》，该村志由福建莆田黄石井埔村志编写委员会编，2008年3月内刊出版）。
  “莆阳山水冠四方，气毓水南龟屿庄。……莆人说此小瀛洲，群仙跨鹤来倘佯。壶山巍峨兰水沧，先生之风同其长。绍兴三十年十一月，熹书于壶山藏修精舍（莆田壶山书院）”。诗中对莆田的赞誉之情溢于言表。
  12月11日，朱熹又为曾在泉州任同安县丞的朱彦实（朱元飞，字彦实，又字希实，仙游赖店乌墩村人）在其家乡仙游所构建的“归乐之堂”作《归乐堂记》：“予尝为吏于泉之同安，而与仙游朱侯彦实同僚相好也。其后予罢归且五六年，病卧田间，浸与当世不相闻知，独朱侯时时书来，访问缱绻，道语旧故，如平生驩。一日，书抵予曰：“吾方筑室先庐之侧，命之曰‘归乐之堂’。盖四方之志倦矣，将托于是而自休焉。子为我记之。”予惟幼而学，强而仕，老而归，归而乐，此常物之大情而士君子之所同也。而或者怵迫势利，睠睠轩冕印韨之间，老而不能归，或归矣，而酣豢之余，厌苦淡泊，愿慕畴昔，不能忘情。方且咨嗟戚促，自以为不得其所，而岂知归之为乐哉？或知之矣，而愿其前日从官之所为有不能无愧悔于心者，则于其所乐虽欲暂而安之，其心固不能也。然则仕而能归，归而能乐，斯亦岂不难哉！朱侯名卿子，少有美材，学问慷慨。入官三十年，以疆直自遂，独行所志，不为势屈。以故浮湛选调，行年五十，乃登王官。然予视其簿书期会之余日，盖无一日不命宾友、从子姪，登山临水，弦歌赋诗，放浪于尘埃之外，而无几微留落不偶之意见于言面，则其于势利如何哉！其仕而能归，归而能乐，不待斯堂之作而可信无疑矣。顾予未获一登斯堂而览其胜概，然其林壑之美、泉石之饶足以供徒倚，馆宇之邃、启处之适足以宁燕休，图史之富足以娱心目，而幽人逸士往来于东阡北陌者，足以析名理而商古今，又不待接于耳目而知侯之乐有在乎是也。是以承命不辞而记其意如此。如天之福，异时获从游于堂上，尚能为侯赋之。
  百岁自逆旅，微官更周流。应知归来乐，不减万户侯。渊明二县尹，折腰憎督邮。松菊绕东篱，田园事西畴。素琴酌樽酒，稚子相献酬。朱侯青云士，颇复有此不？方为功名驱，乃与贤达侔。筑堂寄闲暇，笑谈指林丘。蕉黄问荔丹，蚝山荐新篘。嗟我实何人？市朝亦淹留。因君动佳兴，拟作汗漫游。安得二顷田，可卧百尺楼。
  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乙卯（农历十一日）。”（《朱熹年谱长编》第263-264码）
  这篇《堂记》充满喜悦与祝贺之情。其中，有诗句借用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于粲荔丹学蕉黄”，饱含荔乡风味。它还表明，当时朱熹对于莆田的认知已经比较全面深入，对其代表性物产如数家珍。
  朱文公途中栖息于壶山书院（与红泉书院相隔约九华里），他抬头仰望壶公山，感慨道：“莆人物之盛，皆兹山（指壶公山）之秀所钟也！”（见《八闽通志》卷之十一·地理）。明清多版本《兴化府志》也均有记载。壶公山：莆田标志性名山，主峰高711.5米。人们世代以壶公山和木兰溪指代莆田市，故有“壶兰雄邑”之雅称。
  在莆期间，朱熹跟随新拜之师“南夫子”林光朝到莆田广化寺，瞻仰郑露、郑淑、郑庄三兄弟“开莆来学”的“南湖书堂”，并题写《南湖书堂》七绝：“倡学功高泽且宏，庄流奕叶盛云礽。三贤文献俨然在，云案薪传夜夜灯。”（张琴编《莆田广化寺志》收录此诗标题为《倡学祠堂题壁》。可见清代张琴所见，很可能还是题壁之诗。但两者皆确证，朱熹当年确实来过莆田广化寺）。表明他对儒学崇敬有加，心向往之。
  朱熹还游览了木兰溪上木兰陂、黄石谷城山松隐岩精舍、国清塘濯缨池，写下《曾点》《春日》《春日偶作》《观书有感二首》五诗。当代刘述先（1934-2016）大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由诗文中看朱子思想转变的痕迹》认定，这几首诗创作时间均为绍兴三十一年（1161）春，而且见诸朱熹亲手编辑的集子。这一组春天诗咏，非同小可。它们不仅形象地表露出朱熹如坐春风、豁然开然的心态，而且，可以为思想转变画一个完美的诗的句号。当代朱熹研究大家束景南教授《朱熹年谱长编》曰：“始悟‘主敬’思想，有源头活水诗自咏其思想飞跃。”不是吗，半亩方塘，一鉴粲然；天光云影，活水奔流。此景此情，不就是朱子所称道的“人能存得敬，则吾心湛然，天理粲然”吗？
  从莆阳各种方志中可以寻得，1153年6月至1190年4月，朱熹在兴化游学、考察期间，不是浅尝辄止的走马观花，也不是简单着眼于一两处的流连观赏。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莆仙的涵江、西天尾、黄石、江口、枫亭、鲤城、度尾，以及山区的白沙、新县等；探访了白湖珠坝书院、鲤城金石书院、度尾东山书院、涵江书院、锦江书院、广业书院、擢英书院、正音书院、闽阳书院、琼林书院等，并留下众多墨宝。古代福建第一批官学澄渚村“梯云斋”，至今还遗存朱熹墨宝“耕云”、“钓月”石碣。
  淳熙十三年（1186）十一月，陈俊卿七十三岁那年离开了人世。
  1187年正月，朱熹南下莆田吊唁，并撰写《祭陈福公文》。他还到莆田华亭山牌村凭吊龚茂良墓；拜访兴化南郊的蔡宅忠惠祠，为蔡襄像题写赞语：“前无贬词，后无异议，芳名不朽，万古受知。”
  此外，还有一些挚友间的往来，如朱熹自曰：“予后数以徼书往来莆中，君（莆田方君德明）必为予置酒，流连款曲。”总之，朱子屡次来往莆田，他与莆阳有着深厚的不解之缘。
  乾道五年（1169）朱子再度枫亭，再次广招员生聚于塔斗山，设“隐晦台”讲学；朱熹亲书“敬义堂”木匾。
  1183年10月，朱熹南下福州、莆田、泉州，访赵汝愚、陈俊卿、陈知柔、吊傅自得。
  淳熙十年（1183）朱熹应陈俊卿聘，讲学于白湖村珠坝书院（今莆田县盾柄小学址）。
  11月，朱熹北上至莆田，小住白湖陈俊卿宅。到福州，与陈俊卿、莆田守林元仲、纲山林亦之交游唱酬；与知福州赵汝愚同登乌石山，并在桃石上刻石纪游：“赵子直、朱仲晦，淳熙癸卯仲冬丙子同登”。
  并访龚茂良旧居莆田城关义井和美巷（今莆田市实验小学所在地），龚茂良（1121-1178），字实之。莆田华亭人。宋淳熙元年（1174）拜参知政事，叶衡罢相，茂良以首参代行宰相职，赏识朱熹其才多次向孝宗力荐启用，龚茂良卒于1178年。龚茂良、蔡襄、陈俊卿、方信孺称为“莆田四贤”。朱熹还曾到华亭双牌（现山牌）村凭吊龚茂良墓。
  同年，朱熹游莆田东坡小石山，题刻“苍埜（同“野”）”二字纪游，并有“淳熙癸卯（1183）中冬朱仲晦登”。【54岁朱子书分书莆田。】当代石刻艺术家评论“字径尺余，凝厚蕴籍，无一懈笔，贤者固无所不用心也”。
  淳熙十三年（1186）十一月，陈俊卿七十三岁那年离开了人世。1187年正月，朱熹南下莆田吊唁（见《朱文公文集·祭陈福公文》：“惟公德在生民，功书信史。大节昭然，善终善始……我从公游，出人三纪。晚途间，遂讬知已。千里讣至，一觞荐诚”）。
  1190年4月13日，朱熹往莆田华亭山牌村凭吊龚茂良墓（见《朱文公文集·答刘子澄书九：“莆中过龚实之（龚茂良，字实之）墓下，并见其子弟，令人感叹”）。1190年4月13日，至莆阳。再访龚茂良家，《再跋龚茂良陛辞奏稿。（见《朱文公文集》》；朱子过莆时还往兴化城外南郊的蔡宅忠惠祠祭拜，观瞻史学家、文学家欧阳修为蔡襄墓碑书写的墓志铭。同卷有《跋蔡端明献寿仪》云：“蔡忠惠公书亦遍天下，而此帖独未布。今天岁南来，始得见于其来孙谊之家……遂请其真，摹而刻之。”知是帖乃在莆阳蔡襄家，特地为蔡襄像题写赞语：“前无贬词，后无异议，芳名不朽，万古受知。”
  还有一些挚友间的往来，如朱熹自曰：“予后数以徼书往来莆中，君（莆田方君德明）必为予置酒，流连款曲。”（《朱熹年谱长编》第223码）史籍没有记载者多矣。总之，朱子来往莆田，绝对在十次以上；他与莆阳有深厚的不解之缘。
  例如，朱熹为西天尾访挚友林大鼐、并为陈俞（现澄渚村）题写了“耕云”、“钓月”二碣【石刻至今健在】，以及“溪山第一”亭匾。时间未详。林大鼐系唐九牧六房林蕴九世孙，西天尾溪白村人。绍兴二十五年（1155），大鼐知泉州，丁外艰，回莆治丧。大鼐与林光朝为知交。绍兴年间（1131-1162），莆阳久旱无雨，大鼐奏请朝廷把西天尾梯云斋易名宁昌庙。《八闽通志》载其事。故此推测，朱熹很可能此时通过林光朝而认识大鼐，并应邀游览文教名胜澄渚。
  绍熙二年（1191），朱熹倡建仙游会元书院于枫亭塔斗山。
  又如，1192年，朱熹任满漳州知事返回建阳时，再度停留枫亭讲学。朱熹在塔斗山讲学时，多次登塔斗山，并在塔斗山会元书院收徒讲学。他看到会心书院圮废，倡议重建会心书院。此后，里人集资盖起书院，邀请朱熹写下手书“敬义堂”。
  朱熹与莆田的不解之缘，其中很令人回味的是：朱子的溢号“文”，也与莆田名人紧紧关联。据载，朱熹去世后，朝廷热议朱子的溢号问题。一时见仁见智，莫衷一是。23岁的刘克庄挺身而出，代父起草了一篇著名奏章《侍讲朱公覆谥议》。文中，他力排众议，以理服人，认为朱熹“以圣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归约。原心于杪忽，析理于锱铢，采众说之精而遗其粗，集诸儒之粹而去其驳。”“讲学之功深也”，“有功于斯文而谓之‘文’，简矣而实也。”由于刘克庄据理力争，言辞中肯，终于为宁宗皇帝所采纳。嘉定二年（1209），赐朱熹溢号为“文”。世称朱熹为“朱文公”的称号即由此而来。
  《莆田通讯》2018.8
  福建最早的茶诗
  武夷山既是乌龙茶的故乡，也是红茶的发源地。它充满了无穷的魅力，闪耀着神奇的风采，赢得骚人墨客的青睐。据不完全统计，仅古代，以武夷山茶为题材的诗词歌赋，就有数百首之多。那么，就福建而言，哪位诗人是武夷山茶的“领唱者”呢？——徐寅！
  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武夷茶经》搜集了唐代至今的数百首吟颂武夷山茶的诗词，赫然居首的就是徐寅的七律《尚书惠蜡面茶》。它“是目前所知武夷山，乃至福建最早的茶诗”。
  徐寅是莆田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而且当时就享有“锦绣堆”之美誉。闽王王审之特地为其出版了诗文集《探龙》《钓矶。》
  我们还是先来欣赏一下这首《尚书惠蜡面茶》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
  飞鹊印成香蜡片，啼猿溪走木兰船。
  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
  分赠恩深知最异，晚铛宜煮北山泉。
  诗题中的“尚书”所指何人？他是唐代赫赫有名的王延彬。
  王延彬于唐光启二年（886）出生于泉州。他自幼博览群书，多才多艺，曾写诗自诩“也解为诗也为政，侬家何似谢宣城。”（《春日寓感》）。王延彬20岁任泉州刺史。后加授尚书右仆射、金紫光禄大夫、封琅琊郡开国男、云麾将军等职。王延彬前后执掌泉州军政大权26年。乾化二年（914），王延彬擢授检校太保，徐寅当即作《贺清源太保王延彬》一诗致贺。因此，可以推断，这首已知最早的福建茶诗，大致创作于公元909—913年期间，距今1100年左右。
  徐寅与王延彬关系相当亲密。徐寅在泉“凡十余年”，留下了不少诗篇，其中有关王延彬的唱酬应和之作就有十多首。《尚书惠蜡面茶》也是其中之一。
  全诗比较全面地描述了武夷山采春茶的时节、交通工具、民俗风情，以及茶的制作、形状、品性、烹饮等等，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蜡面茶产于福建，是贡品茶之一。蜡面茶属于蒸青茶，外形有方形、圆形等多种形态的团块状。茶叶蒸熟后保持绿色，茶面色泽光莹。饮用时碾碎，烹煮，茶汤就像乳泛汤面，又如同熔蜡，故得名。
  木兰舟是唐代的一种船只，唐诗中常有所见。之所以叫“木兰舟”，在于它是用木兰花树干制造的。南朝梁任《述异记》卷下云：“木兰洲在浔阳江中，多木兰树。昔吴王阖闾植木兰于此，用构宫殿也。七里洲中，有鲁般刻木兰为舟，舟至今在洲中。诗家云木兰舟，出于此。”后常用为船的美称。徐寅是“爱屋及乌”，因喜爱武夷茶，连出门采摘、运输茶叶的船只都加以美化了。诗中不用“舟”而称“船”，既是为了押韵，也更口语化。
  “飞鹊印成香蜡片”“金槽和碾沉香末”两句主要写茶的精细制作。诗人重用两个“香”字，意在强调武夷春茶之香。团饼茶的制作主要有七个程序：采茶、拣芽、濯芽、蒸芽、研碾、压片去膏、烘焙，其中炙焙、砧椎、碾揉、罗筛等都是精深莫测之手艺。“茶有真香，而入贡者微以龙脑和膏，欲助其香。”最后，以刻有龙、凤、鹊等吉祥动物图案的模型压模出之。再则，茶叶制作的工具也相当考究，贡品茶要求使用金、玉、绢来做器具，有所谓“玉水注、黄金碾、细绢筛”云云。
  “器为茶之父，水为茶之母。”“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茶疏》）行家都认定好茶应“慎勿贱用”。一般说来，天然泉水才是泡茶之首选。诗的末句就点出了这一重点。
  有人可能以为徐寅为了小小的茶叶而诗兴大发，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其实不然。因为当时茗茶得之不易，十分珍贵。如蒙权贵赐赠，更是一种恩宠。赐茶的象征意义已大大超过了其经济和实用价值，而成为一种礼遇的标志了。即使到了茶叶生产比较普及的宋朝，好茶也很贵重。贡茶即使朝廷官员也难喝到。一代名臣、文坛领袖欧阳修在朝为官二十多年，也仅得赐茶一饼呢！宋仁宗每次到南郊祭拜天地之时，“赐中书省和枢密院各一饼，两府各四人，共分一饼。”就这样，大臣们还“以为奇玩，不敢自试，有嘉客，出而传玩。”这首茶诗也足见王、徐二人交情之深了。此外，从注重对外贸易的“招宝待郎”赠
  送好友蜡面茶，我们还能猜想出茶叶在当时社会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江口文化的开拓者翁承赞
  要回溯江口漫长、辉煌的历史，还得从头道来，从更为久远的唐末翁承赞讲起。
  翁承赞，祖籍京兆（今陕西西安），曾祖翁轩于唐元和间入闽为官，居漳州；祖父翁何，官检校散骑常侍，迁居莆田兴福里竹啸庄（今荔城区北高镇竹庄村）。寻其麓以居。“入莆由唐代散骑卜居竹啸庄”，这一带“前海水朝宗，后竹木环荫”；翁何生四子：则、则、利、刘。翁则第三子翁巨隅，为荣王府咨议参军，累迁少府监。他很可能迷恋于江口一带的绿野海韵，山光水色，景观颇似山海交汇，跌宕多姿的北高竹啸翁庄，于是举家迁往漆林，并购田筑宅于当时属于莆田县管辖的光贤里万安乡（今新厝镇漆林村）。江口草堂山岭下右侧漆林村就是翁承赞故里。翁巨隅生承赞等三子。
  这里，有必要简要说明一下江口、福清古今行政区划问题，以免产生误解。
  莆田县在568年已经成立，而福清县在莆田县成立130多年后才成立。因此，福清县西边和南边的一些地域，是从莆田县划出的。包括如今新厝镇北边蒜岭，自古就居住着几万莆田人，满口都是莆田话，是莆田话区的一部分。新厝村，古称“光贤”，唐代属于莆田县文秀乡，宋代属于莆田县唐安乡。简单点讲，如今的福清新厝镇漆林，自古隶属莆田县，直至1956年行政区划变更。
  翁承赞（859-932），字文尧（一作文饶），自号狎鸥翁，晚年号螺江钓翁。翁氏乃簪缨世家、礼乐名门，因此特别重视教育。翁巨隅特建“漆林书堂”课子。承赞也励志好学，他的《书斋漫兴》传达出小时候在江口漆林读书时的情景与感受：
  书斋漫兴（二首）
  池塘四五尺深水，篱落两三般样花。
  过客不须频问姓，读书声里是吾家。
  官事归来衣雪埋，儿童灯火小茅斋。
  人家不必论贫富，惟有读书声最佳。
  俊秀之才翁承赞不负众望，果然于唐乾宁三年（896），以最年少进士、第三名的优异成绩选为探花使。大喜过人的翁承赞连作《擢探花使》三首，抒发自己“春风称意”登龙上榜的快意：
  洪崖差遣探花来，检点芳丛饮数杯。
  深紫浓香三百朵，明朝为我一时开。
  九重烟暖斥槐芽，自是升平好物华。
  今日始知春气味，长安虚过四年花。
  探花时节日偏长，恬淡春风称意忙。
  每到黄昏醉归去，纻衣惹得牡丹香。
  这也说明，唐代江口的书院教育质量，就遥遥领先。
  翁承赞擢博学宏词科后，又授京兆尹参军，累迁右拾遗，户部员外郎。天祐元年（904），翁承赞奉昭回闽册封王审知为琅琊王，备受王审知礼待。天祐四年（907），朱全忠篡唐自立，国号梁，以翁承赞为右谏议大夫。开平四年（910），朱全忠以翁承赞为册礼副使，册封王审知为闽王。
  在福建历史上王审知治闽是极其重要的一页。这一段历史，从唐朝末年开始，贯穿整个后梁，延续到后唐初年，前后30多年。唐朝曾经封他为琅琊王（王审知祖籍山东琅琊）；910年，梁太祖封他为闽王，人称“开闽王”。王审知一生受到过两朝天子的两次册封。第一次是唐末天祐元年，唐昭宗册封他为琅琊王；第二次是唐昭宗天复四年（904），以右拾遗户部员外郎的身份，奉诏册封王审知为闽王（应该是琅琊王，人们习惯称闽王）。后梁太祖册封王审知为闽王，也是翁承瓒担当朝廷代表。
  第一次册封之后，王审知在南台山下新丰市堤为翁承赞饯行，翁承赞因此写下了题为《甲子岁（904），衔命到家，至榕城册封，次日闽王降旌旗于新丰市堤饯另》一诗：登庸楼上方停乐，新市堤边又举杯。
  正是离情伤远别，忽闻台旨许重来。
  此身替与交亲好，今日还将简册回。
  争得长房犹在世，缩教地近钓龙台。
  翁承赞“新丰市堤饯别”后，沿驿路回到江口家中。
  其后，王审知获悉翁承赞归闽定居，大喜过望。他赏识承赞相才，恳邀其出山辅政，拜他为同平章事，擢居相位，后又晋爵晋国公；并赐其乡“文秀”、“光贤”里、漆林庄曰“昼锦”，以示恩宠。为此，黄滔作《奉和翁文尧员外“文秀”“光贤”“昼锦”之什》三首相贺：乡名里号一朝新，乃觉台恩重万钧。
  建水闽山无故事，长卿严助是前身。
  清泉引入旁添润，嘉树移来别带春。
  莫凭栏干剩留驻，内庭虚位待才臣。
  虽言闽越系生贤，谁是还家宠自天。
  山简槐兼诸郡命，郑玄惭秉六经权。
  鸟行去没孤烟树，渔唱还从碧岛川。
  休说迟回未能去，夜来新梦禁中泉。
  君王面赐紫还乡，金紫中推是甲裳。
  华构便将垂美号，故山重更发清光。
  水澄此日兰宫镜，树忆当年柏署霜。
  珍重朱栏兼翠拱，来来皆自读书堂。
  翁承赞是名列正史的莆田第一位丞相。承赞对此也感恩载德，他赋诗表达心志：
  蒙闽王改赐乡里
  乡名文秀里光贤，别向钧台造化权。
  阀阅便因今日贵，德音兼与后人传。
  自从受赐身无力，向未酬恩骨肯镌。
  归阙路遥心更切，不嫌扶病倚旌旃。
  不难想见，彰显“归阙路遥心更切”的翁承赞，一旦踏上乡里江口当时作为官道的驿道，心中是多么欣喜；而驿道两旁，人山人海，彩旗鞭炮，又是何等热闹！
  从近年出土的、翁承赞亲撰的《王审知墓志铭》，碑志全文三千五百言，全面记述闽王世系与冶闽功绩，也可领略当时的受命仪式与册封盛典的情景：“翌岁，敕封闽王。天子御正殿，亲降简册，自东上合门，宣车辂冠剑，太常鼓吹，诏名卿乘轺，直抵南闽。至止之日，自江馆陈仪，注复展卤簿、旌旗珂珮，文武导从，笼络井邑，箫鼓相望二十里，抵登庸馆展礼。王弁貂冠，被礼服、剑履，受册命，乘辂车，坐公衙，以彰旷代之贵盛。”你看，这旷世欢欣，又跟道路连上干系。
  承赞还家，作诗多首寄情。如其《奉使封闽王归京洛》诗云：泥缄紫诰御恩光，信马嘶风出洛阳。
  此去愿言归梓里，预凭魂梦展维桑。
  客程回首瞻文陛，驿路乘轺忆故乡。
  指日还家堪自重，恩荣昼锦贺封王。
  此外，还有“更待临轩陈鼓吹，星轺便指故乡归”。（《御命还乡蒙赐锦衣》）表其归心之切。友人黄滔亦题诗《翁文尧以美疹暂滞，令公大王益得异礼，观今日之宠待之盛，辄成一章》，纪其盛况：滋赋馘文侯李盛，终求一袭锦衣难。
  如何两度还州里，兼借多人更剩观。
  送翁员外承赞
  谁言吾党命多奇，荣美如君历数稀。
  衣锦还乡翻是客，回车谒帝却为归。
  凤旋北阙虚丹穴，星复南宫逼紫微。
  已分十旬无急诏，天涯相送只沾衣。
  翁承赞还特地陪同册使萧顷到漆林故里，参观儿时读书的“漆林书堂”。萧顷《赠翁承赞漆林书堂诗》可以让我们领略当时的欢乐热闹气氛：轺车故国世应稀，昔日书堂二纪归。
  手植松筠同茂盛，身荣金紫倍光辉。
  入门邻里喧迎接，列坐儿童见等威。
  欲对芸窗勤苦处，举头全是锦为衣。
  如今，新丰宫门前两株老古榕，据说就是翁承赞当年回乡亲自手植的。
  返梓辅佐闽王的翁承赞，不负众望。他悉心辅佐闽政，极力建言整饬吏治，轻徭薄赋，倡议创设四门学，“以教闽中秀士”，为闽省教育先驱；并在各府县建学，做到府有府学，县有县学，乡村有私塾，并派人四出访书，缮写刊印，海隅闭塞之民智为之一开，故人们称他为“办学兴闽第一人”。翁承赞对福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及文化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翁承赞还垂范在江口家乡办学，招聘名师授课。其诗《寄示儿孙》曰：
  力学烧丹二十年，辛勤方得遇真仙。
  便随羽客归三岛，旋听霓裳适九天。
  得路自能酬造化，立身何必恋林泉。
  予家药鼎分明在，好把仙方次第传。
  新厝村，唐代属于莆田县文秀乡，宋代属于莆田县唐安乡。境内有建于唐代的新丰宫和明代的武当别院。古称“光贤”，毫不夸张地说，翁承赞绝不仅仅是“办学兴闽第一人”，同时也是家乡江口文化、教育的开拓者、引领者。江口大地的后来人，应当记住这位大有作为的先贤，以之增强自豪感，并秉承其遗志，迈向新时代更新的辉煌。
  慷慨悲歌 词章壮美
  ——刘克庄《沁园春·梦孚若》鉴赏
  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居士，莆田北门后村人，著有《后村先生大全集》。他是与陆游、辛弃疾齐名的豪放派爱国诗人。他“少小日诵万言，为文未尝起草”，“援笔立就”；长大学贯古今，“无书不读，发为诗文，持论尚气节”，成为南宋中后期诗坛主要力量江湖诗派盟主。他的许多诗篇揭示了当时严峻的军事和民生问题的，如《赠防江卒》、《苦寒行》、《军中乐》等等。他为官清正，但终因快人快语而得罪权贵，一生四次罢官。
  刘克庄的主要成就在于词的创作，其风格豪放沉郁。《0园春·梦孚若》历来被公认为其代表作。
  沁园春·梦孚若
  何处相逢？登宝钗楼，访铜雀台。唤厨人斫就，东溟鲸脍；圉人呈罢，西极龙媒。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余子谁堪共酒杯？车千乘，载燕南赵北，剑客奇才。
  饮酣画鼓如需，谁信被晨鸡轻唤回。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披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
  此词很可能作于淳祐三年（1243），作者同时另有《梦孚若》诗二首，都是方孚若去世21年之后的悼念亡友之作。方孚若名信孺，是刘克庄的同乡，更是志同道合的挚友。他从小就有俊才，二十多岁担任广东番禺县尉，足智多谋，捕杀海盗。平反冤狱，智败金兵。三次使金，不辱使命。然而，终因私自褒奖抗金有功将领反遭罢官，45岁就郁郁而死。
  作者以写梦境怀念挚友，抒发了胸中积郁的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沉郁愤懑之情。全篇慷慨悲怆，独具风格。词的上阕展示出一场风云际会、逸兴飞扬的美梦，巧借历史典故，表现出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很有几分“疏狂”之气。
  宝钗楼为汉武帝时建造的著名酒楼，铜雀台是曹操所建，高二丈五尺，上有屋一百二十间，铸大铜雀置于楼颠，因名为铜雀台。词的开篇就营造出雄伟恢宏之故友重逢之所，为其后的幸会豪饮铺垫。圉人：养马的人。西极龙媒：古人认为天马是招引龙的媒介，所以称骏马为“龙之媒”。使君：汉时对州郡长官（太守、刺史）的通称。这里借“使君”和“曹操”代指方信孺和作者自己。车千乘：成千辆兵车。
  乘，古代四匹马拉的兵车。燕、赵，指今河北一带。韩愈云：“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这三句说要用千辆车子招请、运载燕、赵的志士，发挥其奇才异能，共同收复国土。
  词的下阕写梦醒之后的凄凉孤单的现实生活，以实为主，与上阕梦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作者借李广怀才不遇的故事，感叹自己的抱负难施，字里行间充满了悲伤感慨。全词通过梦中和梦后的比照，揭示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说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理想只有在梦里才能实现；沉郁地抒写了对方孚若遭际不幸的同情，也倾吐了对南宋统治集团屈膝求存摧残抗金力量的愤慨。
  《福建日报》2007.12.10
  夺魁不忘报国志
  ——陈文龙状元诗评析
  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时年37岁的陈文龙从同科的664位进士中脱颖而出，高中戊辰科春闱状元（关于陈文龙状元及第的时间有三说：新旧志书和《宋代状元谱》等均为咸淳四年；《宋史·陈文龙传》为咸淳五年，先贤张琴遗著《陈文龙年谱》为咸淳三年）。金榜题名，而且又是“独占鳌头”的状元郎，其欢欣鼓舞之情可想而知。于是，陈文龙欣然命笔，写下了《状元归去马如飞》的排律：“独占鳌头日，殊恩拜紫微。旋归人快睹，迅速马如飞。走看长安遍，鞭随古陌挥。杏花三月艳，芳草七驺肥。奚借明驼送，聊凭足□□。故乡忘远近，喜色动旌旗。书定传金帖，标先夺锦衣。经纶仍报国，讵止慰庭闱？”诗中，兴高采烈之情溢于言表，而更为可贵的是，它彰显出了这位状元郎的知恩报国之情。
  诗的头两句扣题，兼写殿试典礼的隆重。“紫微”指紫微真人张宿，又称紫微大帝。古人云“欲求功名富贵，可拜紫微大帝。”宋代殿试是先以考试成绩决定名次等级，一甲进士的前十名还须奏请皇帝以“对策试”来最后钦定之。据《宋史·陈文龙传》载：当年省试第一人胡耀龙，殿试第一人陈子龙。宋度宗当场高兴地吟出一联：“龙飞取士，省元龙，状元龙；”朝臣窦仪对曰：“虎贲得人，殿帅虎，步帅虎。”省元即省试第一，状元即廷试第一。虎贲即勇士。随即赵禥皇帝将“子龙”御笔改为“文龙”，并赐字“君贲”。
  陈文龙的成功并非偶然。他“幼颖悟，苦学不厌。年未弱冠，以赋律名郡庠。”乃是莆田“文献名邦”顶尖的才子。25岁时，陈文龙入太学就以诗文书法精湛、才思敏捷闻名遐尔，“累捷私试”。当时便有名流赠诗赞曰：“近得钟王法，才华世共称。剑锋看舞女，笔阵笑狂僧。散帙花前席，鸣琴竹里灯。石渠成远别，白下酒如渑。”这一人杰地灵佳话，文史专家周腊生教授近年在《宋代状元的寿命及地理分布》论著中说得十分清楚：“南宋状元分布情况最特别的省份是福建。它并不占地利，也许还占不到人和，但是状元数大大超过了毗邻浙江的江苏、安徽和江西。……若以现在的县（市）为单位，那么出状元最多的是4人，这样的县（市）有两个：福建莆田县：吴叔告、陈文龙、郑侨、黄公度。浙江衢县市：毛自知、刘章、留梦炎、程宿。”诗的三四五六句叙写夺魁之后衣锦返乡、归心似箭的急切心情。
  虽然“走看长安遍”是化用孟郊诗句，但意境之健朗活脱却是孟郊难以望其项背的。当年，一再名落孙山的孟郊46岁（一说50岁）那年好不容易进士及第，他洋洋得意地作了一首《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旷荡恩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七八两句融情于景，以“杏花”“芳草”烘托愉悦欢快之心情。“七驺”典出《礼·月令》：“天子敎于田猎，命仆及七驺咸驾。”“天子马有六种，种别有驺，则六驺也。又有总主之人，六驺有七，故为七驺，皆以马驾车。”
  九十两句借《木兰诗》中的名句“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反其义而用之。其中模糊缺失的两个字，按照上下句语意、律诗格律之平仄、韵脚综合推测之，恐怕为“力驰”。这样全联即为“奚借明驼送，聊凭足力驰。”意思就是：碰上这样开心的大喜事，即使不凭借骆驼、快马接送，光靠双脚奔跑也足以荣归故里了。前人曾评论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为“生平第一快诗”；如今，“漫卷诗书喜欲狂”“青春作伴好还乡”的，还有咱们莆田玉湖的状元郎！
  全诗最后两句篇末点题，堪称直抒胸臆的华彩乐章。“经纶”典出《易·屯：“云雷屯，君子以经纶。”比喻人才具有治国安邦的才学智谋。翻译成现代汉语即“我的满腹经纶都是为报国所用，难道仅仅只是为了自己家庭的安适？”好男儿大丈夫位卑不忘报国，荣登榜首同样应该知恩图报。
  陈文龙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景炎元年（1276），元军入闽。陈文龙以闽、广宣抚使于闽南一带领军抗元。不久，建宁、泉州、福州守军相继投降，他受命退守兴化（莆田）。11月，元兵围攻兴化。当时兴化城中守军不满千人。招降使者两次至兴化劝降，陈文龙均严辞拒绝、焚书斩使，并倾尽家财募兵，打出“生为宋臣，死为宋鬼”的旗帜，坚守城池。但终因寡不敌众，叛将开城投降，陈文龙自刎不遂，与家人百余口被俘。面对酷刑凌辱和多次劝降，文龙指其腹道：“此节义文章，可相逼邪！”始终坚强不屈。1277年春，陈文龙被元兵押经福州合沙（解放大桥附近），他抱定为国捐躯的信念写下《元兵俘至合沙诗寄仲子》七律一首：“斗垒孤危势不支，书生守志定难移。自经沟渎非吾事，臣死封疆是此时。须信累囚堪衅鼓，未闻烈士竖降旗。一门百指沦胥尽，惟有丹衷天地知。”世人评价此诗可与唐代张巡《守睢阳》和文天祥《过零丁洋》相媲美，都是流传千古的爱国主义绝唱。据清代学者朱彭寿统计，“历代状元以死殉国者”总共仅有12人，其中宋代3人便是文天祥、陈文龙、何栗。他们是中国文人的骄傲。
  值得一提的是，陈文龙之女陈淑祯也是著名的抗元巾帼英雄，其可歌可泣的业绩，载入了《福建历代名人传略·许夫人》，真可谓陈氏满门忠烈。
  《湄洲日报》，2006年12月21日
  陈文龙新发现诗作摭谈
  2005年7月，湖南惊现南宋民族英雄陈文龙两册真迹手稿。这一珍贵文物，在湮没了700多年后重见天日，确实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
  湖南收藏家唐人先生在《世之孤本——南宋陈文龙诗赋手稿探秘》一文中，详细介绍了他收藏的这两册手稿。他从文稿的纸质、墨色、书法特征、字迹比对、宋代避讳、钤记印章等诸多方面，论证并确认此珍贵文物系真迹无疑。手稿的写作时间，大约为南宋德祐元年（1275）至翌年春。
  其历史背景是，面对气势汹汹的南下元军，满朝上下一片议降之声，陈文龙力主抗战却不被采纳，于是愤而“上章乞归养”。归里途中，他游历三湘。或许是触景生情，遥想起当年跟自己命运相似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吧，或许是总算有了这么一些难得的闲暇日子吧，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陈文龙诗兴大发以表达其激荡难平的胸襟。手稿之一冠名《整暇诗草试帖》，录诗317首，为五言试帖诗体裁；另一曰《整暇赋草（中）》。看来，书稿原拟写成上、中、下三册。可惜，上册在战乱中散佚了，下册可能尚未完成，所以传世的只有目前这本中册。
  大量诗作抒发了这位举世闻名的爱国名臣忧国忧民的情怀抱负。
  例如，其中《清凉居士》一诗曰：“解柄归来日，骑驴岁月长。闲居仍感慨，烈士托清凉。莼菜深机远，梅花傲骨强。寒心图自处，炙手让人忙。于越耽游迹，西湖洗热肠。冰天名将泪，风雪散仙狂。身世甘同佛，行藏且返乡。六桥三竺路，千古吊蕲王。”
  这首诗为典型的“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诗中，陈文龙借对抗金名将韩世忠身世遭际的深切同情与悼念，表达出自己“烈士”“傲骨强”的肝胆情愫。诗的首句交代相关背景。1275年冬，身为侍御史的陈文龙升迁参知政事（宰辅），照理说是权柄在握的朝廷重臣了；但是，大厦将倾而独木难撑，当时满朝上下“虚议”不断，“议降”之风盛行。素以耿直敢言称著的陈文龙甚至上过措辞如此激烈的奏疏：“文虎失襄阳，今反见擢用，是当罚而赏也。溍乳臭小子，何以任大阃之寄？万石政事怠荒，以为京尹，何以能治？请皆罢之。”“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筑某堡，而我以文相逊，以迹相疑，譬犹拯溺救焚，而为安步徐行之仪也。请诏大臣同心图治，无滋虚议。”（《宋史·列传第二百一十·忠义六》）然而，胳膊毕竟拗不过“日恣淫乐”的奸相贾似道之类的大腿，出局的反而又是忠臣！
  不过，是金子总要闪光。陈文龙虽然身处三湘江湖之远，依然心忧国事，心忧其君。诗中“闲居仍感慨”，以及“寒心”与“热肠”对举，表达出自己因政见不合辞官归隐的抑郁和矛盾心态。诗中第五句提及的“莼菜”，是一种珍贵的水生菜，西湖著名的土特产，也是贡品之一。自古与松江鲈鱼齐名。《晋书》中就有“莼囊鲈脍”的记载。陈文龙借言“莼菜深机远”，表明自己迟早还会回到皇帝的身旁继续为国效力的自信。“西湖洗热肠”以下数句，就是借韩世忠来自我表白。韩世忠（1089—1151），字良臣，延安人。年十八就以敢勇应募，能挽300斤强弓飞马射箭，舞铁槊急驰峭壁之间，勇冠三军。建炎中，宋高宗赵构手书“义勇”二字，褐旗以赐。南宋初年的抗金名将中，功业能够与岳飞相颉颃的，也只有韩世忠一人。建炎四年（1130）黄天荡（江苏南京附近）之战，韩世忠统率水师8000人大败兀术十万之众，兀术望风而逃，几乎被擒；绍兴四年（1134）韩世忠再败金兵于大仪镇（江苏扬州西北），“论者从此举为中兴武功第一”。然而，纵然韩世忠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岳飞蒙冤后，他也被解除了兵权。因其不愿与奸臣同流合污，剩下的就只有激流勇退，归隐林泉一途了。他“自此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奚童，纵游西湖以自乐。”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义勇”从此销声匿迹了，只有骑着蹇驴，踯躅于烟雨空濛的西子湖畔的韩老头了——真是“国仇未报壮志老，匣中宝剑夜有声。”韩世忠郁郁而终后，宋孝宗追封其为“蕲王”，谥“忠武”。
  “六桥三竺路”是以借代修辞美称西湖。“六桥”指苏堤上的六座桥，即映波桥、锁澜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和跨虹桥。“三竺”即杭州古南天竺寺，它有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故称“三竺”。有文人曾以楹联赞美之：“玉镜净无尘，照葛岭苏堤，万顷波澄天倒影；冰壶清濯魄，对六桥三竺，九霄秋静月当头。”陈文龙篇末点题地高吟“千古吊蕲王”，既是英雄惜英雄的赞誉，更是寄托一种信念：抗敌卫国英雄总会受到百姓的景仰爱戴，总会流芳百世！
  不过，陈文龙毕竟还是陈文龙，他要比身处逆境一蹶不振的韩世忠更胜一筹。这位失败的英雄永不言败。第二年五月，“益王称制于福州，复以文龙参知”。从此，陈文龙抗元报国之路又迈上了新的征途。
  也许是历史的惊人的巧合吧，一年之后的景炎二年（1277），因抗元失利、身陷囹圄的陈文龙，就是绝食吞香灰自尽于西湖畔的岳武穆庙，并葬于西湖智果寺的翠竹园里。宋帝恤其忠烈，赠文龙太师，谥“忠肃”，赐庙号曰“昭忠”。因此，后人的纪念性楹联中，常有“生玉湖，葬西湖，两湖光辉昭日月”、“西湖千古吊忠魂”的联语，把陈文龙与美丽的西子湖，跟岳飞联系在了一起；后来加上明代的英雄人物于谦（亦谥“忠肃”）之墓，并称为“西湖三忠肃”。
  凛然大义铸丹心
  陈文龙著名的就义诗《被执至合沙诗寄仲子诀别》曰：
  斗垒孤危力不支，书生守志誓难移。
  自经沟渎非吾事，得死封疆是此时。
  须信累臣堪衅鼓，未闻烈士树降旗。
  一门百指沦胥北，惟有丹衷天地知。
  陈文龙（1232—1277），原名子龙，字刚中，号如心。莆田玉湖（今阔口村）人，陈俊卿五代孙。南宋咸淳四年（1268）状元，御笔改名为文龙，赐字君贲；累官参知政事，南宋民族英雄。林则徐将其与文天祥并称。
  1276年11月，元兵入闽。当时，陈文龙任闽广宣抚使，知兴化军，城中兵不满千人，孤城岌岌可危，但他多次拒绝劝降。他引孟子“效死不去”和贾谊“臣死封疆”二语，说是“国家至此，不如无生，当决一死以守”。乃“血牲誓天”，并制“生为宋臣，死为宋鬼”二旗，每战必先导之。12月，因叛徒出卖，城破。文龙自刎不成被俘，并押解北上。一离开莆田，他就开始绝食。到福州合沙（福州解放大桥附近闽江中的小沙洲）时，写下了这首绝命诗。至杭州后，文龙谒太学中岳飞祠，痛哭几绝，当夜逝世，年仅46岁。葬西湖畔智果寺旁。据传云，其坟上“次日即生竹，竹俱有刺，人不能登，众谓忠义所感”。
  “仲子”即次子，名倬，号莘隐。当时从莆田隐匿于漳州龙溪的深山中，其后人辗转徙居于广东番禺。今番禺陈姓，系源于陈文龙之后。诀别，永别。
  首联写当时莆田孤城独力难支的危急状况，而自己与一批抗元志士仍明知难为而矢志为之，誓死要坚守城池，保家卫国。斗垒，夸张写法，极言城堡之小，犹如斗大。书生，谦指自己。
  颔联表明尽管形势危艰，处境险恶，但自己决不会“自经沟渎”，不战而亡，而是要同元军血战到底，血洒疆场。自经，上吊自杀。沟渎，投水身亡。孟子说过：“自经于沟渎，乃匹夫匹妇之事”。得死，应当牺牲自己。封疆，疆界，指大臣们各自所管辖的区域。陈文龙当时任闽广宣抚使，莆田、福州属其所辖。守土有责，他誓与元军血战到底，死在南宋的土地上，而不愿苟活着被押到“异邦”去。
  颈联写得慷慨激昂，进一步表明自己的心迹：宁可被敌人杀了“衅鼓”，也绝不树起“降旗”叛变。衅鼓，古代战争时有以牲畜或仇敌的血涂抹战鼓以壮军威的做法。《左传》：“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累臣，被俘囚的官吏。烈士，古时指有志于建功立业的人。曹操诗云：“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尾联写得大义凛然，令人肃然起敬。作者宣称：哪怕受自己连累而使全家老小遭到灭门之灾，我的一颗赤诚之心依然可鉴天地。一门，一家族人。沦，沦落，沦为。胥，胥靡，被用绳索牵连着的奴隶。北，北上。当时陈文龙全家，包括老母亲都被押北上。其母病重而坚不服药，说：“吾与吾儿同死，又何恨哉！”于是也壮烈逝世。丹衷，丹心。“衷”与“忠”同音，在莆田方言中二者也属于谐音，且发音更为洪亮，很有力度。结句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陈文龙的这首绝命诗洋溢着临危不惧、精忠报国的浩然正气，充满了民族英雄的凛然大义。其言辞率真、精警，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堪与文天样的《过零丁洋》相媲美，同为中华民族爱国诗篇中的上乘精品。
  《莆仙历史名人诗歌赏析》，鹭江出版社，1994年
  《龚茂良述评》序
  龚姓，作为我国古老的姓氏家族，历来声名显赫。相传上古时期，炎帝的后裔、黄帝大臣共工，专门管理水土，后因治水有功，被封为“水神”。龚姓祖先以共工治水有功而引以为荣，尊其为得姓始祖。所以《姓纂》指出：“共工后有共、龚二氏”。自古以来，龚氏家族以“麒麟”自诩，以“人”为杰。春秋时龚坚，是龚氏族谱上记载的第一位“易共为龚”的龚氏始祖，亦为宋代大学士欧阳修在首修《龚氏宗谱》中所认定。
  据最新统计，龚姓在当今以人口多少为序的中国百家大姓中，排名第99位；莆田市共有5021人。
  历代族谱明确记载，莆田龚氏原为浙江钱塘后裔，后来其中一支为躲避五代动乱扰
  攘而入闽居住。龚隐其子龚忠迁徙于莆田城内郡学附近，成为莆田龚氏始祖。古往今来，龚氏俊秀源源辈出，精英灿若繁星。以龚茂良时期的南宋而言，至孝宗乾道年间，龚忠七世孙龚茂良、绍兴八年（1138）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兄龚遂良，宋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其从弟龚梦良，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官筠州司户参军；龚史良，淳熙二年（1175）进士，官归善知县升通判；龚友良，淳熙五年（1178）进士、官龙岩县尉；龚元良，绍熙元年（1190）特奏名进士，史称“龚氏六桂”，誉满闽中。按我国科举取士时代，读书登科美称“折桂”。稍前的北宋年间，龚顺的后人龚致衾等六人同榜同魁，荣登进士。其中，才华横溢的龚惟深，被宋神宗钦点为状元。元丰二年，宋神宗发布敕命，敕修《氏宗谱》。由欧阳修、苏东坡督修，并“藏于家庙，以彰国典，以示来世。”欧阳修为《龚氏宗谱》写序，称赞龚氏“为宰辅、为公侯，皎然翘然天下谁不有龚氏者，即龚顺迁洪州以来，其子若孙，五科十八举，龚翁宏父八子、业七官”。苏轼亦称赞龚氏代有人杰。“敕建锦绣坊翰墨书第，振当代家声，尊贵荣显代有其人。”南宋淳熙七年，大儒朱熹为《龚氏一修谱》作序。更早的唐代，龚氏家族自龚凤起，有龚氏家族五科十八举美名，冠盖满门，名噪天下。清嘉庆年间，福建光泽县寨里镇山头村龚氏三兄弟，七年接连夺魁，进翰林，名扬天下。嘉庆皇帝特赐联褒奖，并钦赐在村口，建造“三凤齐鸣”石牌坊。
  龚氏名人中，不少为社会改革家、创新者。清代的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是早已脍炙人口吗？
  江山代有才人出。龚氏作为历代闻名遐迩的名门望族，人才济济的华亭文化绿洲园头，就是其典型的一方宝地。笔者多次拜访过其间的诸多文友、学友。最近又传喜讯：华亭园头龚氏人士龚旗煌，荣任著名学府北京大学副校长，这位15岁入北大的科技新星，现在还是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和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负责人、北大现代光学研究所所长。
  北宋宰相王安石曾赞叹：“兴化多进士。”兴化军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0.5％左右，而考取的进士却占全国进士总数的4.5％。莆田人在《宋史》中立传的就有39名。龚茂良作为莆田龚氏的核心与领军人物，是凤毛麟角、宰相级的大人物，著名改革家，古今论述探究文章可谓多矣。这本十万字的小册子，都是莆邑学人多年来对龚茂良事迹的探究与研读的成果，重在查考龚茂良的言行事迹，褒奖其精神品格。它至少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中华名相龚茂良的贡献和人品，获取其“有哪些”、“怎么样”、“为什么”等历史信息。其中一些联系时代背景的知人论世之作，更可古为今用，对反腐倡廉有所启迪。《孟子·万章》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鲁迅也认为，倘要研究文学或某一作家，必须注重“知人论世”。
  古往今来，对历史与前人的认知和评价，总是见仁见智、不一而终的。重要的是，论者必须准确地把握历史的脉络，翔实地钩沉相关的史料，以便把人物行迹与时代背景揭示清楚，阐述妥当。我想，这应该也是任何一位文史工作者起码社会职责与良心担当吧。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要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因此，我们回眸历史的瞬间，缅怀先贤的情怀，不是为了自我满足与陶醉，而是获得一种激励与鞭策，以更好地从前辈光辉业绩中汲取精神动力，为传承并发扬光大其精神品格而努力，为实现美好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因时间匆促，视野有限，本书所收文章涵盖面略显不足，份量也比较单薄，与先贤的历史功绩、高尚品格相比，与我们的目标追求，还存在不少差距。此外，个别文章在拒绝沿袭旧说，搞资料搬家、人云亦云方面，也有所欠缺。这些，都祈望借出版之机，扩大影响，让更多的人认识龚茂良，并为之奉献时间与精力，将来有更众多、更丰厚的著述问世，以告慰先贤，为“文献名邦”的文化建设添砖加瓦。
  尽心知性万古人
  ——林龙江诗歌评述
  唐宋八大家的韩愈、欧阳修、曾巩都有过“醒心”诗文。……显而易见，他们所谓的“醒心”，只是一般意义之所指，而与林龙江的《醒心诗》，内涵深浅差异大矣！
  嘉靖三十八年已未（1559），43岁的龙江先生著《醒心诗八十一首》，全为七言绝句；嘉靖三十九年庚申（1560）五月，龙江先生进而摘注《醒心诗》三十六首，又著《三教要旨》。认为“‘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余谨以拙诗三十六章而疏释之，以明三教要旨，以俟夫后之尽心知性者。”也就是说，他认定做人之德，与传授之道，密不可分；其精选的《醒心诗》三十六首之用意，是用来阐明三教要旨，教诲那些尽心知性者。正如其嫡传门人黄阳所云：“三教合一之旨，三教先生既从而讲论之，而又为之诗歌；诗歌之不足，而又摘取三十六章，为之注解，反覆印证，若合符节，是诚斯世之渊微，三教之要领，无非古先所不传之秘，而前圣所未发之书也。阳每咨决疑义而神领之下；似若心之所已知而口之所能言者，岂非至正明达之道而先得同然之机与？……阳尝诵先生之诗教，已得三教之大都；继受先生之言传，颇悉三教之奥妙，猗与休哉！始知尽性至命之学，明德亲民之训。”也就是说，龙江先生的诗咏，也是诗教，主要是为了体现和宣传三教合一的——凭借形象思维的文学手段，更为生动、形象。
  一、唤醒本心以“明心性”
  首先，龙江先生为何要把诗歌取名为《醒心诗》？先请读读以下三首诗吧——……
  明代后期，我国思想界基本上趋于共识：儒、道、释三教都是统一在宇宙的本源，都是“心”的派生物，所谓“认得三教理，悟就一心人。”……“明心性”既是入手之法，又是终极目的。
  二、自由自在“性命之学”
  宋代王安石《答王深甫书》认为，所谓道德就是性命之学。“性命之学”是人生的最高学问，也是最有价值者。龙江先生用诗歌回答了性命之学”的若干关键问题。
  一是性命贵在“自然”，“天然无粉饰”。应当任其生发，才能生机勃勃，无穷“无尽”。其诗曰：“下有鱼兮上有鸢，道散两间只自然。生生化化元无尽，一物由来有一天。”追求宇宙万物自由自在、各自自然生发，尽其天年；反对人为束缚，限制摧残。这在明末那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尤显难能可贵。
  诗曰“曾随白鹿卧空林，惟有清风知我心。春回不尽天机巧，草木自花鸟自吟。”儒家重点在“生之成全”，注重生生之成全。就这一点来讲，儒家最合乎人的常道。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心之全德曰仁。学者之事，最紧要的就是识仁求仁，如此乃是“为天地立心”。“曾随白鹿卧空林”者，与物两忘也。“惟有清风知我心”者，与天为一也。至于充实、美、大、光辉、生色（《孟子·尽心》）。如草木自花，鸟之自吟，天机一动，妙不可言。春风醒心，花鸟萌动。这是生的礼赞，物的欢歌。
  二是揭示出“一气天然”的宇宙观。天地虽大，而万物各适其性，都包罗在一气当中，由气之先来主持掌管。
  “气”、“一气”都是三一教的重要理念。林子曰：“天地也者，有形有气，惟其有形有气，故其有方有体”《林子三教正宗统论二十四》。“天地万物，皆吾二气。故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参天地赞化育者，一气之充塞无间也。”……也就是说，天地之气和我的气是相互开合、彼此联属的。这就是因为天和人相关联的微妙，一气的感通才使之然。中国是一个“气”的感通传统，是一个天人合德、物我一气、人我一体。回到天地人我万物通而为一的整体，注重生命之气。天理本心通而为一。当代物理学、中医学的“气场说”与之有类似之处。而西方的哲学往往是把人与万物分离出来，再反回去控制、驾驭整个客观世界。
  佛道都认为“无”才是世间万物的本体，而这“无”又是无形无声却充满宇宙的东西。林龙江在其论著中对此多有阐述，如曰“天然一气无分别，万古襟怀宇宙间”；“气聚而生，气散而死，是生死之道，一昼夜之代谢耳！”“人生聚而成形，散则成气，聚而复散，散而复聚”。所以，林子《寇退收尸歌》《收尸歌》一而再、再而三咏叹：“与汝形骸一气分”云云。
  龙江先生力主人类是融通在世界之中的，只是万物中的一员；人跟物是“一气之感通”，人跟天是“天人合德”，人跟人更是“一体之仁”，故其《醒心诗》咏道：“一气天然相始终，屈伸阖辟自无穷。徘徊回云影天光外，自在清风明月中。”
  正因为如此，天人才会彼此融合，相互欣赏，以至于忘乎所以，“相看两不厌”。《庄子·外物》曰：“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陶渊明赞叹大自然“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皆为身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达到心醉神迷、“物我两忘”的地步。龙江先生同样如此：“山北山南水满渠，动中自有静工夫。不妨逸兴千篇在，每到忘言一字无。”
  三是“民胞物与”，天人合一
  正由于对宇宙万物相互一气感通，以及对自由自在生命安顿的关注，龙江先生对于儒家倡导的“民胞物与”特别热心践行，一再“直寄衷情草木知”。他在《醒心诗》中写道：“十载烟霞寄此山，民胞物与每相关。天然一气无分别，万古襟怀宇宙间。”“由来物物有真机，无限风光无限诗。自是天然无粉饰，些儿着意便支离。”
  《礼记》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儒家提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仁、义、礼、智、信”五常；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宋代程颢讲“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还喜欢讲“观万物皆有春意”；张载哲学思想最受推崇的是“民胞物与”的博大情怀，主张“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王守仁《王文成公书·答聂文蔚》也认为：“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认为乾天坤地，正是宇宙间阴阳之最大者，它们具有“生生”之大德，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佛家主张“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都强调仁慈大爱。
  龙江先生在此基础上，将“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的仁爱之光照彻寰宇。……
  过了几年，有几只凤凰聚集在东岩山。有人要用弓箭射杀，有人要用鸟网捕捉。林子规劝道：“此乃吉祥之鸟，不可捕杀，亦不能妄为，宜让其自由来往！”正如《三一教楹联》所言“鸢飞鱼跃总天机，木石有情，江山无恙；兔走鸟飞参道妙，烟霞不老，风物常新。”待物尚且如此，何况对当时处于内忧外患、水深火热之中的莆田百姓？……
  三、“浩然正气”爱国情怀
  不错，龙江先生精通儒道释，贵尊“三一教主”，但其思想品格之主流，应当首推为高尚的爱国者。面对强敌和邪恶，他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永远激励着后人奋斗不息。通俗来说，爱国主义就是历史地形成的忠诚和热爱自己祖国的思想和感情；集中表现为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为保卫祖国献身的奋斗精神。爱国，即爱文化，也就是守护中华传统文化。其基本要求，即爱祖国的大好河山、骨肉同胞、灿烂文化；能够挺身而出，同仇敌忾，抗御外侮，历来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应该说，龙江先生也是屈原式的爱国主义“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无论在国内国外，……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
  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加以审视，更会明白时势造英雄，“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龙江先生在国难当头、家破人亡之际，不避艰险困苦，体现出“威武不能屈”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气概。面对莆田大地乃至整个东南沿海半壁江山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背景，他挺身而出，保家卫国，驱逐倭寇，力挽狂澜。
  正如《三一教楹联》所赞：“讲学时，论是非，不论利害；应事时，顾利害，不论是非。”“贤此心，圣此心，天地亦此心，主敬最要；家吾事，国吾事，宇宙皆吾事，集义为先。”“贤等莫欺余，生死第一关，果尔能看得破；我今试问你，义利两个字，岂其无愧于心。”为此，林子自己咏道：“浩然正气与天同。呼吸便能赞化工。何处不来天上月？野花啼鸟自春风。”凡生生化化如野花啼鸟并育于天地间者，亦皆有自在于我呼吸春风之中矣。“作人须作万古人，万古之人只此身。浑沦天地吾非我，颠倒阴阳主是宾。”……
  儒家主张“挑起”和担当，主“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力求兼济天下，“经世致用”。儒家《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乡贤领导地方民众主持和起草的乡民公约法则，被后世尊为中国乡约之祖。
  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而对不断骚扰的倭贼，林子著《防倭管见》，反对消极防卫，主张：“不宜清野，不宜闭城，不宜遏籴，不宜惜费。滨海以至城邑，乡人各自团练，首尾救应，则无地非城池，无人非官兵矣。不然，聚处孤城，适以自困耳。”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奋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龙江先生抗倭爱国之举，大都是在40岁前后血气方刚、人生最辉煌之际，因此更显得光芒特出，令人难忘。隆庆三年已巳（1569）八月，林子游壶山凌云殿，题一联云：“举首去星辰不远，挺身在日月之间。”可谓以身自许，心向往之。
  据不完全统计，仅1543年至1563年的倭患期间，死在倭寇屠刀下的数以万计。嘉靖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倭寇侵犯福建境内达151次，林兆恩的家乡兴化，又是受倭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仅1558年至1563年，倭寇侵犯莆田有九次，并攻破了兴化府城。这是明代唯一被倭寇攻陷的府城，受害也最为严重。据《林子三教正宗统论》第30册《续稿》载：“屠戮之众，而遗骸如积。虐焰之炽，而村落为墟。加上无用之兵，重为民生之苦，触目惊心，惨不忍言。”再加上疫病流行，致使“一坊数十家，而丧者五六；一家数十人，而丧者七八，甚至尽绝者。哭声连门，死尸塞路。孤城之外，千里为墟，田野长草叶，市镇生荆棘”。在这兴化人民受苦受难的紧急关头，龙江先生目睹家乡的惨状，坚强不屈，自觉挺身而出，毁家纾难，赈民救灾。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二月，倭寇进逼福建莆田城，防守甚急。时值严冬，又多夜雨，守城的将士苦不堪言。林兆恩经常叫家人捐赠酒、粥、钱、米等慰劳守城的将士。嘉靖三十五年，莆田疫病流行，不少人被传染，病死了。许多贫穷者，没钱买棺材埋葬。林兆恩变卖田产数十亩，购买棺材，施舍给他们。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倭寇4000多人，骚扰莆田沿海。九月，戚继光在莆田林墩大败倭寇，许厝大捷后，民众倡议建祠堂纪念他。林子首先捐田30亩，又帖告示募捐建造戚光祠。后又捐田20亩，供戚光祠春秋二祭。
  如今，位于莆田市荔城区黄石镇桥兜村林墩自然村南塘湖畔的戚继光纪念馆依然威武耸立，解放军上将题写的“闽海雄风”熠熠生辉。
  1997年被批准为莆田县文物保护单位、莆田市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现定为福建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以上一切费用，都是取自林子家产，故巨万家产变卖殆尽。作为一个布衣，他毁家纾难，赈民救灾，这在封建社会尤为难能可贵，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爱国者内在的道德修养底色，在于护国庇民、建功立业，兼济天下苍生，在于知行一致，学以致用，不带假面，挺立天地中人的精神；而不是坐而论道的规规小儒。《三一教楹联》说得好：“毁誉，荣辱，利害，死生，这四关须立定脚跟，方打得透；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德毋徒腾口说，要见诸行。”“手泽活梓桑，莆口皆碑，功德曾覃百里地；心传著薪火，麟山导脉，馨香今遍五洲侨。”……
  嘉靖四十年（1561），自夏至冬，倭寇三次围攻兴化府城。这一年冬天，倭寇兵临城下，加上疫病流行，死者相枕。林子命其弟兆居、弟子黄仕钦70多人，值日雇工，在府城内外收尸。林子作《收尸歌》三首，以安亡灵。其歌曰：
  “与汝形骸一气分，数声木铎不堪闻。风幡挥泪缘何事？与汝形骸一气分！
  与汝形骸一气分，数声镣钹不堪闻。风幡挥泪缘何事？与汝形骸一气分。
  与汝形骸一气分，数声石磬不堪闻。风幡挥泪缘何事？与汝形骸一气分！”
  嘉靖四十一年（1562）正月，林子为使死者不暴尸，幸存者能安宁，也不病于疫，他聘请北京僧无闻、漳州僧静圜、平海僧净圆等在10余人，在莆田城内外收尸，集中火葬，并作《魂歌》三章，祭奠亡灵。积薪火化尸体，有5000余具。……
  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十三日，劫后余生的莆田城内外积尸成丘，惨不忍睹。龙江先生鬻田与门人收尸火化葬之。林子还特地作《寇退收尸歌》以安亡灵：“与形骸一气分，满城鬼哭不堪闻。藁舁风化缘何事？与汝形骸一气分！”
  而对千难万苦，龙江先生大义凛然，勇于担当；甚至面对酷刑死亡，他依然从容自在，义无反顾。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四月，倭寇数千围攻莆田城，形势危急。为了全城人民的利益，42岁的林兆恩挺身而出，……林子释放回家后，全身肿痛，卧床不起，却咏歌如常。督学胡庭兰躬访林子，听到他的歌声，如出金石，铿锵动听，更加赞叹不已。胡庭兰感动地说：“此真道人也。非堪破生死关头者能如是耶？”这件事影响很大，城里人把保住全城之功归于林子。他们共设彩帐，横额书着“一券全城”四个大金字，以表彰林子为民驱倭的义举。按院樊献科也赠送题为“尚义”的金匾，以表扬布衣林子主持公道、甘于为民承担风险的正义行为。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1564）秋天，48岁的龙江先生赴榕城，以气功“九序心法”，为抗倭驱虏的主将戚继光疗伤治病。总戎不久就康复痊愈了。林子还“每称戚南塘有古名将风”，予以夸奖。
  除了著书和倡教外，龙江先生始终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如募建、修葺宫庙寺观与桥梁、塔刹等；也时常赈济灾民，为百姓排忧解难。……
  在艺术表现上，龙江先生的诗歌亦特色鲜明。他秉承“诗言志”的儒家传统，以诗传情抒怀，托物言志；而这些心志，又不是赤裸裸地不加包装，无所依托地和盘托出。
  “愤怒出诗人”固然没错，但毕竟诗歌必须倚仗形象思维。英国诗歌史上的旷世奇才、浪漫主义诗歌奠基人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1772—1834）说过：“把（自然界）这些与人类心灵有限性相适应的意象汇集到一起，从而根据这些意象来提取那些与他们相近的道德省察形式，再施加在这些意象之上，是外在事物内化，内在事物外化，是自然变思想，思想变成自然”。柯尔律治在《论诗或艺术》中明确的提到：“我们必须要模仿自然！……具体地说，是样子美好地东西与有生命的东西的统一。”应当描绘“有生气的自然”。（转引自谭永申《柯尔律治诗歌中的“超自然主义》
  如同《离骚》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达到一种外物与内心的融合，使他自己高尚不屈的品格得以通过美好的事物（香草）彰显出来，从而大大拓展了作品反映作者心灵世界的能力；大量《醒心诗》在托物言志方面，也直接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以花柳风月，寄情志于景物。而正是这些生命活水的注入，诗人“把自然中与人类心灵的有限性相适应的意象汇集到一起，从而根据这些意象来提取那些与它们接近的道德省察形式，再施加在这些意象之上，使外在的内化，内在的外化，使自然变成思想，思想变成自然。”（柯尔律治）例如，“道在青松月在花，清风万里泛归搓。此心不是元无物，何处月明何处花？”“睡起凭栏看月华，疏松影里尽烟霞。春风自有真消息，不向西园问落花。”这些景物，都浸润着诗人的情思，自然与思想融为一体。
  《醒心诗》的另一艺术特色，是比兴手法的广泛运用。它“依诗取兴，引类比喻”，且多数具有象征的性质，使得全诗更加生动形象，丰富多采。例如，“醉舞春风海上楼，白云不尽在溪头。一声铁笛斜阳外，世事都将付野鸥。”“莫言黄菊已离披，万物归根自有时。能解天然开谢意，犹堪载酒向东篱。”诗中，丰富多彩的自然物象，都成为了诗人表情达意的意象。其中，“白云”“黄菊”“斜阳”“野鸥”等诸多景象，也都赋予了象征性的寓意，内涵大大超越字面意义。
  再则，几十首《醒心诗》全部采用七言绝句的形式，显得短小精悍，节奏明快；又常以口语入诗，比较贴近民间的创作特点，更加便于理解、传诵。
  《寇退收尸歌》十分注意语言、句式的整体联系，讲究语句的粘连复现、回环反复，切合道场氛围和习惯仪轨、言语，突出悼念亡灵的特殊艺术效果。作人须作万古人，万古之人只此身。“尽心知性便知天，自是篇章难尽传。”口语化，通俗易懂，琅琅上口，易诵易记。
  龙江先生学富五车，而借鉴前人却不露痕迹。例如：“徘徊云影天光外，自在清风明月中。”“心性精微六籍外，乾坤浩荡一丸中。”“山北山南水满渠”、“无限风光无限诗”等等，语句似曾相见，却又贴切自然。
  总而言之，龙江先生的诗歌，既是诗教的读本，更表现出自我“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的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体现了诗性批判精神与清醒执著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择择。他从未屈服邪恶，明哲保身，而是奋不顾身，与各种邪恶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在善恶之争、美丑之辨、光明与黑暗的激烈碰撞中，闪烁其思想与人格之光。
  五百年风云变幻，五百载风生水起。一代诗魂陨落了，其形骸早已化作尘土，融入莆阳大地，但其用生命演绎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壶山同在，惠及万代。龙江先生的崇高德行，早已成了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珍品，永远激励着子孙万代爱我中华并为之奋斗不息！
  为纪念龙江先生诞辰500周年作，2017.6.8于荔城
  收入《众源夏午》，四川美术出版社，2018.8
  莆阳帝师
  兴学重教，是中国古代的儒教优良传统。自夏代起，就有正规学校的教、校、庠、序之称谓区别，同时有“师”之称谓。其后，各级官学还设有专职教官，京都设国子监，主署官为“祭酒”（国立大学校长），副官称“司业”（掌训导之政，相当于副校长），太学教师称“博士”“助教”等，府学为“教授”，州学为“学正”，县学曰教谕且均设副职曰训导（掌生徒管教事务）。三级官学正副长官，统称教官，亦称“教谕”。
  莆阳号称“海滨邹鲁”，自古名师辈出。据莆人古籍《闽通志》《莆阳文献》的粗略统计，莆阳人士在京都以及各地任各级教职的，如祭酒、学正、教授、训导、教谕的有百多人，其誉称“邹鲁”，确是名至而实归。
  限于篇幅，这里主要集中摘要简介一下莆阳的21位著名帝师（国师）。
  帝师或称“国师”，是指皇帝或皇帝未登基之前的老师。初了传统正规的太子教授之外，“经筵”也是皇帝的一个学习形式。为皇帝特设的御前讲座称为“筵”，经筵的讲官几乎都由翰林官担任。自明代正统以后，各朝均开经筵；彤庭侍讲遂成为翰林官的重要职责。
  傅楫（1041～1101），字元通，仙游县人。楫少时从名儒孙觉、陈襄为师，刻苦自学，笃志不渝。陈襄独赞叹他为“金石人也”。
  宋治平四年（1067），楫进士及第，累官太常博士。绍圣二年（1095），徽宗以端王身份就学于资善堂，楫被选荐为端王府侍讲、翊善。
  徽宗即位，召为司封员外郎，历监察御史、国子司业、起居郎，拜中书舍人。帝以旧学的缘故，多次垂访于他。傅楫都以遵祖宗法度、安静自然为言，劝帝清心省事。徽宗帝曰：“近臣中唯傅楫尝道此。”
  建中靖国元年（1101），楫以龙图阁待制出任亳州知州，不久即病逝，年六十一。帝念其蕃邸旧臣，赐绢三百匹，赠少师。
  著有文集35卷。
  蔡卞（1048-1117），字元度，北宋宰相、书法家。仙游县赤湖蕉溪村（今枫亭镇赤湖蕉溪东宅村）人。蔡卞小时聪颖敏悟，就读于枫亭塔斗山青螺草堂（后易会心书院），他读书过目不忘，才思敏捷，能把《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倒背如流，《四书》、《五经》经典也烂熟于心，且史籍方志，百家杂说，国家法典无不浏览殆遍，触类旁通。他学识渊博，满腹经纶，才华出众，名闻乡里。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蔡卞与胞兄蔡京同科举登进士第，翌年，被授任江苏江阴县主簿。蔡卞同情百姓疾苦，极力推行王安石的青苗法，断然开仓借粮，以解百姓燃眉之急，煞住不法富人趁火打劫的嚣张气焰，因而受到王安石器重，招他为婿。
  元丰中，拜中书舍人兼侍讲，进给事中。与京不合，以资政殿大学士出知河南府。旋拜昭庆军节度使。入为侍读，进检校少保、开府仪同三司。
  政和七年（1117），蔡卞告假返乡祭祖，逝于途中，享年70岁，赠太傅，谥文正。
  著有《毛诗名物解》，与蔡京编撰《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各20卷。
  朱绂（？-1108），字君贶，仙游孝仁里（今赖店镇人）。
  朱绂幼诵群书，轻视荣利，性乐施与，人感其惠。宋治平四年（1067）科考为甲科进士，任皇宫大小学教授。在任期间，他针对时政，阐述了“知人、诚意、正心、安民”的主张，得到哲宗皇帝的采纳，并受器重，升为皇宫侍讲、诩善等官（宋时置王府赞读、翊善、直讲各一员）。
  建中靖国元年（1101），徽宗登极初政，虚心纳谏，海内想望，庶几庆历之治。崇宁元年（1102），徽宗思念朱绂忠耿敢言，进宝文阁待制，真定府路安抚使。
  二月乙亥，绂卒于家中，墓葬筑孝仁里香山之麓。
  南宋高宗建炎间（1127-1130），朝廷为朱绂平反，始复旧职，追封绂为左朝请大夫，赠少保。俗云：“贤者不悲其身死，而忧其国之衰。”朱绂一寸丹心图报国，“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百姓）。”
  薛元鼎（？—1178），字叔云，生于南宋仙游连江里（今枫亭镇）霞桥。他“髫龄读书，一览成诵，十二岁能文，尤工于赋。”即自幼聪颖好学，4岁便能日诵《论语》数篇，12岁即以善文闻名乡里。
  同邑名士郑厚观其文后不禁赞叹：“此郎学根于道，后来之俊也。”
  绍兴三十年（1160），薛元鼎赴京应试，高中进士，授惠州教授。不久，相继调任太学正承事郎等职。隆兴元年（1163），薛元鼎升任国子监丞，并代理户部左曹郎官。时值孝宗皇帝当政，他看中薛元鼎才能，赞曰：“卿不惟留意职事，议论亦自疏通。”次日便擢其为秘书丞、军器少监，兼太子侍讲，令其教导泰安太子（即后来的光宗皇帝赵惇）。薛元鼎秉承孝宗旨意，教导太子熟习政务，博古通今，力戒骄傲，关心民政，熟悉民情，勤恳公务，致使泰安在兼任临安府尹任上，多次受到孝宗的称赞和鼓励。薛元鼎讲解卦大象，泰安首肯之，曰：“讲解甚明，深有开发。”
  太子视其为恩师，甚感“讲解甚明，深有开发”。
  淳熙元年（1174），因功兼权国子司业。次年，孝宗“以卿劝讲东宫，劳甚，特畀（交给）道山寓直之宠”。孝宗赏识他冶国安民有方，办事精明能干，擢升他为吏部尚书兼太子左谕德，常征询朝政国事。
  薛元鼎生性孝顺，虽身处京师，却念念不忘家乡老母。后闻老母去世，薛元鼎悲痛欲绝，日夜兼程回乡奔丧。然而未及到家，竟不幸病卒途中。
  著有《薛氏讲义》（《诗文讲义》《薛喻德诗文集》）二十卷存世。
  林光朝（1114～1178），字谦之，号艾轩，莆田县景德里郑庄（今黄石镇郑庄）人。光朝少时力学知书，有声誉。绍兴九、十年间（1139～1140），光朝自钱塘游学返莆，兴办教育，开门讲学。先后于东井义斋（址红泉宫）、蒲弄草堂（址五侯山）、松隐精舍（址谷城宫）、龙山书院（址福清县海口）担任主讲。陈俊卿评语：“自绍兴以来四五十年，士知洛学而行义修兴于乡里者，艾轩实作成出。”因道尊德盛，学生达数百人之多；别人数百言不能道者，他言简意赅，数语道破。光朝“雍容有余，学博识高，义精理到”，“惟口授学者，使之心通理解”，不少学子因而学有成就。光朝执教30余年，遂成红泉学派。朱熹到莆游学，特地前往黄石听讲。“嘉其精細，退若有得”，觉得“说得精神，极好听，为之踊跃鼓动！退而思之，忘寝与食者数时。
  好之，念念而不忘”。学界誉称其为“南夫子”。
  隆兴元年（1163），光朝进士及第。乾道八年（1172），升任国子司业兼太子侍读。淳熙四年（1177），为中书舍人兼侍讲，赐金紫。
  淳熙五年（1178），光朝卒，终年64岁，谥文节。著有《艾轩集》九卷、《奏札》二十卷；《易解》一卷及《诗书语录》、《中谢解》、《主子解》等书。
  黄艾 （生卒年未详），莆田人。孝宗乾道八年（1172），黄艾进士及第后，任朝请郎右正言，官至朝奉大夫权尚书工部侍郎兼侍讲。绍熙元年（1190），晚年的朱熹以直宝文阁院学士的头衔接任“知漳州事”，奏行经界，朝议未定，轮到黄艾发表意见，他奏道：“今日以天下之大，公卿百官之众，商量一经界，三年而不成，如有比这更大的事，又该怎么办？”光宗醒悟，当即批准施行。黄艾还任过中书舍人、金国正旦使、刑部待郎等职。封莆田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
  陈俊卿 （1113-1186），字应求，莆田人。南宋名相。他“生而庄重，不妄言笑，七八岁自知为学”；为人磊磊堂堂，知无不为，言无不尽，有仁者之勇。
  绍兴八年，陈俊卿以廷对“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名列第一。他曾在房屋旁建筑“仰止堂”，邀请当时著名学者朱熹等前往讲学。淳熙十年冬，陈俊卿五子陈实与弟陈守、陈定、陈宓、陈宿皆抠衣执弟子礼问学于莆田仰止堂。学馆位于府第东偏，前有壶山，峻拔端重，若正人端士翔拱而立，因取“高山仰止”之义，乃命馆名曰“仰止堂”。
  宋代的白湖村称玉湖村，在仰止堂遗址创建玉湖书院；明代改称阔口村。民国初，玉湖书院成了阔口简易小学。民国29年（1940），改称阔口国民学校。新中国建立后，改称莆田县荔宁乡第一初级小学。
  从这所古老的学校走出了清华、北大的学生，走出了许多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级工程师、高级农艺师。
  据朱熹记载，孝宗为普安郡王时，陈俊卿因端厚、静重，而被高宗选中，作为普安郡王教授。陈俊卿上任后，并没有因为侍奉的是将来的国君而稍带阿谀；相反，陈俊卿出入王府，“未尝私交一谈”。授课时表情严肃，不苟言笑，常含规诫之意。郡王喜好踢球游戏，他就以韩愈的《谏张建封书》规劝之。郡王恭敬地听取了他的劝告。陈俊卿“在邸二年，讲说常传经义以规戒，言简理精。”淳熙九年（1182），以少保、魏国公致仕。十三年（1186），陈俊卿去世，年七十四。获赠太保，谥号“正献”。葬于今东圳水库旁。有遗文二十卷、奏议二十卷；《全宋诗》录其诗九首。
  郑侨（1132—1202），字惠叔，号回溪，兴化县兴泰里龟岭（今仙游县象溪乡菜溪村北溪自然村）人。郑侨幼时聪慧，勤奋好学。年轻就读于云顶岩寺。
  乾道五年（1169）状元。光宗、宁宗两代国师，升任吏部尚书及参知政事（副宰相）。乾道八年（1172）任校书郎，不久转著作郎兼国史院实录院属官，并奉命以《左氏春秋》侍讲东宫。
  淳熙十六年（1189）出使金国，光宗知郑侨不辱使命，亲自接见，大加称赞，又授他为侍讲，修撰实录；不久又升为吏部尚书兼侍读。他常向光宗进谏，要“进德、孝敬、问学，亲君子，远小人，广言路，惜名器，修政重令，爱民节用”。
  郑侨晚年迁居莆田书仓巷。南宋嘉定八年（1215）病逝，封赠太师、分国公，谥号忠惠。
  郑侨一生著述颇丰，有《历官表奏议》一卷，《书衡》3篇，《西垣词稿》10卷、《锦机诗话》、《郑鲁公词草》、《忠惠遗文》等传世。
  刘克庄（1187-1269），初名灼，字潜夫，号后村。莆田人，南宋豪放派诗人、词人、诗论家。“有悲壮的感情，高尚的见解，伟大的才气”。林希逸《村先生刘公行状说当时人“言诗者宗焉，言文者宗焉，言四六者宗焉”，在南宋后期号称一代文宗。
  淳祐十一年（1231）五月四日，65岁的刘克庄以秘书监“兼崇政殿说书，讲《论语》”；十月，“兼侍讲，当讲《周礼》”；“侍经筵时，理宗曾赐鞍马”。景定三年（1262）授权工部尚书兼侍读。一生“前后四立朝”，曾仗义执言，抨击时弊，弹劾权臣，仕途几上几下。
  刘克庄是最早的普及读物《千家诗》的编选者。《四部丛刊》收《后村先生大全集》196卷，系影印抄本；词集有《宋六十名家词》本《村别调》1卷；当代钱仲联有《后村词笺注》4卷。
  吴源（生卒年未详），字性传，莆田人。孤儿，自学成才，“力学通经，尤深于《易》，悖礼好义”，举为泉州路训导。洪武三年（1370），又以明经授兴化教谕，迁府学教授。
  十三年（1380），以“学精德迈，智志过人”。因户部尚书范敏推荐，奉诏征调至京，任命为四辅（京畿辅郡）官兼太子宾客（太子首席属官，正三品，职位仅次于公侯都府）。吴源每次讲道时，总是强调，治政清明必以得贤才、敦教化、养黎元为图治之本，甚为明太祖所嘉纳。
  吴源请老归里后，朝廷选公侯子弟进国子监学习，司业缺员，生徒无所取法，太祖念吴源其贤，特诏请其速来讲道授经。吴源再次赴京，授国子监司业，未几卒于官。一名教官，两度奉诏赴京执教，为皇上所敬重，实不多见，足证其贤能之至。明代朱元璋，这个游方僧出身的开国皇帝，建国初期迫于对人才的渴求，重视教育，重用学官。前举两度诏令莆臣吴源进京执教。
  著有《至正近记》、《托素斋集》。
  林长懋（生卒年未详），字景时，明代莆田人。唐九牧林蕴后裔，其父林献中曾任泉州府训导。于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举乡试，任南昌教谕、青州府（今山东益都）教授。
  永乐十八年（1420）任翰林编修，为皇太孙（即后来的明宣宗）侍读。由于皇太孙喜好狩猎，长懋劝他不要玩物丧志，遂为皇太孙所嫉恨。林长懋因为刚正不阿得罪当权者，被锦衣卫逮捕入狱，被关押达十年之久。虽然身陷囹圄，但他未尝忘记学习。
  明英宗即位，大赦天下，林长懋出狱，并任平乐通判，知泸州。在任期间，长懋勤政为民、廉洁奉公，并大力发展教育，政绩很显著，得到了百姓的爱戴和拥护。林长懋居官自奉清俭，非常节俭，相传他早晚餐只吃盐菜，人称“林盐菜”。
  无嗣，60岁时卒于家。后人立庙祀之。
  林环（1375～1415）字崇璧，号絅斋，莆田城内赤柱（今城厢区英龙街）人。明永乐四年（1406）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升侍讲。预修《永乐大典》，为《书经》部分总裁官。《永乐大典》是一部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它集经、史、子、集，百家之书分类汇为一编。
  所采书籍自先秦迄明初，达七八千种，里面有很多宋元以前的孤本秘籍。全书包含文学、艺术、史地、哲学、宗教和应用科学等方面内容。全书22877卷，约3.7亿字；比法国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和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要早300余年。人员虽多，但福建仅只有4人参与编纂，除林环任命为总裁之外，另外三位均是副总裁，分别是长乐的王恭、永福（永泰）的王称和侯官（今闽侯）的王褒。
  林环曾两次出任会试考官，所取多为真才。林环识略过人，通晓世务，深得成祖器重；他还善诗文，工书法，擅长狂草。著有《絅斋集》。
  林文（1390-1476）字恒简，号澹轩，莆田城内后塘赤柱巷（今城厢区英龙街）人。林文是状元林环的表弟。宣德元年（1426）乡试中举。宣德五年（1430）会试第十六名，殿试高中探花后，授翰林院编修。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参与修撰《宣宗实录》，书成，任翰林修撰，升春坊谕德，兼翰林侍讲。正统四年（1439）修成《历代君鉴》。正统七年（1442），修成《天下郡志》。明宪宗即位，升任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读学士。林文曾两次出任会试考官。景泰三年（1452），升左春坊左谕德兼修撰。第二年修《历代君鉴》，书成，升左庶子兼侍讲。景泰七年（1456）修《寰宇通志》成，升庶子仍兼侍讲。天顺初年，因他在景泰时期曾为东宫讲官，遂改尚宝卿兼职如旧。当年皇上在东宫时，林文为讲读官，英宗很是器重。天顺八年（1464），宪宗即位，林文又以旧讲读官升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读学士。
  林文87岁时卒于家。赠礼部左侍郎。谥襄敏。
  著有《澹轩文稿》等。他的书法也很有特色，所以经常有人向他索取书法作品，他也有求必应。
  柯潜（1423-1473），字孟时，号竹岩，莆田人。柯潜气质独特，颖异过人。他七岁能写诗，15岁会作八股文，誉满乡里。民间相传他窥见壶公山神而“聪明花”大开。正统九年（1444）以乡试第一中举。
  景泰二年（1451），他考中状元，先后做了翰林学士，国子祭酒。凭借“高才远韵，清标粹学”而闻名于世。
  代宗景泰三年（1452），柯潜为东宫太子朱见深之师。教读太子，多为内阁宰辅担任，并称东宫三师。成化六年（1470），诏为国子监祭酒，修撰典籍，主持科举考试、执管皇帝印章，做东宫皇太子的老师，天顺四年（1460）十二月，英宗命潜充东宫讲读官。成化四年（1468）戊子二月，上特命柯潜日侍经筵讲读。
  景泰七年（1456）丙子主考应天乡试。英宗天顺四年（1460）庚辰主考礼部会试。天顺七年（1463）二月，英宗命礼部侍郎兼学士陈文与柯潜共同主考会试。成化元年（1465）乙酉八月秋闱，柯潜又奉命主考应天乡试。宪宗成化二年（1466）丙戌殿试读卷官。柯潜一生多次出任乡试、会试考官，拒受请托，拔擢公允，秉公办事，不事权贵，声望日隆，饮誉朝野。可谓“录成称得人，为天下先。”
  著有《竹岩诗集》、《竹岩文集》等。集凡十八卷，诗四卷，文十四卷。
  郑纪（1433—1508），字廷纲，号东园。仙游县文贤里上郑村（今仙游县度尾镇埔尾村）人。天顺四年（1460）二甲进士，历任国子祭酒、输林庶吉士，经廷同考官、浙江按察副史、南京左通政、户部侍郎、大司徒等职。一生厉经英宗、宪宗、孝宗等三朝，人称“三朝元老”。明中叶，国家出现经济危机，郑纪提出《备荒六事》，建议朝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以丰补歉，从而根本解决了明中叶的朝廷经济危机。因此，郑纪在史上被誉为“经济民臣”。
  乡居期间，纪兴学耕，植树造林，并倡建鹿鸣、步云、登瀛、朝天、卧龙等5座桥梁。还革除里役私弊，做了没少好事。明孝宗即位，郑纪受旨复出，任经筵同考官。礼部会试，有位同考官授意郑纪共同偏袒一位国戚子弟，郑纪断然拒绝。后升任浙江按察司副史。任职间，郑纪“提学奖，拨幽滞，杜绝请谒”，还采取“禁浮屠、毁淫祠，役学地”等措施，端正世风。他还疏劝孝宗“御经筵、近儒臣，论圣学以正心为妥”，得以采纳。纪一生清廉，常教诲儿子“富贵非可求”。在任国子祭酒时，司礼监陈宽想拉拢他，被他挋绝。学馆里膳费千多两，典簿按照旧规将余银送给郑纪，也被挋绝。
  弘治元年（1488）孝宗即位，奉旨复出，入侍经筵。适逢礼部会试，受命为考官，严正考风。任浙江按察副使提督学校。
  目睹宪宗宠信奸臣，朝政腐败，不顾杀身之祸，上（太子十策）奏章，建议宪宗“远奸邪，任忠良，兴礼教”，不被采纳，愤然辞官。
  弘治十七年（1504）八月，再乞致仕，命升南京户部尚书给驿还乡。
  郑纪归隐故里20余年，享年76岁，卒后赠户部尚书。
  郑纪工文辞，尤长于诗，著有《归田录》、《东园文集》。
  彭韶（1430-1495），字凤仪，号从吾，莆田涵口（今渠桥乡港利村）人，后移居于城内朱紫巷（坊巷）。天顺元年（1457）成进士。授刑部山西司主事。他议论时事，不避权费。成化二十年（1484）四月，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苏、松、嘉、湖等府，为政清廉，持大体。吏民畏之，不敢犯法。弘治元年（1488），孝宗即位，召为刑部右侍郎，命他兼任金都御史，整理盐法。他疏陈利病六事，悉允行。弘治二年（1489）秋，还京，转吏部左侍郎。五年（1492）升任刑部尚书，侍经筵。
  弘治六年（1493）三月，廷试进士，命韶充读卷官（官名。科举考试中殿试阅卷官员之称。由皇帝钦点大臣充任。始称于宋，明清沿置。古代殿试进士，由皇帝钦点大臣为读卷官阅卷。“用翰林及朝臣文学之优者，为读卷官”（明代设十七人，以内阁、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正官及詹事府、翰林院堂上官充任）。
  不久，因病乞求致仕，连上三疏，始得允。弘治八年（1495）卒，终年65岁。
  赠太子少保，谥惠安。有《名臣录赞》、文集等行世。
  吴大田（生卒年不详），字绍曾，莆田县人。他自幼工于诗书，与天下学子一样，想走考举求取功名之路。至正德戌辰（1508），吴大田正要启程去会试，却传来官府补他为河南扶沟县学教谕。他隐约感到命运在捉弄人。至此，吴大田才悟出“有教无类”并非一定要走会试出仕之路的深意，他只好认命了。
  吴大田自己是个勤奋好学之人，他教育学生亦十分认真、严谨，从教三年，所教学生大多得中举人，他因此声名大振，县尹也对他另眼相看，并上报礼部使之受到表彰。这时，恰好明皇族兴献王（正德皇帝的叔叔），正为幼儿朱厚熜选伴读犯愁，礼部遂将施教有方的吴大田举荐到兴献王府。朱厚熜是个十分顽皮的孩子，以前请了几个老师都因无法管束而丢了饭碗。也许是一物降一物，在吴大田谆谆诱导下，短短数年间，朱厚熜学业上颇有长进，兴献王极为满意。吴大田调入翰林院，任编修。
  其后，朱厚熜捷足登上了皇帝宝座，成为明朝第十一代天子，是为世宗，赐号嘉靖，乃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吴大田以世子伴读扈从入官，晋升为太常寺少卿。
  康大和（1507-1577），字原中，号励峰，莆田人。他少年聪颖，笃志好学，被人誉为“神童”。七岁丧父，靠母亲的针线活赖以维持一家四口人的生活。他在赤岐山狮子洞发奋读书，名列前茅，颇受老师器重。明嘉靖十四年（1535）高中二甲进士第九名，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
  康大和知识渊博，治学严谨，授翰林院编修；后升迁南京工部尚书。嘉靖二十年，康大和补任同考试官。嘉靖二十八年，迁任右春坊右谕德（太子的老师兼秘书）。嘉靖三十二年，主持会考试举，是年迁升侍讲学士，视院篆。
  他为官清正，勤政爱民，为人朴素憨厚，秉性耿直，绝迹权门。
  其道德文章为世人所推崇，被誉为一代宗师，明神宗御赐对联：“勋业敢华夙负三朝重望，文章道德允为一代宗师”。
  他致仕后应邀续修郡志《兴化府志》，著有《砺峰集》。
  陈经邦（1537-1616），字公望，号肃庵，莆田县城厢庙前（今长寿街大宗伯第——陈经邦官拜礼部尚书时，以“宗伯”作为尊称。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人。
  经邦少年中秀才，遂于仙游竹庄主家开馆教塾，以广学识。嘉靖四十四年（1565），经邦进士及第，选庶吉士。隆庆初年，授编修，选任东宫讲读官。神宗即位，经邦进讲经义，明白恳切，音吐洪亮，仪度庄雅，进退雍容，深为经帏儒臣所瞩目。神宗亲书“责难陈善”四字赐他，称他为“白面书生”。
  万历四年（1576），经邦迁任左谕德，掌坊事。旋即，奔父丧，归里守孝。期满返京，升任侍读学士，掌院事，又升礼部侍郎，加太子宾客，转吏部左侍郎，改掌詹事府，教习庶吉士。
  万历十一年（1583），经邦升任礼部尚书兼学士。是年，礼部试进士，他校阅试卷，所取多知名之士。万历十三年（1585），兴建寿宫，因意见和宰辅不合，被刑部主事俞显经所诬陷，于是，经邦上疏乞休归里。
  经邦在家30年，常应聘于明宗书院、石室岩讲经传学，世称国师陈经邦。万历四十四年（1616），经邦卒于家，享年79岁。
  赠太子少保。著有《群玉山房诗集》、《陈尚书疏议》二卷、《东宫讲章》及《经筵讲章》各十五卷行世。
  黄起有，字应似，号改庵，大约生于万历十六年（1588）前后，卒于康熙七年（1668）之后。莆田城关东厢东里巷人，为“闽中文章初祖”黄滔后裔。
  思宗崇祯元年（1628），莆阳举子黄起有等五人赴京应省试，俱中进士，起有为二甲十三名；授为翰林院编修，故直修起居注。继而升国子司业，署祭酒事，训课规程。明代国子监只有祭酒、司业以翰林官为之；以官而兼师，总国子、太学、广门、四门、律、书、算七学。其后，起有又历任詹事府左中允、左谕德（太子教读官），侍经筵日讲，掌制请。
  起有尝回莆省亲，并应邀撰写《天后显圣录序》，盛赞妈祖：“故至诚感神，理有必然。响应之灵，实不可度、不可射之妙。”
  起有著有《慵山诗集》。《兰陔诗话》云：“改庵善草书，得古人笔法，晚与诸遗民唱和，镂本流传，亦玉山雅集之流也。”《莆田历代书画选集》载其：“善草书，苍秀轩翔，绝得古人笔法，世人争珍之。”
  1668年以疾卒，享年八十二岁。
  周如磐（1567-1626），字圣倍，号镇庵，莆田连江里清浦（今莆田黄石镇）村人。幼年丧父，由寡母养育。同胞弟如砥，字圣坦，家居与寡母相依为命，兄弟俩性喜孤独，极少结交，一心于翰墨，好学不倦，寂寂寥寥清江居，年年岁岁一床书。家境窘迫，为了糊口，由族长举荐，如磐离家到福清蒜岭，在一户仕宦之家当塾师。他外表秀伟潇洒，为人不喜夸饰，教书学问贯通，议论风生，言谈所及，出入经传，出口即为妙文。
  万历二十六年（1598）中进士。以文章秀美，切中时弊，选翰林庶吉士，授检讨。
  由于学识渊博，奉命为太子（光宗）常洛与选侍王氏所生的第一个儿子由校（熹宗）讲经；协修朱氏王朝皇家家谱，受到神宗称赞。不久，升任少詹事兼侍读学士。以后.又提拔为南京国子监祭酒。万历三十五年（1607），礼部会试，与丁绍轼同授首席阅卷官，注重提拔直陈治国利弊的忠信可贵之士。
  万历四十年（1612），诏令为江西乡试主考官，转右庶子。任上应对机敏，言辞得体、尽职尽责，为政有声名。升南京国子监祭酒，训导士子，堪称师表，得到神宗宠爱，升少詹事兼侍读学士。万历四十年（1612），如磐为政有声名，升南京国子监祭酒，再升少詹事兼侍读学士。
  熹宗天启元年（1621），周如磐升礼部右侍郎，纂修玉牒，任经筵日讲官，为《神宗实录》、《光宗实录》总裁。随后调任太子宾客，吏部左侍郎，主持部务。
  天启六年（1626），熹宗晋升如磐为太子太保，文渊阁学士，入阁为首辅。终因操劳过度，心力交瘁，乞归。未出京城大门而卒，未出京师大门，忽卒，年六十，赠少保，谥文懿。邑人在莆城南门内建“燮理元臣”牌坊，予以纪念。
  著有《澹志斋集》。
  诗意木兰溪
  闽江、九龙江、晋江、汀江、赛江和木兰溪这“五江一溪”，被誉为是福建的母亲河。确实，木兰溪是莆阳数百万百姓的母亲河，她于2017年入选“全国十大最美家乡河”。也许因撰写《莆仙名人诗歌赏析》、《莆田诗咏》（古今诗歌选注）、《莆阳名篇选读》（含诗歌），逼迫自己在“文献名邦”的诗词瀚海里畅游几番，所以，对莆阳母亲河木兰溪的那些诗咏情有独钟，印象特深；但也颇有一些困惑与纠结，主要就是对如今选辑的木兰溪诗选，几乎总是关注于干流，尤其是中游的木兰陂段，而对其风姿卓绝的上下游和潭、谷等等，却“熟视无睹”。侧重点主次分明固然没错，但总有缺漏遗珠之憾啊！
  地理知识说明：木兰溪（仙游境内也称兰溪），发源于仙游县西苑乡仙西村黄坑桥头（附近还有一处海拔比它高约几百米的仁山寨源头，可能更应列为木兰溪的发源地）；一说她发源于德化戴云山脉余支的笔架山。其支流有三会溪、大目溪、古濑溪、文殊溪、中岳溪、溪口溪、大济溪、龙华溪、苦溪、柴桥头溪、仙水溪、延寿溪（上游称九鲤湖溪）等等，分别在不同河段汇入木兰溪；木兰溪在华亭镇的俞潭进入莆田地域，下游在常太乡境内称莒溪；以下称延寿溪（又称南萩芦溪），其后经涵江涵坝汇流进木兰溪。木兰溪一路穿行，直至涵江三江口注入台湾海峡的兴化湾，干流全长105公里。其中，当数九仙溪、龙华溪、大济溪、延寿溪，以及木兰主干溪，流程最长，流量最大。但不管怎么说，“掐头去尾”，仅仅拎出主干来取代全体，总是不妥当的吧？
  从仙游的深沟密林中逶迤流淌的九溪、仙水溪、龙华溪等，一路穿山越谷，跌宕曲折，时而飞流直泻、跌落深深的碧潭；时而蜿蜒曲折、盘旋于座座茶山梯田，款款偎进木兰溪干流的怀抱。前人谓木兰溪是虚怀若谷、汇合了“三百六十涧”归而为一，所以能成为浩浩汤汤的莆阳母亲河，跻身福建省八大江河之列。
  明代御史郑洛书《木兰晚泛》诗云：“兰溪归路晚，欸乃棹声喧。掌鹭依沙聚，啼鸦绕树翻。山容全暗淡，野色渐黄昏。仰见林端月，纤纤露一痕。”木兰溪的名字，也与“开莆来学”文化密切相关。据传郑露奉召入仕时，乡亲们纷纷在木兰山（位于莆田城厢南面）下的溪边为他送行，并采集了他平生最喜爱的木兰花瓣；花瓣纷纷扬扬地飘洒在船头、水面，表示百姓感念他对莆田开化的先驱者贡献，于是随之就也把这条溪称为“木兰溪”。
  其实，许多地方的美景胜地，往往在峡谷悬崖险要处。延寿溪发源于仙游钟山，营造出“堪称东南一绝”九鲤湖景区。而九鲤湖最负胜名的九漈瀑布，或飞流直下，或喷珠溅玉，汇成近2公里长的九龙谷幽湖。徐霞客赞美曰：“湖不甚浩荡，而澄碧一泓，于万山之上，围青漾翠。”“湖穷而水由此飞坠深峡，峡石如壁，两崖壁立万仞。水初出湖，为石所扼，势不得出，怒从空坠，飞喷冲激，水石各极雄观。”还总括评价“即匡庐三叠，雁荡龙湫，各以一长擅胜，未若此山微体皆具也！”聪明的仙游先民，仍把许多特别深幽的水面称为“潭”，例如俞潭、仙潭、黑潭、青龙潭、白龙潭、龙窟潭、虎啸潭……
  古代许多文人墨客，也多把目光聚焦于木兰溪的山涧、石门、绝嶂、万壑，他们“开门见山”地写道：“流泉泱泱触溪鸣，峰顶遥听急雨声。”“古松流水闻棋响，绝磴悬崖见鹿过。”“更爱石门新受月，满窗凉影写垂萝。”“松萝藤蔓葺为庐。鵁鶄溪上闲相傍”“晨风吹花去，山云带雨来。何须寻海外，此处即蓬莱。”
  至于九鲤湖的飞瀑咏诵等，大家耳熟能详，这里就从略，不再赘引啦。
  延寿溪段是木兰溪的精华所在。她不仅有景色之胜，更有人文之盛：满眼碧流红荔，渔舟白鹭，且为一流文人学士荟萃的“锦绣堆”。
  徐寅、蔡襄、刘克庄、黄仲昭等等墨客诗人都曾留下足迹；刘克庄还把延寿做为长眠之地，留下“门外青山皆我有，从今不必呼徐潭”的传说佳话。”
  请看传说的唐代状元徐寅的《游绶溪》（回文诗）吧：“轻航数点千峰碧，水接云山四面遥。晴日彩霞红蔼蔼，晚天江树绿迢迢。清波玉浪泉当槛，小径松门寺对桥。明月钓舟渔浦远，倾山雪浪暗随潮。”
  清代邑人郑远芳所辑的《莆阳二十四景古今名人题》，收有北宋名臣蔡襄的《听雨轩》诗：“碧水沧茫起溟烟，波原远近各蒸然。晨光埋没清溪里，暮霭迷蒙古渡边。螺黛新妆微雨候，鲛绢轻撒夕阳天。渔歌互答长桥畔，野馆寒灯夜未眠。”
  明代著名史学家黄仲昭，曾在延寿村清水岩佛寺读书；其《绶溪秋月》云：“忆昔曾同泛烟艇，特访绶溪良夜景。皓月合秋镜一轮，晴波漾彩金千顷。……”
  清代邑人林津《泗水潆洄》诗曰：“一轮月浸一波流，岸畔绿杨好系舟。万顷桑麻连沃壤，数行鸥鹭起平洲。烟波带雨溪痕腻，云水含睛野景幽。万里泉源长浩瀚，翠华山下灌田畴。”
  有的诗篇还是一幅诙谐活脱、充满情趣的风俗画。例如清代编纂《兴安风雅汇编》的邑人李光荣笔下的《绶溪钓艇》：“延寿桥阴系钓篷，携瓶上岸数青铜。渔婆结网喃语，沉醉终宵此老翁。”著有《峩雪堂集》的邑人方元俞《绶溪钓艇》云：“绶溪漂泊尽渔家，泛艇中流傲晚霞。桃浪流红肥鲤鳜，荔枝倒影饵鱼虾。钓竿自具烟波趣，蓑笠不妨风雨斜。依岸得来多换酒，黄昏醉倒兴奚奢。”林津《绶溪钓艇》云：“最爱绶溪水清涟，渔舟泛月水吞天。垂纶钓得鲈鱼美，不脱蓑衣醉酒眠。”
  木兰溪下游，则另有一番风华之妙，尤其是三江口一带。
  欣赏一下明代莆田著名诗人佘翔的涵江《三洲十景》的“自注”吧——余家三洲上，大海浩森，自东来西，接木兰、泗华二水，盖郡北一奥区也。南有宁海桥甚巨丽，桥北东旧置烟垒，明斥堠。升平日久，有老树亭亭，盘其上若飞，盖是曰“烟墩孤树”，景一；吉样寺当桥北，囊山僧主之，每晨夕钟声隐隐从风外度，是曰“海寺疏钟”，景二；洲北有白水塘，汇诸水东入海，渔者撒纲如错，往往闻扣舷欸乃声，是曰“白水渔歌”，景三；东西皆大堤，有薜荔、蒲苇、菱芡之属，足供樵采，是曰“沧洲樵隐”，景四；自白塘南来六桥，蜿蜒相望，虽佳丽稍逊西湖，而月下行游，若驾晴虹而窥明镜，亦足称胜一方，是曰“六桥夜月”，景五；三江当海右之冲，大风吹浪不知来几千里白雪皑皑，疑为广陵八月涛也，是为“三江雪浪”，景六；地宜榕，居人多植之以屏，东北扶疏轮困囷，好作怪状，其根盘踞若龙虬。溽暑坐其下，风飕飕来袭人，是曰“榕阴连陌”，景七；洲中多涧水，每春夏之交，飘荡落花，红白相映，令人有桃源间想，是曰“涧水流花”，景八。惟是八景，平楚苍茫，点缀村落。先辈诸公多所标题，惜其诗帙不传耳。余薄游归日，游戏其间，尝叹曰：“是天假我以吾土之信美也，即此消遥若斥，鴳足以自老，奚必九万里而南为！”……
  再且听听当代散文大师郭风的观感与评价吧。他在《〈涵江记胜〉序》写道：
  三江口不仅在中外交通和经济建设上具有特殊的地位，是处的自然景致也颇为可观。我第一次到三江口时，还是一位少年，当时所见景色，至今印象犹新。涵江市区不仅仅是本区经济、文化、政治的中心。市区沟渠纵横，水道上架以古色古香的桥梁，还有天后宫和其他古庙宇，远处便是兴化湾和大海，我总感到这个市镇有东方威尼斯的意趣；所以，在我看来，涵江市区也是一个别有情调的风景区。去岁返乡，去看了白塘，去看了宁海桥。“白塘秋月”、“宁海初日”，各是莆田二十四景之一。
  我到白塘时，虽然不是中秋佳节的夜晚，看不到秋月倒影于塘水的佳景，但见水面辽阔，壶公、九华、古囊以及天马倒映水中，山光水色，极饶画意。这白塘其实是古代的一项水利设施，这二项胜地充分地体现涵江地区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对于“白塘秋月”和“宁海初日”之胜，其实先贤也早有歌咏。诸如佘翔所咏——
  《宁海观澜》：“海上晴虹驾作桥，云连蜃气望迢迢。三江日暮涛声起，不数广陵八月潮。”《三江雪浪》：“海门烟雾深，忽见秋涛起。欲折扶桑枝，乘潮去万里。”
  《六桥夜月》：“仿佛西湖上，烟波锁六桥。美人明月夜，好泛木兰桡。”
  还有明代诗人吴德昭的《新桥夜泊》：“水满江干月色遨，画船夜静泊新桥。舟横苇岸明渔火，客语篷窗候晚潮。野渡无人才系缆，隔江有众共歌讴。”
  清代名家也不逊色，且听陈池养的《孟夏小住涵江宗兄范十五山林》：“天生结构在层河，是处群夸安乐窝。无数远山生变态，几弯流水漾轻波。开花子结庭前荔，张盖茎抽沼内荷。乘兴偶然思小住，春光入夏正清和。”
  大书画家郭尚先题写“白塘秋月”的七律，也许是写得最精彩的一首：“晴波皎浩挂蟾光，照彻深宵漾白塘。玉镜平铺秋浦阔，银河远浸夜珠凉。露湿蒹葭水一方。有客吹箫移桂棹，潜蛟舞罢影茫茫。”
  二十四景之一的“宁海初日”，也许乃“篇末点题”，为滚滚入海的木兰溪画上一个完美、磅礴、通红的句号：“天鸡催落潮，澎湃撼桥石。破门涌金轮，洗出海天赤。”
  总之，木兰溪诗选应当全面着眼，力求体察、反映其全貌和整体风貌。这样才不至辜负了这条千姿百态、诗意盎然的莆仙百姓的母亲河。
  《莆田通讯》2018.10
  千年驿路一脉情（摘要）
  小序：江口背山面海，蒜溪穿行其间。诚如明代史学大家周瑛在所撰的《兴化府志幼赞曰：“夫溪与海相出人，山与水相吞吐，是谓冲阳和阴，血肉相恋，此秀气所以结、人材所以生也。……海风长吹，鼓我真气”。风光旖旎，物宝天华。远至唐宋元，近到明清民国，历朝历代本邑和外地诗人，经过驿道到江口游览观光或途次投宿于古刹禅院的达官名士、文人墨客，都留下了美好的诗篇或题刻。如唐代的黄滔、翁承赞；宋代的蔡襄、刘克庄、朱熹、黄公度；明代的曹学佺、柯潜、何乔远；清代的郑善夫、郑王臣、俞荔、林津等名家，真可谓“驿路梨花处处开”。
  本文以驿路和诗咏作为线索，串联起千余年来江口丰厚的文化积淀，展现在这块美丽乡土生活和发展的百姓和名人的动人风采。
  宋代开始，莆田行政区划升了一级，由县而“军”（明清称“府”）。兴化军的行政升格，标志着莆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莆阳经济和文化教育突飞猛进，甲于八闽，无愧于“文献名邦”、“海滨邹鲁”。这其中，作为大动脉的交通（当然包括驿道），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蒜溪，位于江口镇东部边缘，发源于莆田涵江区泗洋与福清东张镇金芝，全长31千米，是莆田萩芦溪的一个支流，流域面积29平方公里。东与福清市新厝镇交界，南滨临兴化湾，西南与萩芦溪相连，北接福清市凤迹村，境内称灵溪。灵溪上游称三叉河，下游曰蒜溪；灵溪在风迹境内由下坂溪与大溪汇聚而成。它是锦江的上游，又地处福清凤迹灵溪的下游。溪流经斗底洋村（今东方红水库底），入官庄村逐变宽阔平坦，一路向海，至双霞溪与萩芦溪两水交汇，在入海口咸淡交冲，成双龙戏海之势，径奔兴化湾。
  蒜溪上游有“三门井”瀑布，位于距今7400万年的晚侏罗纪中晚期的古火山爆发口，旁有闪烁岩为证。火山口为近圆形的凹地，直径2.5～3公里，面积约4.5平方公里，形成向东南开口的流浆路一一大峡谷，旁边耸立着山势崔嵬的魁山和玳瑁山。
  溪流清水平如镜，溪中鱼虾嬉戏，水草摇曳，岸上垂柳依依，鸟声啾啾，一年四季都充满了“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诗情画意。蒜溪，源远流长，如彩练，如纽带，串起两岸的无限风光——凤迹灵溪宫、东方红水库、鼓峰涌源寺、蒜溪生态园、东岸的官庄村、东大村（东源村与岱岭村）、大东村、莆江村，西岸的上后村、顶坡村、园下村、园顶村等，把8个美丽村庄拥入怀中。
  江口的山川古老又年青，她一路从蛮荒远古走来，成长壮大。1989年2月，莆田县地质普查发现，江口有商周印纹陶文化遗址25处，蒜溪畔蒲坂山为其中之一。这一当代考古最新考正还说明，江口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远祖先民在此卜地而栖。1984年，蒜溪沿岸蒲坂中学新建校舍清基时，在尚阳山的这一支脉又发掘出一批新石器时代的陶片、石奔、石刀、石斧、石箭镞等。这些遗物的出土表明，蒜溪流域先民在2500-3000年前就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衍。这些丰富的远古遗存，与江口特殊的地理方位紧密相关。江口，顾名思义，它是溪流奔朝向海口的二者交汇之地；而有溪流也说明它与山峦比邻。一个靠山面海、山海同怀的钟灵之地，必然物产丰富，易于生存和发展。所以，在莆田各个乡镇之中，江口当仁不让地属于“早熟”的文明与文化开化区域。
  如果你是乘坐福厦动车来江口的，当列车穿过蒜岭石马山隧道，大岭自然村大岭宫的北极殿梁上，有两块熏黑的神秘牌匾：“天之枢纽”、“地之经纬”。这贯穿古今、勾连四方的“枢纽”和“经纬”，恰好言中了江口的重要地理方位特点。
  《闽通志》《闽都记》等方志皆云：蒜岭在县西南光贤里。旧志载，蒜岭驿在光贤里，又名草堂山；山形如蒜瓣状，因名。上接宏路，下通莆阳；东望涨海，弥漫无际。岭头旧有照海亭，东有翁承赞庄并昼锦亭。
  “道路是国家的血脉”，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说得明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当然，驿路的功能远不止于此。它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军旅之路，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求学之路，是莘莘学子的宦游之路，是南来北往、探亲访友之路，等等。所以所谓驿道，就是中国古代陆地交通主通道，主要用于转输军用粮草物资、传递军令军情的通道。福建的驿道唐代已有之，据唐代杜佑的《通典》记载：“长乐郡（福州）西南至清源郡（泉州）五百里，又西南至漳浦郡（漳州）六百里”。其路线大致是由福州溯闽江至方山后，沿着戴云山脉支脉前缘低山丘陵往南走，经福清西北、莆田、仙游，然后由泉州北门入城，再经过南安、同安，随后南渡九龙江到达漳州。这条陆路为当时商旅往来行走的主要沿海道路。驿道逢山开路，遇水塔桥，十分艰险。据《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记述：“唐凡三十里（约14公里）有驿，有长，举天下四方之所达，为驿千六百三十九，阻险无小卒镇戍者，视路要险置官焉。……每岁上其死损肥瘠之数。”民国初出版的《道路月刊》曾这样描述道：“闽省腹地，山脉绵亘，道里崎岖，鸟道盘纤，羊肠迫隘，陆行百里，动须旬日”。这就是福建古代陆路交通艰难的真实写照。
  直到清代，据《福建省志·交通志》记载，福建所辖的9个府、2个直隶州、58个县中，设置59个驿站，由福建福州三山驿通往省外的驿道共有5条；其中沿海驿道从福州三山驿开始，至漳州府诏安县南诏驿，止于广东潮州饶平县交界，全长930里，约合今536公里，走向基本和海岸线平行。途经兴化府莆田县莆阳驿。
  据《莆田市志》与《莆田县交通志》载，唐代起莆田有五条古驿道。其中主要的一条“大动脉”是福兴泉驿道，简称福泉驿道。它北起福州，南抵泉州；莆仙境内长达60多公里，路宽4米，可供舆马并行，规格相当之高。相对而言，莆田的驿路交通情况要好得多。其江口路段是至囊山寺前至东田，上烧灰山入迎仙驿（江口观后村），过迎仙桥穿过溪东山后，经后俞（上后）入大岭村，又翻过福莆岭，与福清蒜岭铺相接。因而囊山佛教大刹便被朝廷利用为驿站。明弘治《兴驿化府志》：“从莆城拱辰门北出至江口桥中止，其路皆砻石铺设。”清乾隆县志记载：“路原广一丈二尺，舆马得以并行。”这条福莆岭两侧原石磴驿道，经新厝镇境内“武当别院”，至“光贤亭”北踅，翻越福莆分水岭，经“入莆第一村”东大村，进入莆田境内第一驿“迎仙驿”地界。驿路必经的咽喉要冲江口桥，横跨在萩芦溪下游海口两岸、龙津古渡上。未建桥前，设置龙津渡，亦叫迎仙港，故称迎仙渡。因这里有通应庙，又称通应港，简称“港口”，后莆田话谐音转称“江口”。江口桥初名龙津桥，又名尚阳桥。宋时，江口始建制，名迎仙市（址在如今石狮村之外楻）。宋绍熙三年（1192）的《莆阳县志》载：“已有江口桥，江面宏阔，中有盘石突起如平地，名叫寨仔里，上有人家及观音亭。”江面中隆起一平地，住有人家，并建有“水中寨”。神宗熙宁四年（1071）在蒜溪入海处江口大院顶建迎仙寨，并设迎仙署巡检司。宋元佑五年（1090）【一说绍熙三年（1192）】，于蒜溪与萩芦溪汇合处——龙津渡口，建造石桥，名江口桥，亦称尚阳桥，明代以寨为界，寨南（桥南）属莆田县管，桥北（桥尾）属福清县管。
  桥梁是工程的实体，也是文化与科学的物质体现。它融生活实用性、观赏艺术性、人文纪念性为一体。古代江口桥梁，显示出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巨大的文化创造力，也体现出闽中文化独特的地域特征。江口古来水网稠密，河道纵横，沟壑如织。现在在石桥原墩上改建为公路桥，长97米，宽4.8米，9墩10孔。
  江口设有迎仙驿（当时称为“待宾馆”，古志载：“唐之待宾馆即宋之迎仙驿”），说明此处古时就是“路要险置官焉”之重要节点。驿铺主要用于传递文书和接待来往官员。明弘治《兴化府志》载：宋之迎仙驿，即唐之待宾馆。这是见于记载的福建最早的驿馆。当时，江口隶属于莆田县唐安乡待贤里。此地山水相连，江海交汇，因此路多桥多。穿境而过的古驿道，让南来北往的官吏邮差、渔樵士子、贩夫走卒，沐风栉雨，接踵而过，在那五花石铺砌的石板路上，留下了一个个匆匆而又踏实的历史脚印。
  誉称莆田北大门的江口，其驿道、驿馆也是熙熙攘攘，门庭若市。
  南宋，莆田第一位史册明文记载的状元黄公度，也早早从驿路赶来啦，也与江口接轨了。面对一路风光胜景，他忘掉疲劳，诗思无边，其《岭道中偶成》吟道：“驿楼鼓歇曙苍苍，行傍花阴晓露香。独倚征鞍探胜景，无边诗思搅人肠。”
  宋词大家刘克庄途经蒜溪，也留下多首诗篇——
  《蒜溪》：“日烁千山草树然，海乡极目少炊烟。蒜溪一脉涓涓水，只绿庵西数丈田。”
  刘克庄笔下的蒜溪，流水潺潺，涓涓而来，犹如世外桃源。
  老年的他，还曾乘兴登上囊山辟支岩，写下《九日登辟支岩，过丁元晖给事及仲弟新阡》，抒发深深的人生感慨……
  可见，当时蒜岭一带算通衢要道，治安较好。岭头的一片静谧之中，弥漫着松气、海声，尚有几分诗意。
  明代的著名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游闽时，慕名登福莆岭，沿古驿道一路考察山川地貌形胜。他叙述道：“过蒜岭驿，至榆（渔）溪。闻横（宏）路驿西十里，有石所山，岩山最胜，亦为九仙祈梦所。”蒜岭与大岭分处福莆岭两侧，都是徒步远游的徐霞客的必经之处。徐霞客还对蹬道作如下描述：“蹬路曲折，木石阴翳，虬枝老藤，盘结危石倚崖之上……”
  作为江口驿路的关键节点、交通枢纽的尚阳桥，当然是诗人不可或缺的咏诵对象。明初翰林检讨朱应的《尚阳桥》写道……
  说起明代的江口，就不能不提起兴化知府岳正修桥之业绩。前人常常把修桥铺路作为行善积德衡量好官、善人的重要标准，而江口也不乏这样的人物。他们的善行、业绩至今还流传不息。……
  岳正亲自撰写了《重修江口桥记》铭刻于碑。成化三年，又是受人诬告，岳正被逼离莆。不久，他便辞官返乡。回家后一直过着窘困生活。“三年岳知府，家计何萧疏”，形成鲜明对比。岳正逝前一年，兴化人民念念不忘，已于他兴建以防涝的城内小西湖旁，立生祠纪念，匾额榜称其“名德殊勋”。“毕竟人民最公道”啊！
  “三年任知府，九座利民桥”——这是莆田百姓对岳太守的称赞口碑。正如林文《岳公桥记》所载：“公来莆，兴民利最多”。岳正任兴化知府五年，笑视非议，连续兴建一批惠及民生的桥梁、水利设施，仅路桥达九座。因触犯豪绅利益，被毁谤而提前致仕。然而，其写在莆田大地江河上的三年政绩，泽披民生五百年！
  悠悠时光，脉脉风情。请听听清代诗人佘翔对江口道路的若干咏诵吧——
  《江口道中》……《蒜岭道中》……莆田清代诗人兼学者郑王臣的《兴化道中》，抒发了同样的异地返乡的特别欢欣之情……后人写的顺畅经过江口驿道的诗篇，还有陈延彬的《江口道上》……这首诗抒写了从外地回家、即将晤面亲人和“乡语渐亲”的喜悦心情。
  江口桥不但方便于交通，也可起到防御效能。明初迎仙寨移建江口鼓楼山，即今锦江中学校址。江口桥寨门依山临水而建，扼守着龙津渡口，为明代海防要塞，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景炎年间，莆籍民族英雄陈文龙曾在龙津渡南岸设伏兵，布奇阵迎击元军，并把元军诱至囊山一带痛击，史称“囊山大捷”。明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倭患猖獗，民族英雄戚继光率兵三过尚阳桥到莆剿歼倭寇，并曾驻扎江口迎仙山寨。
  如果说蒜溪是江口的母亲河，囊山则是镇守莆田东大门的威武勇士。……雅称为“古囊峢巘”，名列莆田二十四景。……不过，囊山上最著名的要数佛教名刹囊山寺。它创建于唐僖宗乾符三年（876），是福建省著名古刹，在东南亚佛教界也有一定影响。其开山祖师妙应（820-898），……1983年，慈寿寺被国务院列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
  当今，由于囊山特别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寺院保持相当完好，江口镇决定在此建设规模宏大的森林公园。建设中的囊山森林公园总投资2.6亿元，规划面积430亩，主要进行“两园四道”建设，即佛教文化园、郊化园、郊野田园、礼佛大道、囊山村道、登山步道及五山慢道等六大部分组成，呈现一处悟佛理、醉心情的主题公园，打造莆田的“城市后花园”和“佛理修养地”。总之，锦江驿道，“紫陌香泥”。九里平畴，景色迷人；万顷碧波，风光猗丽。让我们以清代诗人林津为锦江春色写下的赞美的诗篇《锦江春色》来作为结尾吧：“遥望锦江入画图，阑珊春色赛姑苏。桃花秾艳游人醉，紫陌香泥润若酥。”
  漫漫岁月，一脉诗情。古驿路犹如一条条活力奔腾的大动脉，留下深深车辙印的古石道，是厚重历史的默默见证者。无论从经济、军事、政治，还是文化、科举、环保的角度审视，驿路文化都是一种厚重历史动态的浓缩与彰显；同时，驿道所经之处，往往植物丰茂、景观幽美，可称之为“人文廊道”和“自然生态走廊”。目前，全世界有三条廊道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分别是法国的南运河（1996）、西班牙的朝圣通道（1998）和奥地利的赛默林铁路（1998）。
  我们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留住历史根脉，传承中华文明”重要指示，让隐藏在莆田大地上的古驿道重新“活“起来，让人们透过对历史文化的寻根溯源，寻回历史的“根”和精神的“魂”，不再空虚渺茫，就要加强古驿道线路的优化保护和文化展示，帮助大家找回脚下这片土地的归属感、自豪感，促进文化脉络的延续，服务于“美丽乡村”的建设，实现驿道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柳桥春晓
  柳桥，古称“柳塘”，位于城厢区的顶墩村，古时距南城门“迎和门”二里许。柳塘地势低洼，三面临木兰溪水，堤岸纵横。当时居民分散居住在7处较高的地方，称为“七墩”；沿岸植柳，垂柳成荫，间栽荔枝，芳草鲜美。旧志载，柳桥，宋代为慈善家李富（李制干）故里。那时，城南以外百姓来往县城，须在顶墩渡口搭乘渡船，不但十分不便，还经常发生沉船伤亡事件。因此，乐于行善的李富决心在此造桥，方便民众，造福桑梓。于是，他在涵江等地的桥梁竣工后，又出巨资，亲自主持施工。在他的带领和民众的努力下，桥梁终于建成了。因桥的两岸垂柳掩映，便取名“柳桥”。自此，“柳塘春晓”也变成为“柳桥春晓”了。明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郑质夫《过柳桥亭》一诗，生动地描绘出他之所见所闻所感：“数载重来路已迷，野亭寂寞鸟群啼。垂杨半幕柳丝暗，芳草如茵一色齐。”
  还有首诗绘声绘色地描绘出了当时“柳桥春晓”之美景：
  依依柳色小桥东，叶底清光绿映红。
  倦眼初明开晓雾，低眉欲起笑春风。
  城南半隔斜枝外，岸北高临浅水中。
  多少长条随掩映，凭栏错认钓丝同。
  “柳桥春晓”之美景，更因十七世纪江南著名园林“岸圃大观”而增色。莆田私人营造园林，始于唐，兴于宋而盛于明。明天启五年（1625），兵部左侍郎彭汝楠辞官归里，在柳桥村大治园亭，隐居于此。
  这就是名闻遐迩的“岸圃大观”。
  “岸圃大观”于明代天启五年（1625）开始营造，园林依据中国画的构思，辟东西二园，凿池造山，布置亭台楼阁，植花树石，历经三年竣工。主要景观有“剩水居”、“见山亭”、“饱绿亭”、“可步亭”、“玉照台”、“日且止台”、“烟鬟阁”、“隐花阁”、“棹声阁”、“蕉声馆”、“云来榭”、“情依楼”、“华滋轩”、“涵碧轩”、“摇碧斋”、“涌香廊”、“听屐廊”、“浮山舫”、“丛云谷”、“密庵”、“寸草庵”，以及“橘园”、“桂园”、“荔径”、“壶天”、“苍幕”、“樾居”、“渚步”、“鹤池”、“水庄”诸景；园林内广植名花，遍种异卉。每当春光明媚之时，万柳垂碧，千卉争妍，百花盛开，群鸟齐鸣，蝶舞蜂喧，恍若世外桃源。
  屈指算来，莆田柳桥的《岸圃大观》要比《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早百年左右。它比大画家倪瓒主持设计的苏州四大名园之一的狮子林（占地1.1公顷）、石涛主持设计的扬州个园，无论规模大小还是复杂程度，都胜出一筹。它充分说明“文献名邦”莆田三百八十多年前，在园林建筑上的骄人成就。
  当时来莆游览的大画家董其昌，也深为刚落成的江南名园赞叹不已。他欣然命笔，谨书“岸圃大观”四字相赠，还精心描绘了“岸圃大观”图。当时莆田山水画名手黄担（字任者、又字素心）也绘有《岸圃大观》画卷十二幅。画家柯无瑕也为园苑中的众多奇花异卉一一写生，绘成“岸圃花志”。彭汝楠好像有所预感似的，亲自撰写了《岸圃大观图说》一文，让我们今天尚可“按图索骥”，依稀想见当年的美景大观。
  “岸圃大观”建造之际，彭汝楠也不忘造福乡里。他重新修葺了年久失修几成危桥的柳桥，并亲自以古隶大书“古柳桥”三字，还以行书书写碣文刻石，立于桥头侧面，曰“岁久而颓，几不任渡，小筑告竣，因鸠工葺之”云云。另一块立于附近寺院内之碣文曰：“桥创自制干李公，岁久而颓，行者艰焉。因为更造，稍廓旧址，增设石栏，建亭于左，以待憩者，命曰‘柳桥’，识所因也。崇祯改元岸圃主人彭汝楠书。”所幸的是，此块题碣如今安然收藏于三清殿东厢碑园内，受到文物部门的保护。据邑人饱学之士宋湖民先生考证，寺内所立者为后，文字较为简洁。
  据载，耿介贤能、“人以为神”的彭汝楠，虽然身居林泉，却并未养尊处优，玩物丧志。他依然忧国忧民，心系天下。从横塘老家迁居“岸圃大观”的彭汝楠，在那里只居住了十多年，60岁就因风雨飘摇的明王朝而“忧愤卒”。第二年，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明亡。
  可惜，洋洋大观的“岸圃大观”，与其主人一样生不逢时，稍纵即逝。明末清初，彭汝楠未满二十岁的儿子士瑛，参加了朱继祚领导的抗清义军。他集结义勇，从城内夺开城门，收复了兴化府城。清兵再次攻破兴化城池后，士瑛全家殉难，气节感人。清军大肆进行野蛮报复，“岸圃大观”这一珍贵园林也被彻底焚毁，夷为平地。从天启五年（1625）开始兴建，至清顺治三年（1646）冬毁灭，偌大一座“岸圃大观”仅仅存在了短短21年，见证了人间沧桑，世事浮沉。
  邑人林尧华，清顺治年间曾任榆次知县。他的一首《步柳桥寻岸圃旧址》充满了无限的怀念与惋惜：
  城南岸圃日萧凉，碧甃丹楹迹已荒。
  养鹤洞平榛露白，种鱼池涸草亏黄。
  山僧别筑辛夸坞，野牧频穿苦竹冈。
  叹息当时少司马，三年貌得柳桥庄。
  直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柳桥“岸圃大观”旧址一带，还能见到“荒烟蔓草之间，嘉石棋布，当日之亭池台榭，犹可想像得之。”（详见宋湖民《南禅室集》）。
  如今，我们已无缘畅游“岸圃大观”了。不过，我们却有幸依凭彭氏所写的《岸圃大观图说》，来作一番充满想象的神游领略——
  出古荔城南门二里，木兰溪渠沟一湾碧水，有小桥栏杆，一碣书“古柳桥”，它是宋代李富创建的遗迹。两行垂柳，一脉远山，柳阴中露出一座刻着“林泽游”的石圆门。门内青松叠翠，流水潺潺，迎面拱立着一块太湖石，刻有“岸圃大观”，这四个字是当时书法大家董其昌的手迹。缓缓前行，沿着二十多株古荔簇拥而成的“荔径”甬道，可达“烟鬟阁”。阁前冈阜兀起，冈上有亭，下临池沼；晨曦中，桃花与藤蔓倒映水中，故名“烟鬟晓镜”。池中养双鹤，名曰“鹤池”。
  荔径尽处为“可步亭”，亭的左右都是石蹬弯道，一边接条长廊通楼，一边接条仄径通“瓠淳”。长廊沿满栽竹子的沟塍建筑，青瓦素雅的“情依楼”掩映在古荔丛里，上面可望见远近景致。其下二厅四房，门匾曰“便愚”。门外筑花棚、花坛七座，还有厨房等附属房子。瓠淳是个小池，其上的厅堂名“涵碧轩”，旁边的房子屋角满种芭蕉，名“蕉声馆”。从这里向南到一座大厅“剩水居”，水从木兰陂干渠引来，绕阶缘屋，从厅后草丛盘旋而出；厅后一古荔枝树如张巨伞，其下许多玲珑剔透的太湖石，陈列像一围屏风。
  从“剩水居”出来，沟渠边有个柴门，上写“渚步”两字。一座石台高阁临水面溪，从台阁上可眺望船队帆影和对岸田园景致。这条主沟渠与木兰溪主航道相通，来往莆田仙游航船的橹声不断，故名“棹声阁”。阁旁绿阴深处即是“密庵”，佳木葱茏，窗牖临水，非常幽寂。
  “摇碧斋”位于“剩水居”的右旁，背靠沟岸，西边是从主沟引来的水道，跨筑楼阁，围堤种竹，以挡住下午西照的烈日。阳光衍射到阁上，一切陈设皆染成绿色。
  从“渚步”经过“玉照台”至“苍幕”，皆绕山临池。山是凿池的泥土堆筑成的，包镶上许多石块，成危栈险磴或悬崖峭壁状。空隙处补种白梅，花开如雪，如“玉山照人”，故名“玉照台”。其东小楼掩映在树丛里，夏天到此，真觉得别有洞天，故名“壶天”。过此，便是东园。
  东园和这里虽然只有丈把长的一条石蹬小径，却又以凌空飞阁相连，接着又是一条长廊，才抵达地面。转过一片竹林，就到“丛云谷”，几十棵大荔枝、龙眼树下，纵横耸立着奇丑的太湖石，引导你来到“且止台”。台上藤蔓垂青，馨香挂衣；踏石磴盘旋而下，便到了雕甍绣槛的“华滋轩”。一棵数人合抱的赤松，把轩、台都遮盖了一半。轩前一池，大可十亩，栽红白莲花，绕堤葭苇。附近有条东南朝向的曲廊，名“涌香廊”，廊上架着一座六曲桥，通往水池中央的“浮山舫”。岸边，沿着几块天然石铺就的踏步，可到“饱绿亭”。这里居高临下，似乎还能俯瞰极目处隐隐约约的海湾烟波。
  从“丛云谷”边上的那个小石门拐出来，一堵竹篱笆萝薜倒垂，牵藤引蔓，护围着五十多棵柑桔。这便是“橘园”了。秋去冬来，百花凋零，丹桔却满缀枝头，香气袭人。再往前，便是一片“龙蟠虬伏、饮涧巢云”的古榕树林，其间有小筑“云来榭”，跨条小桥即通“饱绿轩”。这一圈子是沿池子建筑布局的。
  “云来榭”南有“见山亭”，地面整齐的园畦，尽种菊花。西边有座小楼，沿斜廊屈曲而上，走时格格有声，故取名“听屐廊”。“隐花阁”西上一层，面对壶山，兴化湾外、南北洋间一切风景都收眼底。
  夏天，涝水大涨，弥漫如海，极为壮观。东园东面为“寸草庵”，取道“水庄”进去，五六棵巨榕夹着仄径，庵前有半月形池子，门楣上以大字楷书石刻“吉云精舍”四字，它却又是另一番景色了。“精舍”原指心，古人认为心是精神所居之处。后来演化为指读书或僧道说法布道的处所。此块大石刻，以及“花坞”、“卧雪”、“层岩积石”、“蒲山春意”、“溪山可此生”等书写精美、刻工精致的碑石，现在都默默地安放在三清殿碑园内，供人借以“发思古之幽情”。
  古柳桥建国初期已经被洪水破坏了。新建的柳桥，横跨在木兰溪上，成为往来于荔城、城南及新度镇的公路桥。今日的柳塘在改革开放的“春晓”中，处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崭新气象。
  另：本人执笔的“壶山致雨”、“西湖水镜”、“北濑飞泉”、“西岩晚眺”等景观解说，因篇幅较长，请参阅《莆田24景》一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10
  莆田古港话沧桑
  莆田作为海神妈祖的故乡，绝非偶然。清代廖必琦等《莆田县志》曰：“莆昔溪海相通，平畴斥卤，稻苗不长，惟蒲生焉，以蒲名邑，明艰食也；去水为莆，因水患也。”因而莆田人历来精于与海抗争，以求立足之地。至今，莆田从沿海到平原、山区，许多地名都带有“水”的痕迹，如塘、埭、坝、堤等等。连巍峨的壶公山、九华山上，也常见“蠓带石”。史学教授朱维干认定：“莆口当为今莆城所在，盖古代海潮犹至今附郭一带也。”莆田最早取名“蒲田”，就因遍地多生蒲草。同样，史册中也常用“湄洲”称呼莆田临水的大片地域。《说文》曰“水草交为湄。”解说为：湄是水岸，凡属水草丛生的水岸，“水中的陆地”，甚至“大陆及其附属岛屿”，皆可总称为“湄洲”。所以，众多古籍称位于涵江的圣墩顺济庙为“滨海湄洲地”、“湄洲墩”；有时也可单独简称湄洲屿为“湄洲”。传说“沉七洲，浮莆田”，从古到今，莆田留名于世的好“父母官”，无不致力于治水，无不善于兴修水利。靠海吃海。莆田人又善于以海兴业，发明了晒盐，开拓海上养殖业。莆田处于湄洲湾、兴化湾、平海湾三大海湾的怀抱之中，海岸线曲折漫长，良港众多。造船、航海为八闽领先翘楚者。同时，域内港口如珍珠项链，光彩夺目，为海上丝路的闽中重要节点。据载，旧时莆田府署内地下，就曾挖出一支大铁锚，说明此地冥冥之中似乎就与航海结下不解之缘。据考，唐以前木兰溪下游还是一片海湾，今城厢广化寺一带便是海域。梁陈时期，今城南便有莆田最早的港口“莆口”；唐代，港口稍微南移到阔口村，造就当时兴化最大的港口白湖港；同时，开发了江口港和秀屿港；宋代，增加了宁海港、枫亭港、吉了港等。妈祖庙宇也随之星罗棋布，香火旺盛。
  沧海桑田，原先不少岛屿，也因地壳抬升或围海造田而与大陆相连。例如，著名的秀屿港位于莆头村，兴起于梁陈年间，宋代称“黎屿”、明清谓“小屿”，后称秀屿。秀屿原为一个小岛，宋代筑有几百米的石步连通大陆；明代贤太守岳正修建了一座有99个石墩的石桥。
  清·吴德昭《小屿长桥》赞曰：“巍巍孤屿水中央，卧海桥横鳌背长。”“石耸千寻驾作梁、几回屐齿著沧浪”云云。1969年东庄围海造田，秀屿便与醴泉半岛进一步连为一体了。
  无独有偶，贤良港也是由岛而陆的。它位于湄洲湾北岸，莆禧半岛南端的忠门山亭乡。唐代因地形地貌称其黄螺港；“九牧林”家族迁居后，为纪念林蕴，改称贤良港。由于它跟湄洲屿一前一后，隔着浅浅的海峡，故分别称“港头”、“港里”。港里村古时就是重要海港，现遗存宋代石航标塔、600多米古码头、水井等。村内的敕封天后祖祠仪门有联：“千年香火犹存港里祖姑瑞生地；百世功勋鼎立湄洲天后净化宫。”如今是莆田市重要的妈祖文化景点。
  明弘治著名史学家周瑛的《兴化府志·山川考》（1503）具体而明确记载：“湄洲屿海上岛屿，若湄洲，若上黄竿、下黄竿，与夫南日山，宋元以来居民甚多。……湄洲在大海中，与极了相望；林氏灵女、今号天妃者生于其上。……贤良港在莆禧千户所前。有山如象形，横亘港上，居民数百家。俗但呼为‘黄螺港’云。”他是在编撰完《八闽通志》后编纂此书的，其学术性和权威性，都是不容置疑的。由于“自宋迨明，凡三百年”，莆田没有修撰地方志书。编纂者又是受兴化知府陈效的重托完成使命的这部府志，因而是现存最规范、最权威，最带有明显官方色彩的地方志。
  周瑛解说要点有二。一是说明湄洲（特指贤良港一带）跟莆田其它岛屿，诸如湄洲屿、上黄竿（黄瓜岛）、下黄竿、南日山（南日岛）一样，同为“在大海中”的“海上岛屿”。直至六十年代港里大规模围垦造地，古代的“港潭里”又减少海域4800亩，著名的“螺港秋潮”才失去往日“黄螺港曲海潮流”的胜景。
  其二，为了避免跟湄洲屿混淆，细心的史学大家特地指明，此地之“湄洲”，是能够“与极了相望”的，且“林氏灵女、今号天妃者生于其上。”为此，前不久福建省第二批非遗保护项目妈祖信俗代表性传承人之一的林自东先生，特地带领一批省市专家教授实地考察。他说：站在明代建立的吉蓼七层宝塔往东望去，可以非常清楚地远望到湄头村五里亭的太子嶺、贤良港钱楼宮后的剑塘山等景色。从吉了港东看贤良港如此历历在目；反之，从贤良港西望近在咫尺的吉了，应该同样清晰吧？而隔海遥望的湄洲屿，可能是在云霞渺茫中吧？
  2017、11、22
  寺庙：呵护文教之花的神圣殿堂
  莆阳乃至福建的许多古代书院，都是由寺庙嬗变而来，其前身为寺、庵。因禅林、庙宇大多环境清幽、地盘宽敞，故常有书生寄读攻书，或集徒施教；于是有地方长老、士绅于寺、庵内设书堂、书斋，或就其遗址另建书院、讲堂，作为士儒游学讲经授徒述作之所，等等。明代史学大家黄仲昭在《八闽通志》中就记载：“莆田县学在府治前，……元至顺二年徙建今所。东为庙，西为学。”也就是庙学一家，合二为一。
  广化寺就是其中的典型者。其演化轨迹大致为：湖山书堂——金仙院——金仙庵——金仙寺——灵岩寺——广化寺；当年“开莆来学”的儒生郑露三兄弟在莆田南山（风凰山）兴办“湖山书堂”，“生严乎一堂，架以诗书”，倡诗书，修儒业。郑露《书堂》诗对此有生动描述：“附凤凰翼，与木石居。和乐兄弟，游玩诗书。”这是省内志乘记载最早的学校教育，即私学。这情况大家耳熟能详，不再细述。
  唐大历年间，晋江学子欧阳詹，少有文名，因羡慕林藻、林蕴两兄弟的学识为人，北上莆田，与林氏两兄弟在南山“灵岩精舍”（学堂）结伴读书。后来，林蕴在贞元四年明经及第。贞元八年（792），欧阳詹与韩愈、李观、崔群、冯宿等人同科联第，时称天下之选。其中，欧阳詹第二名，韩愈第三名。欧阳詹进士及第后，被授予国子监“四门助教”，是闽人任馆职之第一人，后世称为“欧阳四门”。林披因欧阳詹之贤才，以女儿林萍妻之。欧阳詹这位莆田女婿之墓，还在咱们莆田。张琴《广化寺志》曰：“初，蕴与兄藻自北螺村来此买地作书堂，誓志业文凡十年，举进士擢明经，时有‘欧阳独步，蕴藻横行’之谚云。”
  860年，年已弱冠的黄滔只身离开家乡涵江黄巷，与陈蔚、黄楷、欧阳碣三人，因慕三位先贤，特地“葺斋于东峰十年”，在南山创建“东峰书堂”（位于广化寺旁的普门庵），奋然攻书苦读。唐咸通十二年（871），黄滔单身一人背负行囊，奔赴长安求取功名。黄滔的第十八世裔孙黄仲昭在《闽通志》中，作了以下说明：“唐以通榜取人，末流滋敝，咸通、乾符之际，公卿贵游相为汲引，而怀才抱艺者遐遗草泽，是以三子率不西迈，惟滔独随计吏奋迹举场。”黄滔自己也说：当时“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乾宁二年（895），“凡二十四年，于举场幸忝甲第”，即24年历经20场考试（中间因故停考4年），黄滔终于登第，官国子四门博士。
  黄滔（840-911）字文江。他是晚唐著名诗人，《全唐诗》收录其诗作一百多首。他还辑录唐代福建人诗作刊行《泉山秀句集》30卷，是第一部闽人诗歌总集，人称“闽中文章初祖”，其著作《黄御史集》被收集于清代《四库全书》和《丛书集成》。高中登第之后，黄滔心怀感恩之情，撰《南山灵岩寺碑铭》赞美道：“灵岩寺，乃莆山之灵秀焉，神授焉”。
  宋朝时，凤凰山佛教寺庙盛极一时，在地方官僚的支持下，共兴建了2寺、10院、120庵，后人诗云：“灵岩一百二十寺，多少楼台锁夕曛。”僧尼达千余人之多。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宋光宗赐额广化寺，并修缮庙宇，使之“檐楹相摩，轩宇层出”。
  宋代广化寺东峰书堂，一度还成为兴化军初试考场（即所谓“棘扉”），以及考官的阅卷处。1150年，邑人黄公度（1109—1156）绍兴二十年（1150）在此参加进士初试，并有《庚午秋观进士入试诗》题留于普门庵壁上：“棘扉晓辟万袍趋，邹鲁虽微士所都。……”兴化军曾在这里举行过数十次郡进士考试，邑人郑侨就是在这里一试身手，然后成为乾道五年（1169）状元的。
  福厦路边的福莆仙东岳观，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今香火鼎盛。它坐落于蒜溪入海处的桥尾村上洋埔，是福清、莆田、仙游三市（县）三一教门人及海外善男信女崇奉的“三一教祠”。祠大门匾额“尚阳书院”四个大字，系莆田县清朝进士张琴所书；两侧还有一幅含义深刻的楹联：“尚阳传经传道经，书院真经真文章。”道出了道院与书院的亲密关系。
  江口大岭村靠东源一侧的汀兰洋南陲，同样还有一座纪念三一教主林龙江的“三教祠”，又称“积善堂”。有诗云：“林子开宗五百年，分祠山邑有机缘。甲辰进士书迹在，积善堂堂前花树鲜。”是啊，办学真乃积善啊！
  明代末年，依傍锦江祖庙（真君殿），儒生在罗星顶聚徒讲学，又兴建起文昌书院；清代易名为“锦江书院”。1945年，经国民政府福建省教育厅批准，正式定名为“私立莆田锦江初级中学”，其校名由最后一位进士张琴所题。
  宏观审视，作为莆田北大门，江口的文脉教风可谓源远流长，直可追溯到唐代。福清新厝村，古称“光贤”，唐代属于莆田县文秀乡，宋代属于莆田县唐安乡。简单点讲，如今的新厝镇漆林，自古隶属于莆田县。荣王府咨议参军、累迁少府监翁巨隅，特建办起“漆林书堂”课子。翁承赞的《斋漫兴二首》，就传达出小时候在江口漆林读书时的情景与感受：“过客不须频问姓，读书声里是吾家。”“人家不必论贫富，惟有读书声最佳！”
  闽王王审知获悉翁承赞归闽定居，大喜过望。他赏识承赞相才，恳邀其出山辅政，拜他为同平章事，擢居相位；并赐其乡“文秀”、“光贤”里，漆林庄曰“昼锦”，以示恩宠。为此，黄滔作《奉和翁文尧员外“文秀”“光贤”“昼锦”之什》三首相贺，赞其“珍重朱栏兼翠拱，来来皆自读书堂。”返梓辅佐闽王的翁承赞，不负众望。他悉心辅佐闽政，极力建言整饬吏治，轻徭薄赋，倡议创设“四门学”，“以教闽中秀士”，为闽省教育先驱；并在各府县建学，做到府有府学，县有县学，乡村有私塾，并派人四出访书，缮写刊印，海隅闭塞之民智为之一开，故人们称他为“办学兴闽第一人”。
  仙游县同样寺庙、学堂不分家。
  仙游一中的前身为“私立金石中学”，而县志中的金石山“中为紫阳祠，祠之左为吕祖仙宫。”它一度还在“万寿观”办过学。
  夹漈书院在今钟山麦斜岩寺近处，唐初建僧庵，唐中期就已有文人住寺读书，后另辟“文昌书堂”。宋绍兴间（1131—1162），郑樵在此讲学著书，于是改文昌书堂为渔仲书院，又以其号称为“夹漈书院”。南宋名士黄钟、谢洪、林壁卿等，都曾在此讲学。
  东山书院在度尾与大济接壤的东山栖云窝。唐会昌年间，正觉禅师扩建栖云窝寺，渐有文人集此读书，称为东山院。唐末杨在尧在此讲学，扩建为“东山书院”。宋时，朱熹曾游学于此，史学家郑樵曾游学于此。明中叶，“东学四园”（东园郑纪，西园李鼐，南园余赐，北园郑璞）都曾在此攻学，名重一时。
  会心书院在枫亭塔斗山。隋代建寺，唐初设讲堂。唐中和年间，改为枫江书堂。宋南唐王陈洪进少时尝于此修文习武，宋代大名人蔡襄、蔡京、蔡卞都在此攻读过。南宋朱熹曾在此讲学，并书赠“敬义堂”为匾。元代传说中的状元林亨，也曾就学于此。明嘉靖四年（1525），知县肖宏鲁改称曰“会心书院”。明代陈迁、薛大丰、林兰友等名士，均在此修学。
  紫阳书院在县城北东岳庙。明嘉靖十年（1531），知县刘进修建于东岳庙旧址，中为正堂、祀朱子。兴化郡节度推官章蘖曾聚士讲习《易经》。
  朝天书院在度尾中岳街北，原为朝天寺。明正德五年（1510），郑纪奏请拆旧寺，建朝天书院，中为学宫、祀至圣先师。又奏拨院田产为赡学田，以造就后学。
  所以，以历史的宏观视角审视，寺院、道观对于文教事业起过重要作用，其历史价值不容忽视。
  莆田文化网2018.11.9
  人文景观建设与旅游资源开发
  古人云：“君看天下山水奇，终须诗人几首诗”、“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确实道出了人文景观对于增添自然景观的重要性。
  实际上，人文景观的重要性是与日俱增的，从七十年代开始，世界上的旅游业发展就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阳光、海水和沙滩了。随着知识爆炸趋势，人们已不满足于只求玩得舒适痛快了，旅游业也向高文化、高科技靠拢了。如今，游客越发追求休息与学习的和谐结合，讲求旅游的综合效应和效益。各种各样的文化旅游、寻根旅游、进修旅游应运而生，人文景观在旅游资源开发中的比重更加大了。培根所谓“旅游也是一种教育方式”似乎在当代才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世界旅游日），在美国阳光地带的佛罗果达州问世的“沃尔特·迪斯尼世界”，便是标志着旅游业这种转变趋势的一个典型。这个占地万八千英亩的庞然大物，全然不同于由米老鼠和唐老鸭主宰的传统“迪斯尼”乐园了。它融旅游梁乐和知识于一体，号称“未来社会”的实验中心，人们可以在那里凭借现代科技的魔力“上天入地”，畅游过去与未来，既可结识恐龙，又能驾驶飞船，其后诞生的东京迪斯尼乐园更是以寓教于乐为主，旨在使游客“了解世界、熟悉历史、珍惜今天、向往未来”，通过旅游来促进国际友谊与合作。
  近年来，泰国、新加坡的旅业也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其中旅游的秘诀之一也就是建设具有“东方色彩”和民族风味的旅游设施。座落在曼谷市郊的“文化村”便是一个创举。它移天缩地般地荟萃了泰国的文化精华和民族风情，使游客只要半日巡游其中，便可领略泰国的建筑、服装、手工作坊、民间工艺、历史演变等，甚至一睹“出家”和婚嫁的习俗。
  我们中国对世界游客最具魅力的，主要不也是人文景观吗？万里长城、秦兵马俑、敦煌壁画、泰山石刻……对于某些“先天不足”的人文景观，也完全可以用后天的努力来弥补之。例如，一九八四年创办的武夷山兰亭院的建设，就旨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让游客在碧水丹山之中用竹筷吃竹简饭，学习国画、书法、越剧、太极拳等等。在鄂尔多斯草原上兴建的“吉思汗敖尔敦（行宫）”，也以再现八百年前的景象为主：金顶大帐、蒙古包群、摔跤场、牛挽大战车……
  由此我想到，开发湄洲岛旅游资源不也应当以妈祖文化为中心的人文景观为主吗？比如，祖庙的扩建应严格按宋代风格还原；天妃宾馆要盖得有点“仙气”（暗合莆仙一带“乞仙梦”的习俗）。在旅游项目设置上，也要充分发挥地利、人和之长，如乘宋代样式的小船作环岛划行，船上配一位梳船帆型发髻、着红衣蓝裤的“渔家女”兼导游；购物中心除出售香袋、像章外，更要有印制精美的妈祖装、历史传说集、历代名人妈祖的诗文集、妈祖源流史料影印件、妈祖宫庙题词楹联选……这样，所有的朝圣游客，不又成为妈祖文化的义务宣传员了吗？
  总之，当今在开发旅游资源时，都必须充分注意人文景观的建设，以期收到最大的经济——文化效益，促进国家的统一和文化的交流。
  《湄洲日报》1988.9.1
  茶闻逸事授课纲目
  重新登上母校讲台，倍感荣幸；况且讲的是我一生关爱的茶事话题。从20年前筹建兴化大学地理系旅游专业开始，我就关注于茶闻逸事。
  云南是世界茶树原生地，全国、全世界各种各样茶叶的根源都在云南的普洱茶产区。普洱茶历史非常悠久，根据最早的文字记载——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推知，早在三千多年前武王伐纣时期，云南种茶先民濮人已经献茶给周武王，只不过那时还没有普洱茶这个名称。四川万源县一块立于大观三年（1109）“得建溪绿茗，于此种植”的石碑，该茶当以武夷茶为渊源。陈椽教授考证：“武夷茶约在1400年前（南北朝齐时）就以晚甘候之名而闻名，武夷茶的起源时期一定更早于此”。唐代最负盛名的茶是出自四川的蒙山茶。北宋诗人孙渐曾在蒙山立碑，说明“昔有汉道人，分来建溪芽”，蜀人可能不太愿意承认从建溪移植茶树至此的实事，但万源的植茶碑中有诗：“筑成小圃疑蒙顶，分得灵根自建溪”，茶起于神农，闻于周公（旦、鲁周公），兴于唐而盛于宋。《神农本草经》注：“茶味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唐代陈藏器在《本药拾遗》中说：“贵在茶也，上通天境，下资人伦，诸药为百药之药，茶为万病之药。”范仲淹：“长安酒价减千万，成都药市无光辉。”
  茶之始，其字为荼。茶字是到了唐代才有的。法门寺出土的金质茶具，展现了唐代人“吃茶”的情形。茶叶经烘干后碾成粉末，和水一起煮茶，喝茶时与茶叶一起喝下，所以又叫“吃茶”。唐代刘贞亮把饮茶概括为“十德”：“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志。”十德是饮茶健康与修身之道的格言。
  学习茶文化，福建具备得天独厚的居高临下优势。理由有四：
  1、全国十大名茶，冠亚军都属于建茶。十大名茶为：武夷大红袍，安溪铁观音，浙江龙井，江苏碧螺春，祁门红茶，六安瓜片，黄山毛峰，君山银针，信阳毛尖和太平猴魁、武夷大红袍，安溪铁观音。
  福建最早的关于茶的摩崖石刻，见诸南安丰州古镇莲花峰“莲花茶……太元丙子”，即376年东晋陶渊明时代，早于758年中唐问世的《经》300余年。
  2、北苑茶神，斗茶之风，宋代贡茶之乡、茶文化发祥地与中枢区。五代十国时期的闽国。王审知闽北山区，办有很多茶厂，官焙有38处，民焙有1336处。闽龙启元年（闽王王审知之子王延钧的年号，933年），建州建安县（建瓯市）茶园业主张廷晖，在凤凰山（东峰镇）经营方圆30里的茶园悉数献给了闽王，列为御茶园，因该园地处闽都之北，故称“北苑”。建茶在制作工艺上做出重要贡献，改蒸青为炒青，实行杀青、捻揉，并进行拼配和精制，向研膏茶演变发展。北宋初，张廷晖去世后，里人以神祠之。宋绍兴中（1131-1162），朝庭赐封他为美应侯，累加效灵润物广佑侯，进封济世公。夫人封协济夫人。在中国茶史上，茶人死后为神，张廷晖是唯一一个。
  自惊蛰前开始采造，不出十日已成。欧阳修《尝新茶面圣谕》诗：“建安三千五百里，京师三月尝新茶。”诗文其数量之多、三十多位名家荟萃，堪称中国文史一绝。宋代有关茶叶研究的专著有二十多种，其中专门研究建茶的就有十四种之多。颂茶诗文和研茶专著于一炉的茶文化发祥地，可谓绝无仅有！
  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说：“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
  斗茶之兴当与贡茶有关。斗茶，又称为茗战。是将对茶叶质量的评比当作一场战斗，这是古人用来比较茶叶优劣的一个专用名词。最先流行于建州一带。比茶面汤花和品尝鉴赏茶汤以定优劣的一种品茶艺术。特别是要吸掉茶面上的汤花，最后斗茶者还要品茶汤。做到色、香、味三者俱佳。……
  3、记载、赞颂最早。正式的咏茶诗（李白），几乎同时出现于晋、唐时代。武夷山茶的“领唱者”徐寅！科学出版社《武夷茶经》。当地学者萧天喜主编、一百万字学术专著，搜集唐代至今的数百首吟颂武夷山茶的诗词，赫然居首的就是徐寅的七律《尚书惠蜡面茶》。
  4、茶业创新之地。福建许多茗茶属于“歪打正着”的发明：机遇钟情于有准备的头脑。古埃及人开始酿制啤酒也纯属偶然；今天家喻户晓的可口可乐也是如此。
  乌龙茶的产生，还有些传奇的色彩，据《福建之茶》、《福建茶叶民间传说》载，清朝雍正年间，安溪县西坪乡南岩村里有一个茶农，也是打猎能手，姓苏名龙，因他长得黝黑健壮，乡亲们都叫他“乌龙”。一年春天，……没有想到放置了一夜的鲜叶，已镶上了红边了，并散发出阵阵清香，当茶叶制好时，滋味格外清香浓厚，全无往日的苦涩之味，并经心琢磨与反复试验，经过萎雕、摇青、半发酵、烘焙等工序，终于制出了品质优异的茶类新品——乌龙茶。
  正山小种红茶为世界红茶的鼻祖。由于它带有松烟香，桂圆干香甜味，类似可可咖啡，所以备受西方人士喜爱。清末，社会动荡，战乱频繁。一次，一队士兵从江西进入福建，首当其冲就是武夷山桐木关。茶厂遭殃，蹂躏刚刚采摘堆放，尚未加工的茶叶。阴雨天，木炭不足，急中生智，改用漫山遍野的松枝。“伪劣产品”远送星村去卖，立即获得重金订货……
  乌龙茶之乡、铁观音的发源地。置县于五代后周显德二年（即公元955年），迄今已有1055年。首任知县詹敦仁爱茶。
  安溪铁观音，具有300多年历史。茶苗和工艺都是偶然发现。……乾隆元年（1736）春，王士让见层石荒园间有株茶树异于它种，遂移植南轩之圃，精心培育，压枝繁殖。茶树枝叶茂盛，圆叶红心，采制后乌润肥壮，沉重似“铁”，犹如“观音”，香馥醇厚兰花香。乾隆六年（1741），王士让奉召赴京，在拜谒礼部侍郎方苞时，以此茶馈赠。方苞品其味非凡，转献乾隆，赐名“铁观音”。
  北苑故事多（茶神、斗茶、建窑）
  北苑，建瓯城东16千米东峰后焙村凤凰山一带。建瓯，古称建郡、建州、建溪，为八闽首郡。凤凰山北高南低，后宽前窄，南端直抵东溪，宛如凤凰匍伏饮水；山麓有二泉，曰“龙凤池”。《建宣茶录》载：“凤山高不百丈，上危峰绝崦，而冈阜环抱，气势柔秀，宜乎嘉植灵卉之所发也。”号称茶仙的陆羽（729-780）在其所著的《经》中就提到建州茶“其味极佳”。蔡襄《茶录》也称：“惟凤凰山连属诸焙所产者味佳。”宋代周绛在《补茶经》中赞评道：“天下之茶建为最，建之北苑又为最”。陆游官建州时，也写过“建溪官茶天下绝”的著名诗句。
  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朝廷派重臣柯适漕闽监制北苑龙凤团茶，茶品不断升级，品质高贵，外形精美。在御品的推动下建茶更精益求精，名冠天下。
  庆历七年（1047）春夏之交，蔡襄从福州郡首任上改为福建路转运使，并负责监制北苑贡茶。他从改造北苑茶品质花色入手，求质求形，力求创新，使制作工艺达到了“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欧阳修《归田录》：“庆历中，蔡君谟（即蔡襄）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选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北苑龙凤团茶分为细色五纲和粗色七纲，其中细色五纲有龙焙贡新、龙焙试新、龙团胜雪等十五个品名等诸多品名，更加举世闻名。忠君惠民的蔡襄精制北苑茶的主要目的，正如他在《录》序言中所说的“若处之得地，则能尽其材”，即使得地尽其利，发展经济。仅北宋元丰七年（1084），建茶岁出不下三百万斤（仅指私焙）。南剑州（今南平）亦出二十多万斤。（《宋会要辑稿》）茶叶成为朝廷的重要财源。
  从五代至明代，北苑茶上贡四朝（五代的闽和南唐、两宋、元、明），历时458年，成为中国最璀灿闪亮的茶星。……
  1993年10月，日本东京茶道资料馆茶艺部长、著名茶道专家赤治多佳女士到访北苑“御泉井”、“龙凤池”等遗址。1995年元月，日本前东京博物馆副馆长林物晴三先生，探访日本茶道祖地，并在记述植茶史的北苑摩崖石刻“凿字岩”遗址前声明：“北苑”是中国古代最高制茶工艺的祖地和茶文化的发源地，日本茶道受其影响而演化，并个人捐资200万日元用于遗址建亭保护。现每年有上十批次中外专家学者慕名前往参观考察，国家文物局委托福建博物馆先后于九四、九五年二次对北苑遗址进行考古性挖掘，证实今建瓯焙前村正是声名显赫的宋代北苑御茶园的中心地域，称北苑是宋代中国茶都。2006年，“北苑御焙遗址”公布为第六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盏茶具天下绝。由于宋代斗茶，茶色尚白，应运而生的便是当年“建窑”所烧制的“建盏”——黑釉瓷茶盏珍品的问世了。当时计有”龙窑”99座，其生产的瓷器被列为中国八大名瓷之一，时称“建盏”。“建盏”问世后，驰名海内外。特别是日本人对它更是珍爱有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把它列为国宝级的文物。“建窑”所烧制的“建盏”——黑釉“兔毫盏”，《茶录》中道：“茶色白，宜黑盏。……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
  武夷岩茶奇。地质特征为碧水丹山丹霞地貌。1999年12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大会一致通过武夷山以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22个双遗产地之一。
  武夷山有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相当久远的神农氏年代，《茶经》中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唐朝诗人徐夤赞美武夷岩茶时写道：“臻山川精英秀气所钟，品具岩骨花香之胜。”徐夤这句诗概括了武夷岩茶品位的特殊性，“岩骨花香”就是“岩韵”。武夷岩茶大红袍的生长环境离不开丹霞地貌的岩石，武夷岩茶赖以生存的是看似“贫瘠”的岩石风化后积淀的砂砾土壤层，富含利于岩茶生长的微量元素。岩茶的“活、甘、清、香”四字内涵。“大红袍”名枞茶树，生长在武夷山九龙窠高岩峭壁上，岩壁上至今仍保留着1927年天心寺和尚所作的“大红袍”石刻，这里日照短，多反射光，昼夜温差大，岩顶终年有细泉浸润流滴。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大红袍的特异品质，大红袍茶树现有6株，叶质较厚，芽头微微泛红，十分显目。大红袍的前名是“奇丹”。大红袍之名，出现的时间是清朝道光年间（1839），著名学者郑光祖撰写的《杂述》卷四里说：“……若闽地产‘红袍’建旗，五十年来盛行于世”。新采茶芽状似旗、枪，指代茶叶），“大红袍”在清初就已经名扬天下了。经过茶叶科学部门检测，现存母树大红袍的树龄在360年以上，正是明末清初。
  据天心永乐禅寺住持泽道法师说，“状元报恩说”原记载于《天心寺志》，“大红袍祖庭”——天心永乐禅寺.1991年，天心永乐禅寺大雄宝殿重建时，工地挖出两个明代的圣旨碑、一对石龙和三尊石雕佛像。从中可以断定天心永乐禅寺受明代朝廷敕封。……
  中日茶事。斗茶大玩家佐佐木道誉。十二世纪末期，中国宋朝和日本在交通频繁之下，输出的茶种和制陶技术为日本带来了新的产业。到了鐮仓后期（1289—1333）茶园面积急速增加，从寺院的茶园渐渐往四周拓展；茶从寺院的自给自足进而被当作商品广泛地栽培，农民除了纳贡、自用，仍有剩余可以转售图利，成为农家的副业，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甚至很多人将田地转作茶园。农村的经济型态有了很大的转变，中外茶事。从18世纪起，武夷红茶（正山小种）成为英国皇家饮品，王公贵族竞相追逐品尝。武夷山还是与晋商共同经营茶票号的万里茶路的起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下梅至今还留有清代茶市遗址和与晋商进行茶贸易的实物。茶马驿道，十七世纪，武夷岩茶开始远销欧美，受到上层社会的宠爱。……在我国的三大茶类中，不发酵的绿茶（含花茶）历史最为悠久，而全发酵的红茶和半发酵的乌龙茶的历史才数百年。但红茶却后来居上，占有全球茶叶总量的80％-85％，其次才是绿茶，乌龙茶等。风靡世界的三大无酒精饮料（茶、咖啡和可可）闽台茶事。嘉庆间（179～1820），商人柯朝者，从闽归台，武夷茶苗植于台北文山，成为台湾主要茶品“文山色种”的发祥地。清咸丰年间（1855），台湾鹿谷乡林凤池移植36武夷茶苗，后来当了朝廷命官，将茶叶进献给光绪皇帝，以山名赐名“冻顶茶”。
  究竟北苑茶、武夷茶、台湾茶之间有什么渊源关系呢？解开百年茶史谜团。
  1989年起，洪木联等多批台商茶人专程到福建查源寻祖，他们先到武夷考察，后追根溯源来到建瓯反复查证。1990年9月，台湾大学教授、茶业界泰斗吴振铎，率领台湾茶叶界专家学者考察团一行14人，在参加“闽台茶叶科学技术和茶文化学术讨论会”之际，再次来到建瓯东峰实地考察，发现北苑茶园遗址内的桂林村亭仔边，仍存有一片15亩，树龄达160多年的矮脚乌龙茶园。茶树主干围20厘米、树高1.2米，与台湾“青心乌龙”的叶长、叶宽、叶脉、齿缘、锯齿对数、叶色形态、叶基角度等非常吻合。它就是台湾当家品种“青心乌龙”茶的亲缘茶树，桂林村是台湾青心乌龙茶树的故乡。建瓯县人民政府，福建省茶叶学会联合决定：对建瓯县东峰镇桂林村亭仔边的台湾青心乌龙茶始祖园的矮脚乌龙茶加以保护，加强管理，并立碑纪念。碑文如下：经考察证实桂林的百年矮脚乌龙老树，正是台湾的青心乌龙品种。台湾茶叶的根，也是民族的根。至此，可以认定：无论“青心乌龙”，还是“冻顶乌龙”，它们的母本都是北苑故地保留下来，并且流传到武夷山的“矮脚乌龙”（小叶乌龙）。为此，省市有关部门特地立碑纪念。2006年，“北苑御焙遗址”还被公布为第六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以和、敬、清、寂为基本精神的日本茶道“茶道四规”。儒道释三教合一中国人文精神。“茶意禅味”，和谐、敬意、清净修心、宁静淡泊，天人合一、无我的心灵境界追求。茶文化既属中国文化范畴，即为以礼规范在品茶的各个细节，讲究茶叶、茶水、火候、茶具、环境、和饮者的修养、情绪等共同形成的一种意境之美。武夷岩茶广结茶缘的另一途径，是通过国际无我茶会这座桥梁得以实现的。中华茶文化的精神理念是“友情、亲善、吉祥、和谐”。武夷岩茶一千多年来熔铸成了以大红袍为人文资源的传统精神，正好与它们相融。
  不论是道家、儒家或者是佛家都有主张清静的理论。因此，茶文化融合了这三家思想，很快的就以“清静”作为饮茶的主体思想。于是，佛家中以打坐静修、禅定悟道的禅宗便与茶结合。……
  名寺出名茶，武夷天心永乐禅寺大红袍、四川蒙顶石花、黄山毛峰、闽东资国寺茶、龟山寺明代月中禅师与月中茶。寺僧创制、宣传出来的珍品。
  而精神境界上，禅是讲求清净、修心、静虑，以求得智能，开悟生命的道理：茶是被药用特用作物，有别于一般的农作物，饮茶即是禅的一部份。名寺大庙里，不但设有专门招待上客的茶寮或茶室，东北角的，叫“法鼓”，设在西北角的，就称“茶鼓”。
  《莆田广化寺诗文选辑》刍议
  广化寺位居福州涌泉寺、厦门南普陀寺、泉州开元寺等福建四大丛林之首。1979年以来，广化寺依旧制重修并扩建；1983年，列为全国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院；1990年，被中国佛教协会列为三大模范丛林榜首；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首批重点开放寺庙。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是国家软实力的根基。莆田广化寺同样以她的悠久历史、宏伟规模、优美景观而名闻遐迩。1460余年前，郑露三兄弟“献其居为金仙庵”，为境内佛寺之始。因当时兴化湾的海水涨潮时一直流到南山之麓，故把这片浅浅的海湾称为南湖。
  广化寺还是“文献名邦”莆田文化、教育的发祥地，寺内文物诸多。俗称“未有兴化，先有广化”。风凰山之湖山书堂“开莆来学”，开创了莆田文化教育之先河。
  “翰林珠玉今犹在，读罢令人思不穷。”古往今来，咏诵广化寺的诗文灿若繁星，其数量之多，居莆田24景之冠；且名流荟萃，莆阳几乎历代的达官显宦、硕儒名士、文人墨客，如黄滔、徐寅、蔡襄、刘克庄、林兆恩、张琴等，都慕名而至，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华章。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要“加强中华文化典籍整理编纂出版工作”。
  毫无疑问，整理编纂文化典籍的首要一条就是“原真性”，即保证收录的作品不走样变形，这样才能确保其发挥“正能量”。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威尼斯宪章》将“原真性”，确定为审定世界文化遗产的首要原则。
  然而，笔者最近三四年间，为编纂《莆田广化寺古今诗文选辑》一书（已由中国诗词楹联出版社出版），涉猎、研读了几乎所有的莆田广化寺诗文选辑，包括纸质的和网文，如《灵岩广化寺志》（又称《莆田南山广化寺志》）、《莆阳南山广化寺历代文献汇集》、《莆田南山广化寺诗选》、《莆田广化寺历代诗词编注》等，发现它们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舛误。除了诗文字词的差错外，主要存在两大问题：
  一是张冠李戴，把不是咏诵莆田广化寺的篇什，混入其中。由于古来取名“广化寺”或“灵岩寺”的寺院，可谓多矣！同名广化寺、灵岩寺者不少，北京、西安、徐州、济南、福州等地都有，而且古往今来，都有名人咏诵之。而有的编选者只凭标题，误判误选，结果难免移花接木、张冠李戴。
  下面举其典型者来说说。
  1、唐·薛令之《灵岩寺》：“草堂栖在灵岩谷，勤读诗书向灯烛。柴门半掩寂无人，惟有白云相伴宿。”
  薛令之，字君珍，自号明月先生。籍贯长溪（今福安溪潭乡廉村）。唐中宗神龙二年（706）进士，是福建最早的一位进士。官左补阙兼太子侍讲。著有《明月先生集》，《全唐诗》收录了他的《灵岩诗》和《自悼》两首诗。
  其实，薛令之的这首《灵岩诗》，原是其作品《草堂吟》的前四句。而《草堂吟》，咏颂对象是其家乡福安富溪津的灵谷草堂。薛令之出生于世代官宦书香之家。先祖薛贺梁朝曾任光禄大夫。南朝年间（502—519）辗转入闽，来到福安市溪潭镇北的乡村——石矶津（福安廉村旧名）“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并立住了脚跟，成为薛氏入闽一世祖；高祖薛许，曾经担任隋户曹司理；父亲薛法超文章出众，但此时家道已经中落。薛家于是在溪潭镇城山村的灵山谷建“灵谷草堂”，期望薛令之凭借科举之路，飞黄腾达，重振家业。薛令之在草堂苦读十载，自信“男儿立志须稽古，莫厌灯前读书苦。”他也因“家贫耽学人争笑”，而留下一些“草堂苦读、村民争笑”的故事。
  唐咸通元年（860）草堂改为寺。薛令之故里——廉村，位于福安市溪潭镇穆阳溪中游西岸城山村灵岩山，旧名富溪津、石矶津。闽东之廉溪，溪水如玉带绕着一座古村落。现存的灵岩寺灵岩寺大殿前石雕为宋代作品，为已废殿堂基座——须弥座。1984年10月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据《高岑三廉薛氏宗谱》载：《草堂吟》的其下诗句为“……春日溪头垂钓归，花笑莺啼芳草绿。猿鹤寥寥愁转深，携琴独理仙家曲。曲中哀怨谁知妙，子期能识宫庭调。鱼未成龙剑未飞，家贫耽学人多笑。君不见苏秦与韩信，独步谁知是黄俊？一朝得遇圣明君，腰间多佩黄金印。男儿立志当稽古，莫厌灯前读书苦。自古公侯未遇时，萧条长闭山中户。”
  编纂者注释中以为“灵岩寺，即广化寺。”薛令之“是第一位为莆田广化寺题诗的古人。”
  2、再如，有人将宋代陈亮的《升山灵岩寺》，“简化”成《灵岩寺》，进而认为就是莆田广化寺。
  其实，据《万历福州府志》《乾隆福州府志》载：升山灵岩寺在福州晋安区九峰山长箕岭南麓新店镇赤星村境内，福州城北。原名“升山灵岩寺”。始建于南北朝（562），比涌泉寺还要早上221年，所以有“闽中宝刹第一”的美称，以及“未有涌泉，先有灵岩”的说法。明万历《福州府志·舆地志》清清楚楚写道：“陈亮《游升山》诗：‘出自北郭门，村村好林薮。我行访精庵，自折度溪口。……’”从诗中寺的方位和地理环境看，也明明不是南山广化寺嘛。而编纂者也是一见到灵岩寺，就以为一定是莆田广化寺啦。
  3、郑樵的《题南山书堂，也属于慕名误收：“一泓澄沏照人间，明月团团落古湾，不向奔流随浪击，独持高洁伴云閒。禅房夜静留清鉴，阆苑仙归坠碧环。每到轩前心转逸，了无纤翳可相关。”
  大史学家郑樵，作为“文献名邦”莆田的大牌人物，其家在福建路兴化军兴化县广业里霞溪（今白沙镇霞溪村）。《题南山（峰）书堂》究竟是写广化寺的“书堂”，还是写郑樵老家念过书的南山“南峰书堂”？
  以“南山”为别名的山峰实在太多啦，而历来学界都认为《题南山（峰）书堂》写的，就是郑樵家乡霞溪的南峰书堂。例如，《清·—统志·兴化府》：“夹漈山……一名东山，旁有西岩，即郑樵读书处。山之麓曰藻湖，一名萍湖。”《兴化县志·书院志》载：至宋绍兴五年，郑夹漈32岁时，才转读于芗林山修史堂。此时他在南峰书堂已历16年。
  号称国内郑樵研究第一把手的北师大史学研究所教授、吴怀祺博导1997年出版的的《郑樵研究·郑樵年谱》，其扉页，就附有“郑樵读书处南峰书堂”的照片——地点为郑樵老家霞溪。
  2017年，我市政协编印《史学大家郑樵》，注解《题南山书堂》亦称“位于庄边瓢湖村境内，是郑樵青少年读书处，遗迹犹存”。诸多网络文章同此。
  郑樵家乡的当地人士谈得更加具体、明确。据范育斌、范金伟先生2016年实地考证介绍：南峰寺中主殿旁有一书房，即南山书堂，或称南峰书堂，是郑樵青少年带其弟矢志苦读之处。
  原来寺址在夹漈山东边的芗林山，以后迁移到越王峰南边，故名“南峰寺”。抗日战争时期，南峰寺曾一度作为夹漈农校（后迁移至泉州）。
  宋宣和元年（1119），郑樵年16岁，父亲病逝于苏州，樵护其父灵柩回乡，葬于越王山。郑樵于是在越王山下的南峰筑舍，谢绝人事，边守墓边读书，并在此立下宏愿。他赋诗《题南山书堂》：“一泓澄澈照人间，明月团团落古湾。……”明朝周华所著《福建兴化县志》记载：“考《溪西郑氏谱牒，唐代侍讲光禄勋郑璩于五代创福田庵于夹漈山东边，寻移越王峰之南，改名为‘南峰寺’。”《兴化县志·书院志》载：“南峰书堂在广业里南峰寺西麓。宋宣和六年（1124），郑樵与弟煦读书于此。”（参见范育斌《莆田广业里瓢湖的故事》，莆田文化网·莆田文史，2017-3-27）
  南峰寺曾是闽中有数的福建古寺，亦为闽中广业山区的祖寺。该寺三进三殿，规模宏大。祖宫面对越王螺峰山，俯视碧波萍水，湖光山色，故宫联曰：“萍水有灵泽越峰圣地，湖山长秀映广业圣宫”。广业里湖，形似瓢状，故名瓢湖；又长满水萍，亦称萍湖。淳熙元年（1174），樵的侄孙左司郎中寅（状元郑侨之子）到南峰书堂，瞻仰先祖夹漈公的读书著作遗址，乃整修书堂，题额曰“南峰书堂”，并题诗山之麓曰藻湖，一名萍湖。”《兴化县志·书院志》载：至宋绍兴五年，郑夹漈32岁时，才转读于芗林山修史堂。此时他在南峰书堂已历16年。
  号称国内郑樵研究第一把手的北师大史学研究所教授、吴怀祺博导1997年出版的的《郑樵研究·郑樵年谱》，其扉页，就附有“郑樵读书处南峰书堂”的照片——地点为郑樵老家霞溪。
  2017年，我市政协编印《史学大家郑樵》，注解《题南山书堂》亦称“位于庄边瓢湖村境内，是郑樵青少年读书处，遗迹犹存”。诸多网络文章同此。
  郑樵家乡的当地人士谈得更加具体、明确。据范育斌、范金伟先生2016年实地考证介绍：南峰寺中主殿旁有一书房，即南山书堂，或称南峰书堂，是郑樵青少年带其弟矢志苦读之处。
  原来寺址在夹漈山东边的芗林山，以后迁移到越王峰南边，故名“南峰寺”。抗日战争时期，南峰寺曾一度作为夹漈农校（后迁移至泉州）。
  宋宣和元年（1119），郑樵年16岁，父亲病逝于苏州，樵护其父灵柩回乡，葬于越王山。郑樵于是在越王山下的南峰筑舍，谢绝人事，边守墓边读书，并在此立下宏愿。他赋诗《题南山书堂》：“一泓澄澈照人间，明月团团落古湾。……”明朝周华所著《福建兴化县志》记载：“考《溪西郑氏谱牒，唐代侍讲光禄勋郑璩于五代创福田庵于夹漈山东边，寻移越王峰之南，改名为‘南峰寺’。”《兴化县志·书院志》载：“南峰书堂在广业里南峰寺西麓。宋宣和六年（1124），郑樵与弟煦读书于此。”（参见范育斌《莆田广业里瓢湖的故事》，莆田文化网·莆田文史，2017-3-27）
  南峰寺曾是闽中有数的福建古寺，亦为闽中广业山区的祖寺。该寺三进三殿，规模宏大。祖宫面对越王螺峰山，俯视碧波萍水，湖光山色，故宫联曰：“萍水有灵泽越峰圣地，湖山长秀映广业圣宫”。广业里湖，形似瓢状，故名瓢湖；又长满水萍，亦称萍湖。淳熙元年（1174），樵的侄孙左司郎中寅（状元郑侨之子）到南峰书堂，瞻仰先祖夹漈公的读书著作遗址，乃整修书堂，题额曰“南峰书堂”，并题诗山之麓曰藻湖，一名萍湖。”《兴化县志·书院志》载：至宋绍兴五年，郑夹漈32岁时，才转读于芗林山修史堂。此时他在南峰书堂已历16年。
  号称国内郑樵研究第一把手的北师大史学研究所教授、吴怀祺博导1997年出版的的《郑樵研究·郑樵年谱》，其扉页，就附有“郑樵读书处南峰书堂”的照片——地点为郑樵老家霞溪。
  2017年，我市政协编印《史学大家郑樵》，注解《题南山书堂》亦称“位于庄边瓢湖村境内，是郑樵青少年读书处，遗迹犹存”。诸多网络文章同此。
  郑樵家乡的当地人士谈得更加具体、明确。据范育斌、范金伟先生2016年实地考证介绍：南峰寺中主殿旁有一书房，即南山书堂，或称南峰书堂，是郑樵青少年带其弟矢志苦读之处。
  原来寺址在夹漈山东边的芗林山，以后迁移到越王峰南边，故名“南峰寺”。抗日战争时期，南峰寺曾一度作为夹漈农校（后迁移至泉州）。
  宋宣和元年（1119），郑樵年16岁，父亲病逝于苏州，樵护其父灵柩回乡，葬于越王山。郑樵于是在越王山下的南峰筑舍，谢绝人事，边守墓边读书，并在此立下宏愿。他赋诗《题南山书堂》：“一泓澄澈照人间，明月团团落古湾。……”明朝周华所著《福建兴化县志》记载：“考《溪西郑氏谱牒，唐代侍讲光禄勋郑璩于五代创福田庵于夹漈山东边，寻移越王峰之南，改名为‘南峰寺’。”《兴化县志·书院志》载：“南峰书堂在广业里南峰寺西麓。宋宣和六年（1124），郑樵与弟煦读书于此。”（参见范育斌《莆田广业里瓢湖的故事》，莆田文化网·莆田文史，2017-3-27）
  南峰寺曾是闽中有数的福建古寺，亦为闽中广业山区的祖寺。该寺三进三殿，规模宏大。祖宫面对越王螺峰山，俯视碧波萍水，湖光山色，故宫联曰：“萍水有灵泽越峰圣地，湖山长秀映广业圣宫”。广业里湖，形似瓢状，故名瓢湖；又长满水萍，亦称萍湖。淳熙元年（1174），樵的侄孙左司郎中寅（状元郑侨之子）到南峰书堂，瞻仰先祖夹漈公的读书著作遗址，乃整修书堂，题额曰“南峰书堂”，并题诗赞颂：“若不登精舍，何由见古心？”南峰书堂为此传名。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瓢湖夹漈八代孙乡进士球，重建南峰寺，辟地卜迁于南峰书堂。故瓢湖因南峰书堂而文脉流徽。民国时，南峰寺曾作过乡政府；2010年因向莆铁路修建拆迁至西潭古湾边。时过千年，至今“南峰寺西麓”仍属萍湖村郑家；夹漈祠堂建在瓢湖。
  可见，“一泓澄澈”的“古湾”，指的并非广化寺之“南湖”，而是郑樵老家的瓢湖。
  4、朱熹《和林择之凤凰山韵》：“木落髻鬟拥，湖平妆镜空。荒茫余旧事，惨淡只悲风。兴发千山里，诗成一笑中。诸君莫惆怅，吾道固当穷。”
  这是误把泉州安溪县的凤凰山（那里今有国家森林公园），当作莆田的凤凰山了。朱熹曾在泉州同安为官。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83·词翰·泉州府·题咏》载：“《和林择之凤凰山韵》朱文公：‘木落髻鬟拥，湖平妆镜空。荒亡余旧事，惨淡只悲风。兴发千山里，诗成一笑中。诸君莫惆怅，吾道固当穷。’”（还可参见泉州历史网www.gzhnet.com《泉州山川·凤凰山》）
  林用中（生卒年未详），字择之，号东屏，又号草堂。福建古田人。曾从林光朝学，立志求“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之学。闻朱熹授徒建安，遂弃举业往学。朱熹重其志操，目为畏友，与之有多首诗歌，如《与林择之书》《答林择之》《用林择之韵别陈休斋》《寄林择之》《题林择之欣木亭》《泉声次林择之韵》《送林擇之还乡赴》等。著有《东屏集》、《草堂集》等。
  此外，误收入的诗歌颇多，例如郑露《彻云洞》：“延绵不可穷，寒光彻云际。落石早雷鸣，溅空春雨细。”（《永泰县志》载，彻云洞即永泰方广岩的玉泉洞）。唐·翁承赞《终南山》：“标奇耸峻壮长安，影入千门万户寒。徒自倚天生气色，尘中谁为举头看。”唐·欧阳詹《寄林蕴诗》：“村步如延寿，川原似福平。无人相与识，独自故乡情。”唐·黄滔《与从兄黄朴诗》：“纵徵终不起，相与避烟尘。待到中兴日，同看上国春。”唐·郑良士《栖湖山精舍》：“凤翼平分万仞峰，峰头禅堂瞰寒空；喷烟一带香泉白，倚云千株古树红。宿客语来岩谷应，真僧游去虎狼同。先公和乐读书处，藓碧苔青桧影中。”（编纂特地注解：“湖山精舍，指郑露三兄弟在风物具佳的南湖、凤凰山创办的湖山书堂。”）把写“宁海桥”的诗歌也误收入，甚至把元·陈绍叔《郑冢》也无端收入，真不知什么意思？再则，把创立的“三一教”主林兆恩的诗歌，误以为是其门徒卢文辉的等等。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
  二是遗珠缺失，将一些重要名流咏诵莆田广化寺的篇章遗漏。例如，“闽中文章初祖”黄滔的《南山灵岩寺碑铭》、宋代刘克庄的《……每岁瑞庆节，常聚广化寺拈香此日，癸未独自寺中，辄题一绝》、元代洪希文和明代兴化知府岳正咏广化寺的多篇诗歌遗缺；明代佘翔咏广化寺的多篇诗歌遗缺，林尧俞、张燮、何乔远等名人咏“南溪草堂”的多篇诗歌、清代镇守福建兴泉等处地方总兵官王万祥的《重建南山灵岩广化禅寺记》等等，统统没有收入。为此，笔者编纂的《莆田广化寺古今诗文选辑》一书，依据《四库全书》等，尽量予以纠错订正，展现真容原貌；同时力求拾遗补缺，求全责备，避免缺憾。
  《湄洲论坛》2020.4转载
  《莆田通史》初稿读后献言
  初稿读后，总的印象是：史料收集相当丰富多彩，叙述文字也比较平实流畅，还配有相应的一些插图，可谓图文并茂。
  在通读全书的基础上，我侧重于自己比较熟悉的教育、妈祖两大部分内容。
  主要修补建议如下：
  1、第209码，“宋元时期文献均记载妈祖的出生地湄洲屿”，只是蒋先生《妈祖出生地史料辑览》66条的一家不实之言。实际上，宋元时期史料记载的妈祖出生地，都是湄洲，而并非湄洲屿。所说正好相反。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湄洲和湄洲屿，是两个不同的大小概念，这里也不展开论述了。
  2、引述的廖鹏飞文，是依据《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碑记卷》的，差错不少。可认真看看涵江本和仙游本族谱的复印件，纠正差错。同样，第211码刘克庄的著作标点，也依据《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碑记卷》的，引文也错。为什么不看看刘克庄原著呢？
  3、元代妈祖褒封重要升格，与漕运密不可分。可引述一些褒封圣谕来说明之。
  4、第532、563码，清代介绍林麟焻，不讲他的重要妈祖文，是一失误。
  5、第552码，清代褒封妈祖为最高封号“天后”，“主要依据”必须如同以下几个封号，都是出自“清宫档案”。
  6、嘉庆年间封号“垂慈笃祜”，应当更正为“垂慈笃佑”；至少要两者并存。不能只按《湄洲妈祖志》一本书一家之说。
  7、第554-555码，施琅收复台澎奏封妈祖“天后”，其后又力排众议，上书保台守卫台湾，大功赫赫，必须大书一笔。但554-555码写得很不够，而且妈祖助战的引文大错。
  8、第555码对《敕封天后志》《湄洲屿志略》二本十分重要的妈祖著述，不出现妈祖著述作者重要林清标、杨浚，不该省略。
  9、第216码，对黄公度的介绍，不能漏了他的第一首妈祖诗。
  10、第413码，对平海妈祖宫时间的否定，论据不足，不足为证。可以避而不说嘛。415-416码，讲明代妈祖信仰的传播，主次不分——怎能不说第一本妈祖著述、林尧俞的《天妃显圣录》呢？
  11、第212码，对“妈祖文化内核”的概括，有进步，但不够精炼。应当引入国家高层最新提法，如：妈祖文化是海洋文明的一面旗帜，中国海洋文化的灵魂。妈祖文化具有“平安、和谐、包容”三大
  特质，与海洋文明“开放、多元、进取”的三大特征……
  第9码，“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应补江口的考古发现。那里是莆田文教发祥地之一。
  第23码，沧海桑田是莆田地质地理的最大、最有特色之处。应补充“沉七州，浮莆田”等内容。可参阅张德泉《莆田五千年的地质变迁》等等。
  第57码，对郑露“开莆来学”时间两说，不必过繁过细。倒是对寺院———学堂的演变必须阐述，因为这有普遍意义。
  第85码，宋代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根本原因在于气候变冷。请参阅竺可桢的科学论述。
  中外国大学者对宋代登峰造极的经济、文化、科技的评价，必须补上。
  宋代理学大师在莆田拜师林光朝和写作几首最出名的为学诗（“为有源头活水来”），整个空白，必须补上。
  第104码，唐代“莆田各姓氏迁入时间”，不能把“孔、许”列为“不明”。古今史册均对其有明白翔实的记载。
  第395码，对吴彬介绍轻重失当，没有讲他一亿多一幅的画作情况。
  莆仙军民，特别是戚继光大军抗倭，是莆仙历史上值得浓墨重彩大书一笔的闪光点。第320—323码叙述不足，有的欠准确；还有一些重要战役缺失，如1563年的莆禧之战。
  第179码，谈宋代的科举改革，还得提及蔡京等人的作用。
  第196码，宋代雕刻只说木雕，不提石雕，是缺憾。
  第493码，石雕业仙游最为著名。应当介绍祖师爷石雕名匠郭怀及其作品。当代众多的莆田工艺大师应当提及他们的传承与发扬光大。
  史料虽多，但特色不明。不能使人“知其所以然”。如唐代莆田教育，应当体现书院和进士之早、之著名，……清代应当突出新学之早，留学生之多、之优，等等。
  明代在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基础上，兴化的教育覆盖面日渐扩大。自明代后期至清末，包括家庭私塾几乎遍布于境内城乡，使许多女孩子得到教育的都有塾师的足迹。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也反映出女性自我意识和自觉的苏醒，使得原先深受“男女授受不亲”封建意识影响和毒害的年轻妇女，更多获得教育的机会。女性诗人群体的出现，家族性闺阁之间的唱和蔚然成风。莆田一代又一代的女诗人们以出众的才华博得历代赞誉。到明代后期女诗人更是群芳斗艳，各占风骚，对兴化文献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明代的著名女诗人有：徐贞女、朱玉耶、徐淑英、徐玉英、徐德英、黄幼藻、周庚、陈蕙卿等。梁章钜的《闽川闺秀诗话》，《明诗综》和《明诗别裁》等诗家选本，以及《随园诗话》《兰陔诗话》，都收录了不少莆田才女的诗篇。当代《中国历代女子诗词选》《中代女子诗词选》也有不少。
  第190码，刘克庄研究，还可提及莆田当代的詹淑海著述。
  目录，都要统一用黑体。
  有的引文打印有误，如189码“人间”误为“人问”。该页标点多处有误。还有一些错别字，如538码“溶于”应是“融于”……
  一些下划线没有去掉，如285码、228码、有的字体过大，未调整，如246-249码，第199码，忘去一些底纹。
  第701码，附录，“闽越国”后等号要去掉。
  总之，我以为全书修补工作量还比较大，还得继续努力完善之。
  《莆仙文化概论》重要缺憾摭谈
  《莆仙文化概论》面世不久，报端以及陈支平、郑振满、郑国珍等多位知名学者，就发出一片赞扬之声，称其是“字斟句酌、……站在前人研究的肩膀上，旁征博引，于系统、创新、普及三种特性中找到平衡。”对莆仙文化“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以新时代的学术模式下结论”，“吸收了许多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博览精收，参考文献繁富，既采纳许多研究新成果，又有自己的意见，能够做到不带偏见”，“论据充分，论证严谨”，“集全面系统性、探索创新性和通俗普及性为一体”，“是莆仙文化研究的权威成果，也将成为人们了解莆仙文化的权威资料库及依据”，是莆仙文化的“奠基之作”、“文化标志”云云。
  笔者以为，这一部83万字的大部头，确有可圈可点之处，金无足赤，如此夸饰，实在有失于应有的科学和严谨态度吧？一味的褒奖赞美，既不客观，也于事无补；还是一分为二地分析评价，比较实事求是吧？
  笔者参与、探究家乡莆仙的教育、文史近半个世纪，发表了相关著述200万字左右，也对《莆仙文化概论》谈点读后感吧。
  我以为，综观历史，莆仙文化有两大最为突出的亮点：一是“第一品牌”妈祖文化，二是“海滨邹鲁”古今重教尚学、教育辉煌。然而，该书不仅在这两大主要方面，而且在框架结构上，均存在明显的失误和不足，甚至是“硬伤”。
  例如，该书“第三节莆仙文化特征”提出：“以下试从六大方面分析和归纳莆仙文化特征。”而实际上，应该是七大方面——第44码白纸黑字载明“七、开放拼搏的海洋精神”（其中“包含海洋精神的妈祖文化”）。
  从成就和整体知名度、影响力看，莆仙的绘画要超过书法。因而，“第十三章莆仙书法篆刻艺术”“第十四章莆仙绘画艺术”的前后次序，恰好应该对调一下为好再则，该书“绪论”第12码，作者提出：“历史上，‘莆阳’一词，绝大多数是用作莆田县的代称，……也有个别文人把‘莆阳’一词指称扩大至包括仙游县甚至古兴化县”。这么认为，实在是太过片面武断了吧！北宋仙游名臣蔡襄在名著《荔枝谱》末尾，不是就署名“莆阳蔡襄述”吗？从南宋李俊甫编撰的《莆阳比事》、明代郑岳的《莆阳文献》，直到清末涂庆澜的《莆阳文辑·国朝莆阳诗辑》等莆仙主要先贤诗文辑，不是都包含了郑良士、蔡襄、王迈、陈镋的作品和传记吗？特别是《莆阳比事》一书，关于仙游名人，如陈洪进、蔡京、蔡襄及其家族，乃至九鲤湖、枫亭、莆阳荔枝的介绍太多太多啦。因此，怎能武断认为“历史上，‘莆阳’一词，绝大多数是用作莆田县的代称”呢？作者认定的“绝大多数”“个别”云云，有什么统计数据佐证吗？其实，莆田、仙游有时可以统称“莆阳”，则是因为它们旧时县城分别地处壶山、兰水（木兰溪）的南面和北面。而最权威的佐证，就是莆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再版的《莆田市志》（方志出版，2011年），明确指出：“本志中的‘莆阳、兴化、兴安’为莆田市的俗称。”
  再则，该书在阐述妈祖文化时，存在若干明显失误。
  其一，该书“绪论”重复了几十年前个别人的误讹，继续认为妈祖“本是一介渔家女子”，即由“九牧林”官家女莫名其妙地摇身一变，成了一介渔家女。在叙述时，编者还进一步提出这是后人“渐将其并入莆田‘九牧林’家族谱系”，“直接导致了对她身世身份的提升”，“渐失真矣！”（详见48码、226码）
  试问，倘若一千多年前，林默妈祖真是目不识丁的“一介渔家女子”，她有资格、能胜任神人沟通、治病救人重责的“里中巫”（请务必不要跟现代骗人的“巫婆”混为一谈）吗？
  再则，所谓“一介渔家女子”的主观贸然判断，与该书第249码的引证也相互矛盾：“在史料描述中，妈祖‘幼而聪颖，不类诸女。甫八岁，从塾师训读，悉解文义’”。千年之。
  其实，所谓“一介渔家女子”的主观贸然判断，也不符合文献史实记载。早在宋元时期，就有名人典籍明确记载妈祖的身世：如宋·李丑父的“妃龙种也”、宋·丁伯桂的“龙女也”，元·程端学的“都巡君之季女”、元·倪中“都巡检之第六女也”，而从宋元直至明清，没有一则史料记载妈祖是什么“渔家女”、“民女”之类。
  编者自诩自己善于从“孤本中找佐证，一点点突破”；评议者肯定其“博览精收，参考文献繁富”“论据充分，论证严谨”云云，能否提供一些史实史料佐证呢——哪怕一条孤证也好！
  其三，书中引述廖鹏飞的《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是依照本身就存在文字舛误的版本，例如第229码引述的“鼓坎坎兮罗杯觞，奠桂酿兮与琼（应为“椒”）浆”“礼终献兮撤（应为“彻”）其俎”。引述李俊甫的《莆阳比事》，也把“湄洲神女林氏，生而神灵”，舛误成“湄洲神女林氏，生而神异”。
  该书第230码，编者郑重其事地全文引述元·洪希文的《降香祭湄洲林天妃祝文》，然而经笔者查核了包括《四库全书》、《续轩渠集》在内的多种权威版本，发现文字差错竟有两处（且不论标点符号是否确切），即“湄洲之岛神所宫”、“徽加懿号神欣逢”，其实是“湄江之岛神所宫”、“徽加懿号神次崇”。编者的所谓引文，只是从网络下载的某些人制作网文罢了（据笔者经验，网文常常误讹多多，非亲自查勘不可）。
  照常理说，所谓具有“文化标志”性的“奠基之作”，至少典籍引文应该准确无误吧？为什么编者不顺手查勘一下原著原文，而贪图方便，一味迷信那些第二手的“汇编”资料或者网文呢？结果当然难免以讹传讹，一错再错！这怎能称誉为“用心之作”呢？
  编者还武断地坚称：“现存宋元时期文献均记载妈祖的出生地为湄洲屿或湄洲”。这究竟有哪些史料依据呢？据笔者30多年来参与妈祖文化史料研究，恰恰相反——宋元时期文献记载的妈祖出生地均为湄洲，没有什么湄洲屿的！（请注意：湄洲与湄洲屿，是两个不同的地理概念。详见笔者的有关论述）
  其实，现存宋元时期记载妈祖出生地的文献极少，据《妈祖文献史料汇编》所载，也仅有宋·廖鹏飞的“生于湄洲”、宋·李丑父的“生于莆之海上湄洲（古代“海上”常指海边、沿海，而不全指海面上。
  详见笔者《海丝雕龙》p108—p120）”，元代则一无所见。书中既然认定“现存宋元时期文献均记载妈祖的出生地为湄洲屿或湄洲”，能否摘录三五条给读者、学者开开眼界呢？
  应当指出的是，编者在谈及妈祖出生地时，又混淆了籍贯地与出生地的差别（诸如“我是莆田人，生于北京”、“他是涵江人，生于江口”等等）。作者引述廖鹏飞的《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时，偏偏凉了文中现成的“生于湄洲”四个字视而不见，却引用了其先祖的籍贯地“湄洲屿人”——混淆了两个不同概念。
  又如，谈到清代的妈祖文化，编者始终回避“天后”这一妈祖最高、最神圣之封号（神号），对其讳莫如深，故意避而不谈。例如，“天后”封号究竟是何时、何人、何故而封？即把最重要的“天后”封号的由来整个放空，使人一头雾水。实际上，谈妈祖文化问题，怎能绕过“天后”封号呢？相反，对此必须说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它不但是个重要的历史问题，更对当今“一带一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般轻重主次不分的著述，怎好赞美其“阐述真实到位”，“总之，本书的众多专题研究，都很到位”呢？
  对此我们不禁要问：是否因该书的执行副主编之一刘某的缘故（他一再固执己见，对诸如妈祖出生地、封号字数，“天后”是否妈祖封号等关键性问题，“别出心裁”，存有异议），而故意回避之？
  下面谈谈该书所阐述的“莆仙文化第一特征”、莆仙文化的主要精神特征重教尚学这一重点内容。
  当代五六十年代的“高考红旗”，是“海滨邹鲁”“文献名邦”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的重要标志性历史事迹，也是文革后得以重新认识与肯定的历史事件；中国社科院的王震中主任也曾在序言中提及“直到‘文革’前莆田还是高考红旗县”。然而，书中却没有一处再现“高考红旗”四个字。
  作为“莆仙历史上第一部通论体著作《莆仙文化概论》”，“高考红旗”的历史地位理应得到充分的肯定与表述，并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翻遍全书，竟连一个字也不见；整个“第二章莆仙教育文化”对此也一片空白！是时间超过下限所致吗？非也！“绪论”及其他章节的文字表述中，不是屡屡有所突破吗？诸如它对于妈祖文化、木兰陂、莆仙戏、工艺品等等的阐述，时间延续到了2000前后——甚至到了2020年（吴彬画作的高价拍卖）！为什么偏偏要遗忘历史，厚此薄彼呢？
  莆仙乃中国著名的教育中心之一，然而，孔孟之后的理学大师朱熹遵循师训前来莆仙游学，应是莆田做为教育“文化硬核”的闪光点之一吧？可惜，书中却无所反映。
  朱熹的一生经历比较复杂，其有籍贯地、出生地、居住地、游学地几处之分。莆仙作为其重要的游学之地，是其思想的最终融合之地。朱子几首最重要、最广为流传的为学哲理诗，就诞生于莆田，例如“为有源头活水来”、“万紫千红春满园”等等。朱子有其恳请成为林光朝门生的亲笔书信；还有他到红泉书院听完“南夫子”讲学之后激动难忘的心情，等等为证。
  但是，书中却只有什么“城山三先生”之一（不提“南夫子”）呀，“宋隆兴年间，南方士子多师艾轩先生，座下常数百人”呀，“林光朝三传弟子林希逸曾说：“艾轩先生道最高，名最盛，说的精神极好，听者为之踊跃鼓动，退而思之，忘寝与食者，数时好之，念念而不忘”云云。这是否有舍重就轻、捡芝麻丢西瓜之嫌？
  对于朱熹与莆仙的最新考证，当代莆仙学人的相关论述曾刊登《人民日报》客户端，以及《莆田学院学报》等媒体；包括人民大学知名教授也曾亲临木兰陂、濯纓池考察。莆田市有关主要领导，都曾亲临“半亩方塘”视察，并作过重要批示。今年，还将在莆田召开相关的学术会议。为什么编者对此却置若罔闻，视而不见呢？
  同样，明代经济名臣的传奇人物郑纪，人称“三朝元老”。其生卒年，仙游县志等误载了，订正的应为1433—1508年，但编者书中并没有与时俱进，“采纳许多研究新成果”，其294码依然照抄为“郑纪（1438—1513）”，实属不该。正如仙游学者所言：“郑纪的生卒年代，《四库全书》《屏山郑氏族谱》等明明记载的都是生于宣德八年癸丑（1433），卒于正德三年戊辰（1508年），享年76岁，但《仙游县志》（1995年12月版）却误作1438—1513年，以讹传讹，以至一些作者也照此抄录。见怪不怪，率以为常。”
  牛年正月初二
  马涨山概览
  ——为紫山世泽园而作
  马涨山位于莆田二十四景“三紫凌云”之天马山主脉紫霞山东麓，华亭镇山牌、霞皋村地域。这里，峰峦翠迭，凌云直上；山清水秀，人杰地灵。
  相传唐开成年间，村里秀才许一溪特邀莆田神僧黄妙应禅师为其老父寻一风水宝地。妙应禅师指点道：“此地便是风水宝地。凡是马能走得到的地方，都会涨。”此话与成语“马到成功”、俗语“财如水涨”等，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莆田方言“马”与“宝”同音，妙应禅师将此山命名为“马涨山”，溪流称“宝溪”。
  宋代中期，此地还有过“金针穿金钱”选择墓地的神奇传说。据了解，宋明期间这里相继是许多名人的墓茔福地，其中不乏高官显爵。如宋朝以参知政事之首代行宰相之职的龚茂良，明代状元林环（侍讲帝师，预修《永乐大典》，为《书经》总裁官）的祖父林弃（坟墓碑文为《永乐大典》总纂解缙所撰），刑部尚书兼太子太保彭韶，江西提学佥事、方志学家黄仲昭，“三一教主”林龙江等，正是紫气凌云！正如当地童谣所传唱的“马涨山，马涨山，一块坟地一族安。”
  紫山世泽园择此宝地而建，真可谓“马涨宝地，马到成功”！
  海塘宫记
  莆田县合浦里钱江境，位于五侯山东麓、鹭峰山之西，面朝平海湾和莆田盐场。海塘宫坐落于境内中部，于清初创建，民国三十六年重修，二〇一七年复建。此地濒临海滨，古有上下两大塘，供灌溉、生活和防洪之需，而圣宫居双塘之间，选址取名真乃恰到好处。
  圣宫坐北朝南，占地约两亩，主殿供奉神明，前殿为祭场，中殿为天井，宫前为广场。圣宫重建后焕然一新，古朴典雅、气势恢宏。宫旁有座双层护厝，周边有双戏台并配双大埕。
  圣宫祭祀慈济真君，张公圣君，太乙仙姑及侍臣李三夫人，司马圣王，杨公太师，田公元帅、灵牙大将、风火二童，火神元帅，蔡公元帅，齐天大圣，牧马将军；太平社尊
  主明王及夫人，中祖社尊主明王及夫人等诸神。
  张公圣君，号慈观，一〇二四年七月廿三日出生于永泰嵩口月洲村，一〇六八年三月初八羽化登仙，属道教闾山派，敕封为“法主神号”“大化真人”等。张公诚信侠义，铁面慈心，悬壶济世，为八闽“商神”。从圣宫内高悬的清代荔城郭氏病愈谢恩匾联“自古海塘昭聖跡；至今城郭沐君恩。”张公之鸿恩大爱，便可见一斑。
  太乙鄞仙姑，北宋年间的十二月十二日出生于南安霞美后井村，三月十二日羽化升天。她济世行善，为民间名医，尤擅妇幼救治，因治愈宋太后顽疾而敕封为“太乙仙姑”。
  境内陈氏居东部龟山，朱氏、俞氏和黄氏居西部蛇山，聚落呈八字形。乡民生计以商贸、盐业和农耕为主，如今财丁兴旺，人逾四千，地灵人杰，人文丰富；楼房林立，华堂四起，环境优美，一派繁荣昌盛景象。
  神明历来庇佑风调雨顺、百姓安康，尤其是外出经商者事业兴旺发达。因而，圣宫一直香火旺盛，进香祈福者络绎不绝。自古至今，每年元宵张公和太乙仙姑保境巡安，以及七月廿三张公诞辰庆典，均盛况空前；特别是张公吃烟花、摆棕轿、圈灯分蜜饼等民俗仪轨，热闹非凡。真可谓“海阔天高，真人怖福振山海；塘深泽遍，太乙垂恩佑庶黎。”
  莆阳文化公司顾问 许更生撰
  海塘宫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春立
  喜有繁花怡倦眼
  ——写在《湄洲日报》“周末”卷末
  六十年前，鲁迅先生给许广平送去了三册《芥子园画谱》，并在首册扉页上题诗相赠，说是“十年携手共艰危”，“聊借画图怡倦眼”。
  不知怎么的，在《湄洲日报·周末》专刊卷末之际，我油然想起了鲁迅的上述诗句，并且仿套两句曰：“六年携手共欢乐，喜有繁花怡倦眼。”
  诚然，与财大气粗、魏紫姚黄的大报大刊的“周末”专版、专刊比起来，咱们的“周末”专刊，恐怕只象寻常百姓家里的一方小小花圆罢了。然而，它却是风韵独具、别有情采，同样令人流连不已，给人以周末生活特有的温馨与情调。
  虽说它只有尺幅天地，却毫不单调乏味。它拥有二十多个栏目，显示着编者的匠心和爱心。凡衣食住行、行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几乎都可以给你以指点。虽不如鸿篇巨著那般解渴，却往往会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和喜悦。
  在栏目的曲径通幽处，你可以欣喜地一睹“生活流行色”“都市风采”和“都市新潮”，惊叹于《涵江摩托女郎好潇酒》！在“旅游天地”之中，你可以神游紫霄怪石和望夫塔，观赏深圳的“锦绣中华”和京都“圆明园遗韵”。你若有兴致的话，还可以到《湄洲踏浪》或徜徉于荔城的街头“夜市”，甚至还可以感受一下土耳其的异国风情。
  你寂寞了，不妨到“周末”的“影视长廊”或“周末茶座”的“影视长廊”走一趟。在那里，你可以结识到一批批“艺苑人物”，领略到影视新星的清纯和《丑星的魅力》。当然，你也可选择听听“生活短笛”或“名人轶事”，让乡土味十足的《九鲤湖祈梦的故事》、《五哥逸事》、《莆田二十四景地名撷趣》，伴你共度良宵……
  物换星移，你还能从中听到端午节龙舟竞渡的锣鼓声，了解到为什么《月到中秋分外明》。炎炎夏日，它会告诉你《怎样午睡》和《裙子古今》；北风呼啸，它又会关照你《防止、感冒十法》……
  “周末”风韵独具，还在于它从不猎奇，更不屑迎合哪怕是“时髦”的低级趣味。它虽稚嫩、幼小，但绝非随风摆的墙头草；它多姿多彩，而折射的正是太阳的七色光芒。
  当然，若论其中的文字品位，应数“人生百感”和“人生百味”最为高档，无疑该进“周末”精品屋呢。在那里，我们可以聆听《我坦然，我是工人》的青春独白，也可感受到《又晒月亮》那淡淡的幽默和浓浓的情韵，还可能邂逅到十《雨天里的女孩》，倾听到同辈人、下辈人诉说他们的《渴望》和“困惑”，以及怎样《跨越人生的障碍》……周末，本来不就是一家老少、亲朋好友们互诉衷肠的时光吗？我甚至领略经常奢想，简若把这两个小栏目的文章搜集在一起，岂不就是一本挺有风味的人生之旅散文集？
  鸡年岁末，北国一片银装素裹，南方却依然山青水秀。咱们“周末”的花圃正在拓展，而且透露出一派诗、文、书、画、摄影异彩纷呈的大好春光。是的，“周末”的良宵美景是迷人和难忘的。面对每一个“周末”，但愿我们都能发自心底地赞叹：“难忘今宵”。
  愿欢乐与“周末”同在！
  《湄洲日报》周末版，1994.1.29
  大地歌者一席谈
  9月11日下年，著名散文家郭风与家乡莆田的一批文学爱好者欢聚一堂，并愉快地回答了大家的种种讨教。这位兴化“大地的儿子”童心不减当年，他兴致勃勃，谈笑风生，时而操莆田方言，时而用普通话。他那左右逢源、真挚朴实、情趣横生的谈话，令大家倍感亲切，获益良多。
  交谈首先从写作的主题和题材开始。郭老说，有人讲爱情、战争是永恒的主题，我看家乡才不愧创作的永恒主题。故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对作者有着永恒的魅力，含着不尽的题材。大家的思路大可开阔一些，比如兴化的风味小吃，就是很有闽中特色的饮食文化之一。我最近应天津的《美食家》杂志之约，写的就是咱们的兴化米粉。那又白又细的米粉条儿，我看就胜过福州的线面，北方的拉面之类。如果是看了乡下社戏之后，再在戏台下吃上一碗“戏饭”，那滋味更是终生难忘的啦！再说，现在许多人欣赏惠安妇女的装束打扮，谈头巾、腰带之美。其实，咱们湄洲岛上的湄洲女的服饰、头饰比她们更美，也更具特色和内涵——红蓝相间的“妈祖装”，造型独特的“船帆”，不都是写作的好素材吗？
  席问，郭风先生还特别强调指出，习作者要于认识自己，包括发现自己究意适宜于掌握和驾驭哪一种文学式样。他说，“我开头也写过两三篇小说，但很快就发现自己并不擅长于虚构情节，而更善于把握某种真实的情结。于是，就转而致力于散文诗，写散文随笔。我最反对那种三心两意的人，整天跟看稿费跑：电影本有赚头就写电影剧本，哪样热门吃香就弄哪样。这很不好嘛，不要一开始就自我感觉太好，还是谦虚一点。
  最后，他还应请谈起了自己的创作习惯问题。他说，我长期都比
  太阳起得更早，四、五点钟就临窗执笔。我还特别喜欢大清早散步，在泉州，在鼓浪屿的小巷子散步。那时分的艺术感觉特别好，常常会有所触，有所联想。《泉州日记》、《北戴河日记》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日记这种形式很自由，一个新鲜的意念，一点零星的触悟，一些酝酿了很久的想法，都可以随手记下来。散文要有某种趣味才好，它是作者人格的直接体现，冰心的散文就是这样的。我现在眼睛不好用了，写作时喜欢站着写，不用提纲，一气呵成，三张稿纸写完就寄出去。早年的一些作品我自已并不满意，也许晚年的更喜欢一些。
  《通讯员之友》1992年12月19日
  淡泊人生的彩色句号
  ——忆父亲
  鲁迅先生当年给许广平写过“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的赠诗，而每当我打开父亲的遗作《彩糊艺术》（福建美术出版社1997年出版），凝视着扉页上父亲那清癯黑瘦的面孔时，却是别有一番况味在心头……
  正如他的合作者王福阳先生在书序中所述：“彩糊画是能让人‘悦目’的造型艺术，它凭借无拘无束地使用尽多的媒介材料的制作优势，以及广泛地借鉴和运用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段，带给人以多层面的、甚至‘喜出望外’的审美欢愉与惊喜，从工整严谨的图案纹样到天女散花式的随和神韵；从满纸淋漓酣畅、似而不似的怪异图形中，你又会感触到西方印象派、抽象派艺术的某些手法和技艺。特别奇妙的是，彩糊画以其独特的模糊性和朦胧美，带给人们无穷无尽的艺术联想、想象的天地，任你进行不尽的创造遐想。那即势成形的各种图案，那巧夺天工的繁多肌理，使画面展现出神秘的景象和丰富的层次感，给人以看不完、参不透的朦胧意态，它们往往显示出大自然气象万干、变幻莫测的震慑力，令人赞叹不已、兴奋不巳。”可有谁知道，这一幅幅带给人种种审美享受的彩糊画，竟是一些那样平凡、简陋的东西创造出来的；更少有人知道，其中一位作者竟是蔑视死神频频敲门的垂暮老者。
  他，就是我的父亲陈文贵。1996年初，父亲做了胃癌的第一次切除手术。虽然我们都瞒着病情，然而，他毕竟还是感觉到了什么，因此对时间抓得更紧了。在所剩无几的日子里，他日以继夜地在制作技法的原野上不断探索、跋涉，力求有新的发现与突破；他东奔西走地为《彩糊艺术》的出版发行上下联络、竭力呼唤……
  确实，彩糊画的制作工具都是些简单普通、毫无美感的杂物，甚至是废物：大小碗碟、钮扣、瓶盖、纱布、牙刷、头梳、鸟羽、瓜络、废录音带6谁知道，那平平淡淡的浆糊，调上颜料，在旧挂历的背面（废物利用）稍加制作，竟然会演化出一幅幅鬼斧神工的《清月》、《富春山秋韵》、《武夷山灵》、《七星岩梦幻曲》……，而且几乎每一幅都是可遇不可求、更无法重复的“孤品”。作品的清淡、宁静、悠远，似乎也反映出了创作者的心境与品格。
  我不知晓父亲的双手究竟是如何化废为宝的，但几次目睹了他的创作。在福州王庄的斗室里，为了作画，尽管赤日炎炎的盛夏，他也不敢把电风扇开大。由于高度近视加上老年白内障，操作时父亲几乎快把脸贴到了彩糊中的那些“名山大川”里，跟它们融为一体了。只见他时而用瘦得像竹枝似的手指小心翼翼地在画面上移动着，时而吃力地用嘴连续吹气，以控制糊液流动的方向与效果。我理解一位与死神赛跑者对时间的特别珍惜的心情，因此望着全神贯注、赤膊上阵的父亲，常常不忍心打扰之。我猜想，此时此刻，他那搓衣板似的胸中，又涌现出多少的奇山异水、旖旎风光？
  我和父亲相聚的日子不多，除了偶尔到省城学习、开会，我会顺便回家看看父亲，却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父亲沉迷于彩糊画创作的那些日子里，他每见到我就格外兴奋，迫不及待地拿出新近的得意之作在我面前来一番“老汉卖瓜”。有时候，还孩子似的央求我给想出一两句恰当的唐诗宋词给画作命名。瞧他那喜形于色、自我陶醉的模样，简直像返老还童，而不像一个沉疴在身的长者；而我也从中感受到“长年父子成兄弟”的乐趣来。
  父亲画画并非科班出身，顶多算是业余爱好。1942年，父亲在日寇的轰炸声中毕业于永安省立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莆田城厢中心小学和新县广山初级中学。1946年开始，靠家母许欧英任小学教师那微薄的工资接济和他自己的勤工俭学，断断续续地在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深造。先是上心爱的艺术系，终因经济困窘，改念了费用较省的教育系。不过，他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并且素来厌恶那些“走江湖”混饭吃的。作为教育学、心理学教师，他先后兼任省教育学中心教研组组长，省教育学、心理学高评委学科组成员，中国心理学科普工作委员会委员；参与著述《教育学教程、《教育心理学课堂运用例话》、《中外教育史话》等等。不过，据我所知，他自己最喜爱的却是1958年由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染纸图案》。染纸图案后来被全国中等师范学校和福建省列为小学美术课的教学内容之一，其中一个原因，也在于“价廉物美”，便于普及。就这一点而言，《彩糊艺术》是她的姊妹篇。
  有时候，我真不知道一个身患绝症的垂暮老人竟然还会有那样的劲头。1997年8月，《彩糊艺术》一书刚刚付梓，父亲居然又“心血来潮”，冒着酷暑最后一次回到莆田老家。他说是要探访几位抗战时期一起演街头救亡宣传戏的同窗老友，落实当时演出的剧目名称，写一篇回忆录。稿子写好之后，父亲特地叮嘱我亲自送到《莆田通讯》发表，还说是“我们这辈人不写，恐怕就没人写了”。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两天他都是穿着汗衫、凉鞋，戴着旧草帽走街串巷的。我劝他乘公交车，他却说：“路不远，而且多是巷子，车子到不了。”我却知道，他的“节约病”又犯了，这辈子怕是改不了了。
  父亲对家乡莆田一直情有独钟。长期以来，他搜集了一大叠莆田民间的方言俗语、谚语，甚至设法把其中的一些配对成联。可惜，这也成了他深感遗憾的未竞心事。1998年10月25日，他在病榻前把有关材料交给了我，其中附了个短笺写道“时不假我，现只得作罢，实遗憾至极”。后来，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我还发现他亲笔写在医院药品处方笺正反面上的两次留言：“此稿须保存，俟我病后返家再整理。97.10.20”；“病入膏肓，再整理似已不可能，姑且存之，等来世再续。98.2.24赴市一院前”。这般执著，这般痴迷，每每让我读之而潸然而泪下。
  我想，人生苦短，要做的事情也许太多太多，而未圆之梦必定也不在少数。也正因为此，一生能完成一两件自己称心如意的事，就可算是一大幸事了吧。常言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从这一点看，父亲是幸运的，他彩色的人生句号中，浸润着省师资处老上级的理解与知遇之恩，渗透着志同道合的合作者的友爱之情。
  父亲离我们而去两年多了，这个哀痛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了。父亲只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只是千百万普通教师中的一员。他既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也没有给我留下几多家产金钱，但他却具有教师这个社会特殊群体的典型秉性——生活清贫，执著敬业。他的敬业精神，他的不懈追求和音容笑貌，将永久留在我的心中，留在他所痴迷的染纸与彩糊艺术的世界中！
  2001年清明节
  附录：
  陈文贵（1921-1999），莆田人。高级讲师。1941年毕业于永安福建省立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莆田城厢中心小学和新县广山初级中学。
  其后，又于省立师范专科学校艺术系、教育系毕业。1950年为仙游师范建国后的首任教务主任。先后任教于闽候师范体育科分校、福州师范学校。先后兼任福建省中师教育学、心理学中心组负责人，担任省教育学、心理学高评委学科组成员。1987年，受聘于省教委师资处任《福建中师》主编。福建省“优秀教育世家”主要成员之一。
  出版著述《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课堂运用例话》、《教育与心理辞典》、福建省三年制中等师范学校选修课试用课本《中外教育史（北师大出版社）、《染纸图案》（上海美术出版社）、《彩糊艺术》（福建美术出版社）。
  朝花夕拾
  ——追忆孩童和求学时期的晓静女儿
  古人把幼年丧母、中年丧偶、晚年丧子（女）视为人生三大不幸，而其中“白发人送黑发人”，则为最大之不幸！不料，自己这辈子偏偏遇上了两大不幸——我刚进大学就痛失生母，可算“早年丧母”吧；我女儿晓静45岁不满，就撒手人寰离开了我们！
  晓静女儿做为“福建省优秀教育世家”主要成员之一，优秀的小学骨干教师，对教育工作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如习总书记2014年教师节前夕所讲：优秀教师“一生中忘了自己、把全部身心扑在学生身上”，他们的“很多事迹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这就是人间大爱。我们要在广大教师中、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德。”
  女儿英年早逝，事业有成，被市委、市府追授为“十佳道德模范”。她生前爱幼尊老，因此有亲友询问我：你是怎样把女儿培养成“道德模范”的？有什么诀窍吗？我想，“诀窍”倒没有，不过可以介绍一些女儿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供大家借鉴参考。
  子女培养事关千家万户，而且，如何教育子女从小好学、孝敬长辈，成了当代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因此也想东鳞西爪地谈些感想。这篇对女儿晓静成长教育的回忆录，如同鲁迅《朝花夕拾·小引》所述，是断断续续“从记忆中抄出来的”，“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它既作为对逝者的怀念，对当前的子女教育问题（如自觉学习、孝心培养等等），可能也有点裨益。
  本以为岁月如流水，可以冲刷思念；不料它却如刻刀，日益深刻。沉痛的教训就是：为父母者不能只顾自己的事儿，对成人的子女关爱不够。那样，一旦他们离世，就会给老人留下无穷无尽的悲伤与怀念……最近，一位痛失女儿的父亲，就沉痛地呼吁所有的家长：“孩子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礼物，好好珍惜她、爱护她、保护她，让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这是提醒做为长辈的父母亲，要持续不断地关注自己子女的身体健康。他们的过早离世，往往会让人悲痛无比——正如杜甫《石壕吏》诗中所说的“死者长已矣，生者常戚戚”。逝者永远不会再回来，但是活着的人却常常思念，终生缅怀。我也多想这么呼吁天下的父母亲：要不断关爱自己的子女啊！
  不过，“爱幼”也存在另一个极端，就是“溺爱”。报刊有文章揭示：在中国当下的社会中，许多收入并不高的家庭，却把自己的孩子当富二代供养，溺爱走向极端——对于孩子来说，无疑是一味“毒药”。事实证明，孩子小时候，只是读书，而不做任何家务活，结果供养出了白眼狼和啃老族。因为不曾也不能吃苦的孩子，会变得好吃懒做，只顾享乐，没有任何担当和不知感恩。因此，教育孩子务必保持清醒；家境不好，更要让他们多扛责任，自强自立。一味溺爱子女，包办一切，孩子只会“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而子女也把这一切，看成长辈理所当然的付出。他们长大就会把赡养、照料老人，视为额外负担，尽量逃避。
  我以为，爱幼与尊老，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二者相辅相成。因为感情是双方的，彼此投放才会相互促成；从来不存在单向的片面“恩赐”。厚爱方可换来孝心，如果迷信什么“棍棒底下出孝子”，粗暴对待子女，甚至拳脚相向，他们怎不怀恨在心，从小就“敬而远之”，长大一走了之？
  “百善孝为先”。可眼下，孝道淡薄，甚至被相当一部分人所遗忘。他们觉得“爱幼”享受，理所当然；“尊老”却漠然淡然处之。因此，很有必要唤起人们的既“爱幼”又“尊老”的人伦道德之心。孝心，实际上是一种爱心，归根结底既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情感与行为。它是“双向交流”的必然产物，而并非某种善良的愿望。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爱”是当事者双方全心全意互动的自然结果。可惜，如今许多年轻父母自己沉迷于玩手机等，而将自己的婴儿、幼儿凉在一边，很少理睬。据说，婴儿在娘胎里就会听音乐，就与母亲有了一点相应的交流，何况出生之后呢。他（她）应该特别想多听听父母的声音，接受父母的抚爱。所以，肌肤接触和言语交流都十分重要，前人称之为“逗孩子”。
  由于我早年长期在外工作，孩子出生后，也只能等学校放寒暑假了回莆田老家“探亲”。因此，婴儿时期的女儿，对我这个“爸爸”完全陌生。记得她刚出生那年春节，我坐车佛晓时分才赶回家。刚进门，小不点的她惊醒来，竟然吓得哭泣起来，面朝母亲呜咽个不停，哄了很久才重新入睡。后来“混”熟了，她睡觉时，都爱拉着我的手臂说“爸爸手手做脑脑（枕头）”。不过，女儿还是跟妈妈的时间多得多，所以一哭泣就大声嚷嚷“妈妈在哪里”？
  女儿的模仿力很强，刚学会走路，牙牙学语，就手扶墙壁跺着脚，口中嚷嚷“吧舞吧舞（跳舞跳舞）”。我看书时，习惯于拿红铅笔在书上画杆杆做记号。她站在一旁看着，居然记住了。一次我进房间，发现她竟然拿着一本我的书（我至今还保留着，是两卷本的《马恩著作选读》），站在床头边用我的红铅笔大画杆杆，口里还不断嚷嚷“读书！读书！”当时，我又急又好笑，可没有责骂，更没有动手打幼小的她。
  晓静性格倔强，上街时我喜欢牵着她的小手；她却不乐意被我紧紧抓住，总是从我的手心中挣脱出小手，然后从我的手指中挑出食指和中指纂在她手里——仿佛是她拉着我走路似的。
  她从小眼明手快，手脚麻利。我经常故意逗她：“爸爸拖鞋不见啦！”她目光四处一扫，很快钻进床铺底下，一把抓了出来，高兴地说：“在这不！”我哈哈大笑，把她搂在了怀里。
  晓静从小就不自私，总会听话地把我从三明买回的一些牛奶饼干，分给几个小伙伴共享（尽管她很爱吃），分完后还拍着小手说：“无（没）了，爸爸麻（三）明阿（再）买！”
  晓静妈妈是回乡知青，那时经常要下田干活。她不知从哪里学来的，居然会向到家里的客人说明：“妈妈田田南夫（工夫）！”
  调回家乡那两年，我在城里工作很少回家；因此一回家，她和几个小伙伴就欢呼雀跃，排着队把我拦在门外，双手举得高高，齐声嚷嚷“扔！扔！”要我逐个把他们“扔得高高”——实际上只是抱住身子向上打个秋千罢了。女孩中，她是几个侄辈中的老大，我又是她爸爸，所以孩子们都知趣地让她当排头兵。每次，当然也是她扔得最高，最久……
  晓静小时候相当调皮好动，常常喜欢故意去招惹大一些的伙伴，待大家“群起而攻之”时，她就笑嘻嘻地一路奔跑着，躲到了我背后——那里当然是她理想的“挡箭牌”、“保护伞”，“太平港湾”啦。
  她四五岁时，就学会了摸母鸡屁股，看看是否有蛋要生。她分管的是一只黑眼圈老母鸡，她会高兴地大声嚷嚷：“乌眼鸡，一个蛋！”还会一直在院子里转圈圈，好像在给小伙伴们炫耀似的。
  晓静从小就爱做些家务，其他孩子（包括比她大的男孩）都忙于玩耍，她却独自挽起衣裤，主动跟随妈妈到水渠旁洗袜子、手帕；还会剥蚕豆，甚至撬海蛎——弄得满脸污泥还乐此不疲。1979年，家里整修房屋，也只有她独自一人像大人那样，挑石子来回奔走。一小担石子连同畚箕，称了足足有15斤！幸好场院距离施工地点只有20米左右，而当时的她不过6虚岁呢！
  孩童时她就懂得节俭，会计算“成本”。她喜欢吃螃蟹、虾、贝壳之类，却几次对母亲发问：“怎么我爱吃的东西都贵贵？”其实，当年这些海产品，都是我们海边人讨小海的产物，一斤不过几毛钱——这在七八十年代农村，可算贵啦。
  六足岁，我带晓静到城里进入“莆田实验幼儿园”——当时比邻我工作的县师训班（教师进修学校）。从小争强好胜的她，有了一个自我表现的机会：幼儿园里给表现好的小朋友，奖励一把小小的三角形红旗。她高高兴兴地拿回家，插在了一个竹篮子的空隙间。不多久，篮框都几乎插满了。期末，在实验小学念书的哥哥的成绩单也分发下来了，很优秀。到底该表扬谁呢？我说，当然是红旗多的！我以为当家长的，应该权衡利弊，讲几句“善意的谎言”。这对于培养小孩“勇争第一”观念有好处，不是吗？小时候“争强好胜”、不甘落后，确实是一个应该好好呵护的好品质啊！
  大约有半年多时间，我一个人又当爹又做妈，照料他们小兄妹的生活、学习。我实在忙不过来，也为了从小培养他们“自力更生”的观念，就给他们分配家务劳动——个负责倒尿盆，一个负责蒸饭罐；衣物则小件的如袜子、内裤自己动手洗。两兄妹都很听话，一直各负其责，照办不误。学校当时对我也很关照，下乡的业务暂时免了。记得我那时出版的几本书，写的一些文章，都是等他们熟睡了，一个人躲在教研室的办公桌完成的。
  晓静可能是秉承我的基因，心直口快，快人快语。她从小就敢于对妈妈提意见。念一二年级时，她母亲在进修学校印刷厂当装订工。她从实小放学回家，一放下书包，就跑到妈妈的装订车间帮助干活。当时只比桌子高一点的她，就会按页码顺序配页啦——把印好的复习材料的纸张，按顺序叠好。她熟练地把木盒子平放在自己的小肩膀上，用一只手扶着，另一只手飞快地拣着纸张叠放。应聘的县印刷厂退休老师傅见了，都多次表扬她干得出色，将来肯定有出息！她边干活，还边对干活时爱跟“婆婆妈妈”讲话的妈妈提意见：“做得又慢，又要讲话做动作（比手势）！”在场的家属工们，无不哈哈大笑。
  我的两个孩子晓星、晓静，唯一就打过女儿一次。那是她念小学三年级吧。一天夜里，我见她做数学作业撕了好几张纸，气呼呼地往地上乱扔。我气上心头，抓住她的手，用力打了几下手背。她哭泣着告诉妈妈：“谁叫老师还没有教呢？”原来她做的是应用题，记得是正反比例题型。我听了深深震撼和自责后悔——我错怪女儿啦！我油然想起家乡的一句俗语：“父不教子”。父亲容易发火，不知情又“恨铁不成钢”，胡乱打骂孩子！从那之后，我更加信任孩子，放手让他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而两个孩子也不负重望，始终保持优秀，各有所成。
  晓静从小学习勤奋，成绩优秀。初考时上了一中线，但莆田一中离家较远（当时我们已搬家到了梅山街市进修学院集资房）。于是，我要她就近入学，上就在附近的莆田二中（如今的哲理中学）。那时梅山街一带还比较“荒凉”，特别是校门口附近小桥流水，还有一片龙眼、枇杷树林，晚上更显得有些阴森森的。她到学校晚自修回来时，我不放心，总要去校门口附近等她，陪她一起回家。她学业成绩好，于是后来我建议她晚上在家自习，她答应了。但没几天她气呼呼地说：“晚自修发的一张练习卷不见了！”硬要回学校晚自修。我明白女儿的倔强脾气又来了，只好答应了。
  女儿在莆田二中表现出色，一直到初三年都是年段的佼佼者。那时为了保证尖子能够上大学，特别规定除了师范学校，不许报考其它中专学校。考虑到儿子远在他乡，我们想留她在身边，于是叫她报考仙游师范。这个乖乖女，言听计从，以总分第一的成绩，录取在当时十分热门的仙游师范。1990年，她去仙游师范报到时，正是几个强台风连续登陆福建之后，街道一片狼藉。我与老伴送她到了学校。考虑到冬季即将来临，我们特地进店铺，给她买了一条新毛毯。女儿在学校也很争气，成绩优秀，当了校播音员，还入了党，又以综合总分第一名毕业了；她和学校代表队一起到省里参赛，为母校捧回了一个大奖杯。
  然而，分配时这位名列第一的优秀毕业生却不能如愿。我为其不能“名正言顺”地就业而打抱不平。经过一番奔走，终于如愿以偿——晓静分配到了百年老校梅峰小学，而且在那里做出了佼佼者应有的成绩。
  晓静教学认真，成绩突出，在家长中也颇有名气。于是有人主动要求她任“家教”——为此她曾买了一张大圆桌。此事被我发觉了，当即予以制止。我说：学生学习好坏主要在于课堂教学，不在课外补习。乖乖女又一次听话地收起那张大圆桌，后来被我送给了邻居。晓静去世后，她教过的班级那些学生家长集资了不少钱送来，这也可见晓静确是把全部身心投在了全体学生身上啦！后来，我做为赞助，也给他们赠送了自费出版的《名师足迹——晓静文选·纪念册》，作为对晓静老师的一种留念。
  晓静第一次上北京，是工作后不久，自费与进修学院培训班的校长们一起去的。当时我负责带队，先后观瞻了天安门、颐和园、长城、故宫等景观，留下了几张稀罕的父女合影。
  第二次与她一起外出旅游，倒是我退休之后，她作为荔城区教师进修学校的兼职教研员，外出云南，我跟随她游览了丽江、石林等处。晓静还陪同我们一家大小，去过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开开眼界、散散心。此外，她担心我长期伏案写作，母亲蜗居在家，于是每年都要带我们去莆田当地的公园、寺院游览。从遗留的照片看，女儿带我们去过梅峰寺、广化寺、九龙谷、白沙镇等等。再则就是平时催促我们下楼，在楼下的平台跟她一起兜圈子散步。
  晓静总怕我们太劳累，每天中午回家，如果见到母亲还在厨房忙碌，她就削好苹果或凤梨，要妈妈到一旁坐着休息、吃水果，换她到灶头接着干。
  女儿孝心可嘉。家里不同样式的温度计就有好几根。我们稍有头疼脑热的，她就会来到房间嘘寒问暖，并给测试体温——难怪前不久，她妈妈就梦见女儿拿着根温度计，要给自己测量体温呢。我们房间的空调，也是晓静亲手调试，温度适中恰好一一真是知心莫如亲生女哪！
  母亲上医院看病，也总是她带领的。因为我们两个老人，不会操作各种电脑化的器械，需要她跑上跑下，张罗各种事务。2018年那个寒冷的冬天，流感肆虐。女儿特地给有点咳嗽的妈妈买了贵重的抗病毒药片，而她自己却只喝摆在案头的“止咳糖浆”（母亲整理遗物时才偶然发现）！
  我老伴的眼力不济，过去女儿常常为母亲修剪脚趾甲。她总喜欢把母亲的双脚搂在自己怀里操作——每当见到这一幕，我都以为时光倒流了，定格了：小时候，其母也是这样搂着女儿的双脚修剪指甲啊！双休日，晓静常常挽着目欠明、耳不聪的妈妈的手臂，一起上市场采购。而且，她会换一个大一些的帆布钱包，里面多装一些零钱好支付。难怪老伴会对我说，女儿去世不久，她在家门口附近，突然真真切切听到女儿大声呼唤——“妈妈！”她急忙环顾四周，却一个人也没有。女儿去世后，我出门也挎着晓静那个帆布大钱包——好像女儿陪同老爸一起外出一样。
  2018年冬一2019年春，天气特别寒冷。女儿早早就从储存室找出了她收藏的电热器，放在了我的电脑桌下面。而她自己，却是2019年初北京培训回来后，可能有病在身，倍感寒冷，母亲给她找出另一只电热器，放在她的电脑桌下。
  晓静对我们大人的悉心关怀照顾，借用一句成语，可谓“无微不至”。我和老伴的手机、眼镜，她买的；我们的内外衣服、皮鞋，甚至袜子、手套、帽子，也多是她网购来的；连我电脑的“洁立得”屏幕清洁剂，也是她买的。她采购的盒装干黑木耳、香菇等，我们至今还在食用呢——不过，总是吃在嘴上，苦在心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啊！正如2019年3月6日，我在《怀、念诗二首》所写的：“冰箱年货尚余半，盼望女儿早日归。……帽裳渐旧倍珍惜，需待女儿重世购。”
  女儿跟我一样，除了坐在电脑前打字写作外，业余就喜欢侍弄花花草草。她还曾特地开小车到郊外，运了一大包泥土回家种花。阳台上，还有她购买的喷水壶、花肥料、除虫剂等，可惜她再也用不上了！2018年兰花开放季节，她特地欣欣然跑来告诉我：“爸，咱们家兰花开一柱了！”可惜，这是她所见的最后的兰花啦！2018年11月27日，晓静赴京培训之前，她最后一次带我们到广化寺前面的南湖公园。我们彼此在广化寺门前广场，留下最后一次合影！在花树林木互疏的公园，不少花草我们不知其名。女儿说，只要用手机拍摄一下，影像上传到某网站，就会显示其学名、性状等等，她还当场做了演示。唉，从她喜爱花草的程度，我想她应该成为一名植物学家、园艺师呢！
  最后一次上京培训期间，时间紧迫，她只去了新华书店，甚至冒着零下9℃的凛冽寒风，夜游清华、北大门口。她发回的微信说：“没上大学，蹭蹭名大学的味儿。”她对花草精心照料，自己却相当简朴，从来不见涂脂抹粉、“花枝招展”。女儿给妈妈网购了成打的袜子，而她自己穿的袜子，却是有几个小破洞的（也是母亲整理遗物时才发现的）。一次梦中，她回家告诉母亲，晚上吃干饭，配花蛤、西红柿汤。这都是晓静平素喜欢吃的呀！末了，晓静说是要回去了；母亲知道她要去哪里，哭着死命搂住她不让走……
  晓静对独生子的关照，也严格而低调。儿子的书房书橱边上，粘贴着她书写的勉励性字条——其实也是她自己的阅读感想与体会吧——
  每块石头都要经过山水冲洗、江河打磨，才能来到我们身边。其实人也一样，也要经过无数次的修炼和洗涤，才能有真正的光泽。（我查阅过，原来那是演员段奕宏父亲对他的教诲和勉励）
  只要做出了选择就要努力做到最好，不辜负自己的选择，要通过自己的坚持不懈证明自己。（我查阅过，是陈安之《意林》中的文章）一个脚跟踩扁了紫罗兰，而它还是把香味留在那脚跟上，这就是宽容。
  一一安德鲁·马修斯
  以往每天清早，我开始在电脑旁工作，就会听到楼梯响动的声音，那肯定是晓静从卧室下楼，要进厨房为儿子准备上学吃的早餐；而自从她去世后，我再也没有听见楼梯响动之声，只能孤身一人独坐在电脑桌旁……
  儿子卢子越也争气，在她去世后日子，通过努力拼搏，终于考上了“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也算可以告慰母亲悬着的一个期望之心。
  晓静长大了似乎比较内向，除了业务上继续保持“风发激扬”的品格之外，其它都很低调。她的自取网名“悄悄”，应该是与名字“晓静”呼应的，更是其内向个性的反映。她总喜欢一个人一声不吭地忙这忙那，如果见到妈妈在楼下拖地板，她就不声不响地到楼上也拖地板，减轻母亲的工作。我这辈子替别人修改过数不清的文稿，却极少为女儿服务——她总是自我完成啦。她却还曾帮我查找资料，完成两本书稿呢。
  即使自己的病情，她也是老不吭声。北京回来后，恰逢期末，教务工作又特别繁忙，晓静身体不适，难以支撑，也只告诉一两个最要好的女伴，连我们都蒙在鼓里。那时临近除夕，家家户户照例要“扫尘”，干干净净过年。夜里，晓静才有一些空余时间，她独自一人楼上楼下收拾这整理那。还在储存室用小楼梯爬上爬下，堆叠东西。离家住院的前一个夜晚，她还收拾了一批旧衣物，准备投放到大门口的省“慈善捐物箱”——这竟然是女儿的最后一项工作了！
  古人是孝悌（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并称的，确实有道理。晓静也是依恋亲情的性情中人。她去世后，母亲整理遗物时，发现她天天使用的电脑桌抽屉里，存放着她与奶奶、爸妈和哥哥几人的合影、兄妹两人的合影、儿子的照片等。
  2018年圣诞节前夕，她哥哥带着一家人回家探亲。23日夜，她在酒楼为哥哥一家接风洗尘（想不到这也是最后一次了）。24日早，她就坐飞机到北京，参加骨干教师培训。
  请看她跟我、哥哥，以及我给她所发的一些微信吧——我至今还保存在手机里，转载到电脑上——
  “我24—29日在北京培训。蓓蓓想体验，可以到我们学校上几天课。姑姑不在家，爸爸带蓓蓓去学校上课好了。”“央央，听出是你的声音！”“蓓蓓认得吗，这几个是什么字？家里有没有WiFi？”“莆田新闻2018-12-23，室外温度17摄氏度左右。紧急提醒！明天上午8点要上班的莆田人注意啦！带好这两样东西……”唉，女儿身在异地他乡，竟然还在看莆田的天气预报，还把我们二老和哥哥一家的冷暖挂在心上！每每读到这些吩咐，我都不禁潸然泪下……
  “到长乐机场了，报个平安。”“一路平安，小心谨慎。”“飞机着陆了。下机了。中转的飞机，大机通常是长途的。九列的飞机第一次坐。”“在机场外等接的车。培训在北师大，集体住青年政治学院。”“在等行李。在候机厅了。还在等房间安排。北方人不如南方灵活。”因为外出，这是女儿给我发的微信较多的一次。最后一次只有一行：“急性心肌炎，正办住院。”
  后来，晓静转院到福州，住进协和医院新区住院部12楼24区15床。我回复她丈夫的微信是：“我大妹陈幼楓微信号……，你可与之联系。今天附属医院抽了她三支血送去化验，你要医院告诉化验结果，协和医院千万别再抽血了，她受不了。”
  可能遗传我的基因吧，晓静从小喜欢运动，很少生病，偶尔也是小感冒之类。这也是造成我们麻痹大意的重要原因。除了上仙游师范的几年，40年来，她一直与我们共同生活——即使婚后忙于工作，为了小孩有人照料也是如此。这漫长的岁月里，我记得只带她看病求医3次：
  第一次是1978年4月，正当农忙时节，晓静兄妹都得了重感冒，连续咳嗽发烧。我正好刚调回家乡，在莆田六中培训教师。她妈妈带俩个孩子上涵江医院，一连一周打青霉素退烧；还按照中医土方，抓麻雀炖冰糖吃——所幸那时候乡下麻雀甚多，容易捕捉。
  第二次是晓静眼皮红肿，我找了城里有名的“草药玉”给她治疗，幸好痊愈后脸上没留下什么伤疤。
  第三次是住在梅山街时，有天下午，晓静突然又拉又吐，可能是急性胃肠炎吧。那时附近叫不到三轮车，我赶紧跑到东桥头，好歹才叫到一辆三轮车，立即把她送进了九五医院。那天病人特别多，她先是住在走廊，晚上才移入病房。所幸第二天也就出院了。
  女儿走得匆忙，在福州协和医院特护病房，身旁一个亲人都没有，所以一句话都没有交代就匆匆走了；而在莆田医院期间，她又常常昏睡，所以我们没有交谈的机会；而且彼此都没有意识到很快就将诀别，所以都没开口。我听到女儿最后一句话，是她打完针，我为她按揉针眼时；她虽然双眼紧闭，还用微弱的声音说道：“爸爸，按重一点。”当天下午，她就被医院救护车送往福州医院。我在担架旁护送她上了车，最后一次摸摸她的双脚，冰冷冰冷的。我才知道大势不妙！果然，当晚11点多电话就传来她的噩耗；我颤抖的手竟然连话筒都拿不住……
  女儿火化的那一天，我特地郑重其事地向殡仪化妆师，要求剪取留下她的一绺青丝。如今，这缕头发是她唯一没有火化的原物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把它跟她的相片一起，端放在我的书桌旁，与我朝夕相处，让她看着老爸辛勤写作，始终陪伴着我们……
  1993年6月，福建省教育委员会颁发给晓静的“福建省中师生首届教学基本功比赛个人十项总成绩二等奖”的一只花瓶式脱胎漆器奖杯，如今端放在我的案头，日夜陪伴我读书、写作。端详着这只黑中透红的脱胎漆器精致花瓶，我油然想起当年听过初出茅庐的晓静课的师大教育学院博导余文森，在《名师足迹》序言中的一段话：“我大为震惊，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位姑娘似乎就是为小学语文而生！她的课不仅‘指导一自主学习’的教改理念体现到位，而且显示出很高的语文功底和素养。”
  我本来有一个习惯：边电脑打字边听音乐，但自从女儿去世后，却极少打开音乐了。因为别说听《二泉映月》《流浪者之歌》《真的好想你》那样悲情的乐曲，即使听《橄榄树》《冰山上的来客》《洪湖赤卫队》的一些歌曲，我都要潸然泪下。
  思念至极，当然就想梦中相见。然而，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的良好臆想罢了。从小到老，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做梦，而且不止一个梦，算是“多梦年华”吧。但梦境中却极少能跟去世或健在的亲人、朋友、熟人相逢——梦见的往往是莫名其妙、素不相识者。再则，我的梦境，往往模模糊糊，转迅即失，犹如云雾山中，镜花水月，一醒来就忘记了人物和情节。我和老伴朝思慕想女儿，但晓静在梦境中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我们都是百日左右各自才梦见一次呢！有一次，我居然梦见勤奋好学的女儿，在雪山之巅看书呢。
  然而，非常突然，农历九月廿三，也即我76岁生日那天中午，竟然梦见女儿回来用手机给我照相，而且彼此只隔着一张双人课桌，因此十分清晰真切，历历在目啊！这极其罕见的“白日梦”，真是可遇不可求，我此生七十多岁还没遇见几次呢。当晚，居然还再次梦见女儿孩童时的调皮模样——她对着我笑，也是“栩栩如生”啊！我老泪纵横，夜不能寐……莫非爱女在另一个世界，依然知晓老爸的生日，还特地回家看望？那真是“虽死犹生”哪！我想，如果人真有灵魂，而且即使在另一个世界还记得老爸生日，那实在不枉在世时父女一场啊！
  媒体载：物理学家罗恩·梅里特教授正在研究时间机器，利用高能激光来扭曲时空，让时间产生环路，从而打开时间倒流的大门，去见一见早已去世的父亲。其实，有这种再见亡故亲人愿望者，又岂止他一个！
  有道是人生是一种机缘，父母子女也是如此。当代量子理论的一些科学家认为：人的灵魂不死，只是到了另一个“平行宇宙”或多维空间。当我们进入梦境时，这个平行世界会与我们的梦境重叠，他们就会出现在我们的梦里。所以自古以来就有人死后会“托梦”给亲人的说法。因此说不定，在某个机缘之下，健在与亡故的亲人又会重新汇聚在一起。但愿如此，我们与逝去的亲人或许还有相会的一天！
  2020、11、25——12、31日，边忆边写，泪洒键盘
  附记
  2020年10月5日，因房屋拆迁缘故，我们搬回了原先居住的梅山街进修学院集资房。这里正是当年求学和工作初期，我们与晓静女儿共同生活的地方啊。此景此情，十分熟悉，它又勾起我们多少回忆的镜头哪；然而，晓静女儿却再也不会回来了！她确实是一去不复还啊！
  至今，虽然时间过去了近两年，母亲天天还在女儿的相片前摆放各种时鲜果品，以及她喜爱的饭菜，而且开头总要招呼一声“静啊，我是妈妈！”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她就搂抱着女儿的遗像哭泣——母女情深，可见一斑；也真叫人泪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