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内容
一
看了李俊、孙文采两位老师关于当前语文教学面临问题的争论文章，深为他们的高度热忱和敬业精神所感动。他们论争的中心在于如何为语文学科“正名”。学科的“正名”论争反映出对学科性质认识的巨大分歧。确实，“语文”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个纠缠不清的“老大难”问题，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与现实之谜”。时至今日，“语文”依然搞不清楚“我是谁”、“人们要我做什麽”这样两个最基本的问题——而同样的问题，在其他学科是根本不成问题的。这种尴尬状况，深刻地反映了语文界同仁对学科本体的困惑不解。
语文本体论问题，也即“何谓语文”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文的本源和实质，二是语文的构成和要素。它牵涉到两个领域：语文课程性质和语文课程内容。它们都是涉及学科根本的核心问题。对此，各家各派所作的解释主要有“语言文字说”“语言文学说”“语言文章说”“口头语﹢书面语说”“语言文化说”“言语说”“言语生命动力学说”等等，彼此交锋激烈，莫衷一是，至今难以定论。为了平息纷争，当年语文界老前辈张志公先生曾以息事宁人的态度提出，不管对“语文”二字怎样解释，“当我们对有些概念讨论到一定程度，暂时不能更前进一步、更深入一步的时候，不妨把它放一放”，而在具体教法和提高效率上多找出些办法来。（详见张志公《科学态度和科学研究》一文）然而，如果对学科性质、目的和任务都不明确，又能作什么“实实在在的事情”来呢？
事实证明，由于历次争论都不了了之，以致一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落实。就说上述各派无一例外都认可的“语言”（或“言语”）吧，应该算是一个基本共识了吧？其实大大不然。我们知道，构成任何一种语言的核心与主体都是词语，而我们的语文课本历来是“语焉不详”，甚至“秘而不宣”；连课本的资深编辑们对此也一片茫然，心中无数。旧的暂且不说，新课标规定，九年级即初中毕业要比小学六年级多认识个汉字。但究竟是哪个字呢？天晓得！我们的小学语文课本从来就没有过“词语表”；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包括年代的《汉语》）从来就没有过“生字表”，就连曾经有过的“词语表”也莫名其妙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小学语文课本统统没有各册的“词语表”，这恐怕堪称独一无二的世界之最！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语言”也好，“言语”也罢，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语文课程与教学设计者、领导者、研究者的视野中，他们早已是彻底回避和放弃了做为任何语言之根本——词语，似乎唯独咱们中国人学习母语，词语方面可以无师自通似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少有识之士就曾疾呼，“扩大识字量和词汇量，是初中阶段刻不容缓的任务”（详见年出版的《全国初中语文教学调查与分析》一书），可惜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年，《中国教育报》记者李建平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现状进行了系列的调查与思考，提出许多师生对“最常用、最基本的字词恰恰忽略了”！
由于主体的自我迷失和长期空白，导致“语文”从问世开始，学的、教的就是一副苦瓜脸。远者，翻翻胡适之、叶圣陶、黎锦熙、夏丐尊、朱自清当年的文章便可知晓；近者，有吕叔湘先生世纪年代末振聋发聩的疾呼：学生学习了十多年的母语，却成了一桩“大多数不过关”的“咄咄怪事”！
客观状况是：一方面，语文学科自身的百年症结没有得到解决；另一方面，这些年来，在升学压力等功利主义的巨大重压下，母语的生态环境受到极大挤压，生存时空空前萎缩。真可谓雪上加霜。而这一点，身居高楼深院的专家教授一般是难以感受、体验到的。君不见外语和数理化那铺天盖地的练习册以及大大小小的竞赛活动，几乎完全剥夺去了学生预习语文和课外阅读的时间，连报刊影视都无暇问津。母语哪里谈得上是什么最基础、第一位的“体现民族精神的核心课程”？不，在师生、家长心灵的天平上，她永远不过是众矢之的的丑小鸭和灰姑娘！教育部罗列的中小学生“必读书”在许许多多学校，只是一张美丽的空头支票。顺便提一句，如今在学校公用经费捉襟见肘的状况下，究竟有几所中小学真正能够如数提供那一本本的“必读书”呢？
不错，每年大小考试总有一批语文尖子，每届诸如“新概念作文大赛”也会出现一批韩寒式的新秀，我们还拥有一批所谓“年代后”的新锐作家群，但是我知道，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在付出了包括“偏科”在内的惨痛代价之后才脱颖而出的。可以说，当今的学校学科生态环境，已经很难造就出健全的语文尖子了。
特别令人担忧的是：在施行新课标的大背景下，由于语文学科本体的定位更加模糊了，且受到了形形色色的“性”骚扰（其中洋骚扰的冲击更加明显），造成了不少恶劣后果。姑且听听当前语文界两位顶尖级人物的看法吧。
李海林教授在最近一期的《中学语文教学》刊发长文《评当前语文课程改革的非理性倾向》指出：“新课程施行几年来，有一种倾向非常明显和突出，这就是‘泛语文’和‘反文本’。我认为这种‘泛语文’‘反文本’倾向对语文教育来说是致命的”。“语文课之所以是语文课的那根底线、我们之所以需要设立语文课的那根生命线，被随意冲破，语文课本身也就土崩瓦解，或者形同虚设，甚至不复存在了。”“我们在语文本体论问题上的有意闪避使语文课程改革如盲人骑瞎马：潘多拉盒子被打开了！”“今天，这样的课不是一堂两堂，这样上课的老师也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为了一种风尚，而且正在被各级专家和教研员表扬、提倡，这样的课案在各种教学刊物上发表，向广大一线的语文教师推荐、宣传，被当作‘正途’‘方向’‘改革’来理解和表扬，作为好课让大家学习。而且它们都有一个很好的、很正面的名称，叫语文的‘人文性’，或者叫‘创造性阅读’（‘拓展性阅读’）。我认为这种‘泛语文’‘反文本’倾向对语文教育来说是致命的，我称之为‘语文教育的自我放逐’，因为它从根子上把语文教育的实质性内容从内部掏空。使语文教育空壳化、空洞化、空虚化；它使语文教育失去了作为一门课程的确定性和实在性。”
王尚文教授也指出：语文教学“‘跑野马’的倾向，在我们的语文教学中一直存在，而且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如果发展下去，“语文课程必将走向自我消亡的悬崖。”《紧紧抓住“语文”的缰绳》对此，笔者更有切身的体会。本人一家3代7人从教。师范大学毕业后，我有幸从小学、中学、中专一直教到大学（包括多种成人大学）；同时，从事了20多年教学研究工作，因此，对母语教学全过程“一条龙”有比较深切的体验。最近两年，我应邀重回教学第一线，先后在两所中学教高中一年级。独特的阅历使我有机会对我国近50年的语文教学进行零距离的观察和比较。专业直觉警示我：母语教学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学生母语“大多数不过关”的窘况不仅依旧，而且更加严重了。
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不得不承认的严峻的客观现实。
我十分赞同孙、李二位老师在文章中所列举的种种不良状况。确实，现在的学生母语读写水平低，作文错字、病句多，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连年的调查统计几乎每况愈下。更加令人难堪的是，我们民族整体的母语水准呈下降趋势：公共场所不规范的语言文字触目惊心；名牌高校接待贵宾念错字音、对联差错接二连三；包括《冲出重围》《剑》那样优秀的影视节目，字幕错别字一再出现；包括中央台在内，如今几乎找不到电视字幕没有出现错别字的，连精心准备了好几个月的春节晚会也错别字不断。据媒体披露，仅今年狗年春晚就被“咬”出了28处错字，平均每10分钟出现1次差错。为此，“春晚副总导演甲丁就此接受了记者采访，对28处差错作出回应，表示很惭愧。”以上情况说明，由于国人整体母语水准下降，以致一些很优秀的人才也很容易就犯上一些很低级的错误。
二
应当承认，许多专家学者对母语的教育、教学改革提出了富有见地的看法，然而，也有一些口号和举措显然太过超前和理想化，操之过急，要求过高，还对诸如“泛语文”“反文本”等倾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例如，课堂“自主学习”成了放任自流，随意误读；“合作探究”成了少数尖子作秀的平台；语文的“三基”训练明明已经岌岌乎殆哉，他却在大力抨击钱梦龙的“三主”（即“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是如何的“反生命”与“非逻辑”；明明学生课内外学习语文的时空已经少得可怜，他却在大声疾呼“野生”（放牧）胜于“驯养”（训练）；明明大多数学生作文还写不通顺，他却极力主张“哪怕在语文教育中就学会了‘热爱母语’，也胜过‘文从字顺’百倍。”（见《语文：表现与存在》一书）按此逻辑推理，只要你“热爱体育”，至于是否具有基本的体能技能都是次要问题；只要你有“重视农业”的理念，实际收成好坏还在其次。这就不能不使人担忧：诸如此类的一些新“理念”，会不会从另一个倾向“误尽天下苍生”呢？
又如，新课标要求一刀切搞“研究性课题”、选修课等等。请冷静关注一下客观实际吧：上一段，许多地方在教育经费不到位的状况下超前搞“双基达标”，各地缺口不小，水分很大，至今许多学校图书馆、阅览室、实验室、电脑室实际上差距甚大。在必要的物资条件还基本不具备的情况下，如何赤手空拳进行“研究”？或许，这也是对说大话、假话的一种惩罚吧。
请教一下那些把“以人为本”“人文精神”挂在嘴边的专家教授：以教学中最直观、最基本的因素——班生数（首先必须“目中有人”吧）来说，每班20个左右学生，与70人上下一个班级，教学形式等等怎可同日而语？别的暂且不说，仅每生“个性化评语”怎样写，就使得第一线老师们大伤脑筋！其实，师生围坐在一块进行讨论式、对话式的小班化教学，甚至加上了音乐伴奏，也并非什么了不得的舶来品——孔夫子当年不就实行过了吗？问题在于，我们如今的国情和学校的班级条件允许如此这般吗？
恰好手头有一篇名曰《美国大力推动小班化教育改革》的文章，照录如下，以供参考：“美国政府的缩小班级规模计划始于一年前，是1999年教育部拨款法案的一个内容。根据克林顿总统的提议，国会两党的立法中拨出12亿美元，用于帮助地方社区在今后七年中雇佣10万名教师。此举的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小学1—3年级的班级学生人数减少到18人。”“美国教育部估计目前虽然全国小学1—3年级的平均班级规模在22人左右——大学区和贫困学区的人数通常更高，但是有些学区的班级规模已经在18人左右或低于18人。”（国中小学教育》2003.04）
我真想向教育部提个建议：凡是承担基础教育和高中语文课改的领军人物，不管是教授还是博导，只要从未登上中国中小学讲台者，一律必须到第一线至少上它一个学期课，自己先“体验”“感悟”一下当前学校的实际状况，然后再出洋考察、发号施令，鼓吹推行什么“新理念”不迟。这个要求应该不太过分吧？
母语与外语教学的横向比较，也是孙、李二位议论的重要内容，我想补充一点。
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与号召。推行新课改以来，母语的重要性被叫得震天响。我并不否认这一点，母语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我想提醒的是：有关领导既然充分认识到母语是其它任何学科都无法比拟的最重要学科，那就应该有与之相称的特殊待遇。例如，高考语数外就不该并列为150分，而应当是语文200分（其中作文100分，现代文阅读60分，文言文阅读40分）、数学150分、外语100分。我以为，仅仅实施这一条，就将大大有助于改善母语的生态环境。
这一要求过分了吗？不。不妨比较一下外语的尊贵无上的霸主地位吧。这些年来，我们各行各业变本加厉地把外语做为学历、晋级、招聘等等具有一票否决权的超级硬杠杠，难道不更加过分吗？对如此这般本末倒置、令人痛心疾首的误导所产生的弊端，很多有识之士纷纷予以了抨击。我想补充的是：与其把外语做为这样的硬杠杠，不如让母语来担当。当年数学大师苏步青就曾提出：要进复旦大学，先考语文；语文不及格，免谈。
三
面对母语教育“本性”的长期迷失，以及当前很不景气的语文教学，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开出了不少药方。福禄培尔等大批现代存在主义的语言论哲学家、符号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认同“人是符号动物”的定义，他们从言语和人的生命的密切关联上审视语言的重要性的，提出人必须也只能在语言中表述世界和表达对世界的理解；“语言”中凝聚着“思维与存在”“表现与存在”“主现和客观”“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一。我国的李海林、王尚文、潘新和等人也都认为语言观才是构建语文课程的逻辑起点，也是指导语文教学的理论基础。语文课的主要矛盾是人与语言的关系；语文教学的基本内容是言语形式，“言语形式是更本质、更关键、更主要的东西”；“在语文教学传统的整体结构中，言语表现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语文教学的终极目的。”
然而，他们并没有解决“言语形式”“言语表现”的具体教学操作模式。而解决这些“形而下”的实践问题，由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来进行，似乎要比高楼深院中的专家教授更切实顺当些。
做为语文教研员，与其一味地怨天尤人、无所作为，不如把自己的思考付诸实践，摸索前进。近10年来，我与一批志同道合的老师们一起行动，力求在课堂上验证并完善改革的设想和做法。2000年开始，我陆续把探索的成果整理成文，发表在《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语文教学通讯》《试题研究》《语文世界》《教育家》上，例如《语文教学应当以词汇为中心》《构建“读背写”课堂教学模式》《作文差劲的要害在书面词汇贫乏》、《中学生作文不宜写“大白话”》《作文训练要注重联词组段》《百年语文双重错位》《编文选文双管齐下》《联词组段：语文课堂变革的强力抓手》《〈桥之美〉教学实录》等等。我们认定，在现行课本的框架下，切实高效地“学得”语言-言语的最佳平台是联词组段；即使有朝一日以词编文的课本问世了，联词组段依然还是课堂教学的主要形式。
联词组段一般有两大操作阶段：首先，通过引导学生通读课文、领悟和把握全文，然后精心筛选出作者用以支撑建构文章的重点雅词（这是作家行文写作的逆向过程。所谓“雅词”，主要指那些优雅、文化含量高的词语，包括成语）。它们往往是课文“华彩乐章”的浓缩与体现。筛选雅词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解读和把握课文精要之处的过程。第二步，就是师生共同尝试运用雅词进行表情达意的言语操练。这一过程，可以分为还原性的初级运用阶段（即引领学生尽量运用雅词来回答文中若干关键性的问题，或复述重点内容），以及运用雅词进行创造性的语言运用。雅词，唤醒了各自的言语表现欲，激发起主体精神创造力和自由能动性，促进了言语潜能的成长和张扬，构成壮丽微妙的言语生命的交响与共振，引领各个主体言语上的自我实现。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语文教学模式，从而使“魂不附体”的语文获得新生。
北京《语文教学研究》 2006.4
附记
近几年，老实讲，母语教育滞后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多少改观。本文提出的“我们民族整体的母语水准呈下降趋势”，“由于国人整体母语水准下降，以致一些很优秀的人才也很容易就犯上一些很低级的错误”。姑且举两个人人感受得到、却又万般无奈的现象说说。
留意一下吧，你每天从视听媒体、从公共场合、从校园内的对话中，可以听到多少个“然后”和“其实”？这其中绝大多数的“其实”，其实是完完全全的废话！打开中央第四套节目（正式称呼为“中文国际频道”，中国的对外窗口）吧，你可曾注意到，我们的男女“国嘴”主播们，哪一天播送新闻没有“卡壳”？而那些词语，常常都是常用语哪！再说错别字吧。中央台的影视或新闻字幕上，“的”“地”不分、“在”“再”莫辨的差错，依然不绝于目！
2012年8月20日补记
看了李俊、孙文采两位老师关于当前语文教学面临问题的争论文章，深为他们的高度热忱和敬业精神所感动。他们论争的中心在于如何为语文学科“正名”。学科的“正名”论争反映出对学科性质认识的巨大分歧。确实，“语文”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个纠缠不清的“老大难”问题，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与现实之谜”。时至今日，“语文”依然搞不清楚“我是谁”、“人们要我做什麽”这样两个最基本的问题——而同样的问题，在其他学科是根本不成问题的。这种尴尬状况，深刻地反映了语文界同仁对学科本体的困惑不解。
语文本体论问题，也即“何谓语文”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文的本源和实质，二是语文的构成和要素。它牵涉到两个领域：语文课程性质和语文课程内容。它们都是涉及学科根本的核心问题。对此，各家各派所作的解释主要有“语言文字说”“语言文学说”“语言文章说”“口头语﹢书面语说”“语言文化说”“言语说”“言语生命动力学说”等等，彼此交锋激烈，莫衷一是，至今难以定论。为了平息纷争，当年语文界老前辈张志公先生曾以息事宁人的态度提出，不管对“语文”二字怎样解释，“当我们对有些概念讨论到一定程度，暂时不能更前进一步、更深入一步的时候，不妨把它放一放”，而在具体教法和提高效率上多找出些办法来。（详见张志公《科学态度和科学研究》一文）然而，如果对学科性质、目的和任务都不明确，又能作什么“实实在在的事情”来呢？
事实证明，由于历次争论都不了了之，以致一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落实。就说上述各派无一例外都认可的“语言”（或“言语”）吧，应该算是一个基本共识了吧？其实大大不然。我们知道，构成任何一种语言的核心与主体都是词语，而我们的语文课本历来是“语焉不详”，甚至“秘而不宣”；连课本的资深编辑们对此也一片茫然，心中无数。旧的暂且不说，新课标规定，九年级即初中毕业要比小学六年级多认识个汉字。但究竟是哪个字呢？天晓得！我们的小学语文课本从来就没有过“词语表”；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包括年代的《汉语》）从来就没有过“生字表”，就连曾经有过的“词语表”也莫名其妙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小学语文课本统统没有各册的“词语表”，这恐怕堪称独一无二的世界之最！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语言”也好，“言语”也罢，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语文课程与教学设计者、领导者、研究者的视野中，他们早已是彻底回避和放弃了做为任何语言之根本——词语，似乎唯独咱们中国人学习母语，词语方面可以无师自通似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少有识之士就曾疾呼，“扩大识字量和词汇量，是初中阶段刻不容缓的任务”（详见年出版的《全国初中语文教学调查与分析》一书），可惜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年，《中国教育报》记者李建平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现状进行了系列的调查与思考，提出许多师生对“最常用、最基本的字词恰恰忽略了”！
由于主体的自我迷失和长期空白，导致“语文”从问世开始，学的、教的就是一副苦瓜脸。远者，翻翻胡适之、叶圣陶、黎锦熙、夏丐尊、朱自清当年的文章便可知晓；近者，有吕叔湘先生世纪年代末振聋发聩的疾呼：学生学习了十多年的母语，却成了一桩“大多数不过关”的“咄咄怪事”！
客观状况是：一方面，语文学科自身的百年症结没有得到解决；另一方面，这些年来，在升学压力等功利主义的巨大重压下，母语的生态环境受到极大挤压，生存时空空前萎缩。真可谓雪上加霜。而这一点，身居高楼深院的专家教授一般是难以感受、体验到的。君不见外语和数理化那铺天盖地的练习册以及大大小小的竞赛活动，几乎完全剥夺去了学生预习语文和课外阅读的时间，连报刊影视都无暇问津。母语哪里谈得上是什么最基础、第一位的“体现民族精神的核心课程”？不，在师生、家长心灵的天平上，她永远不过是众矢之的的丑小鸭和灰姑娘！教育部罗列的中小学生“必读书”在许许多多学校，只是一张美丽的空头支票。顺便提一句，如今在学校公用经费捉襟见肘的状况下，究竟有几所中小学真正能够如数提供那一本本的“必读书”呢？
不错，每年大小考试总有一批语文尖子，每届诸如“新概念作文大赛”也会出现一批韩寒式的新秀，我们还拥有一批所谓“年代后”的新锐作家群，但是我知道，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在付出了包括“偏科”在内的惨痛代价之后才脱颖而出的。可以说，当今的学校学科生态环境，已经很难造就出健全的语文尖子了。
特别令人担忧的是：在施行新课标的大背景下，由于语文学科本体的定位更加模糊了，且受到了形形色色的“性”骚扰（其中洋骚扰的冲击更加明显），造成了不少恶劣后果。姑且听听当前语文界两位顶尖级人物的看法吧。
李海林教授在最近一期的《中学语文教学》刊发长文《评当前语文课程改革的非理性倾向》指出：“新课程施行几年来，有一种倾向非常明显和突出，这就是‘泛语文’和‘反文本’。我认为这种‘泛语文’‘反文本’倾向对语文教育来说是致命的”。“语文课之所以是语文课的那根底线、我们之所以需要设立语文课的那根生命线，被随意冲破，语文课本身也就土崩瓦解，或者形同虚设，甚至不复存在了。”“我们在语文本体论问题上的有意闪避使语文课程改革如盲人骑瞎马：潘多拉盒子被打开了！”“今天，这样的课不是一堂两堂，这样上课的老师也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为了一种风尚，而且正在被各级专家和教研员表扬、提倡，这样的课案在各种教学刊物上发表，向广大一线的语文教师推荐、宣传，被当作‘正途’‘方向’‘改革’来理解和表扬，作为好课让大家学习。而且它们都有一个很好的、很正面的名称，叫语文的‘人文性’，或者叫‘创造性阅读’（‘拓展性阅读’）。我认为这种‘泛语文’‘反文本’倾向对语文教育来说是致命的，我称之为‘语文教育的自我放逐’，因为它从根子上把语文教育的实质性内容从内部掏空。使语文教育空壳化、空洞化、空虚化；它使语文教育失去了作为一门课程的确定性和实在性。”
王尚文教授也指出：语文教学“‘跑野马’的倾向，在我们的语文教学中一直存在，而且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如果发展下去，“语文课程必将走向自我消亡的悬崖。”《紧紧抓住“语文”的缰绳》对此，笔者更有切身的体会。本人一家3代7人从教。师范大学毕业后，我有幸从小学、中学、中专一直教到大学（包括多种成人大学）；同时，从事了20多年教学研究工作，因此，对母语教学全过程“一条龙”有比较深切的体验。最近两年，我应邀重回教学第一线，先后在两所中学教高中一年级。独特的阅历使我有机会对我国近50年的语文教学进行零距离的观察和比较。专业直觉警示我：母语教学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学生母语“大多数不过关”的窘况不仅依旧，而且更加严重了。
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不得不承认的严峻的客观现实。
我十分赞同孙、李二位老师在文章中所列举的种种不良状况。确实，现在的学生母语读写水平低，作文错字、病句多，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连年的调查统计几乎每况愈下。更加令人难堪的是，我们民族整体的母语水准呈下降趋势：公共场所不规范的语言文字触目惊心；名牌高校接待贵宾念错字音、对联差错接二连三；包括《冲出重围》《剑》那样优秀的影视节目，字幕错别字一再出现；包括中央台在内，如今几乎找不到电视字幕没有出现错别字的，连精心准备了好几个月的春节晚会也错别字不断。据媒体披露，仅今年狗年春晚就被“咬”出了28处错字，平均每10分钟出现1次差错。为此，“春晚副总导演甲丁就此接受了记者采访，对28处差错作出回应，表示很惭愧。”以上情况说明，由于国人整体母语水准下降，以致一些很优秀的人才也很容易就犯上一些很低级的错误。
二
应当承认，许多专家学者对母语的教育、教学改革提出了富有见地的看法，然而，也有一些口号和举措显然太过超前和理想化，操之过急，要求过高，还对诸如“泛语文”“反文本”等倾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例如，课堂“自主学习”成了放任自流，随意误读；“合作探究”成了少数尖子作秀的平台；语文的“三基”训练明明已经岌岌乎殆哉，他却在大力抨击钱梦龙的“三主”（即“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是如何的“反生命”与“非逻辑”；明明学生课内外学习语文的时空已经少得可怜，他却在大声疾呼“野生”（放牧）胜于“驯养”（训练）；明明大多数学生作文还写不通顺，他却极力主张“哪怕在语文教育中就学会了‘热爱母语’，也胜过‘文从字顺’百倍。”（见《语文：表现与存在》一书）按此逻辑推理，只要你“热爱体育”，至于是否具有基本的体能技能都是次要问题；只要你有“重视农业”的理念，实际收成好坏还在其次。这就不能不使人担忧：诸如此类的一些新“理念”，会不会从另一个倾向“误尽天下苍生”呢？
又如，新课标要求一刀切搞“研究性课题”、选修课等等。请冷静关注一下客观实际吧：上一段，许多地方在教育经费不到位的状况下超前搞“双基达标”，各地缺口不小，水分很大，至今许多学校图书馆、阅览室、实验室、电脑室实际上差距甚大。在必要的物资条件还基本不具备的情况下，如何赤手空拳进行“研究”？或许，这也是对说大话、假话的一种惩罚吧。
请教一下那些把“以人为本”“人文精神”挂在嘴边的专家教授：以教学中最直观、最基本的因素——班生数（首先必须“目中有人”吧）来说，每班20个左右学生，与70人上下一个班级，教学形式等等怎可同日而语？别的暂且不说，仅每生“个性化评语”怎样写，就使得第一线老师们大伤脑筋！其实，师生围坐在一块进行讨论式、对话式的小班化教学，甚至加上了音乐伴奏，也并非什么了不得的舶来品——孔夫子当年不就实行过了吗？问题在于，我们如今的国情和学校的班级条件允许如此这般吗？
恰好手头有一篇名曰《美国大力推动小班化教育改革》的文章，照录如下，以供参考：“美国政府的缩小班级规模计划始于一年前，是1999年教育部拨款法案的一个内容。根据克林顿总统的提议，国会两党的立法中拨出12亿美元，用于帮助地方社区在今后七年中雇佣10万名教师。此举的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小学1—3年级的班级学生人数减少到18人。”“美国教育部估计目前虽然全国小学1—3年级的平均班级规模在22人左右——大学区和贫困学区的人数通常更高，但是有些学区的班级规模已经在18人左右或低于18人。”（国中小学教育》2003.04）
我真想向教育部提个建议：凡是承担基础教育和高中语文课改的领军人物，不管是教授还是博导，只要从未登上中国中小学讲台者，一律必须到第一线至少上它一个学期课，自己先“体验”“感悟”一下当前学校的实际状况，然后再出洋考察、发号施令，鼓吹推行什么“新理念”不迟。这个要求应该不太过分吧？
母语与外语教学的横向比较，也是孙、李二位议论的重要内容，我想补充一点。
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与号召。推行新课改以来，母语的重要性被叫得震天响。我并不否认这一点，母语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我想提醒的是：有关领导既然充分认识到母语是其它任何学科都无法比拟的最重要学科，那就应该有与之相称的特殊待遇。例如，高考语数外就不该并列为150分，而应当是语文200分（其中作文100分，现代文阅读60分，文言文阅读40分）、数学150分、外语100分。我以为，仅仅实施这一条，就将大大有助于改善母语的生态环境。
这一要求过分了吗？不。不妨比较一下外语的尊贵无上的霸主地位吧。这些年来，我们各行各业变本加厉地把外语做为学历、晋级、招聘等等具有一票否决权的超级硬杠杠，难道不更加过分吗？对如此这般本末倒置、令人痛心疾首的误导所产生的弊端，很多有识之士纷纷予以了抨击。我想补充的是：与其把外语做为这样的硬杠杠，不如让母语来担当。当年数学大师苏步青就曾提出：要进复旦大学，先考语文；语文不及格，免谈。
三
面对母语教育“本性”的长期迷失，以及当前很不景气的语文教学，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开出了不少药方。福禄培尔等大批现代存在主义的语言论哲学家、符号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认同“人是符号动物”的定义，他们从言语和人的生命的密切关联上审视语言的重要性的，提出人必须也只能在语言中表述世界和表达对世界的理解；“语言”中凝聚着“思维与存在”“表现与存在”“主现和客观”“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一。我国的李海林、王尚文、潘新和等人也都认为语言观才是构建语文课程的逻辑起点，也是指导语文教学的理论基础。语文课的主要矛盾是人与语言的关系；语文教学的基本内容是言语形式，“言语形式是更本质、更关键、更主要的东西”；“在语文教学传统的整体结构中，言语表现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语文教学的终极目的。”
然而，他们并没有解决“言语形式”“言语表现”的具体教学操作模式。而解决这些“形而下”的实践问题，由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来进行，似乎要比高楼深院中的专家教授更切实顺当些。
做为语文教研员，与其一味地怨天尤人、无所作为，不如把自己的思考付诸实践，摸索前进。近10年来，我与一批志同道合的老师们一起行动，力求在课堂上验证并完善改革的设想和做法。2000年开始，我陆续把探索的成果整理成文，发表在《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语文教学通讯》《试题研究》《语文世界》《教育家》上，例如《语文教学应当以词汇为中心》《构建“读背写”课堂教学模式》《作文差劲的要害在书面词汇贫乏》、《中学生作文不宜写“大白话”》《作文训练要注重联词组段》《百年语文双重错位》《编文选文双管齐下》《联词组段：语文课堂变革的强力抓手》《〈桥之美〉教学实录》等等。我们认定，在现行课本的框架下，切实高效地“学得”语言-言语的最佳平台是联词组段；即使有朝一日以词编文的课本问世了，联词组段依然还是课堂教学的主要形式。
联词组段一般有两大操作阶段：首先，通过引导学生通读课文、领悟和把握全文，然后精心筛选出作者用以支撑建构文章的重点雅词（这是作家行文写作的逆向过程。所谓“雅词”，主要指那些优雅、文化含量高的词语，包括成语）。它们往往是课文“华彩乐章”的浓缩与体现。筛选雅词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解读和把握课文精要之处的过程。第二步，就是师生共同尝试运用雅词进行表情达意的言语操练。这一过程，可以分为还原性的初级运用阶段（即引领学生尽量运用雅词来回答文中若干关键性的问题，或复述重点内容），以及运用雅词进行创造性的语言运用。雅词，唤醒了各自的言语表现欲，激发起主体精神创造力和自由能动性，促进了言语潜能的成长和张扬，构成壮丽微妙的言语生命的交响与共振，引领各个主体言语上的自我实现。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语文教学模式，从而使“魂不附体”的语文获得新生。
北京《语文教学研究》 2006.4
附记
近几年，老实讲，母语教育滞后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多少改观。本文提出的“我们民族整体的母语水准呈下降趋势”，“由于国人整体母语水准下降，以致一些很优秀的人才也很容易就犯上一些很低级的错误”。姑且举两个人人感受得到、却又万般无奈的现象说说。
留意一下吧，你每天从视听媒体、从公共场合、从校园内的对话中，可以听到多少个“然后”和“其实”？这其中绝大多数的“其实”，其实是完完全全的废话！打开中央第四套节目（正式称呼为“中文国际频道”，中国的对外窗口）吧，你可曾注意到，我们的男女“国嘴”主播们，哪一天播送新闻没有“卡壳”？而那些词语，常常都是常用语哪！再说错别字吧。中央台的影视或新闻字幕上，“的”“地”不分、“在”“再”莫辨的差错，依然不绝于目！
2012年8月20日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