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笔者在职与退休至今，经常有人问我：“你出版的几部包括佛教的作品中，都自我介绍说，最高学历是‘中国佛学院本科毕业’，那是怎么回事？”我总是用8个字的史实简单回答：“孤儿末路，落入空门！”
  本篇文字虽是“后记”，但我在这里也想向读者介绍一些缺写“前言”的事，亦即给上述读者的问题一个较具体的答案。我才出生5虚岁便失怙，8虚岁便又失恃，当时我才念小学3年，被迫停学，接着由祖父母扶养，断断续续改读5年农村私塾。其间，经乡人介绍民间好几家工艺厂学艺未成，参军年龄又不够。
  当时我祖父将近八旬，是一位皈依佛教多年的老居士。一日，三紫山上龟山寺老当家到我家里，我赶快烧开水泡茶接待。老当家对我祖父说：“老居士啊，您多次说这孙儿父母已故，少年停学，非常可怜。我们寺内‘客厅’少一位烧水泡茶的‘招客’，你孙儿愿意的话，可以上山去当小招客，平时打扫客堂卫生，有客人来时就泡茶招待；闲时还可以参加青年僧众学习班，学习文化。现在我们寺里从山下聘请一位老秀才教儒家文化，学习班办得比以前好得多！”
  我祖父说：“这事要由我孙儿自己??”
  “爷爷，刚才当家师的话我听得很清楚。”我茶泡完站在门外听得一清二楚，走进内间打断祖父的话。“爷爷，我愿意去龟山寺当招客！”15岁的我，答应得非常简脆。于是我在龟山寺客堂当了将近半年招客，工作、学习成绩都经常得到全寺僧众的表扬，闲时还跟老和尚们学念经。这年秋天，寺里驻马来西亚弘扬佛法多年的满临法师回国，听到我的不幸身世，又听说非常聪明却少年停学，十分可怜，特地请我祖父上山叙旧。法师怀着非常慈悲的心告诉我祖父，说他对我幼失怙恃，回想自己童年遭遇，同情至极，如果读书还来得及，我们全家同意的话，他愿出资培养，将来想要出家，就拜他为师，不想出家则认他为父。我祖父说：“此乃终身大事，孙子已经懂事了，该由他自己决定吧！”
  当时我心里非常感激满临法师，但到社会上考初中怕考不上，再念小学已经超龄了。到龟山几个月间，阅读各省市许多佛教月刊，知道全国好多个大城市都有办初中级“佛学院”，培养青年学僧，年龄不甚限制，也听到僧众们天天在说佛教种种三世因果故事，思想受到极大刺激，认为自己的不幸身世都是前生造成的。生来爱好读书又没人栽培的我，既然全国只有佛学院可供我读书，明显说明我生来注定就是“出家命”。翌晨，我把想出家的想法告诉祖父，他感到万分突然地说：“哎呀，出了家就要终身住寺修行，一尘不染，你这么轻易就决定，我看还要想好??”这时早课刚刚下殿，满临法师和当家师走到客堂我祖父住的客房门口同时问道：“老居士祖孙，早安！”“法师和当家师早安！”我扶祖父站起来一起合掌回话。
  “刚才老居士是说谁要出家？”当家师问我祖父。我不待祖父回答，走近满临法师面前，双手合掌扑通一声跪下：“祈求法师大发慈悲心，收弟子为徒，我决定出家！”法师、当家师都感到突然！“这……起来，有话起来讲！”满临法师扶我站起。当家师高兴地大笑起来：“哈哈……对，出家是大好事，起来慢慢说吧！”
  就这样，我在莆田龟山寺正式出家了。后来我听说近代以来，福建由太虚和弘一两位著名高僧办过佛学院的厦门南普陀寺和泉州开元寺最为著名，托人介绍移锡到厦门南普陀寺居住修学三年。
  1956年春天，《人民日报》刊载一条北京开办中国佛学院并向全国招生的消息，学生按规定条件，由各地政府保送到北京考试。我经南普陀寺当家同意，向厦门市宗教局送上报告，要求到北京考试，终于得到领导批准。到了北京后参加政治（宗教政策）、作文、佛学基本知识三科（三篇文章）考试，被录取为中国佛学院第一届本科学生。所有课程只是一科“佛学”比较特殊，其他多若普通大学文科。我缘于读过多年私塾，以及几个寺的初中级佛学班、院，又爱好写作多年，考上本科尚能跟得上。特别是一科中文，幸得从厦门大学调去教古典文学和佛教“因明学”（东方逻辑学）的虞愚教授，以及教语文的明真法师宠爱，他们经常给我课外加教，鼓励我加倍努力，因而中文考试大多得到高分，不少作文被推荐上了报刊。
  一从考上佛教高校，我的政治思想认识有了飞跃发展。1959年我从中国佛学院本科毕业后要求被推荐到社会工作，佛学院领导回答，只能送回原地由当地政府安排。回到厦门时市宗教局转达市政府领导指示，必须留市佛教协会服务3年，然后改行。上述在新中国佛教最高学府就读4年，就是我今生的最高学历。正是1981年春节赵朴初院长在莆田看了我的戏《韩贞姬》，向地、县领导介绍说（他指我）：“昨晚看他创作的戏写得很不错，台词写得很好。这是我们新中国佛教培养的人才。这在全国戏剧界中，可能未有其匹！”
  下面主要是写“后记”，是取2006年出版的《杨美煊剧作选》（下称《剧作选》）的“后记”部分内容修改而成的。这本剧作我没有想到会结集成书问世，都是我的几位好领导和好朋友关心促进而成的，这里还是先从我自佛门跳到戏曲界的因缘说开去。上述我自中国佛学院本科毕业回厦门不久，莆田县7个专业剧团之一的荔声剧团到厦门市巡回演出，我被几位同乡拉去看莆仙戏，首夜演出剧目《城下夫妻》，我就感到从剧本到表导演都可以，爱写文章的我写了一篇小剧评赞扬家乡的戏，发表在《厦门日报》副刊上。翌日下午，莆田戏剧界一位当时最年轻、刚派到该剧团的支部书记兼团长余平同志，带随团老编剧陈文麟老师，同到南普陀寺找我，说是登门感谢我发表剧评。他们问我身世，我便如实相告，他们极表同情。余书记问我愿不愿回家乡找工作，我回答说没有门路。他劝我到剧团当文书兼文化教师教演职员，同时学编剧，写剧评。他说：“只要你本人愿意，我们可以用剧团名义打报告，向县委宣传部申请要求批准，不过自找的工作，开头工资不可能很高。”我觉得这些工作正符合我的爱好，向余书记表态说，工资不论高低都愿意去，请他打报告向领导申请。此次荔声剧团在福建、广东巡回演出几个月才回莆，将及新历年终我才接到余平电话，说领导批准我为他们剧团正式成员。
  1960年1月4日我回莆田县荔声剧团报到，次年转入莆田县编剧小组，至今将及60年工龄，其中除集体下放时间之外，从未离开编剧和戏剧研究工作。但在60年间，我专职编剧只有30多年，编写莆仙戏大小型剧本（包括专业、民间剧团演出和未付排的本子）约60本，其余时间直至退休以来，几乎专事莆仙戏历史和各门类艺术研究，并撰写各类文章。至今经常有人问我：干吗那么忙？是否还担任文艺界什么顾问？我据实回答道：“没顾有问！”回忆我进剧团的初期，日夜随团下乡，每日除了给演职员上文化课，就是看剧团演出和看剧本，跟老编剧陈文麟老师学习写戏，熟悉舞台，也学写过几本街头宣传剧。1961年我被调进县编剧小组，全组专职编剧约8人，每人各有固定分配承包剧团，工作职责是编写提供本剧团经常演出的剧本，工资也是剧团开的。我是初学者，是刚从前辈老作者指导和舞台实践入门的，当时莆田全县专业剧团进行了整改合并，荔声剧团不复存在，余平调进演员比较年轻的跃进剧团当支书，他把我报为承包跃进的编剧者。在县编剧小组中，除了拜前述对本剧种本色语言最熟悉的陈文麟老师外，我再拜对莆仙戏传统最全面熟悉的朱国福还有两个戏上京献演过的祁宗灯为师。莆仙戏传统剧本在新中国成立前俗称“戏簿”，我的3位老师，都是从编写戏簿至今，各有多年各类舞台的实践经验，但都缺乏创作理论和表导演艺术研究，因而他们最能够教我的是用本色方言、俗字，编写本剧种最传统的编写手法，而我当年最认真苦学的，就是前辈剧作者代代相传的写“戏肉”。所谓“戏肉”，是古代莆仙戏作者自造的戏曲术语，指全剧人物血肉、故事情节结构、全剧悬念等综合内涵，没有戏肉的剧本，被历代艺人们斥为“有骨无肉”或“骨瘦如柴”！用现在的话说，就叫“无戏剧性”。因此，我初学写戏时，专心致志于学习构造丰满的戏肉功夫，编写戏剧性强、民间观众普遍喜闻乐见而又雅俗共赏的莆仙戏剧本。此类本子，通称“常演戏”，亦即经常卖票演出、观众能够叫好的剧本。在我出版的《剧作选》中，大多都是此类常演戏。其性质犹如“下里巴人”，与称为“阳春白雪”的剧作不同。不过，历史与观众都能证明，好的常演戏往往久演不衰，广大观众百看不厌，成为一个剧团长期甚至多年的保留剧目。我在职编写的几十个剧目中，绝大多数是常演戏和保留剧目，不少剧作曾经是多团并演，甚至莆、仙两县并演的也有，例如，我的处女作——据话剧改编的现代戏《李双双》、古装剧《孟丽君》上下本，莆田一、二、三团就与仙游鲤声剧团并演过，还有拙作《赛昭君挂帅》，也是由莆田跃进与仙游青年剧团并演过。再说我在职后期承包编戏的莆田三团，已经解散20多年了，他们的常演戏成为现有剧团的保留剧目。但是，我只是莆仙戏一介普通编剧，单从戏剧性而论，与本剧种传统好剧本相比，还差得远。朱老师曾经说，莆仙戏传统好本子有三大特色：一是人物性格明朗，二是主题思想健康，三是戏剧性强——第二场或最慢第三场就要产生如“人头落地”的大事故（意指产生全剧大悬念），逗观众不得不看下去，等到第四场才人头落地就太慢了，观众大多已经不看，回家睡觉去了！
  至于我如何全面兼学南戏和研究本剧种学术，并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许多供本书选集的文章，答案首先还要感谢余书记的一再鼓励，刘念兹老师的指教引导，以及上述3位老师的经常启发帮助。余平在推荐我进县编剧小组前后，多次启发我说，爱好写文章的习惯一定要保持下去，在莆仙戏剧种中发扬光大。调进县编剧小组以后，3位教我编剧的老师也经常鼓励我全面研究南戏在本剧种中的遗响，撰写论文。他们说本剧种能写好剧本、又能写好各门类学术文章的人才，全市几乎等于零。正当我进入县编剧小组前后，刘念兹先生多次来莆调查南戏与莆仙戏历史，编剧小组领导几乎每次都派我跟随刘老师调查学习。再者凡是接到通知派员出席研讨南戏会议或撰写本剧种学术文稿，领导大多派我出席完成。我所写的几十万字文史论稿，除了其中几篇是我自己想写的，其余绝大多数都是应时、应命、应需而作的，因而不少文章内容、事实难免重复。
  2006年在《杨美煊剧作选》后记中我就写过，素来自知碌碌庸才，从未敢想要结集拙作付梓。然而，当代著名剧作家、我的多年好友郑怀兴同志，一再鼓励我选些剧作结集传世。及至10多年后我已耋耄耋高龄，且又患有轻微“脑梗塞”病，本来不想再出版文史论集，承蒙市委宣传部有关领导关怀备至，不断勉励我结集付梓，并推荐本书申报“莆田市文艺精品工程扶持项目”。特别是副部长兼市文联主席王鸿同志，慧眼最早洞见拙作戏曲文稿有结集传世的价值，他与郑怀兴、郑清和、方晓等人，约在5年前就向我提出，要做好汇编本剧种戏曲文稿的准备。再者，热心鼓动我筹款出版本书的，亦有余平、吴大昌、吴树忠、刘福铸、徐蔚、吕品、黄宝珍、黄国华、陈豪、王朝明、祁玉卿，等等。现在市委宣传部议定下拨出版资助经费，这些同志特别高兴，一直催促我抓紧编辑付印，有的同志还替我校对打印稿。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郑怀兴同志的学生，又尊我为师的方晓同志，早在拙作还无意结集之前，他首先就行动起来，不计任何代价地收集我平生散发在国内外各地刊物的几十篇拙作，替我逐篇打印结集，令我感激万分，我们全家也感激不尽，逼得我不得不参与编排校对。本书即将出版了，无论质量如何，它都是我毕生智慧和血汗的结晶。然而能够付梓问世，一言以蔽之，都是上述许多领导和同志们之功。在此，我谨向诸位领导和同志们表示由衷的谢意，并请行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借此略陈60年从艺史实，聊作本书后记焉。
  八十四叟 杨美煊
  2020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