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莆仙两县专业剧团为代表的莆仙戏剧种，发展快速，成绩斐然。本文就其40多年来的步伐、足迹，又据两县有关艺人提供的原始资料，撷取两大部分，略为记述。但因许多重要事件（如历次上京等）原始资料丰歉不同，记述自然详简各异，倘若有错，敬希莆仙文艺界同仁和各界知情者指正。
  一、解放初期“三改”谭概
  解放前夕，由于多种原因，莆仙两县旧戏班陆续解散，班数暴减，只剩30多班，且多行当不全，设备简陋，艺术力量薄弱，戏景不佳，维持艰难。因此，当时不少人叹惜：兴化戏几濒绝境。
  解放之后，兴化戏如枯木逢春，获得了新生。1951年5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和“改人、改戏、改制”的具体政策。当时莆仙两县文化主管部门，迅速组织旧戏班编、导、音、演知名艺人，学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并分别成立“戏曲改进会”，主持两县兴化戏的恢复和改革工作。不久两县陆续恢复戏班50多个。其中莆田县有“新共和”“益华风”“赛凤凰”“新汉宫”“新传奇”“新移风”“赛天然”“新民风”“新华英”“世歌舞”“新梅英”“庆长春”等40多个班。仙游县有“新雅音”“新仙和”“建新”“新泉春”“新玉和”“庆升平”等10多个班。在两县文化主管部门引导和戏曲改进会推动下，各戏班都分别移植、改编上演一批来自老解放区的新鲜剧目，如《林冲》《闯王进京》《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红娘子》《赤叶河》《九件衣》《血泪仇》等，给兴化戏的演出开拓了新路。本地编剧也根据时代需要，仿效改编新剧本供戏班演出，如已故作者萧壮予从《水浒传》取材改编的《闹江州》《宋江杀惜》《皇帝与妓女》等，都在剧中赋以新的时代精神。
  当时政务院颁布的“三改”，是解放后长时期内戏曲改革的总方针。三改首先是“改人”，亦即改造人的思想，清除戏曲工作者的封建腐朽恶习，树立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革命作风。解放初期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两县党、政有关部门对戏曲界“改人”方面曾经做了大量工作，将广大旧艺人逐渐改造成为新的文艺工作者。
  “改制”是改革戏曲团体组织管理机制和艺术生产制度。两县在切实进行“改制”中，几乎同时撤销旧戏班建制，各自抽本县部分编导及前后台艺术人员，组建新型剧团。当时，莆田县成立典型剧团（1953年改名实验剧团），仙游县成立实验剧团，都属县级集体所有制，实行民主管理，公选正、副团长，这是兴化戏曲有史以来第一次推翻封建班主制，由演职员自己当家作主的新型艺术团体。1952年8月，晋江地区文化主管部门举办戏曲艺术学习班，莆仙两县选送部分艺人参加学习。这个时期，两县又相继组建8个新型剧团，包括上述两个剧团在内，此两县计有10个县级专业剧团。其中莆田县有典型（后改实验）、大众、前进（1961年改名“跃进”）、劳动、荔声、和平、人民7个专业剧团，仙游县有实验、鲤声、青年3个专业剧团。当时莆田县艺术力量较强的是前4个剧团，属地方国营性质，主要演职员为从全县各个旧戏班中挑选而来。仙游县的主要艺术人才荟萃于鲤声剧团，该团自组建伊始，便是仙游县的戏曲艺术中心团体。上述两县10个专业剧团，都有党、政组织部门的“派团干部”，并先后建立党支部，民主选举正、副团长。随着“改制”的深入进行，各剧团非常重视艺术生产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各团都组织主要艺术骨干，成立管理委员会（团委会），下设导演组、演员组、音乐组和舞台职员组等，分工负责，实行民主集中制和按劳取酬原则。后来两县专业剧团的数量，随着各个时期的客观需要，时增时减，变化不一。例如，在今天新的历史时期，两县只有莆田一、二团和仙游鲤声计3个专业剧团，其他剧团都属业余性质。
  三改是相辅相成、同时进行的。但其中“改戏”的工作量最大，成绩也最为显著，它不仅是戏曲艺术的改革提高，更重要的是剧种自身的艺术建设。
  20世纪50年代初期改戏的开头，是大力净化舞台，全面清除旧兴化戏表演中种种野蛮、恐怖、猥亵、迷信、下流等因素，以及丑化、歪曲、侮辱劳动人民与反爱国主义的舞台丑恶现象，将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戏曲传统习惯改造和引向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在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中，两县各剧团编导与演职员们，以高度的革命创作热情投入艺术生产，编演一批时代感较强的现代剧配合政治宣传，诸如《铲除北霸天》《彩虹万里》《保家卫国》《美国少爷兵》等，演出颇受观众欢迎。1952年10月12日至20日，福建省举行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演，莆田县典型剧团排出整理的传统折子戏《千里送京娘》《吊丧》《关羽之死》，赴榕参加会演。这是兴化戏曲自宋代形成以来，第一次上省城与全省兄弟剧种较量，独特的传统戏曲艺术锋芒初露，深受大会好评和各级领导重视，授予“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锦旗一面，鼓励剧团努力改戏创新。会演之后经两县有关方面洽谈，最后由省文化局批准决定：兴化戏改名莆仙戏，为本省五大戏曲剧种之一。这是莆仙戏剧种后来被全国戏曲界广泛瞩目的一个起点。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两县文化主管部门将专业剧团改戏工作重点放在两个方面：其一，大抓优秀传统剧本的整理改编，以供剧团上演，从中择优加工，参加各级会演；其二，有组织、有计划地发掘、抢救、收集传统戏曲艺术遗产，其中包括传统剧目、表演、音乐、舞美等各门类艺术遗产。为了做好这两个方面的工作，莆田县于1954年11月中旬成立编剧小组，挑选郑鹤（秀川）、朱国福等12位文人为编剧，共同负责征集传统剧目和剧本，又分别承担各专业剧团上演剧本的编写任务。翌年初夏，仙游县亦成立编剧小组，编剧人员有陈仁鉴等5人。两县编剧小组成员职责相同。自是时至1961年止，两县共计发掘、征集、记录传统剧目5200多个，收集旧戏班演出剧本（包括重复本）8000多本，其中有80多个早期南戏相同剧目，绝大部分存有演出抄本。其间两县编剧小组的编剧人员，先后整理改编传统剧本和创作现代戏计1000多本，供各专业剧团上演。同时，两县还发掘、记录传统音乐曲牌1000多曲，记录和绘制了大量的表演脸谱、化妆、舞美、服装、道具等传统戏曲艺术资料。这些艺术资料当时经各级专家考证，都与古老南戏有关。两县曾经先后各将征集的艺术资料分门别类，编辑成书，分别付梓铅印、油印，抑或抄写珍藏，其中有《莆仙戏音乐》《莆仙戏传统剧目丛书·舞台美术》《莆仙戏传统艺术》《仙游戏曲资料调查》《莆仙戏传统剧目抄本登记》等。此外，尚有不少有关艺术资料，抄送省文化局戏曲研究所汇编存档。
  在三改期间，两县文化主管部门，都非常重视培养莆仙戏接班人。仙游县于1956年8月、莆田县于次年3月间，先后各自办起莆仙戏艺术训练班，教师选聘当年两县名老艺人担任，小艺人（学员）由各专业剧团招收输送，培训毕业后送回各团，即所谓“团来团去”；厥后，莆田于1958年、仙游于1960年间，先后改为县办戏曲艺术学校（简称“艺校”），每届3年。包括上述艺训班在内，两县各办3届，至“文革”间停办；“文革”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各又复办一届。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为了适应艺术教育的需要，著名的莆仙戏艺术家黄文狄，组织莆田县艺校教师和老艺人，将莆仙戏各行当的表演科介加以记述，后经朱国福（蟾痴）等记录整理，并由黄愧群、黄觉予写生绘图，编著为《莆仙戏传统科介》一书，于1961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全书约18万字，附图813帧，为莆仙戏表演教学的一部系统的教材。此书出版发行时，福建省文化局在莆田县召开发掘、继承传统戏曲艺术现场会议，全省各地、市有关领导和各剧种代表100多人来莆参加会议；· 莆田县艺校献演《西厢记》一剧，深受与会代表好评和各级领导重视，于是莆田县艺校作为莆仙戏班被正式纳入福建省艺术学校。此时，莆仙戏发掘传统戏曲艺术遗产，登上历史的高峰。上述现场会议，是莆仙戏剧种发掘、征集、继承传统艺术的一座里程碑。就在这个时期，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派戏剧史专家、研究员刘念兹先生，来闽调查有关宋元南戏的戏曲资料，主要调查莆仙戏与梨园戏两大古老剧种。20世纪60年代初期，刘先生对莆仙戏的历史源流、艺术特色等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考据甚详，写了很多考证文章，其中有《莆艺录》《南戏补证》等鸿篇论著。“文革”后刘老将旧稿重新整理，写成一部洋洋数十万言的巨著，名曰《南戏新证》，198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书中对莆仙戏剧种源流、发展和总体艺术风貌，考述颇为详细。就解放后征集的莆仙戏的传统剧目、音乐曲牌、表演艺术等戏曲遗产之丰富，刘老在书中提出：“全国以至全世界，还没有别的剧种可以与之相比。”当年传统剧本推陈出新的主要成绩，表现在经整理改编付排上座率高，上地（晋江地区）或上省会演获奖，以及先后荣调上京献演许多优秀传统剧目。
  二、五度荣调上京献演叙略
  莆仙戏作为戏曲艺术之花，历史上第一次同外省各剧种艺术媲美，是1954年9月下旬，莆仙两县戏曲团体统一选调演职员，组成莆仙戏剧种代表队，精心排练一批富有艺术特色的传统折子戏，赴沪参加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会演结果，《琴挑》获剧本和演出奖，林栋志、黄宝珍获演员二等奖，林炉、林元、傅起云、傅清连、萧祖植等老艺人获得演员与乐师奖状；《张果老种瓜》《三鞭回两锏》《春江》《虎牢关》被选参加内部展览演出。此次华东区会演，莆仙戏虽然未获大奖，未过长江，但它为后来本剧种五度上京献演、驰誉中外迈出了第一个健步。
  （一）1959年《团圆之后》《三打王英》——一度上京献演
  1959年4月，莆、仙两县专业剧团参加福建省第三届戏曲观摩会演，经大会评选决定，仙游县编剧小组陈仁鉴改编的大型传统剧目《团圆之后》（下简称《团》剧）、莆田县编剧小组祁宗灯改编的传统折子戏《三打王英》（下简称《三》剧），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剧目。同年9月组织莆仙戏剧种代表队，参加福建省巡回演出团，赴京参加献礼演出。巡回演出团由当年福建省闽剧实验剧团团长陈啸高（仙游人）任总团长，中共鲤声剧团支部书记尹洪珠、导演兼主演林栋志任副团长，二人又兼任莆仙戏代表队正、副领队。由于《团》剧乃仙游鲤声剧团排演，《三》剧由莆田大众剧团排演，因而此次上京献演，名义上为莆仙戏代表队，实际队员主要是鲤声剧团，其次是莆田大众剧团的部分演员和乐师。代表队在北京期间，先后被安排在首都广义门、剧协礼堂首都戏院、公安部、文化部、后勤部、马列学院、怀仁堂和人民大会堂献演多场。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演出并上台与全队演职员合影留念。当时周恩来总理对剧本、音乐和表演艺术都很赞赏，兴致勃勃地到后台欣赏古老乐器笛管（筚篥）独奏。首都文学艺术界学者、专家、表演艺术家和各界著名人士千百人，先后观看代表队演出。
  此次莆仙戏代表队上京献演，誉满京都，震动之大为本剧种前所未有。在京演出剧目除上述《团》《三》二剧之外，为了满足首都文艺界同仁和观众要求，鲤声剧团还穿插演出《假元宝》《王魁》《商辂教书》三个传统折子戏，艺术特色亦受观众好评。当时在京演出，剧本评价最高、震动最大的是《团》剧，中国戏剧家协会多次主持召开座谈会，老舍、茅盾、周扬、梅兰芳、林默涵、袁世海、杜近芳、陈伯华、李少春等剧作家、评论家、历史学家、表演艺术家、音乐家出席参加座谈，热情洋溢地发表观感，盛赞剧本、音乐和表演艺术。田汉、郭汉城、马少波、李希凡、伊兵、任桂林等人，相继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戏剧报》《文汇报》等多家报刊发表评赞文章，把《团》剧誉为堪与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以及英国莎士比亚悲剧相媲美，评价非常之高。尔后，莆仙戏代表队载誉回闽途中，先后应邀在郑州、济南、武汉、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南昌、九江等各大城市演出，各省市数十家报刊纷纷发表演出报道和评论文章。
  《团》剧于国庆期间轰动燕京之时，长春电影制片厂决定将其拍成戏曲艺术片。翌年元月，鲤声全团演职员应邀同往长春该厂拍片，迅而发行全国放映。同时，福建省召开文教群英会，省委向鲤声剧团颁发“推陈出新典范”锦旗一面。同年6月间，召开全国文教群英会，国务院授予鲤声剧团“先进单位”奖状。
  莆仙戏解放后第一次誉满京华，震动中国艺坛，搬上银幕，不仅开辟了本剧种的历史新纪元，为后来莆仙戏一次又一次上京献演铺平道路，更重要的是，古老的剧种历史与独特的艺术价值引起中外戏剧界、学术界的广泛瞩目。《团》剧本子改编成功，为莆仙戏传统剧目推陈出新树立了光辉典范。30多年后剧本复经全国专家评审，1992年选入王季思主编的《中国当代十大悲剧集》。
  （二）1979年《春草闯堂》——二度上京献演
  在“文革”中莆仙戏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粉碎“四人帮”后，莆仙戏再次获得解放。1978年，仙游县鲤声剧团重新排演“文革”中被批判为“大毒草”的《春草闯堂》（下简称《春》剧）。
  《春》剧前身是莆仙戏传统剧目《邹雷霆》，1961年由仙游县编剧小组陈仁鉴（执笔）、柯如宽、江幼宋改编，鲤声剧团排演，普遍受到广大观众赞扬。同年，该团先后在泉州、福州演出此剧，受到文艺界和各级领导高度评价和重视；其间来自北京的领导、学者郭沫若、老舍、曹禺、阳翰笙、张唐、李希凡等，先后在泉州、福州两地观看《春》剧演出，并一致赞扬是继《团》剧之后的一出成功喜剧。当时老舍同志观看《春》剧后，还激动地挥毫赠诗给剧团，其中有“魂断团圆后，笑移春草前”一联佳句。
  1979年2月，鲤声剧团《春》剧荣调晋京，领队为仙游县文化局副局长兼鲤声剧团党支部书记王金麟，副领队乃党支部副书记郑金添。《春》剧在首都参加国庆30周年大庆献礼演出，再度誉满燕京，轰动全国剧坛，评奖结果获双大奖：全国剧本创作一等奖，演出一等奖。《春》剧在京献演间，文化部部长黄镇和副部长周巍峙、林默涵先后观看演出，并上台接见全团演职员合影留念。首都文艺界同仁与各界著名人士，以及一部分老观众，对20年前鲤声剧团上京演出《团》剧，印象深刻，记忆犹新，因而此次鲤声在京演出《春》剧，几乎场场爆满，而且每次演到剧中第三场“抬轿子”——丫头坐轿而知府徒步“跟班”，精彩的表演不断赢来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当时在首都召开的座谈会上，张庚、吴雪、王朝闻、李庆成、王安葵、袁世海等领导和文艺界著名人士数十人出席座谈，一致盛赞《春》剧的成功是“去芜存菁，推陈出新”，令人看了“耳目一新”。专家们对剧本、音乐、表导演和舞美设计等总体艺术，全面给予高度评价，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戏剧报》《北京日报》等多家报刊，发表大量评赞文章。不少人看了多次，例如，评论家王朝闻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以“尽情合理”为题的长篇评论文章中说：“我三次看了《春草闯堂》，并不因此感到欣赏的满足。”足见当年《春》剧颇受首都文艺界盛赞之一斑。
  同年3月间，鲤声剧团载誉南旋，途中应邀在上海、杭州两地演出《春》剧，并又重演《团》剧，上海电视台作实况转播。上海文艺界袁雪芬、白杨、傅全香、钱英郁、徐进等，以及上海戏剧学院师生、杭州文艺界知名人士，先后观看《春》《团》二剧演出，二剧备受赞扬。《文汇报》《解放日报》《浙江日报》等发表报道和评论文章。《解放日报》的报道有“有口皆碑，盛极一时”的赞语。郑拾风的长篇评论文章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为标题，对《春》剧作了极其高度的评价。同年4月，鲤声剧团载誉回榕，受到各级有关领导和各界热烈欢迎，《福建日报》以“春草闯堂誉满京沪杭”的醒目标题，概括报道莆仙戏鲤声剧团二度上京献演盛况。1992年选入王季思主编的《中国当代十大喜剧集》。
  （三）1981年《状元与乞丐》——三度上京献演
  1980年，莆田县莆仙戏二团排演由姚清水、祁宗灯改编的传统剧目《状元与乞丐》（下简称《状》剧），连演百场不衰，观众反响强烈。省文化局领导将盛况向文化部汇报，引起重视，旋由文化部多次组织有关领导、方家来莆观摩审定，结论为一出好戏，有意推荐晋京演出。1981年4月16日，文化部赵起扬副部长率领有关人员，专程来莆观摩《状》剧。翌日，赵副部长在座谈会上正式宣布：“我代表中央文化部，邀请这台戏到北京演出。”之后的一个多月间，省文化局派各艺术门类专家协助剧团加工排练，完善舞台设备。
  5月20日，《状》剧全体成员奉命赴榕，住在西湖宾馆，继续进行综合修改加工准备工作。
  1981年6月2日，《状》剧演出队一行63人，由领队廉继温（省文化局艺术处处长）、副领队王怀杰（莆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天春（剧团团长）率领离榕赴京。在京由文化部安排，《状》剧于6月8—17日，先后在王府井大街吉祥戏院、前门大街大众剧场，共计公演10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以及文艺界著名人士程思远、黄镇、陈辛仁、姚仲民、周巍峙、赵起扬、林默涵、吴雪、林一心、李英敏、张庚、郭汉城、赵寻、吴荻舟、刘厚生、俞琳等观看演出，并上台接见剧组全体成员合影留念。文化部、中国剧协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先后两次联合召开座谈会。出席座谈的有郭汉城、张郁、刘坚、李汉飞、范钩宏等34位文艺界领导和专家，一致赞扬《状》剧是“又一颗艺术明珠！”郭汉城激动地即席赋诗一首，其中有“状元与乞丐，深发令人思”句。评论家们还先后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北京日报》《剧本》《戏剧电影报》《解放日报》《羊城晚报》《福建日报》等全国10多家报刊发表评赞文章。
  在文化部的直接安排下，《状》剧离京后顺道在上海展演3场。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陈沂和夫人，以及市文化部门领导、专家等多人观看演出，并召开座谈会。上海市电视台作实况转播。6月30日，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局领导等，在福州火车站欢迎《状》剧全体成员载誉回闽。欢庆建党60周年之际，《状》剧在省人民剧场演出3场；省委、省政府在剧场召开表彰大会，省委常委、副省长张格心和温附山给剧团颁发奖状和奖金。后来省文化局补评《状》剧为1980年度全省创作剧本一等奖。1982年《状》剧荣获全国优秀剧本奖。福建省电视台除了实况转播《状》剧之外，还将其改编为电视连续剧《龙凤吟》播放。
  1981年，莆田县莆仙戏二团被评为“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工作先进集体”。
  同年12月30日，团长吴天春被指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表彰大会上作“心中装着百万人民群众”为题的经验介绍发言—— 截至当时，这是莆仙戏历史上一件空前的盛事！
  （四）1985年《秋风辞》——四度上京献演
  1985年5月下旬，周长福创作的新编历史剧《秋风辞》（下简称《秋》剧），由莆田县莆仙戏一团排演，参加福建省第十六届戏剧会演，荣获剧本创作一等奖。这一年中央文化部决定举行全国戏曲大奖赛。7月中旬，由文化部艺术局局长俞琳任团长的华东片选戏观摩团一行12人，来莆审看《秋》剧等。后经评选，《秋》剧当选入围，报送全国综合参选。10月16日，省文化厅转中央文化部调演大会文件通知：莆仙戏《秋》剧上京参加“全国戏曲观摩大奖赛大会”演出。这是莆仙戏第一个新编历史剧晋京。剧组全队成员82人，由省文化厅副厅长柯子铭任总领队，市文化局副局长李振东、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许培元二人任领队，副领队由县文化局局长欧宗洪、副局长即《秋》剧作者周长福、剧团党支部书记兼团长吴天春三人担任。
  参加这次观摩大奖赛的计11台戏，是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推荐的36台戏筛选而来的。尤为可贵的是，其中10台戏都是省、市级剧团演出，而唯一的县级剧团是《秋》剧的演出单位。同年11月22—27日，《秋》剧被安排在首都二七剧场演出7场，场场爆满，反映强烈。其间先后观看演出的中央和各部委领导、调演大会领导和评委成员有杨成武、张挺、贺敬之、林一心、周巍峙、程思远、吴雪、张庚、郭汉城、吴祖光、赵寻、孙道临等30多人，以及首都各界著名人士、全国各地观摩人员数千人。上述领导和评委专家，在演出结束后还上台接见剧组全体成员并合影留念。
  11月24日，大会在中直机关招待所召开《秋》剧评论会，剧组正、副领队和编、导人员到会听取意见。先后在会上发言的有朱文相、吴乾浩、李振玉、张庚、黄宗江等10多位文艺方家，一致给《秋》剧以最高评价，认为它“代表了今天新编古代剧所达到的新水平，是一出很成功的大悲剧??应该把它看成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
  11月30日晚上，《秋》剧以调演的最高待遇，选进中南海怀仁堂向中央领导汇报演出。这是国庆10周年后又越36周年之际，莆仙戏剧种第二次进入首都中南海献演，当时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宋任穷等有关领导，在福建省委书记项南陪同下观看演出，并上台接见剧组全体成员合影留念。“大奖赛”演出前后，全国报道和评论《秋》剧的大小报刊有《人民日报》以及其海外版、《中国日报》（英文版）、《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戏曲艺术》等30多家。
  12月上旬，省、市、县各级有关领导，先后分别在福州火车站、莆田汽车站，热烈欢迎《秋》剧全体成员载誉而归。省委、省政府还在福建文艺大厦举行欢迎茶话会，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温附山、张格心，省文化厅领导，以及省文艺新闻等各界代表30多人出席茶话会。莆田市内大街上横挂“热烈欢迎《秋风辞》剧组晋京演出载誉归来”醒目大标语，市、县委领导苏昌培、郑义正、陈延辉等率领各有关部门人士、学校少先队员，在街上夹道欢迎，盛况空前。
  12月15日，全国戏曲大奖赛演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秋》剧荣获周长福剧本创作一等奖，集体演出二等奖，吴镇勋导演三等奖，黄文龙布景设计一等奖，道具奖，演员林文珍主演二等奖，林金标配演二等奖，林金石、郑珍炳群众角色奖。翌年6月，《秋》剧又在中央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合举办的1984—1985年全国优秀剧本评选活动中获奖。它是莆仙戏唯一的一个两次荣获全国优秀剧本奖的创作剧目，其上京的成功献演，还被评为1985年福建省十大新闻之一。1992年，《秋》剧剧本复经全国专家评审决定，选入王季思主编的《中国当代十大悲剧集》。
  （五）1986年郑怀兴三部剧作应邀赴京展演并召开研讨会——五度上京
  莆仙戏每次上京献演，各有其独特因缘。这一次因缘亦甚特殊，既不是出了一台好戏，被调上京演出，又不是举行全国性的戏曲会演，而是由一位著名的莆仙戏剧作家的三部名作，专调剧团上京展演，并在首都召开学术研讨会。
  郑怀兴，仙游榜头人，1980年大专毕业后，一直在仙游县文化局从事文艺创作，是一位驰名中外的莆仙戏当代剧作家。他的戏曲作品颇多，经省级以上会演获奖和刊物发表的莆仙戏剧本有近20部之多。其代表作有新编历史剧《新亭泪》（下简称《新》剧）、《晋宫寒月》（下称《晋》剧）、《神马赋》、《蓬山雪》、《造桥记》、《要离与庆忌》和改编传统剧目《青蛙记》等，创作现代剧有《遗珠记》、《鸭子丑小传》（下称《鸭》剧）、《阿桂相亲记》、《长街轶事》等。上述7部古装剧作，分别由省级或全国刊物发表后，1992年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专集，书名《郑怀兴戏曲选》，弁首有郭汉城的《序》。其才华、事迹和大部分剧作名称，载入1998年出版的《中国小百科全书》第六卷。
  郑怀兴的剧作多由仙游县鲤声剧团排演。1986年11月间，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和中国戏剧文学学会，联合邀请鲤声剧团上京，献演郑怀兴三部剧作：1982年荣获全国优秀剧本奖的《新》剧，1986年荣获全国优秀剧本奖的《鸭》剧，1983年省会演获奖的《晋》剧。这是鲤声剧团的第三次晋京献演，由仙游县委副书记林德荣任领队，团长谢宝燊任副领队。由于三部剧作各具新意，结构精巧，人物个性鲜明，戏剧性强，且鲤声剧团在北京观众心目中印象殊深，排演又很成功，因而此次上京演出更受有关领导、文艺界同仁和首都观众欢迎赞赏。其间《鸭》剧还应邀进人民大会堂献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丕显、彭冲、叶飞和中央各有关部委领导等观看演出，并上台接见全团成员合影留念。
  此次鲤声剧团在京演出期间，邀请单位分别召开两次“郑怀兴剧作研讨会”，首都文艺界剧作家、评论家、表演艺术家和各界著名人士50多人，先后参加座谈并发表评论。与会方家一致认为：“由一个剧种、一个剧团、一位剧作家的三部作品上京演出，并为之举行专题研讨会，这在我国戏剧史上是一个创举！”专家们不仅对郑的三部上京演出剧作高度评价，而且对其所有刊发的作品亦全面评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戏剧报》《戏剧电影报》《北京日报》《剧本》《新剧本》等10多家全国性与北京市报刊，短时间内发表多篇高档次的评论文章。
  为了满足首都文艺界同仁和一部分老观众的要求，此次鲤声剧团在京还演出改编的传统剧目《春草闯堂》第三场，以及折子戏《千里送》《三鞭回两锏》，各具一格的精彩表演艺术颇受观众赞赏。
  上述莆仙戏五度上京献演，每次以不同的剧目和艺术异彩称誉京华，震撼神州艺坛，其总体功绩之巨大，在本剧种历史上震古烁今。所有上京献演剧本，后来多少都有全国其他剧种移植上演，其中《春》《状》二剧，在全国各有60多个剧种先后上演过。《春》剧尝被香港电影界改编搬上银幕。20世纪80年代初期鲤声全团还应邀到广东省潮剧团传授《春》剧全场表演艺术，让其带往泰国演出。
  （选自莆田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1995年版《莆田市文史资料第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