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民国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官僚机构，执政者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初衷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为中国工商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民国初期，中原地区出现军阀混战，而福建局势相对稳定，从而为莆仙两县商贸发展赢来了大好机遇。抗日战争爆发后，对外贸易一度受阻，但国内贸易继续发展，莆田三江口港出现空前的繁荣，涵江、荔城和鲤城、枫亭等地迅速发展成为闽中货物集散地。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滥发纸币，通货膨胀，经济秩序混乱，莆田境内商贸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
  （一）工商业政策转变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国内掀起了一股实业救国热潮，全国工商业界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世界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北京政府工商部通电全国，谓共和初成，商战弥亟，拟召集全国富于工商经验之人，召开全国工商会议，以通商民之气。1912年12月，北京政府工商总长刘揆一，在首届全国工商会议上提出了三大政策：一是选择基本产业，即大力发展丝、茶、磁、煤、铁、纺织等新兴产业；二是“划定保育期”，即“拟于简单之事业，以普及全国为要义，繁重之事业，则以政府经营为提倡”，以此作为效仿日本在矿业上“由政府新法采治，及有赢利，仍归诸民”的保育办法；三是解决融资问题，即采取“腹地则斟酌利用外资，于边地则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在预定计划基础上和不损害主权的前提下，利用外资发展中国经济。①会议期间，全国各地商会发起组织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商人参政热情空前高涨。民国初的全国工商业代表大会，是中国工商业史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会议，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与“商”坐在一起认真探讨工商业经济发展的一次盛会，为中国工商业政策转变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全国工商会议之后，北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在工业方面，提倡引进和推广新技术、设置工业工场、裁并内地厘金、补助出口企业和普及手工业等；在商业方面，中央政府鼓励各地建立商会，加强商贸指导，设置工商访问局和出口货物检验局，革除妨碍商业发展的弊端，制止垄断，许民自由经营和保护商业发展；在采矿业方面，国家重新修订了采矿法，加强督促，维护矿主利益，加强地质调查和设立冶铁厂等；在金融方面，提倡兴办银行，统一币制，整顿金融，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实施补助和保息等措施；在法律方面，新政府着手修改商法、整顿关税，增加了奢侈品费税、营业税、印花税、所得税等；在促进工商业发展方面，提出了振兴制造业、仿造洋货、提倡国货、实业教育、利用外资、培养人才和修改商法、统一度量衡、筹划商品博览会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民国政府的工商业政策转变，不但为中国工商业经济崛起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而且为中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开辟广阔前景。
  1930年11月，国民政府为了调整工商政策、加速工商业经济发展、促进对外经济交流扩大和增益国民经济，又在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商会议。与会代表提出了收回关税主权、清理公债、整顿金融、减低利息、促进贸易发展和保护商人财产等一系列建议。同时，还提出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保护关税、限制外资、抵制经济侵略、提高部分进口商品税和保护国内幼稚民族工业等主张。与会代表还就振兴国内实业、发展国营经济、提倡国货、培养人才、协调劳资、保护侨资、救济困难企业和奖励发明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会后，中央政府决定改良税制、整理田赋，实行国家和地方两种税制，将盐税、关税、常关税、烟酒税等15项税收归国家收入，田赋、契税、牙税等10项税收归地方政府收入。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17年，国民政府正式划分国税、地税收支，以田赋、契税、牙税、屠宰税、营业税归地方”。①这次工商会议加强了政府与工商业者的对话与联系，并对南京政府出台的“谋取经济主权、革除社会弊病、整顿经济秩序、促进工商业发展”等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后，华北、华东、华中相继沦陷，中国工商业发展遭受重挫。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后，中国分为国统区和沦陷区，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工商业政策。1937年9月，国统区的经济发展方针主要体现在《增进生产，调整贸易办法大纲》之中，国家采取战时经济统制政策，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并在军事国防委员会下面设立“工矿调整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和“贸易调整委员会”等工商业管理机构，但战时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商品经济和自由贸易的健康发展。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因政见不和而引发内战，国内工商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解放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将经济危机转嫁给广大百姓，滥发纸币，通货膨胀，物资短缺，经济滞胀，最终导致中国经济的总崩溃。
  （二）莆仙两县商贸发展民国初期，国民政府实行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加上沿海地区对外经济交流不断扩大，莆仙两县工商业出现了持续发展态势，工商行业发展到40多个，主要“有豆饼业、桂圆业、纱布业、京果业、百货业、食糖业、药材业、鞋业、瓷器业、木材业等”。②经营品种“有豆饼、桂圆、纱布、京果、轮船、食糖、化肥、百货、食盐和炼乳，较大的商行有上百家”。③涵江、荔城、黄石、枫亭、鲤城等集市，先后发展成为闽中各县的货物集散地。同时，商业门类增多、品种丰富，出现了众多的批发商，“批发范围除了境内各地外，还有临近地县，同时辐射到京、津、皖、沪、浙、赣、两广及港澳台”。④“民国初期，兴化商业仍很兴旺。涵江宫口的大商行由3家发展到16家，百货3家由发展到30多家”。⑤商业秩序良好，市场竞争有序，“批发商一般都有着比较固定的批发区域和供销关系，批发商向零售商供货，可以据单发货，代办托运，也可以由销方派人选购，双方往来频繁，交易上一般采取挂欠形式，有的是预交定金，下次进货结清，有的是按月对账，年关总结算。彼此相互信赖，注重信誉”。⑥同时，由于境内商贸规模迅速扩大，生意持续繁荣，不少批发商暴富起来。
  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8年（1919年），（仙游县）杨寨人杨兆平为首的组织有10万银元大资本的枫亭下街‘兴江公司’，是当时境内规模最大的京果百货公司”。⑦还有涵江、荔城和仙游县城等地，也有不少批发商暴富起来，发展成为早期的资本家。如“涵江出现了‘南华’、‘中兴’、‘恒和’等商号，以批发为主的暴发户”。①梧塘的“裕大成、“协大祥”等绸庄批发商和“永和”、“永盛”、“永兴”等7家京果行，都是当地的大富商。特别是梧塘巨商卢茂富，建造了辉煌宏伟的府第，周边建筑了30间店铺，将卢家府第围绕起来，形成了梧塘街道。莆田城里也有众多富商，如“通美豆饼行”、“纶成纱布行”、“奇兴苏广店”等，都是资本逾百万的大商行。还有莆田笏石的刘季、陈子芳、蔡景发、林寿松、陈銮和宋雨等批发商，也是资本雄厚的富商。仙游县城一度成为闽中货物的集散地，出现了林栋财、陈芹、戴启熊等一些大批发商，资产均有数十万之多。
  民国时期，外出经商的莆田商人日益增多，在温州、宁波、杭州、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山东等商埠，都有大批兴化商帮，出现了“无兴不成镇”的局面。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福州兴化商帮，掌控了福州地区的主要商业行业，福州双杭路的“四大金刚”和“四德商行”，在福州地区身名显赫，成为福建商业巨头。还有闽北、闽南等地，也有大批莆商从事商业经营活动。
  莆仙两县民国时期的商贸繁荣主要得益于港口经济的发展。从莆仙两县商贸发展历史看，港口经济兴则境内商贸旺，反则衰。民国时期，政府相继开放了20多个港口，促进了中国对外经济交流的迅速扩大。据史书记载：“民国20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输入莆田的商品比清末（1911年）增长了2倍”。“每年单从上海运进货物即有6万吨左右，运出货物有3—4.3万吨。
  运进货物主要有豆饼、布匹、面粉、煤油、苏广百货、京果、化肥等工业品，运出货物主要有桂圆干、荔枝干、食糖等”。②“抗日战争前，涵江全镇拥有大小店铺七八百家、50多个行业，从业人员3000人左右。主要有豆饼、桂圆、纱布京果、轮船、百货、食糖、代理和炼油乳等9大行业”。③仙游的南大门枫亭集镇，经过民国初期的恢复，到“民国14年（1925年），太平港再度繁荣，买办商品的走私贸易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发展。民国14—24年（1925—1935年），新办洋行、商号如大东公司、振南公司、新存瑞、建瑞昌公司等，如雨后春笋般林立于枫亭街市，枫亭市场的贸易进入了历史上的最鼎盛时期，霞桥港每天有40多艘三桅大帆船停泊，年运出砂糖1.5万吨，桂圆干、荔枝干3000多吨，土烟200多吨，木材、山货、蜜饯等10余万吨，运入炼油、火柴、布匹、苏广百货、粮油、棉花、棉纱、肥皂、海产品等货物上百万吨。建瑞公司调进的化肥豆饼，不仅能满足本县60％的农民需求，而且还销售莆田、福清、惠安、永春等地。当时，枫亭市场拥有40余个行业，固定商家700余户。大商家经营的商品，辐射到福州、宁波、上海、天津、营口等国内各大商埠”。④抗日战争期间，日军轰炸福州、厦门等沿海港口，福建沿海对外贸易一度受阻，“三江口因此一跃成为全省唯一的吞吐港口，不仅本省各地商人纷纷涌入莆田经商，而且江、浙、粤等省商人也来此经商办货，莆田市场空前繁荣”。⑤据《福建商业志》记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战事起，敌人封锁海口，而英美产船，通航如故......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汕头失陷以后，中外通商只有涵江一口，百货堆积，殆无余额可容......”⑥《莆田市志》也记载：抗战期间“涵江成为商贾云集的‘小上海’，货物集散到各地，全镇拥有大小店铺700多家，从业人员达3000人左右，专为商品流通和商人服务的行业应运而生，兴化商业空前繁荣。仙游县城大大小小商店共有400多家。抗日战争时，商人运进的货物以本地所需商品为主，除纱布、百货、京果、药材、豆饼、杂粮等大宗外，又从香港运进肥田粉和煤油等，抗日战争期间还转销到福州、泉州等省内各地乃至江、浙、粤等邻省交界处。运出的仍然是兴化的桂圆干、赤糖、荔枝干、烟叶、蜜枣、笋干、麻布等土特产”。①抗战期间，三江口港口经济空前繁荣，带动了莆仙两县“集贸快速发展，涵市贸易之盛，侔于上海，涵商致富，又十倍于前，可见当时涵江贸易之盛况”。②抗日战争后期，随着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莆田城乡出现了许多五金交电店和化工商店。其中比较著名的商店有“新德义、新美、新发、新章、通兴、春兴、连兴、荣兴、日成、长城、好治、淑蓉、协和、顺兴、丰兴、进兴、忠兴、亨利、茂隆等21家五金店和10家化工染料店，主要分布在城、涵及仙游城关。其他乡镇的五金化工用品则由私营百货日用品商店兼营，经营品种不下200种，主要有元钉、铁丝、锯条、凿子、门窗插销、窗钩等日用小五金及少量民用电工器材、化工染料、油漆等30多种。货源主要由福州、泉州、厦门及上海等地采购运回”。③抗战胜利后，福建沿海对外贸易一度萧条，其他贸易国的进口商品锐减，而美国商品蜂拥而至，迅速取代了“福州庄”（福州货），莆田城乡商店大多出售美国货，一些代理美国货的商人控制了莆田、仙游、福清等周边县的商品批发与供应，获利惊人，“部分拥有巨资者活跃于京、沪、津、杭等地，贩运投机、囤积居奇、垄断市场。仙游的大商人陈芹、戴启燕、林存栋等则一业多营，除经营糖行外，还垄断仙游的粮食、化肥、石油、京果的批发经营”，成为民国时期的巨商富贾。④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时，滥发钞票，通货膨胀，市场如战场，更有甚者，商场与官场互相勾结，奸商与贪官狼狈为奸，商场囤积居奇，抬价杀价，霸行占市。专事投机生意和中间盘剥的商店占相当比重，‘抛盘’、‘浮水’，卖空买空的赌博性交易成风，中小商家破产倒闭时有发生。1949年，仙游县仅有私营商店1560户，仅为清末的一半”。⑤（三）商业垄断日趋严重商业垄断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民国时期，莆仙境内行业集聚不断加速，商业垄断日渐突出。张琴在《莆田县志稿》中记载：“商业最重资本，莆商号称巨型擘者，豆饼商居第一位，桂圆商居第二位，布商居第三位，京果商居第四位，轮栈商居第五位。其资本每家都超过万元以上。有领袖商五六家，其资本殆将七八万”。⑥民国时期，莆仙两县商业资本迅速集中，不少商人通过商业垄断获取暴利。如关系国计民生的粮、油、布、糖、豆饼等，基本上控制在几大商家手里，他们操纵物价，垄断市场供给，获取超额利润。
  民国时期，“豆饼业是20—30年代涵江市场中最大的行业，经营的店铺多，约有四、五十家，逐渐形成了四大帮（通美帮、瑞昌帮、协丰帮、慎昌帮）。民国14年（1925年）《衡报》登载：‘每年由三江口运进的豆饼有120万块左右’”。①民国十年（1921年），涵江“通美”豆饼行联合“泉美”、“泉裕”、“协丰”等58家豆饼商，成立了“和丰豆饼公司”，并通过政府许可进行豆饼市场垄断，每块豆饼从二元二角涨到二元七角，以牟取暴利。但豆饼涨价引起广大农民的强烈不满，从而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反垄断斗争，社会各界成立了“莆仙各界反对和丰公司垄断豆饼联合会”，推举律师林铸新为主席，并向和丰公司提交了劝告书：“......我国以农立国。亘数千年，诚以农者，民食所关，国本所系，而豆饼一项，实为种植者唯一肥料，农家所必需品，自应平价发售，......贵公司自去岁联合以来，拥资垄断，高抬时价，岡计利害......当经决义，先行劝告，即日解散公司，平价销售，以苏民困......务望早日觉悟，立即照办，并于三日内切实答复”。但和丰公司拒绝解散，并发出通告：“去岁豆饼各商，因历年亏损，势难支持，爱特组织公司，直接向大连、营口购买，预计年可省保险、船租、电报十多万元......”和丰公司总经理陈湖泉还声明说：“因为旧病复发，准备往外就医”，并宣扬有共产党在背后操纵。②和丰公司的态度激起众怒，更多的人们加入了反垄断斗争行列。时值厦大学生林景仪放假回莆田，在三江口被外商殴打，成为反垄断斗争的导火线。学生们举行示威游行，捣毁了和丰公司，取得反垄断斗争的胜利。
  民国时期，莆仙境内纱布批发始终掌控在涵江几大商家手中，兴化桂圆干价格一直被涵江霞徐的黄家和梧塘商人所掌控，杂粮经营则由涵江宫口的几大商家所垄断，外汇信兑业先由“茂全兴”控制，后被“美兴信局”垄断。特别是进口商品长期被一些代理商所垄断，如“义德行”老板方家明，长期代理美国美孚公司的“鹰标”煤油，“通美行”的老板陈镜湖，全权代理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的“天平牌”石油。还有林心香和林鸿滨父子的“源沣行”，专门代理英国亚细亚公司的“僧帽版”煤油。另外，“源丰行”和“通美行”还先后代理了英国卜内门公司的“眉月牌”肥田粉，“义德行”的方家风专门代理德国爱礼公司的“狮马牌”肥田粉。这些代理商都具有商业垄断性质，通过垄断获取暴利。

①赵秉钧著：工商会议报告录（工商部1913年）。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1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7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8页。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7页。 ⑤《福建商业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 ⑥《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7页。 ⑦《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5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5页。 ②《福建商业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 ③《福建商业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④《福建商业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⑤《福建商业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 ⑥《福建商业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8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3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0页。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8页。 ⑤《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8页。 ⑥张琴著：《莆田县志稿》（商业志）载《莆田文史资料》第八辑，第102年。 ①《福建商业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 ②《莆田县文史资料》第十二辑，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