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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县是福建省的主要侨区之一。旅外华侨人数多,分布广,历史悠久。早在五代后周期间(951-960),就有永春商人到交趾(今越南)经商,而大批出国,则在鸦片战争以后,尤以清咸丰、同治期间和民国时期为最多。永春华侨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大部分分布在东南亚各国,其中以马来西亚为最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国相继独立,旅外侨胞及其后裔绝大部分加入了当地国籍,华侨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他们都是炎黄子孙,在故乡有他们的祖宇、祖坟,以及和他们联系的亲属。现在永春籍的华侨、华人总数估计在60万人以上。
永春华侨在侨居地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历尽坎河,对当地的开发和建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们心怀祖国,热爱家乡;对祖国进步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明、清两代的永春县志、州志,对华侨只字未提,民国14年(1925)编修的《永春县志》,也仅在《人物志》的《独行传》里记载个别华侨的一些事迹。这次新编的《永春县志》特设《华侨志》,力求反映永春华侨的一般情况。但由于华侨远离祖国家乡,所处社会制度和地理环境不同,有的出国几十年未曾回来过,有的出国后就跟家乡亲人失去联系,对他们的情况了解甚少,尤其是对华裔的情况了解更少,所以本志的记述未能系统、完整。
第一章 出国
永春人的出国历史,可追潮到五代。后汉乾佑二年(949),永春人留从效任南唐清源军节度使时,开展对外贸易,其扇子居道,曾至交趾经商;是永春现有文字资料记载最早到国外去的。
南宋中期,永春达埔颜必和的曾孙十六郎从金门渡海移居南洋。宋末元初,永春有颜姓者,因参加抗元斗争失败,兄弟三人两人改姓连、邢,先逃居广东潮洲、海南岛等地,后逐渐移居至安南,今越南有颜连那宗亲相济总会。
明代,地方屡遭变乱,赋役繁重,嘉靖二十一年(1542)帖山陈氏有族人往吕宋谋生(据《南山陈氏族谱》)。到明万历二十一年(1503)以后,永春往南洋的渐多。据《永春东山颜氏族谱》记载,万历间出国的有3人,崇祯间出国的有4人。
清初实行海禁,康熙二十三年(1684)稍开海禁,永春人开始成批到海外谋生。乾隆二,十二年(1757),丰山陈臣留往马六甲谋生,开始为当地苏丹挑水打杂,适苏丹妻患乳痈,医治无效。臣留采集青草药为其敷治,获得疫愈。苏丹感激,划出大片山地供臣留开星。臣留先后引带其族亲戚友数百人前往星荒,至今200多年,其后裔已发展至数千人。
西方殖民主义者侵入东南亚后,永春人到海外谋生的遭受抢劫掳掠,有的终身被奴役,有的被折磨致死。《卿园黄氏族谱》记载其族人黄际良（有传)于乾隆年间往吕宋经商，途中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所劫掠，同船百数十人被掳去当奴役。又据《蓬莱黄氏族谱》、《留安留刘氏族谱》、《官林李氏族谱》、《诗元锦斗林氏族谱》、《桃源凤山康氏族谱》、《桃源魁斗谢氏族谱》的记载统计，从明末至清道光年间，死亡在南洋各地的有64人。从道光九年(1829)至1949年的120年间，永春人口减少了10万多人，其中一大部分是出国谋生的。
清咸丰三年(1853)的林俊起义，咸丰十一年（1861)代理知州陶绶锦被杀，同治四年(1865)州民烧毁税馆，都招来清朝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霞陵、云峰、西向、桃场、东山、社山、石鼓等村先后被围剿，大部分房屋被烧毁。导致了永春人民大批出国的第一次高潮。林俊的儿子观麟、柔远就是因逃避清政府的搜捕而到南洋去的。
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还有不少破产的农民，被逼离乡背井到海外去。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南亚各国加紧掠夺，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因而出现公开贩运华人“苦力”的“猪仔馆”。蓬壶林有宝、吕荣元、吕文活、吕方、吕孙文、林担、林多雅、吕取等就是被人贩子潘万箱拐骗到马来亚彭享去当“猪仔”。据《美国外交文件及公档汇编》(第17卷，第129号文件)记载，21岁的永春人罗福安被拐卖给德记洋行当“猪仔”。他自述于1852年被相识的水客陈阿贵以介绍到船上佣工为名而被骗去，上船后发给一张卖身契约，如不签名，即遭鞭责。此时，才开始明白受了客头的骗。又厦门李禧《梦梅仙馆诗抄》叙述了永春人林桃师被人贩子骗到厦门瑞记洋行。幸好他“身负绝技”，“夺关毁屋”，並救出同伴。华侨一旦沦为“猪仔”，即任人宰割，多数被折磨致死。故永春侨乡流传着华侨出国是“三在六亡一还乡”。上述六部族谱统计，从咸丰至宣统出洋死于国外的计499人。
民国初年，地方不靖，民军蜂起，军匪一体，对百姓任意敲诈盘剥，烧杀抢掠，弄得鸡犬不宁，难以安身，造成永春人民大批出国的第二次高潮。1957年，印尼椰城永春公会成立十周年纪念特刊中载有一篇署名为“古山人”的《回忆录》记述：“民七以还，盗匪蜂起，掳人勒索，无所不为。苛捐杂税，纷至沓来，城狐社鼠，乘机蔽诈，驯至闾里为墟，民不聊生，商旅裹足，五里街商业遂一落千丈。笔者于1921年冬回梓，适遇同乡郑双火为匪所掳，严刑酷打，惨无人道。乡居三月，无日不在恐怖中，遂匆匆重行外出。自兹以后，地方扰乱，日甚一日，壮者散之四方，老弱任其鱼肉，遍地荆棘。”“两次回家，均遇匪著，入夜一闻步履声或犬吠声，即提心吊胆，不敢高枕而卧。因匪盗如毛，遂致一般洋客，视故乡为畏途，携眷迁徙外洋者，日见增多。东南亚各属，每一角落，均有吾邑人士之足迹。”卿园村从民国7年至13年的7年间，发生土匪绑劫案8起，使不少民众相率携眷逃往南洋。1921年9月9日《奋兴报》载：“吾永…近来政变，地方骚乱，匪徒蜂起。遂相率遁逃，挈妻携孥，偏安海外，此吾邑年来所以十室九空也。”《崇道报·永春十八年来大事记》1924年2月条：“永人因军匪交迫，备尝艰苦，逃往南洋者日众，几于十室九空。周知事（周祖武）恐影响派款，出示禁止。”1925年12月条：“永德民众苦于军匪，相率渡洋。虽吴（威）、尤(赐福)恐居民逃走，军饷无所出，乃严禁出口。但五个月来，偷渡南洋者达六千余人。”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永春人民先后开展了东区农民运动，鳌峰抗捐抗税斗争和安(溪)南（安）永（春)德（化）红色区域三年多的游击战争，国民党政府多次进行“围剿”，达埔、蓬壶、鳘峰、石鼓、仙夹、岵山、东平、湖洋、介福等地区群众被迫成批逃往国外，这就造成永春人民大批出国的第三次高潮。一些知识分子如李秋萍、李晓山、黄一鸣、曾绍舜、林怀才、陈其挥、林刚中、郑光华、郑炯山、郑绍基、郑植基、林东汉、颜超雄、李紫云、余丽水等等,就是在这个时期被迫出国的。据《崇道报》民国26年7月10日报道:上半年永春人民出洋的约有五六千人之多。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大肆抓丁,对壮丁百般虐待,东岳、石玉、社山等新兵营,都发生过集体枪杀新兵的惨案。群众触目惊心,因而“逃壮丁”的很多。1938年3月《泉州日报》曾载:永春拟逃出洋男女滞厦者达数千人,各客栈形成人满之患。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加紧征兵、征粮、征税。人民为抵制“三征”,纷纷外逃。这是永春人民大批出国的第四次高潮。在这个时期,永春出国的青壮年达二三万人,以帖山地区最多。城关郑雨意,为了逃避抓兵,忍痛卖掉亲生儿子做路费逃往南洋,其儿子的卖身契曾在1959年晋江地区华侨展览馆中展出。民国34年(1945)9月17日《泉州日报》载:“出洋最多之县份……如南安、永春,竟有全乡十分之八均属妇孺,难觅百余个壮丁。”
新中国成立后,东南亚各国也相继独立,对外国人入境作了种种限制,永春人民往海外定居的主要是同亲人团聚或继承产业。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至1987年,全县出国人数为5005人,其中“文革”前出国的4246人,“文革”后期至1987年间出国的759人。
第二章 海外永春人
永春人离别家乡亲人,远渡重洋,目的是谋求生计。在漫长的岁月中,永春华侨跟所有华侨一样,为求取生存和发展,“头顶他人天,脚踏他人地”,在与自然作斗争的同时,还得与殖民主义者的压迫、剥削、限制作斗争。为联络乡情、增强自身力量,他们自发组织各种社团,团结侨亲,和当地人民一道,争取合法权益,改变社会地位,建设侨居地。
第一节 分布
永春现有华侨、华人大约60万余人,超过县内人口。1928年9月,中共永春县委对当时永春社会各阶层进行调查分析时就指出:“永春民众几有半数出洋”。1937年7月10日《崇道报》的估算近8万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作过四次较大范围的调查与估算。
第一次,1954年,华侨、华人总数为108152人,其中马来亚63148人,新加坡8218人,印尼12694人,菲律宾3554人,越南4019人,泰国1591人,缅旬11764人,東埔寨691人,北婆罗洲2173人,新几内亚251人,日本44人,美国5人。
第二次,1959年,华侨、华人总数为201150人,其中马来亚148000人,新加坡5500人,印尼3000人,菲律宾4000人,越南6000人,细甸2000人,泰国500人,北婆罗洲500人,日本150人。
第三次,1981年,华侨、华人总数为401020人,其中马来西亚325000人,新加坡21000人,印尼35000人,菲律宾4000人,细旬2500人,奉国1500人,越南4000人,日本300人,美国500人,加拿大200人,澳大利亚500人,瑞典100人,荷兰120人,英国300人,其他6000人。
第四次,1987年,华侨、华人总数约为604500人,其中马来西亚470000人,印尼50000人,新加坡30000人,菲律宾20000人,细甸10000人,越南10000人,泰国3000人,美国3000人,荷兰1000人,日本1000人,加拿大500人,英国500人,其他5500人。
据多次调查,不少乡村的华侨、华人人口超过国内人口。介福乡1982年国内人口7492人,国外人口达10495人(其中马来西亚10311人,新加坡184人),为国内人口的1.4倍。夹際大队1982年国内人口2566人,国外人口达6796人,为国内人口的2.65倍。东山颜姓1973年调查,旅居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地的华侨、华人5366人,超过当时全村人口近一倍。桃溪周姓1950年修族谱时,登记海外人口为4000多人,比国内人口多一倍以上。张埔李姓1937年国内人口不足300人,而国外人口达600多人。东门鹏翔郑姓国内人口只有1万多人,而海外人口达3万多人。吾边龙头陈氏家族仅在新、马就有五六百人,与国内人数相等。
第二节 职业
永春人初到侨居地,大部分当苦力。他们历尽艰辛,克勤克俭,稍有积蓄,即转为小商、小贩或从事垦植;少数有成就的,逐步成为实业家。石鼓人郑文炳,少年时南渡,先当苦力,后做小贩,来往于新加坡、马六甲、蘇坡间。那时交通不便,来往都靠步行。他侨居海乾街,与友人合资创设杂货店,生意发达,成为当地有名人士。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少数永春华侨由经商转办工业。二次大战后几十年来,经营工业的更多,有的成为当地有名的实业家。早年在马来亚从事商业活动的黄重吉,先后在吧生、吉隆坡经营橡胶制造厂、榨油厂、酿酒厂、锯木厂和糖果饼干厂。早年在印尼从事商业活动的郑仓满,1963年在新加坡创建东南亚最大的日产700吨的百龄面粉厂。郑崇仰在菲律宾办内衫厂、造纸厂和面粉厂。郑耀增也在菲律宾创办庆士印染厂。
据50年代末的估算,永春华侨、华人从事商业活动约占20%。各地的情况不同,经营的项目也不同。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多数是在乡村小集镇经营土产、洋杂货的小商贩,在印尼,多数是在县、市以下小集镇经营米、布、咸鱼、土产和洋杂货等行业;在菲律宾,多数是经营棉布、百货零售;在泰国,大都是零售商。
据马来西亚蔴坡的调查,该坡1966年总人口约5.1万人,其中华侨、华人约3.5万人。华侨、华人中,福建人约1.3万人;福建人中,永春人1432户约5000人。
材料来源：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市镜一一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
1972年，东山颜姓旅居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侨、华人共627户5366人。据马来西亚《颜氏族谱宗亲录》，这627户的职业情况为：商业168户，小园主161户，工人86户，实业57户，司机14户，教职员21户，小贩5户，书局4户，农业4户，渔业3户，经理3户，政府高级书记1户，政府书记1户，医生1户，其他7户，职业未详89户。
第三节 建设侨居地
永春华侨在侨居地，开荒种植，办工商业，为开拓和繁荣侨居地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还为侨居地兴办许多公益事业。
19世纪中叶，陈臣留之孙陈金声为新加坡首建自来水工程，新加坡政府立有铜像纪念。清朝成丰、同治年间，霞陵人林明带领永春人到马来亚关丹开发锡矿，后该地发展为市镇即以林明命名。1877年，林庆吉第十个乘船到达印度尼西亚的勿里洞。当时的勿里洞遍地荆棘，巨蟒猛兽出没为患。林庆吉率领闽粤侨胞斩荆棘，辟草莱，历尽艰难，开采锡矿，使本是荒岛的勿里洞逐渐发展成为10万人口的市镇。19世纪末，东门人郑成快率永春华侨先后在马来亚柔佛州的拉美士开辩橡胶园00涂英亩。东山人颜克奇到马来亚的马冬、马甲当佣工，稍有积蓄，即购地垦荒，种植橡胶、木薯，逐渐发展至千亩以上。据1966年马来亚蔴坡的调查，该坡有百英亩以上的大胶园主81人，其中永春籍的21人不到一百英亩的中小园主794人，其中永春华侨334人。1982年12月9日，柔佛苏丹在一次讲话中说：“倘柔佛没有华侨，断不能有今日之繁荣。”1904年，陈金声之孙陈若锦为首发动侨胞捐款8.7万余元赠爱德华七世医学院。丹斯里李延年博士一生捐献给当地政府举办公益事业的马币在500万元以上。永春华侨兴办的中小学有怕保的育才学校和丰兴学校，藤坡的中华学校，马六甲的育民学校和培风学校，红毛丹的达才学校，实吊远的南华学校，安顺的培华学校，吉隆坡的尊孔学校和中华学校，瓜拉庇劳的中华学校，居銮的培英学校，望加锡的中华学校，安汶的培德学校，万鸦佬的中华学校，茂物市、苏甲巫眉市的华侨公学，展玉的侨众中小学，龙目岛的中华学校，以及郑世兰在菲律宾创设的教育奖助基金等等。
第四节 反帝反殖
永春华侨在侨居地，身受深重的剥削和压迫，与遭受西方殖民主义者统治的东南亚各国人民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积极参加当地人民反殖民主义、反法西斯主义的革命斗争,为当地人民争取独立自由作出重大牺牲。1941年,日军南进,马来亚沦陷,永春华侨和当地人民一道,组织抗日游击队,坚持了三年多的战斗。麻坡的永春华侨,在永春会馆颜迥华、郑文炳等领导下,发起捐献运动,以人力物力支援游击队,成为抗日的旗帜。华侨的抗日活动,引起日本特务及其走狗的怀恨,于1942年3月一次就杀戮华侨400多人。麻坡永春会馆的领导人郑文炳、颜迥华、罗文渔、林太宗、林彬卿、郑友专、郭诗善、郑明月、郑金龙等惨遭杀害。永春华侨余天送、林盛谋、陈崇智、梁元明等参加抗日军136部队(即中英联合军团)。林盛谋被捕牺牲。在新加坡的李秋萍(即李世准),巴力士弄的永春侨领吴先沛,槟城抗日积极分子郑德渭,印尼高茅的陈展,万鸦佬的李贞禄、李德仁父子,菲律宾苏禄的陈柔宝、陈大万等,都因抗日而遭杀害。郑文炳、林彬卿、郑友专、郭诗善等全家均催难,无一幸存。据不完全统计,东南亚各国的永春华侨,支持与参加抗日战争被日军杀害的在千人以上。抗日期间,李俊承在新加坡收容难侨500余人,又在兴楼开辟农场安置失业侨胞1万余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永春的华侨又和当地人民一起开展反殖民主义斗争。在马来亚,东园吴先力和冷水曾绍舜夫妇先后为马来亚民族独立和解放英勇牺牲。当荷兰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重占印尼时,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荷兰殖民主义者统治,永春华侨从各方面大力支持。在印尼,华侨颜裕发不但解囊资助苏门答腊棉兰地区的反荷游击队,而且参加游击队的武装斗争。华侨陈金安千方百计运送粮食接济游击队和被荷兰殖民金义者拘禁在西伊里安附近荒岛后来任总统的苏加诺。1947年秋,荷兰殖民主义者从茂物进攻苏甲巫眉和展玉两埠,印尼守军进行抵抗,得到永春华侨的支持,因而永春华侨聚居的鱼干街,全部化为灰烬,不少侨胞沦为难民。印尼永春公会联合总会捐款捐物,参加救济难民工作。在越南,永春旅越侨领颜子俊积极支持胡志明领导的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并掩护解救越南的革命者,为越南的革命斗争作出了贡献。
第五节 社会地位
永春人初到侨居地,由于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同,常遭受当地官吏和殖民主义者的欺侮、压迫、敲诈、限制、虐待、杀害,永春华侨忍辱与其周旋。据民国22年(1933)出版的《各国待遇华侨苛例概要》一书中载:各国苛例,已有56种。而按其内容,凡是华侨在出国、游历、居留、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经商、工作、读书、兴学、结婚、记账等方面都受到限制。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菲律宾后,于1603年屠杀菲岛华侨2.4万人,1639年又再屠杀华侨2万余人,1702年、1762年又两次下令驱逐华侨。在印尼,荷兰殖民者于1740年10月在雅加达屠杀华侨1.6万多人,鲜血流入附近溪中,是为“红溪惨案”。在这些事件中都有永春人遭难。在马来亚,英殖民当局于1948年6月18日宣布“紧急法令”后,华侨横遭各种残酷的迫害,並一批一批地被驱逐出境。至1950年8月,被驱逐的华侨达3.5万人以上,其中被遣回永春原籍的竟达1038人。1959年底印尼反华排华,10余万华侨被迫回国,有的流离他国。永春北碎华侨茶果场先后接待安置印尼难侨2500多人。在越南,从1975年4月至1981年4月的6年中,被迫逃离的华侨达100余万人。
华侨虽然遭受重重压榨,但他们面对逆境,奋斗不息,争取生存权利,争取合法利益,不断改变政治、经济和受教育的状况。
一、政治上的变化据估算,永春华侨加入当地国籍的约占95%。华侨成为当地公民后,可以参加政治活动,出任公职。一些著名人士都以新的身分和姿态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到1982年,永春人在马来西亚受各种勋衔的有335名,其中丹斯里2人,拿督16人。被推选为国会议员、上议员、州县议员者43名。祖籍湖洋吴旗岭的吴作栋任新加坡政府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祖籍东平的李玉胜任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处处长兼建筑发展局主席,祖籍湖洋锦凤的刘太格任新加坡政府城市建设局局长,祖籍桃溪的周清琦任菲律宾驻新加坡大使等等。在新、马的永春人中,当上当地的官员后,仍然保持与永春会馆联系或较松散的接触。1987年,新加坡永春会馆举行120周年庆典时,吴作栋出席参加业讲演。
二、经济上的变化
由于国籍的变化而引起经济地位的变化。一是以民族资本纳入当地经济,享受相应的待遇和应尽的义务,二是不少与当地土著资本和党政军官员及企业家混合联营,三是改变了过去单一企业或家族式的经营,逐步建立和发展多元化的企业集团,四是从商业转向工业,促进了当地的建设与繁荣;五是创办银行,发展金融业。仙夹乡郑少坚任菲律宾最大的私人银行菲律宾银行董事长。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为了配合环境之改变及鼓励同乡经济发展,于1982年组织了永联企业公司,集合资金创办大企业,支持政府的新经济政策,巩固华侨在经济上的合法权益。
三、文化教育的变化
华侨长期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的压迫,深感发展文化,提高自身文化水平的重要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华侨大力兴办教育事业,华侨中的知识分子迅速增加,许多华侨青年到西方国家留学,以优异的成绩获博士、硕士等学位。据《麻坡永春会馆成立九十周年纪念特刊》记载,至1984年,该坡永春籍人中有大学毕业生482人,留学西方国家获博士学位的14人,获硕士学位的18人,获院士学位的3人。近20年来,一些国家出于种族偏见,限制和排斥华文教育,使华文面临被消灭的危险。马来西亚华侨教师总会主席林连玉(有传)为争取华校华文教育平等及教师待遇平等而积极活动,竞被褫夺公民权,吊销教师执照。但也有一些国家出现华文热。随着华侨在政治、经济和教育上的变化,对家乡的思想感情也逐渐变化。老一代的华侨大部分是从家乡去的,对祖国及家乡有浓厚的感情,眷恋着养育他的乡土;而年青一代的则已与当地的生活习俗相融合,部分人对故乡的观念与感情比较淡薄。近些年来,有些老华侨带领他们的子女回永春家乡旅游探亲,寻根问祖。
第六节 社团组织
永春华侨为了联络乡情,共谋社会福利,为同乡人寻找职业,排除困难，解决纠纷,凡聚居的地方都有永春同乡会、永春公会或永春会馆的组织。永春华侨少的地方,就参加福建同乡会组织,不另成立永春同乡会,最早的永春同乡会是1867年创立的新加坡永春会馆,其次是1875年成立的马六甲永春会馆。到1986年，东南亚各地已有永春会馆和类似的组织30多个。各地永春华侨同乡组织的任务是：（一)举办公益慈善事业，如创办华侨学校，设立奖学会，救济贫侨，资助难侨回国等，（二）调解同乡间的纠纷，（三）帮助家乡举办公益事业；（四）加强与其他侨团的联系，（五)以集体名义促使当地政府保障华侨的正当权益；(六)协助华侨就业和贫苦华侨的子女升学等。
下面是几个历史较长，影响较大的同乡会简况。
一、新加坡永春会馆
创建于1867年，起初设在小坡的一间店铺里，作为家乡南渡谋生者的皙时居住的地方。这些南渡的同乡都是贩卖布匹和家用杂物的，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艰苦生活，大家聚集在一起，互助合作，疾病相扶。由于都从家乡来，承袭故乡的风俗，每年的佛诞节日，都举行宴会，邀请同乡参加，借以联络感情，久而久之，就沿袭成例。于是居住在大坡的商家也来参加。由于会务发展的需要，推选职员，负责处理馆务，为同乡排难解纷，代伸冤屈，抵御外侮，寻找职业，喜庆病亡相助。1905年，会址迁入大坡厦门街105、106号，并立碑留念。
进入20世纪，会馆创办鼎新学校，解决永春华侨子弟学习华文的需要。辛亥革命时，会馆捐资帮助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1928年成立救乡总会，派代表回国请福建省政府派正规军到永春剿匪，以安定地方。1933年，甘肃、陕西发生严重旱灾，会馆捐款救济。“九一八”与“七·七”事变后，会馆参加救国运动。捐资捐物支授祖国抗战，组织技工到滇缅公路服务。
日寇占领新加坡期间，会馆停止活动，1945年秋新加坡光复后，筹募基金新币10余万元，动工兴建新会馆。会馆设红助部，参加互助部的部员先后丧亡600余人，发给互助金新币20余万元。
1962年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成立，会馆曾一度成为联合会会员。
二、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
19世纪70年代以后，永春侨胞在马来亚各地设立同乡会组织，举办福利事业，联络同乡感情，介绍家乡情况，培养尊祖观念。1957年，侨亲李延年、林邦玲、黄执圭、陈喜启等，为了团结同乡与适应时势的需要，倡议组织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各地同乡会热烈响应，参加的有22个同乡组织。会址设在吉隆坡暗邦路门牌55一59号。李延年任首届会长。
联合会成立后，自1958年至1982年的25年中，共颁发大学奖学金115名，金额7.26万元。
为了配合环境的改变及鼓励同乡参加经济建设,于1982年组织永联企业公司。
三、马六甲永春会馆
成立于清光绪元年(1875),发起人李桂林、陈宪章等。会馆成立后,在联系同乡、捐资兴学、举办福利事业以及协助同乡寻找职业等方面作出了成绩。1946年成立互助部,部员达4450名。1955年筹资5.5万元,1957年筹资50万元二次扩建育民中学校舍。1971年设立奖助学金,奖励与帮助同乡的学子。
四、麻坡永春会馆
创设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是由李庆烈等发起的,目的在于为南来的同乡安排工作,沟通消息,谋求出路,互相扶助,开办学校。会馆还筹募基金,购买7英宙的地产,让同乡建筑住屋与烟房。
“七七”事变后,组织麻坡救济祖国难民委员会,捐款捐物,救济祖国的难民。这种爱国行动,得到新、马各坡响应。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笔题赠“爱国爱乡”牌匾一方。该區现悬挂在会馆礼堂内。1938年征募汽车技工数十名,由刘贝锦领队,回到广西、云南边疆,运输抗日物资。1939年集资组织永利种植有限公司,垦荒种植橡胶与木薯,在日军占领时期,对解决蒜坡粮荒起了很大作用。1940年举办互助社,1945年改为永春慈善会。1954年设立小学助学金,1965年增设中学奖助金。1967年组织百人铜乐队,蜚声全马。1968年组织青年团活动,培养接班人。1974年1月1日庆祝成立80周年纪念,出版纪念特刊。
五、雪兰莪永春公所
创立于1892年,原名永春公司,拥有亚答厝数间,借以联络乡情,患难相助,兼祀张公圣君。1912年改名为雪兰莪永春公所。1928年改总理制为委员制,受当地政府华民政务司的委托,处理同乡种种纠纷之事,调解公平,受政府当局重视。1946年改订章程,重新注册,增设互助部。1969年春筹建所址,1972年举行庆祝建所80周年纪念。此后,会务日益发展,举凡赈济、抚恤、社会慈善和教育事业,都做出成绩。
六、森美兰永春会馆
创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是芙蓉坡李祚(李俊承之父)等侨胞发起的。日军侵入后,历史资料荡然无存,只剩下匾额一方,楹联一对:“永籍兰城兴大义,春回桃谷萃群英。”1976年筹集资金,建置胶园,巩固经济基础,开办福利事业。
七、吉隆坡永春会馆
创建于1924年。由侨胞陈彭相、颜滂枯、陈日墙、黄重吉、洪进聪、林邦玲等发起组织。借用福建街泉丰公司二楼为临时办事处。后劝募5万余元,修建会馆。1979年6月成立青年团,推动健康文娱活动,开展文化学术等有益身心的集体活动,使同乡子女能在良好的环境中学习。
八、瓜拉庇劳永春公所
创立于1910年。当时家乡匪患深重，民不聊生，同乡南渡谋生者蜂拥而至，由公所为他们安排住所，介绍职业，照顾医药，资助年老同乡回国与亲人团聚，兴办福利。1920年建所址于力士打街89号，但因地权问题，1950年被拆除。1964年租兰哇利亚路690A号楼上为所址。
公所于1925年创办中华初级小学，1935年添办初级中学。1939年设互助部、调解组。1948年中华中学复办。1965年成立王甜娘永久奖学基金，筹款3万元，以息奖学。10多年来颂发奖金近4万元。1966年设福利组，发挥互助精神.1969年成立青年团，发挥年青一辈的作用，为同乡服务。
九、印尼雅加达永春公会
成立于1947年8月。当时适逢印尼民族争取独立斗争，永春公会参加救济难民工作。公会成立后，为同乡贫侨办理回国手续，支持椰城华侨助学基金会，赞助青年团的文娱活动，代侨胞及会员填写减免外侨税申请书，为会员解决生产困难问题。公会对家乡的卫生，教育、交通建设事业十分关怀。公会于1965年后停止活动。
除以上社团外，在各地同乡华侨当中还有不少的宗亲会、家族会、联络处等组织，除联络同姓乡亲感情，举办本姓的公益事业外，主要目的在使华侨知根溯源，不忘祖先。主要有普国颜姓宗亲会、荣阳郑姓宗亲会、蓬莱巷梅镜梁氏宗亲联络处、夹潦郑氏旅菲宗亲会、仙乡陈氏宗亲会，东门鹏翔郑氏家族会、大丘头林氏公所、湖洋刘氏公会、龙头乡陈氏家族会等。
20世纪以来，许多会馆还组织桃源俱乐部，仅马来西亚就有11个，分布在马六甲，新山、蔴坡、新加兰、东甲、昔加挽、巴冬、雪兰莪、巴罗、居盔、实日单那等地。
第三章 爱国爱乡
永春华侨身居国外，希望祖国强盛，家乡富裕。对祖国人民革命事业和抵御外侮，对家乡的工农业生产和各种公益事业，无不慷慨解囊，贡献力量。尤其是当祖国和家乡遇到困难的时候，常常捐款捐物资助。
第一节 支援革命斗争
辛亥革命时期，旅居南洋各地的永春华侨，有的捐敕资助民主革命，有的直接参加革命活动。永春华侨先后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的有30多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永春华侨林诗必以国民党福建省觉都特派员的身份，回永春与共产觉合作，领导开展东区农民运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不少永春华侨回国参加革命，其中较著名的有永春农民运动的先行者颜步青和安（溪》南（安）永（春）游击根据地的创始人李南金等。战日战争时期，永春华侨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大力支援祖国抗日斗争。
一、捐款捐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旅居越南的永春华侨a子俊发动华侨商人，组织华商经济联合会，捐蓦巨款，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颜子俊以越南华侨总会主席名义，发出快邮代电，揭露蒋介石不抵抗行径，发动华侨捐资购买药品，倡导捐飞机2架，献给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错亲笔专函致谢。
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侵华战争，马来亚燕坡永春会馆组织救济祖国难民委员会，越南的华侨组织旅越华侨缩食救济祖国兵灾慈薯会，印尼华侨成立筹服机构。这些组织，筹集大量款，物支援祖国抗日。
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发行“救国公债”，夹捺侨胞郑玉书出任国民党政府海外募债专员，到南洋各坡劝购公债。李俊承购买“救国公债”10万元，献给中央研究院作为奖励发明基金，受到国民政府的明令嘉奖。
二、回国参加抗日
抗战初，我国沿海港口沦陷，国外物资无法运入后方，民国28年（1939），滇缅公路即将通车，但缺乏驾驶员及修车机械员。蔗坡永春会馆响应南侨筹赈会号召，征募汽车技工数十名，各坡永春同乡也热烈响应。现在永春化肥厂74岁的退休工人刘瑞济就是1939年在来马亚美蓉应征回国的第8批技工。
抗战期间，永春华侨纷纷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如林士带、林刚中、梁灵光，陈沫等。林士带、林刚中先后牺牲。1938年3月，永春华侨辜俊英参加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和马来亚华侨抗敌后援会代表团，並担任副团长，到延安参观访问。3月18日，毛泽东主席会见代表团全体成员並题词。1940年，陈嘉庚率领华侨慰问团到全国各地访问。在慰问团成员中，永春华侨占四分之一。著名的有李铁民、梁龙光、林珠光、林彬卿，叶票琪、李尚国等。
解放战争后期，一些被马来亚殖民当局遗返回乡的难侨，到家乡后就投身于革命，为解放家乡出力。
第二节 关心家乡亲朋
民国7年（1918）以后，永春境内民军与土匪横行，民不’生，纷纷离乡背井，潘厦待船出国，厦门永春会馆无法承受，于1926年4月委托郑兼三、李家衄向南洋各同乡会提出筹备组织永春旅外联合会，进行救乡工作。郑、李抵达新加坡后，先后与新加坡、眷株巴辖、蔗坡、马六甲，吉隆坡、丹绒马林、怡保等网乡会馆联络，受到侨胞们的热烈欢迎。1928年3月10日在新加坡会馆召开代表会，出席18人，共同商量服救家乡的办法。会议决定成立南洋永春同乡总会，选派王肃丹、李铁民、郑兼三和李家耀为代表，回国向福建省政府请愿，要求派正规军到永春一带剿匪，解除人民的苦难。除李铁民自事未能成行外，其他三位代表即起程到厦门，与厦门永春会馆的同乡往漳州见防军独立第四师师长张贞.由张贞介绍会见在福州的许卓然，由许引见省长方声涛，当面为永春人民请‘.那知陈国辉也到福州，与郑兼三等代表同佳一旅社，代表们的安全受到威胁，即返新加坡复命。新、马各地永春会馆一方面筹募经费，一方面由郑兼三再回厦门与永春会馆的同乡商定赞助军费5万元，请张贞派兵。张贞派黄克绳团进驻永春，郑随军同来，被推选为永春县长。但由于当时地方军朗与土匪互相勾结，1930年夏陈国辉重新占据永春，人民又道其害。直到十九路军入闽，经永春旅外各华侨团体纷纷函电请求，陈才被十九路军拘捕枪决。
抗日战争期间，永春连续发生米荒，永春华侨筹集大批捐欹，购买大米运回永春平粜，救济征人家属和在厦门鼓浪屿的永春难民。据《崇道报》报道，1937年11月到1938年11月，菲律宾、印尼苏甲巫眉、新加坡、马来亚的燕坡、普加挽、居銮、峇株巴辖、东甲等地侨胞捐买大米的汇款达6.37万元。
第三节 投资办企业
1949年以前，一些爱国华侨为振兴中华、改变家乡面藐，曾回乡创办工厂和农垦事业，但大都没有办成。据1871到1949年的不完全统计，永春华侨在国内投资总数达298.87万元（折合人民币）。1940年报载：永春有华侨投资的小工厂数家，农场12处，资本在30万元以上的3家，20万元以上的2家，10万元以上的4家。新中国成立后，华侨投资家乡建设不断增多，特别是中央批准永春对外开放以来，华侨投资更是成倍的增长。
一、办工厂
20世纪初，颜穆闻的北睦垦植公司建水电站、办织布厂。30年代，黄搌焕，张逊琛先后在晋江东石办民生机织厂、利群机织厂。抗战初期，黄振焕将部分机蚤迁回卿园继续生产。40年代，颜子俊投资法币8万元在达埔创办华侨实业社，生产肥皂，蜡烛等日用品，集资法币10万元设立永春归侨生产社，办造纸厂和炼油（松油）厂。归侨颜神枯也集资7。5万元在达埔创办归侨生产社达埔分社。抗日战争胜利后，黄重吉把在海外经营的橄胶厂，油厂、头厂、烟厂、酒厂、铁工厂、电池厂、糖果饼干厂等的机器运回厦门设厂，但因得不到政府支持而倒闭。永春华侨还参加创办泉永德汽车公司、挑源汽车公司、永春电灯公司。1946年，归侨陈式来在高垄建成一座32千瓦的水电蛾。50年代，梁清辉独资为南阳小学建加工厂，为鳌顶大队建小水电站，尤扬祖、邱清秀等集资创办侨新酒厂，尤还进口机床1‘台装备永春通用机器厂，李尧南集资在达埔狮峰办裕生织布厂（前身为民生机织厂）。1953年到1966年，永春华侨投资于福建省投资公司的股金约300万元。由该公司投资兴建的永春化肥厂，是永春现在最大的工厂。80年代，林万美投资5万美元，合营永林联合企业有限公司，生产配合饲料；郭景祥与岵山公社合营北溪水电站，装机150千瓦。到1987年底，全县拥有“三资企业”8家，“三来一补”企业21家。
二，办垦植业
民国时期，永春华侨集资兴办农垦事业，在全省中是比较突出的。民国初年，颜穆闻兴办北破垦植公司，旅居菲律宾的黄祖林、黄振明等在卿园醒狮山金狮寺创办发兴茶叶公司，旅居新加坡的邱兼耕筹银元6万元创设永春大澳杉山林场。1917年，旅居马来亚薜坡的华侨李称考，李载起，郑文炳等23人在东平虎巷创建太平华兴公司，垦落种茶，生产“虎巷佛手”名茶。1921年，余望三等在洋上创办三友实业公司。1931年，达埔官林李氏侨亲集资在w峰岩经营官林垦植公司。在这前后，东门郑氏侨亲在石齿兴办茶场，并种植水果。1938年，永春太平、碧溪二乡旅外华侨集资法币10万元创办太平种植公司。还有夹漈郑玉书创办山母头华侨垦植场，达埔潘和文在葫芦丘创设民发农场。1940年，郑玉书、尤扬祖发起在福建创办华侨兴业公司，抗日时期总公司设在南平，抗日胜利后迁到福州。该公司在南平创办王合农场，并投资建古田溪水电站。同年，吴祖献等创办雪峰垦植公司。1941年至1949年间，颜子俊先后兴办达理、风美、洑江三个农场，郑叔仁在漳州办农场，仰贤林姓侨胞在外山美创办农场，黄声碧在洑溪办垦植场，尤扬祖创办猛虎山林场，但都因兵灾匪祸和苛捐杂税负担繁重等原因，亏损停办。
50年代到60年代初，尤扬祖创办猛虎华侨垦植场，尤扬祖、邱清秀、郑金案、陈宝等集资创办天马山华侨农牧场，梁清辉创办鳌顶农场。
第四节 捐资办公益事业
永春华侨捐资举办家乡公益事业，成绩昭著。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修桥造路，修复名胜古迹等项目，发展到各种类型的教育科技a金会。1980年以来。比较突出的是夹潦郑氏宗亲会、桃东郑氏侨亲，鲁国颜氏侨亲和蓬莱巷梅镜梁氏海外宗亲。夹潦郑氏宗亲会新建夹潦中学、医院和幼儿园。桃东郑氏海外侨亲先后捐资二三百万元，为永春一中、鹏翔小学建纪念堂，为县建文化中心，还改建东门桥，设立全县性的郑信顺夫人奖学金。鲁国颜氏海外侨亲为社山鲁国小学、上场普国小学建新校舍，修大溪桥和上场村水泥路。蓬莱巷梅镜梁氏海外宗亲捐资近1000万元，为蓬莱巷、吾峰乡，永春县、德化县以至泉州市一些大中小学——南阳小学和幼儿园、梅镜小学、南阳中学、鳌峰中学、汤城中学，永春一中、永春侨中、永春六中、永春高级职业学校、泉州黎明大学等，新建教学楼、宿舍耧、办公褛20多幢3万多平方米，还为蓬莱巷修环村水泥路和规格化石阶路5公里多，建社汤公路道班一幢，美芹山琉璃瓦凉亭二个，曲x平桥二座，设立有50万元基金的梁披云奖学奖教金。
一、捐资办学
清光绪卅二年（1906），郑安邦捐银1000元资助创办了永春中学堂。同年，宋子靖集资创办新智小学。光绪卅四年（1908），旅居鸟来亚的1氏宗亲集资在上场和社山创办鲁t国小学。到清宣统三年（1911），华侨捐资创办、合办的中小学共15所。
民国时期，华侨捐资办学如雨后春笋，先后创办鹏翔、南湖、养贤、登进、仁庄、启新、育英、前溪、民智、蒙养、培英、五堡、朵新、开明、启蒙、华岩、永西、霞林、启明、希贤，渊如、振东、培贤等30多所小学。1927年，上场郑姓旅外侨胞集资创办南湖中学。40年代，蓬壶、湖洋、达埔的侨亲资助创办毓斌中学、力行中学、达理中学。
新中国成立以来到1984年底，接受华侨捐资的中学和师范15所，小学52所，幼儿园4所。
80年代以来，侨胞捐资设立奖学金，全县性的有郑世唐为纪念其母于1985年设立郑信顺夫人奖学基金46万美元，每年以利息奖励在学和升学考试的优秀者。1985年度至1987年度受奖者2118人，奖金人民币26万余元。地区性的有.梁清辉、梁祖辉为南阳中小学设立梁披云奖学奖教金，黄林生为永春一中设立的连家瑶物理奖学金。还有和平中学、夹潦、鹏翔、丰山，仙乡，挑溪，延浦等学校奖学金或奖教金。至1985年，全县已有四所中学、38个乡村42个单位设立奖学金或奖教金，基金额人民币220万元。
从1949年至1987年的38年中，永春华侨捐资办学达1160.97万元，其中1987年374.7万元，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华侨捐资办学最多的一年。
1985年，省人民政府颁发金质奖章2枚，银质奖章3枚，晋江地区行政公署颁发铜质奖章10枚，县人民政府颁发荣誉·9块，奖给本县1984年以前的捐资者。1987年，省人民政府颁发金质奖章5枚，银质奖章3枚，市人民政府颁发铜质奖章6枚，奖给本县1985、1986年捐资者，县人民政府表彰7个团体和个人。
二、修桥造路
清光绪年间，华侨李士祚捐资重修通仙桥（即东关桥），他的儿子李俊承又于民国12年（1923）再修一次。清朝末年，旅居马来亚的蓬壶华侨捐资修建a壶壶口桥。民国19年，华侨集资银元7万多元，兴建永春最大的钢筋水泥绪构大桥——云龙桥。新中国成立前，华侨捐资兴建的桥梁还有东山桥、社山的广济桥（即牛鼻桥）等。新中国成立以来，华侨捐资在家乡兴建了石鼓桃场大溪桥、卿园石拱桥，达埔达德大桥、蓬莱大桥，前锋大桥、墘尾石拱桥，枯山铺尾桥，东平冷水黄坑石拱桥、鸿安大桥，马甲大桥、澳南大桥、东美大桥、外碧东西桥，湖洋雁塔大桥和龙山村二座石拱桥，城郊花石大桥。全长21公里的岵山至夹漈公路是华侨捐资帮助建成的。此外，华侨还捐资兴修不少的乡村大路和机耕路。从1959至1985年，水春侨亲先后捐本县各种汽车67辆，其中旅行车39辆，货车23辆，救护车3辆，小轿车2辆。
1986年，夹漈村侨胞捐人民币6万多元修建村水泥大道1056公尺，1987年，永春梅镜海外宗亲梁祖辉、梁清辉捐资80万港元，为盆菜巷修建一条环村公路（其中水泥路1公里多）、二座水泥钢筋平桥，六条宽1公尺到1.5公尺、全长近4公里的规格化条石大道。桃场村侨胞捐资修建从大溪桥至村中的水泥大道。
三、文化、卫生事业
民国14年（1925），旅居新加坡侨胞李椎承承担编印《永春县志》的费用。永春华侨还捐资赞助《祟道报》、《永声报》，《永春日报》经费。
自民国12年以后，侨胞先后捐资修缮蓬壶普济寺，桃场魁星岩，五里街华岩室及城关桃源殿等。1982年，东平侨胞捐2.5万元重修昆仑洞，夹潦华侨捐10万元修建西竺庵。
1957年，蓬壶归侨、侨眷及海外华侨集资1万余元兴建蓬壶影剧院。1967年，吾顶侨胞梁清辉捐建礼堂一座。1980年蛄山侨胞捐资15万元兴建峰明影剧院，並配备35毫米电影放映机全套。夹潦村侨胞捐建一座可容800人左右的礼堂.作为村中文娱活动的场所。1985年，挑场侨胞颜再复捐资兴建汉余纪念堂一座。1986年，耱棣为纪念其父，捐资兴建永春县文化中心——郑世炎大楼。从1980年至1985年的.6年中，华侨捐增家乡公用的彩色电视机74台，收录两用机75台。
卫生医疗事业方面，50年代中期，岵山侨胞捐资3万元建岵山卫生院，添置医疗器材；1982年又捐4万元扩建。1954年，尤扬祖及海外侨胞捐资30多万元兴建永春医院。1980年，李延年捐资100多万元，兴建永春医院医务大楼延年楼。夹潦村旅外侨胞捐资建夹漈村医务所一座，并添置医疗设备。从1949年至1987年，旅居海外侨亲为卫生事业捐资约180万元，建筑面积1.21万平方米。
永春华侨还为家乡办了不少慈善救济事业。自消末至民国先后办过三次平粜米：第一次是清光绪年间永春闹饥荒时，第二二次是民国13至14年，因连年匪乱和早灾而造成饥荒，华侨筹款由厦门采购大米2939石（每石75公斤）回永春平粜，第三次是民国30年（1941）年，粮价暴涨，新、马华侨募款9.55万元，采购沪米1733包运回永春平粜。此外还有。马来亚侨胞林多地汇款1万元，救济蓬壶地区的鳏寡孤独，民国29年永春霍乱流行，侨胞王声世汇欺给贫苦户买棺材，抗日战争期间，夹潦侨胞郑玉书募购金鸡纳霜丸回福建施济，治疗疟疾患者。
四，引进良种
清宣统三年（1911），颜穆闻从马来西亚引进木薯在北硿试种成功。民国23年（1934），卿园黄振焕从菲律宾引进黑皮果蔗进行推广。1963年，归侨尤扬祖引进柑枯良种及技术，开创柑桔大面积上山先例。
第五节 侨汇
永春华侨寄钱赡养家眷已有400多年历史。最早经营侨汇的称为“水客”或“搭头”。水客到永春，来时带“批银”（即信与钱），去时带回文和带领新客。
早期航海靠帆船，藉风力行驶，受季候风限制，秋去春回。永春旅居印尼干那低的华侨家属有“干那低，干那低，三年一张批”的顺口溜。即从干那低开始收批银，经安汶，望加锡，再到新加坡返国，要一年时间，到永脊后，把信、银分送到侨誊家中，然后收回文到南洋交给寄毅人，要二年。水睿华侨在南洋首先经营侨批者为丰山陈臣留.陈于清乾隆年间在马六甲开陈丰兴商号，兼营侨批。其后是大路头李搌，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断加坡、马六甲开李搌裕商号。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丰山陈应谋为马六甲华侨递送批银，每年来回一次。同洽年间，华岩李勇，李显，街尾宋勣，丰山陈汉，湖堀王离，大路头李智堂等先后为华侨解送批银。他们从南洋买回土特产到国内出售，得敷后解送侨款。宋勣为侨裔送书信，不论道路远近，必亲送其家，深得侨民信赖。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厦门有郁轮行驶，水客每年收汇三次，有时带货物回国出售，有时从新加坡汇丰银行汇救到厦门，再转泉州兑取自银，雇工挑运.每趟6至8担，每担1000个银元，一天赶到永春。解讫，随带回文返南洋交给汇数人。
到光绪末年，永春经营侨批业的水容60多人，其中来住于新，马的有陈应谋、陈汉、王高、黄振堂、李智同、李勇、宋勣、李显、箕振淡、率泗、郑旺、陈棣相、事抬、洪松林、林金俊，陈秀搴、黄振敏、陈致洲，事标等，来住于印尼的有陈元燕，郑同、陈云团等，来往于菲律宾的有黄振明、黄振成等。
由于华侨人效日多，侨汇业务日增，原来的水客和盖收侨汇的商户，逐渐形成专门为侨胞解送侨汇的民信局。清光绪三年（1877），永春黄日兴在厦门开设民信局。民国3年（1914），卿园黄振坤等组织吉兴民信局。至民国26年，全县民倌局增至20余家，较有名的有瑞记、新德顺，春记、新永兴、侨通等。民国期间因地方不靖，丰记民信局20多年中被匪抢劫50多次，损失银元2万余元，派送员2人被害。民国27年，中国银行在五里街设立支行，直接解送侨汇.民信局逐渐减少，至断中国成立时剩下8家，1952年全部停业。
永睿侨汇，鸦片战争后每年约在10万元以上，清光绪三十一年至民国3年（1905—1915）每年在30万元至40万元之间，民国14年为法币370万元.仅次于晋江、南安，居全省第三位，民国28年为法币1682万元，29年4993万元，30年2360万元。
民国30年（1941）年12月，日军南侵，侨汇中断。中国银行、邮政汇兑局因郝路中断，汇数在途中，华侨汇票尚未寄到国内，积压了未解的侨汇2300多万元，直到1954年才清理偿还。1950年，成立侨友和瑞和两家民信局，至1974年，侨汇由中国银行直接办理，民信局人员转为中国银行职工。
新中国成立至1987年，永春的侨汇总数为人民币11600万元，平均每年为305万元。
1950年，当人民币币值尚未稳定时，为保持币值，采取原币汇款和原币存款的办法；人民币币值稳定后，外币牌价不断降低时，又采取人民币汇款和存款办法。国家对粮，油、布等商品实行统一购销后，为照顾华侨回乡探亲和归侨、侨眷的生活，19盯年12月开始实行侨汇物资供应券供应物资。每100元人民币侨汇凭券供应大米12斤，食油3斤，棉布10市尺，食糖5斤，猪肉2斤。1962年7月1日起提高供应标准，每100元人民币侨汇凭券供应大米30斤，油、糖各3斤，肉2斤，棉布10市尺，针织品折布1尺。“文革”期间，中断侨汇物资供应，至1978年恢复，每100元人民币供应大米20斤，油1.5斤，副食品及工业品购货券27份，并成立永春县华侨特需供应公司（1986年10月改名为华侨友谊公司），组织紧缺物资供应侨户。1984年10月，在重点侨乡a壶、达埔、吾峰，岵山、仙夹、东平、湖洋建立门市部或专柜。1984年永春华侨特需供应公司回笼工业品、副食品购货券135万份。
1981年以来，外币自由市场买卖开始活跃，每百元人民币比正常汇款要高出百分二十左右，所以，不少侨汇以现钞在自由市场出卖。以往侨胞回乡探亲、旅游都把款汇到国内领取兑换券或人民币，有的带国际旅行支票到国内支取。1981年以来大多带现钞，有些捐建公益事业的侨汇，也以外钞在自由市场出卖，故1985年后，侨汇又比1977年以来有所下降。
第四章 侨乡
永春大部分华侨在南洋有了谋生之路，就回乡带领妻儿，甚至举家迁徙。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60年代，举家出洋者多，留在家乡靠侨汇为生的眷属日益减少。但也有侨胞年老或其他原因而回乡定居。据1981年调查，全县归侨、侨眷（包括近亲）约20余万人，占全县人口的一半。华侨身居国外，加入当地国籍，但有祖宗神主、祠堂，坟墓在故乡，每年清明节、七月半（即中元节），冬至与过年（即春节），都寄些钱委托其亲属为其扫墓及祭祀祖宗，相传成俗，成为侨裔谒祖寻根的依据。因此，侨乡经济比较繁荣，侨办公益事业比较多，受国外生活方式的影响和沿袭旧习俗也比较严重。
永春内半县归侨，侨眷为数不多。据本世纪60年代调查，有信件来往的侨眷140户，其中锦斗60户、桂洋40户、玉斗12户、一都11户、坑仔口8户，横口6户、曲斗3户。但定居海外的华侨却不少，据玉斗《凤山康氏族谱》记载，自鸦片战争至民国初年，康姓华侨卒葬在南洋的199人，同一时期，《魁斗谢氏族谱》记载卒葬在南洋的56人。外半县的归侨，侨眷则较多。
附：北控华侨茶果场
北控位于永春县东部，年平均气温19℃左右，适宜垦植。民国初，就有侨亲先后在这里垦植种茶。1953年，省侨委拨款4亿元（旧人民币）创办永春北磕华侨垦植场，安置星，马归国难侨24人。嗣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何香凝先后捐赠书画稿酬7千万元（旧人民币》作为生产基金。1955年，垦植场改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7年转为北硿华侨农场，陆续安置归国难侨86户223人。1960年3月至7月间，安置被印度尼西亚迫害的归国难侨共5批2500多人。是年，湖洋仙溪农场、永春茶场、竹溪瓷厂并入该场，定名为福建省永春北硅华侨茶果场。中央侨务委员会副主任方方两次到场检查安置工作。何香凝先后5次为茶果场题词作画，业赋诗.“一张拙画慰劳君，勉励归侨爱国心，万劫千辛归故里，劳动建设勇于人。”
“文革”期间，该场亦受其害，有的归侨被诬为“特务”、“叛徒”，受到摧残。
北硿华侨茶果场下设东关，北硅，演口、小湖洋、龙坑、山城、金冬洋7个管理区。1962年，内碧，南村两个大队‘集体所有）划归该场管辖。1987年底，全场共7个管理区，2个行政村，1673户，人口5634人。有中学1所，小学和幼儿园各6所，还设有托儿所、卫生院、影剧院、广播站、图书馆等。场办工业有茶叶精制厂、食品厂、瓷厂、汽车修配厂和3座水电站。1987年，全场有茶园5322亩，产茶叶800。担，柑桔园3274亩，产量3.57万担，油茶1564亩。该场出产的闽南水仙和永春佛手先后被国家商业部评为优质产品，远销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日本及美国等地。竹溪瓷厂的瓷器，远销伊拉克，南斯拉夫、新加坡，泰国等欧亚国家。1982年5月，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该场召开全国华侨农场茶叶生产座谈会。1984年10月被评为全国华侨企业科技先进单位。
第五章 侨务工作
明、清实行“海禁”期间，出国被视为非法。鸦片战争以后，华侨在国外备受歧视凌辱，回到祖国又遭受地方军阀、土匪、贪官污吏的压榨。民国初期，虽有华侨团体，也如同虚设。民国15年（1926），地方军阀吴威、尤赐福成立永春华侨联合会，成为吴、尤用来欺骗华侨的工具。湖洋刘巩侯灵柩从南洋运回故乡安葬，被民军营长郑荆文以“路祭”为名，讹去银元3700元；华侨李俊承之父灵柩安葬后，被民军徐簪枝部盗挖，勒索去银元一万元。永春华侨联合会对此竟置之不问。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永春县党部曾组织永春县海外华侨公会，抗日战争胜利后改称为永春县海外华侨协会，只是作为国民党永春县党部的附属机构，没有什么地位。民国37年6月，被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遣送回乡的195名难侨，政府不但不给安置，反而作为危险分子看待，有的被投狱监禁。
1949年10月23日，成立永春县归国华侨联合会。到1958年，先后召开9次归侨、侨眷代表座谈会，广泛听取归侨，侨眷的意见，尽力反映华侨的愿望和要求。1953年，县人民政府设立华侨事务科，并在全县100多个乡（相当于现在的村）成立华侨工作委员会。政社合一后，侨区大队设侨务工作小组。1958年4月创办《挑x乡讯》。1959年4月1日，正式召开永春县第一届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从1959年到1982年先后召开六届归侨、侨眷代表大会。
历任侨联主席为徐志荣、陈式皋、蔡荣丰、李华鼎、郑德郁、郑永仁。
“文革”期间，全县华侨工作机构被撤销，县侨联会房蜃被占为武斗场所。1978年6月，设立永春县侨务办公室，7月，恢复永春县归国华侨联合会。岵山、石鼓、五里街，挑城、仙夹、达埔，东平、蓬壶，吾峰、湖洋、介‘等乡（镇）和北磕华侨茶果场，先后成立了归国华侨联合会。1984年，县政协设三跑委员会.1986年，县人大常委会设华侨工作委员会。
第一节 保护侨汇
民国及其以前，侨汇常被侵吞，冒领和积压。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经发现就严加追究。从1953年至1955年的3年中，处理了侵吞侨汇、私营信局积压侨汇5起，计折合人民币7.7万元。1953年，私营民信局春记、新永兴，侨通等积压侨汇港币8万元，县人民银行限期全部清还。1955年8月，一都乡一商人偷刻印章。胃领侨汇港币46元，被县人民法院依法封处5年徒刑，并退还冒领的侨汇。1953年，对新中国成立前银钱业存数，汇欹进行清理，逐户抄制余额表，使在民国37年（1948）9月已折合“金元券”而账面巳不值一文的存款、汇欲，按存入或汇款年份的折合比例办理清偿给付。在南洋各埠永春同乡会、桃源俱乐部的支持下；至1954年10月31日止，共接受登记6394笔，其中定期、活期存欲4534笔，折合人民币81.6万元，侨汇1860笔，折合人民币25.47万元.共偿付人民币107.07万元.（详见金融志）
第二节 关心归侨侨眷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侨汇中断，永春的归侨、侨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国31年（1942）10月，中央拨给福建侨贷法币3000万元，省拨给水春侨贷30万元。县成立侨贷指导委员会，把侨贷分配到各乡镇，每户借额以500元为限。次年8月发第二期侨贷，核准申请者889户，每户贷故335元。民国34年6月，中央宣布无力归还侨贷者，提出实证，可准核销。民国32年省赈济会为救济归侨，侨眷，从侨货中拨给永春40万元，作为设公典局的资金。典质的抵押晶，包括动产和不动产。10口以上的侨户，每户最多可典2000元，10口以下的不得超过700元，期限一年。属时如侨汇仍未恢复，可延期半年，利息8厘，保管费8厘。
民国32年春，省服济会拨谷2000担，委托颜子俊平粜永春贫侨户.除分配各乡镇外，尚余200担拨付县归侨产销合作社，以平价粜给社员。
民国34年5月，县府指令各乡镇调查归侨投资情况，指导归侨战后重返南洋经普旧业，并纳入国际救济。
1949年10月到1953年10月，被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遣送回永春安置的难侨843人，加上新中国成立前的195人，共1038人，根据盆才最用，面向农村的精神，作了妥善的安置。其中参加土地改革分到土地的724人，安排到北硿垦植场的近百人，参加各种以工代赈的‘时工200多人，还有少数当教员、司机.1960年印度尼西亚当局反华排华，被驱逐回国的华侨安置在永春北硿华侨茶果场共5批642户2500余人。此外，零星回乡投亲定居的华侨约2000人，除少数回国就业的青年和就学的学生外，大部分是年老体弱者，回乡安度晚年。
土地改革中，有6490户归侨、侨眷分得土地14008亩，农具2038件，耕牛551头.1954年以后，先后发放难贫侨救济款5.3万多元，解决难贫侨，侨眷桷时生活困难和老无所依的归侨生活问题。达埔乡东园村越南侨眷潘密，岩峰村越南侨眷林专，因侨汇中断，靠救济款过生活，林专死时还发给丧葬费。全县从1980年以后，每年约发放难侨救济款500。元左右。
60年代初，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允许华侨从海外免税进口粮油副食品和化学肥料。从1960年到1963年的4年中，共进口粮油翻食品2000多吨。
50年代开始，对侨生和华侨子女的升学，都予以照顾，特别是侨办学校。1983年以来，对侨生和华侨子女，归侨子女的升学录取分数，照顾一个分数段（降低10分）。
第三节 接待优待
一、接待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回乡探亲的华侨，贯彻“热情接待，一视同仁，服务周到”的方针。1973年，创办华侨旅行社。据不完全的统计，39年来共接待2.94万人次，其中1979年以来的9年中2.46万人次，占83.6%。比较有代表性的有.1956年10月，接待以李延年为团长、林邦玲为副团长的新马工商考察团一行7人；1976年5月，接待马来西亚丹斯里李延年博士；1981年3月，接待菲律宾政府驻新加坡大使周清琦，菲律宾马尼拉永春同乡会副理事长、仙乡陈氏宗亲会理事长陈文伊，新加坡著名画家刘抗等8人；1983年11月，接待马来西亚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会长，吉。坡永春会馆主席邱祥炽，全马永春联合会主席、前《马来西亚通报》社社长周瑞标，全马永春联合会财政、全马周氏公会会长周卿峰等一行6人，1985年4月，接待郑氏旅外宗亲会原理事长郑耀增、原副理事长郑玉冰及郑鸿善、郑启芬等18人组成的回乡参观团。此外，还接待来自新加坡、印尼、澳大利亚、瑞士、美国等国的学术界人士林善国、林许国、林荣国、颜清湟等。
二、优待
从1978年以来，对华侨的旧风俗习惯如修祠堂、建坟墓、修庙宇、迎神进香、谢神还愿、追荐功果等活动，采取既不鼓励也不禁止的办法。对华侨房产、祖宗坟墓则采取保护的措施。1982年7月，夹潦大队制定了《关于保护华侨房屋、祖坟以及社员申请盖屋、觅地定茔的规定》，县侨办予以转发，并建议各侨乡大队根据实际情况，参照夹潦大队的规定，制定切实可行的乡规民约。近几年来，不少侨亲回乡为其先辈荐功果，修坟墓，并带子孙回乡致祭。
第四节 指导投资捐资
新中国成立至1987年，永春华侨捐资创办学校、设置奖学基金、修建医院、修桥造路等公益事业达1977万元，其中1978年以来的10年间达1617万元，占总数的81.8%。为鼓励华侨创办公益事业，准许按捐资者的意愿留名纪念，各级政府给予支持和督促，基建勘察设计有专门技术指导，优待或免费征用基建用地，按外汇额平价供应钢材，水泥、木材、玻璃等建筑材料，按规定根据捐额给予分级奖励。
1980年以来，注意鼓励归侨、侨眷集资办乡镇小企业。1980年至1981年，蓬壶、达埔、五里街、岵山、仙夹，东平，湖洋，城郊等乡（镇）就办小企业16个，从业人员114人。
1959年以后，由于华侨投资的厂、场收归国营或集体所有，从1965年起到1982年，清还华侨投资款人民币18.77万元。同时，清偿归还30年代华侨投资的民生公司股金折人民币1万元。
第五节 落实有关政策
一、提前改变成份
土地改革中，全县评为华侨地主的228户，华侨富农78户，华侨工商业699户.根据政策规定，在1954年至1956年中，提前改变华侨地主成份285户（包括土改后分户），华侨富农72户，债利生活者9户，其他14户，共380户。并纠正李俊承、硕子俊等6户在土改中被错划的成份，退还被没收的房蜃5座55间。
“文革”中，提前改变侨户成份的政策一度被全盘否定，有的还被加上种种英须有的罪名。1979年重申原来提前改变侨户成份是正确的，同时又增加改变成份30户，並重新发证。
二、平反冤假错案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永春的归侨、侨脊和侨务工作者属冤假错案立案的19名，都已经平反並发给通知书。投有立案，月乱批斗，乱抄家的，也都给予恢复名誉。
从1981年至1985年的5年中，复查清理25件历史上处理不当的案件。其中一般刑事案11件，地下党14件，全部给予平反恢复名誉，享受应享受的待遇。原永春中学校长、归侨曾天民，在教育界有一定声誉。1954年以历史问题被判刑20年，1984年经复查改判无罪。到1986年，全县收回被精简下放的归侨61人，侨眷5人，其中重新安排工作的9人，办理退休36人，退职19人，增补连续工龄的2人。
三、清退房产
“文革”中，被占用的永春县侨联会址，华侨捐建的仙夹农业中学校舍，以及一批被占用的华侨房屋，都在1982年前全部退还。
1983年底，开始按政策归还土地改革时被错没收的华侨私房。到1987年底为止，已归还产权的总面积16.67万平方米，上级拨给土改时分得侨房户补助款325万元，帮助分房户重建新房；已退还使用权的11.88万平方米。其中原蓬壶乡人民政府的所在地系类国路易斯·安娜州南方大学林振述教授的楼房，当得知政府归还时，特地叫其几子林文隆回国向政府表示感谢，达埔乡政府所在地的“德辉楼”，由于30多年来乡政府在其周围增加了不少建筑物，原房归还有困难，征得房主潘泽徽同意，按原有面积另找土地，建新楼偿还。
四、表彰先进
新中国成立后，永眷归侨、侨眷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其作出显著成续和突出贡献的，给予表彰。1969年，李金叶、郑美贤、张金贤，陈教烦、陈金钟、叶琼生、蔡贞鼎、陈友擎等8人，出席全国归侨、侨眷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1983年，张建光被评为全国归侨，侨脊先进工作者，1985年，郑篝郁被评为全国各民主党派为“四化”建设服务先进工作者，郑永仁被评为省劳动棋范。还有大批归侨、侨眷被县、乡评为积极分子。1982年2月，中共永春县委宣传部和统战部发出《关于学习尤扬祖爱国爱乡事迹的通知》，要求全县干部认真学习尤扬祖爱国爱乡的精神，建设新永春。
五、重视知识分子
80年代初，在永春的归侨、侨眷知识分子获工程师职称的15人，获助理工程师职称的34人，提拔为县、科局级领导的35人。原永春县粮食加工厂工程师、省劳动棋范、归侨郑永仁被选为永春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兼县侨联副主席；侨眷知识分子、省劳动模范、农艺师刘孔永被提拔为永春县代县长、县委翻书记，并选送到中央党校学习深造。1985年，解决归侨，侨眷知识分子夫妻两地分居21对，解决住房困难15户，解决专业对口的2人，吸收入党的32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归侨和侨謇参加了从中央到地方墓层的各级领导班子。1949年，旅居马来亚的永春华侨李铁民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任命为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10月，归侨尤扬祖，李铁民、颜子俊被推选为全国侨联副主席，尤扬祖还先后任过福建省副省长、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归侨梁灵光先后任中央轻工业部部长、广东省省长，当选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归侨林仪嫒（女）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女科学家，为鞍山冶金热能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当选为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归侨陈明曾任映西省副省长。归侨林劳声曾任中央《侨务报》编辑。现任澳门归国华侨总会会长梁披云于1984年被邀请为全国政协委员.还有许多归侨、侨誉，在省、地、市、县各级领导班子和群众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
永春华侨在侨居地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历尽坎河,对当地的开发和建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们心怀祖国,热爱家乡;对祖国进步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明、清两代的永春县志、州志,对华侨只字未提,民国14年(1925)编修的《永春县志》,也仅在《人物志》的《独行传》里记载个别华侨的一些事迹。这次新编的《永春县志》特设《华侨志》,力求反映永春华侨的一般情况。但由于华侨远离祖国家乡,所处社会制度和地理环境不同,有的出国几十年未曾回来过,有的出国后就跟家乡亲人失去联系,对他们的情况了解甚少,尤其是对华裔的情况了解更少,所以本志的记述未能系统、完整。
第一章 出国
永春人的出国历史,可追潮到五代。后汉乾佑二年(949),永春人留从效任南唐清源军节度使时,开展对外贸易,其扇子居道,曾至交趾经商;是永春现有文字资料记载最早到国外去的。
南宋中期,永春达埔颜必和的曾孙十六郎从金门渡海移居南洋。宋末元初,永春有颜姓者,因参加抗元斗争失败,兄弟三人两人改姓连、邢,先逃居广东潮洲、海南岛等地,后逐渐移居至安南,今越南有颜连那宗亲相济总会。
明代,地方屡遭变乱,赋役繁重,嘉靖二十一年(1542)帖山陈氏有族人往吕宋谋生(据《南山陈氏族谱》)。到明万历二十一年(1503)以后,永春往南洋的渐多。据《永春东山颜氏族谱》记载,万历间出国的有3人,崇祯间出国的有4人。
清初实行海禁,康熙二十三年(1684)稍开海禁,永春人开始成批到海外谋生。乾隆二,十二年(1757),丰山陈臣留往马六甲谋生,开始为当地苏丹挑水打杂,适苏丹妻患乳痈,医治无效。臣留采集青草药为其敷治,获得疫愈。苏丹感激,划出大片山地供臣留开星。臣留先后引带其族亲戚友数百人前往星荒,至今200多年,其后裔已发展至数千人。
西方殖民主义者侵入东南亚后,永春人到海外谋生的遭受抢劫掳掠,有的终身被奴役,有的被折磨致死。《卿园黄氏族谱》记载其族人黄际良（有传)于乾隆年间往吕宋经商，途中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所劫掠，同船百数十人被掳去当奴役。又据《蓬莱黄氏族谱》、《留安留刘氏族谱》、《官林李氏族谱》、《诗元锦斗林氏族谱》、《桃源凤山康氏族谱》、《桃源魁斗谢氏族谱》的记载统计，从明末至清道光年间，死亡在南洋各地的有64人。从道光九年(1829)至1949年的120年间，永春人口减少了10万多人，其中一大部分是出国谋生的。
清咸丰三年(1853)的林俊起义，咸丰十一年（1861)代理知州陶绶锦被杀，同治四年(1865)州民烧毁税馆，都招来清朝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霞陵、云峰、西向、桃场、东山、社山、石鼓等村先后被围剿，大部分房屋被烧毁。导致了永春人民大批出国的第一次高潮。林俊的儿子观麟、柔远就是因逃避清政府的搜捕而到南洋去的。
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还有不少破产的农民，被逼离乡背井到海外去。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南亚各国加紧掠夺，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因而出现公开贩运华人“苦力”的“猪仔馆”。蓬壶林有宝、吕荣元、吕文活、吕方、吕孙文、林担、林多雅、吕取等就是被人贩子潘万箱拐骗到马来亚彭享去当“猪仔”。据《美国外交文件及公档汇编》(第17卷，第129号文件)记载，21岁的永春人罗福安被拐卖给德记洋行当“猪仔”。他自述于1852年被相识的水客陈阿贵以介绍到船上佣工为名而被骗去，上船后发给一张卖身契约，如不签名，即遭鞭责。此时，才开始明白受了客头的骗。又厦门李禧《梦梅仙馆诗抄》叙述了永春人林桃师被人贩子骗到厦门瑞记洋行。幸好他“身负绝技”，“夺关毁屋”，並救出同伴。华侨一旦沦为“猪仔”，即任人宰割，多数被折磨致死。故永春侨乡流传着华侨出国是“三在六亡一还乡”。上述六部族谱统计，从咸丰至宣统出洋死于国外的计499人。
民国初年，地方不靖，民军蜂起，军匪一体，对百姓任意敲诈盘剥，烧杀抢掠，弄得鸡犬不宁，难以安身，造成永春人民大批出国的第二次高潮。1957年，印尼椰城永春公会成立十周年纪念特刊中载有一篇署名为“古山人”的《回忆录》记述：“民七以还，盗匪蜂起，掳人勒索，无所不为。苛捐杂税，纷至沓来，城狐社鼠，乘机蔽诈，驯至闾里为墟，民不聊生，商旅裹足，五里街商业遂一落千丈。笔者于1921年冬回梓，适遇同乡郑双火为匪所掳，严刑酷打，惨无人道。乡居三月，无日不在恐怖中，遂匆匆重行外出。自兹以后，地方扰乱，日甚一日，壮者散之四方，老弱任其鱼肉，遍地荆棘。”“两次回家，均遇匪著，入夜一闻步履声或犬吠声，即提心吊胆，不敢高枕而卧。因匪盗如毛，遂致一般洋客，视故乡为畏途，携眷迁徙外洋者，日见增多。东南亚各属，每一角落，均有吾邑人士之足迹。”卿园村从民国7年至13年的7年间，发生土匪绑劫案8起，使不少民众相率携眷逃往南洋。1921年9月9日《奋兴报》载：“吾永…近来政变，地方骚乱，匪徒蜂起。遂相率遁逃，挈妻携孥，偏安海外，此吾邑年来所以十室九空也。”《崇道报·永春十八年来大事记》1924年2月条：“永人因军匪交迫，备尝艰苦，逃往南洋者日众，几于十室九空。周知事（周祖武）恐影响派款，出示禁止。”1925年12月条：“永德民众苦于军匪，相率渡洋。虽吴（威）、尤(赐福)恐居民逃走，军饷无所出，乃严禁出口。但五个月来，偷渡南洋者达六千余人。”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永春人民先后开展了东区农民运动，鳌峰抗捐抗税斗争和安(溪)南（安）永（春)德（化）红色区域三年多的游击战争，国民党政府多次进行“围剿”，达埔、蓬壶、鳘峰、石鼓、仙夹、岵山、东平、湖洋、介福等地区群众被迫成批逃往国外，这就造成永春人民大批出国的第三次高潮。一些知识分子如李秋萍、李晓山、黄一鸣、曾绍舜、林怀才、陈其挥、林刚中、郑光华、郑炯山、郑绍基、郑植基、林东汉、颜超雄、李紫云、余丽水等等,就是在这个时期被迫出国的。据《崇道报》民国26年7月10日报道:上半年永春人民出洋的约有五六千人之多。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大肆抓丁,对壮丁百般虐待,东岳、石玉、社山等新兵营,都发生过集体枪杀新兵的惨案。群众触目惊心,因而“逃壮丁”的很多。1938年3月《泉州日报》曾载:永春拟逃出洋男女滞厦者达数千人,各客栈形成人满之患。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加紧征兵、征粮、征税。人民为抵制“三征”,纷纷外逃。这是永春人民大批出国的第四次高潮。在这个时期,永春出国的青壮年达二三万人,以帖山地区最多。城关郑雨意,为了逃避抓兵,忍痛卖掉亲生儿子做路费逃往南洋,其儿子的卖身契曾在1959年晋江地区华侨展览馆中展出。民国34年(1945)9月17日《泉州日报》载:“出洋最多之县份……如南安、永春,竟有全乡十分之八均属妇孺,难觅百余个壮丁。”
新中国成立后,东南亚各国也相继独立,对外国人入境作了种种限制,永春人民往海外定居的主要是同亲人团聚或继承产业。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至1987年,全县出国人数为5005人,其中“文革”前出国的4246人,“文革”后期至1987年间出国的759人。
第二章 海外永春人
永春人离别家乡亲人,远渡重洋,目的是谋求生计。在漫长的岁月中,永春华侨跟所有华侨一样,为求取生存和发展,“头顶他人天,脚踏他人地”,在与自然作斗争的同时,还得与殖民主义者的压迫、剥削、限制作斗争。为联络乡情、增强自身力量,他们自发组织各种社团,团结侨亲,和当地人民一道,争取合法权益,改变社会地位,建设侨居地。
第一节 分布
永春现有华侨、华人大约60万余人,超过县内人口。1928年9月,中共永春县委对当时永春社会各阶层进行调查分析时就指出:“永春民众几有半数出洋”。1937年7月10日《崇道报》的估算近8万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作过四次较大范围的调查与估算。
第一次,1954年,华侨、华人总数为108152人,其中马来亚63148人,新加坡8218人,印尼12694人,菲律宾3554人,越南4019人,泰国1591人,缅旬11764人,東埔寨691人,北婆罗洲2173人,新几内亚251人,日本44人,美国5人。
第二次,1959年,华侨、华人总数为201150人,其中马来亚148000人,新加坡5500人,印尼3000人,菲律宾4000人,越南6000人,细甸2000人,泰国500人,北婆罗洲500人,日本150人。
第三次,1981年,华侨、华人总数为401020人,其中马来西亚325000人,新加坡21000人,印尼35000人,菲律宾4000人,细旬2500人,奉国1500人,越南4000人,日本300人,美国500人,加拿大200人,澳大利亚500人,瑞典100人,荷兰120人,英国300人,其他6000人。
第四次,1987年,华侨、华人总数约为604500人,其中马来西亚470000人,印尼50000人,新加坡30000人,菲律宾20000人,细甸10000人,越南10000人,泰国3000人,美国3000人,荷兰1000人,日本1000人,加拿大500人,英国500人,其他5500人。
据多次调查,不少乡村的华侨、华人人口超过国内人口。介福乡1982年国内人口7492人,国外人口达10495人(其中马来西亚10311人,新加坡184人),为国内人口的1.4倍。夹際大队1982年国内人口2566人,国外人口达6796人,为国内人口的2.65倍。东山颜姓1973年调查,旅居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地的华侨、华人5366人,超过当时全村人口近一倍。桃溪周姓1950年修族谱时,登记海外人口为4000多人,比国内人口多一倍以上。张埔李姓1937年国内人口不足300人,而国外人口达600多人。东门鹏翔郑姓国内人口只有1万多人,而海外人口达3万多人。吾边龙头陈氏家族仅在新、马就有五六百人,与国内人数相等。
第二节 职业
永春人初到侨居地,大部分当苦力。他们历尽艰辛,克勤克俭,稍有积蓄,即转为小商、小贩或从事垦植;少数有成就的,逐步成为实业家。石鼓人郑文炳,少年时南渡,先当苦力,后做小贩,来往于新加坡、马六甲、蘇坡间。那时交通不便,来往都靠步行。他侨居海乾街,与友人合资创设杂货店,生意发达,成为当地有名人士。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少数永春华侨由经商转办工业。二次大战后几十年来,经营工业的更多,有的成为当地有名的实业家。早年在马来亚从事商业活动的黄重吉,先后在吧生、吉隆坡经营橡胶制造厂、榨油厂、酿酒厂、锯木厂和糖果饼干厂。早年在印尼从事商业活动的郑仓满,1963年在新加坡创建东南亚最大的日产700吨的百龄面粉厂。郑崇仰在菲律宾办内衫厂、造纸厂和面粉厂。郑耀增也在菲律宾创办庆士印染厂。
据50年代末的估算,永春华侨、华人从事商业活动约占20%。各地的情况不同,经营的项目也不同。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多数是在乡村小集镇经营土产、洋杂货的小商贩,在印尼,多数是在县、市以下小集镇经营米、布、咸鱼、土产和洋杂货等行业;在菲律宾,多数是经营棉布、百货零售;在泰国,大都是零售商。
据马来西亚蔴坡的调查,该坡1966年总人口约5.1万人,其中华侨、华人约3.5万人。华侨、华人中,福建人约1.3万人;福建人中,永春人1432户约5000人。
材料来源：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市镜一一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
1972年，东山颜姓旅居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侨、华人共627户5366人。据马来西亚《颜氏族谱宗亲录》，这627户的职业情况为：商业168户，小园主161户，工人86户，实业57户，司机14户，教职员21户，小贩5户，书局4户，农业4户，渔业3户，经理3户，政府高级书记1户，政府书记1户，医生1户，其他7户，职业未详89户。
第三节 建设侨居地
永春华侨在侨居地，开荒种植，办工商业，为开拓和繁荣侨居地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还为侨居地兴办许多公益事业。
19世纪中叶，陈臣留之孙陈金声为新加坡首建自来水工程，新加坡政府立有铜像纪念。清朝成丰、同治年间，霞陵人林明带领永春人到马来亚关丹开发锡矿，后该地发展为市镇即以林明命名。1877年，林庆吉第十个乘船到达印度尼西亚的勿里洞。当时的勿里洞遍地荆棘，巨蟒猛兽出没为患。林庆吉率领闽粤侨胞斩荆棘，辟草莱，历尽艰难，开采锡矿，使本是荒岛的勿里洞逐渐发展成为10万人口的市镇。19世纪末，东门人郑成快率永春华侨先后在马来亚柔佛州的拉美士开辩橡胶园00涂英亩。东山人颜克奇到马来亚的马冬、马甲当佣工，稍有积蓄，即购地垦荒，种植橡胶、木薯，逐渐发展至千亩以上。据1966年马来亚蔴坡的调查，该坡有百英亩以上的大胶园主81人，其中永春籍的21人不到一百英亩的中小园主794人，其中永春华侨334人。1982年12月9日，柔佛苏丹在一次讲话中说：“倘柔佛没有华侨，断不能有今日之繁荣。”1904年，陈金声之孙陈若锦为首发动侨胞捐款8.7万余元赠爱德华七世医学院。丹斯里李延年博士一生捐献给当地政府举办公益事业的马币在500万元以上。永春华侨兴办的中小学有怕保的育才学校和丰兴学校，藤坡的中华学校，马六甲的育民学校和培风学校，红毛丹的达才学校，实吊远的南华学校，安顺的培华学校，吉隆坡的尊孔学校和中华学校，瓜拉庇劳的中华学校，居銮的培英学校，望加锡的中华学校，安汶的培德学校，万鸦佬的中华学校，茂物市、苏甲巫眉市的华侨公学，展玉的侨众中小学，龙目岛的中华学校，以及郑世兰在菲律宾创设的教育奖助基金等等。
第四节 反帝反殖
永春华侨在侨居地，身受深重的剥削和压迫，与遭受西方殖民主义者统治的东南亚各国人民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积极参加当地人民反殖民主义、反法西斯主义的革命斗争,为当地人民争取独立自由作出重大牺牲。1941年,日军南进,马来亚沦陷,永春华侨和当地人民一道,组织抗日游击队,坚持了三年多的战斗。麻坡的永春华侨,在永春会馆颜迥华、郑文炳等领导下,发起捐献运动,以人力物力支援游击队,成为抗日的旗帜。华侨的抗日活动,引起日本特务及其走狗的怀恨,于1942年3月一次就杀戮华侨400多人。麻坡永春会馆的领导人郑文炳、颜迥华、罗文渔、林太宗、林彬卿、郑友专、郭诗善、郑明月、郑金龙等惨遭杀害。永春华侨余天送、林盛谋、陈崇智、梁元明等参加抗日军136部队(即中英联合军团)。林盛谋被捕牺牲。在新加坡的李秋萍(即李世准),巴力士弄的永春侨领吴先沛,槟城抗日积极分子郑德渭,印尼高茅的陈展,万鸦佬的李贞禄、李德仁父子,菲律宾苏禄的陈柔宝、陈大万等,都因抗日而遭杀害。郑文炳、林彬卿、郑友专、郭诗善等全家均催难,无一幸存。据不完全统计,东南亚各国的永春华侨,支持与参加抗日战争被日军杀害的在千人以上。抗日期间,李俊承在新加坡收容难侨500余人,又在兴楼开辟农场安置失业侨胞1万余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永春的华侨又和当地人民一起开展反殖民主义斗争。在马来亚,东园吴先力和冷水曾绍舜夫妇先后为马来亚民族独立和解放英勇牺牲。当荷兰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重占印尼时,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荷兰殖民主义者统治,永春华侨从各方面大力支持。在印尼,华侨颜裕发不但解囊资助苏门答腊棉兰地区的反荷游击队,而且参加游击队的武装斗争。华侨陈金安千方百计运送粮食接济游击队和被荷兰殖民金义者拘禁在西伊里安附近荒岛后来任总统的苏加诺。1947年秋,荷兰殖民主义者从茂物进攻苏甲巫眉和展玉两埠,印尼守军进行抵抗,得到永春华侨的支持,因而永春华侨聚居的鱼干街,全部化为灰烬,不少侨胞沦为难民。印尼永春公会联合总会捐款捐物,参加救济难民工作。在越南,永春旅越侨领颜子俊积极支持胡志明领导的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并掩护解救越南的革命者,为越南的革命斗争作出了贡献。
第五节 社会地位
永春人初到侨居地,由于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同,常遭受当地官吏和殖民主义者的欺侮、压迫、敲诈、限制、虐待、杀害,永春华侨忍辱与其周旋。据民国22年(1933)出版的《各国待遇华侨苛例概要》一书中载:各国苛例,已有56种。而按其内容,凡是华侨在出国、游历、居留、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经商、工作、读书、兴学、结婚、记账等方面都受到限制。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菲律宾后,于1603年屠杀菲岛华侨2.4万人,1639年又再屠杀华侨2万余人,1702年、1762年又两次下令驱逐华侨。在印尼,荷兰殖民者于1740年10月在雅加达屠杀华侨1.6万多人,鲜血流入附近溪中,是为“红溪惨案”。在这些事件中都有永春人遭难。在马来亚,英殖民当局于1948年6月18日宣布“紧急法令”后,华侨横遭各种残酷的迫害,並一批一批地被驱逐出境。至1950年8月,被驱逐的华侨达3.5万人以上,其中被遣回永春原籍的竟达1038人。1959年底印尼反华排华,10余万华侨被迫回国,有的流离他国。永春北碎华侨茶果场先后接待安置印尼难侨2500多人。在越南,从1975年4月至1981年4月的6年中,被迫逃离的华侨达100余万人。
华侨虽然遭受重重压榨,但他们面对逆境,奋斗不息,争取生存权利,争取合法利益,不断改变政治、经济和受教育的状况。
一、政治上的变化据估算,永春华侨加入当地国籍的约占95%。华侨成为当地公民后,可以参加政治活动,出任公职。一些著名人士都以新的身分和姿态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到1982年,永春人在马来西亚受各种勋衔的有335名,其中丹斯里2人,拿督16人。被推选为国会议员、上议员、州县议员者43名。祖籍湖洋吴旗岭的吴作栋任新加坡政府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祖籍东平的李玉胜任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处处长兼建筑发展局主席,祖籍湖洋锦凤的刘太格任新加坡政府城市建设局局长,祖籍桃溪的周清琦任菲律宾驻新加坡大使等等。在新、马的永春人中,当上当地的官员后,仍然保持与永春会馆联系或较松散的接触。1987年,新加坡永春会馆举行120周年庆典时,吴作栋出席参加业讲演。
二、经济上的变化
由于国籍的变化而引起经济地位的变化。一是以民族资本纳入当地经济,享受相应的待遇和应尽的义务,二是不少与当地土著资本和党政军官员及企业家混合联营,三是改变了过去单一企业或家族式的经营,逐步建立和发展多元化的企业集团,四是从商业转向工业,促进了当地的建设与繁荣;五是创办银行,发展金融业。仙夹乡郑少坚任菲律宾最大的私人银行菲律宾银行董事长。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为了配合环境之改变及鼓励同乡经济发展,于1982年组织了永联企业公司,集合资金创办大企业,支持政府的新经济政策,巩固华侨在经济上的合法权益。
三、文化教育的变化
华侨长期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的压迫,深感发展文化,提高自身文化水平的重要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华侨大力兴办教育事业,华侨中的知识分子迅速增加,许多华侨青年到西方国家留学,以优异的成绩获博士、硕士等学位。据《麻坡永春会馆成立九十周年纪念特刊》记载,至1984年,该坡永春籍人中有大学毕业生482人,留学西方国家获博士学位的14人,获硕士学位的18人,获院士学位的3人。近20年来,一些国家出于种族偏见,限制和排斥华文教育,使华文面临被消灭的危险。马来西亚华侨教师总会主席林连玉(有传)为争取华校华文教育平等及教师待遇平等而积极活动,竞被褫夺公民权,吊销教师执照。但也有一些国家出现华文热。随着华侨在政治、经济和教育上的变化,对家乡的思想感情也逐渐变化。老一代的华侨大部分是从家乡去的,对祖国及家乡有浓厚的感情,眷恋着养育他的乡土;而年青一代的则已与当地的生活习俗相融合,部分人对故乡的观念与感情比较淡薄。近些年来,有些老华侨带领他们的子女回永春家乡旅游探亲,寻根问祖。
第六节 社团组织
永春华侨为了联络乡情,共谋社会福利,为同乡人寻找职业,排除困难，解决纠纷,凡聚居的地方都有永春同乡会、永春公会或永春会馆的组织。永春华侨少的地方,就参加福建同乡会组织,不另成立永春同乡会,最早的永春同乡会是1867年创立的新加坡永春会馆,其次是1875年成立的马六甲永春会馆。到1986年，东南亚各地已有永春会馆和类似的组织30多个。各地永春华侨同乡组织的任务是：（一)举办公益慈善事业，如创办华侨学校，设立奖学会，救济贫侨，资助难侨回国等，（二）调解同乡间的纠纷，（三）帮助家乡举办公益事业；（四）加强与其他侨团的联系，（五)以集体名义促使当地政府保障华侨的正当权益；(六)协助华侨就业和贫苦华侨的子女升学等。
下面是几个历史较长，影响较大的同乡会简况。
一、新加坡永春会馆
创建于1867年，起初设在小坡的一间店铺里，作为家乡南渡谋生者的皙时居住的地方。这些南渡的同乡都是贩卖布匹和家用杂物的，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艰苦生活，大家聚集在一起，互助合作，疾病相扶。由于都从家乡来，承袭故乡的风俗，每年的佛诞节日，都举行宴会，邀请同乡参加，借以联络感情，久而久之，就沿袭成例。于是居住在大坡的商家也来参加。由于会务发展的需要，推选职员，负责处理馆务，为同乡排难解纷，代伸冤屈，抵御外侮，寻找职业，喜庆病亡相助。1905年，会址迁入大坡厦门街105、106号，并立碑留念。
进入20世纪，会馆创办鼎新学校，解决永春华侨子弟学习华文的需要。辛亥革命时，会馆捐资帮助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1928年成立救乡总会，派代表回国请福建省政府派正规军到永春剿匪，以安定地方。1933年，甘肃、陕西发生严重旱灾，会馆捐款救济。“九一八”与“七·七”事变后，会馆参加救国运动。捐资捐物支授祖国抗战，组织技工到滇缅公路服务。
日寇占领新加坡期间，会馆停止活动，1945年秋新加坡光复后，筹募基金新币10余万元，动工兴建新会馆。会馆设红助部，参加互助部的部员先后丧亡600余人，发给互助金新币20余万元。
1962年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成立，会馆曾一度成为联合会会员。
二、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
19世纪70年代以后，永春侨胞在马来亚各地设立同乡会组织，举办福利事业，联络同乡感情，介绍家乡情况，培养尊祖观念。1957年，侨亲李延年、林邦玲、黄执圭、陈喜启等，为了团结同乡与适应时势的需要，倡议组织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各地同乡会热烈响应，参加的有22个同乡组织。会址设在吉隆坡暗邦路门牌55一59号。李延年任首届会长。
联合会成立后，自1958年至1982年的25年中，共颁发大学奖学金115名，金额7.26万元。
为了配合环境的改变及鼓励同乡参加经济建设,于1982年组织永联企业公司。
三、马六甲永春会馆
成立于清光绪元年(1875),发起人李桂林、陈宪章等。会馆成立后,在联系同乡、捐资兴学、举办福利事业以及协助同乡寻找职业等方面作出了成绩。1946年成立互助部,部员达4450名。1955年筹资5.5万元,1957年筹资50万元二次扩建育民中学校舍。1971年设立奖助学金,奖励与帮助同乡的学子。
四、麻坡永春会馆
创设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是由李庆烈等发起的,目的在于为南来的同乡安排工作,沟通消息,谋求出路,互相扶助,开办学校。会馆还筹募基金,购买7英宙的地产,让同乡建筑住屋与烟房。
“七七”事变后,组织麻坡救济祖国难民委员会,捐款捐物,救济祖国的难民。这种爱国行动,得到新、马各坡响应。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笔题赠“爱国爱乡”牌匾一方。该區现悬挂在会馆礼堂内。1938年征募汽车技工数十名,由刘贝锦领队,回到广西、云南边疆,运输抗日物资。1939年集资组织永利种植有限公司,垦荒种植橡胶与木薯,在日军占领时期,对解决蒜坡粮荒起了很大作用。1940年举办互助社,1945年改为永春慈善会。1954年设立小学助学金,1965年增设中学奖助金。1967年组织百人铜乐队,蜚声全马。1968年组织青年团活动,培养接班人。1974年1月1日庆祝成立80周年纪念,出版纪念特刊。
五、雪兰莪永春公所
创立于1892年,原名永春公司,拥有亚答厝数间,借以联络乡情,患难相助,兼祀张公圣君。1912年改名为雪兰莪永春公所。1928年改总理制为委员制,受当地政府华民政务司的委托,处理同乡种种纠纷之事,调解公平,受政府当局重视。1946年改订章程,重新注册,增设互助部。1969年春筹建所址,1972年举行庆祝建所80周年纪念。此后,会务日益发展,举凡赈济、抚恤、社会慈善和教育事业,都做出成绩。
六、森美兰永春会馆
创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是芙蓉坡李祚(李俊承之父)等侨胞发起的。日军侵入后,历史资料荡然无存,只剩下匾额一方,楹联一对:“永籍兰城兴大义,春回桃谷萃群英。”1976年筹集资金,建置胶园,巩固经济基础,开办福利事业。
七、吉隆坡永春会馆
创建于1924年。由侨胞陈彭相、颜滂枯、陈日墙、黄重吉、洪进聪、林邦玲等发起组织。借用福建街泉丰公司二楼为临时办事处。后劝募5万余元,修建会馆。1979年6月成立青年团,推动健康文娱活动,开展文化学术等有益身心的集体活动,使同乡子女能在良好的环境中学习。
八、瓜拉庇劳永春公所
创立于1910年。当时家乡匪患深重，民不聊生，同乡南渡谋生者蜂拥而至，由公所为他们安排住所，介绍职业，照顾医药，资助年老同乡回国与亲人团聚，兴办福利。1920年建所址于力士打街89号，但因地权问题，1950年被拆除。1964年租兰哇利亚路690A号楼上为所址。
公所于1925年创办中华初级小学，1935年添办初级中学。1939年设互助部、调解组。1948年中华中学复办。1965年成立王甜娘永久奖学基金，筹款3万元，以息奖学。10多年来颂发奖金近4万元。1966年设福利组，发挥互助精神.1969年成立青年团，发挥年青一辈的作用，为同乡服务。
九、印尼雅加达永春公会
成立于1947年8月。当时适逢印尼民族争取独立斗争，永春公会参加救济难民工作。公会成立后，为同乡贫侨办理回国手续，支持椰城华侨助学基金会，赞助青年团的文娱活动，代侨胞及会员填写减免外侨税申请书，为会员解决生产困难问题。公会对家乡的卫生，教育、交通建设事业十分关怀。公会于1965年后停止活动。
除以上社团外，在各地同乡华侨当中还有不少的宗亲会、家族会、联络处等组织，除联络同姓乡亲感情，举办本姓的公益事业外，主要目的在使华侨知根溯源，不忘祖先。主要有普国颜姓宗亲会、荣阳郑姓宗亲会、蓬莱巷梅镜梁氏宗亲联络处、夹潦郑氏旅菲宗亲会、仙乡陈氏宗亲会，东门鹏翔郑氏家族会、大丘头林氏公所、湖洋刘氏公会、龙头乡陈氏家族会等。
20世纪以来，许多会馆还组织桃源俱乐部，仅马来西亚就有11个，分布在马六甲，新山、蔴坡、新加兰、东甲、昔加挽、巴冬、雪兰莪、巴罗、居盔、实日单那等地。
第三章 爱国爱乡
永春华侨身居国外，希望祖国强盛，家乡富裕。对祖国人民革命事业和抵御外侮，对家乡的工农业生产和各种公益事业，无不慷慨解囊，贡献力量。尤其是当祖国和家乡遇到困难的时候，常常捐款捐物资助。
第一节 支援革命斗争
辛亥革命时期，旅居南洋各地的永春华侨，有的捐敕资助民主革命，有的直接参加革命活动。永春华侨先后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的有30多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永春华侨林诗必以国民党福建省觉都特派员的身份，回永春与共产觉合作，领导开展东区农民运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不少永春华侨回国参加革命，其中较著名的有永春农民运动的先行者颜步青和安（溪》南（安）永（春）游击根据地的创始人李南金等。战日战争时期，永春华侨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大力支援祖国抗日斗争。
一、捐款捐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旅居越南的永春华侨a子俊发动华侨商人，组织华商经济联合会，捐蓦巨款，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颜子俊以越南华侨总会主席名义，发出快邮代电，揭露蒋介石不抵抗行径，发动华侨捐资购买药品，倡导捐飞机2架，献给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错亲笔专函致谢。
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侵华战争，马来亚燕坡永春会馆组织救济祖国难民委员会，越南的华侨组织旅越华侨缩食救济祖国兵灾慈薯会，印尼华侨成立筹服机构。这些组织，筹集大量款，物支援祖国抗日。
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发行“救国公债”，夹捺侨胞郑玉书出任国民党政府海外募债专员，到南洋各坡劝购公债。李俊承购买“救国公债”10万元，献给中央研究院作为奖励发明基金，受到国民政府的明令嘉奖。
二、回国参加抗日
抗战初，我国沿海港口沦陷，国外物资无法运入后方，民国28年（1939），滇缅公路即将通车，但缺乏驾驶员及修车机械员。蔗坡永春会馆响应南侨筹赈会号召，征募汽车技工数十名，各坡永春同乡也热烈响应。现在永春化肥厂74岁的退休工人刘瑞济就是1939年在来马亚美蓉应征回国的第8批技工。
抗战期间，永春华侨纷纷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如林士带、林刚中、梁灵光，陈沫等。林士带、林刚中先后牺牲。1938年3月，永春华侨辜俊英参加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和马来亚华侨抗敌后援会代表团，並担任副团长，到延安参观访问。3月18日，毛泽东主席会见代表团全体成员並题词。1940年，陈嘉庚率领华侨慰问团到全国各地访问。在慰问团成员中，永春华侨占四分之一。著名的有李铁民、梁龙光、林珠光、林彬卿，叶票琪、李尚国等。
解放战争后期，一些被马来亚殖民当局遗返回乡的难侨，到家乡后就投身于革命，为解放家乡出力。
第二节 关心家乡亲朋
民国7年（1918）以后，永春境内民军与土匪横行，民不’生，纷纷离乡背井，潘厦待船出国，厦门永春会馆无法承受，于1926年4月委托郑兼三、李家衄向南洋各同乡会提出筹备组织永春旅外联合会，进行救乡工作。郑、李抵达新加坡后，先后与新加坡、眷株巴辖、蔗坡、马六甲，吉隆坡、丹绒马林、怡保等网乡会馆联络，受到侨胞们的热烈欢迎。1928年3月10日在新加坡会馆召开代表会，出席18人，共同商量服救家乡的办法。会议决定成立南洋永春同乡总会，选派王肃丹、李铁民、郑兼三和李家耀为代表，回国向福建省政府请愿，要求派正规军到永春一带剿匪，解除人民的苦难。除李铁民自事未能成行外，其他三位代表即起程到厦门，与厦门永春会馆的同乡往漳州见防军独立第四师师长张贞.由张贞介绍会见在福州的许卓然，由许引见省长方声涛，当面为永春人民请‘.那知陈国辉也到福州，与郑兼三等代表同佳一旅社，代表们的安全受到威胁，即返新加坡复命。新、马各地永春会馆一方面筹募经费，一方面由郑兼三再回厦门与永春会馆的同乡商定赞助军费5万元，请张贞派兵。张贞派黄克绳团进驻永春，郑随军同来，被推选为永春县长。但由于当时地方军朗与土匪互相勾结，1930年夏陈国辉重新占据永春，人民又道其害。直到十九路军入闽，经永春旅外各华侨团体纷纷函电请求，陈才被十九路军拘捕枪决。
抗日战争期间，永春连续发生米荒，永春华侨筹集大批捐欹，购买大米运回永春平粜，救济征人家属和在厦门鼓浪屿的永春难民。据《崇道报》报道，1937年11月到1938年11月，菲律宾、印尼苏甲巫眉、新加坡、马来亚的燕坡、普加挽、居銮、峇株巴辖、东甲等地侨胞捐买大米的汇款达6.37万元。
第三节 投资办企业
1949年以前，一些爱国华侨为振兴中华、改变家乡面藐，曾回乡创办工厂和农垦事业，但大都没有办成。据1871到1949年的不完全统计，永春华侨在国内投资总数达298.87万元（折合人民币）。1940年报载：永春有华侨投资的小工厂数家，农场12处，资本在30万元以上的3家，20万元以上的2家，10万元以上的4家。新中国成立后，华侨投资家乡建设不断增多，特别是中央批准永春对外开放以来，华侨投资更是成倍的增长。
一、办工厂
20世纪初，颜穆闻的北睦垦植公司建水电站、办织布厂。30年代，黄搌焕，张逊琛先后在晋江东石办民生机织厂、利群机织厂。抗战初期，黄振焕将部分机蚤迁回卿园继续生产。40年代，颜子俊投资法币8万元在达埔创办华侨实业社，生产肥皂，蜡烛等日用品，集资法币10万元设立永春归侨生产社，办造纸厂和炼油（松油）厂。归侨颜神枯也集资7。5万元在达埔创办归侨生产社达埔分社。抗日战争胜利后，黄重吉把在海外经营的橄胶厂，油厂、头厂、烟厂、酒厂、铁工厂、电池厂、糖果饼干厂等的机器运回厦门设厂，但因得不到政府支持而倒闭。永春华侨还参加创办泉永德汽车公司、挑源汽车公司、永春电灯公司。1946年，归侨陈式来在高垄建成一座32千瓦的水电蛾。50年代，梁清辉独资为南阳小学建加工厂，为鳌顶大队建小水电站，尤扬祖、邱清秀等集资创办侨新酒厂，尤还进口机床1‘台装备永春通用机器厂，李尧南集资在达埔狮峰办裕生织布厂（前身为民生机织厂）。1953年到1966年，永春华侨投资于福建省投资公司的股金约300万元。由该公司投资兴建的永春化肥厂，是永春现在最大的工厂。80年代，林万美投资5万美元，合营永林联合企业有限公司，生产配合饲料；郭景祥与岵山公社合营北溪水电站，装机150千瓦。到1987年底，全县拥有“三资企业”8家，“三来一补”企业21家。
二，办垦植业
民国时期，永春华侨集资兴办农垦事业，在全省中是比较突出的。民国初年，颜穆闻兴办北破垦植公司，旅居菲律宾的黄祖林、黄振明等在卿园醒狮山金狮寺创办发兴茶叶公司，旅居新加坡的邱兼耕筹银元6万元创设永春大澳杉山林场。1917年，旅居马来亚薜坡的华侨李称考，李载起，郑文炳等23人在东平虎巷创建太平华兴公司，垦落种茶，生产“虎巷佛手”名茶。1921年，余望三等在洋上创办三友实业公司。1931年，达埔官林李氏侨亲集资在w峰岩经营官林垦植公司。在这前后，东门郑氏侨亲在石齿兴办茶场，并种植水果。1938年，永春太平、碧溪二乡旅外华侨集资法币10万元创办太平种植公司。还有夹漈郑玉书创办山母头华侨垦植场，达埔潘和文在葫芦丘创设民发农场。1940年，郑玉书、尤扬祖发起在福建创办华侨兴业公司，抗日时期总公司设在南平，抗日胜利后迁到福州。该公司在南平创办王合农场，并投资建古田溪水电站。同年，吴祖献等创办雪峰垦植公司。1941年至1949年间，颜子俊先后兴办达理、风美、洑江三个农场，郑叔仁在漳州办农场，仰贤林姓侨胞在外山美创办农场，黄声碧在洑溪办垦植场，尤扬祖创办猛虎山林场，但都因兵灾匪祸和苛捐杂税负担繁重等原因，亏损停办。
50年代到60年代初，尤扬祖创办猛虎华侨垦植场，尤扬祖、邱清秀、郑金案、陈宝等集资创办天马山华侨农牧场，梁清辉创办鳌顶农场。
第四节 捐资办公益事业
永春华侨捐资举办家乡公益事业，成绩昭著。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修桥造路，修复名胜古迹等项目，发展到各种类型的教育科技a金会。1980年以来。比较突出的是夹潦郑氏宗亲会、桃东郑氏侨亲，鲁国颜氏侨亲和蓬莱巷梅镜梁氏海外宗亲。夹潦郑氏宗亲会新建夹潦中学、医院和幼儿园。桃东郑氏海外侨亲先后捐资二三百万元，为永春一中、鹏翔小学建纪念堂，为县建文化中心，还改建东门桥，设立全县性的郑信顺夫人奖学金。鲁国颜氏海外侨亲为社山鲁国小学、上场普国小学建新校舍，修大溪桥和上场村水泥路。蓬莱巷梅镜梁氏海外宗亲捐资近1000万元，为蓬莱巷、吾峰乡，永春县、德化县以至泉州市一些大中小学——南阳小学和幼儿园、梅镜小学、南阳中学、鳌峰中学、汤城中学，永春一中、永春侨中、永春六中、永春高级职业学校、泉州黎明大学等，新建教学楼、宿舍耧、办公褛20多幢3万多平方米，还为蓬莱巷修环村水泥路和规格化石阶路5公里多，建社汤公路道班一幢，美芹山琉璃瓦凉亭二个，曲x平桥二座，设立有50万元基金的梁披云奖学奖教金。
一、捐资办学
清光绪卅二年（1906），郑安邦捐银1000元资助创办了永春中学堂。同年，宋子靖集资创办新智小学。光绪卅四年（1908），旅居鸟来亚的1氏宗亲集资在上场和社山创办鲁t国小学。到清宣统三年（1911），华侨捐资创办、合办的中小学共15所。
民国时期，华侨捐资办学如雨后春笋，先后创办鹏翔、南湖、养贤、登进、仁庄、启新、育英、前溪、民智、蒙养、培英、五堡、朵新、开明、启蒙、华岩、永西、霞林、启明、希贤，渊如、振东、培贤等30多所小学。1927年，上场郑姓旅外侨胞集资创办南湖中学。40年代，蓬壶、湖洋、达埔的侨亲资助创办毓斌中学、力行中学、达理中学。
新中国成立以来到1984年底，接受华侨捐资的中学和师范15所，小学52所，幼儿园4所。
80年代以来，侨胞捐资设立奖学金，全县性的有郑世唐为纪念其母于1985年设立郑信顺夫人奖学基金46万美元，每年以利息奖励在学和升学考试的优秀者。1985年度至1987年度受奖者2118人，奖金人民币26万余元。地区性的有.梁清辉、梁祖辉为南阳中小学设立梁披云奖学奖教金，黄林生为永春一中设立的连家瑶物理奖学金。还有和平中学、夹潦、鹏翔、丰山，仙乡，挑溪，延浦等学校奖学金或奖教金。至1985年，全县已有四所中学、38个乡村42个单位设立奖学金或奖教金，基金额人民币220万元。
从1949年至1987年的38年中，永春华侨捐资办学达1160.97万元，其中1987年374.7万元，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华侨捐资办学最多的一年。
1985年，省人民政府颁发金质奖章2枚，银质奖章3枚，晋江地区行政公署颁发铜质奖章10枚，县人民政府颁发荣誉·9块，奖给本县1984年以前的捐资者。1987年，省人民政府颁发金质奖章5枚，银质奖章3枚，市人民政府颁发铜质奖章6枚，奖给本县1985、1986年捐资者，县人民政府表彰7个团体和个人。
二、修桥造路
清光绪年间，华侨李士祚捐资重修通仙桥（即东关桥），他的儿子李俊承又于民国12年（1923）再修一次。清朝末年，旅居马来亚的蓬壶华侨捐资修建a壶壶口桥。民国19年，华侨集资银元7万多元，兴建永春最大的钢筋水泥绪构大桥——云龙桥。新中国成立前，华侨捐资兴建的桥梁还有东山桥、社山的广济桥（即牛鼻桥）等。新中国成立以来，华侨捐资在家乡兴建了石鼓桃场大溪桥、卿园石拱桥，达埔达德大桥、蓬莱大桥，前锋大桥、墘尾石拱桥，枯山铺尾桥，东平冷水黄坑石拱桥、鸿安大桥，马甲大桥、澳南大桥、东美大桥、外碧东西桥，湖洋雁塔大桥和龙山村二座石拱桥，城郊花石大桥。全长21公里的岵山至夹漈公路是华侨捐资帮助建成的。此外，华侨还捐资兴修不少的乡村大路和机耕路。从1959至1985年，水春侨亲先后捐本县各种汽车67辆，其中旅行车39辆，货车23辆，救护车3辆，小轿车2辆。
1986年，夹漈村侨胞捐人民币6万多元修建村水泥大道1056公尺，1987年，永春梅镜海外宗亲梁祖辉、梁清辉捐资80万港元，为盆菜巷修建一条环村公路（其中水泥路1公里多）、二座水泥钢筋平桥，六条宽1公尺到1.5公尺、全长近4公里的规格化条石大道。桃场村侨胞捐资修建从大溪桥至村中的水泥大道。
三、文化、卫生事业
民国14年（1925），旅居新加坡侨胞李椎承承担编印《永春县志》的费用。永春华侨还捐资赞助《祟道报》、《永声报》，《永春日报》经费。
自民国12年以后，侨胞先后捐资修缮蓬壶普济寺，桃场魁星岩，五里街华岩室及城关桃源殿等。1982年，东平侨胞捐2.5万元重修昆仑洞，夹潦华侨捐10万元修建西竺庵。
1957年，蓬壶归侨、侨眷及海外华侨集资1万余元兴建蓬壶影剧院。1967年，吾顶侨胞梁清辉捐建礼堂一座。1980年蛄山侨胞捐资15万元兴建峰明影剧院，並配备35毫米电影放映机全套。夹潦村侨胞捐建一座可容800人左右的礼堂.作为村中文娱活动的场所。1985年，挑场侨胞颜再复捐资兴建汉余纪念堂一座。1986年，耱棣为纪念其父，捐资兴建永春县文化中心——郑世炎大楼。从1980年至1985年的.6年中，华侨捐增家乡公用的彩色电视机74台，收录两用机75台。
卫生医疗事业方面，50年代中期，岵山侨胞捐资3万元建岵山卫生院，添置医疗器材；1982年又捐4万元扩建。1954年，尤扬祖及海外侨胞捐资30多万元兴建永春医院。1980年，李延年捐资100多万元，兴建永春医院医务大楼延年楼。夹潦村旅外侨胞捐资建夹漈村医务所一座，并添置医疗设备。从1949年至1987年，旅居海外侨亲为卫生事业捐资约180万元，建筑面积1.21万平方米。
永春华侨还为家乡办了不少慈善救济事业。自消末至民国先后办过三次平粜米：第一次是清光绪年间永春闹饥荒时，第二二次是民国13至14年，因连年匪乱和早灾而造成饥荒，华侨筹款由厦门采购大米2939石（每石75公斤）回永春平粜，第三次是民国30年（1941）年，粮价暴涨，新、马华侨募款9.55万元，采购沪米1733包运回永春平粜。此外还有。马来亚侨胞林多地汇款1万元，救济蓬壶地区的鳏寡孤独，民国29年永春霍乱流行，侨胞王声世汇欺给贫苦户买棺材，抗日战争期间，夹潦侨胞郑玉书募购金鸡纳霜丸回福建施济，治疗疟疾患者。
四，引进良种
清宣统三年（1911），颜穆闻从马来西亚引进木薯在北硿试种成功。民国23年（1934），卿园黄振焕从菲律宾引进黑皮果蔗进行推广。1963年，归侨尤扬祖引进柑枯良种及技术，开创柑桔大面积上山先例。
第五节 侨汇
永春华侨寄钱赡养家眷已有400多年历史。最早经营侨汇的称为“水客”或“搭头”。水客到永春，来时带“批银”（即信与钱），去时带回文和带领新客。
早期航海靠帆船，藉风力行驶，受季候风限制，秋去春回。永春旅居印尼干那低的华侨家属有“干那低，干那低，三年一张批”的顺口溜。即从干那低开始收批银，经安汶，望加锡，再到新加坡返国，要一年时间，到永脊后，把信、银分送到侨誊家中，然后收回文到南洋交给寄毅人，要二年。水睿华侨在南洋首先经营侨批者为丰山陈臣留.陈于清乾隆年间在马六甲开陈丰兴商号，兼营侨批。其后是大路头李搌，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断加坡、马六甲开李搌裕商号。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丰山陈应谋为马六甲华侨递送批银，每年来回一次。同洽年间，华岩李勇，李显，街尾宋勣，丰山陈汉，湖堀王离，大路头李智堂等先后为华侨解送批银。他们从南洋买回土特产到国内出售，得敷后解送侨款。宋勣为侨裔送书信，不论道路远近，必亲送其家，深得侨民信赖。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厦门有郁轮行驶，水客每年收汇三次，有时带货物回国出售，有时从新加坡汇丰银行汇救到厦门，再转泉州兑取自银，雇工挑运.每趟6至8担，每担1000个银元，一天赶到永春。解讫，随带回文返南洋交给汇数人。
到光绪末年，永春经营侨批业的水容60多人，其中来住于新，马的有陈应谋、陈汉、王高、黄振堂、李智同、李勇、宋勣、李显、箕振淡、率泗、郑旺、陈棣相、事抬、洪松林、林金俊，陈秀搴、黄振敏、陈致洲，事标等，来住于印尼的有陈元燕，郑同、陈云团等，来往于菲律宾的有黄振明、黄振成等。
由于华侨人效日多，侨汇业务日增，原来的水客和盖收侨汇的商户，逐渐形成专门为侨胞解送侨汇的民信局。清光绪三年（1877），永春黄日兴在厦门开设民信局。民国3年（1914），卿园黄振坤等组织吉兴民信局。至民国26年，全县民倌局增至20余家，较有名的有瑞记、新德顺，春记、新永兴、侨通等。民国期间因地方不靖，丰记民信局20多年中被匪抢劫50多次，损失银元2万余元，派送员2人被害。民国27年，中国银行在五里街设立支行，直接解送侨汇.民信局逐渐减少，至断中国成立时剩下8家，1952年全部停业。
永睿侨汇，鸦片战争后每年约在10万元以上，清光绪三十一年至民国3年（1905—1915）每年在30万元至40万元之间，民国14年为法币370万元.仅次于晋江、南安，居全省第三位，民国28年为法币1682万元，29年4993万元，30年2360万元。
民国30年（1941）年12月，日军南侵，侨汇中断。中国银行、邮政汇兑局因郝路中断，汇数在途中，华侨汇票尚未寄到国内，积压了未解的侨汇2300多万元，直到1954年才清理偿还。1950年，成立侨友和瑞和两家民信局，至1974年，侨汇由中国银行直接办理，民信局人员转为中国银行职工。
新中国成立至1987年，永春的侨汇总数为人民币11600万元，平均每年为305万元。
1950年，当人民币币值尚未稳定时，为保持币值，采取原币汇款和原币存款的办法；人民币币值稳定后，外币牌价不断降低时，又采取人民币汇款和存款办法。国家对粮，油、布等商品实行统一购销后，为照顾华侨回乡探亲和归侨、侨眷的生活，19盯年12月开始实行侨汇物资供应券供应物资。每100元人民币侨汇凭券供应大米12斤，食油3斤，棉布10市尺，食糖5斤，猪肉2斤。1962年7月1日起提高供应标准，每100元人民币侨汇凭券供应大米30斤，油、糖各3斤，肉2斤，棉布10市尺，针织品折布1尺。“文革”期间，中断侨汇物资供应，至1978年恢复，每100元人民币供应大米20斤，油1.5斤，副食品及工业品购货券27份，并成立永春县华侨特需供应公司（1986年10月改名为华侨友谊公司），组织紧缺物资供应侨户。1984年10月，在重点侨乡a壶、达埔、吾峰，岵山、仙夹、东平、湖洋建立门市部或专柜。1984年永春华侨特需供应公司回笼工业品、副食品购货券135万份。
1981年以来，外币自由市场买卖开始活跃，每百元人民币比正常汇款要高出百分二十左右，所以，不少侨汇以现钞在自由市场出卖。以往侨胞回乡探亲、旅游都把款汇到国内领取兑换券或人民币，有的带国际旅行支票到国内支取。1981年以来大多带现钞，有些捐建公益事业的侨汇，也以外钞在自由市场出卖，故1985年后，侨汇又比1977年以来有所下降。
第四章 侨乡
永春大部分华侨在南洋有了谋生之路，就回乡带领妻儿，甚至举家迁徙。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60年代，举家出洋者多，留在家乡靠侨汇为生的眷属日益减少。但也有侨胞年老或其他原因而回乡定居。据1981年调查，全县归侨、侨眷（包括近亲）约20余万人，占全县人口的一半。华侨身居国外，加入当地国籍，但有祖宗神主、祠堂，坟墓在故乡，每年清明节、七月半（即中元节），冬至与过年（即春节），都寄些钱委托其亲属为其扫墓及祭祀祖宗，相传成俗，成为侨裔谒祖寻根的依据。因此，侨乡经济比较繁荣，侨办公益事业比较多，受国外生活方式的影响和沿袭旧习俗也比较严重。
永春内半县归侨，侨眷为数不多。据本世纪60年代调查，有信件来往的侨眷140户，其中锦斗60户、桂洋40户、玉斗12户、一都11户、坑仔口8户，横口6户、曲斗3户。但定居海外的华侨却不少，据玉斗《凤山康氏族谱》记载，自鸦片战争至民国初年，康姓华侨卒葬在南洋的199人，同一时期，《魁斗谢氏族谱》记载卒葬在南洋的56人。外半县的归侨，侨眷则较多。
附：北控华侨茶果场
北控位于永春县东部，年平均气温19℃左右，适宜垦植。民国初，就有侨亲先后在这里垦植种茶。1953年，省侨委拨款4亿元（旧人民币）创办永春北磕华侨垦植场，安置星，马归国难侨24人。嗣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何香凝先后捐赠书画稿酬7千万元（旧人民币》作为生产基金。1955年，垦植场改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7年转为北硿华侨农场，陆续安置归国难侨86户223人。1960年3月至7月间，安置被印度尼西亚迫害的归国难侨共5批2500多人。是年，湖洋仙溪农场、永春茶场、竹溪瓷厂并入该场，定名为福建省永春北硅华侨茶果场。中央侨务委员会副主任方方两次到场检查安置工作。何香凝先后5次为茶果场题词作画，业赋诗.“一张拙画慰劳君，勉励归侨爱国心，万劫千辛归故里，劳动建设勇于人。”
“文革”期间，该场亦受其害，有的归侨被诬为“特务”、“叛徒”，受到摧残。
北硿华侨茶果场下设东关，北硅，演口、小湖洋、龙坑、山城、金冬洋7个管理区。1962年，内碧，南村两个大队‘集体所有）划归该场管辖。1987年底，全场共7个管理区，2个行政村，1673户，人口5634人。有中学1所，小学和幼儿园各6所，还设有托儿所、卫生院、影剧院、广播站、图书馆等。场办工业有茶叶精制厂、食品厂、瓷厂、汽车修配厂和3座水电站。1987年，全场有茶园5322亩，产茶叶800。担，柑桔园3274亩，产量3.57万担，油茶1564亩。该场出产的闽南水仙和永春佛手先后被国家商业部评为优质产品，远销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日本及美国等地。竹溪瓷厂的瓷器，远销伊拉克，南斯拉夫、新加坡，泰国等欧亚国家。1982年5月，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该场召开全国华侨农场茶叶生产座谈会。1984年10月被评为全国华侨企业科技先进单位。
第五章 侨务工作
明、清实行“海禁”期间，出国被视为非法。鸦片战争以后，华侨在国外备受歧视凌辱，回到祖国又遭受地方军阀、土匪、贪官污吏的压榨。民国初期，虽有华侨团体，也如同虚设。民国15年（1926），地方军阀吴威、尤赐福成立永春华侨联合会，成为吴、尤用来欺骗华侨的工具。湖洋刘巩侯灵柩从南洋运回故乡安葬，被民军营长郑荆文以“路祭”为名，讹去银元3700元；华侨李俊承之父灵柩安葬后，被民军徐簪枝部盗挖，勒索去银元一万元。永春华侨联合会对此竟置之不问。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永春县党部曾组织永春县海外华侨公会，抗日战争胜利后改称为永春县海外华侨协会，只是作为国民党永春县党部的附属机构，没有什么地位。民国37年6月，被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遣送回乡的195名难侨，政府不但不给安置，反而作为危险分子看待，有的被投狱监禁。
1949年10月23日，成立永春县归国华侨联合会。到1958年，先后召开9次归侨、侨眷代表座谈会，广泛听取归侨，侨眷的意见，尽力反映华侨的愿望和要求。1953年，县人民政府设立华侨事务科，并在全县100多个乡（相当于现在的村）成立华侨工作委员会。政社合一后，侨区大队设侨务工作小组。1958年4月创办《挑x乡讯》。1959年4月1日，正式召开永春县第一届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从1959年到1982年先后召开六届归侨、侨眷代表大会。
历任侨联主席为徐志荣、陈式皋、蔡荣丰、李华鼎、郑德郁、郑永仁。
“文革”期间，全县华侨工作机构被撤销，县侨联会房蜃被占为武斗场所。1978年6月，设立永春县侨务办公室，7月，恢复永春县归国华侨联合会。岵山、石鼓、五里街，挑城、仙夹、达埔，东平、蓬壶，吾峰、湖洋、介‘等乡（镇）和北磕华侨茶果场，先后成立了归国华侨联合会。1984年，县政协设三跑委员会.1986年，县人大常委会设华侨工作委员会。
第一节 保护侨汇
民国及其以前，侨汇常被侵吞，冒领和积压。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经发现就严加追究。从1953年至1955年的3年中，处理了侵吞侨汇、私营信局积压侨汇5起，计折合人民币7.7万元。1953年，私营民信局春记、新永兴，侨通等积压侨汇港币8万元，县人民银行限期全部清还。1955年8月，一都乡一商人偷刻印章。胃领侨汇港币46元，被县人民法院依法封处5年徒刑，并退还冒领的侨汇。1953年，对新中国成立前银钱业存数，汇欹进行清理，逐户抄制余额表，使在民国37年（1948）9月已折合“金元券”而账面巳不值一文的存款、汇欲，按存入或汇款年份的折合比例办理清偿给付。在南洋各埠永春同乡会、桃源俱乐部的支持下；至1954年10月31日止，共接受登记6394笔，其中定期、活期存欲4534笔，折合人民币81.6万元，侨汇1860笔，折合人民币25.47万元.共偿付人民币107.07万元.（详见金融志）
第二节 关心归侨侨眷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侨汇中断，永春的归侨、侨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国31年（1942）10月，中央拨给福建侨贷法币3000万元，省拨给水春侨贷30万元。县成立侨贷指导委员会，把侨贷分配到各乡镇，每户借额以500元为限。次年8月发第二期侨贷，核准申请者889户，每户贷故335元。民国34年6月，中央宣布无力归还侨贷者，提出实证，可准核销。民国32年省赈济会为救济归侨，侨眷，从侨货中拨给永春40万元，作为设公典局的资金。典质的抵押晶，包括动产和不动产。10口以上的侨户，每户最多可典2000元，10口以下的不得超过700元，期限一年。属时如侨汇仍未恢复，可延期半年，利息8厘，保管费8厘。
民国32年春，省服济会拨谷2000担，委托颜子俊平粜永春贫侨户.除分配各乡镇外，尚余200担拨付县归侨产销合作社，以平价粜给社员。
民国34年5月，县府指令各乡镇调查归侨投资情况，指导归侨战后重返南洋经普旧业，并纳入国际救济。
1949年10月到1953年10月，被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遣送回永春安置的难侨843人，加上新中国成立前的195人，共1038人，根据盆才最用，面向农村的精神，作了妥善的安置。其中参加土地改革分到土地的724人，安排到北硿垦植场的近百人，参加各种以工代赈的‘时工200多人，还有少数当教员、司机.1960年印度尼西亚当局反华排华，被驱逐回国的华侨安置在永春北硿华侨茶果场共5批642户2500余人。此外，零星回乡投亲定居的华侨约2000人，除少数回国就业的青年和就学的学生外，大部分是年老体弱者，回乡安度晚年。
土地改革中，有6490户归侨、侨眷分得土地14008亩，农具2038件，耕牛551头.1954年以后，先后发放难贫侨救济款5.3万多元，解决难贫侨，侨眷桷时生活困难和老无所依的归侨生活问题。达埔乡东园村越南侨眷潘密，岩峰村越南侨眷林专，因侨汇中断，靠救济款过生活，林专死时还发给丧葬费。全县从1980年以后，每年约发放难侨救济款500。元左右。
60年代初，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允许华侨从海外免税进口粮油副食品和化学肥料。从1960年到1963年的4年中，共进口粮油翻食品2000多吨。
50年代开始，对侨生和华侨子女的升学，都予以照顾，特别是侨办学校。1983年以来，对侨生和华侨子女，归侨子女的升学录取分数，照顾一个分数段（降低10分）。
第三节 接待优待
一、接待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回乡探亲的华侨，贯彻“热情接待，一视同仁，服务周到”的方针。1973年，创办华侨旅行社。据不完全的统计，39年来共接待2.94万人次，其中1979年以来的9年中2.46万人次，占83.6%。比较有代表性的有.1956年10月，接待以李延年为团长、林邦玲为副团长的新马工商考察团一行7人；1976年5月，接待马来西亚丹斯里李延年博士；1981年3月，接待菲律宾政府驻新加坡大使周清琦，菲律宾马尼拉永春同乡会副理事长、仙乡陈氏宗亲会理事长陈文伊，新加坡著名画家刘抗等8人；1983年11月，接待马来西亚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会长，吉。坡永春会馆主席邱祥炽，全马永春联合会主席、前《马来西亚通报》社社长周瑞标，全马永春联合会财政、全马周氏公会会长周卿峰等一行6人，1985年4月，接待郑氏旅外宗亲会原理事长郑耀增、原副理事长郑玉冰及郑鸿善、郑启芬等18人组成的回乡参观团。此外，还接待来自新加坡、印尼、澳大利亚、瑞士、美国等国的学术界人士林善国、林许国、林荣国、颜清湟等。
二、优待
从1978年以来，对华侨的旧风俗习惯如修祠堂、建坟墓、修庙宇、迎神进香、谢神还愿、追荐功果等活动，采取既不鼓励也不禁止的办法。对华侨房产、祖宗坟墓则采取保护的措施。1982年7月，夹潦大队制定了《关于保护华侨房屋、祖坟以及社员申请盖屋、觅地定茔的规定》，县侨办予以转发，并建议各侨乡大队根据实际情况，参照夹潦大队的规定，制定切实可行的乡规民约。近几年来，不少侨亲回乡为其先辈荐功果，修坟墓，并带子孙回乡致祭。
第四节 指导投资捐资
新中国成立至1987年，永春华侨捐资创办学校、设置奖学基金、修建医院、修桥造路等公益事业达1977万元，其中1978年以来的10年间达1617万元，占总数的81.8%。为鼓励华侨创办公益事业，准许按捐资者的意愿留名纪念，各级政府给予支持和督促，基建勘察设计有专门技术指导，优待或免费征用基建用地，按外汇额平价供应钢材，水泥、木材、玻璃等建筑材料，按规定根据捐额给予分级奖励。
1980年以来，注意鼓励归侨、侨眷集资办乡镇小企业。1980年至1981年，蓬壶、达埔、五里街、岵山、仙夹，东平，湖洋，城郊等乡（镇）就办小企业16个，从业人员114人。
1959年以后，由于华侨投资的厂、场收归国营或集体所有，从1965年起到1982年，清还华侨投资款人民币18.77万元。同时，清偿归还30年代华侨投资的民生公司股金折人民币1万元。
第五节 落实有关政策
一、提前改变成份
土地改革中，全县评为华侨地主的228户，华侨富农78户，华侨工商业699户.根据政策规定，在1954年至1956年中，提前改变华侨地主成份285户（包括土改后分户），华侨富农72户，债利生活者9户，其他14户，共380户。并纠正李俊承、硕子俊等6户在土改中被错划的成份，退还被没收的房蜃5座55间。
“文革”中，提前改变侨户成份的政策一度被全盘否定，有的还被加上种种英须有的罪名。1979年重申原来提前改变侨户成份是正确的，同时又增加改变成份30户，並重新发证。
二、平反冤假错案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永春的归侨、侨脊和侨务工作者属冤假错案立案的19名，都已经平反並发给通知书。投有立案，月乱批斗，乱抄家的，也都给予恢复名誉。
从1981年至1985年的5年中，复查清理25件历史上处理不当的案件。其中一般刑事案11件，地下党14件，全部给予平反恢复名誉，享受应享受的待遇。原永春中学校长、归侨曾天民，在教育界有一定声誉。1954年以历史问题被判刑20年，1984年经复查改判无罪。到1986年，全县收回被精简下放的归侨61人，侨眷5人，其中重新安排工作的9人，办理退休36人，退职19人，增补连续工龄的2人。
三、清退房产
“文革”中，被占用的永春县侨联会址，华侨捐建的仙夹农业中学校舍，以及一批被占用的华侨房屋，都在1982年前全部退还。
1983年底，开始按政策归还土地改革时被错没收的华侨私房。到1987年底为止，已归还产权的总面积16.67万平方米，上级拨给土改时分得侨房户补助款325万元，帮助分房户重建新房；已退还使用权的11.88万平方米。其中原蓬壶乡人民政府的所在地系类国路易斯·安娜州南方大学林振述教授的楼房，当得知政府归还时，特地叫其几子林文隆回国向政府表示感谢，达埔乡政府所在地的“德辉楼”，由于30多年来乡政府在其周围增加了不少建筑物，原房归还有困难，征得房主潘泽徽同意，按原有面积另找土地，建新楼偿还。
四、表彰先进
新中国成立后，永眷归侨、侨眷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其作出显著成续和突出贡献的，给予表彰。1969年，李金叶、郑美贤、张金贤，陈教烦、陈金钟、叶琼生、蔡贞鼎、陈友擎等8人，出席全国归侨、侨眷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1983年，张建光被评为全国归侨，侨脊先进工作者，1985年，郑篝郁被评为全国各民主党派为“四化”建设服务先进工作者，郑永仁被评为省劳动棋范。还有大批归侨、侨眷被县、乡评为积极分子。1982年2月，中共永春县委宣传部和统战部发出《关于学习尤扬祖爱国爱乡事迹的通知》，要求全县干部认真学习尤扬祖爱国爱乡的精神，建设新永春。
五、重视知识分子
80年代初，在永春的归侨、侨眷知识分子获工程师职称的15人，获助理工程师职称的34人，提拔为县、科局级领导的35人。原永春县粮食加工厂工程师、省劳动棋范、归侨郑永仁被选为永春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兼县侨联副主席；侨眷知识分子、省劳动模范、农艺师刘孔永被提拔为永春县代县长、县委翻书记，并选送到中央党校学习深造。1985年，解决归侨，侨眷知识分子夫妻两地分居21对，解决住房困难15户，解决专业对口的2人，吸收入党的32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归侨和侨謇参加了从中央到地方墓层的各级领导班子。1949年，旅居马来亚的永春华侨李铁民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任命为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10月，归侨尤扬祖，李铁民、颜子俊被推选为全国侨联副主席，尤扬祖还先后任过福建省副省长、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归侨梁灵光先后任中央轻工业部部长、广东省省长，当选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归侨林仪嫒（女）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女科学家，为鞍山冶金热能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当选为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归侨陈明曾任映西省副省长。归侨林劳声曾任中央《侨务报》编辑。现任澳门归国华侨总会会长梁披云于1984年被邀请为全国政协委员.还有许多归侨、侨誉，在省、地、市、县各级领导班子和群众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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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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