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潭图书馆 内容
一、审查批捕 50年代，县检察机关协同县公安机关开展镇反运动，全面承担审查批捕工作。1956年第一期镇反运动结束时，共批捕各类反革命分子251人，不批捕128人。1956年，县检察院会同有关单位进行4次复查，纠正错捕13件，占逮捕总数的3.35%；可捕可不捕而被捕的有43人，占10.92%,1957年以后批捕案件大幅度下降，当年批捕168人，1959年仅批捕20人。
1959年以后，普通刑事案件增多，并超过反革命案件。本着教育为主的原则，从1960年起，县检察机关贯彻中共中央“依靠群众，制服敌人”的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精神，实行干部、群众、办案人员“三结合”，大部分案件在捕前组织群众讨论，捕后开展宣传。
“文化大革命”期间，刑事检察工作中断。1979年4月恢复县检察院后，刑事检察工作将打击锋芒对准现行反革命分子、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纵火犯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办案时，严把证据关、定性关、政策法律关，以保证办案质量。1979-1982年，共批捕重大刑事案犯46人，占全部批捕数的20.2%，准确率为100%，平均审结时间仅2天。
1983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县检察机关开展“三年为期、三次战役”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即第一次“严打”），至1985年，共批捕各类案犯323人。随后总结三年“严打”经验，继续巩固、扩大“严打”成果，1986--1989年又批捕各类案犯421人。
1990年开始“严打”第二战役，重点打击杀人抢劫犯、强奸犯、贩毒犯、行凶诈骗犯、重大盗窃犯及流窜犯罪团伙。至1992年，共批捕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分子206人。其中较大的案件有：以轮奸、抢劫、敲诈勒索等形式作案10多起22人的犯罪团伙；在县城、澳前等地结伙抢劫30多起14人的犯罪团伙；以轮奸、抢劫、敲诈勒索、盗窃等形式作案17起14人的犯罪团伙。其间，参与实施反走私、反卖淫、反偷私渡专项斗争，以及打击车匪路霸、“扫黄打丑”等专项治理。
1992年，为加强对自侦案件的批捕工作，设立刑事检察一科，在办案过程中，贯彻执行“个人阅卷、集体研究、检察长决定”的办案制度，对部分重特大刑事案件实施提前介人。1995年，共提前介入重特大案件9起，涉案46人，准确率为100%, 二、审查起诉县检察机关创建初期，公、检、法相互制约的机制尚未形成，公诉和自诉案件的范围也没有明确划分，一些案件没有经过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就直接由公安机关起诉给法院判决。1956年，县检察院共批捕各类案件210人，而由检察机关起诉的案件只有21人。
1958年检察机关全面承担审查起诉的工作，当年共批捕各类人犯219人，全部由检察机关审查后向法院起诉。1959年以后，由于起诉的对象只是态度恶劣、罪大恶极的案犯，因而各类起诉案件大幅度下降。1965年全年共起诉各类刑事案件14件24人，而对其他构成犯罪的团伙案件3起14人，则交群众处理，就地改造。
1979年以后，审查起诉工作步入正轨。根据法律规定，县一级检察院承担案件的审查起诉，可能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刑事案件须上报上一级检察院，由上一级检察院起诉。为确保办案质量，逐步建立健全审查起诉工作制度，坚持“六审查”、“六分清”（审查犯罪事实，分清主罪与次罪；审查犯罪动机，分清故意与过失；审查有无前科，分清偶犯与累犯；审查作案手段，分别情节轻重；审查犯罪后果，分清既遂与未遂及危害程度；审查前后交待，分清态度好坏），并加强侦查活动和对遗漏犯的监督，坚持年度复查制度。1979-1995年，县检察院共追诉16人，向法院提起公诉6人，罪犯得到判决6人。
三、出庭支持公诉检察机关成立初期，有选择地派人出庭支持公诉。1956年，在向法院起诉的45起案件中，派员出庭支持公诉只有8起；1957年，起诉51件，出庭支持公诉49件；1960年起诉36件，全部出庭支持公诉。
198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后，出庭支持公诉工作逐步加强。当年出庭支持公诉25件，出庭率达78.1%。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人员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法庭上协助审判员查清案情，发表公诉词，进行法庭答辩，揭露、证实犯罪，教育群众。1980-1995年，共出庭支持公诉924件，出庭率达100%, 四、法律监督 （一）侦察监督 1955-1956年，侦查监督只限于审查批捕和起诉，通过审查批捕、起诉，决定不捕125人，退补61人；决定不起诉3人，退补5人。1957年后，按照（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审查起诉案件同被告人见面，检察人员参与公安人员的搜捕和预审，及时纠正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违法现象。但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公、检、法互相制约监督的原则被破坏。1962年后开始纠正，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进行调查核实，发现主罪有出人的2件，扩大罪责的2件，需要补充证据的7件。
“文化大革命”期间，侦查监督工作再度被削弱。1980年，根据（刑事诉讼法》中对公安机关的诉讼实行监督的有关规定，加强侦查监督，通过阅卷，对公安机关扣押的物证、书证和证人证言进行审查监督，对不构成刑事责任的（或不需要判处刑罚以上徒刑的）作出不捕（免诉）决定；对证据材料不足的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对已构成犯罪（或需要判处刑罚）的案件而公安机关未报捕（或未移送起诉）的予以追捕（起诉）。1979-1983年，共不捕72人，免诉78人，追捕11人，追诉7人，退回补充侦查19件。随后，刑检科不断建立健全侦查监督机制，通过检查物证、书证和收集证据等活动，纠正公安机关在侦查工作各个环节上出现的差错与缺漏。1986-1995年，共追捕91人，追诉16人，改变定性10件。
（二）审判监督 1956年后，县检察院开展审判监督。至1957年，检察机关共参加法院预备会13次，列席审判委员会4次，出庭支持公诉案件60件，受理不服法院判决申诉68件，经查证平反6件，减刑12件，维持原判44件；对法院判决不当，依照法定程序提出抗议4件、建议2件，抗议、建议后法院改判2件，向上级分院报告2件。1958年以后，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审判监督工作基本停止。
1980年以后，逐步加强审判监督，重点是监督重罪轻判、轻罪重判及其他有关问题，对量刑畸轻或畸重的案件提出抗诉。1980-1995年，共口头纠正法院刑期计算错误2件，运用法律不当2件，书面纠正法院量刑不当10件，改判4件。
1959年以后，普通刑事案件增多，并超过反革命案件。本着教育为主的原则，从1960年起，县检察机关贯彻中共中央“依靠群众，制服敌人”的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精神，实行干部、群众、办案人员“三结合”，大部分案件在捕前组织群众讨论，捕后开展宣传。
“文化大革命”期间，刑事检察工作中断。1979年4月恢复县检察院后，刑事检察工作将打击锋芒对准现行反革命分子、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纵火犯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办案时，严把证据关、定性关、政策法律关，以保证办案质量。1979-1982年，共批捕重大刑事案犯46人，占全部批捕数的20.2%，准确率为100%，平均审结时间仅2天。
1983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县检察机关开展“三年为期、三次战役”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即第一次“严打”），至1985年，共批捕各类案犯323人。随后总结三年“严打”经验，继续巩固、扩大“严打”成果，1986--1989年又批捕各类案犯421人。
1990年开始“严打”第二战役，重点打击杀人抢劫犯、强奸犯、贩毒犯、行凶诈骗犯、重大盗窃犯及流窜犯罪团伙。至1992年，共批捕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分子206人。其中较大的案件有：以轮奸、抢劫、敲诈勒索等形式作案10多起22人的犯罪团伙；在县城、澳前等地结伙抢劫30多起14人的犯罪团伙；以轮奸、抢劫、敲诈勒索、盗窃等形式作案17起14人的犯罪团伙。其间，参与实施反走私、反卖淫、反偷私渡专项斗争，以及打击车匪路霸、“扫黄打丑”等专项治理。
1992年，为加强对自侦案件的批捕工作，设立刑事检察一科，在办案过程中，贯彻执行“个人阅卷、集体研究、检察长决定”的办案制度，对部分重特大刑事案件实施提前介人。1995年，共提前介入重特大案件9起，涉案46人，准确率为100%, 二、审查起诉县检察机关创建初期，公、检、法相互制约的机制尚未形成，公诉和自诉案件的范围也没有明确划分，一些案件没有经过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就直接由公安机关起诉给法院判决。1956年，县检察院共批捕各类案件210人，而由检察机关起诉的案件只有21人。
1958年检察机关全面承担审查起诉的工作，当年共批捕各类人犯219人，全部由检察机关审查后向法院起诉。1959年以后，由于起诉的对象只是态度恶劣、罪大恶极的案犯，因而各类起诉案件大幅度下降。1965年全年共起诉各类刑事案件14件24人，而对其他构成犯罪的团伙案件3起14人，则交群众处理，就地改造。
1979年以后，审查起诉工作步入正轨。根据法律规定，县一级检察院承担案件的审查起诉，可能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刑事案件须上报上一级检察院，由上一级检察院起诉。为确保办案质量，逐步建立健全审查起诉工作制度，坚持“六审查”、“六分清”（审查犯罪事实，分清主罪与次罪；审查犯罪动机，分清故意与过失；审查有无前科，分清偶犯与累犯；审查作案手段，分别情节轻重；审查犯罪后果，分清既遂与未遂及危害程度；审查前后交待，分清态度好坏），并加强侦查活动和对遗漏犯的监督，坚持年度复查制度。1979-1995年，县检察院共追诉16人，向法院提起公诉6人，罪犯得到判决6人。
三、出庭支持公诉检察机关成立初期，有选择地派人出庭支持公诉。1956年，在向法院起诉的45起案件中，派员出庭支持公诉只有8起；1957年，起诉51件，出庭支持公诉49件；1960年起诉36件，全部出庭支持公诉。
198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后，出庭支持公诉工作逐步加强。当年出庭支持公诉25件，出庭率达78.1%。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人员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法庭上协助审判员查清案情，发表公诉词，进行法庭答辩，揭露、证实犯罪，教育群众。1980-1995年，共出庭支持公诉924件，出庭率达100%, 四、法律监督 （一）侦察监督 1955-1956年，侦查监督只限于审查批捕和起诉，通过审查批捕、起诉，决定不捕125人，退补61人；决定不起诉3人，退补5人。1957年后，按照（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审查起诉案件同被告人见面，检察人员参与公安人员的搜捕和预审，及时纠正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违法现象。但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公、检、法互相制约监督的原则被破坏。1962年后开始纠正，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进行调查核实，发现主罪有出人的2件，扩大罪责的2件，需要补充证据的7件。
“文化大革命”期间，侦查监督工作再度被削弱。1980年，根据（刑事诉讼法》中对公安机关的诉讼实行监督的有关规定，加强侦查监督，通过阅卷，对公安机关扣押的物证、书证和证人证言进行审查监督，对不构成刑事责任的（或不需要判处刑罚以上徒刑的）作出不捕（免诉）决定；对证据材料不足的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对已构成犯罪（或需要判处刑罚）的案件而公安机关未报捕（或未移送起诉）的予以追捕（起诉）。1979-1983年，共不捕72人，免诉78人，追捕11人，追诉7人，退回补充侦查19件。随后，刑检科不断建立健全侦查监督机制，通过检查物证、书证和收集证据等活动，纠正公安机关在侦查工作各个环节上出现的差错与缺漏。1986-1995年，共追捕91人，追诉16人，改变定性10件。
（二）审判监督 1956年后，县检察院开展审判监督。至1957年，检察机关共参加法院预备会13次，列席审判委员会4次，出庭支持公诉案件60件，受理不服法院判决申诉68件，经查证平反6件，减刑12件，维持原判44件；对法院判决不当，依照法定程序提出抗议4件、建议2件，抗议、建议后法院改判2件，向上级分院报告2件。1958年以后，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审判监督工作基本停止。
1980年以后，逐步加强审判监督，重点是监督重罪轻判、轻罪重判及其他有关问题，对量刑畸轻或畸重的案件提出抗诉。1980-1995年，共口头纠正法院刑期计算错误2件，运用法律不当2件，书面纠正法院量刑不当10件，改判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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