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福建官田的赋税率按规定比民田高，由于官米、民米的折银率不同，且官米折银实行递减，而差役又只向民田摊派，故民田的实际负担重于官田，因而出现大量民田诡为官田的现象。明代，福建都司和行都司原额屯田5381亩，后来增至8693亩；至于诡为官田者无法知其确数。徭役负担沿海地区较重，山区较轻。
  为了缓和农村赋役严重不均的矛盾，保障财政收入，地方政府进行赋役制度改革。如规定：“官田起科，亩为五升三合五勺；民田亩为三升三合五勺”。对土地进行丈量，以避免赋役转嫁。正德十四年（1519年），福建御史沈灼首先实施在江南行之有效的“加耗折征法”；由于福建官民负担情况与江南相反，以致事与愿违，改革失败。沈灼在徭役制度上推行“八分法”，每丁石每年征银八分。正德十五年（1520年），沈灼又施行“纲银法”，将全县费用分正、杂两纲，以“丁四粮六”法科派，规定丁、田共同承担差役。嘉靖末年，福建御史李元阳在全省实行“十段法”，取消力役，改为雇役；改革原来不分大小户而丁田、事户不同，及在十里甲内按户轮差的旧法，将十甲划为十段，每年轮差一段。同时，将全县各种实差费用按甲摊派，每甲（段）再按“丁四米六”均摊，一律派征白银；官米与民米共同负担差役，官米三石抵民米一石，民米负担有所减轻。万历六年（1578年），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实行“一条鞭法”。福建御史庞尚鹏在全省实施该法，大致为：米每石派征银1.3两左右；每丁派征银3钱左右；官米负担仍为民米的三分之一。同时规定一年一征，较之以往十年一征，其每年所输赋轻些，但总负担实未减轻。明代，福建始终是全国赋役最重的地区之一，赋役弊端也未纠正。此外，除窑冶、房地租、门摊之外，废除了元代遗下的30多种额外之课。商税三十而税一，市场不设官牙和私牙，除按规定时间应为政府服役外，其余时间允许匠户自己支配。嘉靖八年（1529年），废除工匠轮班制，改行折收代金、由政府雇工的办法。
  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为筹备船只，成祖在永乐元年五月，“命福建都司造船一百三十七艘”。其后共七次下西洋，所用船只多为福建所造。船队有5次在长乐太平港停留半年至10个月时间；船上用品及货物很大部分由福建提供，主要有茶、盐、糖、油、雨伞、樟脑、瓷器，乃至各色纻、丝、纱、绵等纺织品。福建有很多人在郑和船队中充当水手、翻译及其他职务。郑和下西洋有利于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初，福建商税税目不多，后来渐增，以致无物不税；又采用从价课税，通过钱钞和银的不同比值进行盘剥。官府横征暴敛，工商业受到沉重打击，曾盛极一时的各地布业也日趋衰落，名闻国内的宁化竹器产量大减，享誉海内外的武夷茶产量衰减，乃至茶山荒芜。正统年间（1436～1449年），福建撤销一批每年税课不及3万贯的府县税课司局。从嘉靖元年至四十五年（1522～1566年），先后裁撤福清海口、长乐、闽县、候官、建宁府、浦城、崇安县后山、建安、建阳、延平府、沙县、顺昌、南平、将乐、邵武府、光泽、兴化府、莆田、泉州府、漳州府、汀州府等地的税课司局，足见商税萎缩、商品经济凋零的严重程度。万历年间（1573～1619年），推行“一条鞭法”时，福建布政司为维持常额商税，将商税并入“一条鞭”内征收。万历三十年（1602年），明廷遣中贵人高菜入闽坐榷商税，以至山海川泽之利和诸关税收都被搜刮走，商民雪上加霜。
  明初，福建的大田、松溪、宁德三县的官办银矿已开采百余年，矿脉衰微，官府取之不足，民众取之有余，因而民间争相开采官方废弃的银矿。正统七年（1442年），浙江青田人叶宗留领导闽浙矿工起义。正统十二年（1447年），明廷委派巡按御史柳华督率闽、浙、赣三司，统一缉捕私采银矿之人。明廷决定，闽、浙银矿收归官办，民间组织武装采冶集团，公开对抗官府。正统十三年（1448年）二月，沙县人邓茂七起义；失败后两个月，明廷派御史李浚负责恢复官办的闽、浙各银场。废弃的寿宁县大宝坑，在景泰年间还设置四百户二员，由旗军200名守矿。但闽、浙人私采银矿、铁矿事件仍不断发生。天顺年间，漳平铁矿重新开征铁炉砂后，富豪客商大规模开采。由此可见，城乡手工业者和商人，强烈要求成为独立的矿冶业主和商品生产者。洪武初期，为防御倭寇而采取“海禁”政策，严禁“泛海通番”，因而严重影响福建的海外贸易，并危及工商业发展。明廷严禁双桅船下海。景泰初，漳州知府严公骞令拆毁所有违法营造的巨船。成化四年，福建副使何乔新捕杀福清“泛海通番”者。为了顺应时势，隆庆初年，福建巡抚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但不准往日本贸易。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福建巡抚许孚远限定行驶东、西洋的商船为每年88艘；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增至120艘。万历二十二年，舶税值银2.9万两。天启四年（1624年）、六年和崇祯十一年（1638年），前后三次又实行海禁。福建海上贸易深受“海禁”政策的危害，许多海商因得不到本国政府的保护，长期流落异域。
  明嘉靖以来，所谓的倭寇不少是中国私人海上贸易团伙。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朱纨提督福建海防军务时，大规模屠杀违禁海商，一次就处死“通番者九十余人”。明廷严厉的“海禁”政策，打击了海商的利益，引起贸易私商集团的强烈反抗，因而加剧了“倭乱”。
  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后的若干年间，福建先后被倭寇攻陷的府城、县城计12座、卫城所城共9座，沿海各主要城镇无不遭到围攻、抢掠。福建军民被杀、被掳者达10万多人，房舍被焚数万间，财物被掠无数，原来繁华的沿海地区变得残破不堪，有的成为废墟。在张经、戚继光、俞大猷的指挥下，福建军民奋起抗击倭寇，取得决定性胜利。
  倭患平息后，明廷被迫开放漳州月港（今龙海海澄），专事海外贸易，在月港设置督饷官吏，负责税收。刚开禁时，月港舶税年仅3000多两；万历四年（1576年），增至万两；十一年，又增至2万多两；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月港舶税收入骤增至2.9万多两。可见月港“洋市”贸易发展之迅速。万历年间，御史中丞周起元说：除“贩夷之律”后，“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布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
  明代，福建人口增长，粮荒十分严重，解决粮荒成为当地政府的要政。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闽中大旱，福建巡抚金学曾得知番薯可以救荒，下令让陈振龙父子试种，获得成功。翌年，金学曾通令福建全省，让各地如法栽种，大获丰收，从此缓解了福建粮荒。明代兴建的中小型灌溉工程较多，据《八闽通志》载，建安县建陂36处，溉田2.7万余亩；瓯宁县建陂21处，溉田3800亩。
  天启二年（1622年）四月，荷兰殖民者联合英国进攻澳门，侵犯厦门。崇祯三年（1630年），再次侵犯厦门。崇祯六年（1633年）袭陷厦门城，窥海澄境，青港、荆溪、石码一带尤遭惨劫。崇祯七年，进犯铜山五都。崇祯十二年，大规模骚扰闽、浙。侵略者洗劫焚毁福建沿海的村庄，焚毁或劫走民船，杀害沿海百姓，袭击中国商船，切断月港与菲律宾群岛的贸易关系。沈铁在（上南抚台书〉中称：“泉、漳二郡商民贩东、西两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然也。自红夷肆掠，洋船不通，海禁日严，民生憔悴”。
  明代，福建农民耕种地主土地，要交纳高额的地租。如山区宁化县，“大抵富者有田，坐享七成之利。农民佃其田，终岁勤动，获至三分（成）。”正统十三年（1448年）二月，邓茂七号召沙县佃农不向地主“送租”，后又率众将来剿捕的官兵“杀伤略尽”，于是“刑白马，歃血誓众，遂举兵反”，自称“铲平王”，起义农民以沙县陈山寨为根据地，“设官署”，“封官职”，建立农民政权。“他县游民皆举金鼓、器械应之”，起义人数迅速达到多万人。后来，在官军的强力镇压下起义失败。明朝，统治者为推行专制统治，大力倡导程朱理学，完善科举制度。福建地方政府以福建是朱子理学（亦称闽学）的发源地，因此大力推行文教，兴办学校、书院，鼓励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福建教育经过元代短暂中落后渐又兴盛。福建士子在科举考试中显出较大优势，中进士人数比例居全国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