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赵宋王朝在福建建立政权后，为了改变闽国时期“田亩山泽”、“柑园水硙、社酒莲藕、鹅蚌柴薪”乃至“鱼盐蔬果”“无不倍征”的局面，规定废除苛捐杂税，如减放漳州、泉州、兴化军的“身丁米”和闽南一带的咸鱼、船澳、蒲草等税。太平兴国年间，将王氏据闽时在福州的千余顷官田，授券给人民承耕；后由转运使方仲荀于天禧四年（1020年）奏请出卖；宋廷减去原定地价三分之一，并允许买主挂欠，3年偿清。天圣六年（1028年），最后将12.8万余缗未缴之数全部豁免。
  当时，宋廷派到福建任地方官的，有不少是德高望重的名宦，如任安抚使的张浚、辛弃疾，任转运使的庞籍、蔡襄；知泉州的王十朋、叶适和真德秀，知漳州的朱熹，知建宁府的李湛；知甫田的薛奎，知崇安县的赵忭，知建阳县的刘克庄，知长乐的危雍等，他们都为福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因此，从建隆元年至咸淳十年（960～1274年），福建社会经济获得较大发展。一是鼓励农桑。如担任太守、县令的朱熹、真德秀、卫泾、陈宓等人，每到任所，即颁布《劝农文》，鼓励发展农业生产。淳熙九年（1182年），赵汝愚任福建安抚使，知福州。为发展生产，他在全省“发给粮米，劝谕民户自来附籍”，许多因避税逃亡的民户重新申报户籍，安居从业。二是兴修水利。宋代福建兴修的水利，不论规模和受益面积都大大超过唐代。如莆田木兰陂灌溉全莆平原；漳州的谢伯宜筑海成田，疏九十九坑之水以资灌溉；其后各地纷纷“仿而行之”，开展水利建设。三是修桥建路，发展交通。如吴逵呈请转运使批准疏浚三溪险段，以方便商旅；蔡襄主持修建洛阳桥等。福建路发展交通设施，设44驿，并修筑道路。史诰帅闽，令以石砌仙霞岭路20里；李湛知建宁府，铺砌建、剑两州石路1.5万余丈，方便行旅。其他如甫田、晋江都新建许多桥梁。四是城市建设。宋治平二年（1065）十二月，张伯玉知福州，提倡植树，令“编户植榕”，绿化福州城。熙宁元年（1068年），程师孟知福州，见子城隳毁，决定重修，并扩建西南隅，全城周长达950丈，城厚4丈，内外均砌砖石；城上建9座城楼，并增建北永安门、南虎节门、西北安善门。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设置福建盐场。雍熙年间（984～987年），在建州北苑（今建瓯）设立提举常平茶事司。以上两个机构分别管理食盐和茶叶的产销。元祐二年（1087年），于泉州设立福建路提举市舶司，管理中、外船舶来往，征收舶脚与货物税。同时，采取措施促进泉州海外贸易。如绍兴六年（1136年）规定，“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同时规定，“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得一百万两者，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庆元年间（1195～1200年），为加强盐政管理，督课实边，严禁私贩，福建置福建盐课都提举司。还建立城河及支流的航运管理制度，并置“临河务”管理福州河运。
  嘉定十年（1217年），真德秀知泉州，针对各蕃商“畏苛征，苦和买，惧海盗，忧亏本，至者绝少”的状况，同提举市舶司赵崇度一起，采取果断措施，“同心刷洗前弊，罢和买，禁重征”，打击地方官利用职权敲榨勒索的行为。经过整顿，“逾年，舶至三倍”，“岁增三十六艘”。泉州海外贸易重又繁荣。
  宋代，福建人口增长甚速。北宋初，福建全省6州、3军、47县，共有人口467815户。嘉定十年（1223年），福建有1599214户，3230578口。
  两宋时期，福建人口之所以增长极快，一是社会长期安定，经济日益发展，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二是中州人民因避“靖康之乱”而南奔入闽。由于人口骤增，形成许多新的村落。故为安置人口而析置州、郡，如析置兴化军、邵武军，升建州为建宁府。福建路合为1府、5州、2军，共41县。“八闽”之称，自此而始。
  为了强化统治，修筑重要城池，如福州、泉州都经多次修建。新建南剑州、漳州城和邵武、甫田军城，拓建汀州城。宋代，赋税不断增加，除沿用两税法征税外，地方官还征收身丁钱米、杂赋职役。其中身丁钱米又称“丁口之赋”，规定民户不分主、客，每岁输身丁米7.5斗，2升作为加耗。景祐三年（1036年），经福建地方官一再奏请减免，下诏改为主户每丁5斗，客户每丁3斗。许多人因无法缴纳，流移逃避。每户普遍只留一子，多者或弃或杀，造成人口数与户数比例极不合理。
  宋朝廷视福建为王朝的最后根据地，故把西京（洛阳）的应天启运宫移至福州，又把西外宗正司移于福州，南外宗正司移于泉州。宋皇室成员与宗庙文物迁入福建，以策安全。
  宋代，福建重视应用、推广科学技术。如从海外引来双季稻种，在沿海地区推广，“濒海之田岁两获”。同时，重视培育优良稻种。冶炼和纺织技术不断进步。蔡襄主持修建洛阳桥时，利用自然条件，因地制宜，立礅建基，创造“筏型基础”和“种蛎固基法”等。宋代兴建不少陂塘，其中以木兰陂工程最为艰巨。该陂屡建屡毁，前后历8年，于元丰八年（1085年）建成，溉田10多万亩，使莆田南、北洋广阔的平原成为沃土。围垦方面，宁德县于元祐四年（1089年），围筑西陂塘，拓地4500亩；淳熙九年（1182年），围筑东湖塘，拓地3000亩，为当时最大的围垦工程。
  宋代，福建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私学与官学并兴，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制度之完备，学员数之多，都是前所未有。宋代福建共有州、县学56所。许多州、县长官重视办学，主持建校舍，增学田，聘名儒，甚至亲自讲学，砥砺学风，扩大社会影响。朱熹直接、间接创办或讲过学的书院就有几十所。朱熹主持的武夷书院和考亭书院等许多著名书院，培养出大量有才学的闽中子弟。福建成为全国理学中心之一。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创立闽学。当时，社会重文兴教，莆田地区流传“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谚语。由于教育兴盛，通过科举而入仕者人数大增。据不完全统计，两宋319年间，共举行118次进士科考试，共录取进士3.5万余人，其中福建进士有7607人（一甲状元22人），占宋代进士总数近1/4，按人口比例，居全国之首。官至宰执者不下50人，任职于朝廷或地方者众多。因此，福建被誉为“东南洙泗”、“海滨邹鲁”。
  南宋末，福建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日益尖税复杂。首先是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从北方逃亡入闽的皇室贵族和文武大臣，凭借政治特权，霸占土地。福建本地的官僚、地主、商人、寺院僧侣也肆意侵占土地，从而加速土地集中，贫富矛盾更加突出。有田的“主户”日少，无田之“客户”日多。穷苦农民“讨田耕作”，遭受剥削，要受诸多超经济剥削和压迫；朝廷实行盐、茶专卖，又加重民众负担。百姓被逼走投无路，起义、兵变时常发生。影响较大者有建炎四年（1130年）建瓯范汝为领导的农民起义，绍兴元年（1131年）建阳丁朝佐领导的农民起义，绍兴三年（1133年）汀州晏头陀领导的农民起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宋王朝的统治，也给入闽的元军造成极大威胁。德祐元年（1275年）二月，元军入临安（杭州），宋恭帝赵㬎被俘。益王赵昰、广王赵昺逃往温州，于四月入闽。五月初一日，陈宜中、张世杰等拥赵昰在福州即位，是为端宗，改元景炎。南宋新政权以福州为行都，改福州为福安府，命诸将分别出兵浙江、江西和广东以抗元。当月，丞相文天祥从元军扣留中脱逃，来到福安，即令部将募兵，以图恢复失地。由于赵昰政权内部各怀异志，矛盾重重，不能一致抗元，仅支撑半年左右，就被元军打垮。
  从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入闽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福建人民抗元起义风起云涌，其中规模最大者为漳州陈大举、政和黄华、汀州钟明亮领导的三次畲汉人民联合起义。元朝廷对抗元起义军战士进行残酷镇压。
  元朝廷在福建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征收繁苛的赋役，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元初征秋税，规定上等田每亩税3升，中等田每亩税2.5升，下等田2升，水田5升。元贞二年（1296年）开始征夏税。从此，秋税征实，夏税抵钞。元朝廷在福建征收的税粮总数居全国第一，夏税钞数在江南三省中亦称第一。朝廷除征收二税正赋外，还征科差。元朝廷把福建部分土地和民户作为食邑封赐给王公勋臣，这些民户所付科差银两又比其他民户多，至成宗时每户要交钱2贯。此外，元朝廷还强迫民众服各种徭役。徭役分职役和杂泛两大类：职役是无偿为政府做事，如里正、牢子等；杂泛是随时征发的工役。贫苦农民负担的徭役极其沉重，随时都可能被差遣。在元朝廷的残酷压迫下，福建人民生活极其困苦。
  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福建行省的蒙古统治者间发生矛盾。行省平章政事普化帖木儿和廉访佥事般若帖木儿互相倾轧。普化帖木儿拉拢前江浙行省平章三旦八和前兴化路总管安童，又勾结亦思法杭（今伊朗）商人赛甫丁和阿迷里丁的武装势力。至元十九年（1282年）正月，三旦八自称平章，安童自称参政，在兴化路治（莆田城）设分省。二月，三旦八率兴化和亦思法杭的两支军队数千人到福州，参加胡涂平章所发动的内战。阿迷里丁乘机发动兵变，袭取兴化，纵兵杀掠近一个月，莆田一带成为焦土。
  至正二十年（1360年）以后，兴、泉地方豪霸之间争战不断，加上亦思法杭武装介入，兴化路所辖三县遍遭兵灾。后来，亦思法杭武装发生内讧。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二月，泉州市舶司提举那兀纳杀掉阿迷里丁，接收他的部队。因省平章调换，驻兵省城的赛甫丁遭继任者燕只不花的围攻，于五月退回泉州。亦思法杭部众集结泉州，对当地为害尤烈。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行省参政陈友定奉令讨伐亦思法杭叛乱。他率兵攻破甫田城，夷兵全军覆没。陈友定进城后，令陆军和水师会同攻打泉州，迅速平息亦思法杭叛乱，结束割据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