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汉武帝灭闽越国后一段时间，“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宋书•州郡志〉）。其时，东冶人口不满万户，不足以立县，汉廷未派县令，将其划归会稽郡管辖；增派一名东部都尉，并将尉治设在冶县，负责对新置的回的浦和冶两县的军事管制。东汉初，东部都尉的治所由冶县迁到章安（回浦)，留其下属“候官”驻镇冶县。东冶因此就改为东候官，简称候官（至清代统称侯官)。永和六年（141年），东汉朝廷又在冶县设置都尉一职，专管冶县，史称南部都尉。这情况一直延续至吴永安三年（260年）正式建立建安郡止。
  东汉末年，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福建属吴国势力范围。孙吴为占有福建，曾先后五次对福建用兵。第一次在建安元年（196年)，孙策命永宁（今永嘉）长韩晏为南部都尉，领兵追击会稽太守王朗到福建，被候官长商升打败。孙策又委任贺齐为南部都尉，带兵挺进福建，一举大败张雅，余众出降。孙氏势力到达闽江下游。
  第二次用兵在建安八年（203年），是时整个闽北还在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控制之下。他们与散居山区的山越结合起来，常常给孙氏的统治造成强大的威胁。这一年，孙权西伐黄祖，闽、浙、赣的山越纷纷集众反抗。其中闽北有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5人，各率领万户，连屯于今浦城一带；吴五、邹临2人，各率领6000户，分别屯于大潭、盖竹(今建阳）。他们同时向江西余汗方向进攻。孙权为解除后顾之忧，派南部都尉贺齐领属县5000兵“讨伐”。首先集中兵力打败洪明，余部不战而降。继而驱军转攻大潭、盖竹，也取得胜利。这次出征，贺齐先后擒杀山越达6000余人，并从俘虏中挑选丁壮万人，以充实军伍。至此，闽江上下游全归孙吴所有。
  为了加强对闽北的统治，防止山越“作乱”，孙权将会稽南部都尉治所移至建安（今建瓯)，并于建安十二年（207年）前，相继在闽江上游设置建平（今建阳）、建安（今建瓯）、汉兴（今浦城）、南平四县。加上原有的候官（今福州），福建已有5县。但山越的反抗没有停止。建安十三年（208年）、嘉禾四年（235年）、赤乌五年（242年）和太平二年（257年)，先后又发生山越“作乱”，均被孙吴派兵镇压。前后花费50多年时间，经过五次用兵，吴国对福建的统治才取得暂时稳定。吴永安三年（260年），撤去南部都尉，建立建安郡，对福建的“武治”宣告结束。
  孙吴为把福建建设成重要的水师基地，从孙策开始，就把所谓“公私苛乱者，悉投于此”。孙皓把政敌（包括宗室）和罪犯连同家属，通通迁到东冶，为造船服苦役。据记载，景帝时（258～263年）[一说是孙皓建衡元年（269年）]，在东冶置典船校尉[船坞设在今福州开元寺东直巷（<古今图书集成>卷795)]。孙皓于天纪年间（277～280年）设温麻船屯，征集当地工匠和劳力建立更大规模的造船基地。当时，温麻船屯能用五板制造海船，称为“温麻五会”；还制造青桐大舡、鸭头舡等各类船。晋左思<吴都赋〉称：“宏舸连舳，巨舰接舻……篙工楫师，选自闽禺”。说明福建培养出大批优秀的海员。
  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孙吴与海外的联系加强了。福建不单是孙吴的海军基地，还是孙吴联系岭南及东南亚各国的交通枢纽。海上交通发达，也促进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
  福建社会经济真正发生巨变，与大批汉民向福建迁移有关。北方人民到福建定居，早在秦汉时代就开始了。但大规模向福建移民，则是到两晋南北朝才形成第一次高潮。当时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动乱时期，饱受战乱之苦的北方人民，远离中原成批地向南方福建等地迁移，形成历史上所谓的“衣冠南渡”。
  第一期北人入闽发生在西晋的“永嘉之乱”（307～312年>后。据唐人记载，“衣冠始入闽者八姓，林、陈、黄、郑、詹、邱、何、胡是也”。这些人入闽后多在闽北建溪、富屯溪、闽江下游以及晋江沿岸土地肥美之处“占籍”。第二期发生在东晋元兴年间，时三吴八郡爆发农民大起义。起义军在卢循领导下，由浙江永嘉入晋安（今福州），在海上与刘宋军队周旋3年之久，失败后“余种悉遁入闽”，散居在沿海地区，造船航海“走异域”，人们称之为“泉郎”（亦曰“游艇子”）。第三期是侯景之乱时期，入闽者以“不能支赋役”的穷苦农民为多数。他们逃亡福建，“惟恨所居之不远，所藏之不密，遂入深山穷谷，以为营生安业之地”。他们涌进福建腹地山区进行开发，“耘锄所至，甫迩城邑”。
  从北方迁来的人民为福建的开发提供了劳动力，也为郡、县的增置创造条件。西晋太康三年（282年），把建安郡分析为建安、晋安两郡；梁天监中（502～519年)，随着闽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又从晋安郡分出南安郡；陈永定时（557～559年），陈武帝为了满足陈宝应的欲望，特设“闽州”以羁縻之，福建产生了历史上第一个省级建制；到天嘉六年（565年)，罢闽州，所辖三郡仍归东扬州。
  随着北方人民大量入闽，耕地面积不断扩大，水利建设也陆续开展。西晋太康三年(282年），福州开凿“西湖”和“东湖”，灌溉福州平原的农田。陈太建元年（569年），长乐挖掘方圆20多里的“严湖”，连江也开了“东塘”。水利的兴修，促进农业的发展。贾思勰（齐民要术）收入的福建水果品种，有建安的橘，候官的杨桃和王檀子（即黄皮果）等等。畜牧业尤有突出的发展，闽中成为南朝著名的“畜牧地”（0日唐书•柳晃传〉）。从六朝古墓出土的器皿中有关于猪、狗、鸡、鸭的陶器和雕塑，也反映当时家庭副业之兴盛。福建手工业也相当发达。有建筑、冶铸、制瓷、烧灰、砖瓦、金银首饰、蚕丝等行业。尤其是制瓷业发展迅速，福州怀安和泉州磁灶，是著名的产瓷之乡。福建烧制的青瓷，在全国享有盛誉，造型复杂而多样，有饮食用具、陈设用具和文房用具类等。这些日用器皿还根据实用和美观的原则，进行雕塑和装饰。此外，南朝时，建安所产绵（丝）的质量超过东南其他产丝地区，织造的“彩锻”畅销各地；造船基地不断扩大，技术上也有很大提高。“晋安港”发展成为海外商船往来的集散地，吸引着许多外国商人和文化人。
  随着士族地主的到来，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也随之传播开来。其一，随意“占籍”，聚族而居。闽江、晋江、九龙江、汀江四大流域交通方便、土地肥沃之处，都被他们占去。由于是聚族而居，故多排斥不同姓氏者，常常因此引起械斗。其二，私自召募部曲，实行武装割据。入闽的豪强地主，大都拥有自己的部曲家兵。人多势众者往往形成割据，掠夺农民为奴婢，扰乱地方，对抗政府。晋安候官的陈羽、陈宝应父子就是典型。其三，大兴土木，建造庙宇。从战乱中逃生入闽的北方士族极力寻找精神寄托。闽中各地建造的庙宇寺观达56座，许多著名的佛庙，如福州的绍因寺、法林尼寺、东禅寺、开元寺，建瓶光孝寺，莆田广化寺，都是这个时期兴建的。福建信奉佛教之风由此传开，影响后世。南朝士族豪强“牧守在官，皆竟事聚敛，劫剥细民，以自封殖”，结果弄得“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社会矛盾十分尖锐。自天监四年（505年）到大同十年（544年)，从长江以南到岭南，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有12次。福建阶级斗争也相当激烈，“累杀郡将”，“前后太守莫能止息”，人民苦不堪言。
  隋开皇九年（589年）灭陈以后，对福建进行整顿。其一，是压制地方士族豪强势力，把沦为豪强佃客、部曲的农民变为政府的编户；其二，对原有州、县进行裁并。大业三年(607年）把原设的建安、晋安、南安三郡合并为一，称建安郡，三郡之下原设15个县，裁并为4县，建安郡治由建安（今建瓯）移至闽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