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一、省内、省际
  由于福建境内各地交通、人口、粮价、运输费用及生产、消费习惯等情况不同，粮食供求关系和运销区域构成极其错综复杂。省内粮食运销特点是，农村流往城市，山区流向沿海，不足部分则仰赖省外和国外输入。
  唐代，与江南其他地区比较，福建仍属不发达地区，境内人口稀少。开元年间，福建五州（福州、建州、泉州、漳州、汀州）仅有41万余人(②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室：《福建经济发展简史》，代序，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不存在缺粮问题。
  宋代福建，社会经济有较大发展。至北宋末，福建人口接近400万，南宋最盛期达600万。所以，有余粮地区，开始向缺粮地区运销。如建宁府属的建安、崇安二县，“各为产粮之地”，每年秋收之后，崇阳溪上小船往来如梭，二县余粮多贩运到人口众多的建宁府城出粜(③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五，与建宁诸司论娠济札子。)。不过，这时粮食运销都属局部性的，跨府州的运销比较罕见。但福州、兴化、泉州的情况就不同了。那里田少人稠，海上交通发达，故所缺粮食主要依靠商人从浙江、广东贩运接济，年达几十万石。如隔三五天不见粮船，粮价立即上涨。
  元代福建，由于长期战乱和统治者的残暴压迫，福建人民大量流亡，人口骤减，耕地大部分抛荒，粮食生产和流通都受到严重影响。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明兵入闽后，结束了福建长期混乱的局面。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统治，采取了招集流亡、减轻赋税等恢复农业生产措施，人民安生乐业，人口和劳动力逐渐增加，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明代中期以后，由于人口继续增长，沿海农民为增加收益，大种甘蔗等经济作物，占用大量粮田。加以城镇商业、手工业发展，以及自然灾害等原因，缺粮问题日趋严重，尤以沿海的福、兴、漳、泉四府为甚。特别是嘉靖二十六年后，闽浙沿海倭寇为患加剧，朝廷和福建地方政府为防止倭寇获得粮食，屡施“海禁”，前后延续一百多年，严重阻碍粮食流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但是，随着倭患平息，海禁开放，福建的粮食运销又迅速地恢复发展起来。
  明代福建市场上的粮食运销，主要有四条路线：
  (一）从闽江上游而来，主要运销福州。明代福州城已有上十万人口，粮食消耗量比较大。上游的延平、邵武、建宁、汀州等四府（指所属余粮县）余粮，多循着闽江水道辗转运销福州。这一情况自明中叶以后更是如此，故明末乡宦董应举说：“吾郡米粟多出上府”(①董应举《崇相集》，议•米禁。)。上游粮食不仅供应福州，还供应连江、长乐、福清三县。
  (二）由浙江、江南北路海道而来。浙江南部邻近福建的台州、温州是产粮区。明人王士性写道：“台、温二郡，……稻麦菽粟尚有余饶，……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②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董应举在《米禁》一文中也说，福建之米“北仰温台”。来自浙江的粮食，一般先汇集于福宁府的沙埕港，然后再转销闽海各地。当时的泉州，主要以浙米为大宗。所谓江南，包括江、淮、苏、松四府，皆产粮食之地。江南米除运销泉州外，福州也时常得到供应。万历三十六年（1608)福州大饥，巡抚徐学聚组织商人去江南运米，“民受其赐大矣。”(③乾隆《福建通志》卷六十五，杂记。)
  (三）由广东南路海道而来。广东北接两湖地区，本地产粮也多，粮价低廉，而福建米价昂贵。所以漳泉商人经常到广东的潮州和惠州采购粮食。嘉靖年间，漳泉等地“平日仰给，全赖广东惠潮之米”(④郑若曾《筹海图编》卷四，福建事宜。)。到了明代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福建粮食需求量日增，惠潮之米已供不应求，福建粮商只好到广州和高州府去贩运，所购数量相当大。仅广州，据屈大均估计，“闽中白艚黑艚盗载米谷者，岁以千余艘计。”(⑤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高州府输米给漳泉，开始于明万历年间。吴川港因起运粮食的需要而发迹。《离乱闻见录》载：“万历间，闽广商船大集，创铺户百千间，岁至数百艘，贩谷米，通洋货。……年收税饷以万千计。”(⑥陈舜系《乱离闻见录》卷上。)
  (四）由江西陆运而来。江西与福建相邻，盛产大米。江西米输闽主要运销闽西的长汀、上杭。因这二县人多田少一向缺粮，而相邻的赣州府是个产粮区，当地人说：“赣无他产，颇饶稻谷……口食之余，则尽以出粜，鲜有盖藏。”(⑦同治《赣县志》卷九，物产，引明谢诏语。)所缺唯盐。于是两地之间产生了频繁的粮盐流通，历时百余载(⑧道光《长汀县志》卷三十，风俗，引明盐法志。)。江西粮食除供应长汀、上杭外，对邵武、光泽也时有运销。董应举说：“邵武米运自广昌，光泽米运自新城”。(①董应举《崇相集》，议与毕见素议改折官籴。)不过，因受山岭阻隔，运销量始终有限。
  清军入闽后，郑成功驻师闽浙沿海一带坚持抗清。清廷为断绝郑军粮源，于顺治十三年(1656)，施行“海禁”，不许外地海船进口，亦不许本地粮食运载出海。顺治十八年，清廷下诏宣布大规模“迁界”，住居离沿海30里以内的居民全部被迫内迁，历时二十余年，致全省沿海三万余顷耕地荒芜，粮食短缺更趋严重。“康熙四年，漳州长泰饥荒，米价奇昂；迁界诸县，饿殍塞途。”(②道光《福建通志•灾异》。)
  康熙帝亲政之后，逐渐改变初期的高压政策，采取一系列减轻人民负担，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的具体措施，沿海粮食市场供求矛盾因而得到了缓和。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统一台湾之后，台湾设府隶属福建，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商品经济发展，清政府对福建海上粮食流通的限制逐步放宽。从此经过一百多年的安靖生活，福建人口增加很多。据乾隆四十七年数字表明，已增至1118万人（还不包括台湾府）。加上经济作物和商业、手工业发展，挤掉相当部分的粮食生产，因而福建沿海粮食供求矛盾比明代更为突出。清政府为缓和矛盾，对粮食流通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如严禁余粮地区“遏粜”；严惩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粮商；鼓励海商运载粮食进口等，有效地促进了省内、省际间粮食流通。
  清代福建粮食运销的基本情况是：
  福州主要从闽江上游的建宁、延平、邵武三府输入粮食，不足部分则赖台湾米接济。
  漳州、泉州二府多赖台湾米谷接济。从台湾输入福建内地米谷分官运和商运两类。官运是清政府为接济内地军粮，于台湾赋谷内拨运，嗣又增拨戍台兵眷米。于是台湾运内地军粮及兵眷米谷定例“每岁谷八万五千二百九十七石，有闰之年八万九千五百九十五石。”(③周凯《厦门志》卷6。)台运兵眷米谷制度自雍正三年开始至同治年间结束，历时近一个半世纪。民食主要靠商运。雍正初年以后，全国人口普遍激增，各省粮价昂贵，输出粮食减少，漳、泉沿海只好由依靠邻省运销转向主要依靠台湾内销。乾隆年间由台湾运到福建漳泉等地的商运米谷达30至40万石左右，不包括走私运入。乾隆末年以后，海疆不宁，加以台湾生产转向以茶、糖为主，内销漳、泉米谷锐减。当台湾米谷满足不了漳、泉需要时，所缺部分间由江浙运来。由江南来的粮食输自湖广，集中于苏州枫桥，经上海、或经乍浦由海上运销厦门再转闽南沿海县份，每年有20万石以上。由浙江来的粮食输自浙南的温州、台州，年运销量10万石左右。
  汀州不敷的粮食，仍从江西赣州贩运余粮接济。
  辛亥革命后，由于军阀割据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农村封建地主的压榨剥削，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破坏，福建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粮食商品率很低。据省政府统计，抗日战争前全省1143万余人口，每年短缺食粮在200万市担上下。当时福建粮食供求运销关系分区概况是：
  (一）福州是省会所在地，人口稠密。闽北、闽东余粮多直接或间接运销福州。从闽北输入的食米，常年约60万市担，主要来自浦城、建阳、建宁、泰宁、顺昌、将乐等县。从闽东输入的食米，常年约92万市担，来自闽侯、长乐、连江、罗源、霞浦、福鼎等县。不敷之数向上海、香港采办，常年约20多万市担。
  除了食米，尚有面粉，多来自上海，年约90万包，其中除本市消费外，60%转销闽江上下游各地。
  (二）仙游、福清两县短缺的食米，多由上海、厦门转口经涵江转运接济，年约4万市担左右。面粉15万包，除涵江消费外，相当数量运销仙游、福清。
  (三）泉州及晋江、惠安、南安、永春、安溪等县所缺食米大部分仰给外来。民国22、23两年从厦门、上海、涵江转口输入泉州一带的食米，约60万市担，其中大部分经秀涂驳往泉州，再运销泉州附近区乡和南安、安溪、永春等地，小部分在秀涂即驳往惠安县的东园、洛阳、崇武等地。
  泉州面粉亦仰给外来，多从上海输入，常年消费10万包，转运各地31万包。
  (四）漳州石码粮食加工业发达，从漳州、长泰、龙溪和石码附近区乡输入石码的全是稻谷，年约60万市担，经加工后运销泉州、厦门、汕头等地。从南靖、平和、龙溪输入漳州的稻谷，年约50万市担，其中25万市担转运石码，20万市担经加工后运销厦门，其余供漳州消费。
  运销石码、漳州的面粉，全由厦门转口，年约36万包，其中部分转销漳浦、云霄、南靖、平和、长泰等县。
  (五）海澄县的县城及白水营、浮宫、海沧四地为稻谷输入集中地点。附近区乡及漳浦北部运入稻谷经碾白或砻糙后运销厦门，年约白米12万市担、糙米18万市担。
  (六）厦门为粮食消费兼转运中心。漳州、石码、海澄等地常年运销厦门食米约46万市担，丰年可达60万市担，可满足厦门大部分消费需要。
  厦门是闽南货物吞吐口岸，泉州、晋江、南安、永春、同安、莆田等县所缺的粮食，多赖厦门采运外米接济，常年约70～120万市担不等。食米来源：一是由上海转口的江西米；二是台湾米；三是香港转口的暹罗米和直接向产地采办的仰光米。
  面粉常年输入76万包，绝大部分来自上海，除本市消费外，大部分转销漳州、石码、漳浦、云霄等地。
  (七）长汀自江西的瑞金、会昌及闽西的清流、宁化输入食米，年约10万余担，除一部分留当地消费外，大部分转运上杭、峰市及粤东。
  民国26年（1937)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外粮逐渐断绝，福建省政府开始对粮食流通实行管制。规定省内及出省粮食的运销，须向当地政府申报核准后，方准起运。由于各县(区）政府限制外运，加上粮商豪绅乘机囤积居奇，造成全省粮食运销阻滞，供需失调。
  民国27年（1938)后，沿海厦门等地相继沦陷，海口被日本侵略军封锁，外粮输入锐减。
  江西米虽仍可输入，但全年也被限在10万包（每包200市斤）以内。一向依赖外粮接济民食的泉州、漳州等地相继发生米荒。
  民国29(1940)年3月，正值粮食青黄不接，全省各地粮价猛涨。省政府遂制定《各县区粮食余缺供应办法》，指定浦城、邵武、建宁、泰宁、宁化、漳浦、南靖、连江等28个余粮县，每日分别向福州、永安、沙县、南平、晋江、长汀等21个缺粮县市供米。日供应量由50担至400担不等。但因余粮统计不实，收购定价过低，运输困难，各县对省定的供粮数量，非拒绝即减少，反而造成各地之间互相封锁，运销阻滞，市场供需失调更趋严重。
  由于粮食市场恶化，9月间，经省政府主席陈仪等人的筹划，实行所谓粮食公沽制度，省设公沽总局（后更名为粮食公沽局总管理处），各县分期筹设公沽局，负责粮食的收购、供应和仓储业务。先在永安、福州，后在宁化、清流、明溪、大田、浦城、邵武、建阳、崇安、建宁、泰宁、长乐、连江、罗源等20多个重点粮食生产及消费县市推行。规定粮食为非自由贩运商品，禁止私人买卖，民间余粮按公价由公沽局收购。公教人员及城区居民实行计口授粮，凭证向指定粮商购买。
  公沽制度实行不久，弊端丛生，实行公沽的县份，禁止粮食流通，对余粮强制收购，由于收购价比市价低30%左右，农民吃亏太甚，多拒绝交售。公沽局粮源无着，对公教人员特别是对城区居民的计口授粮成为“画饼”，粮食市场更加紧张，人心惶惶，怨声载道，邵武等县曾发生民众捣毁公沽局事件。未设公沽局的县份，顾虑粮食外流，也禁粮出境，在全省加剧了人为米荒。当局鉴于公沽制度难于实施，在多方责难下，省、县公沽机构终于民国30年6月先后宣告撤销。
  公沽制度取消后，省政府逐步放宽对粮食运销的限制，粮食市场的紧张局面暂时得到缓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外米输入开始恢复，但输入数量远远不及战前。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大规模内战后，交通受阻，外米输入更趋减少。1947至1949年输入厦门的省外、国外米每年不过3万市担左右，沿海县市缺粮问题严重，福州、厦门等地相继发生抢米风潮，粮食市场空前枯竭。1949年8月，福州解放前夕，市粮食调节处各仓库所剩粮食还不及4000市斤。
  二、国外进口
  国外米输入福建的历史已久，有记载可考者，早在宋代海船就从占城（今越南中南部）运稻谷输入福建。至明万历年间，返回漳州月港的中国商船，除进口“物货外，每船载米或二三百石，或五六百石。”每年海商输入月港大米至少有一万六千石(①（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七。)。
  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福建、广东、浙江等省出现“民食不足”，康熙帝听说暹罗米饶价贱，便决定进口三十万石，运至广东、福建和浙江宁波等地销售，免予纳税。
  康熙以后，随着全国人口增加及商品经济发展，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等省民食不足问题很突出。为解救粮荒，清政府用减税、免税办法，鼓励中外商人贩运大米接济沿海诸省。当时的暹罗“地饶沃，产米尤多”，所以，闽粤两省进口大米以暹罗米居多。雍正六年（1728)，清廷规定“暹罗运米商船至福建、广东、浙江，不加限制，船货征税，米谷不必上税，著为常例”，(①《宫中朱批奏折外交类》卷342。)于是，中暹大米贸易之门进一步敞开了。清廷为“嘉惠运商，亦为内地民食计”，对大米的输入还给额外奖赏。乾隆八年（1743)规定：“凡来闽粤等省贸易，带米一万石以上者，著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五；带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其船税银十分之三，其米听照市价公平发粜”。(②《粤道贡国说》。)以后，暹罗政府便接连派遣船只运载大米到闽粤浙沿海销售。
  乾隆十二年（1747)，福建巡抚陈大受奏准允许中国商人往暹罗造船运米，扩大大米进口。十九年，福建地方官对商民贩米回省订立奖励制度，规定：“凡内地商民，如运米至二千石以上者，按数分别生监、商人，奏请赏给职衔顶戴。”(③《清实录•髙宗实录》。)
  在清廷鼓励大米进口政策的推动下，自康熙六十一年后至乾隆中期的四十年间，每年都有大宗暹米进口，高潮时年达几十万石。乾隆十九至二十三年（1754～1758)到福建的商船，“买运洋米进口，每年自九万余石至十二万余石不等”。(④《明清史料》庚编，第6本。)进口洋米大多输入厦门转运各地，使厦门成为外粮进口的主要集散地。
  乾隆末年至嘉庆年间，南洋盛产大米的各国，出口大米竞争激烈，大、小吕宋、安南产米丰饶，船运大米来华者络绎不绝。暹罗大米多改向新加坡出口，再经英、美等国商人贩运福建、广东等地。
  嘉庆以后，海上不宁，来往商船减少，大米进口一度趋向低落。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后，英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福州、厦门被迫开放为“五口通商”的两个口岸，海关大权落入外国人之手，国外米又源源不断以低价向福建倾销，虽然对缓和沿海粮食供需矛盾起到一定作用，但也造成福建粮食生产更加衰退，加深了对国外米的依赖。迨光绪二十五年（1899)，国外米进口跃至103万担。
  进入民国以后，福建粮食进口贸易，因受政局、灾歉及外国过剩粮食倾销的影响，粮食进口数量虽年各不同，但总的还是呈上升趋势，特别是从民国10年（1921)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多数年份进口大米都达100万担左右。最多者为民国22年（1933)达240万担。面粉进口，每年多在10万担至40万担左右。
  福建进口大米，以仰光米为最多，暹罗米次之，安南米因不适消费者胃口，进口不多。面粉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
  民国26年（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翌年厦门等地相继沦陷，国内严禁粮食进入敌占区，因而厦门民食主要依赖洋米输入。1938至1941年输厦洋米达228.9万市担。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至1943年厦门由日伪采办输入的洋米，每年仅20多万市担，主要供给厦门、汕头日本侵略军，少数配给民食。此两年厦门民食主要赖闽南走私米输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洋米进口贸易有所恢复，但东南亚产粮各国生产正在恢复，海上运输仍很困难，外汇挺涨，洋米输入远远不如战前。1946至1949年输入厦门洋米（谷）总计仅有4.78万市担，沿海各地粮荒严重，粮价飞涨。(①第二节参考资料：徐晓望：《宋代福建的粮食生产和运销》，载《福建粮食经济》1989年第6期。徐晓望：《明代福建粮食市场初探》，载《福建史志》1988年第4期。郁长荣、王璋：《中国古代粮食经济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7年3月版。杨彦杰：《清代台湾大米对福建的输入》，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