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粮食关系国计民生，历来为当政者重视。福建粮食生产始于远古，但粮食作为商品在市场上交易，从现有的材料看，是出现在南朝时期。粮食交换的发生是和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加以及社会繁荣等息息相关。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至秦代始有建制。自秦汉至三国，汉人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影响所及，仅局限于闽北及沿江的几个县，福建的大多数地区仍然地旷人稀，生产技术原始落后。
  从魏晋南北朝经隋唐至北宋初的700余年间，北方战乱频繁，人口大量南迁福建，福建经济发展很快。
  南宋偏安，福建成了赵家王朝的大后方，人口骤增，并且集中在沿海繁华地区，而闽西北有余粮地区又因山岭阻隔、交通不便无法及时调剂。所以，福州、泉州、兴化等沿海军州不得不从浙江、广东附近各路海运粮食供应，福建由外地大量输入粮食的历史从此开始。
  宋末元初，福建陷入连年战乱状况，人口减少过半，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其后数十年间，粮荒不断。
  进入明代，政治日趋稳定，生产有较大发展，人口迅速增加，农民为了牟利，往往把稻田改种甘蔗、烟叶等经济作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主粮的生产，加上沿海防倭的需要，实行海禁，这给福建粮食的运销带来很大困难。到明代中叶，福建沿海缺粮相当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但是，随着倭患的平息，隆庆年间的海港开放，福建的粮食运销又迅速恢复发展起来。福州主要取自闽江上游，漳州、泉州取自广东，兴化和闽东一些县份取自浙江，长汀则依靠江西米供应。
  清初统治者为了对付民族英雄郑成功，厉行海禁，下令迁界，加上农田水利失修，水旱灾害频繁，沿海地区粮食供求矛盾更加突出。清政府为了解决福建的缺粮问题，于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台湾之后，下令开禁，除积极从台湾、浙江、江苏、江西运粮调剂外，还采取奖励商人出洋贩运大米回国等优惠政策，于是，暹罗（今泰国）等国大米络绎不绝输入厦门，而后转运沿海各地市场，年达14余万担。鸦片战争后，福州、厦门、三都澳三个通商口岸先后开放，国外大米输入量继续增加，至清末，最高输入年份竟达100余万担。
  民国初期，福建对外粮食的依赖有增无减。这种依赖外粮输入以调剂福建粮食丰歉来稳定市场的现状，虽然是必要的，但从长远来看，由于资本主义国家过剩粮食的廉价倾销，势必影响福建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更加深福建对外粮的依赖。抗日战争前夕，福建外粮年输入高达200多万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福建沿海被日本侵略军封锁，外粮输入锐减，粮价猛涨。当时，民国省政府企图强制粮食运销管理，推行“粮食公沽制度”，强制收购农村余粮，在城市实行计口授粮，但由于粮源无着，不到几个月，公沽制度就宣告失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外粮进口逐渐恢复，粮食市场供求矛盾有所缓和。但不久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滥发纸币，通货膨胀，加上粮商囤积居奇，粮价直线上升，民国政府也加紧掠夺，福建粮食市场空前混乱，薪桂米珠，劳动人民生活极度困难。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于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和台湾国民党军队在海上骚扰破坏，福建外来粮源中断，人民政府主要靠向农村征收公粮。然而此时全省匪特骚乱十分猖獗，产粮区粮食调出困难，加上私商利用粮食供求的矛盾，在市场进行投机，哄抬粮价，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危害极大。各级政府的贸易、粮食部门为了保证前线的军粮供应，稳定粮食市场，保证社会的正常粮食供应，进行了极艰巨的斗争和努力。1，950年3月，福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统一管理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实行统一调度粮食。由于各级政府都把粮食生产放在发展经济的首位来抓，从而使粮食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保证了粮食供应。1952年，省粮食厅成立，各地、市、县也相继设立粮食局，它们把粮食的征收、收购、销售结合起来统一经营，从而确立了国营粮食商业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改善了粮食供市状况。1952年福建粮食总产比1949年增长31%，广大城乡人民生活开始得到安定。
  1953年，国家进入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伴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城镇人口和就业人员急剧增加，国家承担的社会粮食供应量越来越大，社会上粮食投机商仍与国营粮食商业争夺粮食市场，刚刚平缓的粮食局势又日趋严重。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政策，1953年12月福建开始执行。市场粮食由自由贸易改为国家专营，统一收购和供应。1955年，为使粮食统购统销走上制度化，在农村实施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政策。国家对余粮户分别核定粮食交售任务，对缺粮户分别核定粮食供应量。通过粮食“三定”，使广大农民更好地安排生产和生活，征购负担和缺粮户供应更加合理。与此同时，对市镇粮食统销实行定量供应，即对居民口粮按照其劳动差别、年龄大小等情况，实行分等定量；对工商行业用粮和市镇饲料用粮，通过核定供应计划，按计划供应。此外，还规定一套粮票、粮证和户粮迁移等管理办法。至此，国家对农村和市镇粮食购销工作，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和比较切合实际的管理制度。从1953年到1957年的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福建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成效是显著的，1957年粮食总产44.40亿公斤，比1953年增长14.4%。全省通过统购所掌握的粮源，为社会各方面粮食供应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五年共征购粮食57.09亿公斤，销售49.88亿公斤，做到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市场粮价比较稳定，并率先对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1957年，全国进入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开始，福建贯彻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全省经济建设比较顺利地展开。随着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日益发展，特别是1958年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片面强调农业生产高指标，抽调大批农村劳力大炼钢铁，大刮“共产风”，实行“一平二调”(即平均主义和无偿调用），对社员实行供给制为主的平均分配制度，大办公共食堂，推行“粮食由我管，吃饭由我包”，提出“放开肚皮吃饱饭”等错误口号，在城镇粮食供应上，放松了管理，这样，给粮食安排造成极大困难。当时浮夸风盛行，根据虚报的高估产来确定农村粮食征购任务，高估产带来了高征购。1959年全省粮食总产比1958年下降12.2%，而从农村净征购（征购扣减返销）的粮食比上年增长40.9%，1960年比1957年粮食总产量减少11.45亿公斤，而粮食净征购量却比1957年增加1.4亿公斤。粮食净征购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比例，1957年为16.8%，1959年、1960年分别上升到31.9%、27.2%。全省人均口粮水平从1957年的原粮294公斤，下降到1959年的240公斤，1960年只有215公斤，再加上当时限制甚至不准农村公社社员个人经营农副业生产，农民的口粮不能从其他渠道得到补充，以致大批农民和部分城镇居民因粮食紧缺营养不良而患了浮肿病，有些农村出现非正常死亡。为了尽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安排好人民生活，中共福建省委根据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粮食生产和分配上采取了一系列极其有效的措施：1、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实行“一人一分自留地，冬季自由种一季”的办法，发动群众生产渡荒，生产自救；2、实行粮食少购少销和稳定农民负担的政策，1961年征购任务比1960年减少1亿公斤，实际入库数减少2.31亿公斤，1962年、1963年基本维持1961年水平；3、根据国家统一部署，提高了粮食统购价格，实行粮食超购加价和奖励、统购粮食奖售工业品和收购农副产品奖售粮食办法；4、整顿和压缩城乡粮食销售。1961年至1963年，压缩城镇吃商品粮人口94.46万人，转回农村生产队分配口粮，适当降低居民口粮定量，对糕点、熟食和粮食复制品，实行严格的凭粮票供应制度；在农村实行“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逐步解散公共食堂；5、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积极开展粮食议购议销；6、适当从省外调进粮食，从1961年开始至1965年五年，共净调进粮食5.14亿公斤。采取以上措施后，福建农业生产逐步恢复，粮食状况逐步好转，1964年粮食产量已恢复到1957年水平，城乡人民用粮普遍得到改善。1965年秋季，福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继续稳定农民负担的指示，实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三年”不变政策，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正当福建经济建设事业刚从三年暂时困难和五年调整中恢复起来了，不幸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作法又重新抬头，从1964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断地冲击全省。接着，福建和全国一样，卷入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之中，导致整个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粮食局势由缓和再度转向紧张。特别是1969年在农业生产指导思想上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备战夺粮”，排挤了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致使整个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在粮食分配上，不切实际地硬性要求实现省内粮食低标准自给，这必然压掉一些合理销售，造成市场供应紧张。1970年，又由于农村推行粮食先留集体的，后卖国家统购的“先留后购”政策，致使当年粮食增产而国家少购，增大了收支缺额。更加错误的是把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视为“资本主义尾巴”，任意限制，致使1976年粮食产量从1975年的64.04亿公斤降到60.05亿公斤，征购由12.77亿公斤降到10.27亿公斤，而粮食统销却从12.44亿公斤增加到13.92亿公斤，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结下的恶果。“文化大革命”期间，福建军需民食所以基本上有保证，一赖国家实行粮食征购的政策不变；二赖各级党政干部坚持发扬全党抓粮食的优良传统，广大农民坚持生产，粮食部门干部职工坚守工作岗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文化大革命”对粮食工作的干扰破坏。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减轻农民粮食征购负担，增加农民经济收入，全省粮食征购任务由14.2亿公斤减为12.5亿公斤。1985年实行粮食合同定购后，全省定购任务为11.1亿公斤，比1984年减少21.8%。粮食定购品种除稻谷、小麦，油料定购品种除花生果、油菜籽和茶油外，其它粮油品种均可自由购销。1979年提高了粮食收购价和超购加价幅度，实行合同定购后，改按“三七”比例价（30%按统购价，70%按超购加价），这样，农民每年可增加收入4000万元。同时，对粮油统销进行了改革，缩小了计划供应范围，扩大市场调节。但是，由于粮食合同定购是在1984年全国粮食丰收出现暂时“过剩”的情况下出台的，在采取这种自愿收购形式还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反而使人产生错觉，认为粮食已经“过关”。当年7月，《福建日报》登载“福建应当甩掉粮食自给包袱”的读者来信，并提出“福建要不要放下粮食自给包袱”的讨论，有的地市片面强调发展多种经营，任意减少粮食播种面积，以致出现1985年、1986年粮食生产徘徊，使一度有所缓解的粮食产需矛盾又突出起来，同时市场粮价与定购价的差距逐步扩大，增加了完成定购任务的难度。1987年以后，贯彻“山海田”一起抓和粮食安排“立足省内为主，适当调进为辅”的方针，加强了对粮食生产的领导，在保证粮食稳定增产的前提下调整农业结构，使粮食总产量逐步回升，粮食局势日趋稳定。
  粮食经营开始从封闭式的单渠道流通逐步转向开放式的多渠道流通。农民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的粮食，允许多渠道经营。国营粮食商业积极开展议购议销业务，参与市场调节，供销社和农村其它合作商业组织，可以灵活购销，农民也可以经营。1978年至1987年国营粮食商业共议购粮食43.92亿公斤，议销51.07亿公斤；油脂议购6503万公斤，议销9188万公斤，粮油购销差额向省外采购调进。为鼓励引粮入闽和搞活省内商品粮食的余缺调剂，从1984年开始，对社会粮行米商采取免税优惠政策，从而使各种形式和规模的民间粮食商业迅速发展，到1987年全省集体和个体粮行米商达6700家，年经营量达6亿公斤，占全省市场调节的粮食数量24%。当然，粮食多渠道经营后，出现一些消极现象，如经商的盲目性、投机性等也是难免的，只要管理适当，是可以化消极为积极的。
  粮食管理体制从高度集中转向实行分级管理、包干责任制。1985年实行“购销包干，差额调拨；少购多销，由各地自负”的办法，较好地处理了省、地、县的粮食管理关系，基本体现了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粮食企业内部经营责任制逐步建立，1980年国家对粮食经营部分实行减亏分成，对盈利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办法。1985年粮食财务随同粮食购、销、调计划一起包到县级财政。粮油工业、运输业和部分饲料工业实行利改税，增强了粮食企业活力，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到1987年全省有588座粮油加工厂，米、面、油和食品年加工能力达到315万吨。在大力发展大众化食品和方便食品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发展了中、高档食品和名优产品。全省有400家城镇粮店实现了前店后坊、生熟兼备，批零兼营，本业为主，综合经营。饲料工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同年，全省建成中、小型饲料厂142座，年双班生产能力119.26万吨，其中粮食系统为76.62万吨，占64.24%，全年饲料销售55.87万吨，其中配合饲料为33.66万吨。配合饲料的使用，使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提高，突破了传统的畜牧业生产方式，推动了科学饲养新技术的应用。
  总的来说，福建是个缺粮省，农业基础比较脆弱，粮食家底薄，应变能力小，正常年景过紧日子，一遇灾情，立见紧张。造成对福建粮食工作威胁最大的是福建人口增长过快。1950年福建全省人口为1211万人，到1987年，增至2801万人；而耕地面积却逐渐减少，1950年尚有耕地2175万亩，至1987年剩下1866万亩。人均耕地也就由1.8亩下降至0.67亩。国家征购量，也不得不从1953年的10.33亿公斤减少到1987年的9.87亿公斤。
  1953年，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福建粮食调入多于调出，根据1953年到1987年的统计，国营粮食商业经营的平价粮，净调出的只有6年，净调出6.39亿公斤；净调入的却有29年，净调入83.37亿公斤。1987年国营粮食商业和社会粮行米商实际调入总量达18.39亿公斤，由此可见一斑。
  食油情况相似，从1953年至1987年35年中，福建国营粮食商业经营的平价油脂净调出有8年，净调出714万公斤；净调入的有27年，净调入1.45亿公斤。
  从1953年至1987年，全省粮食购销总的情况是：征购粮食427.23亿公斤，加上国外进口和省外净调进粮食76.98亿公斤，合计504.21亿公斤。在此期间，统销供应粮食474.33亿公斤（不包括专项用粮、损耗和供应折率差），其中返销农村150.45亿公斤，城镇统销323.88亿公斤。由国家供应的城镇定量人口和农村正常缺粮户、渔民、盐民、菜农、沿海突出部、小岛、侨属、经济作物区以及灾区等缺粮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35%。社会粮食总消费量从1953年的34.47亿公斤增加到1987年的101.94亿公斤；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包括口粮、种子、饲料等）从1955年的原粮263公斤，逐步提高到1987年的355公斤；城镇人均消费量(包括口粮和工商行业用粮等），从原粮282公斤提高到407公斤。居民口粮定量水平从12.17公斤成品粮提高到13.09公斤。随着城乡人民经济收入的增加和副食品供应的改善，口粮消费量从上升、稳定到下降；饲料粮和行业用粮由稳定到逐步上升。
  针对以上实际，要稳定人民生活，促进粮油生产的发展，最主要是要坚决执行“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的方针。福建从1950年开始，就贯彻执行这个方针，但从60年代起，长期采取大幅度提高粮油收购价，不提或少提销价的办法，因此出现了购销价格倒挂的现象。截至1987年止，全省国营粮食商业经营平价粮油的政策性亏损，由国家财政负担的金额共达30.68亿元。
  在粮食分配上，则应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这是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切实掌握好粮食征购极重要的政策界线。从1953到1987年福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执行情况看，总的是好的，国家从农村征购的粮食，占粮食产量的比重为21.4%，剔除返销农村部分，实际从农民手中拿到的粮食数量只占产量的14%，但在具体执行中，也出现偏松偏紧情况。实践证明，粮食的分配是件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认真贯彻政策，瞻前顾后，以丰补歉，处理好年度、季节和地区间不平衡的关系，建立国家粮食储备制度，用于调节市场供求，平抑市场粮价。在做好粮食分配和征购的同时，必须安排好粮食销售。要引导粮食合现消费，运用行政和经济手段制止浪费，坚持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认真研究发展战略，搞活流通，从合理的消费结构出发，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组织好粮食商品流通。运用价值规律，按照改革、开放、搞活的要求，正确地制定和逐步调整粮食价格，合理地调节粮食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逐步深化粮食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培育完善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搞活粮食商品流通的市场机制。国有粮食商业必须发挥主渠道作用，使之真正成为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经济实体，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使粮食工作更好地为改革、开放服务，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
  为适应福建粮油大量调进的需要，必须不断加强粮食中转站点仓库、专用码头、铁路专用线和散装油罐等配套工程建设。在粮油储存上，要认真贯彻“以防为主、综合防治”的保粮方针，深入开展无鼠雀、无虫害、无霉烂、无事故的“四无”粮仓活动，不断提高科学保粮技术，使粮油储存从保证不霉烂的低标准向延缓陈化程度，提高商品质鲜方向发展。
  随着粮食工作的发展，全省从事粮食工作的干部职工队伍也在不断的壮大，机构不断的充实。到1987年，全省全民所有制粮食干部职工达5.89万人，比1952年增长11.7倍，有独立核算的全民所有制企业1517个，使粮食购、销、调、存、加工等各个环节有了比较完整的管理体系，有遍布全省城乡的经营网点和相当规模的粮油仓储、加工设施，并使企业素质和职工队伍素质得到提高，企业管理基础得到加强。这就是事业兴旺发达的物质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