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一、执行李立三“左”倾错误
  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基本上坚持了党的六大所制定的正确路线与任务，但会议认为目前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强调党的工作重点以城市为主，批评“福建则有忽视城市工作，集中力量注意乡村的偏向”，并作出“各县的工作中心必须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中来”的决定。(②《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1929年6月25日。)
  1930年2月15日至20日，省委在厦门召开全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贯彻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精神。中央巡视员恽代英到会指导。会议通过10项决议、“五一”纪念工作计划及大会告民众书，选举产生以罗明为书记的新的省委。会议仍强调建立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加紧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由于受当时“左”倾错误的影响，会议过高地估计了福建的革命形势，错误地认为军阀资产阶级“日益动摇加速地走向崩溃的道路”，福建“将很容易的造成全省暴动的形势”，因而不适当地提出“全省总暴动”的任务；会议接受城市中心论的思想，要求把全省革命重心放在福、厦、漳3个城市，“确立全省暴动的城市领导”，因而忽视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会议在土地政策方面仍然提出“土地国有”的口号，片面强调“反富农”斗争。这些错误，成为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线的思想基础。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李立三主持下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违背党的六大制定确路线和政策，系统地提出一套“左”倾错误主张。
  6月中旬至7月初，省委多次召开会议，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并作出决定，认为福建已经“具备了直接革命、建立全省政权之有利条件”。必须彻底执行中央关于扩大红军的指示，“夺取武汉与广东，建立无产阶级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③《中共福建省委反对军阀混战宣言》，1930年6月11日。)省委军委也作出决定：闽西红军马上集合，一部分“向大埔前进，与东江红十一军联系，准备夺取广州”，另一部分向漳州发展；闽北红军12个连扩充为一个独立师，一部分“集中向江西游击，与赣东红军取得联络，准备帮助三、四军夺取南昌以动摇武汉反动统治的基础”，另以一部兵力向延平、福州发展，促进全福建武装暴动的前途”。(①《福建省军委给中央的报告——闽西闽北红军工作问题》，1930年6月19日。)接着，省委派王海萍赴闽西，邱泮林赴闽北巡视，贯彻省委决定。在此前后，中央巡视员涂振农也来到闽西。
  7月8日至20日，在王海萍的指导下，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会上，邓子恢、张鼎丞等人吸取1930年上半年红十二军第一次出击东江受挫、闽西苏区受到损失的教训，不同意中央及省委关于出击东江的决定，结果邓、张的正确意见被批评为“新右倾”，会议仍决定红二十一军出击东江。
  7月25日，邱泮林到达闽北。27日，召开崇安县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和省委的指示。
  7月间，中央又召开全国组织会议，从组织上保证中央政治局6月11日决议和冒险主义计划的执行，决定党与团的组织暂时统一起来，成为一个组织系统，按照各级组织形式成立行动委员会。
  8月5日，省委召开二届四次全会，贯彻全国组织会议精神。会上，罗明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这不利于团的工作，并且不同意把闽西划归南方局领导。鉴于中央已经决定，会议只好同意把党、团省委合并组织行动委员会。
  8月6日，福建省总行动委员会成立。随后，省总行委发出第一号通告，指示成立福州市行委、厦门市行委、闽西行委和泉（州）属特行委、莆（田）属特行委、漳（州）属特行委；规定支部以上各级党、团均应合并，成立行动委员会。省总行委派出王德、苏阿德赴泉属，陈元皋赴漳属，罗明赴福州，指导各地工作。
  8月9日，闽西红二十一军遵照省委的指令，由政委李任予、参谋长邓毅刚率领，在龙岩誓师出发，出击东江。19日，红二十一军占领平和县城，随即出击广东，直趋高陂、蹓隍。在高陂战斗中，广东国民党军出动揭阳、潮安守军及香翰屏师增援，红军受挫。下旬，红二十一军退回福建转攻平和，又遭失败，不得不于9月中旬返回闽西。全军由原来的2000人减为400人。此间，在政权建设方面，闽西苏区也推行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结果使苏区缩小，群众生活困难，政府财政紧张，党员由7月份的1万人减为8000人。
  8月，闽北红军五十五团和教导团2400人遵照省委的指令，集中于东乡上梅和南乡星村，待机向江西出击。由于红军内部对这一方针发生严重分歧，原五十五团副团长左诗赞拥兵分裂，国民党卢兴邦部乘机大举进攻苏区，红军腹背受敌，至10月初，红军仅剩1500人。在困难的情况下，为执行中央的指示，闽北红军主力仍集中1000人调往赣东北编入红十军，配合攻打九江，致使闽北苏区除少数几个村庄外，几乎尽为国民党军队所侵占。
  遵照中央关于举行城市暴动和飞行集会，确立城市领导中心的指示，福州、厦门党组织冒险举行公开斗争，结果暴露了部分组织及干部，革命力量受到摧残。
  遵照省总行委的指示，泉属特别行委于9月16日举行惠安暴动，结果暴动失利，泉属特行委组织部长、暴动主要领导入蓝飞鹤被捕、牺牲。
  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纠正了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会议精神于10月传到福建。福建省总行委于11月1日宣告撤销，恢复党、团组织。中共中央南方局巡视员陈舞仪、项英也于11月上旬到达闽西，贯彻六届三中全会精神。1931年1月21日，福建省委召开常委紧急扩大会议，对省委在过去一个时期执行立三路线的错误进行检查，会议号召全省党员“象一个人一样团结起来，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①《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紧急扩大会议政治决议案》，1931年1月21日。)
  二、执行王明“左”倾错误
  （一）白区冒险斗争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这次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筹划和支持下，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占据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会后，中央立即向各地党组织转发会议决议，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2月4日，中共福建省委在讨论四中全会决议及四中全会《告全党同志书》之后，作出《对四中全会与党内斗争问题决议案》，表示“省委完全同意四中全会对目前工作的指示，同时同意四中全会委托新的政治局根据四中全会的决议规定指令和实际任务领导各地党部”。省委认为，过去由于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对城市工作没有从国际路线真正进攻的路线实行转变”。2月28日，省委第五次执委扩大会议专门就城市工作作出决议，强调“必须加紧厦门、福州与漳州、泉州、莆田等重要城市的工作，毫不迟延的依照国际和四中全会的指示，继续实行真正的转变”。3月19日，省委作出决定，4月9日在全省范围内举行纪念“四九”，反对国民党出卖中国革命的运动，要求各城市工人与群众在这一运动中举行飞行集会，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提高群众的革命情绪，以此来推动红五月运动，纪念厦门工人领袖罗扬才。
  由于一系列公开或半公开的冒险斗争，暴露了党的机关和重要领导干部。国民党厦门警方侦悉设在厦门鼓浪屿的省委宣传部和省委秘书处两个重要机关。3月25日，国民党厦门警察局先后逮捕省委组织部长兼秘书长杨适、省委宣传部长李国珍和工作人员梁慧贞、梁云屏、黄秀花、高大安、郭玉香等人。被捕的党员在狱中坚贞不屈。4月30日，李国珍、梁慧贞等4人在厦门禾山被杀害。杨适被移押南京，于5月23日被害于雨花台。省委代理书记王海萍正巧外出幸免。他立即给在上海党中央的省委书记罗明写信，报告这一变故。暂时由王海萍、蔡协民、邓子恢3人在福州成立一个办公会，处理省委日常工作；另派陶铸负责建立省委驻厦办事处，领导厦门工作，并与漳、泉属各县的党组织联系。3月30日，王海萍偕省互济会党团书记黄剑津赴上海，向党中央作了详细报告。中央根据福建的情况，决定暂不恢复省委，另行建立福州、厦门两个中心市委。7月，在中央派遣的姚仲云指导下，两个中心市委先后成立。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党的白区工作一直处于薄弱状态。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失败后，国民党南京政府强化对福建的统治，派宪兵第四团进驻福州，便衣特务加强搜探。1934年3月，宁德县委书记叶觉登到福州开会，被捕叛变，供出中心市委设在斗中路附近的交通站地址。4月2日，市委书记陈之枢与宣传部长周剑心等10余人在交通站被捕。陈、周先后叛变，市委机关又被捕多人。几天后，闽中巡视员练文澜来到福州，也在交通站被捕，并叛变，出卖了闽中党组织，致使莆田县团机关印刷厂及涵江交通站随之被破坏。在短短的十几天内，共有31人被捕。受此影响，福安、建瓯中心县委，莆田、仙游、宁德等县委，松溪、福清等支部基本上停止了活动。
  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也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经常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公开斗争与群众集会。1934年11月10日晚，市委在城区大同路公开组织纪念十月革命的集会和示威，被捕40多人，市委文库被国民党军警破坏，3箱党的重要文件及100多张党员登记表被查抄。第二天，国民党军警便开始大搜捕，先后被捕的有市委干部、党团员、革命互济会员等60多人。最后，中心市委领导机关仅剩3人，基层党组织仅剩下1个区委、9个支部、30多名党员；团市委领导机关仅剩2人、全市仅剩30多名团员。党团组织元气大伤，工作几乎陷于停顿。
  （二）苏区“肃反”
  1.闽西苏区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发作为中央派出的闽粤赣特区委员会书记来到闽西，贯彻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发动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
  1931年初，红军新十二军召开纪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大会，传闻吴拙哉等几位战士呼喊了“社会民主党万岁”的口号。闽西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会遂将喊口号的人逮捕，并牵连逮捕了一〇〇团政委林梅汀等人。经审讯，屈打成招，供认出臆造的“闽西社会民主党”组织。2月27日，邓发主持闽粤赣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肯定了破获“社会民主党”的胜利，强调要用群众的力量来消灭“反动政治派别的组织和活动”。3月1日，在永定虎岗召开宣判大会，由闽西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为主审的“革命法庭”判决林梅汀等17名“主犯”死刑。4月4日，中共中央对中共闽粤赣特委发出指示信，要求“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闽西的所谓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团及其他地方的改组派等等”。(①《中央给闽粤赣特委信——闽粤赣目前形势和任务》，1931年4月4日。)按照中央的指示，闽粤赣特委作出《关于彻底肃清社会民主党、AB团的决议》，号召各地要“以肃反为一切工作的中心”，限令在两个月内肃清社会民主党。结果，肃“社会民主党”运动在各地愈演愈烈，破获的“外围组织”越来越多，受害的人数越来越多，据福建解放后查实，达6352人。(②见《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载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6年第5期。)造成人人自危，苏区元气大伤。
  闽西苏区的错误“肃反”，引起许多干部的怀疑，并遭到抵制。8月3日，中央巡视员姚仲云巡视福建后向中央反映了蔡协民、曾志、邓子恢等人的不同看法和意见。9月，邓发随新十二军出发汀州。罗明、张鼎丞、郭滴人等留守上杭，根据群众的揭发，发现林一株等人利用肃反大权，为非作恶，就将他们逮捕处决，稳定了局面。11月7日，江西瑞金召开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闽西代表郭滴人、张鼎丞向毛泽东和苏区中央局汇报闽西“肃反”中的错误做法。毛泽东严肃指出：“这样搞，不要敌人打，我们自己就会垮台。”(③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
  决定立即停止肃“社会民主党”，并给5000多元作为善后救济费。闽西代表回闽西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初步制止了“肃反”。1931年12月，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由上海经粤东进入中央苏区，目睹闽西“肃反”运动所造成的危害，非常愤慨，18日致信中央，严肃地指出：“闽西解决社会党所得的恶果非常严重”，“他们处理方法之错误，如中央历次所指示的殆有过之无不及。”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就“肃反”问题给闽粤赣省委发出指示信，严肃批评闽西苏区的“肃反”工作，指出：“中央一刻也不能容忍这种错误的继续存在，要求闽西党组织立刻同肃反中的严重错误作最坚决的斗争!”(①《中共中央为肃反问题致闽西省委信》，1932年1月21日。)1932年3月，中共闽粤赣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和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对这一问题分别作出决议，进行了认真的反省和总结。至此，为时一年多的错误的“肃社党”运动得到基本纠正。
  2.闽北苏区
  1932年3月，有关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文件传到赣东北，主持苏区领导工作的中央代表曾洪易根据这些文件，提出“以肃反胜利争取红军胜利”的口号，并发布《肃反宣言》，布置“肃反”工作。根据中央和赣东北省委的指示，闽北苏区于6月开始肃反，在红军独立团和赤色警卫连中逮捕了一批“AB团”和“大刀会”分子。但是，曾洪易对闽北苏区的“肃反”进展还不满意。7月10日，中共赣东北省委作出《关于肃反工作的决议》，对闽北“肃反”工作不力提出批评。在省委的三令五申下，闽北苏区领导入黄道、薛子正、邹琦等人在8月18日出版的中共闽北分区委机关报《红旗》上发表文章，作进一步动员和宣传，分区政治保卫局也加紧逮捕“AB团”、“改组派”分子。10月15日，保卫局在崇安大安召开审判大会，公审并处决了徐常、熊琪等30名被诬为“AB团”、“改组派”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接着，又刑讯逼供，杀害了分区委机关及广丰县主席周元煌等许多干部。1933年2月，闽北分区委和分区苏维埃迁入崇安县城后，“肃反”气氛稍有缓和，但并未停止。其后，邵武县委书记周保龙、闽北苏区创始人之一徐福元等30余人，又因“改组派”的罪名而被捕遇难。4月，闽北苏区划归闽赣省，仍然继续“肃反”，闽赣省委宣传部长肖韶、原红三十一师政委方志纯等也被怀疑为“AB团”而受到错误的审查，险遭不测。这场“肃反”起于1932年6月，止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历时两年多。
  3.闽南革命根据地
  1933年7月，中共厦门市委巡视员黄会聪到漳州视察，在中心县委扩大会议上听到部队中排外情绪很严重的报告后，认为是反革命分子有计划、有组织地破坏革命，要求党组织开展“肃反”工作。适逢国民党漳州“剿匪”大队长张观澜使用反间计，故意将编造的要红三团副团长王奕修“受编”的假信落入漳州中心县委书记何鸣手中。黄会聪又接到红三团团长尹利东等人的来信，要求扣留五连连长洪振隆，理由是洪数次破坏红军的行动。黄会聪和何鸣遂召集中心县委会议讨论，决定集中红三团在程溪上坪开展“肃反”。审判时，副团长王奕修不服，割喉自杀；洪振隆在押解途中脱逃；被怀疑与他们有关系的人被处决。8月8日，红三团政治部发出《为破获王奕修、洪振隆搞反革命阴谋案告闽南工农劳苦群众书》，“肃反”斗争从部队发展到地方，先后错杀数百人，一直延续到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三）反“罗明路线”
  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中共福建（闽粤赣）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根据毛泽东在长汀养病时的指示，到杭永岩边区指导各县开展游击斗争。1933年1月21日，罗明根据杭永岩边区的斗争实际，在新泉给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随后又在旧县写了《关于杭永情况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对闽西的斗争部署、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扩大红军、财政等方面工作提出自己的看法。他的看法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尖锐地抨击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临时中央负责人看后十分恼怒。2月15日，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认为省委是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之中，省委内以罗明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决定立刻撤销罗明省委代理书记及驻杭永岩全权代表的职务，并“在党内立即开展反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同时，决定严厉打击对这一路线采取“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的省委。2月20日，少共苏区中央局也作出决定，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并给罗明戴上了“反国际反中央反党”的帽子。
  2月24日，在苏区中央局派人参加的情况下，福建省委在长汀召开省临时党代表大会，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会上，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等代表发表不同意见。中央代表在总结时宣布补选省委委员的名单，由陈寿昌、刘晓、钟友勋组成临时省委，陈寿昌任书记。同时，宣布撤销杨文仲的职务。接着，反“罗明路线”斗争自上而下，一直搞到支部，而且扩展到整个中共苏区及其他一些苏区，历时将近两年。
  在反“罗明路线”中，临时中央负责人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打击和撤换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省委常委、军区政治委员谭震林被指责为“企图保留一部分机会主义武装，在某一时机上来向党进攻”的机会主义者，被撤销了职务，由万永诚任政治委员。省委常委、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被扣上“一贯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的帽子，也被撤销了职务，由钟循仁接任。省委常委郭滴人被调到基层带领几十人修工事。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和团省委书记陈荣被指责为“腐朽的自由主义和调和主义者”而受到批判。省土地部长范乐春，省军事部长游端轩，省军区的杨如海、霍步青，长汀县委书记李坚真，上杭中心县委书记方方等都调离原职，另行分配工作。
  1933年5月，闽赣省在建黎泰苏区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撤销建宁中心县委书记余泽鸿的职务。在闽北苏区，军分区司令员薛子正因“犯了罗明路线的错误”而被调走；分区委书记肖韶、军分区代理司令员邹琦也被省委扣上“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帽子而被撤职。
  （四）查田运动
  1931年11月，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开了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政治决议案》，指责闽西苏区最早实行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入”的土地政策，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随后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又规定：“地主不分田，富民分坏田”；提出了进行“土地检查”的任务，要求各地绝对执行，不得稍有疏忽和怠工，否则将受到法律制裁。
  1932年7月，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根据苏区中央局的指示，颁发了《检查土地条例》，宣布在福建苏区开展检查土地的运动。运动初期，干部、群众仍然按照过去所制定的正确的政策办事，检查工作慎重、认真，差错较少。
  1933年6月1日，临时中华苏维埃政府发布《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错误认为在中央苏区80％的面积、200万以上的群众“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决定进行普遍的查田运动，“把一切冒称‘中农’、‘贫农’的地主富农完全清查出来，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富农则分与较坏的劳动份地”；同时，“要在查田运动中改造地方苏维埃，洗刷地方苏维埃中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及其他坏分子出去。”6月2日，苏区中央局也发布《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内容与《训令》基本相同。
  6月12日，根据上级指示，中共闽粤赣省委扩大会议通过了（闽粤赣党在经济战线上的任务决议》，决定“开展深入查田运动”。要求“党要无情的及时的揭露与粉碎地主残余与富农破坏与抵抗查田运动的阴谋”，“特别是正确的运用阶级路线，坚决没收地主，没收富农多余的好的土地，分配以坏的劳动份田”。“这一查田运动，特别在宁化、汀东、武平等处深入的开展起来。”
  1933年6月，陈潭秋接任福建省委书记。省委、省苏维埃政府从长汀、兆征(①兆征县机关驻地长汀城关，包括古城、策田、七里、大埔、东街等乡。)、宁化、汀东(②汀东县机关驻地长汀馆前，包括童坊、、馆前、新桥、长宁、治平、曹坊、张地等乡。)等县挑选积极分子二三百人举办查田运动检举训练班，学后分派各地开展查田运动。此后，查田运动在全省进行。仅长汀濯田区就查出60多户地主、富农。但苏区中央局仍不满意，批评“福建全省查出的成绩还只当得博生一县的成绩”，要求福建省苏区在8月内召开各县苏执委扩大会议及各县乡苏主席大会，检查各地查田工作，中央政府派人参加。8月4日，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召开第四次执委扩大会，接受中央的检查。会议检查了查田运动存在的问题，要求迅速广泛展开查田运动，并协调一致地进行肃反工作、检举工作，扩大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工作等。在9月15日前，以县为单位，进行检查，在省苏代表大会召开以前，进行大检查。
  在中央三令五申与检查督促下，福建查田运动于1933年8月全面铺开，经过两个月的查田。在宁化、汀东、长汀等3县，共查出地主、富农964家，没收土地19600担。(③当时在闽西苏区习惯以粮食平均产量计算耕地面积。)这些所谓的地主、富农，其中大部分是中农、富裕中农，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贫农。而且，还出现乱抓乱杀地主、富农事件。不给地主以生活出路，不给富农以经济出路，导致有些地主、富农被逼走上绝路，上山为匪，或是投靠国民党。在部队、地方搞清洗“阶级异己分子”，导致人心不稳，影响社会稳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曾力图制止这些错误。他于8月29日发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文章，10月又主持制订《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革命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等两份文件，要求进行贯彻，着于进行复查纠偏工作。
  1933年10月下旬以后，临时党中央领导入又认为复查纠编是右倾的表现，强调要更普遍地开展落后区的查田工作。于是，查田运动在所谓的落后区又开展起来。至10月底，宁化、长汀、汀东、上杭、兆征等5县，就查出所谓的地主、富农1300余家，没收土地30300余担。
  1934年1月，陈潭秋调回中央，改由曾洪易任福建省委书记。3月15日，省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训令》，认为：纠正过去“左”的错误是阻碍开展查田运动，并给富农以反攻的机会，因而是错误的。《训令》规定：“在暴动后查田运动前已经决定的地主与富农，不论有任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为无效”。这样，复查发现的错误得不到制止。
  闽赣省苏区也开展查田运动，但时间较晚，危害也小。
  1934年5月后，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日益严重，各地干部、群众全力以赴参加扩大红军、支前运输，查田运动不了了之。
  （五）反“围剿”失利
  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坐镇指挥，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党中央执行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与国民党军队拼消耗，实行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因而使得反“围剿”一开始就遭到失败。
  9月28日，黎川失守。中革军委急调彭德怀率领东方军北上应敌。东方军虽然在黎川东北的洵口取得一次战斗胜利，但仍然无法阻挡国民党军队的进攻。10月9日，红军在硝石战斗失利。12月15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德胜关。红军第三军团及新组建的第五、第七军团不得不转入福建，进至泰宁地区。
  闽赣省处于中央苏区东北部的前沿地区。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打响之后，省委和省革命委员会率领部分武装由黎川向福建境内撤退，迁入建宁县城。12月11日，闽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选举成立以邵式平为主席的闽赣省苏维埃政府。省苏维埃政府号召全省军民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扩大红军，肃清民团土匪，配合主力红军投入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闽赣省各县群众和青壮年响应省苏维埃政府的号召，筹粮筹款，踊跃参军，加入红七军团和少共国际师，开赴作战第一线，在反“围剿”战争中作出很大的牺牲和贡献。
  在此期间，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率领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公开举起抗日反蒋的旗帜，发动“福建事变”。蒋介石为镇压新成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立即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9个师，加上京沪杭地区的2个师，大举向十九路军进攻。福建事变在客观上造成了有利于革命的形势，但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利用这一有利形势，而是实行“左”倾关门主义方针，不予十九路军以积极的援助，致使十九路军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很快瓦解、失败。直至1933年底，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已岌岌可危，“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才意识到必须援助十九路军，才有可能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压迫，于是命令红三军团向福建延平方向之国民党军队侧后出击。但为时已晚，当红三军团于1934年1月25日攻取沙县、2月9日占领将乐的时候，十九路军已经全面崩溃。
  蒋介石在打垮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以后，立刻重新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从1934年1月下旬至3月下旬，中革军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南丰、黎川、建宁等地进行防御战，都没能在战略上打破和打乱国民党军队的进攻。2月24日，国民党军汤恩伯部攻占沙县。3月7日，孙元良部占领将乐。3月19日，王仲廉部占领泰宁，国民党东路军从三面包围闽赣省首府建宁，中革军委提出死守建宁、广昌的战略部署。红一、三、七、九军团及少共国际师都投入建宁保卫战，都未能抵挡国民党军队的进攻。5月16日，建宁失守。闽赣省委机关迁往建宁上乡，接着又迁往澎湃县李坑村。至此，闽赣省的建、黎、泰地区均被国民党军占领。
  与此同时，闽西苏区也大部分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只剩下兆征、长汀、宁化、武平等狭长地带。福建军区司令员叶剑英调中革军委，司令员由龙腾云接任。为了破坏国民党军队的后方运输，牵制和迟滞他们向苏区的进攻，中革军委命令福建军区的红八团和红九团深入漳龙公路和永定、宁洋交通线，开展游击斗争。这2个团直属中革军委领导，由邱织云、方方分别担任两个团的军政委员会主席。
  为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并调动和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7月5日，临时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由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到浙皖边，开展游击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为配合抗日先遣队进军福建，中央派刘少奇任福建省委书记。7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经长汀、连城、永安县境，20日袭取大田县城，29日打下南平樟湖坂，接着，渡过闽江，到达黄田、谷田。这时中革军委改变原来北上计划，电令先遣队东进占领水口，并相机威胁、袭取福州。8月2日，先遣队开始攻打福州。因城内没有策应，势孤力单，又受国民党军飞机轰炸，攻城未果，只好转攻连江、罗源。14日，先遣队攻克罗源县城。20日，叶飞、詹如柏率领闽东工农红军独立团等与先遣队在赤溪阳谷村会师。先遣队领导向闽东党组织和红军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留下党中央在上海的联络地址及300多支枪。闽东党组织安置了先遣队的数百名伤病员，并在1周内挑选1500人，准备补充先遣队。但因先遣队已离开闽东而未送成。不久，闽东党组织以红军独立第二、十三团为基础，加上这些新战士，在宁德桃花溪天柱寺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先遣队北上促进了闽东的革命斗争。
  1934年6、7月间，国民党军分6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犯，临时党中央采取分兵6路的办法迎击，又遭挫折。9月，中央革命根据地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城和这些县城之间及其周围的狭小地区。红军已无法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中央命令由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陈潭秋、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等人组成中央分局，由项英任书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陈毅任主任；并成立中央军区，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率领一部分红军约3万人，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突围。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人员8.6万余人，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于都出发，开始长征。刘少奇随中央红军长征，福建省委书记由万永诚接任。
  为配合中央主力红军转移，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留守长汀，担任东线阻击任务。明确指示：10月份汀州城不能丢失。红二十四师和长汀地方游击队、赤卫队顽强阻击敌人。11月1日，长汀陷落。在闽赣省，清流县城于11月26日失陷，宁化县城于29日失陷。至此，福建省和闽赣省苏区的县城全部陷落。
  长汀失陷后，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福建军区领导入带领独立十九团、二十团共4000余人，转移到长汀四都一带山区。省委书记万永诚不切实际地抱着“保卫苏区”的想法，拒绝了“放弃四都到深山中开展游击斗争”的建议，仍然采取集中兵力打正规战的方针，天天埋伏山头，等待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期望打一个歼灭战，以改变不利的局面。1935年3月，国民党军宋希濂部第三十师及闽赣两省的保安团包围四都，独立十九团和二十团被击溃，省委、省苏、军区机关陷入重围，部队仅剩下五六百人。在此情况下，万永诚才决定在长汀、武平、会昌边境的崇山密林之间活动，寻求突围口。4月上旬，省委书记万永诚、军区司令员龙腾云率一部向武平方向突围，毛泽覃率一部向瑞金方向突围，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吴必先率一部向长汀方向突围。10日，万永诚等百余人在腊口以南的梅子坝山区，被国民党军陶峙岳部包围，苦战一昼夜，龙腾云及大部分指战员牺牲，万永诚被捕，后被杀害于江西瑞金。毛泽覃率领的一部，在瑞金黄善口附近遭到国民党第二十四师的袭击，毛泽覃及大部分指战员牺牲。吴必先率领的一部突围到长汀濯田鸡冠峰被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围捕，吴后被杀害于江西九江。至此，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及军区被瓦解。
  1935年5月，中共闽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及所属部队从宁化城撒出后，艰苦转战。退至尤溪、永泰、德化、仙游交界的紫山，被仙游、德化的民团包围。在此危急关头，省委召集党团领导入举行扩大会议，研究对策。省委书记钟循仁主张将部队转向闽西坚持斗争，但遭到密谋叛变的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参谋长胥江汉等人的坚决反对，会议未作出任何决议。5月8日，宋清泉、彭祜、胥江汉等人秘密将部队分两批拉下紫山，与在仙游的国民党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接头，叛变投敌，600名武装被国民党军第九师全部缴枪收押。钟循仁和省苏主席杨道明获悉后，率少数游击队突围。至此，闽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军区及革命武装被瓦解。
  紧靠中央苏区的闽北革命根据地，在失去闽浙赣苏区和中央苏区的依托后，便处在国民党十万大军的直接围攻之下。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执行“左”的军事路线，仍坚持“不失苏区寸土”、“分兵把口”的斗争策略，结果寡不敌众，国民党军队的堡垒线不断推进，苏区地盘不断缩小。到1935年初，闽北革命根据地大部陷落，只剩下崇安大安及附近的狭小地区。
  闽南革命根据地也遭到国民党众多部队的疯狂进攻。闽粤边特委决定将红三团和红三大队大部分力量撤出苏区，根据地区域相继为国民党军队所占领。
  在中央苏区陷落后，闽东革命根据地便成为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地区，国民党调集重兵，对苏区大举进攻，并进行分区“清剿”。到1935年初，闽东革命根据地丧失殆尽，独立师和西南团等红军主力，被迫向外突围。至此，全省苏区基本沦陷。
  国民党军队占领苏区后，采取“三光”、“十杀”、斩首示众、五体分尸、挖心肝、火刑、剜割等残酷的手段，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闽东苏维埃政府主席马立峰、闽东特委书记詹如柏被捕后，被用钢针刺胸而死，然后又被割头示众。逃往外地的土豪劣绅纷纷还乡，对革命群众进行阶级报复和反攻倒算。国民党当局责令各地成立县、区、乡镇三级农村复兴委员会，按“一律以发还原主，确定其所有权为原则”，来处理土地及其他不动产、土地耕佃分配、田租、征收地税及农民债务的清理等问题。全部没收红军家属的财产，不承认苏维埃政府登记的婚约。土地革命前群众所欠的债务，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强令加利息还清，地主则凭土改前的租约，纷纷向佃农索取田租，甚至索取到民国十九年至二十三年（1930～1934年）的租谷。”沦陷区群众饱受蹂躏，“无不焚之屋，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仅永定一县，被杀的革命群众达2600多人，被抓去的壮丁、妇女、儿童2200多人，饥寒交迫而死的群众3800多人，被迫离乡背井的3800多人，被毁灭的村庄93个，被烧毁的山林6700多亩，被毁的纸槽200多个，荒芜的土地10160亩，被抢去的耕牛4900多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