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一、复兴城市工人运动
  1927年4月反革命事变之后，福建各地工人运动领袖多数遭杀害，工人运动受到严重挫折，原来党所领导的工会有的垮了，有的被工贼把持，有的被国民党派出的整理委员所操纵而沦为黄色工会。
  随着全省各级党组织的逐渐恢复，整理与恢复工人运动的工作也逐步展开。1927年12月，中共厦门市委与福州市委相继成立，同时着手在工厂和学校发展党员，建立秘密工会。
  1928年1月21日，福建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工人运动状况，决定：加强党对职工运动的领导，省委和各县市委都应设立职工运动委员会，各县、市都要建立秘密的工会委员会，并在工会委员会中设立党团组织。会议作出《职工运动决议案》，确定福建职工运动的策略是：“由恢复胜利条件加薪减时、改良待遇的经济斗争，以至于夺取工会、总工会、铲除工贼、打倒国民党的政治斗争。由罢工、徒手群众大会、游行示威，以至于武装打杀工贼、捣毁反动工会机器、国民党部，一直到最后的武装暴动。”
  各城市党组织努力工作，至1928年7月，厦门市委先后在罐头、木业、码头、电气、邮务、印刷、店员等行业建立了11个党支部，有党员109人。福州市委在印刷、电气、小贩、人力车等行业中也建立了党组织，有工人党员80多人。漳州市也在党组织领导下，在印务、轻便车、汽车工人中先后发展党员40多人。
  在党组织领导下，城市工人运动逐步恢复。1929年10月10日，厦门工人、学生、市民举行反军阀混战示威。11月1日，厦门群众在思明路公开举行追悼彭湃、杨殷烈士的示威大会。同一天，福州市委在福州发动千名群众也举行了悼念彭、杨的大会。11月7日，厦门、福州党组织又发动群众公开举行纪念十月革命的示威大会。
  1930年2月底，根据党的六大精神，中共福建省第二次代表大会重新部署白区工作，要求“加紧厦门、福州、漳州三大城市的工作，要用最大力量将三大城市的中心工人与近郊农民的工作建立起来”。“泉属、甫田为军阀混战土匪扰乱的中心，党应当力求深入群众，发动领导他们起来斗争”。“在武装斗争已经发动的地方，党应当坚决发展游击战争，力求推动各地斗争发展到地方暴动。”(①《福建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30年3月1日。)
  在党组织领导下，城市工人运动迅速发展，此起彼伏。1930年，规模比较大的有：厦门纪念“三?一八”惨案大会；“四?九”纪念大会；4月30日拥护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示威活动；7月25日反军阀战争与拥护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及捣毁厦门盐务关活动；10月24日反对厦门水上公安局强收船牌捐的罢工、罢运、罢业风潮；11月19日厦门、漳州、福州、莆田等地学生罢课反对国民党军警拘捕为争自由争人权而斗争的厦门大学学生领袖苏吉辉。福州电报工人收回大东电报公司的斗争；12月11日，福州市党团组织发动示威游行攻打国民党闽侯县党部；等等。
  二、领导厦门劫狱斗争
  1930年3月前后，在从事革命斗争中，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陈必新、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刘端生、共产党员谢仰堂、厦门大学学生领袖张耕陶、张汉宗等40多人先后被捕，其中一些人将有可能被杀害。而在此时，福建革命形势发展很快，白区和苏区都急需干部，省委决定武装破狱，营救被关押在厦门监狱中的战友。
  省委决定由省委书记罗明、军委书记王海萍、组织部长谢汉秋（谢景德）、军委秘书陶铸和团省委书记王德5人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劫狱斗争，由互济会主任黄剑津任秘书长，并组织特务队和接应队。劫狱前，省委派人调查、分析和研究了厦门的地理环境、政治、军事以及监狱的情况。所组成的特务队共13人，由陶铸负责，进行严格训练，接应队有10余人，大多是进步青年和难友的亲属、朋友，任务是引导越狱难友到指定地点疏散隐蔽。
  5月25日早晨6时，劫狱行动开始。陶铸所率特务队分头行动，部分队员击毙了警卫队长及看守，用火力压制正在吃早饭的警卫队员，使他们无法回队部取枪抵抗。其余特务队员用老虎钳钳断铁锁。40多名难友被胜利救出，乘船到同安珩厝和彭厝村隐蔽，然后分批送到闽西革命根据地。
  国民党军政当局获悉思明监狱被劫，十分震惊。立即宣布全市戒严，盘查行人，结果一无所获。事后，国民党行政院对厦门地方军警当局严加处罚，厦门海军司令被调离，思明地方法院院长被停职，监狱管狱员兼看守所所长被免职。
  三、开展闽中游击斗争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莆田区委和仙游特别支部及时转入秘密活动，没有受到大的破坏。1927年12月，临时省委决定在莆田建立县委。不久，又在仙游成立县委。1928年春，莆田、仙游两县县委发动群众开展反烟苗捐斗争，斗争中仍然打着国民党的旗帜，采用了和平请愿的方式。省委在肯定领导农民抗捐的前提下，严厉地批评闽中党组织在斗争中仍然利用国民党旗帜与和平请愿的错误，指示必须坚决提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并要求由反抗烟苗捐斗争引导到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土地革命。此后，闽中党组织将主要力量转移到农村，在甫田广业区建立游击队，由陈天章为队长，王于洁为指导员。游击队首先打击民团范少京部，初步创建游击根据地。1929年，在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入闽的影响下，莆田、仙游等地爆发了新的斗争。4、5月间，莆田县委领导入吴承斌等人策动驻忠门的国民党自卫团一部起义，其中50余人参加游击队，壮大了游击队的力量。之后，省委又派常委吴亚鲁、巡视员练文澜赴莆田指导工作。至1930年4月，游击队发展到200余人。
  1930年下半年，莆仙地区党组织贯彻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莆属特别行动委员会不顾主客观条件，布置的地方暴动被镇压，致使革命力量受到削弱。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省委派巡视员邓子恢于10月赴甫田指导工作，扭转闽中地区革命的被动局面。邓到甫田后，首先撤消莆属特行委，恢复党团组织，分别建立中共莆属特别委员会和共青团莆属特别委员会。接着，又召开特委第一次会议，决定把斗争区域划分为游击区和白色区，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开展活动。11月，中共莆属特委将红二〇七团改编为福建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由王于洁任政治委员，张威任支队长，汤军任教导队长，其任务是“在莆田、仙游、福清、惠安一带游击，打击海军与消灭当地民团常备队，创造几县的赤色区域”。(①《莆田成立起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1930年12月11日。)11月25日，红二支队攻占外坑，随即召集群众大会，成立贫农团，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12月9日，外坑苏维埃政府成立。红二支队发展到200人左右，其活动范围扩大到莆田的广业区、江口区、常太区、仙游的兴太区和福清的新厝区等农村地区。
  12月25日深夜，国民党当局出动海军陆战队、常备队及民团范少京部800余人，突然袭击驻在芦尾村的红二支队。红二支队受到严重损失，30余人牺牲，陈天章、汤军等领导人被捕后就义。驻在霞瑶的邓子恢等人闻讯，即率莆属特委机关及突围出来的红军战士紧急转移。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外坑，烧杀抢掠，闽中地区的游击斗争转入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