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张禹，原名王思翔，知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编辑家，编审职称。“张禹”是他的笔名之一，中年以后才成为正式名字。他还有许多笔名，用得较多的是：于人、凤兮、王十洲等。系解放前加盟中国民主同盟的老盟员，担任过安徽省政协第四、五、六届委员。 他1922年7月21日出生于平阳县宜山九板桥（现属苍南县），后迁居鳌江塘川。1934年鳌江小学毕业后，进县城宣文书院专攻古文。1935年，以优异成绩考取温州市省立中学公费生。1939年初，与同学数人到皖南投奔新四军未成，考入“第三战区战时干部训练团”（后该团改编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赣州一家书店工作。不久转人新闻出版界，先后在《江西青年报》、《文化服务》杂志任编辑，发表杂文和时事评论，宣传抗日、鼓吹民主与进步。1941年夏，因转送秘密印刷品揭露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被专员蒋经国以“共党嫌疑”罪名拘捕入狱。半年后经友人保释出狱，借奔母丧为由，谢绝蒋经国为他安排的军政机关职位，回乡隐居，继续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进步文章。 1942年至1945年上半年，他用犀利的笔调在《东南日报》、《前线日报》、《平报》等报刊上发表了数百篇针砭时弊的杂文，被人认为是战时东南地区在读者中最具影响力的作者之一。写于1944年的文学评论《关于（愤怒的葡萄）》，洋洋洒洒四五万字，全方位评价了美国著名作家约翰·斯坦培克的这部长篇小说，深受名作家许杰的推重。1945年秋，他的报告《春暖花开之前》在《东南日报》上刊出，使当时平阳县长张韶舞的残暴腐败罪行大白于天下，引起极大公愤，皆日贪官可杀。张调遣全县军警追捕他，井密令“抓获就地枪决”。他幸得亲友掩护逃离虎口，绕道上海，于翌年3月抵台湾。 他在台湾通过老关系出任《和平日报》主笔。和同事周梦江一起，在“老台共”谢雪红及其他文化界爱国人士的支持下，在报社内安插了一批当地进步记者，使这份军方机关报一度成为民众对地方事务发表意见的“自由论坛”。他主持的副刊，发表了大陆进步作家的大量作品，第一次向台湾读者提供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优秀成果和“五四“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他又和谢雪红等创办《新知识》杂志，从大陆持不同政见的各种报刊中选载评论全国重大问题的文章，并援用毛泽东关于“新三民主义”的论点发表了《论三民民主的文化》，引起全岛文化界的强烈反响，被台湾警备司令部撤掉《和平日报》主笔职务，下降为记者。稍后，又与著名作家杨逵创办《文化交流》，继续介绍“五四“佳作，同时致力于搜集整理和研究台湾文化史料，团结台湾文化界人士，开展宣传祖国进步思想活动，争取民主自由。2001年春，北京出版的《新文学史料》杂志发表一组文章，对半个世纪前的台湾《和平日报》副刊和《新知识》、《文化交流》杂志，作了很高的历史评价。1947年，台湾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二·二八”起义。《和平日报》在他和杨達的主持下继续出报，支持以谢雪红为首的革命群众，为正义斗争而鼓与呼。直到国民党军队进驻台中市时，他才离开报社搭乘帆船逃离台湾漂泊回乡。身无分文，只携带一些搜集来的起义资料。他在故乡闭门奋笔，用了三四个月时间，写出七八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台湾二月革命记》（初稿题为《台变目击记》）。他以亲身经历者的所见所闻，并援引官方文件和统计数字作依据，客观地叙述了这一次起义的前后过程。这部作品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未能公开发表，直至1949年才在上海出版。出版后引起美国、日本等国学者的关注，被一些著作多次引用；还秘密流入台湾，成为研究台湾近代史的珍贵资料。 1947年秋，他应聘为《浙瓯日报》主笔，直至1949年5月温州解放。他在这段时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为温州地区“民盟”领导人之一。他通过中共地下组织与浙南游击纵队领导人胡景瑊、郑伯永等联系密切，为秘密出版的《民主报》撰写新闻评论，还编写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署名“赵明”）小册子交地下党组织油印散发。同时创办以文学性为主的《联合周报》，发表莫洛（马骅）、唐湜等进步文学作品。 解放初期，他在浙南游击纵队机关报《浙南日报》和《进步报》、《当代日报》（杭州）任编辑。1949年冬，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迁到上海，主席谢雪红征得他同意后，调他到上海任“台盟“总部干事。1950年春，他在业余与友人创办“泥土（出版）社”。一直到1954年，他是“泥土社”事实上的主编，经他编发的书稿累计有几百种之多。他在《文汇报》、《大公报》副刊以及《文艺报》、《文艺月报》等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文学评论，1953年结集出版《文艺的任务及其他》。1951年，在《文汇报》发表了《论“赶任务”》短文，批评了当时流行的粗制滥造以图解政策口号来“赶任务”的某些作品，掀起了轩然大波。一些作家以绝对权威的口吻，指斥他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违反毛泽东文艺思想。此后，他所写的文学评论，除《评陈学昭的小说〈土地〉》在《文艺月报》上发表外，统统被压掉了。长篇论文《〈野草〉札记》也只好在卫俊秀的《鲁迅〈野草〉探索》一书中以“代序”印出。 1954年冬，他从上海被调往安徽省文联工作。由于“泥土社”曾编辑出版过包括胡风在内的“七月派”作家群大量作品，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被视为“胡风集团出版社”，他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1957年，又被错划“右派”。此后，沉冤达20多年之久，直至1979年才得以改正、平反。他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仍然保持坚定的政治信念。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国古籍，结合自身经历的数十年复杂历史进行深刻反思。后来他多次对人谈及，这20年特殊的生活使他有机会目睹并亲身感受中国历史的沉重负担：贫穷和愚昧及其必然产生的政治、文化灾难。这样就使他开始摆脱以往的思想局限，为日后投身思想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石。 平反后，他任安徽省文联《清明》杂志编辑，为编辑部撰写了新年献词——《写在一九八〇春天》，大力鼓吹思想解放，反响很大。此时他虽已年届花甲，但全身心投入工作，与编辑部同仁通力合作，在刊物上陆续推出《天云山传奇》（鲁彦周）、《张玉良传》（石楠）等中长篇小说，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他善于从大量的来稿中发现优秀作品和新出现的有潜力的作者，使《清明》新人新作不断涌现。《张玉良传》作者原只写了三四万字，就搁下了。他分析了初稿，给予充分肯定；又多次具体指导，帮助其定稿，并在《淸明》上一次性刊完这部10万多家的长篇小说。类似的故事在安徽流传的还有：为替朋友出版一部小说遗稿，他和作家祝兴义两人，把自己关在一家旅馆里，化了十几个日日夜夜，按出版社与作者生前约定的修改计划，最后完成了这部三四十万字的小说。他既不署名，也不收取分文编辑费。在他经手发表的作品和论文中，有不少是受作者委托而作过大量加工修改的，倾注了他的心血、学识和才华，令人叹服不已。得到他鼓励、推荐的作者还有许多，包括现已成名的徐孝鱼、叶林、相南翔、严丽霞等一批作家。他也很关心家乡文学事业，帮助故乡老友发表作品，曾任平阳县文联《南雁》、苍南县文联《南窗》顾问。在复出之后的十余年编辑生涯中，他甘守寂寞，默默无闻地为他人作嫁衣裳，赢得广泛好评，但他从不张扬自己，不谋取任何私利，有时为坚持己见，竟不惜开罪权威，甚至自己多年老友。他认为每一个编辑都应当遵守基本职业道德。各人因主客观的限制，在工作中难免会有失误，但绝不可以丧失做一个鲁迅所说的“革命人”的原则立场。他常常自嘲迂腐固执，却始终严守信念，绝不后退。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还写了三四十万字，包括一批回忆录和随笔、散文、旧体诗词，以及若干篇文学评论，有的被转载于资料性刊物或选人一些选本。由于久经磨难，对历史、社会、人生每有独特的感悟，他后期的随笔常有一种深湛厚重而又平和飘逸的风格，仿佛漫游于古今中外的无垠天地，摒绝一切世俗羁绊。后期的文学评论也摆脱早期的“左”倾教条痕迹，常能从艺术形象的具体剖析着手，对作家和作品的成败作哲学的观照，然后果断提出自己的结论。现在，他把发表过的随笔、散文《我与胡风》、《忆杨逵》、《忆“泥土社”》等20万字结集为《灯下漫笔》；文学评论《略论鲁彦周作品中的几个妇女形象》、《论白先勇和他的〈台北人〉》、《厄运里开出的幻美之花——谈唐湜诗歌创作》等20万字结集为《老调集》。 1988年离休后，他出任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诗学大辞典》（中国卷）副主编，具体负责编辑工作，历时6年。他在编纂中厚今而不薄古，详近而不略远。此书的特点大致有以下4点：一、挖掘了不少已濒于泯没的20世纪40年代战乱时期的诗人诗作；二、排除五四以来无视传统诗词创作的观点，新旧诗诗人、诗作一视同仁；三、收入海外诗人诗作，包括美国、南洋等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华诗；四、不“捧杀”和“棒杀”年轻诗人。评介年轻诗人从简从略，鞭策他们继续在诗路奋进，由自己续写辉煌。1994年，他在台北出版了《台湾旧事》（与周梦江合著）。 2000年底，倦鸟归飞，叶落归根，他从安徽省合肥市回到故乡，定居于鳌江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