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陈强（1898—1981），是一生在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曾在各个不同时期，对人民革命事业，特别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有一定贡献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他从1927年因早期中共党员施味辛、蔡珊等同志的动员、推荐参加北伐军工作时起，几十年来，风风雨雨，到处奔波。凡是革命工作需要，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服从革命利益，积极完成任务。建国初期，曾被推选为平阳县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和县人代会常委。1952年，为发挥他农林专业的特长，奉调去温州专署建设科工作。1954年，他主动要求调到环境比较艰苦的丽水山区国营实验林场工作。十年浩劫，未能幸免，受到了强烈冲击。党的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又回到林场。后在林场退休，于1981年病逝。终年83岁。
  陈强原名陈方亚，出生于平阳水头山区闹村乡。父亲陈时都，主要靠耕种一亩水田、半亩山园和租种地主土地养活全家十口。他少时聪明好学，受到亲族赞许，因而依靠亲族的资助获得读书机会。他与我国数学大师苏步青教授同班毕业于水头高等小学后，考取了温州第十师范学校，读完四年，于1921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山东公立农业专科学校森林系，攻读农林专业，毕业于1924年。
  1924年初，孙中山先生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正式形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刚从山东“农专”毕业的陈强，先在德国人创办的青岛膠澳商埠农林事务所为技术员。第二年春，原籍平阳、留学德国和日本的陈宗一（陈嵘）教授介绍他到上海一家英国人经营的安利洋行为该行农业部技术专员，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向广东、福建等省份推销化肥“硫酸铵”的业务。就在这段时间里，陈强先后认识了正在上海大学求学的同乡中共党员施味辛（平阳闹村人）、蔡珊（水头人、后脱党叛变）和黄素馨（女，昆阳人）等同志，并由他们引见，与中共上海领导人之一陈延年同志有过接触。从此，在这些同志的影响和帮助下，他开始积极服务于党的革命事业。在上海，他数次接受上海党组织的指示，利用为安利洋行出差推销化肥的机会，把党内重要文件和宣传资料，混在化肥宣传品里，传送给广东、福建等地党的组织。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1926年冬，已在福州进行革命活动的蔡珊从福州写信给陈强，动员他去福州参加北伐军部队工作。为了革命，陈强立即放弃了安利洋行优厚的工作待遇，束装南下。甫抵福州，即由蔡珊和黄素馨（她这时是福建省政务委员会主席戴立夫的夫人）推荐，担任了参加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十七军二师政治部党务科科长。陈强因自己既不是中共党员，又非国民党员，很不适宜担负处理北伐军内部国共两党党务问题的重任，不敢接受，但蔡、黄等同志却认为正因他没有党派身份，才更有利于在北伐军内部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之后，北伐战争顺利进展，势如破竹，陈强即随该师政治部部分政工人员乘海轮北上温州；又从温州坐船溯瓯江、经丽水、迳赴杭州。到了杭州，他先向国民党浙江省临时省党部常务委员、中共党员宣中华报到，向宣转交了戴立夫在福州交他带的亲笔信件。宣中华阅信后对陈强说：党组织因工作需要，希望他辞去北伐军党务科长职务，留在浙江临时省党部，派去处州（今丽水地区）担任临时省党部处属特派员。对此，他欣然服从，并即离开了北伐军部队。
  1927年“4012”事变前夕，蒋介石背叛革命，残酷镇压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正当陈强出发赴丽水工作临行之前，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唐公宪（中共党员），又通知他先到遂昌县协助营救一批被国民党拘押在狱的革命同志。在遂昌党组织的领导下，他积极活动，密切配合，完成了营救任务。但在他刚要从遂昌返回杭州时，突然接到临时省党部催他速返杭州的电报。他返杭途中路过南星桥车站，恰遇从杭州逃出来的也在临时省党部妇女部工作的黄素馨和另一位女中共党员庄炯，她们告诉陈强：反动派武装已包围了临时省党部，正在大肆搜捕共产党和左派人士。此刻，他们在失去与党组织联系的情况下，走投无路，经反复商量，决定化装潜回杭州，去找思想比较开明的同乡、时任浙江农民银行行长的周季伦先生（平阳水头人），他们在周家住了一宿，第二天凌晨，不敢在杭州站上车，仍化装步行至临平车站上车去上海。又从上海坐船直奔汉口。在汉口，他们找到了中共汉口办事处，才算安下身来。
  之后，黄素馨被分配在办事处劳工部工作，陈强则又奉命重返上海寻找戴立夫，通知戴立夫也去汉口。他到上海经多方打听，探知戴立夫已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又不顾旅途劳顿，冒险潜往南京，通过在南京金陵大学执教的陈宗一教授帮助，在南京蒋介石的总司令部见到戴立夫。可是，戴立夫正患痢疾，行动不便，加以受到严格监视，无法脱身，要陈强先回汉口。不久，汉口形势日益险恶，黄素馨被迫离开汉口转去了上海。接着，宁汉合流，革命失败。在处境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陈强只得隻身前往福建兴化、蒲田等地农村，去找当年推销化肥时结识的一些朋友，在他们家隐蔽了一段时间，于1928年夏回到平阳闹村，在家从事农业劳动。但他究竟不是能长期安心农业劳动的知识分子。约于1929年冬，经与他有师生之谊的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许叔玑（瑞安人）介绍，他又到杭州浙江省建设厅工作。过了一年，调建设厅所属设在建德地区的西湖林场为技术员、技士、技正（相当于高级工程师）、林场场长，直至抗战爆发。
  抗战初期，中共平阳县委书记郑海啸，写信给他，要他以农林科技界知名人士的有利身份，回平阳设法进入平阳县政府，在国民党内部搞党的统战工作。为此，陈强就离开林场，返回原籍，通过各种关系，当上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平阳县政府建设科科长。到任不久，经陈强从中联络，安排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副部长吴毓，与平阳县长徐用直接会晤°吴毓从山门来到县城时，先与陈强在城南谢仲明家商议与徐用谈判的对策，然后由他陪同晤见徐用。在当时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客观形势下，谈判比较顺利，双方同意将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总队整编为新四军一部分北上抗日；由县政府先拨五百元作为部队整编经费。会谈结束后，徐用还请吴毓在南门一家菜馆吃晚饭。翌日，陈强又陪吴毓到徐用处拿来五百元，并由他护送吴毓至鳌江坐船头水经回山门。此后，由于陈强联络活动，吴毓与徐用数次晤谈，先后向平阳县政府要来共约贰千元的部队整编及北上经费。不料，陈强这一系列的活动，引起了平阳国民党部头目陈方表和吴勃、肖汉杰等人的严重注意与仇视。陈方表与陈强是同住闹村陈宅大院里的族内兄弟，一贯坚持反共立场，对全家倾向革命的陈强一家、势不两立，因而构成了对陈强在县政府继续工作的很大威胁。中共平阳县委考虑到陈强的安全，又通知他辞职撤离，安排他到位于永康县的省建设厅所属蚕桑管理处工作。
  1939年清明节那天，陈方表为中共地下武装枪杀于闹村陈宅大院门口。反动县长张韶舞既惊又恨，不断在闹村一带制造白色恐怖，以图报复。第二年冬的一天，大批反动军警来到闹村陈宅，捕去陈强三哥陈方关（中共党员）夫妇和他二哥的儿子陈克延（与陈方关同时入党）夫妇及其幼子共五人；並于除夕前（1941年1月23日），将方关、克延枪杀于水头镇。此后，敌人对平阳革命老区的残酷暴行越来越凶，地下党的斗争越来越艰苦。陈强虽然一直在永康、嵊县、嘉兴以及本县鳌江、宜山等地避祸、谋生，还于1946年一度去过台湾，但他一直仍与地下党保持联系，尽一切可能完成地下党交给他如了解敌人武装活动情报以及进行统战工作等的任务。
  1948年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平阳大部分山区和半山区，基本上已为地下党及其游击队所控制，国民党政权危如垒卵。陈强根据中共平阳县委的指示，以鳌江协丰报关行职员为掩护，在鳌江进行一系列统战和策反工作。他通过鳌江士绅方穑夫，了解国民党政府内部的矛盾和问题，及时提供给平阳县委作决策参考；利用与县参议长吴勃（解放后被镇压）是师范同学的关系，动员吴勃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平阳等等，为平阳的和平解放起了积极作用。
  综观陈强同志一生的主要活动，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是有一定贡献的。作为同共广党长期合作的老朋友，他在党的革命事业处于困难环境中的所作所为，更是值得今天我们学习与怀念的。
  （注：本文是根据笔者访问陈强同志哲嗣陈楠延同志时所得资料整理的。如有舛误，请加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