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中共温州市委1986年11月1日发出市委发（86）第133号文件：“经研究同意杜贤宏同志恢复党藉，入党时间为1938年4月。”读后，思绪万千，不禁回忆起杜贤宏同志生前的一切来。
  1938年，我们在鳌江中心小学一边学习，一边做抗日救亡工作时，就认识了杜先生，他是该区河口乡郑家垟人，30来岁，粗壮结实，圆圆的脸庞上架着园形克罗米白边眼镜，走起路来扭也扭的，整天忙忙碌碌，奔走于联友印刷所，平报社，临时中学之间。项经川老师和陈素瑶老师把我们的情况介绍给他们以后，我们就逐渐亲近起来了。1939年春，我跟他到丽水浙东分店（党联络站）工作以后，因多年生活在一起，对他们过去情况就更有些了解了。
  解放前，他默默无闻地为党做了不少工作。1931年，他到上海，和梅康一起在中国公学大学部读书，这时因他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思想大有进步。“九·一八”事变后，就和其它同学一起参加反日示威游行，宣传抗日救国等等活动。“一·二八”日寇进攻上海，他跑回家乡，与项经川、陈步阶等在鳌江区垂阳小学教书。为了结合当时形势，他们还亲自编印抗日补充教材，对学生贯输爱国思想。1933年到鳌江小学（现鳌二小）教书，同项经川、陈旭东等购买了进步书刊，组织“读书会”。1934年下半年，他又到上海，一边补习日语，一边与朝鲜同学办“日语补习班”，编印发行《日语月刊》，介绍鲁迅语录，此时，他与地下党员吴毓、王书圣（林平）过从甚密，协商今后从办报纸入手，开展宣传抗日。1936年春他就回到鳌江，申请筹办日报，未得国民党当局批准。只好在鳌江塘沽上“娘娘宫”对面租屋，先办个“联友印刷所”。林平同志大力支持，在上海购置了一套可以印刷革命书刊的常用铅字及新文字字母。开业后，承印了项经川主编的《市街》、《北风》杂志，以及温师学生陈素瑶、何刚、郑洪范、林巧眉（再）等编辑的宣传抗日、推广新文字的刊物《新阵线》。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在平、津、沪、等地求学的青年学生纷纷汇集鳌江，他与项经川、王栻、翁奇玉等筹备成立“平阳青年抗日救亡团”。继之出版《战报》后来改名《平报》。筹办“临时中学”。1938年4月，他和项经川、陈素瑶在鳌江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直接受中共浙南特委的领导，进行各种革命活动。当时，他在印刷厂和报社都担任经理，在中学里担任总务主任，三个职务在身，终日奔忙不歇。
  1939年春，刘英同志请吴毓同志通知他到丽水创办书店和印刷厂，为党组织发行一些书刊和印刷一些秘密文件。临行前，刘英同志在温州接见了他和经川同志。组织上还交给他一笔经费，不够之数由梅康、项经川、黄藻如、黄叔民、陈棣生等和他自己以股金方式，每人拿出当时的国币300元作为资金。图书和文具皆由上海的许可先生帮助进货，通过关系向桂林订购进步书报杂志如《救亡日报》、《群众》、《新青年》等等。同时与丽水生活书店挂钩进货。印刷机器及铅字在温州解决。他为党经商，当上了“经理”。
  浙东书店设在丽水高井巷口，新四军驻丽水办事处就设在巷内（办事处主任当时是吴毓）。三开间店面门市卖书，后面是印刷车间，楼上是“招待所”和“发行站”。不时接待过往的党内同志住宿，如新四军干部金纯从大别山到温州采购军需，中共平阳县委宣传部林夫来开会，金华地下党领导人邵荃麟来了解情况，杨进由皖南事变脱险后来丽水避风，还有何刚、林斤澜、郑野夫、孙亦初等同志皆来住过。有许多重要的报刊和文件也通过“浙东”送达到“丽水刘祠堂背”省委机关的。
  1943年，吴毓在永嘉牺牲后，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为了保存力量，他东奔西走做“生意”。抗战胜利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反共打内战，他和黄藻如去台湾基隆市开“国华商行”。1648年10月他回到大陆。当时在浙南山底坚持游击的黄庆生奉上级指示，通过鳌江地下党组织找到了他，要他写信给台湾的项经川、黄藻如除叫他们归队外，并叫他们把在台同乡中的进步青年带回来参加革命。他顺利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多年来一直以“商人”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有些人叫他“经理”，有些人喊他“老板”，有些人称他“先生”。但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这位不为名利的地下党员的赤胆忠心呢！
  1949年5月，鳌江解放了，他就在鳌江区人民政府里做支前工作。接着担任鳌江镇人民政府第一任镇长（当时鳌江是区辖镇）。九月份又回到区政府。1950年3月，调他到平阳县供销合作社工作。因为家庭是地主成份，又遭坏人诬告，不幸于一九五四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除名回乡生产。
  这位三十年代入党、受过省委书记刘英器重的老同志，虽遭到如此重大打击，但并不灰心，他仍为自己不能为党工作而终日焦急不安，多次打报告要求复查，可是在“左”的路线响影下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在打倒“四人帮”后的1977年11月25日，他又把原上海同济大学党委书记黄耕夫、原上海铁路学院党委书记杨进、原平阳县人民政府秘书黄庆生、原平阳河口乡土改队长程卓然等同志的证明材料附上，要求党组织重新查清事实，落实政策。在两个“凡是”的时期，又是一拖再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地贯彻中央的“实事求是”政策后，杜贤宏同志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名誊。可是他已于1978年5月七十岁时逝世了。
  历史是公正的，历史是唯物的，杜贤宏同志生前不计名利，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的事迹，终于“盖棺论定”得到了公认。安息吧！忠诚的战友，敬爱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