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一）
  父亲癌逝已经十五年了，但他那慈祥的面容，对我的亲切关怀和教导，仍然铭刻在我的心中。我每想起和父亲相处的日子，总不禁热泪盈眶，眷恋不已。
  父亲于清光绪十四年（1883年）农历正月二十日出生在浙江省安吉县晓墅镇三社村。我家的祖籍则是浙江省平阳县北港坎头村。曾祖父是贫农，平阳县地少人多，难以维持生活，他听说安吉县一带因清军与太平天国军交战，伤亡很大，战后居民稀少，土地荒芜，因此在1865年左右携带祖父（名陈思恬）步行千里来到晓墅的野外垦荒种植甘薯。但到秋收时因山边过于荒凉，野猪出没无常，甘薯地屡遭破坏，无法生活下去，不得已仍回平阳县原籍。过了十年左右，祖父长大成人，生活仍然十分艰难，又第二次移居到晓墅镇野外的温州草棚子（后名三社村，现名石龙大队）。当时居民稍多，可以垦荒度日，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努力，逐渐发展成中农，他深感农民不识字之苦，父亲七岁就被送到私塾去上学，课佘则上山砍柴，下地拔猪草，跟祖父学干各种农活，从小就养成了爱劳动和能吃苦的习惯。
  庚子年八国联军侵略我国的消息也传到了这偏僻的农村，海外新闻也常由上海船客捎来。年轻的父亲对洋鬼子的罪行十分气惯，不再安心于干农活和读四书五经了，他深觉我国需要富国强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国家富强，他渴望着学习新知识。1904年他十七岁时，终于一人前往祖籍平阳县北港坎头村，进入致用学堂，学习经史、舆地、格致等课程。校长陈黎青先生为他取名陈嵘。一年后转入平阳县高等学堂（相当于现在的高小和初中）继续学习。
  这时祖父已经去世，家里无力接济他的学费。因他从小好学，成绩优异，深得亲友们的赞赏和同情，经常给他一些补助，使他勉强学习两年。父亲寄宿在阴暗潮湿的祠堂里，整天读书，生了皮肤病，饭是有一顿没一顿，主要靠同族亲属接济。这些他都不在乎，只要学习有进步，他就感到满意。
  1906年冬他回到三社村。祖母说他是长子，应该及早完婚，支撑门户。他却想继续深造，去日本留学，这在当时的农村是极为大胆的举动，比现在去南极探险还要离奇。去外国读洋书是不可思议的，很难获得家庭和亲属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他没有路费，不得已拿了数十元家里准备为他结婚用的钱私自逃到上海（三年后才回国和母亲结婚），使祖母大为生气。
  在上海他通过陈黎青先生的介绍，随几位同乡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弘文书院日语班学习。父亲说，这是他毕生最艰苦的时期，首先是身居异国，举目无亲，学习生活费用没有来源；其次是要在半年多时间内学完日文和日本中学课程，以便在1907年暑假考取大学预科（相当于我国高中二、三年级）。他饥寒交迫，克服重重困难，不顾一切地拼命学习，终于考入预科，并在1909年考入北海道帝国大学森林科本科。我曾询问父亲，为什么要报考北海道帝大的森林科？他说当时生活费没有着落，北海道帝大最先招生，录取后可申请官费补助，所以他就报名了。至于考森林科，因为自己是农民出身，对树木有天然的感情。
  父亲在预科学习时，一次去学校的途中，由于衣单腹饥，竟昏倒在雪地上，幸被日本同学发现救活。此事曾在日本报纸上登载，并介绍父亲苦学情况。素不相识的安吉县梅溪镇莫永贞老先生，看到上海报纸上的译文，非常同情，曾汇大洋二百元予以接济，当时对父亲真是最大的帮助。
  父亲常常对我说，他一生求学用家里的钱很少，主要靠亲友接济，他对此印象深刻，终身不忘。工作后，他看到青年有志于学习而生活有困难的，他总是尽力帮助，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事。他还经常教导我应与人为善，要注意团结互助。关于学习，他说自己在大学以前没机会上正规学校，主要靠刻苦自学，尤其在平阳县和到日本初期，为了赶上学校的课程，不得不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拼命用功，损害了身体。中年时期得了失眠症，一直治不好，每晚只能睡三四小时。此外由于年轻时经常挨饿，吃不上热饭菜，逐渐得了胃病，发作时疼痛不安，他总结自己的教训说，学习时一定要专心，但必须注意健康，经常锻炼身体，这样才能持久。父亲的锻炼方法是多走路，我跟他出门，他总是尽量走路，连公共汽车也少坐，常常走得我精疲力尽，而他却精神抖擞，神色自若。
  （二）
  1913年父亲从日本北海道帝大森林科毕业回国，受聘担任浙江省甲种农业学校（浙江农业大学前身）校长。当时他仅二十五岁，很想能有一番作为，决心兴办学校，培养林业人才；调查邻近荒山，筹建示范林场，推广近代植树造林技术；采集树木标本，从事科研和学术著作。在当时的社会，他的努力只能有一小部分成就。
  他认识到自己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有专长的人才，主要是通过教育途径，所以他热心林业教育事业，从1913年至1925年前后办学教书约四十年，国内外与他有学习关系的同志是非常多的。父亲还在老家创办三社小学，对邻近儿童进行义务教育，鼓励毕业生考中学、考大学，经济有困难的尽可能给予帮助。据我所知，解放前，每年都有一些学生接受他的资助。他要求这些同学学习努力，生活俭朴，爱惜文具书籍，有时也介绍一些人去参加勤工俭学。对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还积极鼓励和资助他们出国留学，前后有数十人，现在他们大部分已成为有名的专家、学者。
  父亲在各农林院校讲课的同时，还致力于实际造林，绿化祖国。他曾参与创办浙江云野林业公司（现名龙山林场）和江苏省教育林（现名老山林场）等林场七处，其中教育林面积最大，约二十万亩。江苏教育界老前辈，过探先老先生对此有一段记载，摘录如下：
  “陈君固曾经营林场富有经验者；于浙西诸山之林业，了如指掌。而于江苏诸山，则为新游之地。奔走于镇宁之间、大江南北者几阅月。朝出暮归，习以为常，或竟远游无方，信宿不归。一日，陈君欣然走相告曰：得之矣，去浦口数里，有老山焉，层峦叠嶂，面积甚大。童山濯濯，荒弃已久。愿与子共同勘视。翌早雇一老翁为向导，由校赴下关，渡江，裹粮向西南行，约七八里始入山。山峰叠出，惟不甚高。野草丰盛，惟少林木。樵歌常闻，炊烟则稀。徘徊于诸山之中，未曾休息。薄暮不能辨归路，幸遇采药之夫，始得遵循而回。晨兴，老翁固矍铄自若，陈君亦兴致勃然，继续详细调查，留三日方归。”
  一些老前辈告诉我，父亲年青时性情急躁，办事喜欢亲自动手，全力以赴，要求速成。他担任江苏省第一农业学校林科（南京林学院前身）主任，又兼任教育林技务主任。经常奔波于大江南北，一面主持教务，一面规划造林，并亲自领导种树，无所谓业余时间，工作十分辛苦。教育林的造林也很有成绩，据1925年统计，造林面积十二万余亩，植树四千余万株。（1923年起由陈植同志继任技务主任和场长）不过在历次战乱期间，损失很大。一直到解放以后，才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
  父亲工作数年以后，深感学识不足，因此有意去欧美留学深造，但自己只积蓄了一千多元钱，费用不够。经联系向美国哈佛大学森林系申请奖学金，出国前还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英语半年。据父亲告诉我，当时美国的高等教育不如以后普及，大学生少，奖学金名额更少，金额也不多，需要勤工俭学、自己做饭才能维持生活。他在哈佛大学得到G.S.Sargent、John G.Juck、Alfred Rehdcr诸教授的热诚指导，专攻树木学，进步很快，两年后（1924年）得科学硕士学位。经金陵大学资助，他又到德国德累斯登的撒克逊林学院进修一年。他对这些大学的教育培养十分感激，以后曾将他的主要著作寄赠母校图书馆，作为一名毕业生的工作汇报。我记得直到1947年，日本北海道大学还给他寄来同学录。
  父亲经过讲课、实际造林和出国深造，使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有了一些经验体会，从1917年中华农学会会报第一期起，陆续发表《中国树木志略》，前后约三十期，共记载我国树木四百八十四种。1933年出版《造林学概要》和《造林学各论》。这两本书是父亲在学校讲课的讲义，修改后正式印行，内容是引进欧、美、日等国近代造林技术，结合我国实际经验，系统介绍三百多种主要树木的生物学特性和造林方法，是我国第一批近代造林学著作。此外，父亲还将历年积累的森林史资料，编写成《历代森林史略及民国林政史料》，在1934年出版。
  1925年父亲到金陵大学担任森林系教授，以后曾数次深入湖北神农架，四川峨眉山和云贵边境，采集标本。在四川曾采集到我国稀有的珙桐花和种子，被国内外园艺家采用作为珍贵观赏树木。父亲对历年采集的标本进行了约二十年的研究，其间还曾将主要标本带往欧美科研单位进行核对，在1937年出版了《中国树木分类学》。这本书约一百五十万字，记载我国乔木及常见灌木二千六百余种，附图1165幅。除实际调查研究外，还曾参考中文书籍一百六十一种、英文书籍五十四种、日文书籍四十二种，此外还有德文、法文、荷兰文资料。父亲说他编写这本书耗费了毕生的主要精力。在许多同志帮助下，前后修改十三次，写成的稿纸有好几箱子。这本书在1955年左右还曾被译成俄文在苏联发行。
  解放后父亲曾有意对这本书进行修改增订，又做了不少研究工作。但终因年事已高，无力进行实地调查，修订工作未能如愿完成。遗稿现存中国林科院。
  父亲一生，学而不厌。我上初中时，父亲一清早就把我叫起来，督促我温习功课，他自己则学习法语。父子相对而坐，按时学习，天天如此。解放初父亲已六十多岁，但还坚持不懈地学俄语。他曾对我说，俄语的语法是复杂一些，但与日语比较也差不多，并不觉得困难。父亲在六十五岁时著成《造林学特论》，七十二岁时著成《中国森林植物地理学》，七十八岁时完成《竹的种类及裁培利用》（1983年经中国林业出版社协助出版）。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人的一生应活到老，学到老，不能借口年老而不学习。
  （三）
  父亲曾经在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并曾到德国撒克逊林学院进修一年，但他的生活方式完全是中国式的。他说从德国回国途中，被小偷偷走了衣箱中的全部西服，从此以后，他就改穿中式服装。他的衣服和布鞋都是由我母亲缝制的，生活极其俭朴，基本上接近于农民和学生的水平。他曾对我解释说，他对这样的生活比较习惯，比较安心。已得我十三岁时随他离家去上学，路过吴兴县，他带我住进一家破旧的小客店，每晚只花几角钱。吃饭在一家小饭铺，要两碗饭一碗汤，再借个小碗到对面小店买两块腐乳。我入学后，校内没有食堂，他常叫我到大饼铺切两块大饼，或买两碗粥和几块酱菜。学生时期我与父亲同住，与一般同学比较，衣食都很艰苦，至今印象十分深刻。十三岁时父亲就让我自己洗衣服，自己缝补衣袜，自己清扫宿舍。使我长大后能较快地独立生活，不依赖父母，而且没有乱花钱的习惯。
  父亲曾对我说，抗战前有个时期他负责中华农学会的日常工作。当时，会费收入入不敷出。经与有关同志商量，采用一个简单办法，这就是一方面大力促进会务发展，同时厉行节约，包括节水、节电、节邮和日常支出等，短期内就扭亏为盈。据吴觉农老先生回忆，那一段积存学会基金二十余万元，为会务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解放以后，随着全国经济形势的发展，我们家的收入也大大增多，父亲是每月三百余元，我是一百余元，此外父亲还有大量稿费收入。根据父亲的意见，家庭支出主要由我负担，如果不够用由他适当补助。他说自己已快七十岁了，这副家庭担子就该由我接班来挑，免得以后发生困难。五十和六十年代，我们家每人每月平均生活费一直是二十五元左右，父亲个人大致也是这个水平。这样父亲就陆续储蓄了几万元钱。当时我还不到三十岁，有时想起这笔储蓄总觉得有点心神不定，仿佛它对我有一股吸引力。父亲在谈天时曾几次告诫我说，有些人家的孩子本来挺不错，但家里钱多，娇生惯养，影响了孩子的学习积极性，慢慢地孩子就无心向上了。我们家这笔储蓄将来要好好安排，日常生活是离不开货币，但金钱有潜在的腐蚀性，你们一定要警惕。
  父亲一向与人为善。母亲文化水平较低，父亲对她仍很尊重，没有什么家庭纠纷。父亲交游较广，日常信件很多，有一部分是托他帮忙的，他都一一办理和答复，办不到的也要说明原因和情况，事忙时嘱咐我们儿孙代复，从未置之不理。哥哥振植上大学时，有同乡来信托他买一本养蜂的书，他拖延未办。父亲知道后曾批评他，并亲自代为买书寄去。1969年父亲自己还在危难之中，友人有病，来信要求代找白桦树叶（或皮）做药，父亲到处写信托人，找到后给他捎去。1945年抗战胜利后，新四军从浙西撤退，三社村的农会干部卢生年等几人到南京避难，得到父亲热情接待，在我们宿舍住了几个月。当时父亲对共产党并无深刻认识，而是认为同乡有困难，应尽可能给予协助。
  父亲晚年与我们同住，要求的衣食仍很简单，每天仍保持长时间的散步习惯。1970年他已八十二岁，经过几年动乱的折磨，身体更加衰弱。他坚信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是正义的。有一天他对我说：“毛主席指示要绿化祖国，实现大地园林化，这是很正确的。我终身从事林业科研和教学工作，现在年老病重，无法亲自参加林业建设，深深感到遗憾。我编写的七，八种林学著作，解放前农林科技人员少，没有什么人看。解放后国家重视林业，全国各地设立许多农林学院和科研生产单位，书籍供不应求，一再重印，才积存一笔稿费，加上工资有几万元了。这笔钱储蓄这么多年，家里没有动用过，你都拿去献给国家，作为造林和科研经费，以促进我国林业科研的发展。还有我的全部藏书，可供林业人员查阅参考。”我问他对子孙有什么嘱咐，他引用两句古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970年12月28日，父亲咳嗽发烧，31日住入北京市海淀医院，经诊断右肺有阴影，胃部有硬块，而且并发气管炎，病情严重。因医治无效，在1971年1月10日上午病逝，终年八十三岁。1978年11月14日经批准将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四室。作为儿子，我应该说，如果没有十年动乱的折磨，父亲很可能多活十年；如果有合适的协助，他还能完成一些科研成果。我面对他留下的遗著，内心感到深深的遗憾。
  1979年版《辞海》“陈嵘”词条介绍他是“林学家，浙江安吉人，曾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林学会副理事长、代理事长等职。毕生从事林业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对中国树木学和造林学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著有……等书籍。”安放骨灰的悼词号召“要学习他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林业事业，终身勤奋治学，为培养林业科技教学人才，为促进林业科学技术发展的献身精神；学习他谦虚慎谨，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助人为乐，诲人不倦的优良品质。”
  父亲的榜样也影响到我的三个女儿。他们都是在新社会出生和长大的，相继从大学毕业，愉快地走上了工作岗位。他们都拥护爷爷向国家捐献。我遵照父亲的遗愿，把全部储蓄和二万多册藏书献给了国家。这些书籍现在陈列在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图书馆，中国林学会用这笔捐款建立了林业科研基金，来奖励取得重大科技成果的科技工作者。
  父亲如果有知，看到今天举国上下轰轰烈烈地开展全民植树运动，得知他用多年心血换来的积蓄和收藏的书籍已如愿以偿用于发展林业科研事业，一定会含笑九泉了！

转载《安吉文史通讯》1986年第三期《陈嵘教授专辑》之一。个别地方，略有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