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黄强（1895—1978），字次劲，少时聪明好学，富有正义感。其家庭原住平阳县北港区凤卧湾，后为经营商业，迁居水头镇中街开设黄公记棉纱店。年轻时，受到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影响，有强烈的拯救中华，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愿望。一九二六年，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黄强、王尤、王醒吾等十二人，第一批加入国民党，在水头镇的自立会秘密宣誓。此后，黄强接受任务，先后到山门、闹村，腾蛟等地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员。一九二七年一月，在水头建立国民党区党部，黄强被推举为常委委员。在北港他反对土豪劣绅，并领导清算几处粮柜擅自增加田赋的革命行动。国民党平阳县党部成立后，同年二月，被推为县党部的代表，到灵溪欢迎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入浙。这时候，由于工人、农民运动的开展，革命形势波澜壮阔，平阳万全、江南、北港等区农民协会及盐民、手工业工会先后成立，水头区党部办了各种识字班、文化夜校等，黄强参加了这一系列的革命活动。但是，好景不长，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使刚刚建立起来的国民党平阳县党部成为新旧军阀争夺的目标，首先被西山会议派所把持，一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遭到清洗和迫害；接着又有一批权欲熏心的人插手进来，水头区分部的一切活动都停止了，黄强在这一场“沧海横流”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到一九二八年五月，改组以后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成立，他到杭州去接受甄别，经过一个月的学习，和吴勃、温怡以党务指导员的身份派回平阳，开始“整理”平阳县党部。这时候，国民党派系林立，互相倾轧，狗咬狗似的争吵不休，一切工作没有什么进展。
  黄强于一九三〇年七月，被指定为国民党平阳县党部常务委员。不久，省党部颁布了《浙江省二五减租暂行规定》，黄强把它看成为工农谋福利的一项具体措施，跑遍江南、万全、北港等区，开农民大会、宣传减租，全县各地农民也行动起来，恢复农民协会组织，要求减租。由于减租，直接损害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就以“撤佃”、加收押租金等方式进行对抗，佃业双方矛盾尖锐，纠纷迭起，每日有佃农上县控告。黄强根据《暂行规定》，会同司法，工会、农会成立〈佃业仲裁委员会〉机构，维护佃农的利益，拒绝撤田，取缔押租金。通过这次二五减租，万全一带田租由从前200斤，减为150斤，江南一带每亩原300斤，减为225斤（其中不免有明减暗不减等不彻底的情况）。
  第二年，业主在收租用秤上弄虚作假，有自制秤码、秤砣、盘剥佃农。县农会取得温州区专员许蟠云、县长张玉麟的同意后，举行双方仲裁会议，佃农的代表收缴了一部份业主的老虎秤、假秤之类，在事实面前业方代表输了理。可是业主们却不甘心失败。这一年冬天，他们乘蒋介石的“把兄弟”姚琮回温州的机会，向他控告平阳的佃农“压迫”他们，并说平阳县农会被“共匪”所操纵，姚琮回到南昌，即以行营的名义，命令平阳解散农会组织，指名逮捕三个农会的头头。这时，黄强虽已辞去常委职务，但仍赶到县、专署、省设法营救。经过黄强的一番“力保”，后来，得到南昌行营机要秘书的回电：准许平阳农会恢复活动。黄氏是水头的大族，人口众多，在减租问题上，黄强从不偏袒自己的姓族，颇得人们好感。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各地抗日救国的热情不断高涨。次年一月，黄强被抽调到杭州，参加抗日救国会工作。到了杭州，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宣布抗日的组织统统解散。黄强从自己的工作中，接触到国民党内部各派互相倾轧，腐化堕落的内幕，拒绝了省党部书记长方青儒的拉拢，从此摆脱国民党的工作，回到故乡，准备过淡泊的生活。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温州专员许蟠云通知黄强去温州，负责解决沿海渔民的生产用盐问题。他受命到玉环坎门、楚门等地调查了渔民的生产用盐上受到盐商和盐官盘剥的情况，回到温州编制计划，组织资金，经专署批准，在温州设立“渔盐收运所”。派人到余姚庵东盐场商借食盐一万担，解决渔民当年用盐的困难。并在渔区办起了几所渔民子弟学校，不收学费，教师的工资由渔盐所支付。正当渔盐收运所业务顺利进行之时，有人觊觎这个所是发财致富的美差，进行钻营，企图插手进来。黄强因而提出辞职，离职前，他把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三年的渔盐运销中的收支账目在《浙瓯日报》上公布，全部盈余上缴省渔民合作金库，做到一清二楚，两袖清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渔盐收运所是平阳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黄耕夫、黄先河、吴毓、王杨西等同志经常在此会面。黄强由于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思想上同情革命。一九三六年五月，林秋侠、蔡翠云同志因散发抗日传单被捕，国民党逮捕了共产党员郑海啸、黄李凤等同志。黄强不顾个人的安危，先后营救被捕的同志出狱。一九三七年六月，黄耕夫、邓扫空等同志在温州活动时，邓扫空同志不幸被特务逮捕，特务头子沈鉴非派人到黄强家里指名搜捕黄耕夫，遭到严正拒绝。沈鉴非脑羞成怒，打电话要黄强交出或告知去向，说：“我们已经抓到邓扫空了，你不说我们也有办法抓到他”。黄强干脆回答说：“你们既然能抓到，又何必问我，向我要人！”。一九四〇年王醒吾先生在水头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其时张韶舞来平阳为县长不久，以来水头检查工作的名义，要捉拿王醒吾。黄强得知这个消息，便陪张韶舞游南雁，一面叫人通知王醒吾赶快离开水头。象这样，他保护了许多同志和进步人士。一九三八年，他支持次子黄兆奎奔赴延安参加革命。
  一九三七年九月以后，黄强回到了水头，立即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在水头组织抗敌后援会，根据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制定一个抗敌后援会行动纲领和工作计划，公开提出以国共两党为基础，建立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共赴国难。这个纲领，曾被上海《译报》转载，作为基层抗日救国组织的示范，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以后，他被选为全县抗敌后援会的主席，热情支持鳌江抗日救亡团工作。鳌江救亡团先办《战报》，以后逐渐扩大为《平报》。《平报》是中共浙南特委领导的进步报纸，是宣传抗日，反对投降的重要舆论阵地。黄强参加《平报》董事会，热心筹募经费，一度被推为“平报”社社长。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四日晚，《平报》被国民党封闭后，黄强立即赶回平阳，向反动县长张韶舞交涉，张避而不见，由秘书何鲁成出面，要挟黄强交出平报社全部财产为条件，放回被他们逮捕的黄藻如、王于东两人，黄强立即严正拒绝。当天晚上，黄强以抗日动员会名义，邀集各单位、各部门二十多人开会。当场责问国民党政府有什么理由封闭《平报》社，措词激烈、理由充足，迫使何鲁成将黄、王二人移交县党部看管，以后交保释放。
  此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抗战形势为江河日下。黄强回到水头时，平阳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与摧残，相继发生了施泽民、张光宇、施仲霖等人叛变投敌事件。有人动员黄强出面，劝说郑海啸下山投降，遭到黄的严词拒绝，黄的妹夫郑学超在风林的房子也遭到特务放火焚毁，本人受到通缉。黄强无法在水头呆下去，只好到云和参加官办的浙江垦殖公司工作。抗战胜利后在永嘉县田粮处任副处长。一九四九年一月，在我浙南游击队的震慑下，国民党水头区署已经解体，水头的工商界一致推举黄强担任“看守”区长。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拆除设在水头各街口的栅栏门，便利群众自由出入，使水头的人心安定下来。不久，有地下党同志在水头采购物品，被国民党便衣队逮捕，移送水头“区署”处理，第二天黄强立即予以释放，激起便衣特务的不满。他们借故捣乱，准备对黄强下毒手。在生命受到威胁时，郑海啸同志派人通知他，外出暂避。五月十二日平阳全境解放，黄强于十五日回到平阳，受到郑海啸同志热情接待，他又返回解放后的水头，协助苏松同志做好六团起义官兵的遣散工作。
  一九五〇年平阳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黄强为特邀代表。一九五二年以后，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一九七八年十月，因病逝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平阳县公安局恢复名誉。
  黄强先生在民主革命时期，站在民主和进步的立场上与共产党长期合作，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是一位值得尊敬和怀念的民主人士。

＊1934年3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治字第三九九七号密令 附注：本文初稿写成后，承黄耕夫、王醒吾、郑子雄、苏松、黄李凤、邓扫空、黄先河、李士俊、黄兆奎、黄兆铭等同志提供资料和情况进行了补充和修改，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