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我的父亲沈苑明，原名沈凤麟，平阳县古鳌头访贤阁人。生于1897年。我祖父沈成昌是个酱园伙计，祖母王氏是普通农家的女儿。祖父整年奔走在外，以劳动所得养活全家四口。
  祖父收入菲薄，但他仍尽力让我父亲进鳌江公学接受启蒙教育。我父亲天资聪颖过人，知道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勤奋好学，每学期末发榜，成绩总是名列甲等第一，既得业师器重，又受同窗爱戴，被公认为鳌江公学的骄子。读了四个学期，因家贫难以继续上学，当时主持公学的陈仲云公和校董王志澄公，深知父亲是有用之材，不忍见他年幼失学，特准免费继续读书。但上完小学五年，终逃不脱失学的厄运，十岁以后跨进“社会大学”。
  父亲走向社会的第一站是到鳌江镇沈良澄西医诊所当学徒。尽管沈大夫一家对父亲备加爱护，但没能培养起父亲学医的兴趣，未等到出师，就到温州的一家锯木公司当学徒。此时结识了平阳同乡陈存甫，存甫约长我父亲十岁，他们志趣相同，成为知交。
  父亲命运的转折点是在温州进入日新书局当学徒，后考取中华书局当营业员。中华书局是有名的图书出版机构，又是求知若渴的年轻人最好的学习场所。它的分店遍布全国各大城市。父亲从温州的中华书局先后辗转武汉、安庆、上海，认识了许多学识渊博的良师，父亲充分利用了这个优越的条件，没有虚度年华，争分夺秒，利用业余博览群书。他又工于书法，楷、隶、篆造诣深湛。他的才华，为同辈所折服。
  父亲的青年时代，正值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潮席卷神州大地，这时父亲已在上海成家立业，站住脚跟，任《时事新报》社营业部主任，有稳定的职业和丰厚的收入；但他受革命思潮的冲击，向往国民革命策源地广东。1924年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并创建黄埔军校。父亲的老友陈存甫从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先期奔赴广州。由他推荐，我父亲于是告别家人，奔赴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文书课长，参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并亲炙廖党代表仲恺的教导，服膺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大政策，倾心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
  1925年，中山先生不幸逝世，为纪念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苏联在莫斯科创建孙逸仙大学（即中山大学），父亲被选派赴苏留学。当日的同窗有邓小平、聂绀弩、屈武等人。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导致中苏关系恶化，也导致国民党内部分裂。父亲于是被遣送回国。
  父亲回国后开始在南京国民党任职，历任国民党中央训练部训练科总干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1935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简任秘书。（1937年当选国大代表。）抗战初期，以国民党组织部简任秘书身分兼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设计处处长，抗战以后在有周恩来和郭沫若参与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里兼任中将待遇的设计委员。1939年夏，父亲患肺病，辞去所有职务。1943年底在重庆逝世，终年47岁。
  父亲一生足迹遍及华东、中南、西南十余省市，交游广阔，有一定知名度，他的简历曾编入抗战前出版的《中国现代名人辞典》，当时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他生前虽身在国民党重要部门担任要职，但对蒋介石违背中山先生教诲，倒行逆施的行径，痛心疾首。他回国之初便积极进行反蒋活动。当时汪精卫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即改组派），主张“推翻蒋介石统治，重新改组中国国民党，恢复1924年改组精神，彻底实现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对内、对外政纲”（见罗方中《关于改组派的一鳞半爪》一文，刊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父亲为汪精卫革命词藻所迷惑，误认汪精卫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便与留苏同学何汉文、罗方中等胃生命危险在南京建立改组派地下支部，致力反蒋活动。1930年蒋汪再度合作，汪精卫出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这时我父亲才猛醒，识破汪精卫与蒋介石是一丘之貉，就在“论功行赏”的时刻，毅然与汪彻底决裂。
  父亲作为老国民党员，在1935年左右，他撰写了《国民党复兴刍议》一书，约十余万言（内部发行），内容主要对国家民族应兴应革诸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其主旨渴望真正的三民主义早日实现。他仿照苏联共产党把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称之为列宁主义的做法，主张把由孙中山自己发展了的以三大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新三民主义’称之为孙文主义；在全面革新体制的建议中，主张建立社会科学研究院，以研究包括马列主义在内的各种理论。这本书引起了国民党上层人士的注视。但蒋政权这时已开始法西斯化，任何建议都不可能促成国民党的复兴，父亲的幻想终于彻底破灭。
  然而父亲既受教育于苏联，又始终不渝地恪守中山先生“以俄为师”的遗训。因此他在社会活动方面和介绍苏联方面作了诸多努力。他回国后不久，即在南京建立留俄同学会，创办《苏俄评论》和《俄罗斯研究》等刊物，努力介绍苏联计划经济的特色和各方面的成就。1936年中苏文化协会成立，他是七个发起人之一，担任该会常务理事直至逝世（该会后来在抗战时期是重庆进步人土活动中心之一）。
  父亲身居要津，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当时炙手可热的国民党权势人物陈果夫、陈立夫之流对父亲百般拉拢。抗战前陈果夫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谋求镇江市长职务的人，陈宅门限为穿，而陈果夫独邀父亲出任镇江市长，却为我父亲谢绝。陈立夫则以私人名义于年节时常遣人馈赠现金，我父亲亦始终不为所动。与此相反，他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对进步人士或中共地下党员百般保护。例如三十年代初聂绀弩遭国民党通辑，逃离南京之前，即长期匿居我家。以同乡为例，中共党员鳌江陈再华、江南吴明允等人先后于三十年代初及抗战时期分别在广州、福建与温州等地横遭国民党逮捕，父亲都曾戮力营救。后来陈再华烈士遭广东军阀陈济棠杀害，为之扼腕叹息；在再华烈土殉难之后，热心为烈士遗孤筹集生活基金。当1939年父亲得知吴明允在福建被捕，关押在监狱中后，他不顾重病在身，乘坐“滑杆”到后方勤务部，面托该部黄剑秋部长打电报给闽省保安司令黄珍吾，为之缓颊（本可获释，只因吴坚持共产主义信仰，以致长期关押。其后越狱成功）。1942年，吴明允在平阳被特务打伤后再度被捕，父亲得知后又打电报给浙江省党部书记长罗霞天设法营救，从而使吴得以免遭张韶舞之毒手。
  抗战后期，国民党在抗日战场上节节败退，皖南事变后倒行逆施，特务横行，贪污腐化，巧取豪夺成风，物价飞涨，钞票变成废纸，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蒋介石却在重庆祭起“精神堡垒”的法宝，搞街头雕塑，粉饰太平。当时父亲已重病在身，他气愤难平，在临终前数月口占绝句凡三十首，取名《盛世危言》嘱我一一笔录，并将全稿交给邵力子老人。不幸辗转失落。
  父亲作为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由于长期卧病，倒使头脑格外清醒。他不仅断定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沉疴难起，同时对自己短暂的政治生涯也进行了反思。他曾对我和弟妹们说过：“国大代表将来是要投票直接选举总统的，我这一票留给宋庆龄！”我父亲对宋庆龄的推崇，情见乎辞。
  父亲生平自奉甚俭，我母亲叶素芳老人亦深明大义，双亲对亲朋乡里，从来慷慨解囊，助人为乐。抗战之前，家中常年住有接踵前来寄居、寻找职业的亲戚朋友，父亲及母亲，总是盛情接待，至亲好友，自不待言，即使萍水之交，乃至素昧平生的人，亦无例外。例如同乡游某鬻字为生，慕名来投，父亲不但解衣，推食，而且公余之暇为他研墨牵纸，谈笑之间，一时兴起，乃至为之捉笔。同乡青年张某，与我父亲从未谋面，仅因其友为父亲的晚辈，便提书箧一只，从家乡直奔南京我家寄寓，不速之客，一住经年，直至父亲为他找到工作，才满怀感激之情离去。更有意思的是，泰顺林某寄居我家，告别时竟将我的储金盒撬开，取走全部银角铜元。父母亲发现后，认为此君不拘小节，毫无嫌恶之意，一笑置之。此君擅长山水画，五十年代还在北京全国画展中展出他的作品，而父亲早已作古了。
  由于我父亲远在抗战前即不受二陈拉拢，抗战时又对二陈所作所为深表不满，早已触怒二陈，招致忌恨，从此时时、处处、事事与我父亲作梗。父亲肺病发作，更掐去经济来源，置父亲于死地而后快。乐清张冲与我父亲素有深交，当他得知父亲贫病交加，就在他所主持的重庆俄国顾问处为父亲挂名领干薪，虽属杯水车薪，但毕竟可解救我们一家于倒悬。我父亲委托该机关晚辈同乡乐清大荆裘某代领，开始时裘某尚能按月及时送去，不料后来竟将月薪全数吞没。裘某此举持续长达一年有余。但此君毕竟天良未氓，越领越于心不安，于是向他老父坦白，由他老父出面缓颊，恳求我父亲宽恕。我父亲知道后惨然一笑了之。父亲终生廉洁奉公，两袖清风，抗战时期后方物价飞涨，维持生活已属不易，何况处于如此绝境！父亲终于不起。死后竟三日不得入殓。后来由萍水之交的实业界人士王延松出资购买棺木，暂厝重庆江北浙江会馆，至今尸骨不知埋于何处。遗下二女三子，除我而外，其余当时均未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