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一）
  黄晋初先生，别名黄任，生于公元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三月六日。平阳县昆阳镇人。1907年就读于南京陆师学堂时，加入同盟会。毕业后即去江西省南昌、九江等地任职，秘密策划与组织九江地区辛亥革命起义工作。因此在1971年辛亥革命六十周年之际，曾荣获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辛亥革命老人勋章”一枚，并归入本人历史档案。
  辛亥革命成功后，即去北京陆军大学深造，与李济深（解放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副主席）、林蔚（原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次长、侍从室主任）、周亚卫（原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长）、姚琮（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厅长，瑞安人，温州同乡）和张胥文（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政府浙江省保安司令）等人皆为同窗好友。1916年陆军大学华业后即奉派去北京陆军参谋本部任上校科长。1926年北伐军兴，前往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总部上校军械科长、少将处长等职，随军挥师北伐。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毅然脱离国民革命军客寓上海。
  以后在上海以“华南养蜂场”为掩护，与爱国高级将领李济深先生配合，积极参与筹建福建人民政府工作。当时的华南养蜂场，实际上就是福建人民政府驻沪的特派机构。1934年2月福建人民政府解体后，先生旋即出走日本。翌年，李将军获释出国考察，先生就应好友林蔚（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厅厅长）之邀，前往该厅任第一处少将处长。
  抗日战争爆发，先生随国民政府迁往陪都重庆，襄助林蔚上将主持全国军官人事任命与铨叙等日常事务，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少将、中将处长、上将衔副厅长，直至抗日战争胜利之日。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辞去一切公职，退役还乡，侍老母于平阳故宅，闭门谢客。1949年平阳解放后不久，即应上海市市长陈毅同志聘请前往上海，担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至1973年12月9日逝世，终年八十八岁。
  （二）
  黄晋初先生与李济深将军原系北京陆军大学同科同学。因先生秉性耿直，刚正不阿，与李将军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历经各个革命时期的严峻考验，始终是共患难，同呼吸。北伐军兴后，李济深将军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时，即邀先生前往广州任军械处要职。北伐军抵达上海后，蒋介石投靠帝国主义，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李济深与蒋介石因政治观点相左而分手，先生亦随李将军脱离国民革命军。淞沪抗日战争爆发，十九路军爱国将士浴血奋战，可是战后不久，这支爱国抗日部队却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去“剿共”。当时十九路军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等发动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推选李济深任政府主席，先生留上海积极参与工作，以“华南养蜂场”为名负责福建人民政府驻沪特派机构。1934年福建人民政府宣告失败，李济深将军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砀山别墅，先生被迫东渡日本。在历史的危急关键时刻，先生总是紧紧地与李济深将军患难与共。
  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先生都在陪都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工作，与李济深将军仍保持着密切的往还。平阳县立中学在抗战期间于凤山之麓学宫原址内新建校舍时，教学大楼正门横额“平阳县立中学”几个苍劲有力的赫赫大字，就是黄先生为关心乡里教育事业特地请李济深将军写的。
  抗战胜利后，先生虽退役回乡居闲，但李济深将军对先生仍很关心。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政权倒行逆施，行将崩溃之际，李济深将军为民主革命出走在香港时，对先生的安危与前途更加担心。解放前夕，李将军察觉到国民党政府将胁迫国民党高级将领去台湾，特地从香港设法派人来向黄先生讲清革命大好形势，劝告先生坚决留在大陆迎接解放。解放后，当李济深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后，就发函商请先生去北京人民政府参事室工作，处处表示对先生在政治上的关心。
  大约在1956年前后，黄先生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史馆工作时，曾去北京访晤李济深将军夫妇，青年同窗历经沧桑，促膝畅谈，倍感亲切。
  （三）
  晋初先生从宦六十载，虽官高位尊，但两袖清风。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贪污成风，先生多次担任军械部门要职的“肥缺”，长期主持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的领导职务，真所谓是发大财的“美缺”，却为官清正廉明。在重庆任铨叙厅副厅长期间，先生住军官集体宿舍，从无私人公馆。长、次两子在抗战期间跟随去内地求学时也是寄宿在校，生活简朴。两女留在温州，读的都是师范学校。全家生活来源，唯一依靠的就是他本人的薪俸收入。先生在重庆供职，家属却留在家乡平阳县城。抗战期间战火纷飞，内地与沿海的交通时有阻断，每当邮路耽搁了汇款，平阳家中的经济就发生因难。
  先生治家严谨，生活俭朴，在宦海浮沉六一个春秋，竟未购良田一亩，未盖楼宇一间。1946年退役前夕，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先生因笃念旧谊，曾在上海西区新购洋房一幢相赠，亦遭婉言谢绝。
  （四）
  黄先生出身望族，在青年时代出于爱国热情，立志振兴中华，毅然放弃优裕的家庭生活，投笔从戎。早年加入同盟会，积极投身辛亥革命。在北伐战争年代，不避艰险，戎马倥偬。在十年土地革命时期，先生对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围剿”深为不满，主张爱国抗日，积极参与福建人民政府工作。抗战军兴，先生在南京原来打算去香港，鉴于大敌当前，毅然参加抗日爱国统一战线，放弃香港之行，跟随国民政府迁都到重庆。
  先生不但爱国，而且热爱家乡。虽官居高位，但平易近人。八年抗战期间，先生在重庆任职，跟旧温属六县同乡时有来往。由于先生为官清正耿直，德高望重，深得同乡的敬仰，1945年温州同乡会在重庆自动发起为先生举行六十华诞的庆宴。先生热爱家乡，同乡也爱戴先生。
  三十年代初，蒋介石在江西积极推行“围剿”反共政策。当时汉冶萍钢铁公司总工程师卢宁生因共产党案被逮捕，先生时在南京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厅处长，得知案情严重，不计个入安危设法营救，卢经保释出狱，免遭杀身之祸。现在卢宁生的后代，有很多人居留美国，谈起当年黄先生的救命大恩，还是感激不尽。抗战期间，先生在重庆出于正义，也保释过不少人。
  （五）
  在重大的政治关键时刻，先生能深明大义，保持晚节。抗战胜利后，先生退役回乡，一直过着清闲的家居生活。在旧社会，象先生这样的高级将领回到平阳，算得上是个显赫的“大绅士”。当时平阳县长王启伟常登门拜访，因为王的叔父是先生的旧同窗，因此竟以叔侄之名，共叙世谊，再三要求先生插手乡政；平阳县国民党头面人物萧汉杰、吴勃等也三番两次地请先生出任平阳县戡乱委员会副主任，并且还送来了聘请书。先生远见卓识，早已窥破这些鬼花招，无非是借他以“社会贤达”为名，而行反共、反人民之实。于是就很策略地用种种借口婉言谢绝，退掉聘书。
  解放的前夕，林蔚派专人从南京持飞机票送到平阳，敦促先生去南京同飞台湾，先生终以“母在不远行”为由加以婉谢。而接受李济深将军从香港捎来的信息，深明大义，坚定地留在大陆，迎接解放。在政治上的十字路口，先生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光明的正确的道路。
  家乡平阳解放了，先生高兴极了。亲眼看到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人民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是真正把中国人民引向光明、幸福。先生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人民政协的共同政治纲领。后来才应邀在上海文史馆工作。先生努力学习，自觉改造思想，怀念在台湾的故旧与下属，时刻关心着祖国的统一大业。
  解放后人民政府对黄先生在政治上极为关怀，在生活上妥给予以安排。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虽然国内物资供应出现暂时困难，先生深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广大人民是能够渡过这个难关的。那时先生的大公子居留美国，出于对老父的生活关心，曾汇款来沪。但先生通过人民政协组织把汇款退还，并说自己在祖国生活得很好，向海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对下辈子孙进行热爱祖国的教育。
  先生一生虽身列戎伍，却酷爱祖国的文学艺术，善书法，〓行草。1973年先生在上海寓所无疾而终，安然辞世。身后无〓〓，仅遗下先生心爱珍藏的两方图章和两本碑帖，但先生留给后人的高风亮节，却永远值得乡里人民怀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