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蔡疾呼（1883—1959）同志，是平阳城里雅河街人。祖父蔡维屏，原系博学秀才，因不满清政府的腐败，曾参加“金钱会”起义。在起义失败以后，缇骑来到蔡家捕人，蔡维屏从后门越墙而出（后遂不知下落）。这时候，一位长期在蔡家的老佣人丁公，挺身而出，即被清军斩首于蔡家门前。蔡疾呼少时，受祖父事迹和丁公壮烈的殉身精神的教育，熔铸成为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不屈的献身精神。
  蔡疾呼的父亲是药店的学徒，家庭生活贫困，因此，蔡疾呼小时候仅上过三年私塾，后学打银（首饰）。民国初年，曾参加反袁的第五护国军，与军阀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上海应募到法国当了八年的煤矿工人，在那里，他认识了周恩来、李富春等同志，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教育，一九二三年，当他四十岁的时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五年，他因在巴黎参加了援助国内五卅罢工，被法帝国主义者驱逐出境，按照党的指示，曾一度到苏联红军大学学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回国，在叶挺所率领的独立团里，当过副营长、运输大队长。在参加汀泗桥战役中，他虽负了伤，仍坚持不下火线。后来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南下到潮州一带作战，因作战失败被俘，他机智地逃到上海，在上海顺泰码头当工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并和党接上丁关系。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七日，上海各界爱国人土“反帝大同盟”在长寿路胶州路口共和大戏院召开大会，号召援助东北义勇军和反对“淞沪协定”。正当开会时，国民党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会场，当场被捕八十八人，蔡疾呼和其他几位同志，从会场跑到舞台后面的一个小院子里，这里有一堵围墙，没有门。蔡疾呼一进院子，就跑到墙边，背靠着墙，半蹲着，举起两臂，紧张地向同志们招呼说：“快！踏上我的肩膀，跳出去吧！”同志要他先跳，他说：“你们年轻，快出去，可多干几年革命。我老了，应该由我去牺牲”。他异常敏捷地，一把抱住一个年轻的同志，就扛上肩头，送到墙外边，刚送出去一个，紧跟着又送出去一个。到了他拉住第三个时，两人互相推让，彼此都要对方先跳，这个时候，几个警察冲进院子，蔡疾呼就跟这位同志一起被捕了。
  被捕以后，他被敌人以“政治犯”关押在龙华监狱，转解南京。在敌人的皮鞭、藤棍、老虎凳等酷刑下，他虽然腿筋都被打断了，但仍然坚贞不屈，敌人判处他十五年“徒刑”，关在苏州军人监狱里。当时他已将五十岁了，同案中绝大多数是二十多岁的青年，蔡老同年青人一样，把监狱当成自修大学，刻苦用功学习，学政治、学文学、学历史、学数学和自然科学等等。他经常勉励青年人，要他们为了革命，抓紧时间学习。有一次，敌人在监内停发“世界知识”刊物，他与其他同志发动绝食斗争，抗议敌人无理勾当。为了改善生存的条件，监狱里要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每当斗争开始，敌人总是企图找寻是谁带头组织的，如果敌人查问到蔡疾呼所在的号子，他总是挺身而出，掩护别人，牺牲自己。有一次一个同狱的工人把饭倒掉了，敌人大发雷霆，严行查究，他为了掩护那个倒饭的工人，就抢上前去，说是自己倒的，敌人问他为什么倒饭，他严正地说：“我们是人呀！你们为什么经常做有沙的饭给我们吃！要我们不倒，就得把饭做得好好的”，于是就受到一顿毒打。有时被打得两手青肿，或皮开肉绽，还加上一付沉重的大镣。他回到号子里，难友们看到这种样子，含着热泪替他包扎伤口，而他总是微笑着，鼓励战友们再接再厉地斗争。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政治犯被无条件释放出狱。他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整整坐了五年牢，走出监狱。就立即奔赴延安，这时候他已经五十四岁了。
  一九三八年初，蔡疾呼分配到武汉新华日报社担任总务主任。同年秋冬之间，武汉撤退，新华日报向重庆迁移时，他和几个同志带领木船，有一隻在途中被石礁撞沉了，装的纸和铅字、机器等，都沉在水中。当发动船上水手和排字工人下水抢捞物资时，天气寒冷，大家有些畏怯，他就用烧酒混身擦一擦，不顾年龄已经五十五岁了，也不顾受伤的两腿疼痛，首先跳下水去，这个行动感动了大家，于是都纷纷下水。经轮番打捞，两三天内，就将沉在水底的东西捞了上来。皖南事变后，他从重庆回到延安，担任中央休养所所长。当时他年近六十岁了，过去在战场上，法庭上，监狱里受过伤，党组织要他到休养所工作，是为了让他得到了适当的休养机会，生活过得好一些。但是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生活上与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一点也不特殊。他每天起早贪黑地帮助饲养员养猪，帮助工人种菜。党组织发给他的肉和其他食品，他总是请所里同志和一些老战友一起享受。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一九四六年，组织上分配他到承德贸易公司担任保管科科长，在国民党进攻很急的情况下，为了完成组织上交给他把全部物资带走的任务，他没有丝毫踌躇，夜以继日筹备汽车，忙着催装，深入检查，终于使大批物资安全转移出去。为此，他被表扬为模范科长。一九四七年，他在齐齐哈尔东北财政办事处任物资处主任，团结全体职工，并经常在夜间亲自出去检查，使原来混乱不堪的十多个仓库的物资，整理得井井有条。当年在西满分局召开的纪念“七一”党员干部大会上，他又被表扬为模范党员。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调到上海任造币厂军代表和熔炼厂厂长。他在上海任熔炼厂厂长时，为了节约费用，就亲自带领工人搬运东西，虽然年纪大了，走路吃力，但从不后人。库房和工场的门，早上开，下工关，贴上封签，他都亲自动手或检查。特别是，工场里每年有三、四次用硫酸大批地提金，一提就是七八天到半个月，因为气味难闻，许多人一闻就要呕吐，为了照顾附近居民的卫生，他们都是在夜里提，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日夜两班轮流着工作，他则日夜两个班干，有时胃病发作，仍带病坚持。因此，工人都纷纷说：“蔡老不说别的，就这一事，就值得大家学习”。但他说：“我们的事业是集体的，功劳是大家的，我个人渺小得很”。
  在上海工作期间，蔡疾呼同志以自己身体力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在职工中树立了模范党员高大形象，他衣服总是自己洗，初到工场时，因为没有厨房，还得自己做饭吃，有时病了，为了节省国家的支出，药费也不要公家报销。为了看守库房，他就睡在库房旁边的串道中，大家劝他搬到二楼一间屋子里住，他说库房的东西重要，坚持不肯；后来另有人去看守库房，他才搬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住。蔡疾呼热爱国家财产。关心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星期日的值班，他总是自己“包揽”起来，他对职工们说：“星期天大家应该快快活活地同爱人去看看电影，到公园去玩玩，我年纪大了，不比年青人，我值班就等于休息”。当时组织上为了照顾他：“曾派了一位年青的同志照顾他的生活，他坚持不肯，反复向组织上提出，不能让一个年青人把宝贵青春用在照顾自己的生活上，最后经组织上同意，调这位年青同志学习技术去了。
  一九五三年组织决定调他到北京休养，但他却不服老，坚持要求工作，并说：“正因为我年龄大了才要工作，我能为革命多做一天工作，就是我的幸福”。在他一再要求下，组织上才允许他每天工作两个小时，一直坚持到一九五五年。
  蔡疾呼同志于一九五九年五月廿九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六岁。蔡疾呼同志一生为中国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他光辉的形象，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