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回生堂”位于昆阳镇南门直街，是一家约有百余年历史的老中药店；它历经沧桑，数易其主，是我县最有名的一家药店。
  回生堂不仅驰名我省，它的声誉还远达福建、江西、湖南。旧时回生堂有两块“登风牌”，一块署“己已花朝”年次，，一块署“岁次光绪戊寅”（1878）。根据这两块登风牌的记载，该店始建时间，最迟也是清朝，称它为百年老店是毫无疑义的。
  回生堂创办人为本省镇海县包姓，包家原以经营木材致富，在上海投资开设久孚、久祥、久泰等三家南北货栈。后来卜居平阳县城，置良田、营华屋、交游甚广。和他家联姻的皆为当时平阳的名门望族，如西门俞家、宕垟余家、金乡夏家、宜山陈家等。瑞安名儒黄体芳和池志澄两先生，年青时也曾在包家设帐讲学。旋择南门街造店面楼房三大间，开设回生堂药号；店舍和平屋均为两进，除左右皆有横轩外，还有若干子屋。四进的四合院中各有天井，天井周围广植花木；院里掘井三口，泉甘水冽，通年不竭。又凿池一方，引流种荷养鱼。后有山门，山门外又筑有较高的围墙，围墙内有专供晒药用的道坦。
  回生堂自运川（四川）、广（广西）道地药材，经营拆兑（即批发）自修丸散膏丹、花露药酒、杜煎虎、鹿、龟、驴诸胶；精制饮片（即零售），设备完善。对自修丸散膏丹方面，如“全鹿丸”的主要原料是梅花鹿，于是就饲养梅花鹿以供配制；“乌鸡白凤丸”的辅料是乌骨细毛鸡，他们就出重价严格选购荔枝冠、金灯绿耳、细毛乌骨、凤爪等规格的细毛鸡以作配料。正因为他们一丝不苟地从事配制，故回生堂在民间享有极高的信誉。如参茸、玉桂等高级补品，不论远近，都要到这里买去才放心服用。还有几味精制的成药如珍珠八宝丹、回生正气丹、观音救急丹、五疳保童丸，午时茶、万应膏丹、肥儿八仙糕等，也都是回生堂里享誉很高的畅销药品。其批发范围，除本县境内的南北两港、小南、万全、江南、矾山、蒲门等地大小药店外，西至泰顺，南达福鼎，北到飞云江上游的瑞安各处俱是该店的交易户。
  但是好景不常，包姓兄弟四房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对产业时有争执；矛盾迭出后，包家即无意继续营业，民国初年，乃将回生堂转让给他们的同乡陈朗仙。陈家在鳌江四明公所开设又新花纱号，是一巨商。从包家买来回生堂后，就在店号前冠以“新记”二字以示与包姓区别。他投放大量资金予以重修，添置苏式宫灯、玻璃明角诸灯来装饰店堂，大量采购药材来充实药库，大搞广告来扩大影响。某年清明节，当平阳城内大放花灯时，新记回生堂就别出心裁，预先向上海赁来一只丹顶鹤，与店内原有的仙鹿放在一起，美其名为“鹿鹤同春”、“普天同庆”，供人观享以广招来。
  南门街原有一家“来生甡”药号，规模亦大，房屋也多；后因经营不善，生意凋疲，转搬给西门黄益亭先生。他家是经营好手，改店名为“春元”，发展批发业务，精制门售饮片来与回生堂竞争阵地。其仲嗣黄仪如胆大心细又有见识，一次除乘宋埠的木帆船运大批笋菜直抵香港，脱售的价款换回进口的珍贵药材外，同时还向上海、宁波直接进货。他们一面广进药源，一面聘请许漱石先生为经理，一时人材荟萃，药材充裕，资力雄厚，无人能与匹敌。
  回生堂新东翁陈规堂面对强手威胁，虽不甘示弱，但终因找不到得力的经理和助手，遂致一蹶不振，乃于1937年转让给张华卿等人。原来张家与陈家既是同乡又为亲戚，且出身于回生堂职工，是宁波宝和药行的行客，爱人为平阳人，因而常往来于温州、瑞安、平阳一带，对平阳发生感情。便与春元号的许漱石、刘仲荃、张少玉、郑翰臣等人集资银元一万二千，从陈规堂手里把回生堂接买过来，并去了“新记”二字，复回生堂原名。
  不久，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开始，第二年即1938年我进入回生堂为业务员兼管会计，张华卿为经理。此时，回生与春元两家经理朝夕聚首，促膝谈心，筹划经营，互通信息；有时共进货，分销路，营业日趋繁荣。日寇猖狂入侵，有关抗日经费，两店经理勇跃输将，地方公益事业亦力为支援。1940年张华卿的儿子张桂堂卒业于上海同孚药行。自营恒孚药行，亟需其父帮助；同时又有其他药行邀请他为行客，因之张先生强辞回生工作，经理职务由我代任。我正是“受命于危难之间”：一方面，平阳县长张韶舞方实施苛捐重税，另方面沦陷区越来越广，敌机不时狂轰滥炸，水陆交通随处受阻，采购药材不得不改道跋山涉水到金华、兰溪、诸暨、新登、宁海、路桥和江西省的河口樟树，湖南省的湘潭。采购人员要穿草鞋跟着担帮跑，虽旅途艰苦和路上还有不测的危险，但货物一旦平安到达，利润尚高，故捐税名目繁多，还能应付过去。当抗战接近胜利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却变本加厉地实施纸币调换银币，又强行摊派“建设公债”，经此双重搜刮，回生堂元气便大受损伤！只好削减批发依靠门市来苟延残喘。解放前夕，百年老店回生堂，已濒临奄奄一息的境况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平阳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对工商业者采取保护政策，依靠工人监督，实行民主管理。县城药业属供销社领导，接受了积极经营和爱国守法的教育。一九五六年一月，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称“公私合营回生堂”，上级派戴杲同志为公方经理，我任私方经理。两年后划归卫生部门领导，并入县医药公司，作为县城的一个门市部。一九六三年八月又划归商业，仍旧归口万全供销社。我于一九七八年底蒙批准退休，才离开了四十年朝夕相处的回生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