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王广源商号停业已近半个世纪，但它在鳌江人的记忆中。仍留下深刻的印象。
  王广源自1924年正式开业，1940年毁于日机炸弹。在十七年里，由小小的南北货商店，发展成为一家颇具规模的综合性企业，开辟南北航道，组织平阳土特产外运和工农业生产资料的进口；特别在三十年代，开拓平阳明矾在国外的市场，从而，使平阳的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经济状况显著好转。这些都与这家企业，有一位善于经营管理、富于开拓精神的经理王文川有密切关系。
  一、繁荣家乡经济作贡献
  文川原名载彤（1901—1944），1918年毕业于杭州乙种商业学校，1920—1921年任平阳县小南区乙种商校校长，对商业颇有见识与才能。1924年，23岁的文川，秉承父亲志澄翁的意志，继承祖业，开办王广源商号（王家祖先曾在二百多年前，以“王广源”为店号，在鳌江经营商业，不久衰败停业）。志澄翁民国初年先后在杭州、宁波任职，因厌恶军阀当致，致客争权，于1917年卸去宁波知县职，回到家乡。仿效张季直在南通对家乡之开发，命文川在鳌江创业。广源的基础薄弱，历经坷坎。开业之初，一批由内河运送的货物，连人带货被瑞安河轮撞入河底；以后改用帆船海运，又遭盗劫，处境十分困厄。幸得仁泰渔行李旭初先生（文川的岳父）和源泰渔行金剑波先生（文川三第王栻的岳父）大力支持，才渡过难关。
  王广源最初在鳌江上埠的踏钱莊开业。不久和外埠通航，货源直接来自上海、福州等地，南北货品种齐全，价廉物美，生意兴隆。但文川並不满足于南北货业务，而要求有更大的发展。
  长期以来，由于平阳交通不发达，商品依赖温州转口，工商业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文川认为鳌江和上海通航，不但为广源进一步发展所必需，也是活跃平阳经济的首要问题，于是开始为开通航运而努力。
  1924年冬，宁波商人在上海经营的达兴轮船公司，由于对志澄翁在鄞县任职时有良好印象而产生的信任，商请广源作为达兴轮船公司的代理人，在鳌江经营光济轮船，这就为鳌江和上海之间的直接通航创造了条件。
  光济轮船是一条装载量不过500吨的铁壳轮船，但对鳌江来说，在当时已是破天荒的“巨轮”了。
  为了配合发展航运，广源于1925年在上埠兴建了轮船码头和栈房，还附设报关行。1926年经理“三江”和“福州”轮船，加上其它不定期商轮，南达汕头、香港，北通大连、营口，并另自置“南岐”小轮，往返于鳌江和南麂之间。航线打通后，引来大量进出口货源，促进了鳌江的航运业。当时鳌江经营外海轮船的除广源外，还有同甡利商行经理“瑞平”轮船，徐景棠经理“鳌江”号。三家互相配合，互通吨位，而不互相排斥，收到互相促进之助。这时，鳌江一地的货物吞吐量已相当可观，而广源一家经办的约占半数或更多些。这样，鳌江的商业地位大大提高，鳌江流域的平阳全县，甚至闽北、赣东的大量货物进出集散，也部分以鳌江为吞吐口。
  航运的开展使平阳全县的经济产生了从封闭性到开放性的转变，鳌江镇尤为显著。鳌江人口从二十年代的二三千人，到1930年左右就增至七千余人，至抗战前夕则超过了一万。从而搬运和船运的工人队伍也应运而生。文川又运用广源的影响，争取中国银行和浙江地方银行先后在鳌江开设分行。通讯部门除原有的邮局外，也先后成立了电报局和电话局，志澄翁还争取到温州的西医来鳌江开设“惠爱”和“复庆”两家医院。三十年代初的鳌江，已成为浙南的一个繁荣的市镇，抗战军兴，一度被人称为“小上海”。
  广源经济基础初具规模后，文川以他的敏锐目光和企业家的胸怀，多方设法振兴平阳的经济，在开通航运的同时办了几件实事：
  （一）经营豆饼过去平阳的农业一直保持着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耕作方法，亩产最多不过五百斤。为了提高农业的商品率，豆饼是极好的廉价蛋白质饲料和肥料，广源便积极开展从东北购运豆饼的业务。在营口派有常驻代表处理业务，关键时刻，文川亲往督阵，一次租来一艘千吨以上的轮船，满载豆饼而归；当轮船到埠广源燃放鞭炮迎接货轮进港，鳌江人还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文川运用商业和金融知识，以及已经树立起来的商业信誉，用运往东北销售的土碗货款和银行贷款，向货主办了分期付款手续；豆饼装船后办理了保险，又用提货单及保险单向银行办理押汇，并电报通知鳌江，抛出了期货。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利用有限的资金，居然经营起千吨以上豆饼的购销业务，这在当时的情况，不但在鳌江，就是温州也属罕见的。
  （二）经营肥田粉三十年代初期，文川经老同学章乃器
  抗战前夕的“七君子”之一，民主建国会副主席）的介绍，承销德国化肥“狮马牌”肥田粉，经试用，效果良好。化肥开始进入平阳农村。
  在农业提高的推动下，平阳的猪、禽、蛋等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鳌江开设了几家猪行和蛋行，收购生猪和蛋类，运销福州等地，带动了整个鳌江市场。
  （三）创办碾米厂三十年代的鳌江，粮食加工还是以原始的“踏碓”为主，很难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大约在1935年，文川在三江码头附近创办一所当时被认为机械化程度较高的碾米厂，解决了“碾米难”问题。这就是至今尚在运转的鳌江米厂。
  （四）经营出口业务输入商品，必须有一定商品运销出去作为交换，才不会单向运销，也能维持久运。文川认识到这一点，便组织茶叶、烟叶、大米等农业品和粗瓷、土布之类的手工业产品出口。在组织出口时，广源曾自设茶栈，收购毛坯茶叶进行加工，並租用过千吨的“华丰”轮船运销大连等地。
  （五）经营粗瓷平阳有大量瓷土，质量虽不算上乘，但可加工生产粗瓷碗。广源于1928年间成立瓷器部，並派人去宁德县学习陶瓷技术。所产薄瓷碗运销江苏的泰州、常州等地，粗瓷碗则运销营口转东北各地。再从营口运回豆饼。1926—1931年间，粗瓷出口量年约千余吨。“九一八”事变后才逐渐减少。当时地人称赞道：“广源运出一个小粗碗，换回一个大豆饼！”经济效益确实很大。
  （六）经营花纱布广源在杨殿浦新店舍落成之后开始经营花纱布业务。从上海进口棉花、棉纱和布尺，一部分在本地销售，一部分棉纱则组织农村妇女加工成筒布之类的粗纺织品销往外地。因为平阳县长张韶舞觊觎王广源，无理要求分红未成而百般刁难，终使广源不得不停业。遗留下来的棉纱布尺，又成为永嘉县长吕律的敲诈对象，经此连续不断的沉重打击，文川的健康情况急剧恶化。
  （七）经营与开发明矾平阳有世界最大的矾矿，储量达三亿多吨，提炼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明代末年。但开采和冶炼技术十分落后，所产的明矾依靠人工肩挑至前岐或赤溪，然后转至沙埕或鳌江装船外运。广源从1926年开始经营明矾，为解决山区运输问题，文川曾计划筹资十万元修筑小铁路，没有成功。后又买来骆驼作为运输工具，可惜骆驼不服水土而死去。开始时，广源限于资金，无法建窑生产，只能利用自巳商业和航业上的优势，在前岐和赤溪设馆收购。然后加工分级，装船外运。收购的明矾，经精选后标以“虎标”大明珠?头，外销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由于平阳籍华侨陈乐书、王叔暘等先生以及志澄翁外甥温平的帮助，广源的明矾很快在南洋一带打开销路，创出名牌。“虎标”大明珠曾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而获奖，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直至五十年后的今天，南洋市场上还有人探询“虎标”明矾的。
  这是广源经营明矾的鼎盛时期（1935—1939），也是当年矾山明矾生产的高峰阶段。当时矾山的矾窑约20家，年产量20万包左右，共约12000吨。约80％由前岐转鳌江或沙埕装轮运至上海再转销国内外。其中60％以上是广源组织外运的。
  三十年代中期，广源有了比较稳定的实力基础，文川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明矾的工业生产上来。这大概是文川的奋斗目标中将经营商业转为工业生产的关键的一步。但由于日寇侵华，1940年广源店舍全部遭毁，文川对明矾开发的设想也就无法实现了。
  （八）创办清明化工厂和瑞星酱图广源产业毁于敌机后，文川于1941年迁居温州。他的身体虽极虚弱，但事业进取仍未稍懈。乃于1942年清明节与五弟小同，在蔡孔耀、方恭敏、刘昌镠等友好协助下共同创建了清明化工厂。六弟，载纮于1944年春吊二哥文川丧自昆明归，也参加了该厂工作。这家厂是温州地区最早的一家化工厂，也是浙江省化工部门的三大老厂之一。同时，和徐天铎等合资创办了瑞星酱园，号称“瑞星油”的酱油，畅销于温州各地。
  文川因积劳成疾，于1944年1月与世长辞，年仅44岁！
  知人善任，革新企业管理
  从王广源十七年历史的业务发展来看，王文川不愧是一位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他不但有不平凡的经营决策才能，且长于知人善任，通过一套科学的先进企业管理方法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在自已的周围，来充分发挥各人的专长。
  广源初期经营南北货时，孙百川是他最早的得力助手，很有商业才能。当文川发现孙的才能后，便立即委以重任，先请他组织南北货源，后又请他主持粗瓷的购销业务。航运畅通后，聘请杨寿铭负责东北业务，常驻营口、大连一带；孙则负责南方，常驻上海兼顾福州、汕头和香港等地，以此来南北呼应。广源有奖励制度，百川在沪的业务成绩突出，1933年终文川在职工大会上郑重宣布孙百川先生获第一名，奖金三百银元。这对其本人和全体职工鼓励都很大。他待人诚恳，某年，他对百川自驻地来信中的某些决定有误解，去信批评他，百川复信说明原委，并对文川的急躁武断提出反批评。当文川了解后，便自悔失言，立即去信诚恳地表示歉意，对百川的直言不讳深致感谢。这封1932年3月15日写的长信，百川一直保存了五十年之久，直到1982年才交给载纮，还千叮万嘱要继续保存下去，，认为这是他能与广源共始终的精神依托。
  陈子玉原是鳌江南岸方岩下（现苍南县龙港镇）袁义成南货号夥友，文川知其有才干，就以年俸500元的高薪（当时广源最高年薪为300元，鳌江公学教员约100元），聘他来主持南北货业务。这样，就使广源的南北货业务在短短一年里一跃而居鳌江之冠。人们评论子玉在袁义成多年而无所建树，进广源协助文川则如鱼得水，短期内便作出优异成绩来。
  胡汉文是广源经营花纱布业务时聘用的。一次，他分析上海一封电报有独特见解，受到文川赏识，便大胆地委他为花纱布部主任，一直与文川共事到广源结束。1944年汉文来吊文川丧时痛楚地说：“广源偌大的产业和店屋毁于敌火均不足惜，唯文川这样有才华的人44岁便殂逝，真是天大的不幸！”
  广源同仁认为文川用人确是量才使用，决不任人唯亲。广源鼎盛时期，店本部和各分支机构人数多达数百人。除了上述几位外，还依靠王象明、程崇式、刘彦珍、郑同梅等业务骨干，把有关力量全部组织在一起。
  文川注意培养、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废除亲友介绍、送礼跪拜的传统招收学徒的习俗，采取考试的办法录用人才。录用后，在业务上还对他们进行培训。例如鲍睁、张启荫、李士俊、夏仲衡、王立佐、周澄来等都是考取后又经过严格的财会训练，再分广源各部门负责财会工作的。
  广源开展新的业务领域时，经常重金聘请外地专业人员来培训和授技术，有时也采取派往外地培养学习的办法来培养自已需要的专业人员。如孙百川、季克明都曾为经营瓷器需要而被送往外地去学习技术和经验的。
  此外，文川还注意吸收社会上各方面的人才，作为自己的“智囊团”为商业顾问。其中有与业务直接有关的，也有非业务的，诸如教育、税务、金融、农业等方面的人士。文川听取他们的意见，以加强自己的决策能力。
  文川为经营企业，创立了一套先进的管理办法和秘书、文书、收发等制度，使自己对五花八门的业务瞭如指掌，同时对财务、业务、会计、文书等综合性工作起着及时调度和指挥作用。他革新通用的单式、中式记帐法，为西式、复式财会法，並在实践中逐年改进，这在当时，不但在鳌江镇、平阳县，就是在温州地区也是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