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现在的鳌江镇，从前是一个农村商业小镇。七八十年前，镇内的楼房很少，砖木平屋也不多，大部分是毛竹为架、稻草遮顶的茅草屋，秋冬干燥季节，很易着火成灾。那时没有先进的消防设施，一家起火，迅及四邻；如遇风助火威，则人们只能眼看房舍物资被烧光为止。因此，人人闻火色变，火灾是对人民生命财产最大的威胁。每当秋风乍起，一般人家都要准备竹槓、绳索和草鞋、灯笼等物，以应发生火警时抢搬物资之急需。寒冬腊月的深更半夜，则有一些好心的穷人，主动出来在大街小巷敲梆巡逻，拖长声音高喊“火—烛—留—心—！”以告诫人们注意防火，兼以防盗。
  二十年代初期，鳌江镇发生过三次较大火灾。现将记忆所及，略述于后：
  第一次，发生于清末宣统三年（1911）间的一天深夜。起火人家姓张名福全，住下柳地方的“三退屋”里。火从他家烧起后，经“一粟亭”（俗称三官亭）、塘堌头，烧完整条横街，直至北大街永记码道为止，烧掉民房约四五百座。
  第二次大火发生在民国六年（1917）秋季的一个白天，起火的叫福台，住“一粟亭”旁边的茅草屋里。起火原因是“花会”）旧社会一种群众性的赌博）害人：福台家的人正在烧中饭，听到屋外有人在传说“花会”消息，就放下火钳往外走，致灶洞里的火烧着紧靠泥灶的柴仓，直燎屋背，酿成大祸。那天正刮大风，火乘风势，直沿着前次老路——塘埴头、横街，烧到北大街北港埠陈爷殿。毁房也是数以百计，损失很大。更有甚者：当时横街中段有座砖木结构、墙壁坚厚的耶稣教堂，邻近居民以为该屋比较“保险”，都把家具衣被搬进该屋避灾，不料火势猛烈，连那座耶稣教堂也同归为烬；还烧死教堂里的一个妇女。 大火过后，横街居民中的迷信者，以为该处头尾七年连遭两场大火，必有“风水”之忌。据说是横街被离鳌江五里路的荆溪山“火岩”冲犯，必须引水破火。当地儿位有识之士陈仲芸、陈楚卿、李云山等人就因势利导，发起募款兴修水利。结果在横街中段山南向北开凿了一条宽二、三十米，长好几百米、连接直通平鳌大河的新河，一为防火，二为供应居民用水。这条新河近几年已被逐渐填平，用作第二菜场和社会机动车停车场。 第三次火灾是最为严重的一次。据《王海髯先生年谱》记载，海髯（即鳌江镇人王志澄）先生在为鳌江这次大火之后给浙江省省长要求“拨款造屋，以棲流民”的呈文中写道：鳌江“秋间大火，十九为墟，比例以观，似较日本震灾为重”，可证这次火灾严重的程度。 大火时间，是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古历八月二十日黄昏时分（人们刚吃过晚饭）烧起，至半夜止约五六个小时。起火的人家叫福寿，住北大街灵溪埠陈日丰店后面（俗称“日丰后”）。起火原因为他家里留宿的福鼎旅客不慎失火。当时风急火烈，从灵溪埠烧向大街南北两个方向延伸：北面烧到兴太鱼行（现在人民银行隔壁）；南面烧到下埠天主堂（今水产公司旁边）。鳌江这条比较繁华的大街，沿街两侧数以千计的店铺民房，无一幸免，纵目所及，一片焦土，令人惨不忍睹。起火以后，有些家住下埠的人，到上埠亲友家帮助救火，结果，有的自己房屋被烧也不知道；有的虽然发觉，但已来不及赶回自家抢救了。
  那时，方岩下渡口北岸（即今胜利码道）有座永兴福公司的煤油仓库，油库着火后，爆炸之声如雷，一只只油桶似火球腾空而起，映得大江南北一片通红。停泊江心的商船，也怕被空中坠落的油桶击中而纷纷起锚逃避。规模颇大、建筑宏伟、位于现在胜利亭粮食供应店对面东首的“四明公所”（俗称“宁波栈”），也是在这次大火中化为灰烬的。当时传说：远在百里之外的温州城，也有人看见南方上空火光烛天。
  这次大火燃烧时间之长，灾区之广，灾民之众，损失之巨，是鳌江有史以来所未曾见的。
  抗日期间，鳌江港曾经一度是我国东南沿海唯一的海运物资进出口岸，侵华日机经常飞来狂轰滥炸。上埠兴隆街，1939年被日机投掷的燃烧弹烧去一大片店铺民房。现在的广源巷，过去称“杨殿浦”，是1930年由王广源商行带头兴建的一条新街。路面全是花岗岩石板铺设。沿街两侧新建店舍，整齐壮观，大部分是钢筋混泥土结构的新式楼房。1940年暮春，先被日机炸毁部分房舍，又于同年七月间，被日机轰炸起火，整条大街烧成为一片瓦砾场。十字街口原来有两座天后宫（俗称娘娘宫）和杨爷殿连在一起。娘娘宫的大殿建筑非常精致。地面全部是约50公分斗方的青石块，前半部分用巨大青石刻琢成的雕梁画栋；尤其是一对高约五米、直径六七十公分的镂空盘龙青石大柱，雕塑艺术水平较高，富有欣赏价值，可借也在1942年7月，被日军登陆时纵火焚毁一空。同时被烧的较大建筑，还有鳌江小学大部分校舍、杨爷殿和塘堌街王广源住宅老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