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温州市政协常委、市侨联主席曾志亮先生，是一位爱国的老华侨。他于1929年出国到新加坡，1946年从新加坡归国。曾先生于1910年出生于平阳水头区小南乡一家劳动人民家庭，兄弟五人，先生排行第三。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小时仅读了两年书就被迫停学替人放牛去了。十三岁那年，父亲把他送到当地一家糕饼店里当学徒。因受不了老师妈的欺压，和她顶撞过一次，因此，就立即被赶回家来。为使将来易于谋生，曾先生的父亲又通过亲友把他介绍到一家中药店里当学徒。药店里的学徒生活虽仍很艰苦，但为生活所迫，只得忍气吞声地挨过了三年。满师后，被店主留用，但工资很低。为了想摆脱贫困，一九二九年，当他刚二十岁时，就被迫飘洋过海到国外去寻找出路。他和同伴们乘海轮靠近新加坡码头时，因英国殖民政府发现船内有一个中国人患病，就不准船上的中国同胞上岸。把全船的中国人赶到离新加坡较远的一个海岛上进行三天所谓“体检消毒”，同胞们的全身衣服和行李都被药水淋湿了。对英国殖民当局这一举动，全船的中国同胞，无不深感奇耻大辱。
  
  当年在新加坡的侨胞中，除陈岳书先生与宁波华侨合股推销国产商品的侨兴公司等少数几家公司、商店外，绝大多数华侨均在那边做工，收入都很低，大都没带眷属。曾先生由亲戚介绍到上海人开的，一家叫三江皮箱店里当店员，每月工资八元。由于先生勤俭苦干，使这家皮箱店获利较多，因此，年终时分到花红二百元。经过两年多辛勤劳动，终于积蓄了几百元。一九三一年先生就请假回家探亲。
  水头到鳌江，除有石头路供人行走外，虽然尚有江船，但都是手划的小船，一只船坐不了几个人，速度又非常慢，交通很不方便。为了改善家乡交通，先生回乡后不久，就动员另外几个华侨一起，合资购买一艘小轮船，每日按潮水涨落，往返于水头和鳌江之间。小轮船和手划船相比，速度快，座位多，很受广大群众欢迎和称赞。鳌水轮船航线的开辟，是先生对乡里人民的一个较大的贡献。
  一九三三年，他应堂亲池传楹邀约，带眷属到新加坡三民皮箱公司当经理，每月工资三十元。不久，因皮箱市场清淡，工资按七折支付，直接影响生活，曾先生于第二年又送眷属回国。
  两年后，再度应池传楹邀约，先生又只身出国。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池怕日寇进攻上海，立即调先生到上海采购皮箱。但当他回到香港时，就暴发了“八·一三”事变，上海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皮箱无法购到。上海到温州的交通也被切断了，于是只好绕道福建回家。在家乡登了两年，直到一九四〇年，才又出国到新加坡。
  身居海外的侨胞，和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从一九三八年开始，新加坡各地的爱国侨胞，就纷纷成立了抗日救国团体。以陈嘉庚先生为首，在新加坡组织“抗日筹赈会”，号召在新加坡的侨胞，捐献款项寄回祖国，支持抗日战争。曾先生和新加坡的侨胞们都积极响应，慷慨解囊。
  当陈嘉庚先生去延安考察后乘机返回新加坡时，曾先生受温州同乡会会长池传楹委派，到机场迎接。在机场听到陈先生介绍参观延安的一些亲身体会，使他的思想大大提高了一步。从那天起，曾先生进一步明确：救中国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开始，新加坡被日寇占领了三年半左右。在这三年多的沦陷期间，华侨受到日本法西斯的严重残害。日军把当地的侨胞抓去，围在铁丝网里，经刑讯后，拉到山上活埋。有的被说成是“抗日嫌疑分子”，被捆绑到一座松木桥的桥墩上，一个个地被推到河里活活淹死。其他如抢劫、奸淫等暴行，更为普遍的现象啦！
  目睹日寇在新加坡的各种法西斯暴行，曾先生和新加坡许多侨胞一起，冒险支持和保护地下革命同志。而地下革命同志也派人秘密地把革命报刊《细字》送给曾先生等，使他和许多侨胞及时了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的。
  1945年8月14日，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当新加坡和上海第一次通航时，曾先生又从新加坡返回祖国。抗战胜利后的家乡平阳，仍在国民党统治下，和抗战前相比，许多方面还向后退。
  争取外汇能支援祖国建设。解放后，曾先生应新加坡侨胞邀请，和另一位侨眷一起，准备在温州创办侨汇业。一九五二年七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后，“温州大中侨汇分发处”就在温州市成立，曾先生在“分发处”工作。一九五七年侨联成立时，他被选为温州地区侨联副秘书长。一九七八年为市侨联主席。从“分发处”成立之日起，先生即抱着为祖国多作贡献的愿望，不管是寒风凛冽的隆冬，还是赤日炎炎的盛夏，他从未间断过侨务工作。他亲自调查走访，掌握了全市区所有侨户的基本情况，为市侨办和侨联开展侨务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使华侨感到祖国温暖，激发侨胞的爱国、爱乡热情，对永嘉江北岸和温州市区的侨汇，曾先生都亲自送上门。凡侨眷有什么问题，都尽量设法帮助解决。当新加坡的温州同乡想把他们在国内的妻子接出去时，曾先生就大力给予协助。除协助他们申办出国手续外，并洽商好广东饭店和香港中兴旅社担任接送任务。在曾先生的大力协助下，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间，共接送了一百四十七位侨眷安抵新加坡和他们的家人团聚。
  对侨胞回国探亲，曾先生也大力给予协助。一九五三——一九七三年的二十年内，曾先生共接待过九百十五名回国观光的侨胞。当侨胞回国探亲遇到某些问题时，他都尽量设法帮助解决。如一九五三年新加坡侨胞余心畴先生（现任荷兰华侨副会长）等四人回国，到金华时，交通站和税务局向他增收税款一千多元。余先生很有意见，到温州后立即向曾先生反映，说他经过深圳入境时很顺利，到金华，行李经过再检查，他们除增收他所带手表税款五百多元外，还将他的行李作货运，又向他加收五百多元。余先生很气忿地说：“这究竟是怎么一会事，同是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为什么政策不一样？”曾先生一面耐心地向他解释，一面请他放心，答应尽量设法替他解决。当时正是“三反”、“五反”期间，曾先生直接写信向中央有关部门反应。经查实后，马上将钱退还给余心畴先生，余先生很感谢。另如好几位华侨从深圳入境后遗失了行李，曾先生也都设法替他们追回来。一九七九年内，曾先生共邀请了十几位新加坡华裔人士归国旅游；在整个旅游过程中，都自始至终亲自陪同，并热情接待。这样，使远涉重洋而来的新加坡侨胞深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加深了他们对祖国的热爱。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曾先生全心全意为华侨和侨眷服务，深受广大华侨和侨眷的信任和爱戴。经过曾先生宣传动员，一些华侨积极购买公债，捐资乐助建办温州华侨中学和温州大学，为“引进”作出了贡献。
  先生虽已年过古稀，但为了替祖国的四化事业多作一点贡献，仍日夜为侨务工作操劳。一九八二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归侨、侨务工作者，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表扬。这种“老骥伏枥”的精神，的确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