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项经川同志（1909——1976）是平阳县鳌江区徐家站人，是我的同乡、老师和战友。一九三七年，我在鳌江小学开始接受他的启蒙教育。抗战初、中期，他到浙西前线去了，安排我留在浙东丽水，与他保持通讯联系。我们曾一度避祸海外，一九四九年平阳解放后又一同回来。我与他相处时间较久，得他教益较多，怀念之情，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解放后，项经川同志曾担任平阳县中学第一任校长；被选为平阳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和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并担任平阳县第一届人代会副秘书长。一九五二年调青田县中学兼石门中学校长。一九五三年调温州师范学校任语文教研组长。一九五八年被错划为右派。十年浩劫期间，他备受折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不幸于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六日突发心肌梗塞，在温州市逝世，终年六十七岁。他毕生从事人民教育事业，临终前是温州市第六中学教师。
  他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劳动大学学习时，听过瞿秋白等革命先辈的讲课和鲁迅的讲演。回家后就投身于进步的教育事业，在青年学生中宣传革命真理，致力于民主革命。他继承“一二·九”运动精神，在鳌江小学教书期间，曾主持创办《市街》杂志，《市街》被迫停办，又改办《北风》杂志。一九三五年，他的挚友陈再华烈士（当时是广州地下党的重要负责人之一）于一月二十四日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他义愤填膺，冒着政治风险，多方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了烈士在上海、广州等处发表过的文章、译作、诗词以及书信共三十多万字的《再华文拾》；并撰写了《陈再华君传略》（见第6页）和《编者题记》。
  抗日初期，项经川同志在鳌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对平阳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在浙南特委的指示下，以梅康、项经川、杜贤宏（均已先后亡故）、陈素瑶等同志组成的中共鳌江中心小组，在特委直接领导下，具体负责开展以鳌江为中心的全县抗日救亡运动。在此期间，他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平阳青年抗日救亡团”、“妇女团”、“儿童抗日救亡团”；创办《平报》，筹建“平阳临时中学”，多方面地开展各种活动。一九三九年春，“临时中学”被迫停办，经他积极与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联系，介绍“临中”学生金冶、许启桐（许布洛）、阮世炯、周月仙、孙国栋等十多人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同时，由于鳌江小学校长范德周仇视抗日救亡运动，借故反对“妇女团”及其负责人，他出于义愤，起草并带头具名发表了《鳌江中心小学教员为反对校长范德周君告全县各界书》，以支持进步妇女的正义行动。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四日深夜，平阳县长张韶舞查封《平报》社，逮捕报社编辑主任黄藻如等三人的事件发生后，他与梅康联系，发表了《平阳平报社社员为平阳县长张韶舞摧残文化事业告各方人士书》（见本刊1983年第一辑《“平报”始末》附件。）
  由于抗日形势的变化，一九三九年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决定由统战部副部长吴毓通知经川同志和一些同志撤离鳌江转移到丽水、金华一带工作。记得那年正月初十，黄藻如同志叫杨力航同志通知我，晚上到《平报》社集中。我去后立即随项经川、杜贤宏两同志离开鳌江，在郑家垟杜的老家睡了一夜，次晨即去温州。在温州会同一位姓许的同志，共四人坐“蚱蜢船”逆瓯江而上去丽水。一九四〇年春、夏间，先后转移到丽水、金华的有陈素瑶、李华（李士俊）、王于东（已故）等同志。我们在丽水浙东书店（党的联络站）见了面。他先住在丽水浙东书店，后住金华《浙江潮》旬刊社，再转到于潜堰口油茶棉丝收购站。一九四一年在“皖南事变”中脱险出来的一部分同志，亦经他多方设法，积极联系，才返回到新四军部队。之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高潮中，金华的党组织部分遭到破坏，许多同志被捕。吴毓同志调回浙南特委后，刘英、吴毓等同志先后壮烈牺牲，经川同志就从此中断了与党组织的联系。
  一九四六年经川同志在鳌江小学任校长期间，全国进步力量正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反饥饿，反内战”斗争。同年冬，平阳县政府在县城举行全县童子军大检阅。检阅活动内容之一是组织学生在大会发表时事演说。大部分学生的演说内容，都是吹捧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唯独鳌江小学学生的演说辞，是在经川同志授意下起草的，着重宣传“反饥饿，反内战”的重要意义，这就使国民党当局大为恼火。会后，主持演说大会的县三青团负责人，曾为此与经川同志当面发生了激烈争执。不久，经川同志就“接受”了平阳县长王启炜，要他主动提出辞职的“劝告”，被迫“辞”去了鳌小校长职务。但辞去职务並不等于太平无事，为了人身安全，他于一九四七年春，带领高福甲、陈孝中等几位鳌小教师，离开鳌江经上海乘“海黔”轮渡海去了台湾。
  他到台湾的落脚点是在同乡人方成焕处（方是浙江大学化工系毕业的工程师）。当时，方任台湾碱业公司在台南市的第二厂副厂长。因方的介绍，他先在台南二厂工作。不久，方成焕调到高雄市的四厂任厂长，他亦随之到四厂负责总务和厂里的图书馆工作。
  他在台湾期间，仍密切联络在台同乡青年从事进步活动。每到星期天，就打电话邀约黄藻如、张积汝（张大翼）、高福甲、陈孝中、张德川等聚首，谈论时局，分析形势，交换对国内解放战争前途的认识。
  一九四九年春，解放大军渡江以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当他接到巳提前回到大陆故乡的杜贤宏同志转告浙南特委要他速回家乡参加革命工作的信件后，立即分别通知散居台湾各地的同乡青年作好回乡的准备。五月十三日，突然传来黄藻如同志已被高雄警备司令部逮捕的消息，他就以电话紧急通知大家立即离开原地，十五日到基隆市同乡人陈棣生开设的商行里和陈庆生、温奕琳合租的住处集中候船。
  当时，台湾港已经封锁，船只进出很困难，经想方设法，才找到一条载重只有十吨（二百担）的玉环木帆船，经川同志化装为船民先躲藏船中，我们六七位青年按约于当天晚上在基隆口外洋面上船。木帆船在大海里颠簸摇摆了三、四天，第四天清晨，远远望见了南麂山，大家精神为之一振。经川同志叫张德川领唱《山那边呀好地方》这支歌来活跃大家的情绪。
  我们在已经解放了的温州上岸，住进五马街新同华旅馆。
  刚安下身来，他就鼓励同船归来的陈孝中、张德川、项钦长、项善琳（女）四位青年去正在温州征兵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廿一军报名参军，其余青年随他回平阳工作。
  经川同志回到解放了的故乡鳌江，受到鳌江党和政府及各界人士的欢迎，鳌江街头贴出了“欢迎项经川同志”的大幅标语；鳌江镇的知识青年联合会在鳌江小学举行了欢迎会，有数以百计的欢迎者聆听了他的演讲，中共鳌江区委也派代表参加欢迎会。接着，他就接受了平阳县委和鳌江区委分配给他的任务，愉快而又紧张地为党的教育事业积极工作。先是协助整顿鳌江区的小学和复课工作，继之负责接收江南的平阳简易师范学校和水头的南雁中学。不久，就被任命为平阳县立中学解放后的第一任校长。
  十月初，平阳县政府出面在鳌江耶稣教堂举行“陈再华烈士追悼会”（中央人民政府于一九五〇年发给烈士家属的《烈士证书》和二百元抚恤费），经川同志在会上宣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关于陈再华烈士在广州壮烈牺牲的证明文件；县府秘书黄庆生和鳌江区长吴廷亨分别代表平阳县政府和鳌江区政府讲话，表达了平阳人民对先烈的怀念。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迂回的。项经川同志一生的道路也是坎坷不平的。由于极“左”路线的长期统治，使这位几十年呕心沥血为党工作的忠诚战士，在政治运动中却屡受打击。但他从不计较个人荣辱，一直深信党的政策。记得林彪摔死后不久的一天，我路过温州去探望他，见面时他仍很乐观地对我说：“党的正确路线终会得到贯彻的，我的待遇迟早也会得到公正处理。”
  当他身处逆境的一九七三年，还多次写信给沈雁冰同志，探讨关于撰写鲁迅传记的问题，沈雁冰同志亲笔给他写了两封回信。（见插图）
  项经川同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五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献给培养一代新人的崇高教育事业。他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永远怀念的。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共温州地委已为他错划“右派”作了平反的决定。当年坚持浙南斗争，解放后曾担任温州第一任地委书记的龙跃同志，于一九八三年三月三日，复信给经川同志次子项一非，肯定了经川同志生前的工作成绩，並鼓励一非为他父亲申请恢复党籍。一九八三年六月，在平阳县委召开的征集抗日救亡党史资料的老同志座谈会上，经与会老同志的提议，举行了“怀念梅康、项经川、杜贤宏、黄藻如四位同志的纪念会”，原南京军区副参谋长金冶同志在会上介绍了经川同志生前的革命斗争事迹。
  历史是公正的。如今冤假错案已获得平反昭雪。中共温州市委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以市委发（86)132号文件批复“经研究同意给项经川同志恢复党籍。入党时间为一九三八年四月”，为经川同志恢复了党籍。一生坎坷的项经川同志地下有知，当含笑于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