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编者按：
  本文原载项经川主编的《再华文拾》。陈再华烈士（1904——1935）为中共早期党员，三十年代初期为中共广州地下党负责人之一。1933年秋在上海接受中共中央“特科”的直接领导，负责广州、香港一带的情报工作。
  陈再华君的原名叫锡光，再华是他的号；姓当然是姓陈，但不知为了什么，有时又写作陈黄双姓，而大约嫌写四个字麻烦、不顺眼吧，所以他用名时写陈黄光，省掉了一个锡字，用号时写陈再华，又不连黄字了。他于一九〇四年（民国前八年）生在平阳鳌江一家读书人的家里。他父亲是一个绅士而兼办学校的，现在已算全县里学生数最多的鳌江公学，就是在再华君出生的那一年，他父亲和几个同里的朋友创办起来的。绅士是正派的绅士，很得人家的称赞，崇敬。钱当然也赚的，然而並没有“做起家私”。再华君的母亲姓李，也是鳌江人，勤俭，严正，和他父亲是很配合的一对。他们都极爱再华君的，但並不溺爱，教法也好，家规是有名地严厉的。只是家庭里充满着旧气息吧了。
  再华君曾说他父亲的公正、严谨、坚苦、负责的精神，给予了他实际行为上莫大的影响。
  他七岁时入鳌江公学读书，共读了八年才离了这学校。十五岁以后，他和他的堂兄来卿君同在他自家的书塾里从徐志清先生专修了一年半；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下半年，又到平阳县学堂里从王冶青先生专修了半年。他从小未远离过家，直到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他十七岁时的二三月，才远离生地，去到一百里路外的温州，考入艺文中学。艺文中学本是四年毕业的，他却缩短了一个学期，只读了七个学期就毕业了。这时他已二十一岁。就于这一年的下学期，他跑得更远了，一跑就跑到天津，跑入南开大学。但这一个大学的习惯太古怪了：总要压低别校来学学生的年级，总要叫他们无故地白读这么一年两年，因此，他很不满，过了半年，就走出，转到上海自治学院里去。不知为了什么，他在这学校只住了三个学期又走出了。这回他走回家中过了半年，是足不出户地苦读了半年。接着转入上海光华大学，读了二年，于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冬毕业。这时他是二十五岁。
  他先后在上海共做了三年半的大学生，是的的确确在那里读了三年半书的，然也並非书呆子——书簏，只塞书、藏书的，而且又不专读教科书，专信教科书，所以很早就有了主义，听说是无政府主义，是克氏的无政府主义（这主义在几年后似乎又不信了）。大约是由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吧，他同时学了世界语，成了世界语学者。在上海，有许多的世界语学者他都认识的；还时常参加世界语学者的集会。
  他的家庭原只是小康之家。所以再华君求学的费用虽然曾得了几个人的帮助，家中只担负了一部分，可究竟也积了许多债，巴不得再华君能早日做事赚钱了。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下半年，得友人的介绍，他到广州培正中学去做国文教员，颇受学校当局的欢迎。据说这校里的教员，一向都各摆教员的架子，不大和学生来往，更少见和学生说笑的，而再华君却不然，他和学生的来往很密，又有说有笑，仿佛对朋友一样，所以学生都例外地和他非常要好。他的功课不忙，别事也不多；他只觉得教书不是于人类社会有利的事情。识人略多，他就设法促进世界语运动了。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的下学期，他忙了，他曾在那时的一封家信中说道：“我近来真忙，当全校国文主任，兼教员，改两班学生作的文，编校刊，编《培正文艺》，兼舍监，最近又兼管饭厅，又兼高中三年级主任，又当世界语学会会长，又当世界语学会会刊《绿波》编辑。”这样真够忙的，可是他並不以为苦，倒觉得很有意思。那以后，上课的钟点仍旧，只是课外的事一天多似一天，尤其是校外的事。
  去年十一月廿六日，他突然以嫌疑犯被捕，央人去询探，回答不一样，有时说案情严重，有时又说不要紧的，使人如堕五里雾中；但终于在今年一月廿四日被处极刑死掉了。死时照中国的旧法並照废历算只三十一岁，而照阳历算也不过三十二岁而已。
  要认识这位已死的青年，须牢记着他说过的几句话：
  “‘人生必须努力，人生必须认真’，这念头，这态度，无一时，无一刻，不萦回于我的脑际，不表现于我的一举一动间。年华流水，一去永不复返，切莫等闲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