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平阳县在元代前没有编纂过志书，最早的一部地方志是元成宗大德十一年（一三〇七年）编纂的《平阳州志》（平阳在元元贞元年升为州，见林景熙《霁山集·平阳州志序》）。以后在明正统、弘治、嘉靖、隆庆，清顺冶，康熙、乾隆、同治、光绪以及民国期间，共编纂了十一部县志（康熙朝修过两次）。明《志》，除隆庆《志》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杭州大学图书馆和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分藏有传抄本、万历刻崇祯补刊本和万历补刊本外，都已散逸。清同治、光绪二《志》当时均来刊印，稿亦散逸。康熙《志》在国内外尚存有几部。平阳目前只存有乾隆《平阳县志》和民国《平阳县志》。
  民国《平阳县志》共九十八卷（另加首一卷），是详尽而精细的一部方志。总纂符璋，江西宜黄人，副纂刘绍宽（符璋于创修后不久即离开平阳，实际总纂是刘绍宽）。该《志》创修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十三年（一九二四年）脱稿，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刊成，历时十年。
  符璋在《叙》里指出民国《志》有体例、搜罗、考据、叙述等四善。近人洪焕椿在其新著《浙江方志考》(1984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版）中认定本《志》为“近代浙江方志之佳作。”评价都是相当中肯的，当年编纂本《志》时，编者的确花了不少心血，他们认真搜集编写，精密考核的态度，很值得后人学习。但全书洋洋数十万言，疏漏之处，亦属难免。现就所见，先选部分予以订正如下。余下的以及本志中属于立场观点等问题，俟另撰专文以就正于方家。
  甲、史实差误。
  （一）民国《平阴县志》卷二《舆地志二·沿革表》：（后）梁乾化三年，吴越天宝七年，改横阳日平阳，此为改今县名之始。”同表又载：“（梁后）末帝乾化三年，吴越武肃王天宝七年，”“今县名始此。”
  后梁乾化三年是九一三年，而吴越天宝七年是九一四年，两者必有一错。
  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四《温州府》：
  （平阳县）五代梁乾化四年，吴越改今名。
  宋因之。‘
  《十国春秋》卷七十八《武肃王世家下》：
  是岁（天宝七年）改温州横阳县曰平阳……
  乾隆《平阳县志·舆地志·沿革》：
  乾化四年始改名平阳。
  民国《平阳县志》两次提到“乾化三年改横阳曰平阳”。
  据上引资料，乾化三年应为乾化四年之误。
  （二）民国《平阳县志》卷二《舆地志·沿革表》：
  “（后）晋高祖天福四年，吴越文穆王七年，”“（建）静海军节度。
  后晋天福四年是九三九年，而吴越文穆王七年是九三八年，建静海军节度究竞在哪一年？
  查《十国春秋》卷七十九《文穆王世家》：
  是月（晋天福四年秋八月），晋救建温州为静海军节度，从王请也。
  民国《志》说晋高祖天福四年建静海军节度，不错。但天福四年应为吴越文穆王八年，而不是七年。
  （三）民国（平阳县志》卷三十九《人物志·宋衡传》：“壬寅，礼部侍郎朱祖谋以经济特科荐，丁母忧，不赴。癸未游日本……己已应山东巡抚杨士让聘……宣统元年归里，明年卒，年四十有九。”
  查阅多种《历史年表》，从清德宗光绪壬寅（一九〇二年）起，至宣统二年庚戌（一九一〇年）宋衡逝世止，当中只有癸卯、乙巳，而无癸未、己巳。
  查宋衡《致孙季穆（宋衡夫人）书》（转引自胡珠生《宋恕全集》稿，附录《宋恕年谱》）：
  （癸卯）五月廿四，（在上海）上弘济汽船。廿六，到日本长崎，廿八，到马关，廿九，到神户，闰五月初二，到横滨。孙冶棫等来迎，乘汽车入东京……
  《清史稿》卷四四九，列传二三六《杨士让传》：
  杨士让，字莲府，安徽泗州人，光绪十二年进士兵……三十一年（1905年，乙已），署山东巡抚。……
  三十三年，代袁世凯为直隶总督。
  胡珠生《宋恕全集》稿，附录《宋恕年谱》：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205）八月廿五，因山东学务处总理张士珩敦请，离杭赴沪，廿乘海轮，二点到青岛，次日到济南，……抵济之次日，张士珩了调离山东，但山东巡抚杨士让礼待甚殷，故兼数职，薪傣极优厚。
  据上引资料，癸未，己巳应为癸卵、乙巳之误，
  乙、志传所载互异，读者无所适从。
  （一）民国《平阳县志》卷二《舆地志·沿革表》：“洪武三年是（平阳）复为县，属温州府。”同表又说：“洪武三年，平阳复为县。”
  但同《志》和北相异的记载有五条：（1）卷六《建置志·县治》：“贞元年（平阳）县升为州……明洪武二年复为县。”（2）卷二十二《职官志二·历代职官表》：“梅镒，元知州改，（洪武）二年任。”（3）同卷《职官志二·县职》：“（平阳）元贞年升为州……洪武二年改为县。”（4）卷二十六《职官志五·名宦列传·梅镒传》：“梅镒，字鼎重，蕲州广济人。元进士，知州事，洪武二年改为知县。（5）卷四十五《神教志一“神祗坛”条：“神坛，在坡南马路门，距县治南四里。明洪
  武二年，（县）令梅鑑建。”
  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四《温州府》：
  （平阳县）元元贞初升为平阳州。明洪武二年复为县。
  乾隆《志》卷一《舆地·沿苹》和同卷《舆地·沿革表》所载，同《读史方舆纪要》。
  根据上引资料，洪武三年应为洪武二年之误。
  （二）民国《平阳县志》卷三十七《人物志·王朝佐传》：“（王朝佐）弘治二年领乡荐，五年第进士。”
  但同《志》与此相异的记载有两条：（1）卷二十九《选举志二》：“（王朝佐）弘治九年丙辰（第进士）”（朱希周榜）。(2）卷五十六《金石志二·周叙国朝题名碑》：“王朝佐中丙辰科进士。”
  民国《平阳县志·周叙国朝题名碑》按语：“明正德己卯以前科目自以此碑为准。郑让、郑能，旧志错出，应据此碑定作郑让。李吴在洪武己卯科，旧志误入丙子。万英，《通志》误作道英，皆当据此正之。……”
  查《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一《史部·传记类存目三·东嘉先哲录》：
  朝佐字廷望，浙江平阳人，宏（应作弘，乾隆时避弘历讳改）治丙辰进士。
  据上引资料，弘治五年应为九年之误。
  （三）民国《平阳县志》卷三《舆地志三·山川上》：“自甸阳山东北迤为白石出，一名下山。有溪东南流，曰白右河。山麓有白石巷，有宋林景熙故居遗址。”又《建置志一·县治坊巷表》：“白石巷在西门外登瀛巷内。”
  同《志》与此相异的有一条，卷三十五《人物志·林景熙传》：“（景熙）弃官归里，隐州后白石巷。”
  据《霁山集》卷一《南山有孤树》诗，元章祖程注：
  按先生所居州治后白石巷中，南对昆岩。
  吕洪《霁山先生文集序》
  挺生林先生，讳景熙，字德暘，号霁山。居州治后白石巷，别墅在城西赵奥马鞍出之麓。
  章祖程与林景熙同是平阳人，生活于同一时期，唯年龄较轻。章注当为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所以霁山故居以在“州治后白石巷”为是。至于林霁山先生的赵奥别业，明时分吕洪府第，清为苏瑶的大雅山房，清末归吾师张鹏翼先生所有，今下山大雅山房故址，犹依稀可辨，亦不在西门外登瀛巷内之白石巷。
  丙、其他。
  民国《平阳县志》卷十八《武卫志》：“（光绪二十六年十七日）都司兰蔚廷率兵勇壮役，会合民团，分道前进，擒获妖妇章陈民……二十二日……擒获‘匪党’谢凤标解县，并章陈氏伏诛。”
  查刘绍宽《日记》（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七日）。
  ‘匪’有妇人一名，系第七河陈有理之妻。
  有理在时，为圆通教主，其妻仍挟其术惑人。文刘绍宽《日记》（同年七月二十五日）：
  昨听徐通甫少尹尚原言，妖妇陈章氏即除有理之妻及假宫谢凤标皆已在郡城伏诛。
  《日记》两次提到陈有理之妻，一次直称为陈章氏。按旧时习俗，妇女一般不取名，或很少取名，已婚妇女都将夫姓列在上面，父姓列之夫姓后，称某某氏。所谓“妖妇”既为陈有理之妻，应称陈章氏为是。
  民国《平阳县志》内还有一种情况，对当时记载有疑点，便在夹注中提出问题，另一种是因无佐证，只作客观叙述，不轻易下断语，足见编纂者治学谨严。这种情况，只有待文物出土时才能解决。例如：
  （一）民国《平阳县志》卷四十六《神教志》：“栖真寺在罗阳，宋嘉定间僧思齐建。夹注：“按大日寺砖文即有栖真寺，疑非始自嘉定，或即嘉佑之误欤。”
  一九八四年在栖真寺塔基附近发现的《重建塔志》碑文
  凤林栖真寺建自周广顺年间，以石琢五佛塔于放生池旁……天顺元年丁丑岁十月二十四日，当山对栖真寺的始建年代，编纂省据大日寺砖文提出怀疑，并将始建年代从南宋宁宗嘉定间（一二〇八年——一二二四年）推至北宋仁宗嘉佑间（一〇五六年——一〇六三年）即上推一百五十余年。今据明英宗天顺间（一四五七年——一四六四年）《重建塔志》碑文，才确知该栖真寺始建于五代后周太祖广顺间（九五一年——一九五三年），应再上推一百多年。
  （二）民国《平阳县志》卷五十四《古迹三·杂物》：“钱仓四塔，俱在宝胜寺前，其一巳圮，尚存三残塔。光绪十六年，风坏塔尖，堕一铁镬，镌有靖康年号。”
  一九八四年六月在钱仓东塔第二层北面壁龛内发现的《清河弟子造塔记录》碑文：
  乾德三年乙丑岁十月八日，勾当造塔僧师福、智荣、朋显，寺主赐紫智琮、赐紫庆饶、赐紫居奉……旧塔记录巳坯，天禧二年戊午夏，当寺宣教沙门从后重修塔……
  过去有关钱仓宝胜夺双塔文章，都引民国《志》上述数语，以靖康间（一一二六年——一一二七年）为始建年代，今见《造塔记录》碑文，始知建塔时间是宋太祖乾德三年（九六五年），较康靖间约早一百六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