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瓯鳌”，是解放前夕诞生于浙南小镇鳌江的一个私办图书室（解放后改称图书馆）的名称。此室自始至终规摸不大，藏书有限，开始时读者不多．但由于她的特殊性。关心她，支持她，甚至甘心为她承担风险，而且在解放后若干年内还为她背政治包袱的人，却是不少。这些人中，有党员同志、大专学生、当地社会青年和远在全国各地的同乡学友。解放前，她为国民党特务所仇视、捣乱；解放后，在一段时间内，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怀疑而受到长时间的审查。她的生存时间，从一九四九年一月到一九五二年初，虽然只有三年左右，可对鳌江社会的文化事业多少有过一些贡献的。
  一
  一九四八年冬，国民党鳌江邮政局设在鳌江镇上埠横街一幢旧式样房里，局长周臣孚是个廿几岁的青年人。邮局楼上，经常聚集着十几位来自京沪等地回乡度假的大专院校学生和本地知识青年（大部分是周围的小学同学），在那里议论时局，畅谈形势，互换阅读进步书刊，交流学习心得体会。接触多了，彼化之间的政治观点就逐渐趋于一致，都认为残冬即将过去，春光就在眼前，大家应该以实际行动来争取党的领导，为迎接解放作点贡献。
  这些青年学生的自发活动，受到了中共地下党的重视。不久，地下党员吴廷亨同志，通过回乡学生程作渭，找颜福清、金仲超、萧善元成立一个三人小组，协助搞青年工作。在他们的倡议下，一九四九年一月间，他们十几人在邮政局楼上，讨论决定建立一个小型的，暂不完全公开的图书室；（一）图书室定名为“瓯鳌”，（二）利用邮政局和周臣孚的合法牌子为掩护，将图书室办在邮政局楼上，並推周为负责人，（三）公开的宗旨为“提高鏊江青年文化水平”，实际是为了团结知识青年，互磋进步，为迎接解放作点贡献；（四）发起征书活动。接着，大家便将自己原有的进步书刊集中到图书室里。並把一九四〇年《平报》被查封时隐藏下来，由孙国栋同志保存了八、九年的原“团结读书会”的大批图书，全部接收下来，作为“瓯鳌”的家底。
  二
  图书室建立之后，立即进行广泛的征书活动。征书办法：
  一是动员本地亲友中信得过的青年向“瓯鳌”，缴交图书，以换取借书资格。开始时规定，凡经“瓯鳌”基本成员（为创始人和自愿承担任务者）介绍，並交纳五册以上进步书籍（至少不是政治上反动的），就可取得借书权。用此办法，在很短时间内，藏书数量猛增，同时新吸收了五十多位青年加入读者行列。
  二是发函征募，撰印闻明创办“瓯鳌”宗旨的征书《启事》，由基本成员分头寄给各自在外地学习或工作的亲友、同学，要求赠书。此举效果更好，发信不久，便获得广泛支持，收到了许多关怀家乡文化事业的有识之士寄来的大批书刊和报纸。一些为当时国民党政府所不准阅读的报纸杂志，也通过各种渠道源源而来。如《新华日报》，在香港出版的《大公报》、《文汇报》、《华商报》，以及《民主》、周报》、《文萃》、《观察》等民主杂志，都曾公开排列在阅览室的书架上。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党内刊物《浙南周报》、《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更为一些读者所竞相争阅。此外，还有苏联驻华使馆寄来的《斯大林宪法》和十月革命卅周年纪念特刊等。征书活动开展不到三个月，“瓯鳌”藏书就剧增至八百多册，报纸、有七几种。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初，又通过编印《瓯鳌通讯》，进一步扩大征书，约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瓯鳌”所存图书竞达二千多册之多，报刊共有几十种。赠书者除了来自国内各地，甚至远及海外。记得当时侨居泰国和新加坡经商的鳌江侨胞许伯超和温平（端方）两位先生，每月汇款五十元托广州新华书店按月照汇款数选购工农兵通俗读物直接寄“瓯鳌”。在香港经营图书业务的方志勇先生，先后寄来的二百多册书籍，其中大部分书面都盖着红色的“××”印记，据他来信说明，这些书都为国内出版，却被港英当局视为禁书、不准出售的进步书籍，因而就成批寄赠给了“瓯鳌”。
  在解放前夕的鳌江，白色恐怖遍及每个角落，上述那些为国民党致府禁绝的革命书报，所以能逃得过特务的严密检查，主要全靠周臣孚那件局长的“外衣”、蒙混过关：预先写信告诉赠书人，请他在邮寄书刊的包装封面上写“鳌江邮局局长周臣孚收”因为特务们一般是不检查局长邮件的；邮局内部，当然更无所谓了。当政治形势恶化，国民党的大小头目也亲来“瓯鳌”“视察”时，大家就预将禁阅书刊装进邮袋，袋口加漆封固，作为待运邮件放在最显眼的地方。这也是谁也不会动它的。平时，为了谨慎还用反动杂志的封面来遮盖进步刊物，大家称之为“白袍加身”。
  三
  解放前，“瓯鳌”的读者极其有限，都是一些存书换借的固定对象和经过介绍认为可靠的青年。解放以后，“瓯鳌”随着春天的阳光普照，公开成为鳌江镇上唯一的私办图书室。“瓯鏊”的基本成员们，在欢庆解放，万分兴奋之余，就为着“瓯鳌”的公开为社会服务而日夜忙碌了：他们向当地党委汇报了“瓯敖，的出生、成长以及活动情况，取得了党委的高度重视与支持，县委宣传部一位姓傅的同志就不断地来“瓯敖”联系和知道工作；对所有藏书进行了认真的整理，清除了一些不合时宜的书刊；把“瓯敖”从邮政局迁出来，暂时附设在敖江小学内（到土改时，经镇政府安排，又迁到圹沽街一幢被没收的姓宋地主楼房里）；正式僱用了一位女同志为专职图书管理员；开辟对外开放的比较宽敞的阅筑室；改名为“欧敖图书倌”，等等。之后，“瓯敖图书馆”于一九四九年七月间正式对外开放，接待广大读者。开放伊始，阅览室每日读者拥挤，坐无虚席。持有借书证者达四百多人，其中多数为学生，教师、店员工人、干部以及当地驻军指战员等。
  一段时问，还于每月上午七至十时，在敖江十字街口铺板设摊，展出一批工农通俗读物及画报，连环画等，免费供上市卖柴、卖菜、卖鱼的农民、渔民和居民们在那里边休息边阅览，此举颇受群众欢迎，好评。
  事业兴旺了，当然需要必需的开支经费，如订购报刊、寄件邮资、管理员生活补贴等等。解决办法是：先搞了个经过精打细算的开支预算（大概每月折大米约二三百斤），交由基本成员讨论通过，然后各人视负担能力自愿认捐，每人每月出大米二三十斤不等。
  上述的《瓯鳌通讯》，是不定期的油印小报。约于一九四九年底创刊至敖江镇土改开始时止，共出十二期，每期约印15O份。内容大致为，阐明“甑鳌”的服务宗旨与介绍活动情况；报导藏书，借书、赠书等情况（都有统计数字说明）。以及向赠书人致谢；有时也报告一些本地消息，等等。发行对象，除本地及县有关党政机关和主要读者外，还发往全国各地及海外与“瓯鏊”关系较密切的敖江乡人（主要是赠书者）。全部免费赠阅。
  大概到了一九五二年初，“瓯鳌”基本成员们认为：一，解放了，属于社会文化事业的图书馆，决不该再由私人办理，应当带头“共产”，上交归公，才能发展；二，经济负担上十几位掏腰包出大米的同志，没有一个是富翁大户，也难能长期支持下去；三，“瓯鳌”作为图书馆已初具规模。创办人们当初“为迎接解放作点贡献”的愿望已基本实现，就是说，“瓯鳌”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因此，经请示有关领导部门同意，全部移交给当地政府，连同当时由鳌江工商界集资筹建的有线广播站一起作为基础，建立了解放后鳌江镇第一个人民文化馆。负责接收的是萧耘春等同志。
  四
  “瓯鳌”在解放前后还经历过这样三个过程：
  一，虚惊。一九四九年四月，鳌江将近解放的前一天，国民党鳌江督察所所长姓孙名立，突然闯进邮政局局长室来“〓问”，立即强行上楼翻查阅览室的书刊，当有几本来不及收拾的红色小册子被他发现，立刻沉下脸来，追查周臣孚这些小册子的来源。由于周在刚上任当局长时，曾按他上司规定，宴请过所谓当地国民党的“党政要人”，宴席之间，同孙立打过招呼，使孙立当场不便马上翻脸，但仍恶狠狠地当面威胁：“搞这种事对老兄很不利的呀！”经周婉言解释，並一再表示愿负一切责任，才把这位凶神恶煞打发走。周臣孚意识到此事作同小可，当晚马上找人研究对策。结果，除了立即通知几位有关人员不要睡在家里，以防敌人喑下毒手，並请与平阳县长罗杰有同乡之谊的钟文华，于翌日一早陪周臣孚赶往县城找县长求援。大概是罗杰能识时务，暗中做了工作，把事情暂时平缓下去。过了几天，解放鳌江的枪声一响，孙立之流的国民党政府大小头儿，早就卷起铺盖逃之夭夭了，
  二，狂欢。“瓯敖”创立之初，其创始人就把“为迎接解放作点贡献”列为主要宗旨。四九年四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横扫了沪杭之敌，挥师南下。五月，浙南各县相继解放。留在敖江的残敌，日夜处于风声鹤唳，惶惶不安之中。鳌江镇解放前一天，“瓯鳌”创始人之一、鳌江小学校长颜福清，在鳌小教室召集了一个包括各人士及“瓯敖”主要成员共约卅多人的会议，成立了“鳌江各界欢迎解放筹备委员会”，以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入欢迎解放的各项工作。以“瓯鳌图书室”的组织名义，他们派出代表参加去圹川山区迎接游击队进驻鳌江；参加在鳌小操场召开庆祝大会的筹备工作；精助部队遣散俘掳，组织群众慰问部队，发动群众学唱解放歌曲，等等。同时，选择一批进步书报，送往驻扎在敖江镇耶苏堂里供北港支队将士阅览。象《新华日报》、《文汇报》等，都深受指战员们欢迎。在伟大的解放战争胜利的鼓舞下，通过“瓯鳌”联系在一起的进步青年，无不欢欣鼓舞。这些同志当中，有些后来入了党，成为各条战线的干部。
  三，受屈。不幸的是，在过去年代极“左”路线的影响下，“瓯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群众组织及其主要骨干，竞也成为被怀疑而加以审查的对象。有的同志被“甄别”、“审查”了达二十年之久。最后，经过多方反复深入的调查、核实，终于搞清了来龙去脉，给“瓯鳌’作出了符合实际的、正确的结论，平阳县委有关部门，说她是自发的、进步的群众性组织（大意如此）；解放军某部政治部门，说她是一个以“收集进步书刑、传布进步思想为宗旨的革命群众组织”。
  现在，似乎可以加给“瓯鳌”一个谥号：是鳌江解放后难能可贵的一支文化尖兵。
  （附注）：此文资料大部分来自周臣孚周志1983年5月写的初稿；金仲超、萧善元、孙国栋等同志都有所补充。综合后满面有失实甚至错误的地方，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五年十月廿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