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父亲原名载栻，字抱冲，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生于平阳县鳌江镇，排行第三。
  幼年的父亲是很顽皮的。他曾对我们说：他少年时代并不喜欢读书，谈不上聪明，却也不笨，精力常常用在一些调皮的事情上面。一九四五年祖父创办的鳌江公学四十二周年出了一本纪念特刊，父亲在特刊中写了一篇《顽童忆旧》的文章，叙述他童年调皮的故事。
  父亲十三岁那年，祖父本来打算让他去广源店里当学徒，后来终于拗不过父亲的哭闹和二位伯父的求情，才让他到上海去上青年会办的一所中学。这个时期，是他真正的启蒙时期。不过这个启蒙却是由一次偶然的机会得到的。一天，一位比他大八岁的同乡来看他（这就是我的舅舅陈再华烈士，曾是中共广东省党的地下工作者，一九三五年初为国民党广东省主席陈济棠杀害），谈起读书的事情。他问父亲看不看杂志，看不看《新青年》，看不看其他的课外书籍。父亲总是摇摇头。于是他捧来一大堆新书和杂志给父亲。但父亲对这些书并无兴趣。后来，他又捧来《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这下却引起了父亲极大的兴趣。父亲曾说，他第一次发现：书中竞然有这么多有趣的事。从此，他开始发奋读书，古今中外的书籍，只要能够弄到的，都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给自已定下一个规矩，每年必须看完二百本书。
  这一时期，父亲不仅在学识上大有长进，而且在人生观上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就是从这个时候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上海青年会所办中学，……校舍仅一高楼而已，位于闹市中，教师同学皆平平，无可追忆者。独此时识陈再华烈士，为吾生平为学为人之转折点。”“一九二五年春，孙中山先生自广州北上经沪赴北京，上海群众开大会欢迎。再华邀同去。我问中山何许人？再华曰：‘一个中学生，奈何犹不识中山是何如人耶？中山当代之伟人也。今日务必同去识此伟人。’我曰：‘必请假，始得去’，缘失去最后得见中山先生之机会，诚为平生一大憾事。五卅惨案发生,再华携经川（项经川）、德周及我等到南京路看现场，但见英军及巡捕满街，荷枪林立，大马路上烈士鲜血洒着满地，益增仇外爱国之心。
  在上海青年会办的中学读了一年，父亲就回温州了。后来，在省立第十中学（现称温州一中）读完初中。一九二八年，遵从陈再华烈士的建议，考进上海光华大学附中高中部。一九三一年高中毕业，同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一九二五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又考入该校研究院，继续深造。
  父亲之所以选择了历史这门学科，是和他的老师徐标先生的教导分不开的。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吾在光华中学凡四年，其教师犹在吾记忆中者，有倪若水（数学）、徐标（历史）、曹振镛、潘子端诸先主等。徐标先生上历史课时，不带课本，仅持一粉笔，即滔滔不绝讲述，吾深服之。时吾方读陶孟和翻译的德人所著之社会进化史，尝问老师曰：‘历史与社会进化史何别？历史是否亦可钩去许多人名地名，但求一般进化之规律？’师一时不能答，遂亦另目待我，吾以后入历史系读书，与徐师之教，亦有关系也。借后不知其所在。”
  在清华大学谈书的这段时间，可以说是父亲在知识上突飞猛进的时期，他后来许多文章和著作的思想和观点，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形成的，他的学业基础，也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以后，在他一生的后半段中，由于抗日战争和时局动荡，生活很不安定，自然就很难再找到这样的“黄金时代”了。
  一九三七年，当他还在清华研究院继续深造时，芦沟桥事变爆发了。不久，平津相继沦陷，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中，这就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热情。据鏊江翁奇玉先生回忆：与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父亲因学校停课回到家乡——平阳鳌江，就积极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刘英、粟裕同志率领的红军挺进师和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己到了平阳北港山门一带活动，省委派统战部付部长吴毓到鳌江通过地下党员梅康和项经川与父亲联系，从而使平阳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接受了党的领导和具体帮助。不久，在党的指示下，成立了全县性的统一组织，名为平阳青年抗日救亡团。总团设在鳌江镇。救亡团的领导机构为理事会，理事十五人，父亲被公推为理事长。平阳从来没有办过报纸，为报导抗战前线消息，父亲和一班回乡青年学生，先用手刻油印的小报，编出不定期的“战讯”，后自筹经费委托印刷厂出版铅印的《战报》。到同年十一月，《战报》扩大篇幅，名《平阳日报》。出版至翌年十二月初，又改名《平报》。父亲被推选为《平报》社理事会理事。从《战报》至《平报》，父亲都是骨干成员和报纸“社论”的主要撰稿人或编辑。一九三八年，救亡团发起创办“临时中学”，校长是陈德煊先生。从筹备创校到开学上课，父亲都是力主其事，还创设“国耻课”，自编教材，亲自讲授，以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当时一般中学是没有单独的国耻课的）。此外，救亡团还组织“新生剧团”，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国；发动群众成立妇女会、儿童团、各种识字夜校等，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当时，父亲只是以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投身于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之中，他的热情，他的努力，只是化作这个洪流中的一朵浪花。对于这些奋斗的过程与结果，他自己从来没有提起过。只是在几十年之后，人们才发现，这些热血青年的活动，曾经为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们当中现在有的正在政府和军队里担任重要的职务。
  家乡的抗日救亡运动，后来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父亲便转到了抗战后方，继续他的学业。一九三九年，他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当时在昆明）毕业，并于同年应吴贻芳先生之聘，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址在成都华西坝）任教。先后担任历史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等职，直到解放。
  父亲一生为人正直，不喜阿谀奉承，办事只以一个“公”字为准则。一九四四年冬寒假，二伯父载彤去世，为吊二伯父丧，父亲自成都携眷回到家乡鳌江。紧接着金母笑眉亦病殁。这年，战事未了，交通阻断，真是家愁国难倍伤神。在此情况下，父亲不能重返成都，只得暂到平阳简易师范学校（校址在江南宜山）任教。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以后，父亲应杭州浙江省通志馆之聘，任该志分纂。四六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自成都迁回南京旧址。吴贻芳先生电促父亲返校讲课，于是父亲才离开杭州到南京，仍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四八年放寒假时，父亲再次携眷回到家乡。一九四九年初，正值平阳解放前夕，平阳县长罗杰知道大势已去，几次请父亲出任平阳中学校长，以缓和当时的紧张局势，都被父亲一口报绝了。当时还有不少进步青年和当地乡亲来与父亲商议迎接解放鳌江的事情，并推举父亲出来临时维持地方秩序。当时鳌江的驻军为浙江保安大队。父亲曾与北港地下党郑海啸同志（中共平阳县委书记）联系，派人来螯江劝告该大队早日起义，放下武器。同时在地方上筹集了一笔银元，作为那些士兵的遣散费用。平阳解放以后，百废待举，县政府的同志曾邀父亲与项经川、陈德煊等先生主持平阳中学复课的筹备工作。父亲任劳任怨地干了一个暑假，就又回到金陵女子大学教课去了。
  一九五二年南京各大学院系调整之后，父亲由金陵女子大学转入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后担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系务委员会委员、系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並且参加了九三学社。
  自清华研究院毕业之后，一直到他去世的这四十多年，可以说是父亲从事历史学的教学与研究的时期；也是他在业务和学术上颇有成就的时期。
  无论是作为一个教师，还是作为一个研究者，父亲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工作，常常是工作到夜里一二点钟才体息。教师的工作是艰辛的，它的成果往往不象画家手下的宣纸，立刻就能显现出来，而是潜移默化地溶解在每一个学生的智慧中的。父亲先后教授过许多课程，有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等等。凡是听过他讲课的人，都交口称赞他的讲课生动活泼，见解深刻。
  父亲历来反对一些旧的历史学家单纯罗列历史史实的作法。他认为，历史史实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则是从这些史实中，探求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来。他主张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为现实服务。他对那些看政治风向、任意篡改历史的作法，都是深恶痛绝的。“四人帮”横行的那阵子，赞美“沙家”成风，凡是他们想说成好的人物，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被披上了“法家”的外衣。当时有人硬要父亲把严复也写成一个法家人物。在那样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在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打成反革命的威协下，父亲虽然做了一定的让步和策略性的退却，但在原则问题上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除了教学之外，他就是一心扑在科研上了。父亲一生共发表了四十余篇论文和若干专著。早在一九四八年，就出版了《慈禧太后传》。虽然这本小册子是作为一本通俗读物来写的，但现在读起来，还是颇有价值的。这本书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界较早和较完整地论述慈禧太后一生的专著。可喜这本小册子当对只印二千册，对世人的影响不大。
  一九五七年，父亲写的《严夏》出版了。虽只十多万字，但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木完整地论述严复的专著。
  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功绩，就足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引入当时还处于封建思想禁锢之下的中国。他翻译的赫青黎的名著《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唤起国人救亡图存，对当时思想界的影响极大．父亲对这个人物的兴趣，也许很早就开始，甚至可以追溯到池的童年时代。祖父在清末创：办鳌江小成学院时，曾以严译（天演论》为教材。他在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严复传》。从那时起，直到去世前一年，他在研尤严复的沦若、翻译和思想上，耗去了极大的精力。
  正因为《严复传》是第～本介绍严复的书，所、以大量的史料的考证和研究工作都必须从头做起。婴研究严复这个人物的生平，就离不开对他生平经历的了解；要研究严复这个人物的思想，就离不开对他的文章、著作的考证和分折。而仅凭编写《严复传》时所搜集的资科，想要进一步完全地、深刻地研究严夏这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是很不够的。所以父亲就决心庄《严复传》修订再版以后，：编辑一部比较完整的《严复文集》‘编纂将严复生平的文章．。书札都收集进．去，作为研究严复思想的基础。这项工竹大概开始于一九六一一一一九六二年间。在父亲的主持下，当时有不少南京大学的教师和历史工作者参加这项工作．登山是一件艰难的事惝，而攀登一座前人没有开辟过道路的山，就更加艰难了。父亲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我还很小。当时又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在我艨胧的记忆中，那时父亲既要忙于学校的软学任务和行政工作，又要抽出时间编书，他和我们‘趁的时间是极少的。那个时候复印技术还不普遍，严复的大量的未刊行的手稿．全纛葶工抄写，t父亲只好从自已的工资中拿出一不分钱僱人抄写。这样还不够，有时就只好动员母亲来抄写。我小时侯并不懂得这项工作的繁重与艰辛，直到现在，当我自己碰到写文章的困难时，重新翻阅了当年父亲的手稿和密密麻麻的校点、语句严谨的脚注以及记叙某一考证经过的文字之后，才发现这项工程之浩繁和艰辛。 《严复集》的初稿大约有二百多万字，这项工作耗费了父亲大量的精力。他常常为了考证一篇文章的真伪，工作到深夜；为了挖掘一件重要的材料，亲自去拜访有关的人。凡是与严复有一点关系的文字，他都要亲自去寻找，凡是与严复有一点关系的人，他都要亲自去拜访。杭州大学严群先生是严复的后代，家中珍藏着不少严复的手稿，父亲就多次拜访过他。由于父亲的城挚，严群先生乐意地提供出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按照父亲原来的计划，《严复集》完成之后，就可以进行严复思想的研究工作了。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讲，编纂《严复集》是造砖，研究严复的思想则是盖大厦了。除了对严复的思想进行研究之外，父亲不准备对近代中国历史中各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思想进行研究。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这个计划实际上巳经开始进行了，並且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紧跟而来“文化大革命”，中断了这些研究工作。等到父亲重新提笔时，他已是一个白发苍苍、休弱多病的老人了。 “文革”结束以后，父亲又开始了他的紧张工作。记得那对我刚从农村回来，全家四五口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朝北房间里。“文革”中的“劳动”，使得父亲的老胃病经常发作，一年之内几次大出血。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下，父亲的案头又开始堆满了书籍和稿纸。而较之以往多出的一小块桌面，则是放上了一碗苦涩的中药。“四人帮”垮台了，学术界的空气又清新了，父亲伏案的时间也延长了。每当我们劝他休息的时候，他总是焦急地说：“我要做的事很多，而能工作的时间不多了。”
  一九七八年，他又接受了带硕士研究生的工作任务。这样，他的工作越来越重了，他的身体也越来越虚弱了。他自己似乎己经意识到这一点，不但不注意休息，反而比以前更紧张地干起来，因而使得无情的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
  父亲指导的研究生俞政同志，曾经这样描述了父亲最后几年的情况；
  “我能亲聆先生的教诲，是从一九七八年开始的。那时他刚刚做过胃切除手术，脸色苍自，身体虚弱。每次拄着拐杖走进办公室，总要喘上十多分钟，才有力气开口说话。然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主持了一九七八年研究生复试的口试部分，並且很快为研究生开设了好几门课程。在以后的三年中，先生受到国内大好形势的鼓舞，满怀雄心，同时着手多项工作。以一九八一年为例，他既是《严复集》的主编，又要起草《中国近代思想史》，还要修改《维新运动史》（本书为一九六四年所写的讲义，由南大教材科出版，现经修订，巳交上海出版），再加上为研究生指导论文和举行答辨，工作实在苦。……套用文学家们惯用的修辞，我想把先生比作一支智慧的蜡烛。正是他，燃起最后的生命之火，把我们领进了史学研究的大门。”
  一九八二年二月一日是个不幸的日子，父亲紧张地工作了一个上午，终于将某出版社约稿的小册子脱稿，心情非常愉快。就在他准备稍稍休息一下的时候，脑溢血发生了……，父亲就再也没有醒来。经多方医治无效，于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三日二十二点四十分与世长辞。
  父亲走了，他带走了他的笑容和慈爱，带走了他刚正不阿的秉性，留下的是他一篇篇尚未完成的书稿，留下了正待他指导的研究生，留下了正待他开发的新课题和他那未竞的事业。然而，在这所有留下的东西之中，最最珍贵的，却是他留给我们年青人的一片真诚的希望。
  父亲这样写道：
  “回忆我自己十多岁二十多岁在中学及大学读书时，确也认真读了一些书，但自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起，至解放战争胜利前，十二年中，过着流离颠沛的穷苦生活。自解放后至反右运动，八年之间，生活是安定了。但着重在思想改造，学问的大方向是有些端正过来了，但深度却收获不大。及至反右运动至‘文化大革命’，九年之间，又刮了左倾的学术批判风，那时但求无过，不求有功，宁愿少谈书，头脑糊涂些，否则稍有独立见解，便会成为敌我矛盾。不仅害了自己，还要累及家人及子女。因此，自一九三七年抗战之日起，至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倒台前后四十年，正当壮年及成熟的时期，浪费了光阴，直到目前看到祖国前途光明时，则感感到精力衰颓，老矣。一九五六年，我听范文澜同志说，他的心清好象如太阳落西时赶路。我自问少年以后的四十年中，最多只能挤点时间，读了十年的书，我现在的学问积累，最多不过象三四十岁人的水平。庄子说：‘水之积也不厚，则负大舟也无力。’老骥伏枥，虽然不甘心而志在千里，但一旦发愤，即便有满腹空虚之感。刘禹锡说：‘沉舟侧畔千帆过’。虽然我自己还不甘心以沉舟自比，愿意追随你们年青人的‘千帆’之后，但心力交瘁之时，就只能寄希望于你们了。所以我们老年人的心情，对你们年青人的期望特别股切，好象自己犯了罪，无法对这个关系国家命运的四个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只盼望你们以坚忍不拨的毅力，打下雄厚的根基，攀登学术的高峰，或者可以减少我们老年人良心上的内疚。”
  安息吧！父亲，我一定不辜负您对我们的期望。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三日
  此稿写成之后，曾寄北京六叔王载纮先生审阅，六叔又请父亲生前好友施其南先生（商务印书馆编辑）修改润色，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