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在抗战里我们相见，满希望把理想实现，
  奋力挣扎度过一年，我们原不顾艰难。
  虽然目前遭受挫折，但决不心灰意懒，
  各人分途支持抗战，别离了不必留恋。
  我们这个临时学校，有几点大可以自豪，
  赤诚相见肝胆互照，别处不大做得到。
  克服浮浅着重实干，时代儿女志气高，
  这些精神必须保牢，才不枉费这一遭。
  满眼红叶零落飘散，弥天秋风奔驰呼号，
  酷寒严冬即将来到，不辞艰苦与辛劳。
  学习原是为了工作，掀起救亡的怒潮，
  站在斗争的最前哨，真胜利就在明朝。
  上面三段歌词，名叫《离别之歌》，是一九三八年冬，平阳临时中学停办，全校师生面临分手的前夕，对当时依依惜别情景的描绘和愤激心情的流露。它由临中老师沈鉴作词，徐贤议谱曲，既概括了学校一年中走过的坎坷道路，又表达了师生们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决心和信心。虽然事隔四十七年了，但师生们一想到它，脑海里还止不住翻滚起回忆的波澜。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的炮声，震响了整个中国，本县在平、津、沪、杭等地求学的大学生纷纷返回家乡，前几年他们在外地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回乡后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推动下，组织了“平阳青年抗日救亡团”；创办了《平报》；筹建了本县历史上第一所中等学校——平阳临时中学（简称“临中”）。这个学校虽然只办了两个学期，就被迫停办，却为本县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树立了一个里程碑。当年在校师生于学校停办以后，不少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现在有的巳成为党、政、军重要岗位上的领导干部；有的学有专长，成名成家，在不同战线上担负着繁重的任务。
  白手起家 艰苦创业
  平阳僻处浙江东南，在三十年代，交通很不便，文化落后，一个拥有五十多万人口的大县，却从未有过一所中等学校。上中学，非得远到百里外的温州不可。因此筹建中学的消息一传开，就受到社会上学生和家长们的欢迎和支持。鳌江镇的一些工商界殷户，慷慨捐助资金；鳌江小学腾出了原“娘娘宫”的一部分，把两廊改成四个教室，拆去戏台，连同后台的化装室改成办公室，将大殿作为礼堂，并廉价租用塘沽街一座传说经常“闹鬼”的楼房，作为外地师生的宿舍。没有操场，只好在每天早晨由王载纮老师率领师生沿平鳌公路跑步，从车站到西桥，然后回宿舍早餐。课堂必须置备的凳桌和宿舍的床板、家俱等，都是东凑西拼，从各方面借用来的。教学上需要的仪器，都是老师们想方设法解决。如理化教师蔡孔耀，只化了十来块钱买到一盒仪器，内有滑车架、弹簧秤、凹凸镜和通球草等，就可对付初二、高一的理化实验了；音乐课没有风琴，徐贤议老师上课，就拿一支秤杆当作指挥棒。这所学校就是靠师生们以艰苦创业精神，克服种种困难而创办起来的。
  教师们在校上课，不分级别，没有固定工资，每月只领少数的生活补贴，他们从不计较报酬和地位，干起工作来总是全力以赴。如遇教材缺乏，任课老师就自编、自抄、自印，连工友的工作，他们都乐于承担。记得当时教师们曾流传一句戏谑的话：“临中穷学堂，校长当门房”，这也可说是对临中艰苦办学的写照。
  人才荟萃 名噪一时
  当时的物质条件虽然这样差，但是足以自豪的，是这所新办中学有一支朝气蓬勃，年青有为的教师队伍。当临中招生广告在全县贴出之后，曾轰动一时，报名的学生不少，原在温州几个中学读书的学生，也纷纷报考插班入学。
  这所学校的师资很出色：如校长陈德煊，燕京大学毕业生；教师王栻、沈鉴，是清华大学研究生，又是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参加者；蔡孔耀、王祥第、徐贤议、汪远潍、王载纮、杜贤宏、叶岑、杨仕权等，也大都是清华、燕京等大学的毕业生。有些人还曾在这些大学里当过助教。这批教师的质量，不仅在平阳县空前未见，就是跟当时温州区的任何中学相比，也毫不逊色。他们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除了热心教学之外，还积极领导同学们投入救亡活动，影响很大。
  改革教学 独具新风
  临中第一学期招收学生近百名，大都是本县失学青年和本县在温州各中学读书的学生。到了第二学期，外县同学如温州市的徐章、吴炎炎；瑞安的项文格、郭绍震等都纷纷慕名而来，学生人数达一百二十多人。初一人数最多，分设两个班；初二、高一各一个班，我是当时高一班的学生。临中课程设置打破旧的框框，除中、英、算、史地、理化外，删除了政治课“公民”和“童子军”，以及每星期一的“纪念周”。为了激发学生爱国热情，鼓励他们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学校特别开设了“国耻史”课，教授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每周两节，由王栻老师主讲，教材也由他自己编写。
  临中在当时贯彻的教育方针不仅限于智育方面，而是新民主主义的德、智、体、美、群五育，在教学方法上则独树一帜，突出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把读书求知识和抗日救亡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这种办学思想的先进性，和今天提倡的“第二课堂”已很近似。教师们在认真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还培养同学独立思考和工作能力，有些工作放手由学生自治会承担，如建立读书读报会、理论学习会等。在校外，配合救亡团从事社会活动，如刊出墙报，宣传抗战形势。在校内，为了培养同学写作能力，刊发铅印的《校刊》外，各班级还分别出级刊，记得初二的级刊最引人注意，因为那里人才辈出，金冶、李士俊、杨则宁擅长写作，陈力萍擅长绘画，把级刊办得图文并茂，每次刊出，哄动全校。
  为了增长学生课外知识和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学校还举行多种形式的课外活动，如时事和哲学讲座，曾邀请吴景荣、宋廷千、项经川、黄藻如等来校演讲，以扩大学生知识而和对社会的了解，增长才智。
  面向群众 走出课堂
  抗战初期，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在山门畴溪小学创办了“抗日救亡干部学校”，临中与干校的关系非常密切，受到影响也很深。一九三八年初夏的一个夜晚，驻山门的一部分红军战士曾经来到临中，与师生们举行联欢晚会。他们通过生动活泼的形式，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和革命道理，讲述革命斗争故事，情绪十分热烈，直至深夜方散。从此以后，临时省委印发的宣传材料也不断地在临中师生中传播。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纪念抗战一周年的那一天晚上，我们还联合鳌江小学教师和救亡团成员们，组成十多个歌咏队，在鳌江镇街头巷尾引吭高歌，嘹亮的抗战歌声，响彻全镇。从那天以后，这种歌咏活动坚持了一段较长时间。我们还利用暑天群众乘凉时，进行街头演唱，结合口头宣传。在这一基础上，学生会主席阮世炯，组织了十多个同学成立“烽火剧团”，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先在镇上演出，后来深入农村，还到江南宜山、金乡、钱库一带演出，深受群众欢迎。
  赤诚相待 肝胆互照
  临时中学是一个朝气蓬勃，民主空气浓厚，团结友爱的大家庭。上课的时候，学生专心听老师讲课，下课以后，师生象兄弟姐妹般亲密无间，大家一起活动，一起探讨学问或辩论问题。这种气氛在解放前的学校，是难能可贵的。师生们每遇假日星期，常常相率外出郊游或旅行，近的如荆溪山、钱仓山、半山庵、墨城，远的如炎亭、南雁山和瑞安仙岩。目的并不是单纯的游山玩水、观赏风景，而是利用旅游进行有意义的活动。每到一处，大家席地而坐，举行形式多样的讨论会、辩论会或营火会。记得在南雁仙姑洞那次营火会上，大家以沉痛的心情合唱《松花江上》，当唱到“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我那可受的家乡？什么时侯才能够见到我那亲爱的爹娘？”这一段时，沈鉴老师因家乡陷敌已久，亲人遥隔，不禁触景伤情，失声抽咽。全场师生深受感动，争相慰问。这种互相关心、爱护，赤诚相待的关系，在团结抗战的大熔炉中凝成以后，经过革命的洗礼，一直延续到今天。
  排除干扰 坚持办校
  临中建校之初，原定名“平阳中学”，可是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门拒不承认，不准立案。大家商量对策，教师们考虑到一旦战争结束，各人势必返回原校，于是仿照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在长沙合办“临时大学”的先例，就在开学时挂出了“临时中学”的校牌。不料校牌挂出不久，县政府教育科长叶肯，竟气势汹汹地赶到鳌江，强令收起校牌，引起了全校师生的反抗。等到这个家伙一走，“临时中学”的校牌依然高高挂起。国民党政府恼羞成怒，竟下了停办的通知。那时，烽火剧团的大多数同学，受到革命形势的启发，急于投笔从戎。原在清华、北大、南开等大学肆业的几个老师，也急于前往“西南联大”继续深造。在一九三八年的残冬，坚持了一年之久的临时中学，不得不被迫解散。
  奔走革命 人才辈出
  临中解散后，原参加烽火剧团的阮世炯、金冶、许布洛、方严娟、周晓霞、项文格、周月仙、陈枚等十一位同学，会同社会青年周丽霞、胡玉翠等共十四人，经项经川同志联系，由新四军后方留守处主任黄耕夫出介绍信前往皖南，参加了新四军。接着，同学杨力航、李士俊、陈力萍等也先后北上加入革命队伍。还有老师徐贤议、沈鉴、汪远潍、王载纮；同学陈正楠，会同鳌江小学校长温瑜，鳌江妇女团团长宋爱兰等共七人，绕道香港前往昆明“西南联大”继续求学。临中师生从此风流云散，各奔前程。
  光阴荏苒，物换星移。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师生们日夜追求的理想，终于得到了实现。当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在都已霜染两鬓了。但是临时中学的那种赤诚相见，肝胆相照的精神，还在他们的身上闪耀着炫目的光辉。
  附记：本文曾由黄如干同志整理成篇，作为我县党史资料于八三年在“抗日救亡史料专题座谈会”上向与会的老同志征求意见。现就座谈所得，在原稿基础上重行加工整理。主要史料来自陈德煊、王载纮、徐贤议、王祥第等老师；金冶、阮世炯、许布洛、王来棣等同学及社会人士翁奇玉先生的回忆。《离别之歌》则根据徐贤议老师默诵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