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王惺园先生这一篇鳌江公学大事记，是纪念刊中最有价值的文字，一位鬓发斑白的七十老翁，凭借他的旧稿与记忆，加上辛勤的采访，居然能够完成这样一篇富有史料价值的文字，真是难能而可贵。
  鳌江公学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学，他与北京大学、南开中学一样，都是甲午战后维新运动的产物。当日大家受了战败的刺激，认为非努力教育事业，好好训练下一辈的儿童与青年，不足以复仇雪耻。所以，在这抗日将近胜利的时候，举行校庆，叙述校史，抚今追昔，应该特别富有意义。
  惺园先生这篇文字，曾经公学历任校长与有关人士——陈楚青、范介生、王伯琳、范德周先生们的阅读与增改；尤其陈楚青先生，一件细事的遗漏，一句文字的斟酌，八十老叟，竟每为此而终日奔走。但我们终觉得美中还有不足，无论修改过的，还没有修改过的，似乎都还有斟酌的余地。再者，比如公学历年的学生数目，毕业生名单，教职员名单，应该查考政府的存档与利用我们的记忆，尽可能予以补足，又比如乙种商业学校的历史，尚同小学的历史，第三完全小学的历史，鳌江女学的历史，都应该有较详细的记载。鳌江公学的历史是一个小“帝国主义”的发展史，这些种种性质不同、程度各异的学校，都曾先后为公学所并，使公学成为鳌江唯一的教育机关，所以鳌江公学的大事记，应该就是一部鳌江教育的发展史。但这种增补的责任，不能再加到耄耊老翁的身上。我们希望年青的公学校友，能以集体的力量，根据这篇文字，再写成一篇更精确、更翔实的公学校史。
  二
  鳌江公学是四十三年前初创办时的校名，后来奉政府令，一改而为鳌江初等小学，再改而为鳌江初级小学，三改而为鳌江公学初级小学，四改而为县立第二初级小学，五改而为小南区立鳌江小学，六改而为鳌江中心小学，七改而为鳌江镇中心国民学校，四十余年间，八易其名。但鳌江人士，不管这学堂的名字怎样改法，至今大家依旧叫他鳌江公学（或简称公学），比如说，现在我们母校的正式名字是鳌江镇中心国民学校，但谁又能背念得出这个名字呢？我们真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即此也可以反映政府对于校名的改易，实在过于慎密而烦琐了。
  现在且据大事记，列一鳌江公学沿革表于下，或者可以稍醒读者的眉目。（见44至45页之间附表）
  三
  鳌江公学的历史，应该从鳌江书院说起，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四十八个年头了。在这约摸半世纪的时间内，公学的发展，大约可以分为五期：
  第一是鳌江公学前期，也就是初级小学的试办期（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为时约五年。我们巳经说过，鳌江公学是甲午战争的产物。当日一般维新志士，都作教育救国的论调。但正如这次抗战初起我们创办临时中学一样，所谓教育救国，可能包括两种意义：一、这是教育本身的一种改革，要使死教育变成活教育。鳌江“书院”改为江北乡“学堂”，从书院变到学堂，无论在制度上，在内容上，都是一种革新。二、靠教育机关直接参加政治活动，陈大齐、陶焕卿、龚味孙们之相率来此，当日主办人员之竭诚欢迎，恐都带有几分政治热情在内。江北乡学堂之改为小成学院，显然增加了这个学校的政治因索。所以，这五年内，是鳌江公学的试办时期，一切制度、内容、宗旨，都在激烈变化之中。
  第二是鳌江公学成立期也就是初级小学的成立期（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六年），为时凡十五年。自鳌江公学成立后，学校慢慢步上正常的轨道。一、这机关确定为新式的学校制，而非旧式的书馆制。二、这机关确定为一种教育机关，而非政治机关。创办人明白地告诫生徒说：“斯堂所事非他，为吾党谋改良性质；近水之民多智，愿诸君莫误用聪明。”这就是说：救国没有捷径，教育是百年大业，我们要为国家出力的，便是创建“斯堂”，教这些“多智”的“近水之民”，“性质”“改良”了，“聪明”不“误用”了，国家自然可以强盛，仇耻自然可以洗雪，于是这机关便成为一种沉着的而非燥急的事业。但当日地方父老，觉得他们敢毁千古所尊的佛象，而办闻所未闻的学堂，群起而攻之，这一种“风雨飘摇、同舟共济”的滋味，后生小子，又谁能体尝得到呢？但到了民国五六年时，校内居然有三四百学生了，社会上反对的论调也早消声匿迹了。
  第三是鳌江学校林立期，也就是试办高级小学期（自民国六年至民国十八年）。自入民国，尤其在五四运动以后，教育益普遍，这仅只四年的初级小学，已不能满足大家的需要了，于是顾到实用的父兄，要替子弟添办一个商业学校。偏重理想的政府，要在公学以外添办一个讲求普通知识的高等小学。男孩子在公学毕业后，既有升学的机会，女孩子看了也眼红，男女既不许同学，也要求另办一个女子学校。结果，乙种商业学校，县立第三完全小学，鳌江女学，一齐创办起来。自民国十三年鳌江开始轮船通航以来，鳌江的富力益厚，气魄也最雄伟，家家户户都愿子女多读几年书，社会也有能力维持这几个性质不同的学校（三小与女学且办有初级班），所以能如百花怒放，让他并立而争妍。
  第四是鳌江公学成为唯一的两级小学的时期，也就是正式成为完全小学的时期（自民国十八年至民国二十六年），为期约八年。民国十八年，第三完全小学停办，鳌江女学停办，乙种商业学校也停办，一齐并入鳌江公学，由鳌江公学添办一个男女同学的讲求普通知识的高级班，于是鳌江公学成为鳌江镇上一个庞大的唯一的教育机关，人数常在千外，造成浙江全省的最高记录。办理的成绩，也曾为县中第一，这大概是鳌江公学的黄金时期。我们一方面要感激当日主持校务的人物，一方面也应该注意一个似乎更重要的因素——当时鳌江的雄厚经济力。但自秉民先生以校长兼任镇长后，校中似乎失却重心，校务反较以前松弛些，社会只知道向学校争人才，却不知道学校蒙受重大的损失。并且，于社会又有什么直接的好处呢？
  第五是公学的国难时期（民国二十六年至现在）。在这八年中，鳌江越变越穷了，公学的经费也越来越困难了，培植五谷的肥料，现在也移来培植儿童的心灵了。到了民国三十一年，敌人登陆，校舍付之一炬，四十余年的心血，几乎废于一旦，虽然还能存十一于千百，并且我们还在艰难之际，添建一座新校舍，但与当日相比，真有“田园零落干戈后”的感慨，更何况比邻的杨府庙与太阴宫——鳌江公学一向视为帝国发展的殖民地，也同归于烬呢！在这段时期内，绝谈不上发展的理想，大家只有艰苦的支撑。温瑜时代的轰轰烈烈，只不过风云际会中的县花一现。现在的公学，似乎又有复兴的气象。我们但愿这抗战将近胜利的曙亮，照耀着这一群赤诚青年久蛰复燃的活泼的心，否则，在艰难的经济情形之下，我们又将眼光光地看他们跳跃着散去了！
  四
  鳌江公学在抗战期内所蒙受的大损失，大摧残，我们不必怜惜，我们应该认为光荣。我们的学校，原是东海乏滨四十余年间咬定牙根生聚教训，以期复仇雪耻的卧薪尝胆之地，敌人选中了公学而加以毁灭，所谓“求仁得仁”，又何怨呢？我们应该反省而引为遗憾的是：公学的一批主持人物，与历届的毕业校友，在这四十余年中，曾否辜负了这个小小学校的伟大使命？抗战将近胜利了，这胜利真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结果吗？没有半点侥幸么？我们放眼看看中国普遍的自欺欺人的教育，对于公学，诚然有敝帚千金之感。但想一想我们原来所悬的教育使命，再查一查敌国小学的办理情形，我们能无愧于心么？
  战后的鳌江，一定可以恢复战前的盛况，公学的经济基础，前途终究是乐观的。只要我们好好地努力，公学当可以成为全中国第一流的小学。
  我们希望公学能做到下面几点：
  第一、要打好颠扑不破的经济基础。这责任应该由鳌江镇财产保管委员会负担起来，希望能于抗战后迅速完成。这个经费的数字，决不可仅仅做到“敷衍”二字，应该还求继续不断的发展。经费为一切事业之母，谁能替公学办好这件大事的，谁就是公学的“禹王”，所谓“功不在禹下”。
  第二、不惜聘用客卿。鳌江人才有限，纵有几个勉强可以办学的，但他们的志趣与所学，却并不在教育身上，将来总要到外边去。本来公学里巳经培养出来几位很满人意的本地校长，但微薄的校长薪俸，不足以瞻其身家妻子，他们不得不另谋安身立命的地方。校长如此，教员亦然。以后公学的经费如有比较优厚的基础，并且校务与经费剖为两事，则我们可以较高的薪俸，除聘用本地人士外，还可吸收外地的人才。办小学教育，最要紧是热情与毅力，我们不可过于重视主客的区别，资格的高下。我们希望他日有一班不分主客，以公学为他们永久事业的青年集团出现。
  第三、要办商业补习班。战后的鳌江商业，需要一批较有新知识的人物主持，六年的小学教育，不能配备这种需求，彰彰明甚。颇有人想：现在平阳境内，各区大都办中学，我们也办一个，其实这想法是错误的。玄都观里的千树桃花，刘郎看了岂不欢喜，只恐于国计民生，无所补益。中国新教育一向犯着本干太粗、枝叶太细的弊病，过于重视普通教育，轻视职业教育，结果养成许多不会办事的衣冠之士，我们不可再走这条路。我们不但不办中学，我们也不办初级商业学校，因为正式学校，每每牵于规章，浪费精力。
  补习班则可不顾一切，完全以地方需要为定，大概二年诵读，一年实习，便可出为商店的正式职员。这学校不但供给较丰富的商业知识，还可训练一个合作的商人集团。战后的鳌江，商业资本既脆弱得可怜，商业人才如又不能出入一个头地，则他日鳌江入在鳌江商业上的地位，很成问题，虽然“楚人失弓，楚人得之”，我们不必有所介怀，其奈一万人口的生计何！希望大家考虑这个严重问题。
  最后，我们希望公学办理到相当完善后，便应该进而具有负担鳌江全镇建设事业的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