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经川同志的革命道路，更加崎岖曲折。一九四〇年五月，我到丽水不久，接到他寄自金华的信，叫我赶快到金华接替他的工作。我到金华时，他已经转移到浙西前线，没有见到。给他去了信，说自己还幼稚，怕做不好工作，有负于老师的期望。不久，接到他的回信，约我到兰溪去见面。
  在兰溪临江的一家小酒楼上，我向他倾诉了这半年多来的生活和工作。他嘴角挂着微笑，用心地听着，勉励我说：“学生总是要赶上先生，超过先生的。如果学生老是不如先生，那么，我们岂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吗！我们的社会又怎么进步得起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超过先生，这是社会进步的一般规律，也是我们做先生的人的光荣和骄傲。”
  原来，他是怕我不安心工作，特地赶到兰溪，向我做一番思想工作以后，又匆勿返回前线。他待人热情、诚恳，对学生就是这样爱护、关心。他始终是我的先生，我怎么也赶不上呀！
  这次分手以后，不到半年，我在金华《浙江潮》周刊社被捕，与他完全失去联系，听不到他的教诲。抗日战争后期，我逃出上饶集中营，到了丽水，不期而遇。那时，他在丽水一家印刷厂做会计工作，也失去了组织关系。他说：“刘英同志牺牲以后，浙南党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目前白色恐怖非常厉害，我们既要积极找党，又要十分谨慎。”
  我在丽水隐蔽了一、二个月后，一个好心的朋友悄悄告诉我，说丽水保安司令部已在注意我，叫我赶快离开。我去向经川辞行时，他问我的去向，一再嘱咐我路上要多加小心，并相约谁先找到组织，谁就通知一声。
  可是，在白区，我们有如没有爹娘的孤儿，逃亡、流浪；流浪，逃亡，夜茫茫，路遥遥，何时才能找到我们的组织呀！
  一九四七年，解放战争的炮火，打得国民党反动派心惊胆颤，到处捉人、杀人。经川在大陆上无法栖身，带了几个学生，从家乡坐一只帆船，飘过风大浪高的台湾海峡，去了台湾。那时，我正在台北《中外日报》工作。我们相见的第一句话就是：“找到了吧？”虽然答复是否定的，但我们都充满了信心，深知夜巳尽头，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
  台湾“二·二八”起义失败后，我逃回杭州，不久找到了党，想和他联系，却联系不上，只听说他和几个学生还留在台南一个工厂里。
  一九四九年五月，浙江全省解放以后，我很为还羁留在台湾的他的安全担心。喜出望外的是，这年夏天，在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突然遇见了他。原来他又同带到台湾去的几个学生，偷偷地驾着一只舢舨，冲过惊涛骇浪，回到了故乡。当时的平阳县委书记郑海啸同志热情地欢迎他在家乡工作，请他担任平阳中学校长，还提名他为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在我们自己的解放了的土地上，我们呼吸着自由清新的空气，尽情享受着我们阔别已久的师生加同志的情谊。我们将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去建设我们幸福的家园，伟大的祖国。听故乡来人说，他的政治热情一直很高，总是精神振奋，不辞劳苦地工作着，力求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多做点贡献。但是，美好的日子并不长久，他就被错划为右派，走上漫长的更加坎坷的道路。在十年内乱期间，从温州传来了很多关于他遭受非人折磨的消息，我很痛心：那些人怎么会变得比野兽还残暴。
  一九七五年，我因事回到离别了三十多年的家乡，特意去看望他。又出于意外的是，站在我面前的，并不是一位瘦弱、萎靡的老人。不是的，还是二十年前见到的那么健朗、乐观，嘴角依然挂着微笑，在谈笑风生中照常带点幽默。他并没有被那些野蛮的、残暴的行为所屈服，所压倒。他是从生活的荆棘中穿行过来的，浑身已被刺得皮破血流，可能连他的内心也在淌着鲜血。但是他把苦楚留给自己，把微笑给予人们。这需要多么崇高强烈的精神力量啊！我想，这正是他对党的坚定的、经久不渝的信仰在支撑他。他真是坚韧的战士。
  但是，不幸的是，在他的错案还没有得到改正以前，就突然含冤去世了。如果他能再活几年，看到“四人帮”被粉碎，看到自己冤案的昭雪，看到祖国的欣欣向荣，该是多么好呀。
  家乡象梅康、经川这样的革命前辈是不少的，在革命烈士陵园和烈士纪念馆里，有许多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先烈，正是他们披荆斩棘，才推翻了旧社会，他们以自己的鲜血，浇灌了家乡的土地，开出了鲜艳的幸福之花。
  鳌江的潮水，冲上来又退下去；退下去又冲上来。它永远不知疲倦地冲击着一切阻挡着它奔流的障碍，荡涤着一切腐朽和污垢。
  奔腾吧！生活在鳌江两岸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