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一九三九年八月，“民先”结束时，我被秘密发展为党员。那时候，国民党已在各地制造摩擦，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经川同志被迫离开鳌江，转移到金华《浙江潮》周刊社工作。他临走时吩咐我：“国民党已从‘防共’、‘限共’，开始‘反共’了。我走了以后，你们要提高警惕，做好转入完全隐蔽斗争的准备。”
  经川走后不久，鳌江风云突变。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四日傍晚，我们在《平报》工作的共产党员，突然接到通知，晚饭后到梅康同志南货店的楼上开紧急会议。
  三月的鳌江，风吹来已有些暖意。但在这个党的交通站里，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除了《平报》社的党员以外，浙南特委青年部长胡景瑊同志也来了。室内空气有点沉闷、凝重，静悄悄的，相互之间，几乎可以听得见心脏的跳动。
  梅康同志用带点沙嘎的声音轻轻地说：“《平报》可能要出事，特委有紧急指示。考虑到在报社开会不安全，所以把你们都找到这里来。”他的神情镇定、沉着。
  原来《平报》翻印党的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小册子，已被国民党特务发觉，估计到他们近日就要动手，特委派胡景瑊同志赶来鳌江，同我们一起商量对策。
  不平静的夜晚，气氛分外紧张。我们正在悄声的讨论，突然街上传来大队人马行进的杂沓的脚步声，远近的狗也一齐叫了起来。在门口放哨的同志匆匆进来说：“有一队背着步枪的自卫队和警察，向《平报》社方向去了。”
  国民党政府提早动手了。封闭了《平报》，逮捕了主编黄藻如和一名会计，正在报社投宿的革命木刻家、县委统战部长林夫也被捕了。但是，由于特委的警觉，措施的及时，《平报》的党组织未遭破坏，所有党员在梅康同志的安排下，都安全转移了。有的暂时回家隐蔽，有的避到他下涂柑园里的小楼内。
  这幢小楼，离这幢小楼，离镇一里许，在鳌江江边的一片葱绿的柑园之中。几间小屋，踞于柑林之上，可以瞭望附近的动静。一发现情况，大家就到柑园的密叶中藏身。梅康同志借口肺病会传染，在这里建了这幢小楼。实际上这幢小楼是同志们在紧急情况下的隐蔽所。早在抗战以前，好多搞农民运动的领导人，都到这幢小楼里住过。
  《平报》被封后，梅康同志在特委的领导下，发动社会舆论，遣责国民党地方政府摧残文化事业、封闭《平报》的暴行。那时他的肺病已进入三期，经常发热咯血。但他不顾自己的病痛，一次又一次地参与起草和修改《平报社社员为平阳县长张韶舞摧残文化事业告各方人士书》。他考虑到柑园小楼人一多，会引起特务的注意，而且活动也不方便，就抱病住到源康南货店的楼上，找同志商量营救被捕同志的措施。他心里想的，是党的事业，是同志们的安全，是怎样使被捕同志早日恢复自由，对自己的病疾，却完全置之度外。
  他拖着病弱的身体，说服一些当地有名望的士绅，请他们出面营被捕的同志。有一天，他到一个绅士家里，从晚上六时许一直谈到半夜十二时才回到交通站。这时他面色苍白，气喘吁吁。同志们请他先休息一下，但他一边脱长衫，一边强打精神说：“这批士绅总算勉强同意联名具保了。我们要抓紧时机，乘热打铁，明天就把联名信送出去。”歇了歇，他又接着说：“《告各方人士书》也要赶快印发出去。这次我们同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斗争，要求放人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次事件，揭露他们破坏团结、摧残文化的暴行。”这就使我明白为什么前几天他抱病仔细修改《告各方人士书》的道理。
  《告各方人士书》连夜赶印出来了，我们交给邮局寄，不料却被特务邮检扣留了。于是，我们采用移花接木的方法，要了很多商店和单位的信封，分散邮寄出去。又托人带了一部分传单到丽水，从那里寄给全国各地的报社和进步的社团，揭露了平阳当局武装查封《平报》，破坏抗日宣传工作的暴行。很多报刊都登载了，造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
  斗争获得了初步的胜利。国民党县政府被迫释放了黄藻如和会计。梅康同志兴奋地说：“不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政府是决不会让步的。现在，藻如他们果然放出来了，但林夫还关在狱中，我们要继续斗争下去。”
  那时我只有十五岁是党员中最年轻的，特务还不注意。梅康同志考虑再三，决定由我当交通，保持党同狱中的林夫同志的联系。我数次到狱中看望林夫，将小纸条夹带出来交梅康同志转给浙南特委。
  一九四〇年五月，斗争的形势更紧张了。组织上决定我撤离鳌江，转移到丽水、金华一带工作。临走之前我去看了梅康，他斜靠在躺椅上，经过这一段时间紧张的工作，他的肺病更沉重了，低烧、咳嗽、咯血，身体更消瘦了，两眼深凹，说话也没有力气。只有一双眼睛，依然亮着光。他紧握住我的手说：“你因为多次探监，已经引起敌人的注意。组织上为了保护你，只好让你转移。你毕竟年纪太小，又没出过远门，一切要自己留心。万一与组织一时联系不上，也不要紧张，到丽水可以找贤宏，到金华可以找经川，他们一定会帮助你的。”
  他的咳嗽又上来了，一咳就得好几分钟，我看他痰里带血，心里一阵酸楚，安慰他说：“你身体不好，要好好休养。有些工作，让其他同志多做些！”他歇了好一阵，才接下去说：“我身体不行了，干不了几年了，乘还活着的时侯多干些……革命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继续下去！”）
  我竭力控制自己，不让眼泪滚出来，默默地点点头。在我走后的第二年春天，当我陷身“上饶集中营”的时候，病魔就夺去他的生命。这时，他还只有三十多岁。这一席临别赠言，就成了他对我的最后叮咛，寄托着多么深厚的革命前辈对后辈的殷切期望啊！四十多年来，这几句话和鳌江的潮声一起，时常在我的耳边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