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青年抗日救亡团为了迅速及时地把抗战的消息宣传出去，打算办一份报纸。那时，我们手里没有电台，只王广源行里有一只无线电收音机，就借了来，组织几个懂普通话的大学生轮流抄收广播，写成《战报》，贴在街头，围视的群众很多。但是外地的群众看不到。梅康、经川就与地下党员杜贤宏商量，请他的印刷厂把《战报》排印出来，分发到各地去。《战报》是“八·一三”事变后的第二天，即一九三七年的八月十四日创刊的，八开一张。这就是《平报》的雏形和前身。
  一九三八年，地下党决定在《战报》的基础上，创办《平报》。《平报》日出对开半张，两个版。内容比《战报》充实得多，不仅有战讯，还有地方新闻和外地通讯。不仅有新闻，还有言论，还有副刊。这就需要组织一个编辑部和建立一个印刷厂。编辑部几个编辑，除个别外，都是共产党员，有的还是从延安回来的。印刷厂里的几个骨干，也是地下党员。在物色主编的时候，有人建议请黄耕夫担任，但组织上考虑到他是我们党同国民党和平谈判的代表，又是新四军驻后方留守处的主任，面目太红。有人知道经川同志有办刊物和编书的经验，文章又写得好，希望他能挑起这副重担。但是，他很谦虚，只答应参与编辑工作，不担任主编，而推荐进步人士黄藻如先生为主编。他说：“藻如文思敏捷，思想进步，可以胜任这项工作。而且这样安排，报纸容易获准登记。编辑部要我做什么工作，写什么文章，我一定做到。”组织上接受了他的建议，聘请黄藻如为主编。为了易于向国民党政府登记，又请国民党左派人士黄强为发行人，还组织了一个统战性质的理事会。当国民党省主席黄绍竑来鳌江准备会见刘英同志时，请他给《平报》题了报名。我们把黄绍竑的签名也同报名登在一起。有的同志有意见，去问经川。他风趣地说：“这就是借用‘黄绍竑’这块招牌，给我们的宣传做掩护嘛。”
  《平报》出版以后，经川几乎每天晚上都到编辑部工作，协助藻如安排版面，撰写言论。《平报》公开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张，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消息，介绍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还把每日见报的副刊，定名为《持久》，天天发表短小精悍的杂文，批驳各式各样的速胜论和亡国论。在浙南，在闽浙边境，这份报纸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发行份数由几百份增加到二千多份。那时候，有悠久历史的国民党报纸《浙瓯日报》也不过发行一、二千份。
  我是一九三九年八月调到《平报》工作的。进报社的第一仗、就是批驳当时甚嚣尘上的反苏宣传。这年的九月，希特勒悍然发动了对波兰的武装进攻，揭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苏联为了遏止希特勒的侵略，派兵进驻波兰东部，保护波兰人民，使苏德战争推迟了二年。那些以反苏反共为职业的人，竞大造反苏舆论，说什么苏联和德国一样，都是侵略者，他们瓜分了波兰等等。有些不明真相的人，也跟着起哄。《平报》便就此事展开讨论。先发表了中间人士×××先生认为苏联进军波兰也是侵略的长文，接着，藻如、梅康、经川、伯华等同志，就从各方面，对该文的错误观点，作了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批判。中间还发表×××的反批评，接着，又对反批评的文章作了再批评，时间持续了一个多月，使广大读者分清了侵略战争和反侵略战争的界限，澄清了很多混乱的思想，批驳了各种反苏的澜言。在组织这次论战中，我很受教育，不仅提高了认识，又学到了不少宣传艺术。
  由于我在进《平报》工作之前，曾给《持久》副刊投过稿，发表过几篇杂文。到报社不久，藻如先生就要我帮助他编《持久》的一部分稿件。那时候，我是个初生之犊，有点不怕虎的劲头，自作主张，编发了一篇题为《瞎说》的杂文，不料因此掀起了轩然大波。这篇杂文，针对蒋介石的一年内要收复大片国土的“许诺”，说他是完全不顾自己实力的吹牛，“斥之为‘瞎说’，恐也不为过”。原以为天高皇帝远，蒋介石远在峨嵋山下，不一定看到东海之滨的这张小报，就是看到了，也应该有点容许批评的雅量。但此文却触痛了他部下的部下——国民党县党部的老爷，急忙出来指责《平报》反对政府，侮辱领袖，破坏抗战。罪名之大，简直可以把作者、编者捉来杀头示儆。但他们又慑于《平报》报头“黄绍竑”这三个字，不敢贸然处置，只好报告省政府和省党部，要求责令《平报》停刊一个月。我们为平息事端，于第三天发了一个“手民误植”的更正，总算把它抵挡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