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平阳县是浙江省最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早在二十年代，一些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影响的人们，就在鳌江西岸广袤的土地上进行推翻旧社会的斗争。一九三五年，刘英、粟裕同志率领的红军挺进师，又来到平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卷起了更大的革命风暴。
  一九三七年的秋天，芦沟桥的炮声一响，原来战斗在鳌江上游山区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红军，立即再度发出通电和宣言，要求“停止内战，团结御侮”，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举行停战谈判。同时，放手发动群众，以平、津、沪、杭一带回乡的青年学生为骨干，在鳌江镇组织了平阳县青年抗日效亡团，出版了《平报》，办起了临时中学。
  民族的危难，唤醒了这个海滨的古镇。群众的抗日活动，有如鳌江奔腾的潮水，汹涌澎湃。我童稚的心，正是在这个时候，受到了抗日怒潮的冲击和革命风雷的激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革命的事业是壮丽的，革命的道路却並不平坦，曲折坎坷，荆棘丛生。有英勇献身的，也有半途退却的。有敌人的枪弹、刑罚和监狱，也有同志的误解、斗争和打击。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引导我们走上革命道路的许多前辈，不论是壮烈牺牲在与敌人搏斗的战场上或监狱里的战士，也不论是因种种“左”的影响而长期蒙受不白之冤以致与世长逝的同志，他们的英雄形象，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其中有两个高大的形象，显得分外清晰。一个是当年鳌江中心支部书记梅康同志，一个是鳌中心支部成员，我的启蒙老师项经川同志。
  两个高大的形象
  记得我还幼小的时候，常见一位身材修长的青年，穿着灰色的长衫，从我家门口走过，遇到我那做鞋子的舅父，他总和霭地问长问短，有说有笑。大家都亲切地叫他梅康先生。
  他是鳌江镇东郊五板桥人，在镇上开了爿源康南货店。我家门口的南门街，是他的必经之路。我参加革命后才知道，他开的这爿南货店，原来是党的秘窒交通站。紧靠灵溪码道的西北侧，从北港来的同志，离了船，便可悄悄地从它的后门走进去。浙南党的负责人龙跃，吴毓、何畏、黄耕夫等同志，都到过这里。
  鳌江镇的西郊，有个叫徐家站的地方，在一座石围墙上长满绿苔的古老大院里，住着我小学时代的老师项经川同志。他是这个地主家庭的背叛者。
  二十年代后期，梅康同志和项经川同志受陈再华同志的影响，到上海就读于我们党所创办的劳动大学，听到过瞿秋白、茅盾等同志的讲课，受到了深刻的革命教育。在这所学校里，他们虽非同班，却很要好，互相帮助，互相启发。一面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面秧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立志救国救民。
  一九三〇年左右，他们响应党的从城市转入农村的号召，先后返回故乡。梅康到了鳌江南岸农民运动中心的缪家桥，投身叶廷鹏等同志领导的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他以开酱园店为掩护，帮助党工作。又以开店需要资金为借口，变卖田产，拿出二百块白花花的银元，买了枪支，武装了红军游击队。他们经过侦察，成功地组织了一次袭击缪家桥盐务税警队的战斗，缴了这文平时欺压盐民的反动武装的枪支，鼓舞了盐民们的抗税斗争。在这次战斗以后，他的政治面目暴露了，只得转移到鳌江上游麻步镇近郊的鳌峰小学任教。与陈阜、吴毓、何畏等同志，以办夜校、妇女识字班等为名，在北港、南港等地组织农会，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经川同志回到鳌江以后，就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宣传马列主义。一九三四年陈再华同志在广州被国民党杀害的消息传来，他怀着极大的悲痛，冒着生命的危险，多方搜集整理陈再华在广州、上海等地发表的文章以及给亲友的书信，共三十多万字，刊印了一本《再华文拾》。他又联合进步的知识分子，出版了《市街》、《北风》等半月刊。这些平阳最早出版的革命书刊，登载了不少宣传革命思想和战斗精神的文章，使我们在少年时代就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有一次，我们还读到了经川同志发表在鲁迅主编的《北斗》杂志士介绍平阳民间文学——娘娘词的文章，感到由衷的喜悦。
  抗日战争暴发以后，梅康进了浙南抗日根据地，在粟裕同志担任校长的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担任政治教员，讲授政治经济学。他讲课条理清楚，很受学员的欢迎。一位解放后从事经济工作的老战友告诉我，他的经济学基础知识，就是一九三八年初在山门救亡干校时得自梅康和孙克定同志的指教。
  绚丽的春天
  一九三八年，鳌江中心支部建立，梅康任书记。他和经川等同志，把以鳌江镇为中心的平阳全县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我们要建设大众的国防，
  大家武装起来，
  打倒汉奸走狗。
  枪口朝外向，
  收复失地，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把旧世界的强盗杀完！
  鳌江两岸到处有觉醒的群众，抗战的呼声和抗日的歌声，震荡着人们的心弦。
  平阳青年抗日救亡团的活动加强了。那个原来很幽静的王家祠堂，自从设了救亡团团部以后，变成了全县抗日活动的中心。爱国青年在这里，有开会研究工作的，有写宣传文章和标语的，有排练戏剧的，有教唱歌曲的，有画宣传画的，气氛热烈、紧张而又活泼。与冷冷清清，门可罗雀的国民党的“抗敌后援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救亡团的组织发展迅速，江南、北港、南港、万全、小南等区都成立了分团，团员发展到二、三千人。又专门组织了剧团，在杨进同志带领下，在鳌江、水头、宜山和广阔的农村，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杨进自饰卖艺老头，他的爱人蔡翠云饰香妹，演得很好，激发了观众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街头宣传，也很受群众欢迎。梅康那时已患肺病，很多人劝他不要上街宣传，他坚持说：“你们都上街了，留我在家里，闲得住吗？那才要憋出毛病呢！”
  他的演说，没有“学生腔”，讲得十分通俗生动。他身边有一张地图，演讲时就拿出来说：
  “这张中国地图，就象一张桑叶。东洋鬼子有如蚕儿，见到桑叶，就拼命吃。吃了东三省，又吃华北。这叫做蚕食。现在，东洋鬼子还嫌蚕食太慢，想把我们一口吞下去。东海里的大鲸鱼，张开血盆大口，可以吞下一只船，这叫鲸吞………
  “我们要不被鲸吞，不做亡国奴，就要奋起抗战。抗战，当然要靠军队去打。但是，光靠军队还不够，还要我们每个老百姓都去参加，都去支援。我们要以枪对枪，以牙还牙。我们的古人早就说过，‘国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都是匹夫，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都有救国的责任。我们要求政府发抢给我们，让我们武装起来，好不好呀！·”
  台下一片叫好和鼓掌的声音。
  他接下去又说：“讲句老实话，目前这个政府，还不大想抗战呢。我们老百姓要推动政府去抗战，逼迫着政府去抗战，拿出枪支让我们去抗战……
  “我们的全民抗战，不是打几天，打几个月，而是要长期打下去，一直打到把东洋鬼子赶出东三省……”
  他开始讲的时候，声调平和，就象和朋友谈家常一样。
  但是，越讲越激动，慷慨激昂，直至声嘶力竭，发不出声来。有几次，他讲得咳嗽起来，一边吐着一口一口鲜红的血，一边仍坚持讲到底。我们在台下听的人，无不深为感动，到处暴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
  那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有点个人英雄主义，好出风头。有人对梅康的忘我工作，不很理解，冲着他问：“你对救亡团的工作那么负责，你又不当总干事，何苦呢！”
  梅康笑笑说：“我们党的方针，是扩大和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员要充分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踏踏实实地多做点工作，少出点风头，这有什么不好？”
  说得那个同志的脸都红了。我也深受教育。
  象梅康一样，经川同志积极、苦干、热情，从不计较个人名利，默默无闻地在群众中做深入细致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一天，他把我领到鳌江中心小学“三乐亭”边他的宿舍里，坐在满满的一柜书前。
  “我知道你很喜欢读书，看文艺小说。这本书你看过吗？”他从书柜里抽出一本曹靖华翻译的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
  我羞愧地低下头，摇了摇。
  “翻译小说看起来比较吃力，特别是苏联的小说，姓名太长，不好记。但是不要紧，你可以列个表，摆在书边，就不会弄错了。”
  我深深地为这本描写苏联革命战争的小说情节，为英雄人物的动人形象所吸引，只花了两个晚上，就读完了。当我去还书时，他抽出另一本书对我说：“这是中国的《铁流》，没有看过吧！”
  我双手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本封面用牛皮抵包起来的书，打开扉页，才知道是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本描写红军艰苦的长征和非凡的战斗业迹的书，在我的心底，燃起了炽热的革命火焰。
  不久，经川同志就把我们几个少年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洪流读书会”，从阅读进步的文艺书籍着手，进而指导我们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狄超白的《通俗政治经济学讲话》、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同时，还吸收我们参加青年抗日救亡团的一些活动。我因为是穷人的孩子，工作积极，还被秘密吸收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
  创办了《平报》
  青年抗日救亡团为了迅速及时地把抗战的消息宣传出去，打算办一份报纸。那时，我们手里没有电台，只王广源行里有一只无线电收音机，就借了来，组织几个懂普通话的大学生轮流抄收广播，写成《战报》，贴在街头，围视的群众很多。但是外地的群众看不到。梅康、经川就与地下党员杜贤宏商量，请他的印刷厂把《战报》排印出来，分发到各地去。《战报》是“八·一三”事变后的第二天，即一九三七年的八月十四日创刊的，八开一张。这就是《平报》的雏形和前身。
  一九三八年，地下党决定在《战报》的基础上，创办《平报》。《平报》日出对开半张，两个版。内容比《战报》充实得多，不仅有战讯，还有地方新闻和外地通讯。不仅有新闻，还有言论，还有副刊。这就需要组织一个编辑部和建立一个印刷厂。编辑部几个编辑，除个别外，都是共产党员，有的还是从延安回来的。印刷厂里的几个骨干，也是地下党员。在物色主编的时候，有人建议请黄耕夫担任，但组织上考虑到他是我们党同国民党和平谈判的代表，又是新四军驻后方留守处的主任，面目太红。有人知道经川同志有办刊物和编书的经验，文章又写得好，希望他能挑起这副重担。但是，他很谦虚，只答应参与编辑工作，不担任主编，而推荐进步人士黄藻如先生为主编。他说：“藻如文思敏捷，思想进步，可以胜任这项工作。而且这样安排，报纸容易获准登记。编辑部要我做什么工作，写什么文章，我一定做到。”组织上接受了他的建议，聘请黄藻如为主编。为了易于向国民党政府登记，又请国民党左派人士黄强为发行人，还组织了一个统战性质的理事会。当国民党省主席黄绍竑来鳌江准备会见刘英同志时，请他给《平报》题了报名。我们把黄绍竑的签名也同报名登在一起。有的同志有意见，去问经川。他风趣地说：“这就是借用‘黄绍竑’这块招牌，给我们的宣传做掩护嘛。”
  《平报》出版以后，经川几乎每天晚上都到编辑部工作，协助藻如安排版面，撰写言论。《平报》公开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张，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消息，介绍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还把每日见报的副刊，定名为《持久》，天天发表短小精悍的杂文，批驳各式各样的速胜论和亡国论。在浙南，在闽浙边境，这份报纸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发行份数由几百份增加到二千多份。那时候，有悠久历史的国民党报纸《浙瓯日报》也不过发行一、二千份。
  我是一九三九年八月调到《平报》工作的。进报社的第一仗、就是批驳当时甚嚣尘上的反苏宣传。这年的九月，希特勒悍然发动了对波兰的武装进攻，揭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苏联为了遏止希特勒的侵略，派兵进驻波兰东部，保护波兰人民，使苏德战争推迟了二年。那些以反苏反共为职业的人，竞大造反苏舆论，说什么苏联和德国一样，都是侵略者，他们瓜分了波兰等等。有些不明真相的人，也跟着起哄。《平报》便就此事展开讨论。先发表了中间人士×××先生认为苏联进军波兰也是侵略的长文，接着，藻如、梅康、经川、伯华等同志，就从各方面，对该文的错误观点，作了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批判。中间还发表×××的反批评，接着，又对反批评的文章作了再批评，时间持续了一个多月，使广大读者分清了侵略战争和反侵略战争的界限，澄清了很多混乱的思想，批驳了各种反苏的澜言。在组织这次论战中，我很受教育，不仅提高了认识，又学到了不少宣传艺术。
  由于我在进《平报》工作之前，曾给《持久》副刊投过稿，发表过几篇杂文。到报社不久，藻如先生就要我帮助他编《持久》的一部分稿件。那时候，我是个初生之犊，有点不怕虎的劲头，自作主张，编发了一篇题为《瞎说》的杂文，不料因此掀起了轩然大波。这篇杂文，针对蒋介石的一年内要收复大片国土的“许诺”，说他是完全不顾自己实力的吹牛，“斥之为‘瞎说’，恐也不为过”。原以为天高皇帝远，蒋介石远在峨嵋山下，不一定看到东海之滨的这张小报，就是看到了，也应该有点容许批评的雅量。但此文却触痛了他部下的部下——国民党县党部的老爷，急忙出来指责《平报》反对政府，侮辱领袖，破坏抗战。罪名之大，简直可以把作者、编者捉来杀头示儆。但他们又慑于《平报》报头“黄绍竑”这三个字，不敢贸然处置，只好报告省政府和省党部，要求责令《平报》停刊一个月。我们为平息事端，于第三天发了一个“手民误植”的更正，总算把它抵挡过去了。
  一所新型的中学
  一九三七年底，杭嘉湖地区相继沦陷以后，日军飞机轰炸了温州。温州市区几所中学，被迫停课。原来在温中、联中、瓯中读书的阮世炯、金冶、陈力萍等一大批人，陆续回到鳌江，其中一部分人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一部分人分散在各地。梅康、经川等同志看到莘莘学子失学在家不是办法，就与救亡团总干事王栻商量，筹办一所新型的中学，把他们团聚在一起，培养成为一支抗日救亡的力量。调杜贤宏参加筹备，当总务主任，负责找校舍、设课堂等工作。
  但筹办中学的工作开始就遭到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反对。他们一不准备案，二不准招生，想把这所学校扼杀在襁褓之中。可是他们没有想到，你不准办正式中学，我们就改称临时中学。你不准招生，招了生也不承认他们的学历，但招生的海报一贴出，就有大批学生不顾没有学历的威胁，赶来报名，连一些温州老牌中学的学生，也放弃了原来的学校和学籍，到鳌江来上临时中学。这所学校不仅办了两个初一班，还办了一个初二班，一个高一班。学生多达两百余人，挤在娘娘宫那四个狭小而破旧的教室里。设备条件虽然很差，教学仪器很少，但却迸发出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朝气。
  这所学校除了正规中学的课程以外，还开设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讲了阶级斗争。在历史课中，还讲了“国耻史”，激发大家的爱国热忱。这儿教学民主，师生团结，政治空气浓厚，学习要求也很高。记得讲授唯物史观的时候，是几位老师采取辩论的方式进行的，各班学生都可参加，受益很多。我那时侯在读初二，听同班同学、原在温中读书的金冶说，这里的老师学问好，没有架子，在这里读书，精神愉快，比在温中读书获得的知识还多。
  每天早晨，太阳还没有从东海升起的时候，师生就在鳌江中心小学的大操场上集中，迎着展风，操练杀敌和救护伤员的本领。我们还走出课堂，到社会上去做抗日救亡工作，又组织了一个“新生剧团”，下乡宣传抗日，教群众唱抗日歌曲。
  这些活动，更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恐惧和不安，便给这所学校戴上了“红帽子”，派了督学等人来校调查“赤化分子”。他们还扬言教育质量低，学生不好好读书，会误人子弟。但是，经过调查，他们并没有发现校里有共产党，校长陈德煊同志，是燕京大学司徒雷登的高足，说不上“赤化”。所有教师也都是平、津、沪著名大学毕业或肄业的高材生，很有学问，又是平阳、瑞安、温州一带有名望的士绅的子弟，他们自然不便轻易下手。抽查了几个学生的作业，成绩之好也出乎他们意外。但是他们并不甘心从此罢休，反而编造谎言，报请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下令停办。梅康、经川、王栻、德煊等同志没有理睬他们，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继续办了一个学期。在结束前，经川同志通过组织，输送一批同学到皖南新四军。分别的时候，大家流着眼泪，高唱《临中校歌》：“我们在抗战里相见，满希望把理想实现。奋力挣扎，度过一年，我们原不顾困难。学习原是为了工作，掀起救亡的怒潮。站在时代的最前线，分别了，何必留恋。”
  风云变幻
  一九三九年八月，“民先”结束时，我被秘密发展为党员。那时候，国民党已在各地制造摩擦，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经川同志被迫离开鳌江，转移到金华《浙江潮》周刊社工作。他临走时吩咐我：“国民党已从‘防共’、‘限共’，开始‘反共’了。我走了以后，你们要提高警惕，做好转入完全隐蔽斗争的准备。”
  经川走后不久，鳌江风云突变。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四日傍晚，我们在《平报》工作的共产党员，突然接到通知，晚饭后到梅康同志南货店的楼上开紧急会议。
  三月的鳌江，风吹来已有些暖意。但在这个党的交通站里，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除了《平报》社的党员以外，浙南特委青年部长胡景瑊同志也来了。室内空气有点沉闷、凝重，静悄悄的，相互之间，几乎可以听得见心脏的跳动。
  梅康同志用带点沙嘎的声音轻轻地说：“《平报》可能要出事，特委有紧急指示。考虑到在报社开会不安全，所以把你们都找到这里来。”他的神情镇定、沉着。
  原来《平报》翻印党的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小册子，已被国民党特务发觉，估计到他们近日就要动手，特委派胡景瑊同志赶来鳌江，同我们一起商量对策。
  不平静的夜晚，气氛分外紧张。我们正在悄声的讨论，突然街上传来大队人马行进的杂沓的脚步声，远近的狗也一齐叫了起来。在门口放哨的同志匆匆进来说：“有一队背着步枪的自卫队和警察，向《平报》社方向去了。”
  国民党政府提早动手了。封闭了《平报》，逮捕了主编黄藻如和一名会计，正在报社投宿的革命木刻家、县委统战部长林夫也被捕了。但是，由于特委的警觉，措施的及时，《平报》的党组织未遭破坏，所有党员在梅康同志的安排下，都安全转移了。有的暂时回家隐蔽，有的避到他下涂柑园里的小楼内。
  这幢小楼，离
  这幢小楼，离镇一里许，在鳌江江边的一片葱绿的柑园之中。几间小屋，踞于柑林之上，可以瞭望附近的动静。一发现情况，大家就到柑园的密叶中藏身。梅康同志借口肺病会传染，在这里建了这幢小楼。实际上这幢小楼是同志们在紧急情况下的隐蔽所。早在抗战以前，好多搞农民运动的领导人，都到这幢小楼里住过。
  《平报》被封后，梅康同志在特委的领导下，发动社会舆论，遣责国民党地方政府摧残文化事业、封闭《平报》的暴行。那时他的肺病已进入三期，经常发热咯血。但他不顾自己的病痛，一次又一次地参与起草和修改《平报社社员为平阳县长张韶舞摧残文化事业告各方人士书》。他考虑到柑园小楼人一多，会引起特务的注意，而且活动也不方便，就抱病住到源康南货店的楼上，找同志商量营救被捕同志的措施。他心里想的，是党的事业，是同志们的安全，是怎样使被捕同志早日恢复自由，对自己的病疾，却完全置之度外。
  他拖着病弱的身体，说服一些当地有名望的士绅，请他们出面营被捕的同志。有一天，他到一个绅士家里，从晚上六时许一直谈到半夜十二时才回到交通站。这时他面色苍白，气喘吁吁。同志们请他先休息一下，但他一边脱长衫，一边强打精神说：“这批士绅总算勉强同意联名具保了。我们要抓紧时机，乘热打铁，明天就把联名信送出去。”歇了歇，他又接着说：“《告各方人士书》也要赶快印发出去。这次我们同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斗争，要求放人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次事件，揭露他们破坏团结、摧残文化的暴行。”这就使我明白为什么前几天他抱病仔细修改《告各方人士书》的道理。
  《告各方人士书》连夜赶印出来了，我们交给邮局寄，不料却被特务邮检扣留了。于是，我们采用移花接木的方法，要了很多商店和单位的信封，分散邮寄出去。又托人带了一部分传单到丽水，从那里寄给全国各地的报社和进步的社团，揭露了平阳当局武装查封《平报》，破坏抗日宣传工作的暴行。很多报刊都登载了，造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
  斗争获得了初步的胜利。国民党县政府被迫释放了黄藻如和会计。梅康同志兴奋地说：“不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政府是决不会让步的。现在，藻如他们果然放出来了，但林夫还关在狱中，我们要继续斗争下去。”
  那时我只有十五岁是党员中最年轻的，特务还不注意。梅康同志考虑再三，决定由我当交通，保持党同狱中的林夫同志的联系。我数次到狱中看望林夫，将小纸条夹带出来交梅康同志转给浙南特委。
  一九四〇年五月，斗争的形势更紧张了。组织上决定我撤离鳌江，转移到丽水、金华一带工作。临走之前我去看了梅康，他斜靠在躺椅上，经过这一段时间紧张的工作，他的肺病更沉重了，低烧、咳嗽、咯血，身体更消瘦了，两眼深凹，说话也没有力气。只有一双眼睛，依然亮着光。他紧握住我的手说：“你因为多次探监，已经引起敌人的注意。组织上为了保护你，只好让你转移。你毕竟年纪太小，又没出过远门，一切要自己留心。万一与组织一时联系不上，也不要紧张，到丽水可以找贤宏，到金华可以找经川，他们一定会帮助你的。”
  他的咳嗽又上来了，一咳就得好几分钟，我看他痰里带血，心里一阵酸楚，安慰他说：“你身体不好，要好好休养。有些工作，让其他同志多做些！”他歇了好一阵，才接下去说：“我身体不行了，干不了几年了，乘还活着的时侯多干些……革命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继续下去！”)
  我竭力控制自己，不让眼泪滚出来，默默地点点头。在我走后的第二年春天，当我陷身“上饶集中营”的时候，病魔就夺去他的生命。这时，他还只有三十多岁。这一席临别赠言，就成了他对我的最后叮咛，寄托着多么深厚的革命前辈对后辈的殷切期望啊！四十多年来，这几句话和鳌江的潮声一起，时常在我的耳边回响。
  崎岖的道路
  经川同志的革命道路，更加崎岖曲折。一九四〇年五月，我到丽水不久，接到他寄自金华的信，叫我赶快到金华接替他的工作。我到金华时，他已经转移到浙西前线，没有见到。给他去了信，说自己还幼稚，怕做不好工作，有负于老师的期望。不久，接到他的回信，约我到兰溪去见面。
  在兰溪临江的一家小酒楼上，我向他倾诉了这半年多来的生活和工作。他嘴角挂着微笑，用心地听着，勉励我说：“学生总是要赶上先生，超过先生的。如果学生老是不如先生，那么，我们岂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吗！我们的社会又怎么进步得起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超过先生，这是社会进步的一般规律，也是我们做先生的人的光荣和骄傲。”
  原来，他是怕我不安心工作，特地赶到兰溪，向我做一番思想工作以后，又匆勿返回前线。他待人热情、诚恳，对学生就是这样爱护、关心。他始终是我的先生，我怎么也赶不上呀！
  这次分手以后，不到半年，我在金华《浙江潮》周刊社被捕，与他完全失去联系，听不到他的教诲。抗日战争后期，我逃出上饶集中营，到了丽水，不期而遇。那时，他在丽水一家印刷厂做会计工作，也失去了组织关系。他说：“刘英同志牺牲以后，浙南党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目前白色恐怖非常厉害，我们既要积极找党，又要十分谨慎。”
  我在丽水隐蔽了一、二个月后，一个好心的朋友悄悄告诉我，说丽水保安司令部已在注意我，叫我赶快离开。我去向经川辞行时，他问我的去向，一再嘱咐我路上要多加小心，并相约谁先找到组织，谁就通知一声。
  可是，在白区，我们有如没有爹娘的孤儿，逃亡、流浪；流浪，逃亡，夜茫茫，路遥遥，何时才能找到我们的组织呀！
  一九四七年，解放战争的炮火，打得国民党反动派心惊胆颤，到处捉人、杀人。经川在大陆上无法栖身，带了几个学生，从家乡坐一只帆船，飘过风大浪高的台湾海峡，去了台湾。那时，我正在台北《中外日报》工作。我们相见的第一句话就是：“找到了吧？”虽然答复是否定的，但我们都充满了信心，深知夜巳尽头，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
  台湾“二·二八”起义失败后，我逃回杭州，不久找到了党，想和他联系，却联系不上，只听说他和几个学生还留在台南一个工厂里。
  一九四九年五月，浙江全省解放以后，我很为还羁留在台湾的他的安全担心。喜出望外的是，这年夏天，在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突然遇见了他。原来他又同带到台湾去的几个学生，偷偷地驾着一只舢舨，冲过惊涛骇浪，回到了故乡。当时的平阳县委书记郑海啸同志热情地欢迎他在家乡工作，请他担任平阳中学校长，还提名他为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在我们自己的解放了的土地上，我们呼吸着自由清新的空气，尽情享受着我们阔别已久的师生加同志的情谊。我们将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去建设我们幸福的家园，伟大的祖国。听故乡来人说，他的政治热情一直很高，总是精神振奋，不辞劳苦地工作着，力求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多做点贡献。但是，美好的日子并不长久，他就被错划为右派，走上漫长的更加坎坷的道路。在十年内乱期间，从温州传来了很多关于他遭受非人折磨的消息，我很痛心：那些人怎么会变得比野兽还残暴。
  一九七五年，我因事回到离别了三十多年的家乡，特意去看望他。又出于意外的是，站在我面前的，并不是一位瘦弱、萎靡的老人。不是的，还是二十年前见到的那么健朗、乐观，嘴角依然挂着微笑，在谈笑风生中照常带点幽默。他并没有被那些野蛮的、残暴的行为所屈服，所压倒。他是从生活的荆棘中穿行过来的，浑身已被刺得皮破血流，可能连他的内心也在淌着鲜血。但是他把苦楚留给自己，把微笑给予人们。这需要多么崇高强烈的精神力量啊！我想，这正是他对党的坚定的、经久不渝的信仰在支撑他。他真是坚韧的战士。
  但是，不幸的是，在他的错案还没有得到改正以前，就突然含冤去世了。如果他能再活几年，看到“四人帮”被粉碎，看到自己冤案的昭雪，看到祖国的欣欣向荣，该是多么好呀。
  家乡象梅康、经川这样的革命前辈是不少的，在革命烈士陵园和烈士纪念馆里，有许多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先烈，正是他们披荆斩棘，才推翻了旧社会，他们以自己的鲜血，浇灌了家乡的土地，开出了鲜艳的幸福之花。
  鳌江的潮水，冲上来又退下去；退下去又冲上来。它永远不知疲倦地冲击着一切阻挡着它奔流的障碍，荡涤着一切腐朽和污垢。
  奔腾吧！生活在鳌江两岸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