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黄藻如同志是抗日战争初期浙南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创办的《战报》、《平阳日报》、《平报》的主要负责人。解放以后，很多人不了解他，而从前了解他的人，又因为他后来的曲折经历和情况不明，也对他困惑不解。现在，党的英明政策终于落实了，平阳的党和政府已对他作出正确评价，一个已经英勇牺牲了的革命志士，终于得到应有的崇敬和纪念。
  黄藻如同志一九〇八年生于鳌江镇。他没有受过现代学校教育，幼年时随他的外祖父王燕青先生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著作。凭他的刻苦和聪敏，竟达到很高的文化修养。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不仅增长了他的学识，其中所反映的我们中华民族英雄人物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崇高品德，更熏陶了他少年时期的心灵，使他从小懂得忠实厚道之可贵，苟合取容之可鄙。他倾倒杜甫、陆游，知道人生在世，应当忧国忧民。他在报社时给我的印象是举止严肃，寡于言笑。每天晚上在编辑部写社论、写短评、改稿子、拟标题、划版面，其效率之高，令人惊异。每临缺稿时，能依马可待，挥笔写出一篇小杂文。他不用钢笔，一手毛笔字既快速，而又字字端庄厚重。很多人不明白他竞如此才华横溢，不明白他的写作能力、办报才能是从那里来的。这除了天资因素以外，主要出于他是以自己的满腔热血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斗争，用自己的全部热情和精力为人民的利益而诚实地服务，抗日救亡运动的怒潮锻炼了他的才能。他无私无畏，嫉恶如仇，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总会觉得他正气凛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出而办进步报刊，动笔抨击时弊，是很危险的工作。但是总得有人去做，党需要邹韬奋那样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浙南，黄藻如同志受党组织的委托，不顾身家性命，毅然挺身而出，把这个担子担负起来了。他在报社做的工作比任何一个人都多，而他身体瘦弱。体力在别人之下。一九四〇三月十四日《平报》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封闭后，《〈平报〉社社员为平阳县长张韶舞推残文化事业告各方人士书》中说：“……内部职员多系埋头苦干，义务供职，为事业而工作，所有薪给竟少到仅具膳食，其中尤其是编辑主任黄藻如君，他为地方报纸奋斗到二年多，牺牲一己，艰苦支持，毫无倦容。”的确，他以自己的行为在报社同人和社会进步人士中赢得了很高的声望。
  我至今仍清楚记得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四日夜里的情形。当报社所有员工被集中到楼下一个房间时，他被伪平阳县政府秘书何鲁成押着最后进来。他脸色严肃，看着大家。他心里想着什么呢？我忖度着。当何鲁成问每个人的身份时，他插话了：“这是刚来的排字工人。”“这不是报社的，是小报童。”当问到我时，他向何鲁成说：“练习生。”我明白了，他此刻想的是别人的安全。
  那一次，他和中共平阳县委宣传部长、木刻家林夫，报社经理部会计王于东三人被捕了。黄藻如同志先是关在鳌江警察所，两天后转到平阳县监狱，以后又交伪县党部“监视”。他面对伪平阳县长、杀人魔王张韶舞的审问，大义凛然，毫无惧色。反动当局迫于社会舆论，又查不清他的政治身份，一个月后将他和王于东释放了。
  藻如同志非但热心革命工作，与此同时，他还为地方做了不少社会公益活动，如义务帮助鳌江小学兴建了一座教学楼（有六或八间教室），解决了小学生入学的困难；与人合资办起了鳌江第一座发电厂，使鳌江人民第一次点上了电灯；与人合资兴建了鳌江第一个戏院，使鳌江人民首次有一个正式的误乐场所。他家祖传的布店，山于他肯办公益事业和一场火灾，彻底破产了，但他也并不在意。他为人慷慨，鲠直和厚道，至今在认识他的人们中还是有口皆碑的。
  一九四一年秋天，我去苏北新四军之前，向他告别。我率直地向他讲了此行去向，他祝我一路平安，后会有期。想不到那一别竟是永别，以后永远见不到他了。
  一九五三年我第一次回故乡时，听人说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去台湾了，在台湾又被蒋介宕反动集团逮捕。当时我只在鳌江待了三天就勿匆回部队，来不及探望他的亲属，也了解不到更多情祝。
  一九八〇年春节我从云南边陲第二次回故乡时，见到了他的遗孀和子女。他的长子黄加灏同志比较清楚地告诉我他父亲后来的情况，向我提供了重要资料。
  黄藻如同志在《平报》事件遭逮捕释放后，仍拒不与国民党当局妥协，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九四三年六、七月间又一次遭国民党逮捕，并欲解往温州，因多方营救，在解到瑞安后又转押平阳，经月余才释放。此后他的言行就一直处于国民党当局监视之中。一九四七年迫于社会环境险恶，他出走台湾。这时的台湾正是发生“二·二八”革命事件的前夜，他以笔作武器，和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在“二·二八”革命事件被镇压下去后仍没有停止。一九四九年五月，他第三次被捕。同年十二月，台湾反动当局以所谓“以讽刺文字诋毁玫府信誉”；“连续以文字为有利叛徒之宣传”罪（伪“判决书”语，原文如此），判处徒刑十年。一九五四年他从火烧岛集中营给家里寄来最后一封信后，就杳无音讯了。
  去年加灏给我信中说，从台湾回鳌江探亲的人已向县里有关领导同志进一步证实，其父被关押期间仍坚贞不屈，坚持自己的信念。一九五五年，被国民党枪杀。从狱中拿出来的遗物，只有一床旧被单，几件旧衣服，一个纸板做的围棋棋盘。加灏并说，他的母亲及姐姐虽早有思想准备，听到这个消息后仍然悲恸异常。我们这些人，黄藻如生前的同志和战友，也同他的亲属一样，尽管理智上早已不相信他仍在世上，但感情上仍存在一线希望：有一天他会回来和我们共享，今日之欢乐。然而这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了。他和许多先烈一样，在黑暗年代里奋力苦斗，历尽艰辛困苦，在见到光明以前，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黄藻如同志的表兄弟项经川同志（我读小学时的老师，三十年代入党的共产党员，粉碎“四人邦”以前在温州含冤去世），一九四九年底从台湾辗转回到故乡时带回了黄藻如同志在台湾《公论报》副刊《日月潭》等刊物上发表的一百多篇文章的剪报。这些剪报是他根据台湾国民党反动当局对黄藻如同志的“判决书”上开列的“不惑”、“新生”、“白琅”、“藻”、“将军”、“无咎”、“赤羽”、“萍如”等笔名而收集的。
  伪“判决书”上说他发表了一百八十篇“对于政府施政影射、讽刺、诋毁、辱骂”的“煽动性文章”，项经川同志几乎全部都带回来了。经过三十年的变迁，加灏同志给我看时只剩下四十来篇了，全是揭露台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锋利的杂文。为便于大家认识黄藻如同志，下面简略介绍几篇：
  一篇题为《死也不得安静》，发表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是一个“生固艰难，死也不得安静”的社会。文章结尾有一段说，“有多少‘准死人’在着。”“大家觉得‘准死人’这个名词太陌生么，其实，这是最确切的一个名词，而且可以作三种解释：第一种是说和军队里的准尉快要正式升为尉官一样，饿肚子的‘准死人’也快正式成为死入了；第二种是准可代凖，‘准死人’就是凖定会死的人；第三种是准作批准讲，政府对于这许多抢饭吃的人没有饭给他吃，就等于批准他们是该死的人。”讲得何等深刻！对那个社会，真是一针见血。
  一篇题为《从曹操捉刀说起》，发表于一九四九年元旦。当时正是战犯求和，李宗仁出来“代总统”的时候。文章借用曹操接见匈奴使节时，命崔琰自代，自己则扮作侍者捉刀立于床头的故事，揭露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现在正有人为我们中国的‘捉刀’问题而大费踌躇呢！”文章不仅指出中国的‘捉刀’人（即蒋介石），而且针对美帝国主义指出：“现在国际上的‘捉刀’假使也象文人代人‘捉刀’作文一样就好了，奈何他们所‘捉’的乃是‘刀’属的武器，一亮相就须自已加入了厮杀，那就未免有些‘那个’……”
  一篇题为《鹿》的，已残缺，发表在一九四九年，月日不详。文章借鹿来发议论，最后说：“现在虽然是鹿骇未己，狼顾不息，但时代已经不同了，历史上那些以鹿为博者也该明白他的穷途末路的日子已经到来，以后要看鹿的本身将怎样去争取太平盛世，温饱优游于灵台之下，以享天年。鹿其勉之。”文章表达了他对“鹿”——苦难中的人民即将获得解放的无比欢欣和美好期望。
  一篇题为《狂人日记的末页》，发表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胜利结束三大战役，列阵于长江北岸，国民党南京政府即将覆亡，文章模仿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欢呼：“我终于出来了，眼前所看见的都是光明的一切，那么我该把这页日记作为最末页结束了黑暗的过去，再开始用新的一页去记录未来的光明生活。”
  但是，十分可惜的是，他自己终于没有见到他所盼望的光明，在光明降临之前，他在被禁锢的那间黑暗屋子里倒下了……
  然而他没有真正倒下去。他的光辉形象，他的精神，他的道德文章，永远留在他的同侪和后人当中，浙南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