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1928年1月9日，蒋介石在派系斗争中下野后又重新上台。为了独揽党权，他利用手中掌握的国民党中央组织大权，通过整理地方党部与登记党员，把原来掌握在反蒋派手中的一些党部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里，把国民党变成清一色的拥蒋派。这一工作由于反蒋派的抵制，到1928年底才勉强完成。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正式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
  在训政时期，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仍十分激烈，但对共产党的态度却完全一致，即进行反苏，反共和镇压工农民众。在这个时期，平阳县党部召开了八次党代会，选举了八届执监委，名单如下：
  第一届（1929.5～1930.7）
  常务委员吴勃，组织萧汉杰，宣传鲍昕，训练黄强。候补执委金翼云。
  监察委员李森、苏晔、郑溱（《浙江党务》108期）。
  第二届（1930.7～1931.6）
  常务委员黄强、委员兼组织部长萧汉杰，委员兼训练部长王玄、候补委员兼宣传部长金翼云，候补委员兼民训干事张明。
  监委常委叶申，监委委员沈若素、苏景澄（县档232—3—83;232—3—29）。
  第三届（1931.6～1932.5）
  省圈定王玄、萧汉杰、黄强为执行委员，候补执委陈方表。
  监委林光熙，候补监委叶申。（县档232—3—11）
  按：省圈定，系用种选举法即县党大会选出后，由省党部指定谁为常务委员执委或监委。
  第四届 （1932.5～1933.5）
  省圈定金云翼、黄强、萧汉杰为执行委员。候补不详。
  监委林毅、候补不详。（县档232—3—11）
  第五届 （1933.5-1934.6）
  常务委员萧汉杰，执委黄强、王景球，候补执委李芳、金翼云。
  监委林毅，候补监委林光熙（县档232—3—11）、（《浙江党务》153期）。
  第六届 （1934.6-1935.6）
  常务委员陈方表，执委王景球、金翼云，候补执委林毅，孙渭。
  监委萧汉杰，候补监委林奎《浙江党务》163期。
  第七届 （1935.6-1936.7）
  常务委员陈方表，执委金翼云，林毅，候补执委王玄、孙渭。
  监察委员萧汉杰，候补林光熙（县档232—3—50）。
  第八届 （1936.7-1937.10）
  常务委员王玄，执委陈方表、王尊球，候补林毅、金翼云。
  监委萧汉杰，候补吕宗尚。（县档232-3-51）
  训政时期，县党部执委会人员变动不大，主要由北港人黄强、陈方表，南港人萧汉杰，鳌江人温怡、王玄，昆阳人金翼云等组成，有一定的地区性，也逐步形成了一批党棍。训政时期党员不多，“此八年内党员增加有限，至1937年统计（估计），亦不超过500人，省党部审核亦甚严”（《登记工作参考材料》）。1933年11月《浙江党务·浙江省各县市征求预备党员数额暨注意事项》载：平阳原有党员数额167（与清党以后数相同），预备党员数额181，合计348。人口总数655592，拟续征预备党员数额1000。备注：该县应注意矿工份子之吸收。”征求结果未见确数资料。
  训政时期县党部的工作，可查的主要有三方面：前期的组织群众团体及推行二五减租；后期的执行新生活运动及参与清剿共产党。前期的工作如黄强在1932年5月12日，在县第十次代表大会闭幕典礼所说：“……近来会议最大毛病是议而不行。本党注重宣传，同时更要力求事实之表现。唯各区分部在目前状况，非但不行，并且不言，以致上级党部所规划的实际工作无从推进。”“议而不行”，“非但不行，并且不言”，这正是失去正义，失去人心后国民党的精神状态。下面就二五减租和清乡剿匪两事，看平阳县党部在历史舞台上的表现。
  一、“二五减租”及群众团体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转入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坚决反对土地革命，对工农革命群众实行最残酷的恐怖政策，但国民党中一部分较有远见的人，主张用“二五减租”来反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1928年秋，浙江省党部颁布《二五减租条例》，规定佃租最高额为正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再按此数实行二五减租，因此规定最高租额为正产量的百分之三七·五。省党部的减租条例受到代表大地主利益的省政府的剧烈反对，它通令各县政府禁止二五减租，甚至宣称二五减租就是共产党。后来，将这个争执呈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解决，中央批准省党部的二五减租条例，因此，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有了基础的地方，部分地实行了二五减租。因此，又爆发了无数次租佃纠纷，县党部又协同其他社会团体，组织了仲裁委员会，仲裁这些争执。
  平阳县党部组织的二五减租，以1930年5月红十三军攻打平阳城失败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只是个别地方实行，后期则较普遍开展。因为在大革命失败后，一般知识分子不满意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统治，但又没有决心去参加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土地革命，他们想找第三条道路，就是改良主义道路。他们主观上是企图改造乡村，改造社会，因而，热情地推行着二五减租。如平阳县党部（1929.5-1934.6）的执委黄强，就是这样一类青年（具体情况可见《平阳文史资料》第五期，游寿澄写的《黄强传略》因属回忆，时间上有差误），使平阳的二五减租搞得颇具声色。为什么1930年后才普遍展开呢？这与红十三军攻打平阳城失败后，革命力量几乎损失殆尽，革命处于低潮有关，一般农民还没有决心去同国民党政权进行武装斗争，而二五减租正适合于农民要求的。因此得以普遍开展。
  关于前期情况，1930年2月28日，金贯真巡视温台各县给共产党中央的报告中写得颇清楚：平阳“县委因和中心县委失去联系，一个知识分子的县委同志投降改组派，几乎整个县委都被改组派欺骗过去了。县委是不时开会的，但因见不到中央通告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方法，结果开起会来也没有事好讨论，以后索性讨论是否可与改组派暂时合作的问题了。……我在平阳的工作，几乎完全集中揭破改组派上面……平阳完全没有黄色农协会的组织，二五减租也只有极少部分地方实行。三县（按：指永、瑞、平）同志在数量上达二千人，但没有赤色农会组织，真是怪特的事情。”（《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第611页）
  从金贯真的汇报可见：在中共方面，存在左倾错误。“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在乡村中的基本工作方针应该有两个：第一个，是在主观客观条件上已具备的地区－实行革命的进攻，建立革命的武装与政权，苏维埃红军游击区即是如此。第二个，是在主观条件或客观条件还没有或不可能准备进攻的地区—就应坚决的巧妙的实行退却，利用一切改良的可能，合法的可能，以便保存后备军与党的组织，准备与聚集革命的力量，建立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等待新的革命的来潮。当时的错误，就在于只有第一个方针，而没有第二个方针。”（刘少奇在1942.3.14日《答薛暮桥同志》。引自1982年第四辑《中共党史资料》。）在国民党方面，改良主义的二五减租确实吸收而且蒙蔽了一批青年。而平阳虽有少数地方实行，但尚属宣传阶段。
  平阳普遍实行二五减租是1933年。当时减租的普遍，与地主阶级之间斗争之剧烈，《厚庄日记》记载得十分详细。如1933年10月18日载：“江南农会取乡内最低旧租秤较为折合新衡之定准，提为总农会所定，为陈家堡陈茂芳所诉。农会知事将败诉，乃转诉茂芳为妖言惑众。党部为呈函金乡公安局，逮之，请县提案讯办。”又如1933年12月25日载：“江南田亩之收获，与万全小南诸乡无异，而交租特轻者（每亩仅百五十斤）、则以数百年前起科定则之殊（江南本涂涨地，定三则四则），积久相沿而不能改。今既‘二五减租’，每亩仅得租谷为百二十二斤半（按：应为百十二斤半之误）。乃佃农依恃会势，并追减去岁二五，则是本年百二十二斤半之租谷再减去三十七斤半，是每亩之租仅得八十五斤。以现在谷价每元五十斤计之，仅一元七角。每亩完粮除去八角，仅得九角。家以百亩计，仅得九十元之收入，将何以度生活？况现在苛捐杂税一一取之有田之家乎？今县政府已经布告：去年之租，未减者不得追减，而农民敢于违抗不听者，则以江南各处农会林立，会中聚食及设备之费，皆取之农民，除常捐外，又加收其租谷（每亩二三斤至七八斤不等），许农民以追减去岁二五以填补之，且明许以业户不依，即予包讼，则农民安得不持以反抗乎？查各会之为会长者，类非真正农民，皆向来游手好闲，似非农之辈，厕足其间。农民所以争得于业户者，大半销耗于若辈之手中。则亦何必瘠业以肥此等似佃非佃之闲民乎？鄙意此刻应断定；除本年二五减租外，去年未减租者，即认为去年会未成立，不得追减，一有违抗，即以反动论。如此，则业户得有收入，而不得借口以拖欠完纳。此上下两得之道也。”
  这是二则不可多得关于二五减租的第一手材料，从中可见县党部推行二五减租受到地主的反对的情况。他们以此为借口拖欠完纳，向政府施加压力。是年冬，地主联合向南昌行管的蒋介石告状：“江南农会数十，入会数万”，“汹汹之势，石破天惊”，认为这是“民国十六年间张植、林珍、雷高升的余孽所为”。其二，从中可见当时县党部组织的农会，头头“皆向来游手好闲，似非农之辈，并从中渔利。”关于渔利，1933年8月28日载，“江南农会每亩收谷三斤，以江南共有二十万亩田计，有六十万斤，每银元以四十斤计，有一万伍千元。如晚季再收三斤，共有三万元。据谢仲明计算（夹注：仲明为农会书记），江南有廿五个农会（夹注：实则不止此数，或未报成立也），每会以百五十人计，三千七百五十人，每人以十亩计，三万七千五百亩，亩以收数五斤计（夹注：缘各会有二三斤、七人斤或十斤者亦有三）共得一十八万七千五百斤。每元四十斤计，得四千七百元弱，如两季各收五斤，即有九千四百元弱。实则农会今日益加多，必在万元以上也。”此虽系估计推算，但也可见黄色农会渔利的一斑。其三，县党部是全力支持农会的，为镇压地主的反抗，县党部曾请公安局出面逮捕地主。可见支持的程度，又如地主上告后，南昌行管，于1934年3月17日，命令平阳解散农会，指名逮捕三个农会的头头。这时，黄强虽已辞去常委职务，但仍赶到县、专署、省设法营救。经过黄强的一番“力保”，后来（1935年1月），准许平阳农会恢复活动”（游寿澄《黄强先生传略）。其四，二五减租实行是普遍的，仅江南一地，就有备案的农会25个。他们斗争在客观上为贫苦农民的生存，获得喘息的机会。
  二五减租目的是反对土地革命，而不在于改良，但国民党中的改良主义者，却为之奋斗，由于地主资产阶级政府的反对，是绝对不能真正实行的，当农民根据自己经验认识到国民党的欺骗手段，认识到推翻国民党政权的不可避免时，土地革命的新的浪潮就到来了。而国民党中的改良主义者也从中得到教育，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走上一条新的改造旧中国的道路。黄强所走的路也证明了这一点。
  组织群众团体，一直是这个时期县党部的主要工作之一。1928年12月至1929年3月，县党部对工会团体进行重新登记。当时，矾业工会、渔业工会、印刷业工会、药业颗友工会、船夫工会、挑夫工会、搬运工会、裁缝工会等参加登记的人员有2154人，审查不合格者234人。1929年5月，矾矿工人提出加薪要求。5月22日、7月3日，县党部、县政府、县工会整理委员会、县商会各派代表一人，矾业工会和资方各派代表三名，进行调解。结果，议定每厂每日加发工资大洋壹元三角。嗣后，资方推翻协议，县党部再次派员调解，仍没有结果，不了了之。（县档232—2—23)1931年7月，县党部再次对工会进行整顿，只留下会员1256人，工会组织的权力基本控制在一批工头手中。
  二、协同“剿匪”
  这时期的县党部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实行残酷的迫害。1930年2月，山门闹饥荒，5月24日，红十三军武装攻打平阳城。6月24日，县党部即函致驻温浙保四团，“近两年来，吾瓯各县迭遭匪祸，凶残焚劫，闾里为墟。即如平阳一邑而论，本年2月间，土共倡乱于山门；上月24日，共匪扑攻县治，打家劫舍……函请大部召集温属各县党政机关商决，以戢匪风。”（县档232-3-67）不但对中共尽污蔑，而且提出联合镇压的办法。
  1935年冬，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红军挺进师到闽浙边开展活动，建立了鼎平泰根据地。国民政府十分恐慌。本县奉令于1936年4月7日成立“清乡善后委员会”，于11日分两队随军出发，办理“清乡及剿匪宣传”。6月18日，因军队他调，暂行结束。历时二个多月。对革命根据地进行残酷的烧杀。
  在“清乡剿匪”中，县党部人员几乎全部参加了善后委员会，随队参加清乡，如清乡善后委员会第一队编查宣抚人员有：徐用、萧汉杰、张秉澄、陈方表、金翼云、徐德芳、王尊俅等；第二队人员是徐用、萧汉杰、张秉澄、倪鸿章、洪忠、张明、胡弢、林性石等。第一队活动地点是灵溪、桥墩、观美、萧家渡、凤池、平水、沪山、大龙、矴步、天井、对务、玉苍、晓阳等乡；第二队活动地点是华阳、昌禅、南宋、矾山、赤溪、凤垟、龙沙、括山、闹村、南湖、莒溪等乡。（县档232-3-105）
  清乡队所到之处，草木为腥。在清乡善后的工作报告（县档232-3-105）中，他们毫不忌讳地书写了他们杀人放火的“伟功”：“4月23日，在华阳乡莲花山附近发现重要匪犯六人，即由洪队长（忠监）、倪编查员（鸿章）率队前往，匪即四散逃窜，当场格毙赤匪交通组长郑继荣、著匪廖国炳二名”；“5月1日上午8时，金翼云、徐德芳及临时干事钟子庄，协同县壮丁队，前往云亭无量贡、白坑、八亩等处巡视，并向乡民作个别宣传。在白坑将该著匪潘世眼住屋拆卸焚毁。下午一时，金翼云、徐德芳、王尊俅率队至王家山大凤门，焚毁著匪林圣惕住屋。后至九条束，焚毁窝藏土匪之洪汝敕住屋。”“5月10日上午八时，（金翼云等）前往观美乡，在溪边将著匪苏湖怜住屋及河口苏方净住房拆卸焚毁。……又往茂竹将著匪吴居蒲住屋焚毁，至太高清将张钦镯住屋拆卸。”“6月8日下午二时，徐县长带队在天井一带堪察地形，搜索散匪，……枪毙匪首陈应谐一名。”
  关于“清乡剿匪”之事，1936年《厚壮日记》也有零星记载：如2月22日：“平阳莒溪土匪，因保安团（按：保安队十大队第三中队）穷追，转被包围，倪队长身死，全连仅逃出12人。”6月1日载，”刘英股匪在福鼎平阳间，系南港边境。”又云，“南港自去岁至今，已枪决三百余人。”此亦佐见斗争之激烈，镇压之残酷。这种镇压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清乡善后委员会在办理清乡和剿匪宣传时，还“悬赏购缉匪首”：鼎平中心县委特派员罗顺绸，悬赏二百元；“匪首”林上听等七名各悬赏一百元。还在矾山、蒲门、霞关、莒溪、藻溪、观美、五岱乡、灵溪、宜山等地建筑碉堡10座，专门对付共产党活动。
  1937年2月，国民党第十九师唐伯寅旅两个团驻平围剿红军挺进师及红军浙南游击队。县党部继续配合军队围剿清乡，杀害大批共产党人。抗战期间，县党部除继续配合政府反共外，还添设调统室特务组织，由省党部委派调查员，专门从事杀害共产党和陷害革命分子的活动。1939年1月，成立平阳县自上委员会，1947年11月，改为平阳绥靖委员会。1948年冬，又改为平阳戡乱委员会。这些反动组织除县长及个别县机关头头外，其余大部分成员均为县党部和三清团县级委责人担任。疯狂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三、新生活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浪潮不断高涨。为了摆脱困境，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起一个以恢复中国固有道德，以求“民族复兴”的所谓新生活运动，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其目的在于用封建的伦理纲常，四维八德来整治人们的思想，禁锢人们言论行动，使之摆脱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以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新生活运动内容有：以“礼义廉耻”为基础，以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具体标准，以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和“军事化”为追求目标。
  1934年4月中旬，平阳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县长自任会长，具体事务由县党部办理。1934年9月28日，县党部开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奉令取消会员，唯举干事。新生活促进会，实际成为县党部下的一个下属机构。
  1943年，促进会进行改组，由县党部书记长兼任常务委员，并分设总务、调查、设计、推行四股。分别推行礼俗教育，守时运动、清洁卫生运动，体育运动。科学运动，禁烟禁毒宣传，正音运动（推广普通话）等。甚至派兵强行推行，在民不聊生之时，搞得百姓怨气冲天，又无可奈何。结果如何，也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