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五十多年前，家住鳌江的两位中共地下党员杜贤宏和项经川，接受中共浙江省委布置的任务，到丽水开设“浙东书店”，为党发行图书和印刷文件。时过境迁，但当年情景仍历历在目．
  1938年3月，原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组织部长粟裕率主力从平阳北港出发，开赴皖南编入新四军建制后，省委书记刘英仍留温州、丽水一带开展地下工作。当年冬，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毓到鳌江《平报》社找经理杜贤宏和县青年抗日救亡团负责人项经川（1），传达了刘英书记的指示，要他们到丽水（当时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开办书店和印刷厂，为党发行图书和印刷秘密文件。
  1939年春节一过，杜贤宏、项经川就带着我到温州，住进了平阳人开的“来安旅馆”。刘英接见了杜、项俩，交给了一笔开办书店和印刷厂的经费，并作了指示。我们就在温州五马新知书店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特约发行所选购一批图书和各种文具，置办了印刷器材和铅字（印刷机有脚踏四开机、石印机、脚踏二号架、三号架等等），整整装满了一只“舴艋船”，逆瓯江而上，运到了丽水。
  这时，吴毓担任了新四军驻丽水办事处主任。办事处设在高井巷内。我们一到丽水，吴毓即接见了我们。经研究，书店取名“浙东书店”，并附设印刷所。店址选在高井巷口．这里距离新四军丽水办事处和丽水“生活书店”都只有30多米，三方面联系极为方便。书店是一幢二层楼的砖瓦房，楼下前房是门市部，后房做印刷车间，楼上是排字房和寝室。
  书店开业后，经理杜贤宏通过关系又向桂林购进一批进步书刊，如《群众》、《新青年》等等。桂林的进货渠道是由地下党员郑诚之（即木刻家野夫，解放后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秘书长），写信和寄款给桂林《救亡日报》的同志代办邮寄丽水的。那时，浙东书店大量征订、发行《救亡日报》。
  同时，浙东书店还与丽水生活书店挂钩共同进书。生活书店向金华、武汉、江西的生活书店调拨图书时，都加上我们所需的数字。书到后，我们向丽水生活书店结算书款。当时在金华、丽水出版的进步刊物，有少儿读物《东南儿童》，木刻美术刊物《刀与笔》、《旌旗》、《号角》、《战鼓》、《铁骑》、《反攻》和《怎样研究木刻》等等，我们浙东书店都大量进货（2）。店堂内除用玻璃书架陈列图书外，还将反映抗日战争、鼓舞民族土气的小说、散文、诗歌等文艺书籍用铺板平摊陈列，旁边放着条凳，让读者坐下来翻阅选购。有些读者想看书而没钱买书，一坐就是半天，我们照样笑脸迎送。
  浙东书店既卖书又卖文具，也承接印刷业务，生意兴隆，顾客盈门。但也引来了许多“麻烦”事，国民党县党部和驻守在丽阳门的宪兵营经常来人检查图书，不是说这本书不能卖，就说那本书要没收。例如《西行漫记》、《被开垦的处女地》、《铁流》、《文件》等等都被没收。他们检查很细，甚至把《抗战歌曲集》中的一首《国际歌》和另一首《克里姆林宫的钟声》都硬要我们撕页售出，而且这种检查，经常不断，没完没了。
  我们也研究了斗争的对策：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分局等出版的图书陈列在明显的地方，而把一些“受禁”的书，只在不明显处陈列样本，大量存放在楼上。一见到国民党县党部或宪兵营来人，杜贤宏、项经川就立即迎上前去递烟倒茶，请他们到房间里叙谈。我就将“受禁”图书迅速转移，使他们检查时一无所获。
  浙东书店接待过无数中共党员，为他们提供伙食住宿，成为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点。接待过的党员有：新四军干部金淳（1941年牺牲），中共平阳县委宣传部长林夫（木刻家，1942年6月在上饶集中营赤石暴动时牺牲），邱荃麟（解放后全国文联负责人之一）；新四军干部杨进（解放后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现健在）和林斤澜（作家，现北京市文联负责人）等以及鳌江《平报》社被平阳反动县长张韶舞武装查封后，报社中一部份地下党员也来此暂住过。还有许多革命报刊和党的有关文件，也在这里秘密印刷或通过这里传送到“丽水刘祠堂背”中共浙江省委机关的。
  1941年春，敌机疯狂轰炸丽水，浙东书店被烧毁，成为一片废墟，所有工作人员均转移别处工作。至此，我党在丽水创办的“浙东书店”也完成了历史使命。
  注：
  （1）杜贤宏原是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学生，项经川原是上海劳动大学学生，进步青年，教过书。抗战暴发后回乡做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4月在鳌江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由中共浙南特委直接领导工作。
  （2）《东南儿童》半月刊是1939年在金华创刊，后迁丽水出版发行的。主编杭苇，解放后是上海市教育局负责人。木刻美术刊物是1939年在丽水的“浙江省战时美术工作者协会”出版发行的。负责人有万思、郑野夫、张明曹、金逢荪、俞乃大、孙福熙、朱苴民等七人。